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的本与末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其本意为嘲讽新月派与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孰料有人据此提出“魏晋文学自觉说”。中国古代文学自产生就自觉担负起传承道义的社会教化重任，“魏晋文学自觉说”乃至“文学的自觉”并不适宜用来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文学”的内涵虽然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新的文体也不断涌现，但正如曹丕《典论•论文》所说：“文本同而末异。”言志载道的传统是“本”，具体文体和文辞的变化是“末”，根本点并没有发生过动摇。近代以前，中国文人的主要学习及研究对象是经史、诸子、辞赋等著作，但20世纪以来，中国受西方文学观念尤其是19世纪初法国女作家斯达尔夫人《论文学》的影响，认为文学的特质为抒情性、形象性与典型性。照此标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如六经、诸子就不是文学，至多含有文学因素，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更侧重符合西洋近代文学分类的诗歌、小说、戏曲等文学种类的研究，这种现象限制了学者研究的范围，破坏了中国文学历时三千年的完整性和包容道统价值的深刻性。这种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学观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及其价值的否定。探讨中国文学史，不能背离与古代文学共生共长的学术传统，更不能失去对传统的敬畏。若将六经、诸子等以原道载道为价值追求、引导社会向善为终极目标的著作从中国文学史中剥离，中国文学将失去自身特色，中国文学研究将不具有完整性。

    在斯达尔夫人《论文学》之前的欧洲，文学观念也包含了修辞学、诗歌、历史、哲学和宗教等复杂内容，并非仅限于在虚构意义上。斯达尔夫人的文学观既不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也不能涵盖19世纪以前的西方文学。有学者提出要兼容并包，汇通中西，但我们的“兼容并包”应有选择性，“汇通中西”应坚持立足中国文学本位。有责任的当代学人并非一味排斥西方文学观念，而是在披沙拣金、去粗取精的过程之后，借鉴吸收其中契合中国实际的文学观念。

    倡“魏晋文学自觉说”者多以曹丕《典论•论文》之“诗赋欲丽”为据，认为魏晋时期文学从政治、教化和社会责任感的束缚中挣脱，重视表现个人情感。对艺术审美性有了自觉追求。事实上“文学的自觉”这一概念并不适合中国文学的实际状况，中国文学自产生起就有自身的审美标准与价值追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言说目的很明确，即言志载道；二是先秦文学已对文辞之美有深刻认识并自觉追求。《文心雕龙•宗经》说六经“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的叙述特点，说的就是六经的审美价值。《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之言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说“孔子以前，有言有文，直言者谓之言，修辞者谓之文”，足见孔子之前中国文学已有建言修辞的良好传统。

    中国古代文学包括魏晋南北朝文学从未有过“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曹丕对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评价与《左传》所载的“三不朽”思想一致，都表达了建功立业、名垂后世的终极人生理想。陆机《文赋》最早系统地探讨文学创作的问题，他将文学的根本目的归结到载道教化一途。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绝大多数时代的绝大部分文人都能始终将明德、载道与经世致用作为首要目的，这一社会价值被历代作者和读者共同认可。研究中国文学史，描述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就不能否定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这个根本特征。

（有删改）

儒学——对文化传统继承最多，对政治现实关怀最切

    夏商周三代，学在官府，那个时期文化知识的主体是由王室貴族垄断的王官之秋战国时期，文化下移，产生了脱离王室貴族垄断的诸子百家之学，自汉代以来，有一个影响很大的学术观点：诸子百家之学出于西周王官之学，班固《汉书·艺文志》转引刘歆《七略》提出了诸子百家可能是来源于周朝官守的学问，各学派均与西周王官之学有知识学问上的渊源关系。但是，近代以来，这一观点受到了挑战，特别是胡适针锋相对地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的论点，以胡适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诸子之学的产生是由于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已经脱离貴族统治集团的天下之治的轨道，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士人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进而就形成了不同学派。

