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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论述类文本阅读 题类:模拟题 难易度:普通

天津市南开区2019届高三下学期语文第三次模拟考试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面小题。

    唐朝的政府官员,通常都有退休(致仕)的保障。官员致仕,根据等级不同,规定有所不同。

    皇帝身边的五品官,地方上的四品官,到了退休的年龄,所谓“悬车”之年,要自己打报告给皇帝,获得皇帝批准才能,办理致仕手续。如唐高宗时的张行成,是尚书右仆射,加授太子少傅。因为天旱,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于是上表请求致仕,唐高宗亲手书写诏书,不允许,反而赏赐宫女、黄金、器物等等。但是,六品以下官员的致仕,到年龄便退,没有回旋的余地。吏部每年都会向皇帝报告,今年有多少官员致仕,报告后面附有一个长长的名单,通常照章办事即可。以制度应对多数,这是基本方略。

    有的大臣致仕,会获得皇帝的支持。唐太宗时期,尚书右仆射“战神”李靖以足疾为由上表请求退休,唐太宗表示支持,把李靖树成知进退的楷模,赏赐绢帛千段、御马两匹,所有待遇不变,还特意派人到李靖府上表达皇帝的关怀。可见,致仕制度在唐朝,对于申下级官员,多按照制度执行,而对于高官并不采取一刀切,对退休官员的优待突破了制度的限制,由皇帝给予特别恩赏。另一种优待的办法是退休前提职,以更高级别的官职致仕,这样相应的待遇也得到了提高。

    致仕有时也是朝廷处理大臣的一个手段,开元十五年,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宇文融与尚书左丞相张说矛盾不休,各自组织朋党展开斗争。结果崔隐甫免官,宇文融贬官,而张说致仕。甚至有的官员虽然已经致仕,但是还可能受到追究。

    由于朝廷需要,致仕官员更有起复的现象、苗晋卿在天宝末年以刑部尚书身份致仕。至德二年,肃宗拜他为宰相,统领国务。安史之乱平定后,苗晋卿以太子太傅身份再次致仕。第二年,皇帝又重新任命他为侍中。代宗时,他最终以太保身份致仕。苗晋卿一生竟然三次致仕,是个特例。

    唐朝官员的物质待遇主要是俸禄。俸是俸钱,禄是禄米。根据中央、地方和官品发放这些钱米。禄米,按年计算,每年春、秋各发一次。

    致仕官员享受半禄,即一半禄米,同时给一定数量的赐物。致仕官员如果住在地方,禄米等由中央出牒 , 所在地支付。唐德宗时期,致仕官员待遇提高,增加了料钱(唐宋旧制,官吏除俸禄外,有时另给食料,或折钱发给,称料钱)的半额。如果遇到举国同庆的时候,皇帝往往给官员普遍增加待遇,致仕官也在其列。唐玄宗、肃宗包括以后的皇帝,给予现任官提高待遇的一种途径是给现任官父祖授官,让他们享受致仕官员待遇。到唐后期,代宗、德宗、宪宗等时代的大赦文,常常有这样的内容。

    致仕官也会出席朝廷的一些仪式性活动,唐朝明文规定,致仕官要回到原曹司,位在现任官之前。也许,这是致仕官们更重视的规制。

    致仕官就是现任官的未来,这是官场生态重要的一环。老有所养是人们的合理期待,维护社会的稳定,相应的养老体系更是必备的。唐朝官员致仕之后的待遇,属于社会保障的一部分,致仕官享受俸禄全额不是制度,仅仅是皇帝特许的个别政策。

(摘编自孟宪实《唐朝的退休制度》)

