蔡澜：名流才子的“什锦”人生

    1941年，南洋新加坡邵氏“大华戏院”的戏楼上，一个可爱的婴儿呱呱坠地，父亲给其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蔡澜”，听起来像“菜篮”。戏楼、买菜的篮子，冥冥之中注定了蔡澜一生和电影、美食密不可分。

    儿时，蔡澜的家住在戏院楼上，父亲蔡文玄是邵氏电影公司在南洋的发行主管，兼“大华戏院”的经理，电影伴随着蔡澜整个的成长过程。当时新加坡分华校和英校，各不教对方语言。为求听得懂电影对白，蔡澜上午念中文，下午读英文。

    父亲蔡文玄还是位诗人，很喜欢文学。经常买一大堆书回来给儿女们放在地上，随儿女们挑选。姐姐蔡亮喜欢教育类的，哥哥蔡丹喜欢做生意的书，而蔡澜则偏爱看希腊神话、《天方夜谭》这些古古怪怪的书。

    电影和书都看得多了，与众不同的感触也越来越多。年仅14岁的蔡澜写了一篇影评《疯人院》投给《南洋商报》，没想到报纸竟然刊发了，蔡澜很兴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被聘请为报纸电影版副刊编辑。蔡澜活得很潇洒，一拿到稿费，他就带着一帮同学去吃喝玩乐，夜夜笙歌。

    慢慢长大，蔡澜决定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他离开狮城，游历他国。因为爱好电影，而当时日本的电影很发达，他最终选择留学日本，就读于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电影科编导系。

    1957年，蔡澜在日本读书的时候，看着他长大的邵逸夫先生对他寄予厚望：“那边刚好有一个经理要退休了，你正好可以接任。”于是，他担任了邵氏电影公司的驻日经理，购买日本片到香港放映，又以影评家的身份，成为多届亚洲影展的评审员。当年邵氏电影愈拍愈多，蔡澜也经常游走于韩国、台湾地区，背包旅行。

    1963年，邹文怀先生自组嘉禾影业公司后，蔡澜被调返香港，担任制片经理一职，参与多部电影的制作。因为太喜欢电影，蔡澜宁可不做导演，选择制片。他认为制片就是“校长兼敲钟”：制片要构思故事，请编剧写成剧本，同时，又要接洽适合此戏的导演、演员、工作人员，计算出详细的预算，还有配音、拷贝、做海报，也要参与讨论并给出意见，一直到安排发行，卖版权，片子在戏院上映，无一不亲力亲为。有时，蔡澜可以同时拍五六部戏，但他乐此不疲，在《城市猎人》《烈火青春》等20世纪90年代风靡亚洲的商业电影中，“监制：蔡澜”的标记十分常见。

    虽然从小看电影，大学念电影专业，第一份工作也和电影相关，还曾坦言自己最爱的是电影，但是蔡澜并不想把电影当做“终身工作”。1998年，老搭档何冠昌因心脏病辞世，再加上盗版猖獗、市场疲软，整个电影业，一年只有一两部电影卖座，其他都亏得一塌糊涂。蔡澜心灰意冷，忽然意识到电影再好，也是别人的事情，而他竟然为别人的事忙碌了40年!蔡澜放弃电影，重拾纸笔。《东方日报》的“龙门阵”、《明报》副刊、《壹周刊》上，皆有蔡澜的专栏。

    有关生活的吃住用行，蔡澜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的文章，谈吃，谈喝，谈旅游，声色犬马，纸醉金迷，但最广为人知的还是他关于美食的撰文。他将自己的好吃秉性，归结于父亲起名的“不慎”，大哥蔡丹，侄子蔡晔，“于是一家人正好拿着菜单（蔡丹），提着菜篮（蔡澜），去买菜叶（蔡晔）”，不爱吃，可能吗?因为“好吃”，蔡澜吃出了学问，吃成了与金庸、倪匡、黄霑齐名的香港四大才子之一。蔡澜一天的美食路线图是这样的：早晨喜欢吃面食，中午在外面吃不同的馆子。吃五六家才会诞生一篇美食文章，且从不白吃白喝，也不只褒不贬，坏的就说坏，反而让读者喜欢。

