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全国各地精彩纷呈的科普日活动让人们享受了一顿顿“科普大餐”，虚拟现实等新技术让科普活动变得五彩斑斓、趣味十足。如果说科学知识是科普的“鱼”，那么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和科学的人文精神，就是科普的“渔”。我们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近来的科普活动“鱼”多“渔”少，缺了些“精气神”。

    科学精神包括求实精神、创新精神等。求真是目标，创新是灵魂，这些宝贵的科学精神，不仅为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外围环境，同时也在约束科技团体的自身行为。而对普通人来讲，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安身立命，这些精神都永不会过时。因为科学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也赋予人崇高的理想，激励人们超越自我、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

    科学思维在今天的科普内容中尤为重要，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普及科学前沿知识还要重要。现在，科学知识已经汗牛充栋，一般在网络上一搜就能找到，对普通民众来讲，除非个人极为感兴趣，否则并没有熟练掌握的必要。对大部分人来说，形成科学理性的反思能力，比掌握某种或某几种科学知识更为重要。比如，要让大众明白，科学是有局限性、阶段性的，包括医学在内的各种科学，都不是万能的。这样大众在面对一些诸如“量子矿泉水能治疗各种癌症”等骗局时，才能多一分清醒。

    科学的人文精神，和现在网上流行的“心灵鸡汤”大不一样，它以科学为基础和手段，以人文关怀为方向和目的，强调科学与人文相互协调和补充的思想，是唯物主义的人文观。在做科普时，也要让人们明白，科学与人文是人类文明飞升的双翼。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何控制好这把利剑，有赖于人文精神的指导。

    总之，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和科学的人文精神，本身就是科学的一部分，是科学的“精气神”。在科普活动中，我们不能忽视对此的传播和普及，否则就会局限了科普的广度和深度。

    今天，我国大众科学素养依然和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科学思维能力依然有待提高，有关科学理性和科学精神的教育依旧缺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全国科普日活动已连续举办了十多年，在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科学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期待，随着这一活动的不断深化，科学的“精气神”能越来越足。

（节选自2016年10月《光明日报》，有删改）

出版人的知识视界与人文素养

    ①出版界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平庸媚俗乱象，首先与出版人受限于知识视界，没有高屋建瓴的策划与组织有关。譬如各类原创图书缺乏，质量平平；而一般图书则碎片化、娱乐化泛滥，格调不高，跟风现象严重；至于财经励志类图书则多克隆封面，四大名著多重复出版，更是业界常态。还有的出版社，因贪馋不退货和回款快，直接将出版经济做成“教材经济”，如此因袭偷惰，最可唏嘘。面对这种均质的平庸与粗鄙，老出版人董秀玉直言“不敢去书城”，“也不喜欢大书店”。身在界外，个人的观察，这固然与早先作为垄断行业的出版社靠书号资源、行政运营养成的积习有关，但由此形成的对知识创造的轻忽与怠慢，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②这里仅就图书输出一点，来谈出版人知识视界过窄与创造力不足的问题。记得2003年，商务部有过统计，与货物贸易的巨额顺差相比，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的逆差高达86亿美元，其中，包括图书输出在内的文化服务贸易的收入尤其少得可怜。当然，“十一五”以来情况有所改观，我们与许多国家签订了合作协议，有千余种图书通过对外推广计划和经典出版计划走向世界。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的对象国和对象地区还不广泛，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精神风貌的图书仍较少，对海外市场与读者需求并不十分了解。有些学术书水准不低，但常常因不符合国际学术规范而遭到对方拒绝。

    ③我们的发言权在不断流失，我们无力影响全球性的价值推展和制度安排，被人投诸边缘，视为“他者”。这种具有普适价值的重要学说和通行规则很少体现“中国因素”，更少由中国人来确立和制定的现状，显然与我们的大国地位不相符合。为今之计，如何以全球化考量为背景，冷静下来，沉淀下去，努力提升图书选题与内容的前沿性、普适性，还有编校装帧的质量，让出版人真正成为一个通晓全局、专精一门的专家内行，既不枵腹充数于业界，又不塞耳自外于学林，同时又虚心学习他人，积累经验，在产品、版权与技术、资本等各个环节上切记用功，在海外收购、投资或创设出版公司及书店等方面刻苦钻研，从而以实实在在的业绩，赋予中国文化走出去以更丰富的内涵 ， 不能不说是当务之急。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亟需出版人有更开阔的知识视野，在各种出版实务上痛下工夫。