【注】①悬车:古人一般至七十岁辞官家居,废车不用。“悬车之年”指七十岁。②牒:中国古代官府往来文书的文种名称之一。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唐朝的政府官员的致仕,通常都有退休保障,但等级不同,规定也会不同。致仕官员,享受半禄,后来增加了半料。 B、皇帝身边的五品官,地方上的四品官,到了退休的年龄,即“悬车”之年,要自己打报告给皇帝,获得皇帝批准才能致仕。 C、在唐朝,致仕也是朝廷处理大臣的一个手段。朝廷大臣之间矛盾不休、朋党斗争就会有官员致仕,而致仕官员还可能受到追究。 D、以制度应对多数,是唐朝退休政策的基本方略。对于六品以下官员的致仕,吏部每年都会向皇帝报告,通常照章办事即可。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唐朝对退休官员的优待,由皇帝给予特别恩赏,或退休前提职,让官员以更高级别的官职致仕,使相应的待遇得到提高。 B、由于朝廷需要,唐朝官员致仕之后也会有起复的现象。譬如苗晋卿就先后以刑部尚书身份、太子太傅身份、太保身份三次致仕。 C、唐太宗时期,“战神”李靖以足疾为由上表请求退休,获得皇帝的支持,因为他是知进退的楷模,所以获得额外赏赐,所有待遇不变。 D、致仕官在遇到举国同庆的时候往往普遍增加待遇,现任官的父祖也可能因为要提高现任官的待遇而被授官。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准确的一项是(    )
A、唐朝官吏的物质待遇以俸禄为主,致仕官员享受半禄。有时朝廷也会提高致仕官员的待遇,另给食料,或折钱发给。 B、唐朝的致仕制度,因等级不同而待遇不同,尤其对于高级别的官员,全凭皇帝好恶,或给予恩赏,或草草处理,或再次起复。 C、相对于物质待遇,更受致仕官重视的应该是朝廷的某些能体现其身份地位的仪式性活动,他们可以回到原曹司,位列现任官之前。 D、唐代致仕制度,通过各种有效手段,不仅最大限度地免除致仕官吏的后顾之忧,而且也激励了现任官吏为统治者尽忠效力。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丑中之美

    庄子及其后学以“道”的自然无为为美,其根本表现是在个体人格的自由上。因而,在庄子及其后学看来,人的外形的丑丝毫也不妨碍他具有精神的美,得到人们的爱慕。庄子一方面赞赏他理想中的“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的“神人”,另一方面又丝毫不歧视形体残缺丑陋,却具有精神人格美的人。在中国美学史上,也是庄子第一个明确地谈到了丑的问题,指出了在丑的外形之中完全可以包含超越于丑的形体的精神美。

    《德充符》中通过许多寓言说明了这个道理。卫国的哀骀是一个奇丑的人,“以恶(丑)骇天下”,然而“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十数而未止也”。鲁哀公和他相处不过数月就想请他当宰相。庄子以文学的夸张笔法,描写了这个奇丑者得到了包括妇女在内的许多人的爱慕,同时又借孔丘之口说明了他之所以得到爱慕的原因:“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而所谓“使其形者”就是精神。人们之所以爱这个奇丑的人物,就是爱他的“全德”,爱他的精神美。“闉跂支离无脤”“瓮盎大瘿”都是一些腰弯及于脚趾、形体残缺没有嘴唇、身上长着像盆瓮一样大的瘤子的奇丑人物,然而前者说卫灵公,后者说齐桓公,都得到了赏识和喜爱,以至卫灵公、齐桓公看起那些形体齐全的人来,反而觉得“其脰肩肩(瘦小样子)”,矮小可怜了。庄子认为,这是“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的缘故。这些奇丑人物,由于他们有人格精神上的美,所以人们就忘掉了他们形体的丑陋,看上去反而比形体健全的人更加高大了。庄子看到了人的内在精神美能够压倒和克服外在形体的丑,“形骸之外”的美高于“形骸之内”的美。在追求着个体人格自由的庄子眼里,就连汲汲于仁义、不懂得自然无为之道的孔子,虽然形体健全,但较之于被砍掉了一只脚,却懂得自然无为之道的“兀者叔山”,在精神上是遭受了无可解救的“天刑”的。在庄子看来,这种精神上的刑残比肉体上的刑残更加可悲。庄子一点也不忽视形体的美,但更加重视精神的美。这种对于人的精神美的高度重视和追求,后来在魏晋时期的美学中得到了发展。