    当我们考察诸子起源问题时，会发现近代以来学界将诸子起源简单归结为“诸子出于王官之学”和“诸子不出于王官”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其实是并不合适的，从学术资源文化背景来考察诸子之学，应该说诸子之学确实是源于西周的王官之学。诸子百家不同学派的知识基础和文化渊源，离不开王官之学的学术文化母体，从这个意义上说，“诸子之学出于王官”的说法是有一些依据的，但另一方面，从诸子之学所欲解决的问题意识、建立理论体系的思想焦点来考察诸子之学，可以发现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案，均是与春秋战国时代的政治动荡、社会失范、诸侯争霸的现实关怀有关，诸子之学提出的思想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从这个意义上，亦可以说“诸子之学不出于王官”。

    这一个视角特别能够说明儒家的起源。强调“诸子出于王官之学”，是肯定儒家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的渊源；强调“诸子之学不出于王官”，是肯定儒家有非常强烈的社会忧志意识和政治功利追求。儒学的形成离不开对这两个方面的考察和探寻。在先秦诸子中，真正能够将西周时期的王官之学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之学结合得最好的正是儒学，儒学推崇的“六艺之学”，就是源于三代时期的王官之学；儒家本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儒家那些最为杰出代表人物的代表著作，其实就是儒家子学，将儒家的六艺之学与诸子之学结合起来，才构成完整的儒学，儒学之所以能够在诸子百家中取得最大的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学派是最为重视对夏商周的文明体系继承的学派，他们自称“述而不作”，通过“六艺之学”的整理、传播，继承了三代时期的优秀华夏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儒学又最乖望通过切近的血缘观念、家族伦理来建立维护社会关系、国家秩序、天下安泰的价值体系、文化理想，可以说，儒家学派是对文化传统继承最多、对政治现实关怀最切的学派。

    因此可见，儒家的“经”与“子”各有自己的思想特点和文化功能。从文化的渊源与地位来说，“经”是文化极本，“子”不过是文化枝叶；从思想创新与建构来说，“子”是思想主体，而“经”则不过是思想资源。和其他诸子学派比较而言，儒家很好地解决了文化传承和思想创新的结合，以这个观点来考察儒学，可以找到儒学能够在中华文明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重要原因。

（改编自朱汉民《儒学的六经、诸子与传记》）

    多年以前中国诗人艾青先生写过几句诗：蚕在吐丝的时候，没想到会吐出一条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出现，当然是因为有了蚕丝，有了丝绸，有了丝绸制作的华丽衣服，但更重要的是人的希望，人的追求，人的实践。所以丝绸之路是时间的产物，是人的实践的产物，也是历史的产物。

    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在北京的舞台上出现了一部影响巨大的舞剧《丝路花雨》。这部舞剧不仅在北京好评如潮，一票难求，后来这部剧在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累计演出场次高达1800多场，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方观众通过这部舞剧，了解丝绸之路，欣赏中国的艺术，也加深了对中国的理解。可以说，这个舞剧所表现的历史故事，依然在当今社会发生着，所塑造的人物依然活在我们周围。如舞剧所塑造的美好艺术形象“反弹琵琶伎乐天”的造型，取自于敦煌壁画，体现了当时的艺术创造者丰富的想象力和高妙飘逸的审美观。随着舞剧在国际舞台上不断演出，这个艺术形象也深入到欧洲、美洲、非洲很多国家的观众脑海里，成为关于中国、关于丝绸之路的一个标志性记忆。这样一部作品唤醒了大家对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激活了历史想象，再现了历史上的辉煌。好的艺术作品的力量很大，因为它深入人心，潜移默化给人以美的感受，同时给人以教育、给人以联想、给人以启迪。所以它产生的作用是超出文化，超出艺术的。

    凡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凡是在人类历史上曾经辉煌过、留下了痕迹的东西，文学和艺术都不会忘记，多年以后会重新用艺术的形式再现那段历史。凡是精心创作出来的优秀作品，必定给现代的人以很多的启迪，除了让我们通过这样一种艺术欣赏来回顾历史之外，也会让我们借鉴历史经验，面对现实，创造新的更美好的生活。我们的世界长期存在着各种矛盾，但是好的艺术作品向我们昭示，善的、真的、光明的总是会战胜恶的、假的、黑暗的。通过艺术的创造和艺术的欣赏，我们的思维不应再局限于海上丝绸之路和陆地上的丝绸之路，而是扩展到整个人类的历史和未来。

