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法”是江西派吕本中提出来的口号，是要诗人既不破坏规矩，又能够变化不测，给读者以圆转而不费力的印象。杨万里所谓“活法”当然也包含这种规律和自由的统一，不仅如此，根据他的“万象毕来”、“生擒活捉”等话看来，可以说他努力要跟自然界建立嫡亲母子的骨肉关系，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古代作家言情写景的好句或者古人处在人生各种境地的有名轶事，都可以变成后世诗人看事物的有色眼镜，或者竟离间了他们和现实的亲密关系，使他们的作品“刻板”、“落套”、“公式化”。他们仿佛挂上口罩去闻东西，戴了手套去摸东西。譬如赏月作诗，他们不是想到杜老的鄜州对月或者张生的西厢待月，就是想到“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或者“本是分明夜，翻成黯淡愁”。六朝以来许多诗歌常使我们怀疑：作者真的领略到了诗里所写的情景，还是他记性好，想起了关于这个情景的成语古典呢？杨万里也悟到这个道理，不让活泼泼的事物做死书的牺牲品，把多看了古书而在眼睛上长的那层膜刮掉，用敏捷灵巧的手法，描写了形形色色从没描写过以及很难描写的景象，因此姜夔称赞他说“处处山川怕见君”。

（选自钱钟书《宋诗选注》，有删改）

    在旧时，大部分的中国人都好贵古贱今。凡今人做了什么好事，这些人总觉得无论这事做得如何好，但比之古人，总要差一点，古人所做的事，一定更好，或做得更好。如果今人做了什么坏事，这些人便借题发挥，用“世风不古，人心日下”等滥套，将令人骂得“狗血淋头”。

    在旧时，除了些庙堂颂圣的作品外，在私家著作里，很少看见称赞他自己时代的文章。王充《论衡•齐世》篇说“古有无义之人，今有建节之士，善恶杂厕，何世无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王充看出了大部分人的错误，所以他在他自己的书里有《宣汉》篇。在这篇里，王充指出，汉朝的文治武功，都超越前古。

    在旧时，大部分人所以都贵古贱今者，其原因有两点可说。就第一点说，大部分人本来都是“贵所闻而贱所见”。“今”是一个人之“所见世”，“古”是一个人之“所闻世”。大部分人本来都是“贵所闻而贱所见”，所以他们亦是贵古而贱今。就第二点说，中国旧时的社会，是农业的社会，在农业的社会里，人所注意的事情，如四时之变化，五谷之种植收获等，大部分都是循环的，人靠经验即可以知之、治之。农业社会的人，特别“尊高年”。高年是有经验的人。青年人有什么不了解或不能应付的事，即请教于高年。高年凭他的经验，可以教训青年，而这些教训，大致都是不错的。在这种情形下，人对于“古”即不知不觉地起了一种尊敬之心。但在工业社会，新的事情时常发生。而其新又不只是个体上的新，而是种类上的新。对于人所没有经过的事，旧经验的教训即不可用，至少是不一定可用。所以在工业社会里高年不是一个傲人的性质，而青年反是一个做人的性质了。因青年对于种类上的新的事物，可以学习，而高年则不能学习也。在农业社会里，人所以尊高年，一半是由于道德的理由，一半是由于实用的理由。在工业社会里，如果人亦尊高年，其所以尊高年完全是由于道德的理由。

    近数十年来，中国自农业社会渐变为工业社会，所以贵古贱今的人，在现在是很少的了。但有一部分人另外又犯一种毛病，即贵远贱近。凡中国人做了什么好事，这些人总觉得，比之外国人，总要差一点。他们总想着，外国人所做的事一定更好。如中国人做了什么坏事，这些人一定要借题发挥，用“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等滥套，把中国人骂得“狗血淋头”。