    从艺术史上看,庄子认为在丑怪的形相中可以包含强烈的精神美的思想,曾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明显的影响。五代人物画家禅月大师贯休的人物画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贯休是禅宗的信奉者,曾被皇家授予师号。而禅宗的思想,是同道家的思想密切联系着的。贯休所画的人物,其形相十分怪异甚至丑陋,却又使人感到有一种内在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其名作十六帧水墨罗汉,骨相奇特古怪,为前代所找不出的。例如有庞眉大目者,孕颐隆鼻者,倚松石者,坐山水者。以之与阎立本的帝王图相对照,虽则坚实劲拔的笔致,略有相似,而人物的形态完全不同。阎氏的人物庄严肃穆,是一种士大夫社会的正型。而贯休的人物怪骇突兀,宛如战斗时神经紧张的一种变型”。完全可以说,在中国美学史上,对丑怪之美的肯定,为庄子美学所特有。这也是一般浪漫主义美学所共有的特色。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则是排斥丑怪之美的。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永远的烛之武

    秦晋围郑,郑危在旦夕,“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佚之狐的力荐可谓慧眼识英雄,烛之武临危受命,夜缒而出,智说秦君,秦穆公心悦诚服,秦军乃还。晋文公面对风雨突变,亦毅然去之。郑国终于转危为安。

    在国家危难面前,烛之武深明大义、义无反顾;在强秦面前,烛之武不卑不亢、能言善辩、聪慧机智。他的不计个人得失,处处为郑国安危着想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的义无反顾赴敌营的信心和勇气都值得我们学习。烛之武的智勇及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溢于字里行间。

    1955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回国,当时美国的海军处长金波尔说:“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无论他在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一个人的力量能抵得上五个师吗?《烛之武退秦师》告诉了我们答案。

    曹操有句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古往今来,有多少志存高远之士,哪怕社会、命运对他如何不公,但到了紧要关头,依然挺身而出,为国家、为苍生献出自己的一份光和热。烛之武就是这样一个让我们敬佩不已的人。

    刘备三顾茅庐见到了诸葛亮,诸葛亮对他畅谈天下大势。可以说诸葛亮未出山前就做着出山的准备,烛之武也是如此,尽管怀才不遇,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希望。烛之武不是不想做一番事业,他的心始终没有放弃过“一飞冲天”的渴望,他一刻不停地关注着天下形势,思考着定天下济苍生一逞抱负的路径。你想,一个小小的“弼马温”,怎么对晋国的历史、对晋国国君的为人那么清楚,对秦伯的心理、对秦晋之间的恩怨又是如此了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情无疑是后人景仰他们的主要缘由。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样一个让才华长久没显出来的人,当国家有难的时候他还是出来解国家之围了。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须发尽白的老者,夜缒而出时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当他拄着拐杖走进秦营时又是怎样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岁月给了烛之武太多的落寞与不甘,同时也磨砺了他的沉稳与敏锐,对郑国的最朴素的爱又加固了他的沉稳与敏锐。他与秦伯的交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的胜局,几十年积蓄的能量终于在瞬间有了释放和爆发的闪亮时刻。“机会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只是这机遇来得太迟了一点儿,而且是冒着亡国的危险。但如果不是秦晋围郑,烛之武恐怕真得“骈死于槽枥之间”,湮灭在历史的风雨之中了。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齐鸣。那些鲜活的身影却依然存留在人们的心头。像烛之武这样的识大体顾大局,临危受命的勇士,可以说就是国家的脊梁!让我们以古人为镜来勉励自己吧!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驯火者

    火箭如喷着火舌的莽兽巨龙,梁思礼这些第一代中国“驯火者”就要为这头巨兽套上笼头,绑上马鞍,驾着它从战争的废墟驰向航天的大门。

    中国的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出生在“文革”最乱的年代。“生于乱世,先天不足”,注定了这枚火箭多舛的命运。