    丝绸之路，是政治合作之路，也是经济贸易之路，更是文化交流、艺术融汇之路。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辉煌的文化，留下了诸如敦煌莫高窟这样的伟大文化遗产，也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我们现在面对新的丝绸之路，在新的丝绸之路上已经发生了很多新的故事，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应该不仅仅关照历史、回忆历史，更应该把眼光放到现在，甚至要看到未来。我们要了解新的丝绸之路上发生的新的故事，发现新的文化的雏形。

    在以往的关于丝绸之路的艺术作品里，我们看到的是沙漠、骆驼、大帆船、滔天巨浪、敦煌壁画等等，我想在未来的关于“一带一路”的艺术创作当中出现的很可能是高铁、飞机、巨大的货轮，以及更加丰富多彩的现代化的生活。时代发展了，生活变化了，有关艺术表现的内容也必将随之发生变化。

    丝绸之路不仅仅是政治之路，也不仅仅是贸易之路，而是人类的文化的共融之路，是人的情感的理解沟通之路，是人类新的文明的创造之路。所以，丝绸之路是人的道路！

（莫言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研讨会”上的发言，2018年10月9日，光明网）

    对文学艺术创作者来说，或早或晚，都会遭遇到这个问题——为谁创作、为谁立言？习近平同志强调：“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目前，文艺界普遍认识到，只有与身处的时代积极互动，深刻回应时代重大命题，才会获得艺术创作的蓬勃生机。然而，在创作实践中，还有许多作家、艺术家困惑于现实如此宏走丰富，以至于完全超出个人的认识和表现能力。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现实太精彩了，它甚至远远走到了小说家想象力的前面。是的，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随时发生着习焉不察而影响深远的变化。这就为作家、艺术家观察现实、理解生活带来巨大困难。对于他们而言，活灵活现地描绘出生活的表象，大约是不难的，难就难在理解生活复杂的结构，理解隐藏在表象之下那些更深层的东西。那么，这“更深层的东西”是什么呢？

    去过天安门广场的朋友一定会对矗立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印象深刻，许多人都背得出上面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水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今天，再次诵读这段话，我们就会意识到，这改天换地的宏伟现实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当之无愧是时代的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认识到人民的主体地位，才能感受到奔涌的时代浪潮下面深藏的不竭力量，才有可能从整体上把握一个时代，认识沸腾的现实。

    认识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是为了从理性和情感上把自己放到人民中间，是为了解决我是谁、我属于谁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以来，无论是经历革命与战争考验的现代作家，还是上世纪80年代那批经历了知青岁月的当代作家，他们内心其实都有一方情感根据地，都和某一片土地上的人民建立了非常深切的情感关系。这些作家是属于某个情感共同体的，这个共同体时刻提醒着他，他的生命和创作与这世界上更广大的人群休戚相关。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或许并不是我们的读者，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广大人民作为我们认识现实、理解时代的依据。

    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在新的时条件下，我国文化产品供给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诚然，娱乐和消费也是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一部分，但是，有责任感的艺术家会深深感到，我们就生活在那些为美好生活、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人们中间，理应对我们的共同奋斗负有共同责任。我们有责任通过形象的塑造，凝聚精神上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认同，是与新时代伟大历史进程的同频共振。作家和艺术家只有把自己看成人民的儿子，积极投身于人们争取美好未来的壮阔征程，才有能力创造出闪耀着明亮光芒的文艺，照亮和雕剥一个民族的灵魂。

（摘编自铁凝《照亮和雕刻民族的灵魂》）

    各人有各人的境界，没有两个人的境界是完全相同的。人所有的境界，由低到高可以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一个人看见一棵树，但不知道那就是树，今天看见一棵树，明天又看见一棵树，看到一千天，他才知道那就是树。此时，“树”并不是第一千零一棵树，而是树的概念。如果他进一步了解到什么是概念，而又自觉其了解，他的精神境界就开始进入概念世界了。有概念而且自觉其有概念，是人之所以高于其他动物者。一只猫，它知道饿了就吃，累了就睡，看见可怕的东西就跑。人就不然了。人不但有概念，而且自觉其有概念。

