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时的城镇化：最早的“城里人”是什么人？

倪方六

    “城镇化”近年来似乎成了一个热词。所谓“城镇化”，亦即人口持续向城镇集聚的过程，说白了就是“农村人”转为“城里人”的一个历史进程。中国作为世界上传统的农业大国，城镇化其实一直在进行之中。

    中国最早的“城里人”出现在何时？

    上查三代，现代的“城里人”大多是农村人。中国最早一批“城里人”出现于何时？学术界较主流的观点为，城里人的诞生时间与人类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发生时间基本一致。由于商品交易形成，出现了不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商人，“城”“乡”首现分离，由此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波原始城镇化运动，即学术界所说的“城市革命”。

    中国最早的一批“城里人”是商人。早期商人都是“有身份”的人，只有贵族才有用剩余物品参与交易的可能。由此可以推断，中国第一批“城里人”的出现，不会晚于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夏代，距今至少4000年。根据对《史记》等史料记载的分析，当时应该有过多轮原始城镇化运动，其中最著名的一场城镇化运动，应该是由夏禹主导的。他把全国划分为徐、冀、兖、青、扬、荆、豫、梁、雍等九个“州”级行政区。“九州”中的每一州都应该建有一个地区性中心城市。

    商朝因祖上分封于“商”这个地方而得名，商朝的人善于交易，其灭夏前在财富上的原始积累，就是通过用“绣”这种纺织品与夏做粮食贸易完成的。商建立后，做生意已成为商朝人的社会职业，“商人”概念因此而来。

    古代第一轮城镇化高潮是在哪个时期？

    进入东周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国民生产和经济都得到了极大发展，社会变化剧烈，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由于周王室衰微，诸侯各自为政，大兴土木，构筑城池，“都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城镇数量剧增，古代中国的城镇化运动，因此迎来了第一个高峰。

    这期间，城镇化运动开展得最好的，应该是齐国。齐国都城临淄规模很大，有几十万常住人口。当时的临淄十分富有殷实，“GDP”应该远高于其他诸侯国城市。临淄城里文体活动丰富多彩。更为有趣的是，那时齐国已有球迷一族，临淄因此被国际足联认定为人类足球发源地。

    据《史记》《战国策》诸史书记载，齐国至少有大小城镇81个，以每城万户、每户5口人来算，平均每座城镇有5万常住人口，并不逊于现代县城规模，可见齐国城镇化程度之高。

    中国古人如何“农转非”？

    在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对城镇化进程同样有很大的影响。古代原则上是限制“农转非”的，这与人头税的收取和提倡农耕的“重农抑商”思想有直接关系。

    然而，古代的户籍制度同样浇不灭古代农村人进城的热情，特别是在饥荒年间，由于城里赈济及时，农民纷纷背井离乡，跑到城里谋生，于是形成“流民”云集的情况。

    怎么处置这些没有户口的“流民”？各朝采取的措施并不一样。南宋朝廷一般是分别对待，积极救助，疏堵并用。一方面为“流民”建立临时户籍档案，发给其相当于现代的“暂住证”一样的“收执”，作为领取福利(钱、米等)的凭证，“流民”离开时销毁“收执”。另一方面接收“投资移民”，有钱有条件的“流民”可转为“坊郭户”。

    因宋代户籍划分和变更登记三年进行一次，当时一般三年办一次“农转非”。据《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绍兴十二年(1142)，户部曾上奏：“西北流寓之人候合当造簿年分推排施行。”一批“西北流寓之人”遂被划分户口等级，“农转非”成为“坊郭户”。