    尽管一路“吃吃喝喝”，他理想的人生境界却是如丰子恺、弘一法师。他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吃吃喝喝，以兴趣为工作的生活，是我一生的追求。”不是披星戴月地“讨”生活，不是百无聊赖地“熬”生活，以“享受人生”为正业的蔡澜对生活的态度是“玩”，在股掌之间玩出出神入化的境界。

    很多人都问过蔡澜：“电影人、美食家、商人，你究竟是做什么的?”蔡澜说：“我只想做一个人，这并不容易。做人就是努力别看他人脸色，做人也不必要给别人脸色看……人与人之间要有一份互相的尊敬。所以，我不管对方是什么职业，是老是少，我都尊重。”

（选自《读者》）

王运熙：平淡中自有丘壑

    2月8日凌晨，著名文史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运熙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所挚爱的研究，离开了他所牵挂的学生。

    王运熙1926年出生在江苏省金山县，从小就爱好古典文学。后来，王运熙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成为陈子展的助手。陈子展治学兼通新旧文学，目光宽广，思路开阔。他在和王运熙谈话时，滔滔不绝，上起先秦汉魏，下逮现代的一些学者和作家。正是在这样一种名师云集、学术氛围浓厚的情形下，王运熙走上了他的治学之路。

    从1978年到1996年退休，王运熙主持的语言文学所集中了多位学科带头人，下设6个研究室，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成为学术研究的重镇。语文所成立以后，一个重要的成就就是完成了三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写。

    1983年到1996年，王运熙又在原有基础上与顾易生共同主编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历时十余年，对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的研究更具系统性和完整性，把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王运熙一生专注于学问，甘于淡泊，白首未改此心。他曾经说：“上海的大闸蟹很好吃，但不吃也无所谓；但不让我看书写书，那就一天也受不了。”虽是玩笑，却道出了他虽在陋巷却不改其乐的心境。

    王运熙赠给学生吴承学一本《文心雕龙探索》，他在书的扉页题写“治学自警语”：“全面观照，准确把握。正本清源，探明原貌。”他的治学亦如此，不求新、不求奇、不媚俗、不趋时，从文献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做最平实的学问。在研究《文心雕龙》时，王运熙的结论与北方一些学者，如，中华书局的周振甫，山东大学的陆侃如、牟世金，西北师范大学的郭晋稀等几位先生的观点并不相同，在当时引起了争论。王运熙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指导写作的书，并不是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和关学著作。他以原著文本为研究的出发点，努力把握刘勰整个文学思想体系，避免先入为主，用现代文学理论去套。因此得出的结论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认同，逐渐被大家接受并信服。

    “王运熙先生做学问有独到的见解却不故作高深，从不说过头话，都是结合实际来讲，这种做法让人十分敬佩。“国家图书馆原馆长、文心雕龙学会会长詹福瑞告诉记者。

    王运熙常为学生讲起近代以来的学术流派，信古、疑古、释古三派中，他将自己定位为释古——既不盲目信古，也不一味疑古，而是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准确地分析、鉴定，恰切地评述、印证，最后得出平实、适中的结论。

    “创新”在王运熙那里具有不同的含义——求实即是创新。他认为古典文学研究面对的是浩繁的历史材料，人们在面对这些材料时难免众说纷纭，其中便会夹杂很多误解，而研究如果能够收集、整理、分析材料，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消除误解，这就是学术创新。

    复旦大学教授、王运熙的弟子杨明告诉记者，王运熙一生孜孜不倦，只为求真求实。刘勰的《文心雕龙》中“风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如何理解众说纷纭。在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前期，曾有过热烈的讨论，流行的学说认为“风骨”代表“文章的内容”、“纯洁的思想”、“合乎道德规范的情感和意志”等。王运熙对材料进行穷尽性的搜集，然后条分缕析，最后得出结论：刘勰所谓风骨，是指作品的艺术风貌、表现效果而言，不是就思想内容的高下邪正而言。

    与此相承，王运熙也澄清了当时对建安风骨的误解。很多学者认为，建安风骨主要是指那些表现社会动乱、人民苦难的诗歌的思想内容。王运熙则认为，南朝人所说的建安风骨只是指建安诗文爽朗刚健的风貌。

