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我是绍兴希腊人

李宗陶

    木心，那个戴礼帽、执洋伞、坐在大雪初霁纽约中央公园长椅上的目光炯炯的男子，2006年9月回到故乡，鬓发已白，面容消瘦，不断小声地说着俏皮话：“有人看了照片讲，恨不得把那顶帽子摘下来。我说我帽子都不能戴的啊？在西方，冬天叫人家光头啊？”口语的木心是家常的，吴侬软语略带阴性的，有一股骨子里透出来的好玩。那江南口音和老派的英文发音一样，没有改。

    我的祖先在绍兴，精神传统在古希腊

    上世纪30年代，浙江桐乡乌镇东栅财神湾。孙家雕梁画栋的老宅，紧挨着孔家花园。清末的举人穿过两进厅堂，穿过佣人们的宿舍，面对私塾里一班小孩子。主人家的小少爷大名唤作孙璞，乡邻有叫他牧心的。

    少年时读到《诗经》，孙璞惊艳，继而欢喜，“这就是我要的文体。”家人替他选定了志业，要么做法官，要么做医生。他却喜欢收来各种彩色纸头，一看半天；他还喜欢逃学、看戏，看终场时值台男子潇洒地甩出条木牌，“明日请早”。那双眼睛挑来拣去，只为色彩只为美，着迷。

他的阅读穿梭于东方和西方，古代和现代。“十四五岁就知道瓦格纳跟尼采的那场争论。”美国一些读者说，木心的作品里仿佛总有一个深蓝的背景，非常神秘，让他们想到达·芬奇。木心在乌镇的客栈里说：“人有两套传统，一套精神，一套肉体。我的祖先在绍兴，我能讲一口绍兴话。我的精神传统在古希腊，在意大利，在达·芬奇。所以我说我是绍兴希腊人。”

我以不死殉道

    20岁刚出头，他参与学生运动，还曾是领导者，结果被当时的上海市长吴国桢亲自下令开除学籍，又被国民党通缉，于是走避台湾。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回到大陆。

    他是上海工艺美术制品厂的设计师，喜欢画画，热衷写作。从14岁起创作的100多个短篇和8个中篇集成厚厚20本，直到1970年被抄没。因言论获罪，他被关进废弃的、漏雨积水的防空洞。半年后转移到监牢时，关他的人想，该是爬着出来了吧。可他坐着。他从写交待材料的纸里克扣下66张白纸，正反两面写满密密麻麻的字，写散文，还作曲，藏在棉袄夹层里。墨水快要用光了掺点水进去，“不慎”打翻。看守凶巴巴又装一满瓶来：“老老实实写，不深刻休想过关！”

    平反那天，他还在扫地倒垃圾，食堂师傅冲他嚷：“哎，叫你装纱窗装纱窗到现在还不来装！”他问：“个么，到底要装几扇？…‘十扇！明天来装！”“噢，十扇。”这时有人告知大师傅：“明天人家就要到设计院做总设计师了呢！”第二天，他坐飞机去人民大会堂，负责修缮工作，因为他曾经参与5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的室内设计。这种戏剧人生，他讲起来笑嘻嘻的。

    “我不喜欢哭哭啼啼，小女儿一样，要么就天地之间放声大哭，要么就闷声不响。而且聪明的读者能够读懂，我如此克制悲伤，我有多悲伤。历史在向前进，个人的悲喜祸福都化掉了。我对自己有一个约束：从前有信仰的人最后以死殉道，我以‘不死’殉道。‘文革’期间，多少人自杀，一死了之，这是容易的，而活下去苦啊，我选难的。可以向死的机会很多，我都挺过来了。监狱里面，饭吃不下，硬塞也要活下去。小时候，家里几代传下来的，是一种精致的生活，后来那么苦，可是你看曹雪芹笔下的史湘云，后来要饭了，贾宝玉，敲更了。真正的贵族是不怕苦不怕累的，一个意大利作家写过，贵族到没落的时候愈发显得贵。”