    文学是人类生活的派生物，定性文学应该从人类生活的发生过程，从文学起源和发展的历史，特别是注重从精神层面、行为指向和实践意义的结合上把握文学的本质特征。回归文学的原生态、还原文学的原本面目，有利于发现文学与人类生活的全方位的联系，有利于摆脱原有概念扣理念的束缚，建立基于我们自己感受经验的对文学的“中国式现代理解”。其中，文学的实践意义是我们试图确立的考察和研究文学的重要维度，从这一维度出发，我们认识到，文学的各种概念化的解释都难免简单化、机械化，真正富有阐释力的应该是从实践意义上对文学行为目的一种表达，这就是：文学是人类的一种审美生活方式。

    在文学中，人们的愿望、渴求、理想、旨趣隐涵，寄予在人物、故事、情节等展开的逻辑之中，生活的肌理、价值、意义和人们的基本诉求也蕴含于文学叙事之中。虽然文学虚构的生活图景并非人的真实生活，虽然文学展现的“生活图景”并不能让人们按图索骥地重复，但文学让人们在“虚构生活”中近乎真实地看到了对象化的自我，并可能从中回味出生活的乐趣和动力。文学叙事高于平凡的生活。甚至是理想化的乌托邦，但在文学的修辞手法、多种表现手段构筑下可能美轮美奂，楚楚动人，引起人们极大的冲动和向往。所以，对于文学而言，不在于人们是否能够完全按照文学的描绘生活，而在于能够激起人们多少冲动和向往。因为人类最早创造文学的时候根本就不是出于实用的目的，初衷可能是在疲劳、痛苦、无聊之时玩笑、娱乐、虚化一下自己，甚至是进行一次自我开涮。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叙事就是一种虚幻，就是让人的生活由实向虚的一种转化，而人们在许多情景中常常向往虚幻。当人们的实在生活出现矛盾、困境时，以虚化的图景予以调和、润滑、昭示，困厄也许就细而无声地度过。文学就是要构筑一种“逼真”的“非现实的生活”，而且这种“非现实的生活”还是人们极力憧憬和向往的，是人类发自内心的一种需求。文学虽然不能规划和设计社会生活，却能辅助、引领、指导人们的生活，让人们的生活充满空灵、清幽、诗意，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渴望，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样惬意，展现“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娴静，产生“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的豪放，甚至生发出对阿Q“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慨叹。由此可见，文学的作用在于引导人们诗意地生活。

    文学作为人类创造的一种精神存在或者文化存在，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实际上就是文学的作用或者有用性。文学的有用性并非对人们物质生活的实用性，而主要是对于人的精神发展的有用性。人的精神发展呈现两个路径：一种是理性思维及其产生的成果，如政治、哲学、宗教等，抽象高深，远离人的生活；二是形象思维（感性思维）及其产生的成果，如文学艺术，直观、形象、生动，相似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这种“高于生活”的本质特征是审美，也就是说，文学给我们提供的“生活”是审蔓的生活。文学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感受、体验、参悟生活的方式。它让人抛开冗繁，以文学的修辞、形象、故事、意境等对人的生活进行审美性创造，从中发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并在这种“审美性生活”的熏染、启迪、昭示下，树立和坚定生活的信念，开创人的实践意义上的新的美好生活。就此意义而言，文学是人们的一种审美生活方式。

（选自吴圣刚《文学是一种审美生活方式》，有删改）

    自汉唐始，中医海外传播的历史，曾毫无争议地彰显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对外辐射能力。但明清以来，中医成了“一个被动的开放体系”。当中医的“被动”遭遇西医的强势，直接结果就是中医在海外的弱势。这种弱势日前还没有根本改观，但情况正在悄然改变。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健康理念上追求返璞归真，崇尚自然疗法，中医倡导的“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的观点，正在启发人们对中医中药的再认识。