    王运熙服膺《札记•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和《史记，五帝本纪赞》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将其作为治学的座右铭。王运熙的治学正是对这两句话的最好注解。

    “不作惊人之语，无剑拔弩张之势。但他很了不起，了不起就在于忠于学术，坚守学者的良心。”杨明对王运熙的治学品行推崇有加。

    直到去世，王运熙一直居住在上海火车站附近的一套48平方米的旧房子中，从1978年至今，已有四十余年，每天都能听到火车进出的轰鸣声。正是在这间斗室，走出了我国文学学科第一位长江学者吴承学，也培养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批中坚力量，其中很多已然成名成家。

    王运熙是在凌晨离世的，一如往常一般平静。“生如夏花之绚烂，死若秋叶之静美”，恰可比拟。

（节选自2014年2月22日《中国教育报》）

马三立的笑与泪

    曲艺界认为，是马三立真正将相声从撂地摆摊带进剧场殿堂的。相声界甚至有这样的说法：“谁不学马三立谁不会说相声，谁刻意模仿马三立谁说不好相声。”这样的赞誉在同行之间实属难得，他被公认为“相声泰斗”。

    马三立的相声，情节荒诞，但并不离谱，使人觉得合情合理。他善于观察社会生活，注意从生活中汲取养分，以其含蓄隽永、质朴自然、温文尔雅的艺术风格，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因此有行内人认为，直到马三立才真正形成了本色自然、冷面滑稽、外松内紧、有条不紊、表演细腻的“马派相声”。

    马三立出身曲艺世家。祖父马诚方年纪轻轻就漂泊江湖，跟评书艺人学会说书，最拿手的是《水浒》，娶妻生子后进北京城安了家。他在什样杂耍门中颇有声望，交游甚多，其中包括相声前辈春长隆、恩绪。这两位见多识广，又有才气，所说的相声趋向雅而不俗。马诚方让儿子马德禄拜在他们门下学艺，再传至马三立兄弟。

    因深知做艺人的艰辛，父兄一直竭尽全力供马三立读书。但最终因家境窘迫，1930年，马三立迫不得已子承父业，入了相声一行，走街串巷，尝尽了江湖险恶。

    虽然生活艰难，但马三立在相声创作上却从没有丢掉过自己的风格和格调。他早年表演的传统相声，主要是最见演员功力的“贯口”活儿与“文哏”段子。中年之后，在表演对口相声的同时，马先生也善演单口相声，并且常能使所演节目给观众带来“余音绕梁”的美感。

    据不完全统计，他演出过传统相声两百多段，创作、改编并演出新相声六七十段；同时，他还创作有两百多个相声小段。他一生都扎根市井大众，评说的是家长里短，刻画的是街坊四邻，对小人物的演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的作品以讽刺见长，超越了对一事一物表面现象的关注，更注重于对人性的反思与揭露。

    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前，说相声属于“下九流”，是被人看不起的职业，但马三立却一直秉承老艺人敬师敬业、自珍自重的态度，对于相声也抱有一种敬畏的心理。他毕生都记得“门长”裕德隆的训话：学艺不是儿戏；干一行，敬一行，爱一行；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要多学多看多想多练，明白相声的道理；上台兢兢业业，下台沉稳自重，不贫不贱，不奸不懒，守礼守节守义。

    在马三立看来，相声就是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的9年里，他满腔热情地改编表演新相声。1952年，他主动申请参加赴朝慰问团，回国后加入天津广播曲艺团，致力于相声的整旧创新，后转到天津市曲艺团，还当上了副团长。

    但直爽的性格，又让他吃了苦头。1958年9月，“反右”运动卷土重来。电台共有500余名职工，先是揪出了4名“右派”，有关部门嫌“太少了”，又分下11个指标来。领导们为难了，重又打起精神在剩余人员中查找，直到确定马三立。从1958年秋天当上“右派”到1977年秋返回市曲艺团，19年间马三立只说了3年相声，其余则是长达11年的下放劳动和5年“关牛棚”做杂役的生涯。

    1961年3月16日，天津东郊军粮农场，马三立已经下放到此劳动两年了。当晚农场开大会，领导突然宣布马三立是“摘帽右派”了，可以返回原单位重操旧业，他当场落泪。

    1999年4月，“马三立老人院”正式落成，在他的晚年生活中，除了大量的慰问演出之外，他几乎把所有的心思都扑在了这上面，亲自安排医疗、伙食等事务，还常常到各个房间，与老伙伴们说笑聊天。