    “您是悲观主义者吗？”

    “其实悲观主义是看透了，但保持清醒、勇往向前。释迦牟尼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可是他的大雄宝殿题了四个字——‘勇猛精进’。悲观主义止步，继而起舞，这就是悲剧精神。”

    从前有文人雅士的传统，后来都没有了

    上世纪80年代末，木心在纽约华人圈子里开了4年的世界文学史课，课后在中央公园散步谈笑，一位学生说，“先生一路看过去，能不能即兴写俳句？”

    话音才落，有位女子走来——“她围着黎明的围巾，牵了条黑夜的狗。”

    一辆旅游大巴开过，车身上涂料是红色与银色，好像救火车——“这个旅游团多仁慈，一边旅游一边救火。”

    “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能捕捉生活中的这种瞬间？”

    “长期的训练，像中国武功。我喜欢那个传说中用筷子夹苍蝇的高手。”

    “从前有文人雅士的传统，后来都没有了。从前家里有人写错别字，那是奇耻大辱，现在马路上一走，三步一错，五步一错。从前社交客气而润滑，现在不讲客气了。有人请我吃饭，从开头讲自己，到最后第二句还在讲自己，把客人扔在一边，末了想起来，啊，今天见到你很高兴。我跟介绍的朋友讲，哎，你这个朋友怎么只管谈自己，我连发言余地都没有？朋友说，现在要找不谈自己的人是没有的。呵呵，倒是我错了。”

    “讲话不好玩了，俏皮话也听不来了。这些，使人感到寂寞。”人类已经忘记了“灵魂”这个词——木心叹。

相关链接：①被幽囚在积水的地窖中，他就着一盏灯，不停作曲，“即使狱卒发现了，至多没收乐谱，不至于请个交响乐队来试奏，以定罪孽深重的程度吧。”在那场浩劫中，他的整整20本心血之作被毁，但他并未动摇：他说，文学是他的信仰，是这信仰使他渡过劫难。（《木心：文学信仰使我渡过劫难》）②在历经社会与个人的变迁、磨难和颠沛之后，木心仍保持着高贵和自由的品格，他以文学和美学为背景的绘画艺术，以及散布在各种文学作品和访谈中的画论，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他不为任何浮云流霞所动，孜孜不移地坚守着独立和纯粹的绘画精神。（《木心绘画里的精神世界》）

危机让我更强大

赵建

    ①有经济学家做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危机之于企业就如同疾病之于人生，是无法避免的。有的企业会在“疾病”的冲击下轰然倒塌，而有的企业则会经过“救治”而完好如初，甚至更加强大，毫无疑问，马云领导的阿里巴巴正属于后者。

    ②众所周知，中国互联网曾经历过一次最严重的危机。在那一次危机中，绝大多数网络企业都曾受到冲击，资金快花完了，投资也没了，更找不到所谓的赢利模式，很多网站都因此而倒闭，可就在这么危急的时刻，马云及其团队没有放弃，作为一个企业家，他显示了极强的化解危机的能力。

    ③面对互联网的寒冬，马云当机立断，宣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撤站裁员，启动了后来被马云称作“回到中国”的战略收缩。这次撤站裁员进行得可谓惨烈至极，但也暂时化解了阿里巴巴的寒冬危机，为其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但随之而更令人担心的是，这次撤站裁员使阿里巴巴员工士气大落，公司会不会就此走向衰落？这成了许多员工的心病。

    ④就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候，在首席运行官关明生的协助下，马云在阿里巴巴内部掀起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运动 ”，做了三件大事：“延安整风运动”——给员工灌输价值观，“建立抗日军政大学”——培训员工，“南泥湾开荒”——提高销售人员能力。