    中医的对外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当时中原政权与北方匈奴和西域有了许多交流和互动，中医作为中原文化的一部分开始对外传播。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直至两宋，中医对外传播逐渐达到鼎盛时期，中医在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等周边国家得到较为系统的传播。明朝郑和下西洋，可谓中医对外辐射能力的历史绝响。但自那以后，中医对外传播开始呈现“被动”的特点。也是从那时起，中医海外传播足迹抵达欧洲，不过推动者不再是中原政权，而是欧洲来华的传教士。当时中医被介绍到欧洲，更多的是以“文化他者”的身份，传播者甚至带有猎奇的心态。与欧洲相比，美国是中医海外传播的后来者。虽然中医早在19世纪中后期就随着华人赴美淘金潮传入美国，但中医在美国主流社会“能见度”的提高，最大的推动力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美国媒体有关中医针刺麻醉在医学上神奇功效的报道，甚至成了美国向中国伸出和解的橄榄枝这一政治行为合理性的注脚，客观上成为了中医在美国乃至西方世界传播进入新阶段的前奏。

    虽然近年来中医在海外的传播以及地位的提升，都有了较为明显的改观。但现实状况远比数据呈现的要复杂、微妙得多。韩日是中医最早的输入国，也是对中医消化吸收最彻底的国家。日本在中医理论基础上，发展出本土的汉方医学。韩国自上世纪80年代起大力发掘中药古方，以西医标准阐释药剂的功效，提升“韩药”现代化水平。有数据显示，在天然药物领域，日韩以及欧洲占国际市场的90%，中药占比不足10%。也就是说，与中医同宗同源的汉方、韩医，正以中医竞争者的姿态出现在国际医疗领域。

    与隋唐、两宋时期中医作为整体对外传播不一样，如今中医作为医疗手段在海外的存在，扛起大梁的仅仅是针灸。在很多西方人眼里，针灸几乎是中医的代名词。以现代西医的科学标准来衡量，中医理论属于“前科学”体系，这也是中医相对于西医弱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国际上，中医通行的表述是“传统中国医学”，这似乎无形中给中医贴上了与现代科学“对立”的标签。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中医学家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奖，被视为主流医学对中医的认可也显得不那么有底气。因为她所使用的化学合成手段完全是现代科学，与中医理论毫无关系。某种程度上说，中医理论作为“文化他者”的身份并没有改变。

（选自《走向海外，孤独的“文化他者”》，有删改）

    日前，全国各地精彩纷呈的科普日活动让人们享受了一顿顿“科普大餐”，虚拟现实等新技术让科普活动变得五彩斑斓、趣味十足。如果说科学知识是科普的“鱼”，那么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和科学的人文精神，就是科普的“渔”。我们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近来的科普活动“鱼”多“渔”少，缺了些“精气神”。

    科学精神包括求实精神、创新精神等。求真是目标，创新是灵魂，这些宝贵的科学精神，不仅为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外围环境，同时也在约束科技团体的自身行为。而对普通人来讲，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安身立命，这些精神都永不会过时。因为科学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也赋予人崇高的理想，激励人们超越自我、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

    科学思维在今天的科普内容中尤为重要，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普及科学前沿知识还要重要。现在，科学知识已经汗牛充栋，一般在网络上一搜就能找到，对普通民众来讲，除非个人极为感兴趣，否则并没有熟练掌握的必要。对大部分人来说，形成科学理性的反思能力，比掌握某种或某几种科学知识更为重要。比如，要让大众明白，科学是有局限性、阶段性的，包括医学在内的各种科学，都不是万能的。这样大众在面对一些诸如“量子矿泉水能治疗各种癌症”等骗局时，才能多一分清醒。

    科学的人文精神，和现在网上流行的“心灵鸡汤”大不一样，它以科学为基础和手段，以人文关怀为方向和目的，强调科学与人文相互协调和补充的思想，是唯物主义的人文观。在做科普时，也要让人们明白，科学与人文是人类文明飞升的双翼。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何控制好这把利剑，有赖于人文精神的指导。

    总之，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和科学的人文精神，本身就是科学的一部分，是科学的“精气神”。在科普活动中，我们不能忽视对此的传播和普及，否则就会局限了科普的广度和深度。