    现在所以有这一部分人，贵远贱近者，其原因亦有两点可说。就第一点说，近是人之所见，远是人之所闻。人既易于“贵所闻而贱所见”，所以也易于贵远贱近。就第二点说，中国现在一部分人还有殖民地人的心理。这种心理，以在清末民初时候为最甚，盲目地崇拜西洋人，相传有人以为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月亮圆。这种殖民地人的心理，在中国到现在还有残余。贵远贱近，虽亦是人之常情，但他们又并不是只贵远贱近，他们对于埃塞俄比亚的英勇，总觉得“不过如此”，而对于捷克的怯懦，总觉得“没有什么”。在这些方面看，这一部分人的贵远贱近，是由于他们的心理，是殖民地人的心理。

    就人之常情说，人贵所闻而贱所见。这并不是人的弱点，而正是人的优点。“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其一即是人有理想。人有理想，而其所见的事物，都不尽合于他的理想。人总有缺点，他所做的事亦总有缺点。在时间上或空间上离我们远的人，亦有他们的缺点，他们所做的事亦有缺点。不过这些缺点，因为距离远的缘故，不容易看见，都只看见其大体轮廓，其详细则看不清楚。如其大体轮廓无大缺点，人即以为其是完全的。人对于其同时同地的人或事，则是深知其详的。不但看不见其大体轮廓的无大缺点，而且简直看不见什么是其大体轮廓，如所谓见树不见林者。

（节选自冯友兰《新事论》）

    孟子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王道”，一是“民本”。孟子崇尚“王道”政治，以“王道”为最高政治理想，而贬黜“霸道”。他分别以尧舜禹、“春秋五霸”为“王道”和“霸道”的代表。孟子所说的“王”，就是“以德行仁”，让人“中心悦而诚服”；他所说的“霸”是“以力服人”，结果是“非心服”。孟子要求行“仁政”，讲“民本”，其落脚点都在 “王道”上。他向往尧舜禹先王之治，实质上是希望道德主体与政治主体合一，即以尧舜禹等圣王实践过的理想政治的“类型”，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通过对圣王历史与业绩的诠释，批判他所处的纷乱的战国时代，目的是引导历史的走向。

    孟子的政治思想体系以“民本”为基础，这与两千多年来中国以“君本”为基础的政治传统是形同水火的。如朱元璋读《孟子》至“草芥”“寇雠”之语而大怒，于洪武三年（1370）废黜孟子祠，并于洪武-十七年命大学士刘三吾删节《孟子》，就是明显的水火不相容的例子。两千多年来，《孟子》成了为苦难民众伸张正义的书，它召唤着历代读书人的良心，如“诗圣”杜甫的“致君尧舜上”，为民呐喊，忧国忧时。

    要讲“仁政”，就要以民为本，这就是传统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从这一理念出发，孟子阐述了自己的“仁政”学说。这一学说，简单说来，包含礼贤下士和保民爱民这两方面的内容。孟子说：“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就是说，君主若能行仁政，那他的臣民就会拥护君王，会为长官丢拼命。孟子一直以为，国君和社稷都是可以变换的，就是改朝换代，而民众是不变的，民心向背与政权的稳定与否直接相关，这是孟子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可是，孟子以民为本的“王道”理想与现实之间毕竟存在着很大的落差，孟子其人其书对专制政治的冲击力之大，后世的不少帝王望孟生畏，《孟子》成“经”之难可见一斑。

    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这一思想，是对春秋以来“以民为本”人文主义思潮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思想界是破天荒的，对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如果说孟子言心言性是侧重于哲学思想的话，那么他谈君谈民就是偏重于政治思想了，二者密切相关。因为孟子的理想是道德主体与政治主体的合一，也就是“王道”。

    孟子“仁政”说的哲学基础是“性善论”。“性善论”，简言之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孟子以为，仁爱基于善性，这个善性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其目的是要为他的“仁政”说找依据。他说“道性善”，即善性人皆有之，应当不断加以扩充，达之于天下，那么“仁政”说就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这样一来，“仁政”学说就有了一种天然的合理性、普遍的可行性。他“称尧舜”，是称道尧舜的德治天下，不失为仁义之道。德治天下是人们的理想政治，孟子的机智之处就在于把自己的“仁政”说，托之于人们理想中的圣王，这样说服力、可信度都会增强。然而，孟子虽然为“仁政”说找到了“性善论”这个内在依据，不过在当时崇尚“霸道”的形势下，这种“性善论”“仁政”说是很难有市场的。难怪到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就说孟子的“仁政”说“迂远而阔于事情”了。