    ⑤此外，为了保持企业价值观的延续性，马云还特意在阿里巴巴内部推行师徒制，新进职员都会得到指定师傅的帮助。师傅通过言传身教，让这些“毛头兵”迅速地成长成熟。

    ⑥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这一系列的危机公关，使阿里巴巴员工的士气得到了迅速回升，上下一致，士气高昂，共渡难关，终于有惊无险地度过了那个“寒冷的冬天”。而2003年那一场让举国上下陷入恐慌的“非典”危机，则再一次彰显了马云化解并利用危机的超强能力。

    ⑦当时，阿里巴巴一位外出广州公干的员工在回到杭州后，被确诊为“非典”患者，而阿里巴巴本部也迅速被杭州市政府列为重点防范对象。消息传开后，本部大楼里的员工纷纷外逃回家。到了第二天，公司的办公区域被完全封锁，员工也都被隔离在家。阿里巴巴随时面临瘫痪的危险。

    ⑧就是在这样的四面楚歌中，马云不仅没有被“非典”所带来的毁灭性打击所击倒，反而化危机为转机，在危机中抓住了大商机，在危机中实现了大飞跃。他先亲自给员工们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道歉信，以示安慰和鼓励，激起了员工的斗志；再改集中办公为分散办公：员工们在各自家中工作，公司领导则在网上遥控，实行网上指挥，网上管理。另外，他还利用人们由于传统的销售渠道封闭而将视线转移到互联网的时机，大力推行电子商务，试验网上生存网上交易，同时为客户化解了危机，一举把互联网产业从冬天带到了春天。

    ⑨企业家如何生存和取得成功，这其中存在多种因素。眼光、境界、智慧、谋略都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是，有时候，意志、韧劲、抗挫折能力、化解利用危机的意识，才是最重要的。

    ⑩关于如何在危机中坚持下来，马云这样说道：“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是绝大多数人死在了明天晚上，只有真正的英雄才能见到后天的太阳。”

“生命呵，你是一只神鸟”

﹣﹣缅怀我的父亲高士其

高志其

    ①“生命呵，你是一只神鸟”是父亲高士其生前写的诗中他喜爱的一句，我把全诗印在《高士其全集》的封底。父亲去世后，也有知识界与出版界的人士对他的一生作了如此富有诗意的评价。

    ②父亲自幼爱好文学，是在一户书礼世家诞生的。他熟读中国启蒙读本与诸子百家经典，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1918年踏进清华校园作留美预备生后，“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在他心中扎下了根；同时，他有机会接触到西方文学与哲学。17岁他的第一篇英文作品《我的生活》获得好评。后来他加入万国童子军通讯社，锻炼了英语写作能力。

    ③父亲在美留学期间，流行性病毒正在祖国肆虐，成千上万的人，包括自己的亲姐姐，都被这“小魔王”夺去了生命，他便认定医学才能救国，就从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系转到芝加哥大学改攻细菌学这个冷门。他多次吞食食物毒细菌做自身感染试验。不幸的是，一次在实验室中，装有病毒的瓶子破裂，他受到脑炎过滤性病毒感染，中枢运动神经遭到破坏，手脚活动发生障碍，但他的思维依然非常清晰敏捷，他顽强地学完了全部医学博士课程。

    ④父亲去美国攻读科学与医学，但仍深爱着文学与哲学。在耶鲁大学图书馆，他阅遍了世界名著。在取道欧洲回国途中，他考察了十七个国家的公共卫生现状和措施，以备供祖国参考。同时，他的文学情结不解，他曾在巴黎圣母院的小书摊流连忘返，不忍离去，终于买了一本诗集才欢喜地回到旅馆。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市，他访问了歌德故居，在那儿买到他十分珍爱的歌德名著《浮士德》。