2003年，这位最会讲笑话的老爷子走了。他在遗嘱中说：“我毕生只想把笑留给人民。”

（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马三立把为观众演出看成是天大的事，为此他一生都把观众视为衣食父母。他常说：“人家买票看我们的表演是对我们的抬爱，他们懂相声、爱相声，我们不能骗观众。”（选自《文史春秋•相声泰斗马三立》）②和马老谈话，丝毫感觉不出他有一丁点名人的架子。他朴实、谦虚，句句大实话，有时拿自己解嘲，却毫无哗众取宠之处。（选自《马三立：动、静、学、乐》）

流沙河：前面是终点站，下车无遗憾了

徐琳玲

    暗幽幽的光线里，流沙河坐在背靠阳台窗户的单人沙发里，慢悠悠讲着《诗经》，语调平缓得如一条溪流。坐着看，这是一个干瘦干疫的老头儿，头脑却敏捷、锐利得让人赶不上趟。谈话间，他在客厅和书房间来回疾行：一会儿从书房里搬出一本厚厚的《十三经注疏》，“咬”地又一转身，拿来一个放大镜，“咬”地又起身从书房端出纸笔，给记者拆解姓氏的由来。

    他原名余勋坦，笔名“流沙河”出自《尚书•禹贡》之“东至于海，西至于流沙”0 1931年生于成都，4岁开始研习古文，在民国时代的公立学校里念完了小学、初中、高中至大学一年级。

    那是一个新旧文化彼此交汇、撞击的年代。学堂的国文老师们认为白话文浅近直白，一看就懂，老祖宗留下的古文篇章才是珍珠。“我的小学老师规定所有的作文必须用文言文写。中学时，国文老师把《古文观止》里的许多文章都选进来。所以，我们在课堂里学的，比国民政府规定的《国文教科书》要多得多。”念高中时，他已经背下了《庄子》、《孟子》、《荀子》中的不少篇章，以及曾国藩、桐城派的文章。“当时我们十三四五岁，记忆力特别好，背了这么多古诗词、经典，!现在想忘记都忘不掉。”流沙河认为，学古文的第一要义就是背诵，记住了会终生受益，“你会用一辈子来消化它，慢慢懂得它，形成一种文化性人格。”

    1947年春，他考入省立成都中学高中部。和当时大多数热爱文艺的青年一样，兴趣迅速转向了新文学。巴金一的小说、鲁迅的杂文、曹禺的戏剧，还有艾青的诗歌都让他沉迷。他开始向报纸投稿，陆陆续续发表了十来篇短篇小说、诗、杂文。一个崭新的世界于1949年到来。以最高分考入四川大学农化系后，流沙河再也按搽不住热情，就读半年后就离校投身“创造历史的洪流”。先在《川西农民报》任副刊编辑，后调到四川省文联，任创作员。又任《四川群众》编辑、《星星》诗刊编辑。

    此时的流沙河是一名积极上进的青年文艺工作者，用诗歌、散文、先进人物事迹报道讴歌着社会的新面貌。

    随着政治运动的到来：1957年流沙河被打成右派。在省文联接受劳动监督时，他一度被分配到图书资料室管报纸。在资料室的库房里，他欣喜地发现一堆“破四旧”留下的旧书，里头大部分是先秦典籍。他一头扎进旧书堆里，每日忙完劳役后在里头读书度日。后来，他干脆把床铺也挪到书库里。在发黄的旧书堆里，这个被命运抛入谷底的年轻人找到一个与窗外世界截然不同的“桃花源”。他不复觉得自己是天下最不幸的人。在史家留下的书里，记载着各朝代的黑暗岁月、人的艰难处境，以及各种各样的冤案错案。流沙河说自己读了历史之后，就觉得个人的连遇很微不足道了，甚至开始感恩。