    那时,留美归国的梁思礼担任该型号火箭的控制系统主任设计师。远程运载火箭要求精度更高,控制系统也要更进一步,原有的分离元件组成的计算装置,体积、重量过大,必须做出小型弹上计算机。这在当时,是个棘手难题。

    梁思礼大胆决策,决定采用“惯性平台一计算机方案”。但这种方案必须用到集成电路,集成电路在当时技术成熟度并不高,对于导弹研制和发射来说,这块神秘莫测的区域虽然诱人却少有人染指。当时只有美国的一款洲际导弹用过,但元器件经常出问题。

    梁思礼和负责制导控制的同志,决定从系统设计上解决集成电路稳定性问题。他们重新推导了制导方程和关机程序,最后拿出了一个方案,减少了三分之一集成电路,不仅为计算机“瘦了身”,还解决了可靠性的问题。

    然而,与政治上的压力比起来,技术上的压力还只是小儿科。

    1969年底,军管会与北京市联合组织“705”大会战,提出了“改革研制程序,不搞烦琐哲学”的口号,用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抓科研。大会战虽然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但是以群众运动方式研制导弹,使大部分设备在试验时问题百出,有的不得不回厂返修,甚至重做。

    梁思礼被逼无奈,想出了另一个对策。他说:“当时我留了一个后手,我没敢把弹上所有的东西拿去会战,仅仅同意把地面设备、电源设备,这些不是太重要的东西拿去会战了。结果会战表面轰轰烈烈,其实回来以后还得返修整顿,搞得非常被动。”

    就在这样的闪转腾挪中,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一步步进行着。

    1971年春天,远程运载火箭各个分系统完成,送到211厂做总装测试。测试中,梁思礼发现笔录仪上出现了一个不应该有的“毛刺”干扰,而且时有时无。为了查明原因,梁思礼带领技术人员“守株待兔”等了几个小时,最后发现是相邻车间用电载荷瞬间突变造成的。还有一次,因为脱落插头里的一颗小钢珠不见了,梁思礼就要带着大家趴在厂房里找上几个小时。总装阶段中,这样的问题层出不穷。

    后来,在解决航天的可靠性问题上,梁思礼提出了“十倍理论”,意思是在概念设计阶段,花一块钱能解决的问题;拖到方案设计阶段,就要花十元钱才能解决;到了出样阶段,要花一百元钱…

    而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中,最后的问题又何止十倍?为了搞掉这些“毛刺儿”,梁思礼带着同事在211厂不分昼夜拼命干,一干就是五十天,最后把自己累得尿血住院。

    1977年,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走上正轨,连续六次试验都取得成功。1980年,梁思礼带领九人精度小组,对向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飞行试验的设计、工艺、环境和可靠性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精度分析工作。1985年,他摘取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桂冠。

    倘若时空能像纸张一样轻松折叠,用铅笔在上面戳个洞,再展开:美国普渡大学模拟电网实验室里做实验的梁思礼,五院里夜夜鏖战的梁思礼,酒泉发射基地里做着发射前最后检查的梁思礼,站在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领奖台上的梁思礼……在每一个节点,梁思礼眸子里不变的热情抵御着时间的轮番攻击。时间夺去了他的青春,却没能撼动他的初心——对中国航天不倦的追索。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他住的地方并不大,房子的装修也很简单、朴实。这栋房子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老房子,还有唐山大地震时留下的裂缝。(黄奔《我和梁启超之子梁思礼的交往》)②粱思礼说:“我们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爱国。父亲生前曾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可以用大事。这一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梁思礼院士自述》)③梁思礼坦言,真善美需要坚持,有时候还要吃些苦头。“吃苦头就吃吧!“他爽朗地笑着说,自己最喜欢萧伯纳的一句话:“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刘茜《访梁启超之子梁思礼》)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公众对现代诗的认知,一般停留在朦胧诗到海子阶段,越往后越觉得“困惑”。海子之后的诗歌格局,探索与出轨并行、追新与偏激携手、诗与非诗交叉、有序与混乱重叠。无论是对西洋诗人的文本引进,还是本土日常诗性的挖掘,写作资源都越来越敞开,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反 映在诗歌接受上,便出现了“现代诗比古诗更难进入”的不满与控诉,“懂”与“不懂”的老生常谈再次被提出来。对现代诗的阅读与接受,除了诗歌观念、审美趣味、教学方法等众多因素牵扯外,我以为被忽略的下述三点,应引起充分的反思。