    ⑤等到他1930年回到上海，他看到被日本侵略的祖国生病了，瘟疫横行，民不聊生，心情沉痛无比，他着手翻译《世界卫生事业趋势》、《细菌学发展史》等文介绍给国人。不久他的病情日益加重，四肢近于瘫痪。但他依然愤世嫉俗，由于不满国民党的贪官污吏，他辞去南京中央医院检验科主任的职务，失业后贫病交迫，在上海亭子间开始了科学小品创作。19 34年父亲在发表第一篇科学作品《细菌的衣食住行》时，将原名“高仕錤”改为“高士其”，并郑重宣布：“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就在这时，他经在美国就结识的好友﹣﹣读书出版社创始人李公朴引荐，正式投入了文化抗战的译著出版生活。

    ⑥之后，在李公朴、陶行知、艾思奇、黄洛峰和茅盾的支持下，他不仅成为读书出版社科普创作和译作的重要作者和编辑，还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唯一拿笔奋战且影响最大的著名科普作家。作为一名优秀细菌学专家，父亲准确地预见到了细菌战的可能和反细菌战的必要；作为一名忠贞的爱国者，父亲认为先要从最基础做起，唤醒民众对病菌的防御意识。在父亲看来，从事这项工作的意义，不但是引起对日敌警惕，更重要的还在于懂得如何保护自己不受侵害，以强健之身去拯救和保卫祖国，并使它富强。从此，父亲找到了一种把自己留美学到的专业知识，奉献给浴血奋战的中国大众的最好方式。开始，他还能用抖动的手握着笔杆，艰难地书写近百篇科学小品；以后病情加重，就先打好腹稿，一个字一个字地口述出来，请人记录。一篇几百字的文章，往往需要花费几天时间才能完成。但他每天乐此不疲。

    ⑦茅盾先生称赞我父亲妙笔生花，将这些专业知识，变成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有时用“访问记”，有时用对话体，或是幽默的叙述体。各种毒菌在他笔下都被拟人化了，贪婪、狠毒、阴险﹣﹣活像一群侵略人体的小魔王，读者能以此和抗战时期的现实生活作形象的比照。茅盾说，这样“使读者不但得了与我们民旋健康有莫大关系的知识，还激发了我们的民族意识，以及疾恶如仇的正义感”。一位惠重疾的瘫痪科普作家，能以自己手中的笔，在抗战中发挥这样的宣传作用，真是太难得了！也曾有人非难父亲，说他政治热情太高了，有时把研究自然现象的科学，用作抨击社会不正之风和投向民族仇敌的刀枪。而父亲对这些非议不以为然，他不像少数科学家那样，无视民族存亡，把自己关在风平浪静的实验室中作居奇的商贾，他坦然地宣称，他的科学研究“投降了大众”。正因为此，父亲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为这种“投降”奋斗献身的结果！读过的三联人士及其后人说，他们被高士其的民族大叉与爱国情怀深深感动，读时常常想落泪，

并认为：高士其是文化抗战的耀眼明星。

（选自《科普研究》2015年第4期，有删节）

冼星海：用音乐凝聚中国力量

武茂昌

    1905年，冼星海出生在澳门海边一个渔民家庭里。1928年，他进入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学习。冼星海虽然出身贫寒，但志存高远，他的人生理想是创作出中国的交响乐，使中国成为世界音乐强国。为了实现人生理想，1929年，冼星海只身到法国勤工俭学。他靠在餐馆跑堂、在理发店做杂役等维持生活。最终他考入巴黎音乐学院，为理想的实现迈出了坚实的一步。1935年夏，冼星海从巴黎音乐学院毕业，启程回国。消息传到上海，有的报刊发表文章，称他是“一位从艰难困苦里斗争出来的作曲家”，是最有希望的“东方青年作曲家”。

    冼星海回到上海后，结识了田汉、贺绿汀等进步音乐家，他拒绝了国民党宣传部的高薪聘请，决心为发展民族音乐事业献身，冼星海开始为进步电影谱曲。他与田汉合作为电影《青年进行曲》创作了主题歌，这首歌立刻引发了群众的共鸣，很快流传开来。此外，他还为进步影片《壮志凌云》等谱写音乐。

