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说会道也莫言

胡殷红

    ①莫言的责编拉着我第一次去见莫言，是他的小说《檀香刑》刚刚交到出版社。他虽名“莫言”，我却早已“如雷贯耳”。很早之前，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到北京，我们中国作协宴请他时，除了鲁迅外，他居然百里挑一地只赞美了莫言，而且特别“精确”地把莫言的短篇小说列入世界前五位。

    ②莫言笑眯眯地坐在我对面，长成那样不能怨他，头发稀疏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挺壮一老爷们儿在前额头上别个彩色发卡，他自己是免得头发阻碍视力，而置别人的视觉感受于不顾就是他的不对了。伸出手来握，在他几十年的老手上，居然看到了儿童般的“胖窝窝”，翘起“二郎腿”，一只肉脚把旧皮鞋撑得鼓鼓囊囊。他的样子自由自在，可笑又可爱：烧包加得瑟。

    ③莫言看我直勾勾地盯着他的脑袋，憨态可掬地摸摸发卡，生怕我伸手把那劳什子扯下来，其实我也没那么勇。你想啊，挺著名的一个人物了，仍能保持身心的悠然自得，容易嘛！聊到他的中短篇，尤其是说到《透明的红萝卜》，我慷慨地奉献了我能表达出的所有溢美之词。然后，不无遗憾地问他，看样子你以后就写长篇了？没想到，我只问一句，莫言回了我一堆：长中短什么都写，三匹马拉车。我总得从我熟悉的生活写起吧，自己身边的人，自己的亲人都是我小说中的人物。高密东北乡是我的故乡，屋边的街、村口的树、流淌的河，身边熟悉的一切总在我脑子里转。写别的地方，我也写不像啊。只要写长篇我都回老家，触景才生情嘛。

    ④莫言极狡猾地在媒体面前制造了一个不爱说话的“谎言”。其实，莫言嘴皮子利索得很，莫言“名不符实”。就说他在中国香港、韩国、日本的演说吧，那叫一个“全球化”，那叫一个得体，那叫一个轰动。莫言告诉我说，他的笔名是自己取的，是因为小时候动手打不过别人，就编顺口溜骂人，学校告到家里来，被爹娘合伙暴打过一顿。噢，莫言是记住了那次为多话而挨的打。开始写小说，就把名字里的一个“谟”字拆开用，想警示自己少说话。我们聊了一个中午，我挤兑他这著名作家抽的是假烟，戴的是假名表，穿的也是假名牌，他这次回答倒简约了：可以省钱嘛。看来，别说见记者，他就是上电视，也是冬天大棉裤小棉袄，夏天布衬衫旧军裤，衣着审美水平“相当凑合”。

    ⑤30年前，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风行一时，《百年孤独》对莫言的影响可谓“巨大”，但30年后，莫言读到了它的不足，这表明了莫言的进步。他觉得马尔克斯和他有共同的缺点：都把短篇的情节写到长篇里去了。所以，提到“重复”这个问题，莫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且列数“老马”作品中的不足时，真能算倒背如流。

    ⑥在《十月》杂志颁奖会上，莫言的《生死疲劳》拔了头筹。他把古典小说章回体做成小说各章标题，有人说他是“旧瓶装新酒，故弄玄虚”，可这个小伎俩确实是奏效了。尽管我也觉得莫言这么个写法，跟穿旗袍骑自行车似的。对此，莫言给了记者们一个非常合理的说法：我不是想创新出奇，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章回体的标题字数多，能全面地把这一章的内容概括出来，也希望读者能够通过阅读我的小说怀念起中国古典文学。大家听听，想通过个小标题就能让现代“哄客”们怀念古典文学，他也太会说辞了。但我确实认为，他让一个地主“猪狗不如”地“千年等一回”，等着做牛、做驴、做猪、做狗、做猴，这种奇思妙想只有莫言那个大脑袋能想出来，看似写历史，又像写现实。这部作品中，有让人读来笑得喷饭、也让人想哭的语言艺术，不服不行。可以说，莫言的每部小说都是语言狂欢，感觉诡异，并且颇具庄子“鲲鹏万里”的想象力，细体味，含意都挺深的。正如他著文说他是在“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

    ⑦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与他本人的经历、性格、气质、心理密切相关。莫言从小懦弱，家里穷，常受人欺负，胆子还小，别说杀鸡，连看杀鸡都不敢，但他的作品却总是“杀气腾腾”。还要按心理学家分析，那一定是他童年“印痕”造成的，难怪他明明能说会道，又总要求自己“莫言”呢！

（选自《名人传记》，有删改）

翻译奇人许渊冲

邓郁

    “杨振宁1957年获诺贝尔奖，王希季是70年代长征一号火箭首射成功。我是2014年才得奖，比振宁晚了五十（多）年啊!”93岁的许渊冲鹤发白眉，声如洪钟，中气十足，讲到畅快处，还会把袖口往上撸。8 月22日，中国翻译协会在外文局礼堂为获得国际翻译家联盟最高荣誉“北极光奖”的他举行了盛大的授奖仪式。作为和傅雷、钱钟书同时代的资深翻译家，许渊冲已出版了120 多本译作，翻译了《楚辞》、《诗经》《西厢记》《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等经典，被誉为“20 世纪下半叶中国典籍翻译历史上的丰碑”。