    金岳霖曾说“哲学是概念的游戏”，他用了一个似乎自我解嘲的词。人们或许以为这句话是一个戏论，这是因为他没有把这句话同人的精神境界联系起来。一个人所有的概念就是他的精神境界；一个人所有的概念的高低，就分别出他的精神境界的高低。例如一个人没有宇宙这个概念，他就根本不可能有“天地境界”。

    明代杨椒山就义时曾作二诗，一曰：“浩气反太虚，丹心照千古。平生未了事，留与后人补。”二曰：“天王自圣明，制作高千古。平生未报恩，留作忠魂补。”一般看来，两首诗是同等地位，但其实迥然不同。第一首是就人与宇宙关系而言，是为天地境界中的话。第二首就君臣关系而言，是为道德境界中的话。

    又如张巡、颜果卿死于王事，其行为本是道德行为，人也在道德境界。但正如文天祥《正气歌》所说，“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此等行为意义又不同，虽本是道德行为，但《正气歌》以之与“天地有正气”连接起来，则是从天地境界的观点看这些行为，又不止是道德行为了。这些分别，以前儒家的人似未看清楚。

    这里就牵涉到宋明理学中，理学和心学长期争执的一个问题：在修养功夫中“理”的地位。

    程颢说：“学者需要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一方面“浑然与物同体”，这是直觉。一方面又需要“识得此理”，此理是个概念。直觉所得，须用概念固定，这是概念在哲学中的作用。由此可见，概念在哲学中不可少。没有受益于哲学的人，当然也有他的精神境界，那就是自然境界。

    中国传统哲学所说的圣贤，都指人的精神境界而言。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一个人如果真正了解什么是概念，他就像一个长期被监禁在洞穴中的人，一旦被释放出来，忽然看见天地广大，日月光明。这个人就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可以当“理想国”的王，所谓“哲学王”。“哲学王”类似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圣王”。他们所行之道，称为“内圣外王之道”。

（摘选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

最后来的是乌鸦

【意大利】卡尔维诺

这溪流是张用轻盈清澈的波纹做成的网，网中水在流。不时地，就像是银色的翅膀扑腾在水面上：那是一条鳟鱼的背脊在闪闪发光。

“这里全是鳟鱼。”那些人中的一个道。

“如果我们扔一颗炸弹进去，它们就都会肚皮朝上地浮出来了。”另一个人说。接着从腰带上摘下一颗炸弹并拧起了火帽。

就在那时，一直在观察他们的小伙子往前走了一步，那是一个山里的男孩，脸是苹果形的。“你给我。”说罢就从他们中的一个人手上拿过步枪。一条鳟鱼扭动着冒了出来，小伙子一枪射到它身上，就好像鱼在那里等着他一样。现在，鳟鱼是白着肚子浮在水面上。“嘿呦!”他们说。

小伙子又把枪口对准了空中。这事真挺奇怪的，人们被空气包围着，正是这几米的空气，把他们和其他东西隔开。然而如果用步枪瞄准的话，①空气就是一条看不见的直线，是一条从枪口到被瞄准物之间绷直了的线 ， 这会儿，枪正瞄准了一只小鹰隼，它在空中翱翔。在扣动板机的时候，空气仍是清朗而空透的，但在这条直线的另一端，小鹰隼像石头一般落了下来。

“你跟我们来。”领头的说。

晚上他们睡在牧羊人的小房子里。天刚亮小伙子就醒了，而其他人还在睡着。他拿上他们最漂亮的枪，把干粮袋里装满子弹，就出去了。这会儿正是松鸦出来的时候，他开了枪。他在原地又找到了一个目标——一只睡鼠。从栗树下，他看见一只蘑菇，他一枪把蘑菇炸碎了。②这样，从一个目标跑到另一个目标，真是个有意思的游戏，也许能这样周游整个世界。他远远看见公路上的路标。从路标那里，能看见“之”字形的道路，而那底下有些穿着制服的德国人，正平举着枪前进。