    全国抗战爆发后，冼星海参加了上海话剧界战时演剧二队，进行抗日文艺宣传。

    有一次，冼星海参加上海学联到郊区救亡宣传的活动。国民党当局派保安队到现场阻止学生，双方对峙剑拔弩张。这时，青年诗人塞克把自己写的一首诗交给冼星海。冼星海怀着满腔激愤，朗诵了两遍，倚墙只用了5分钟就写出曲谱：“枪口朝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这首《救国军歌》当场在学生中唱响，随后在场的老百姓甚至连保安队的士兵也跟着唱，很多人边唱边流泪。

    1937年8月，冼星海随救亡演剧队到浙江、河南、湖北等地宣传演出。他一边创作，一边组织演出。这时候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在华北后方逐渐展开。全国民众深受鼓舞。冼星海马上创作了《游击军》《到敌人后方去》等抗战歌曲，歌颂游击战。流传最广的要数《在太行山上》，这首歌激昂雄壮，极大地鼓舞了太行军民，许多男女青年听到这去歌曲，成群结队向敌后方奔来，太行山已经不只是个地理名词，而且是个光明的象征。

    在冼星海的创作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广的是多种多样的群众歌曲。除了下面表现人民群众抗日斗争的歌曲外，还有表现工农群众的劳动生活、采用特定的劳动音调和节奏写成的《拉犁歌》《搬夫曲》和《路是我们开》；以及为抗战中的妇女、儿童写的《只怕不抵抗》《祖国的孩子们》和《三八妇女节歌》等。

    冼星海在参加抗日救亡的活动中，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他说：“我要到延安去，那里才是抗日的中心呀。”

    1938年冬，冼星海放弃优厚待遇，奔赴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在延安的一年半，他进入创作的巅峰期，谱写了《军民进行曲》《生产运动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等作品。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经他谱曲，诗人光未然伤亡的《黄河大合唱》。

    1939年他去看望病床上的青年诗人光未然，在听他朗诵《黄河吟》，讲述黄河呼啸奔腾的壮丽景象时，产生共鸣，很快冼星海就创作出了《黄河大合唱》这一中华民族的音乐史诗。1939年5月11日，在延安庆祝鲁艺成立1周年晚会上，冼星海40多位热血青年演奏了《黄河大合唱》，当时乐队只有两三把小提琴，二十来件民族乐器，低音弦乐器是用炼油桶支撑，打击乐器由脸盆、大把的勺子放在搪瓷缸子里摇晃出来的效果，但这支原始的乐队烘托着这些热血青年放声高歌。在场的毛泽东听后连声叫“好，好，好”。周恩来说他“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心声”，更有许多人唱着“风在吼，马在叫”，走向抗日战争最前线。《黄河大合唱》的雄壮音乐，是中华民族面对外来侵略者的怒吼，是人民群众不屈不挠反抗精神的体现。这一组歌曲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把全中国人最关心的事、最强烈的情感通过音乐表达出来，那就是：抗日，中国要崛起！

《黄河大合唱》一问世，就迅速在中国大地上传唱，成为抗战救亡的精神号角，推动了团结抗日的形势发展。

世界第一女记者﹣﹣法拉奇传

    1929年，奥莉娅娜•法拉奇出生于佛罗伦萨，她成长于一个不苟言笑的、充满斗士精神的家庭。父亲是坚定的意大利斗士，在二战期间积极反对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14岁那年，有一次当飞机投下炸弹的时候，地板和墙壁都开始晃动，法拉奇和父亲躲藏在防空洞，由于太恐惧，法拉奇止不住啜泣起来。突然，父亲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并一字一字说出一句话：“女孩不要哭，也不许哭！”。法拉奇性格坚韧顽强，这和父亲的教育密切相关。

    法拉奇一直很感谢母亲托斯卡•法拉奇的激励。她多次回忆：“是妈妈，是妈妈告诉我，甚至是哭着告诉我：‘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变成你丈夫和孩子们的奴隶！要学习，去看看整个世界，要学习！’”