（摘编自郑杰文等主编《经学十二讲》）

“读”出一个书香中国

李泓冰

    当网络横行全球，当微博华丽登场，阅读与写作的碎片化现象似乎已不可避免。不过，若是在这个盛夏光顾上海书展，看到那些酷暑中排长队购买入场券的读者，且大部分是年轻的面庞，不但关于纸质书末日的哀叹可以稍缓，也颇能体味一座城市的精神气质。

    这几天的上海，是最为全国读者、出版社、作家瞩目的地方。书展的成功，也向我们发出疑问：读书人的节日，能否可持续发展？阅读能否不仅仅是一年一度的盛大相约，更成为润物无声的日常习惯？

    比如，可否让传统的书店不那么急吼吼地退出历史舞台？尽管网上购书已成常态，但读者仍然需要阅读的氛围。在网络时代，如果还固守着当年新华书店的站柜卖书方式，书店的没落可想而知。而上海书展每天数十场作者与读者的互动、对话、签售，网上信息的充分发布，全场提供免费Wi-Fi，读者呼朋引类相约而来，既是阅读与购书的场所，也有了解作家、见识明星的机缘，还可以拿到小纪念品，或者只是一场以书为媒的社交、约会……正像上海书展的主题“我爱读书，我爱生活”－——读书，本来就该是生活的一部分。

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全国国民阅读调查课题组的研究，2011年我国公民人均阅读图书只有4.35本，上海领先全国，人均8本，而韩国人读11本、法国人20本、以色列人64本……

    重视教育的中国家庭，原来竟鲜有读书人么？除了教科书，我们的下一代真的没了阅读习惯么？

    试想，倘若官员忙于应酬惰于读书，我们只能坐视各处焚琴煮鹤、荼毒人文的事件层出不穷，更无法指望社会管理的规则意识；倘若学生深陷题海无暇读书，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生机勃勃的孩子变成刻板僵化的应试机器，不但失掉创新的欲望与能力，更可能耽于本能冲动而拙于理性表达；倘若我们的社会弥漫着追逐物质、不屑读书的风气，更会与书籍带来的“高贵、力量、优雅和美”绝缘，挡住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路途……“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开卷与否，兹事体大！

    阅读习惯是需要培养的。如果有出了家门抬眼就能看到的社区图书馆，有在地铁站台相约时可以兜兜转转的人文书店，有班级里的图书角、学校里的阅览室，也有像年复一年的上海书展那样，成为这座城市读书人的节日，公众就有机缘体会对阅读的如饥似渴，体验思考的尊严，享受与智者对话的快乐。这也让我们温暖：未必是“大雅久不作”，公众并没有遗弃阅读，城市依然有可能成为爱书人的“书房”，很多现实疑团依然可能在阅读中丝丝缕缕地厘清……

    无书使人俗，没有书香的城市更会显得伧俗无礼。一场书展，透露了一座城市优雅的文化特征，也散发了令人欣慰的讯息：书事可为，阅读可期，民气可用，它作为公共服务的一种，在激励阅读、弥散书香方面，还有很多沉睡的领域有待开拓……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儒家《易传·系辞上》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主张思想文化的融会贯通。西汉司马迁认为，“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诸子百家立论不同，但也有彼此相通的方面。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诸子百家学说“相反而相成”。由此可见，会通精神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思想文化史就是思想文化会通的历史。这从《吕氏春秋》一书可以看出端倪。该书亦称《吕览》，为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编成，以儒家和道家学说为主，兼论名、法、墨、农、阴阳各家。此书肯定了儒家的政治伦理，主张实行仁政，也赞成道家的君无为而臣有为的观点，体现了儒、道的会通。汉高祖刘邦之孙刘安被封为淮南王，与门客编撰《淮南子》一书。其中，既有道家的“无为”思想，也有儒家、墨家以天下为己任、劳作不息的论述。