    与他相伴了半个世纪的夫人照君则对我说：“许先生，是一个奇人啊。”

    许渊冲是翻译界的“少数派”。多年来，翻译界强调译文要忠实原文。他的翻译却不拘泥于原作，讲求再创造。他认为翻译“要发挥译语优势”。这种“优势论”也成为了他在翻译界备受质疑和诟病的一点。陆谷孙、王佐良、许钧等翻译家都曾公开和他唱反调。

    率性、张扬的个性，让他在崇尚低调的翻译圈子里“独树一帜”。不少人读许渊冲的回忆录《逝水年华》，既觉得痛快，又感叹此人毫不自谦。他重视感情，又难说谙熟“人情”。可谓在“狂作文章信手书，一章一句真性情”。

    虽然在学术界备受争议，但在中国诗词的翻译成就上，许渊冲早已得到国内内外公认。自1980年起，他开始致力于把唐诗、宋词、元曲译为英法韵文。已故宾州大学教授顾毓琇赞誉许译：“历代诗、词、曲译成英文，且能押韵自然，功力过人，实为有史以来第一。”

    但他的成功，却是从挨批斗开始的。1958年，许渊冲被打成右派。一次在烈日下挨斗，又热又累。他忽然想起毛泽东《沁园春•雪》，就默默在心里试着将其译成英文。“说来也怪，我一译诗，什么热、累、批、斗全都没了，眼里看到的仿佛只有‘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心里想到的只是‘略输文采，稍逊风骚’。等我把词译完，批斗会也结束了。”

    在回忆录中，许渊冲更是不吝笔墨地描述母校西北联大。那时候的联大可谓大师云集。闻一多讲《诗经》，刘文典讲《史通》，罗庸讲唐诗，蒲江青讲宋词，萧乾谈“创作与译诗”，卞之琳谈“写诗与译诗”……这些都奠定了许渊冲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根基。而他毕生追求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翻译准则，则来自于朱光潜和钱钟书的影响。受朱光潜的熏陶，他奠定了诗译的理论基础：不但要写景，还要传情；不仅存义，而且存音。他屡次写信向钱钟书请教诗词翻译中的问题，后者都不吝回信点拨，给了许渊冲无穷的动力。

    北大畅春园的许家，一套70平米的简陋居室。其中最惹眼的陈设，莫过于满满当当的书架。那座透明的“北极光”奖杯即被搁在书架的最上层，不踮着脚，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比起奖杯，许渊冲更亲近的是书桌上的绿格白底稿纸、放大镜，和一台看不出年代的长城台式电脑。“翻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他在我心中就像是普罗米修斯，永远进行着自己的事业”。和许渊冲相交甚笃的翻译家许钧说。

    如今他的作息如钟表一样规律：早9点到阳台做操，早饭后翻译《莎士比亚集》，午睡后看看报纸，晚7点收看《新闻联播》，饭后接着翻译，直到深夜。有时他会半夜里坐起，打开电灯，把梦里想到的东西写下，生怕第二天忘记了。

    晚年的许渊冲爱读《参考消息》，常看《海峡两岸》。早年在西南联大受到的自由民主思想熏陶，现在被包裹在一颗浓烈的爱国心里。他心里时刻怀揣着让中华文化成为世界文明主流的愿望。他引用杨振宁的话：“‘我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帮助克服了中国人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英文和法文是英美人和法国人的最强项，中国人的英法文居然可以和英法作家比美，这也可以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了。”许渊冲已年过九旬，但精神矍铄，正如朱自清的旧诗所云：“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节选自2014年第9期《人物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许渊冲，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1999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2010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4年8月2日荣获国际译联最高荣誉“北极光奖”，系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②杨振宁、王希季都是许渊冲西南联大时期的同窗。

大荒见葱茏

    路大荒是蒲松龄的同乡。他7岁入邻家私塾，拜在蒲松龄后裔蒲国政门下，后又转投名儒王东生。这两位老师都对蒲松龄存有极深的敬仰之心，蒲国政多讲《聊斋》渊源，王东生则藏有许多蒲松龄的手稿。少年路大荒浸润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不自觉间就奠定了他一生的追求方向。