    其一,现代诗是一种新型的“特殊知识”。按照布罗茨基的说法,进入现代诗歌,需要拥有一套“感官加速器的装置”。这意味着现代诗有它特异的质地以及与其相适配的方法论,如果不与时俱进,最终只能望洋兴叹,苦无舟渡。有人会说:我也学得几十种现代修辞格,可是并不灵验呀。这里要提醒的是,熟悉几十种修辞格,并不等于理解掌握诗歌。况且新诗经过近百年实践,发展积累起许多新元素,说夸张一些叫“日新月异”。这些“特殊知识”,是古典、域外、现代新诗自身的“小传统”三者的融合与变异,并非传统文学常识与传统修辞学所能覆盖的。重要的是,现代诗与生命体验、精神、潜意识、情绪、悟性等心理图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教科书上“死”的修辞格,尚未转化为活的、有生命的、针对对象的感悟,即便你掌握再多,也很难得心应手,更遑论那些对基本常识处于半空白状态的人,其尴尬可想而知。所以,进入现代诗,要从叩响“特 殊知识”的门环开始。

    其二,现代诗与文言诗是两种不同“制式”的诗歌。很多人把现代诗与古诗作为一个“共同体”看待,但大量实践证明,现代诗在思维、感受、语境、语言等方面已然与旧体诗产生巨大差异,若死死抱住旧体诗与现代诗这一“共同体”,在传统审美惯性与惰性的驱使下,把古诗那一套评价鉴赏体系移用到现代诗身上(好一点的略加变通),就必然出现某种方凿圆枘;而且愈是固执地执行“古今通用”标准,阻抗愈大。“古今一体”的审美绿道通行,在某些时候(比如遇到早期白话诗)勉强还能凑合,但如果遇到稍微“怪”一点的现代诗,比如遇到某些超现实文本,势必捉襟见肘。如若遇到更怪诞的后现代诗,简直就不知所措了。由于现代诗写作更趋于一种个人化的体验写作,讲究自我体验的微妙散发,所以有必要来一次观念疏通,清除一下误区:不是死死抓住古今诗歌的共通性,而是寻找、发现双方的差异,从差异中重新审视现代体验的瞬间、碎化、游动,从差异性入手去解读。

    其三,文本细读与微观分析是有效进入途径。这就不能不提到英美新批评,尽管新批评被诟病为内在循环的封闭容器,但在打通文本间各环节上不乏机杼独出。许多新批评的核心术语都成为现代诗解读的利器,细读与微观分析的方法针对现代诗内部的架构更是十分有效。一个词的含义,词句之间的精微联系,意象选择、搭配及隐显,上下文关联及言外之意……都在细读与微观分析的“分层扫描”之内。读者仿佛是在用放大镜和显微镜阅读诗歌的每一条纹理,那么,再深厚的漫天雾霭,还能不露出点“庐山真面目”吗?