    ④遗憾的是，我们在这方面欠缺太多。从出版内涵来说，了解国际学术走向，熟悉业界书情动态的专门人才还很缺乏；从出版运作来说，掌握版权贸易的行家尤其不足。以学术出版而言，许多必要参数也不在出版社年检及评估中反映，怎么可能敦励出版人从观念上统一认识，在规范规制上奋起直追？又怎么能使之克服码洋崇拜和GDP游戏，真正了解到如果不改变现状，即使中国图书走出去也无济于事？以去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为例，我们租的展区面积不可谓小，参展图书也不能算少，但好书难觅，最多的仍然是上述线条粗浅、解读表面的空泛之作。

    ⑤在我看来，倘若学术文化的价值悉数为利益放逐，纵使我们占有了市场，也仍然不会有发言权。现在出版人走出去了，但却只留下中国的经典思想“览镜心情只自怜”，怎么能不让人慨叹？还有，那些天，莫言要获诺奖的消息已经传出，但书展上却没有莫言小说专架，官方《参展商手册》也无反映，如此应对，或许出于疏忽，但缺乏董秀玉先生所说的“视野要广阔一些，要有前瞻性，要关注各个方面”的出版人专业素质和知识视界，恐怕是更主要的原因。

从内心里燃烧

——李安谈《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

    近日，著名华人导演李安携新作《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来到中国，在整个电影市场掀起热潮。从《卧虎藏龙》《断背山》到《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李安在题材和技术上不断自我突破并取得巨大成功，所以不少影迷都对他和他的这部新作充满期待。

    记者：您不断挑战自我，让自己完成似乎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就是您的电影理想吗？

    李安：我虽然60多岁了，但还在成长，好像年轻人一样。成长包括我对电影的追求的成长，也包括我对这个世界和人们内心的观察的成长。我也需要活力，甚至需要障碍，因为没有障碍，人就会没有思想，很难保持新鲜度。我很喜欢拍电影，也很喜欢学电影，有人投资让我去学去拍，对我来讲是很大的福分，我也很珍惜学习的机会。每次爬一个高峰，我不仅能学到东西，还能学到谦卑。中国人讲“学然后知不足”，我学到一个东西，找到一个答案，然后又开始探索新的问题，这是我保持活力的方法，就像我们呼吸一样，是本来就在做的事情，无所谓挑战。

    记者：所有人都非常关心《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采用的每秒120帧、4K、3D这些全新技术。这是电影史上第一部使用这些新技术拍摄的故事长片，作为观众，大家应该做什么心理准备？

    李安：我一方面希望大家知道自己会看到什么再进去看，另一方面又觉得大家不要有任何思想准备可能是最好的，把自己过去的观影习惯摆在一旁，才能够很放松地进入新的电影世界去体会。因为电影从诞生时就是展现平面的，现在这个新技术把幕帘打开了，但本质上还是内心的表达。

    记者：这部电影选择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向观众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和感受？

    李安：当初看到原著，觉得非常内在，写的是比利·林恩这个男孩子头脑里一天的思绪，但是不容易被看到，我就决定用新的方式进行表达。人生是一场“秀”，也是一场战斗，也有战斗的伙伴，同伴的心情也很难叙述。我们经历困难的时候更容易看到真相，因为所有的感官都是完全开放的。用我们的眼光看这个世界，有时候有点奇怪，有点喜剧性，也有点讽刺性，以这样的题材拍一部新的电影是非常合适的。