    今天，我国大众科学素养依然和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科学思维能力依然有待提高，有关科学理性和科学精神的教育依旧缺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全国科普日活动已连续举办了十多年，在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科学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期待，随着这一活动的不断深化，科学的“精气神”能越来越足。

（节选自2016年10月《光明日报》，有删改）

在以杜甫同时代作家作品为收录范围的三种诗选中，《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比较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诗坛风气和主潮，《箧中集》也代表着一种新的思想动向，这些是当时比较重要的诗歌选本，杜诗亦在这三部诗选入选范围之内，却都先后意外落选。原因何在？

殷璠《河岳英灵集》是被认为最能代表盛唐诗歌理想的诗选，盛唐诗坛重要人物基本入选其中：其序称其收诗起于开元二年，止于天宝十二载，而这个时间正与杜甫创作前期重合。杜甫当时诗歌创作数量也不少，却没有引起诗坛和殷皤的注意。除了进入长安较迟、年资不深这一客观因素之外，主要原因应是杜诗本身问题，即其内容、艺术风格和当时主流风尚并不一致。如深受令人赞美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其“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借写景而喻时事乃至“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的高自标置，在当时认为反而不如高适、薛据、岑参、储光羲等人的即景写实、淡定优雅，杜诗“沉郁顿挫”风格不太符合殷璠气象高华、“风骨”与“声律”兼备的要求。

元结《箧中集》序主张“雅正”，肯定入选作者“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元结文学思想明显是盛唐“别调”，并非主流，正好和杜甫比较接近，然细审之，杜甫其人其诗并不完全吻合其选人、选诗之标准。杜甫曾为左拾遗，并非“正直无禄位”“忠信而久贫贱”者，且杜诗主题与单纯歌咏个人苦难也不一致，他们关注个人疾苦，而杜甫则忧国忧民，杜诗虽歌咏个人苦难，但往往推己及人，这种精神正是杜甫超越《箧中集》诸子之处。因此，杜诗和《箧中集》诗人同中有异，反映出杜甫与《箧中集》诸子人格境界的深刻差异。

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时间与体例明显上继《河岳英灵集》，进入《河岳英灵集》的盛唐诗人如孟浩然、李白、王维、高适、岑参等皆不再入选、，高氏自序选诗标准为“体壮风雅，理致清新”“朝野通取，格律兼收”。杜甫其时和《中兴间气集》所收诗创作时间交叉，杜诗却没能入选《中兴间气集》，这显示出“沉郁顿挫”的杜诗受当时崇拜盛唐气象的诗人一致冷落，当然主要还是因为诗歌理念、诗歌内容与风格的巨大差异——卧病江湖感叹“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阳楼》）、吟咏“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的杜甫哪能看到“中兴”气象？此外，人际交往的限制也不可忽视。安史之乱发生后，杜甫漂泊蜀中，远离政治、文化中心长安，也与活跃的诗人群体存在巨大时空阻隔和社会身份的高低落差。杜甫暮年情不自禁地发出了“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的无限慨叹，显然是回顾了平生被主流诗坛忽视甚至轻视的基本事实。

虽然同时代主流诗坛和重要诗选忽视杜诗从而迟滞杜诗传播与影响的扩大，但在杜甫身后不到三十年，他的诗作很快就迎来真正的知音，得到深刻的理解和高度的推崇。

（摘编自吴怀东《杜甫的诗为什么会落选》）

材料一：

“自然写作”一词肇始于西方生态批评的兴起，生态批评的重要代表人物格罗特菲尔德曾在《生态批评读本》中有所涉及，另一位生态批评的重要代表人物劳伦斯·布伊尔在《环境批评的未来》中提出“自然写作”的概念。他说：“自然写作，可以简洁地定义为‘一种非虚构的文学写作，它提供关于世界的科学考察；探索个体人类观察者对世界的经验；或者反映人类与其所在星球关系之政治和哲学涵义’。自生态批评运动开始阶段起，尤其是在我说的第一波生态批评中，中心兴趣便是自然写作。”