    法拉奇最喜欢的家人是大伯，这是她的第一位，或许也是唯一的一位老师。大伯是一名记者，这对法拉奇走上记者之路影响重大。在奥莉娅娜的一生中，她都会引述大伯的忠诫：“在记者这一职业中，一直回响着这样一条铁律：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你的读者感到厌烦！”

    受大伯此语的影响，后来法拉奇放弃研习已久的医学专业拿起了笔，从此写作成了她终身酷爱之事，尤其是在她曾采访过并深深挚爱的伴侣、希腊抵抗运动英雄、反对强权的斗士阿莱科斯•帕纳古利斯于34岁死于车祸后。

    她亲历了二战，1950年任《晚邮报》驻外记者。作为记者，法拉奇的提问表现了一种唯其所有的犀利风格，她用语率直、尖锐、咄咄逼人，轰炸般的盘问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挑衅”，这种风格令全世界为之叫好，却令“大人物”害怕。她与全球六十多位国家政要的激烈交锋，曾令基辛格尴尬、令卡扎菲失言、令沙龙狂怒、令梅厄夫人敞开心扉……

    1961年记者扎特琳采访法拉奇，说很多人说她卑鄙、凶狠。她睁大画着浓妆的眼睛，抚了一下头发后，摆出一副清白的样子说：“凶狠是什么意思？说出实情？我觉得我很和蔼。采访一个人时我总是尽力挖出他最好的一面。好比画画的时候我尽力画他好看的地方。”扎特琳说也许她有时画了一幅不够公正的、负面的画像。她回答说：“那不是我的错，那就是他最好的一面。”

    有一种美德在她身上熠熠生辉，她对强权有着天然的憎恶和反叛，她似乎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做服从。她说：“在夏娃摘苹果那一天诞生的，并非罪恶；那一天，诞生的是一种被称为不服从的光辉美德。”法拉奇代表了当今媒体所欠缺的东西﹣﹣把真相告诉权力的勇气。

    1967年她开始任《欧洲人》周刊战地记者，非常出色。她报道了自己所处时代的多次重大冲突，足迹遍布拉美、黎巴嫩、越南和科威特。她就像一个无畏的战士一样，在这个男性占主导地位的领域奋勇前进。

    法拉奇罹患癌症多年后，于2006年9月14日夜间在佛罗伦萨结束了她77年的传奇人生。她的去世在意大利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意大利共和国总统纳波里塔诺致信其家属，对意大利失去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记者和成就卓著的作家”表示哀悼，前总统钱皮称颂法拉奇的一生是“勇敢、战斗和榜样的一生”。

（摘编自《中国青年杂志》和“百度百科”，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她在文学创作中几乎从未把文学与新闻分离，始终坚持反映矛盾交织的社会现实，表达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体味。一些人认为她是一个“直面历史的伟大记者”和“以行为去实践心中理想”的作家。批判者指斥她“蛮横无理和傲慢”，称其文风“夸张”“浮华”，有强烈的“自我表现主义”。②“9•11”事件后不久，法拉奇在意大利的《晚邮报》上发表了文章，措辞强烈地攻击伊斯兰教。这篇文章后来扩展成书，题为“愤怒与骄傲”，称伊斯兰文明是“一种野蛮落后的文化”。她的一些说法令西方媒体也感到失之偏颇。