    记者：影片给我们一种看到真、善、美的感受。您觉得现在电影技术每秒120帧是不是技术的极限？

    李安：现在这部电影不但能从银幕上看出演员的气色，体会到台词和潜台词，对角色的心态、气质和用心也都可以有所体会。我们常说真、善、美，“真”里面也有“善”和“美”。每秒120帧是新的开始，光追求帧数却不会去有针对性地拍，还是不行。怎么把技术的东西做成艺术，商业上怎么发行，最后怎么样改变我们电影文化的生态、电影人的思维习惯、观众的欣赏习惯，这些文化上的事情，都需要一个一个层次做上去。我觉得数码电影是很有潜力的，现在我是写实性的，将来可能抽象性的、轻松浪漫的也可以用这个技术。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电影人应该如何努力？

    李安：中国电影市场一直都有好片子。对中国电影的期待，我还是那句老话，“现在好像是黄金时代，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能够多做点，扎下根”。过去美国市场及其思维方式是主导。现在不管是市场还是文化方面，中国电影不光对自身而且对全世界都有一个新的导向，非常期待它能够长期健康地发展，这是我的一个心愿，希望大家一起努力。艺术这行或者娱乐这行，我感觉需要一种燃烧的热情，必须真诚地往内心里面深挖。我们人生中真实的东西，去触摸它，都是挺难受的，要经过美化、艺术化，自己要真诚，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用燃烧的热情点亮我们的内心。我之所以喜欢这么近地看人，是因为看清对方就是看清自己，了解人性。

    在人类历史中，文明间的交流、碰撞历来都是各种文化发展和变迁的重要原因与动力，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作为双向的文化交流过程，相辅相成，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互鉴互融，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有观点认为，欧洲启蒙运动实际上就是欧洲的思想界借中国文化对自己文化的一次更大规模的改造。

    “中学西传”的源头在于西方耶稣会士明末入华，其后，“中学西传”形成规模效应并对欧洲思想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过程持续了211年，而且在儒、释、道精神乃至中医药文化和农耕文明等方面，全方位地影响了欧洲的思想文化。

    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通过书信往来和译介中国典籍等方式，促进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如意大利会士卫匡国等完成了中国史书的编译，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研究中国学问的目的，既是为了传教的需要——为天主教在中国儒家哲学中寻找对接点，更是为给西方寻找更为理想的社会制度楷模。

    经由来华耶稣会士传到欧洲的“中学西传”成果，还促成了法国重农主义思想的兴起，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提出了“农民穷则国穷”的主张，这正是来源于儒家的重农思想，他的重农主义社会实际上也是以中国为蓝本的，中国朝廷的亲农政策通过来华传教士发回国内的书信介绍、在欧洲大陆被广泛传诵，这无疑为法国重农主义者提供了思想材料和有力论据。

    耶稣会士波兰人卜弥格是第一个将中医药知识系统全面介绍给西方的欧洲人，他向欧洲翻译传播的若干重要的中医药著作，促进了欧洲对中医药文化的认识与了解，尤其是促成了欧洲专业汉学的诞生。法国来华耶稣会士也通过书信，向欧洲介绍了中医药文化的独特价值，为中医药文化得到西方的认知认同作出了突出贡献。

    康熙帝派遣法国会士白晋返回欧洲招募来的耶稣会士在华期间，通过翻译活动和科学考察等方式，开创了“中国—欧洲”对话的高峰。成为法国早期汉学的先驱。法国会士还参与了康熙帝组织的全国大地测绘，绘制了中国第一幅实测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这是当时中国最科学，最完美的全国地图，2014年3月，习主席访德期间。德国总理默克尔赠送给习近平的德国绘制于1735年的中国地图，其蓝本就是《皇舆全览图》。

    “中学西传”的贡献不仅在于促进中华文明在西方的传播，影响西方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加深中西之间在思想体系和文化传统之间的调适与融合，而且在东西文化寻求共同性和互补性的过程中，能够促进双方在文化上的相互吸收和借鉴。