    给他带来最多安慰的，是少年时图固吞下的《庄子》。这大抵是中国读书人的一个命运传统﹣一当人生遭遇困顿、“兼济天_下”的入世理想破灭，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释、道二家。平和、柔顺、不争，这是流沙河面对外部世界的姿态，他自称是庄子2300年后的门徒。    1978年，他作为全国最后一批“右派”获得平反。一年后，他重回四川省文联，也重回《星星》诗刊编辑部。自1989年起，流沙河决意弃“诗”从“文”。冉云飞对流沙河的诗歌评价并不高，“‘他真正有价值的，是80年代之后一系列文化、文字研究的著作，包括《庄子现代版》、他写的随笔，以及这十来年的《白鱼解字》、《文字侦探》、《流沙河认字》。”“这些作品才真正匹配他今天的盛名。”近二十年来，他把大部分精力倾注于古文字研究，埋首于甲骨文、金文和篆文之中，津津有味地探究着每个汉字背后属于“自己的故事”。和写诗相比，他认为这才是自己做过的一点真正有意义的“小事”。他热爱着这些有着2300年的生命史，承载着庄子、诗经、楚辞、唐诗的方块字。它们滋养过他的身心，在他坎坷的人生中，给他带来了连绵不断的情感与知性的慰藉。

    流沙河与古文字研究的缘分，最早要追溯到他的中学时代。杭日战争末期，一位成都来的刘姓国文先生自作主张，用清代王药著的《文字蒙求》，给他们上起了古文字学。十来岁的少年由此萌发了兴趣：原来汉字的组成如小孩手中的七巧板一样神奇。当右派被监督劳动时，他开始阅读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从此发现了一个趣味盎然的世界。“像毒瘾一样，每认识一个字就快活得不得了。”

    “世界上那么多民族，那么多文字，帷一留下来的象形文字就是我们的汉字，没有了，全世界都没有了，连日文都半拼音化了。人类的文字最初都是从图画过来的。为什么世界上其他民族很早就告别象形，转向拼音，唯有我们这个民族一直在坚持着呢？”他说，“汉字完全应该得到尊重。”

    至于他自己，他在《白鱼解字》序言里的一段话恐怕是最好的注解一一“白鱼又名蠢鱼，蛀书虫也。劳我一生，博得书虫几名。前面是终点站，下车无遗憾了。”

（摘编自《南方人物周刊》）

【相关链接】①因为《就是那一只蟋蟀》和《理想》，流沙河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明星诗人，可是不久，他就宣布封笔。述及缘由，他说：“那时候名声很大，但我的脑子是清醒的。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尤其是读过余光中的诗后，我说算了算了，不写了，我怎么写也写不出他们那样的好诗来。”（摘自《解放周末》）②流沙河：我希望我的书能教年轻人爱国。什么是爱国？爱国是爱你的土地，爱土地上的人民，爱你的文化。爱你的母语，爱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字。研究古汉字，不仅因为这是古人留下来的有韵味的、美丽的、富有想象力的作品，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过去。（摘自《解放周末》）

许渊冲：但得夕阳无限好

    得到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那年，许渊冲虚龄90岁。

    很多人都觉得，这怕是老先生此生最高的荣耀了，结果2014年8月2日，93岁的许渊冲又荣获了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北极光奖，成为该奖项自1999年设立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给中国文化界狠狠地争了一口气。

    时下有个热门的词叫“无龄感生活”，说的就是许渊冲这样的人。90多岁的老人，骨瘦如柴却声如洪钟，听力不好但思路清晰，记忆力更是好得让年轻人都要羡慕。家里书桌上，放着正在翻译中的莎士比亚作品集。“我已经翻完4本了，两个月译一本，目标是译完莎翁全集”。老先生的150多部译作里，有一大半都是退休后才出版的。

    这样的人生，岁月根本就困不住。

    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和许先生在西南联大是同届。在他眼里，相见第一面，这个叫做许渊冲的同学就“冲劲十足”。1957年，同学杨振宁得了诺贝尔奖。许渊冲觉得自己不能落后，在外语领域也要做出名堂。到1958年，他已有4本译著。

    看到他的一些事迹，你会觉得他真是个自负的“狂人”。

    他印过一张名片，上面赫然写着“书销中外六十本，诗译英法惟一人”。他评点过自己的翻译水平，“不是院士胜院士，遗欧赠美千首诗”。他敢说“我的翻译超越了毛泽东诗词原文”。其实许渊冲并不狂，他只是像一个战士一样，坚守自己的阵地，绝不妥协。“到现在还有人不赞成我的观点。我不认为自己狂，因为我说的都是事实。我坚信自己是对的。”