当小伙子微笑着持枪出现时，他们哇哇大叫起来，把武器对准了他。但小伙子早就已经看中他们中一个人胸前的金色扣子了，并瞄准这扣子，开了火。

很快传来了男人的尖叫，于是一阵阵的扫射或零星的几枪呼啸着从他头顶上穿过，他早就躺在路边的一堆石子后面，藏在一个死角里了。他还可以走动，因为石堆很长，可以在一个始料不及的地方露出脑袋来，可以看见那些士兵的枪口在闪光，还可以对准一枚军衔、一个袖章射击。然后再伏在地上，敏捷地爬到另一处开火。不一会他听到自己身后扫射起来，可这扫射都越过了他，击中了那些士兵——同伴们赶来用冲锋枪支援他了。

而小伙子呢，被同伴们的枪火掩护着，瞄得更准了。突然，一颗子弹擦过他的脸颊。他转过身来，一个士兵来到了上方的路上。他跳进排水沟，躲起来。他听见那个士兵上不了子弹，把枪扔在了地上。于是小伙子猝然爬出来，朝那个正在逃跑的士兵射击。他把士兵的肩章打掉了。

他跟着他。士兵时而消失在树林里，时而出现在射程内。他打焦了士兵头盔的帽顶，然后是皮带圈。这么追着，就追到了陌生的山谷里，那里听不见激战的喧嚣。③走着走着，士兵的眼前就不再是树林了，而是一片林中空地，而那小伙子就要从树林里出来了。在林中空地的中央，有一块巨大的石头；士兵刚好来得及躲在了石头后面。

他有手榴弹，那小伙子是不能靠近他的，而只能在步枪射程范围内守着他。如果他能跳到旁边的灌木丛中就安全了，但是要穿过那段光秃秃的地。那小伙子能留在那里多长时间呢？他总不会一直瞄准他吧？士兵把头盔顶在刺刀尖上，然后把头盔举过了石头顶部。一声枪响，头盔滚在了地上，给钻了孔。

士兵并没有泄气，如果他快速移动的话，就不可能逮着他了。这时，一只鸟急速穿过了天空，也许是戴胜。一声响，它掉下来了。士兵咽了口唾液：“如果他正专注于打鸟，就不会在意我。他一开枪我就冲过去。”但也许最好还是先做个尝试。他拾起头盔，把它盖在刺刀顶端时刻准备着。这次是两只鸟儿一起飞过：扇尾沙雉。士兵对要把如此一个绝妙的机会浪费在尝试上感到惋惜不已，但也不敢贸然行动。小伙子朝一只沙雉开了一枪，于是士兵赶紧把头盔伸了出去，他听见枪响。看见头盔蹦向空中。枪很快又响了一声，另一只沙雉也落了下来。

所以他不该做出任何仓促的举动，在那块石头后蹲着，握着手榴弹，他还是安全的。为什么不试试把手榴弹摔到小伙子那边去呢？尽管小伙子也是藏着的。他躺下来，攒足了劲，把手榴弹扔了出去。扔得不错，也许可以扔得更远。但当手榴弹飞到抛物线的一半时，它在空中被一枪炸开了。士兵一头扑倒在地，以防弹片砸在自己身上。

当他再抬起头时，乌鸦来了。现在小伙子肯定得对它射击了。但那枪声却迟迟没响，也许是乌鸦飞得太高了？尽管他击中的那些鸟儿都比这只飞得高和快。终于，一声枪响，从最近的一棵松树上掉下一只松果。现在他居然打起了松果？

他一枪一枪地打下了松果。每响一枪，士兵就看一眼鸟鸦：掉下来没？没有，那黑鸟在他上方盘得越来越低。那小伙子没看见这鸟吗？也许是这乌鸦就不存在，只是他的幻觉。也许谁要是快死了，就会看见各种鸟飞过，当看到乌鸦了，就说明到时候了。那么，就得告诉那个总是在打松果的小伙子。于是士兵站了起来，用手指着那只黑鸟，“那里，有只乌鸦!”他用自己的语言大喊。④就在这时，子弹正好打在他制服上绣着的那只展翅老鹰的正中间。

那只乌鸦打着圈地徐徐降下。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