（摘编自王银泉《挖掘“中学西传”研究的时代内涵》）

材料一：

众所周知，鲁迅选择从文事业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启蒙目的，旨在改造民众麻木的精神状态。鲁迅为启蒙而写作的目的，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不谋而合，与“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也不谋而合。所以，在鲁迅的文学事业里，不仅他参与的许多社会活动和社会批判体现了强烈的广场意识，而且他的文学创作（主要是小说和散文的创作）也产生了强烈的广场效应：《狂人日记》对旧礼教、旧传统“吃人”本质的批判，《阿Q正传》对国民的“沉默的魂灵”的揭露和挖掘，《野草》对绝望的反抗，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鲁迅犀利的思想批判是通过完美的艺术形式呈现出来的。读者从鲁迅塑造的优秀艺术典型（狂人、阿Q、祥林嫂等）中吸取思想的力量，而不是从教条的思想说教中获得启发。鲁迅用现代汉语所创造的思想力量与艺术力量的完美结合，成为白话文学的高标。文学写作是一种专业岗位，鲁迅的创作显然高于晚清至民国初期流行的通俗小说，也要高于同时代的一般白话小说和抒情散文，他的创作不仅具有高超的思想艺术，也具有启蒙教育等广场知识分子追求的价值效应。我们很难界定鲁迅的文学创作中具体的某部分是广场启蒙还是文学审美，它是通过整体的艺术审美，综合产生教化与审美的双重作用的。因此，我们把鲁迅的专业岗位设定为文学创作，那么鲁迅通过他的专业岗位，依然在发挥包含广场意识在内的文学作用。换句话说，鲁迅不仅在社会责任和专业精神两个方面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二元的目标，而且他在自己的专业岗位领域也完成了自我超越，达到了一种集双重标准为一体的标杆性的高度。

（摘编自陈思和《现代知识分子广场型价值取向的形成》）

材料二：

只有认识鲁迅，才能认识现代中国；只有走进鲁迅的精神世界，特别是他的心灵世界，与他近距离接触，才能真正地理解他的思想、精神和人格特质，才能真正读懂他的作品，并在他的作品中认识古老和现代交融的中国，一个处在向现代文明转型中的中国，进而也就能够认识一个“真”的鲁迅。因为对于现代中国来说，他的灵魂是最忧患、最痛苦、最孤独的，也是最复杂、最矛盾和最深沉的。他自己也说，他常常觉得自己的灵魂中有“毒气”和“鬼气”，想排除掉，却难以做到。正是怀有这样一颗敏感的心、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他是以深刻而独到的生命体验和感悟，发现了现代中国在转型时期所遭遇的困境和难以跨越的障碍。他是一位真正看清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和现实人生“真面目”的智者，也是一位真正向传统发出怀疑、质询和敢于挑战的战士，如同他在小说《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眼，发现“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却是“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的历史，并借狂人之口发出“从来如此，就对么”的质疑那样，他的思想、他的精神、他特立独行的人格精神，始终都置于现代中国的前沿阵地，启示着后来人。

一个人青少年时期遭遇的事件，往往对他一生都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鲁迅在为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作序时这样写道：“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如同瞿秋白后来说的那样，“家庭的变故是鲁迅人生的重要转折点”。瞿秋白对鲁迅的基本面的认识和把握是十分到位的，他看到了故乡S城的闭塞、落后对鲁迅精神的压抑，使鲁迅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窒息，最终选择了离开。事实上，鲁迅也正是在决心“逃异地”“走异路”当中，获得了思想上的重大飞跃，这样才真正地完成了从“周树人”到“鲁迅”的转变，进而使他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为现代中国的转型贡献了自己的思想睿智。