高贵的灵魂

    ①贝多芬——世界上无数的人被他的音乐所感动，所震撼，不仅仅是他的音乐，还有他的高贵的灵魂。

    ②贝多芬的一生宛如一天雷雨的日子。先是一个明净如水的早晨，然后突然之间巨大的阴影掷过，悲壮的雷吼，充满着声响的、可怖的静默，一阵复一阵的狂风，有如《英雄交响乐》与《第五交响乐》，然而白日的清纯之气尚未受到损害，欢乐依然是欢乐，悲哀永远保存着一缕希望。但自1810年后，心灵的均衡丧失了。即使快乐本身也蒙上苦涩与狂野的性质，所有的情操里都混和着一种热病，一种毒素。贝多芬1810年5月2日致韦格勒书中有言：“噢，人生多美，但我是永远受着毒害……”黄昏来临，雷雨也随着酝酿。尔后是沉重的云，饱蓄着闪电，把黑夜染成乌黑，夹带着大风雨，那是《第九交响乐》的开始——突然，当风狂雨骤之际，黑暗裂了缝，夜在天空被赶走，由于意志之力，白日的清明重又还给了我们。

    ③罗曼·罗兰曾这样赞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什么样的征服可与之相媲美？波拿巴的哪一次战役、奥斯特利茨娜哪一天的阳光达到了这种超凡努力的光荣？获得这种心灵从未获得的最辉煌的胜利？一个贫困、残疾、孤独、痛苦造就的不幸的人，一个世界不给他欢乐的人，竟创造了欢乐带给人间！正像他用一句豪言壮语所说的那样，他在以自己的苦难铸就欢乐。在那句豪言壮语中，浓缩了他的人生，并成为一切勇敢的心灵的箴言：用苦痛换来欢乐。”

    ④一心向善，爱自由高于一切，就是面对御座，也决不背叛真理。贝多芬说：“君王们和亲王们完全可以造就一些教授和机要参议，他们可以给后者以各种各样的头衔和勋章；但是他们无法造就伟大的人物，无法造就超脱于庸俗社会的心灵——而当像我和歌德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时，这帮大人先生们应该感觉到我们的伟大。”歌德，这位德国伟大的诗人、思想家，也是受人们爱戴的。但是他比贝多芬高贵的灵魂却显得逊色。贝多芬曾讲述他与歌德一起散步的情景：“在归来的路上，我们遇见全体贵族。我们老远就看见他们了。歌德便撒开我的手臂，立于大路旁。我白费口舌地对他说了我想说的所有的话。但我就是未让他多走一步。于是，我把帽子压得很低，扣上外套上的钮扣，倒背着手，钻进密集的人群中去。亲王们和朝臣们排队恭迎……我觉很好玩地看着皇家车马在歌德面前经过。他立于路边，低低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贝多芬毫不留情地把歌德狠狠地训斥了一通。对此歌德耿耿于怀，永远不原谅贝多芬了。

    ⑤18世纪末的维也纳是音乐气氛最浓的城市，当时在显赫贵族的客厅里，音乐表演成了一件高尚和时髦的事，所以贝多芬也就经常处在贵族及头面人物的包围之中。可他总是高高昂起他那狮子般的大头颅，从不献媚于任何人，显得比贵族还要高贵。

    ⑥有一次，在利西诺夫斯基公爵的庄园里，来了几位“尊贵”的客人，正是侵占了维也纳的拿破仑军官。当时贝多芬正住在公爵的庄园里，当军官们从主人那里得知后，公爵便请求贝多芬为他们演奏一曲。贝多芬绝不愿为侵略者演奏，断然拒绝，猛地推开客厅大门，在倾盆大雨中愤然离去。回到住处，他把利西诺夫斯基公爵给他的胸像摔个粉碎。并写了封信：“……公爵，你所以成为一个公爵，只是由于偶然出生；而我之所以成为贝多芬，完全是靠我自己，公爵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而贝多芬只有一个。”

    ⑦是的，一个人是出身贵族还是平民，不是自己决定的。但是一个人是选择高贵还是低贱，却完全可以由自己决定。诚如贝多芬所言，由于偶然的出身，世界上有无数的公爵，而历史无情，这些曾显赫一时的公爵一个个都灰飞烟灭，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而贝多芬没有高贵的出身，却有不朽的作品、高贵的灵魂，在人们心中铸起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