(摘编自陈仲义《读诗就是再做诗》)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我国古代历史上生活着一类特殊群体,他们不以官职论高低,不以财富论成败,进可拜将封相,退则遨游山野,功成不倨,恃才不傲,平生致力于修身养性,治国安邦,这就是“士”。士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升华和瑰宝,其立身之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食粮,其结晶则是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民族精神。

    古代的“士”是指介于大夫与庶民之间的阶层。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处于“官”与农工商“小百姓”之间的“各界人士”,尤指古代的读书人。士的社会特征就是不当官,不掌权。一旦当官就叫“步入仕途”或“入仕”。按这个特征来界定,如今仍然存在着“士”这个阶层。教授、专家、学者、作家、记者;卫生界、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商界及其他各型的知识分子,凡“学而不仕者”,皆属士的范畴。传统的士讲风骨,重操守。尽管他们经济上处于附庸地位,却极自尊,重义轻利。士尊崇的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他们向往立功、立德、立言而作不朽之人;他们以国为家,倡导“天下为公”;他们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腰无半文,心忧天下”是他们的写照。指点江山、著书立说、“志在天下”是他们的社会属性。士的社会特征及属性,决定了他们创造及发展的文化内容,由人及家,由家而国,由“小术”至“大道”,无一不与国家民族有关。

    当道者对士的态度大多优礼有加,故“礼贤下士”之古风作为美谈。这种文化土壤栽培出的中国读书人,历来将读书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关心国事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优良传统,这是其他各国没有的社会及文化现象。

    中国的士人之“气”,由于恪守的原则太多,往往有几分执着的“呆气”。故士人虽有可敬可爱之处,却往往被视为迂腐的“书呆子”。尽管如此,士仍有着不可小视的社会能量。由于他们居于承上启下的社会地位,又无权以谋私,加之有一定的文化积累,故往往能以较客观的眼光来洞察社会。有时甚至有“一言九鼎”、“一言兴邦”的社会效应。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并不是单一的儒家文化,而是融会了诸子学说的“士文化”。士文化的本质,于人讲立身,于国论治道。这种文化尽管萌生于封建时代,但它并不是封建文化,而是饱含善良文化基因、刚柔并济、博大精深和充满了人性和理性的智慧型民族文化。孔子的“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均贫富、缩小差距的最早立论。而士文化所憧憬的“大同”社会就是中国古版的“共产主义”。令西方不理解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但不崩溃,反而如日中天?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可提供历史的答案。

    中国的士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文化景观,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否则,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是无法解释的。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法宝之一就是团结党外的仁人志士。仁人志士的共同标准就是爱国。尽管大一统的封建社会一开始就对士及士文化有过“焚书坑儒”灭绝性的剿杀,更有长达1300多年制度性地长期禁锢与扼杀,但士人及士文化中以国为家的浩荡之气却与世长存,雄风不衰,并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国魂”。

阅读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科技创新成果的不断涌现,拓展着人类想象力的边界。这个过程中,一个虚拟和现实交相辉映的全新时代或许正在加速到来。虚拟现实并非新概念,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提出并应用于模拟军事训练中,与单一的人机交互模式不同,虚拟现实旨在建立一个完全仿真的虚拟空间,提供沉浸性、多感知性、交互性的互动体验,正因如此,虚拟现实被视作下一代信息技术集大成者和计算平台。

    虚拟现实还处于起步阶段,打造更高交互水平的人机互动系统需要攻克不少技术难题;另一方面,虚拟现实只有赋能各个领域的创新,才能提升全要素生产效率,如何把看似“虚”的技术变成“实”的产业,需要各地在实践中加以探索。实践表明,单个企业的技术突破固然重要,但虚拟现实真正实现从技术到产业的蝶变、培育新的发展动能,必须建立完整的产业链。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先机”二字格外重要,谁抢占先机,谁就能在创新发展中获得竞争优势。发展虚拟现实已写入“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有十余个地市发布了专项政策。在核心技术上,我们相比发达国家有些差距,这背后有人才缺乏、科技攻关不足等多种原因,再比如,当前虚拟现实内容相对匮乏,产品存在低端化、同质化的情况,这恐怕和企业热衷资本跑马圈地、忽视产品质量提升的做法不无关系。破除这些制约短板,方能为虚拟现实打开更多想象空间。好在一个鼓励创新的政策导向、一个更为理性的市场环境,正在为虚拟现实的突破和发展提供土壤和阳光。

(选自201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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