在鲁迅那里，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思想和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想，非常奇妙地统一在他的思想体系之中。这两种通常被人们看作是性质不同的思想学说，却成为他认识中国、认识世界和“改造国民性，重饰民族魂灵”的思想利器，使他“独异”和“自成品格”的思想特点和文化性格显得更加突出和成熟。鲁迅在走出S城之后，获得了由中西文化碰撞而带来的“新思想”“新风气”的熏陶和洗礼，他已不再是一个“代圣人言”“代帝王言”的古代士大夫，不再是一个静静地待在书斋里“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传统文人，而是一个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和现实人生都有着自身独特体验、独特感悟和独特思考的现代知识分子，使他置身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历史潮流中，能够用最坚决、最彻底的方式与传统诀别，并大声疾呼，要“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要“救救孩子”。同时，也誓言要“自己背着因教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而让新一代的“幼者”“到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可以说，这才是“真”鲁迅的精神风采，其中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他对现代文明的拥抱。换言之，现代文明的价值理念，使他的思想放射出独特的光芒，特别是在他的文学创作当中，这种观念使他的作品富有极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并传达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和现实人生所做的深邃思考，使他由此能够上升到充分展现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共有的命运的高度来进行艺术思考和表现，表现出他不遗余力地关注人的生存境况和前途，寻找人的精神归宿，而这就是一个“真”鲁迅的本色。

（摘编自黄健《讲一个“真”的鲁迅》）

技术的人文本质

吴国盛

①动物的存在是按照自然界为它已经安排好的、给定的、既定的技能进行的，但是人缺乏先天的技能，他需要依靠工具、技术生活。因而对技术的审视是理解人类的一个关键环节。

②人们普遍认为科学技术是价值中立的。一把刀可切菜也可伤人，拿刀去伤人，责任不在刀，刀是中性的。但这种看法忽略了所有刀都指向切割背后的意向结构。如果你老带着刀的话，那么用刀就很可能成为你的存在方式，遇事想着用刀来解决问题。技术的逻辑会迫使你去做某些事情，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就不是中性的。

③人的本质不是先天的，而是自我构建出来的，工具、技术影响着人的本质构建，技术潜在地决定人的行为逻辑。比如文字的出现使我们记忆力丧失；PPT的使用让演讲就变成了读，极大限制演讲者的思路发散。每一样技术在取得某些进步的地方必定有所丢失，现代技术的无所不在可能使我们难以搞清楚我们究竟丢失了什么，我们的语言已经不能表达这种失落了。

④技术不仅是人类自我构造的中介，也是世界构造的中介。世界是由空间和时间构成的，技术能改变空间的特性。比如不同的建筑技术下有不同的监狱、体育馆、公共广场等的空间构造，不同的构造带来不同的政治意味。

⑤时间本来是由运动规定的：牧民按照绵羊的怀孕和生长周期来规定时间；农民按照农作物插秧、收割的周期来规定时间。但我们造就了钟表以后，钟表这个机械规定了现代世界的时间尺度，规定了我们存在的尺度。只要你戴上了表，就像孙悟空戴上了金箍子，你就得疲于奔命。可见，技术本身决定着时间和空间等世界的框架。有什么样的主流技术就会构建什么样的框架，就会有什么样的世界。

⑥现代技术为我们造就了什么样的世界？造就了什么样的人性？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当技术追求效率，一些公司的规章制度，就不再是出自正义、德性、美，而是为了效率最大化；当教育做不到因材施教，就会让工厂化生产的效率观念取代因材施教这个适应性观念（适合每个不同的人）……我们还可以通过不同的侧面见出端倪。比如现代科学的数学化过程存在着对质的多样性的清除。当你把一个人和一头猪相加的时候，就蕴含着对被加者的本质差异的消除。再如现代技术的背后是现代人对自我的期许和认同。技术要派用场，要有所表现，要做点事情。“有所作为”就会成为现代技术的一个基本的逻辑。反观西方漫长的中世纪，人们的最高境界是沉思、祈祷、过宁静的生活。希腊人的最高人生境界是仰望星空。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忙忙叨叨、一刻不闲，但这已经成了现代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

⑦我们在对现代技术的逻辑的讨论中，可能有些观点有些极端，但这个极端的意思确实或隐或现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而且这个逻辑非常坚硬，不容易被打破。我们要意识到这个逻辑，通过意识到这个逻辑，来发现它的局限性，从而为人类认识到自己的处境提供一种可能性。认识到这种处境，我们才可能认识到我们真正的危机在哪里，我们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真正的可能性在哪里。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