    2004年和2008年，许渊冲提出了“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他从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处找到源头，到近代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钱钟书的“化境”，形成一套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内核的文艺理论。

    许渊冲说，在西方，翻译是科学。“科学解决不了文学问题。文学要美。要有全局观点，不要只注重表面形式，而要把文章里面的内容翻出来，这样才能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为了能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许渊冲教授选择了其中他所喜欢并能译成韵文的作品，书中许先生的译笔优美，成功地再现了原作的意境。其代表作为《汉英对照唐诗三百首》，许渊冲教授对原作的理解精深独到，将原作的妙处表达得淋漓尽致，加之又熟谙中英诗律，细刻精雕，成功地再现了原作的意境。所以他的作品往往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深得广大外国读者的好评。

    翻译对许渊冲来说，也是让他身心愉快的不老灵药。“我啊，天天和古人打交道。我现在翻莎士比亚，我就跟莎士比亚打交道。我亦古亦今，我的现代就是古代，古代就是我的现代，我足不出门，来往的都是古代名人，这是超越时空的交流。所以我是非常愉快的。不翻译，我每天做什么呢？”

    有人问：“为什么要重新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呢？”他说：“100个人注解，就有100个不同的解释。我有我的新意见啊，我现在边译边参考两个版本，一个朱生豪的，一个卞之琳的。他们翻得好的地方，我保留。不好的，我改掉。”

    “翻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他在我心中就像是普罗米修斯，永远进行着自己的事业。”和许渊冲相交甚笃的翻译家许钧说。

    年龄不是问题。对许渊冲来说，最好的年华是现在。“因为我活得越久，学得越多，看得越多，越有经验。灵感是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逝去的。”

    许渊冲已年过九旬，但精神矍铄，正如朱自清的旧诗所云：“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最后的也是最好的，恰如老先生的人生。

（选自《环球人物》，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95岁的翻译家许渊冲是个“异数”——时间好像忘了把他变成老人。傍晚，北大畅春园，他总要独自骑着自行车，遛上个把小时。骑车是他退而求其次的健身项目，游泳才是最爱。两年前，游泳馆的工作人员看他都九十多了，再也不敢放行。（文汇报《许渊冲：译道独行侠》）②谈到即将出版的27册的《许渊冲全集》，许先生说：“集子就是把几十年工作的精华都集中起来。我的翻译也有很一般的，也有糟粕的。精华也是受前人的启发。精华留给后来者，我也是中华文化的一环，把美一代代地传递下去——这是我的中国梦。”（田泳《翻译大家许渊冲：曾被指为提倡乱译的千古罪人》）

    1924年10月，朱自清举家来到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令朱自清高兴的是，那里有许多为人正直、富有雅趣的朋友。夏丏尊率真简朴，生性耿直。校里就是湖多，三面潺潺地流着，草地也大，看过去芊芊的一片，夏丏尊喜爱这里的自然环境，他约了校里教师刘勋宇，依山傍水，修建了几间瓦屋，他把房子称作“平屋”，隐含平房、平民、平凡、平淡之意。丰子恺也是经夏丏尊介绍到春晖中学的。他为人多才多艺，善于将诗词意境、学生生活、儿童情趣即兴画出。他也结庐湖畔，在门前种一株柳树，因此名小屋“小样溜屋”，与“平屋”相映成趣。朱自清全家搬来后就住在刘勋宇以前盖的小房屋里，和夏丏尊毗邻，两家的前院只隔一垛矮墙。

    朱自清常到隔壁夏丏尊家院子里观花，在他屋里品画。夏家有一株紫薇很好，夏丏尊常邀他在花房喝酒。他也倡导丰子恺的小杨柳屋做客。有一天，丰子恺刚给朱自清刚满四岁的女儿阿莱画了一幅画，夏丏尊提起笔来，在上面题道：“丫头四岁时，子恺写，丏尊题。”画美，字也好，朱自清爱不释手，后来将其制版，作为散文集《背影》的插页。在朋友中还有一个湖南人匡互生，他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他率先打进曹宅，非常英勇；他生活艰苦朴素，诚挚热忱，作风民主，朱自清对他最为敬佩。他去世后，朱自清曾写《哀互生》热烈地赞颂。