    从战国末期到秦汉及魏晋时期，其间贯串着儒家与道家学说的会通，由此产生了魏晋玄学。魏晋玄学以《周易》《道德经》《庄子》为基础，称为“三玄”。它既讲自然变化，也谈社会人事变迁；既鄙视世俗，表现出超然物外的态度，又主张保持“名教”（身份等级的象征）传统和对自身既得利益的重视，用以论证“名教”与自然的一致性，体现了儒家与道家学说的会通。

    中国思想文化的再次会通，起于唐代“三教并立”，至两宋，由南宋理学完成。唐代，中国佛学吸取了儒学和道家老子学说的某些方面，有些僧人以“人皆可以为尧舜”来解释佛性，并出现了专讲孝道的佛经，如《父母恩重经》。有些僧人以忠孝思想为内涵、以家族组织为形式编写禅律《百丈清规》，使佛教中的若干宗派世俗化，这样佛教才有了立足的文化基础。唐代思想家推崇儒学，同时研究佛学，居庙堂之上讲修齐治平、道德教化，处江湖之远则“栖心释梵，浪迹老庄”。时至两宋时期，儒学吸取了佛学哲学的某些论证方法，使自身的哲学思辨特别是在本体论上有了新的理论创造。

    “会通”，用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话说，就是为儒学寻找“活水源头”，否则儒学就会枯竭凋零。他在诗里写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和其他理学家将“三教”会通在以儒学为主的思想体系中，称为“新儒学”。

    与朱熹理学有别，南宋产生了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思想，认为“心即理”，只要“发明本心”，即可“穷理尽性”。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心学传统，论述“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学说，反映了人们要求独立思考的理性要求。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说，思想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公识”，要由天下士人共同研究，确定其价值。在他看来，思想学术上的会通精神有助于打破学术上的门户之见，综合各家之长，开辟出一条新路。

（节选自张岂之《中华文化具有会通精神》）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作为一种发展战略,有内外经验可供参考。要使乡村振兴战略获得成功,必须了解国外乡村振兴的经验教训以及我国历次“三农”政策实施的效果与原因,在发展思路和具体措施上进行实质性的创新。

    通过制度与技术创新振兴农村产业。没有产业的振兴,其他方面的振兴和发展就失去了基础。产业发展指的是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发展与融合。农业的发展主要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非农产业的发展需要吸引多元化的发展主体,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需要创新制度,探索促进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村流动的政策措施。

    新时期需要有高起点,尤其是要避免过去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发展中有时出现的产业雷同、档次不高、无序竞争等现象。近期,需要在选准特色主导产业的基础上,重点考虑重组产业链,并适当调整空间布局,促进企业联盟和技术创新联盟的发展,逐步将传统的农业产业集群改造升级为现代创新集群。未来,则需要在继续推进农业产业化示范区建设的基础上,推动龙头企业集群发展,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使其不但在农业产业链中发挥影响,同时在科技产业链与价值链中显示出应有的作用。

    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实现乡村宜居。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有效治理都是为了实现乡村宜居,而这些必须依靠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是协调各种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

    随着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进程的推进,无论是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管理方式,还是社会管理问题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需要我们进行社会管理创新。越来越多的中介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第三部门渴望参与农村社区建设,这势必会影响原来的管理格局。随着地方政府的放权以及村民自治意识的增强,管理方式必然要求发生转变。因此,需要因地制宜,根据农村社区发展程度确定不同的社会管理方式。

    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要追求“以人为本”,为各利益相关者提供参与平台和利益诉求渠道,通过全民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只有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提高乡村振兴多元主体参与决策的程度,才能减少决策的偏误和实施的阻力,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因此,通过构建有效的民间参与机制等,才能有效保障农民利益,减少各种社会冲突,确保乡村振兴具体项目的顺利推进。

摘编自高启杰《乡村振兴需要实质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