布伊尔这里所说的“自然写作”，是针对人为的“艺术写作”而言的纪实自然考察与个体经验的一种文学形态，诸如梭罗的《瓦尔登湖》之类。但真正的“自然写作”则是一种包含“环境取向”的写作。诚如布伊尔在另外一部著作《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与美国文化的形成》中所言，这种“环境取向作品”的标准要素是：1.非人类环境的在场并不仅仅是一种框定背景的手法，这种非人类环境的在场实际上开始向人们宣示：人类的历史必然被融入自然之历史；2.在环境取向的作品中，人类利益并没有被视为唯一合法的利益；3.人类对环境负有责任，这是文本伦理取向的重要组成；4.这种自然取向的文本中隐含这样一种意识：自然并非一种恒定或假定之物。

这就在实际上批判了传统的“人类中心论”与“艺术中心论”，而使自然写作走到与传统文学艺术平等的地位。可见，“自然写作”即是一种人与自然“共生”的写作，它是“自然文学”的另一种表达。显然，这是对于工业革命“人类中心”、“艺术中心”与“理性中心”的抛弃与评判。

“自然写作”在西方是一种后现代时期对于工业革命进行反思与超越的写作，是20世纪中期的产物，但在中国却是具有原生性的文化形式。因为，中国作为农业古国，以农为本，遵循“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力倡人与自然“共生”的文化立场。儒家有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道家则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释家则言“众生平等”。这种“共生”的哲学观念必然导向人与自然平等的“自然写作”。

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自然写作”进行全面理论论述的，是《文心雕龙》。它在《原道》篇中提出文来源于“自然之道”的论断：“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里所说的“自然”既包含大自然，也包含人对于自然的自然而然、顺其自然的表现。“自然写作”的观念，在中国古代文论典范之作《文心雕龙》中，由全书的首篇《原道》揭示出来，也具有全书之核心的意义。

（曾繁仁《“自然写作”：人与自然共生》）

材料二：

由于疫情，很长时间每天都几乎处于封闭隔离状态，每个人都赤裸裸地面对自然的生命生存状态。如此真实处境使自然诗歌和自然文学越来越让人关注，这也许将成为自然诗歌和自然文学的新时代。生态意识、环保理念、新的生活方式，这些都会逐渐成为新常态。

人应该与动植物、神、自然界和谐平等共处，形成一个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的生命整体。这样一种理念，与天人合一思想契合，也接近当代生态学的一些观点。比如当代生态学特别强调人和自然是一个完整的自然生态循环系统，每一样物种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具有一种默契的平衡。

爱默生被誉为“美国文明之父”，特别提倡自然文学，惠特曼和梭罗都是他的弟子。爱默生曾经强调：人类应该遵守两句格言，一是认识你自己，二是研习大自然。认识你自己，是古希腊神庙里镌刻的一句格言。研习大自然则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终于醒悟人类再也不能自大，不能自我中心主义，人不过是大自然里的一分子，应该平等对待其他物种，与之和谐共存。

我对没有过自然生活经验的诗人，从来持怀疑态度。对于诗人来说，童年的经验极为重要，保存其最初的精神种子或者说初心，这是一些看似寻常普通的人最终成为诗人的奥秘。此外，自然是人类最早的家园，从小就受到大自然熏陶，是人性健康的必要条件。在自然中生活的最初经验感受，确保了很多诗人有更广阔包容的胸襟和开放精神。古典诗歌里花草植物出现数量很多，《诗经》就完全是“群芳谱”，宋词也特别多以花草拟人的篇章，人和花草相互对应生辉，说明那是一个何其自然葱郁的和谐世界。

所以，自然写作，我理解就是要将这样的自然理念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受到熏陶，具有一种生态意识，继而在生活中自觉地践行科学的环保的理念。在这一点上，诗歌从来在文学中有引领作用。

（南君《自然写作中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