    在教师中还有一位教英文的朱光潜，他最敬重朱自清，曾回忆：“佩弦和丏尊、子恺诸人都爱好文艺，常以所作相传视。我于无形中受了他们的影响，开始学习写作。他们认为我可以作说理文，就劝我走上这一条路。”

    春晖中学浸润着“五四”革新精神，积极推行新学制，采用新教材，崇尚民主，关系和谐，朱自清更其喜欢那种同事与师生之间真诚团结的融洽气氛。具体情形究竟怎样呢？朱自清写道：在一般学校里，师生之间往往隔开﹣﹣于教师，“敬鬼神而远之”；教师对于学生，尔为尔，我为我，休戚不关，理乱不闻！这里的师生却没有这样的情形。无论何时，都可自由说话；一切事务，常常通力合作。春晖对朱自清十分器重，当他三月间来兼课时，《春晖》半月刊即登出他到校就职的消息。朱自清在春晖任课多，教学作风民主，常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共同讨论。春晖国文教材多选自《新青年》《新潮》《向导》《创造季刊》等杂志，朱自清教这些文章时，通常自己念一遍，有时也叫学生念，然后进行讲解。他也不排斥古文，有一次他对学生们说：“文言文及旧诗词经过几千年洗礼，有些很好的东西。”学生表示愿意读些古文，他就选定《虞初新志》和《白香谱笺》两本，在从中选读一部分。

    在他刚来兼课时，曾邀请俞平伯到白马湖来玩。俞平伯就来到白马湖，在春晖待了三天多。朱自清每天都有课，他还顺便听了朱自清的一堂课，感觉到他教学认真，课堂气氛亦相当活跃，在《日记》中写道：“学生颇有自动之意味，胜第一师范及上海大学也。”

    其实，朱自清在教育上能有这样的成绩，绝非偶然，他对中学教育问题有自己的主张和见解。他十分注重对学生进行全面的人格培养，他认为学生学习能否认真用功，关键在于教师，“固然要看你们的教法如何，但更重要看你的人格影响如何。”因此，他决意从自身做起，以严正的态度，对学生进行教育。他批改作业一丝不苟，和以前一样，每个学生都有一张成绩升降表，让他们看到自己学业的进步和退步。他对学生要求严格，提倡做“窄而深的研究”，反对夸夸其谈，触及一点不及其余的浮夸作风。他反对学生写些内容浅薄的作品，主张要有“味”，要有生活，譬如，有浓浓的颜色，有清清的音响，便是有味了。味是什么？粗一点说，便是生活，纯化的生活！便是个性，便是“自我”！这些真知灼见对学生启发极大。朱自清还十分重视对学生思想素质的培养，主张要以“高等的趣味替代低等的趣味，养成优良的习惯，使不良的动机不容易有效。”他教导学生不要“时时回顾从前的黄金时代”，也不要“时时等待着将来的奇迹”，更不能“及时行乐”。他要学生面向实际，把握住现在，理由是现在“是最可努力的地方，是我们最能管的地方。”因此，“我把‘现在’捉住，发展它，改造它，补充它，使它建全，谐和，成为完美的一段落、一历程。”

相关链接：①朱自清之名是他1917年报考北京大学时改用的，典出《楚辞•卜居》“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意思是廉洁正直使自己保持清白。朱自清选“自清”作为自己的名字，其意是勉励自己在困境中不丧志，不同流合污，保持清白。他同时还取字“佩弦”。“佩弦”出自《韩非子•观行》“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意为弓弦常紧张，性缓者佩弦以自警。

（百度百科•朱自清）

②我们来讲一件真实的事情：天津一位中学国文老师说，朱自清先生逝世后的第三天，他看见一群小学生争着抢着看当天的报纸，其中一个惊叹着说：“老师，作《背影》的朱自清先生死了！”他感叹说：“有成千上万的幼稚心灵都为这个《背影》的作者而暗自哀伤！”短短一篇《背影》，能够在读者中产生如此巨大的感染力，足见朱自清散文的成功了。

（节选自“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朱自清散文精选•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