    青年时期，路大荒便立志潜心于聊斋文集诗稿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只要获悉哪里有聊斋文稿，他必定积极谋求。为了搜集到遗稿，他常常奔波于淄川城乡，远访章丘、济南，求亲问友，辗转反复。他节衣缩食，不惜重金购买蒲松龄手稿，因此家中拥有的蒲氏著作越来越多。这其中，以蒲松龄手抄的《祭文》最为珍贵。路大荒初见此书，不由欣喜若狂，立即将所有积蓄取出购买。后来他在文章中回忆道：“然在闻号令角声之中，资斧告罄之时，尚恋之一书，人间尚有我之痴耶乎？然能聊慰自痴，何顾后人之讪笑也！”一九三六年，由路大荒注释、编辑的《聊斋志异外书＜磨难曲＞》和《聊斋全集》（四册）先后在日本和国内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37年12月，济南、淄川相继沦陷。路大荒南下杭州学习航空技术，后又返乡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日军得知路大荒藏有大量珍贵的蒲氏书稿，欲行抢夺。事先得到消息的路大荒背起手稿躲进了深山。日军一怒之下，放火烧掉了他家的房屋，并在淄川城四处张贴捉拿他的告示。路大荒辗转来到济南，隐居在大明湖边的秋柳园街。秋柳园街比邻曲水亭街，他安寄于此，乐在访书。1938年的一天，他在曲水亭街上的聚古斋书肆发现了一套《聊斋文集》（六册），大喜过望，但因囊中羞涩无力购买，只好设法将书借回家中，连夜在灯下抄录。治学拓荒，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正是这种几十年不改初衷的执着毅力，成就了路大荒“网罗三百载，集聊斋之大成”的美名。

    新中国成立了，先生欣喜万分。政府十分注重文物与文化遗产的整理、抢救和保护工作，这更加激发了路大荒的研究热情。1953年，山东省整理蒲松龄著作编辑委员会成立，路大荒担任副主任。他亲自带领研究人员，或深入淄川在乡间广泛征集蒲松龄的著作版本、手稿、佚文和遗物，修葺整理蒲氏故居；或远赴北京、上海、广州、沈阳等地，查询点滴资料，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962年，在中外众多专家学者的多年支持下，一部更大规模的《蒲松龄集》终于问世。这本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蒲松龄集》，凝聚了路大荒的毕生心血，总共收集了聊斋文稿120余万字，奠定了路大荒“聊斋学”研究第一人的学术地位。学界认为，《蒲松龄集》是聊斋学的基石，在聊斋学发展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是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喜爱蒲松龄小说的人，饰演聊斋剧目的人，还有“聊斋学”研究的后来者，都十分感念路大荒，正是由于他艰苦卓绝地收集、研究、整理蒲松龄的著作，读者得以捧卷饱赏，学者得以利用钻研。与此同时，路大荒把最心爱的《聊斋文集手稿》一并捐献给了国家，其后又出版了《蒲松龄年谱》和《聊斋俚曲选》等著作，在《东岳论坛》上发表了“聊斋遗文”12篇，实现了他的“聊斋学”人生。

    路大荒天资聪颖，悟性极高，在聊斋学以外的诸多领域也有很深造诣。如绘画，曾赢得张大千、黄宾虹、陈半丁等名家的赞许。尽管博学，但他始终清醒地知道，该深挖哪口井。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天才，深知真正厚实博大的学问，必然要经过极大的努力才可获得。为此，他读书、治学、从艺从不敢懈怠，无论是默存自守，还是荣名加身，他都宠辱不惊，专心于学术。在他人生的最后五年，由于患有脑中风后遗症，身体活动受限，经常卧床，但仍然不忘“聊斋学”研究。他曾让孙女打开事先藏好的《蒲松龄集》，告诉她某页某段还有些必须修正的问题要记下来，并叮嘱她，此书以后如能再版，一定要把这些问题改过来。学问做到完全忘我的境界，令读书人叹服。

    路大荒是中国文化熏陶出来的纯正的人文学者，他的身上闪烁着令我们亲近的精神气质和思想光芒。

（摘编自徐忠志《大荒见葱茏》、陈明超《“蒲学”研究第一人﹣﹣路大荒》等）

【相关链接】爷爷青年时期，正值国内军阀混战。当时邓恩铭的叔父邓国瑾是淄川县长，他劝告爷爷说：“人生行为如黄河流水奔泻千里，决之东则东流，决之西则西流，若受制约可流入大海，希望你对事业有所抉择，好自为之。”爷爷深有感悟，从此潜心于聊斋文集诗稿的搜集研究中去。

（路应和《怀念我的爷爷路大荒》）

一个时代的斯文

    谈起清华，人们自然会想起大师云集和英才辈出，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这是百年清华留给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在创造和积累这笔财富的众多杰出清华人中，梅贻琦先生堪称贡献最大。在成千上万人的心目中（尤其是清华校友），梅贻琦就是清华，清华就是梅贻琦。

    梅贻琦先生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艰难的阶段，早期军阀割据，内乱不已；中期日寇进犯，民族危亡；后期国共对峙，战火纷飞。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梅贻琦先生却做出在今看来堪称奇迹的教育成就来，他的纯粹、执著、坚定、智慧，奠定了清华校格--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

    1944年，国民党政府当局曾暗示西南联大解聘闻一多等数名进步教授，梅贻琦根本不予理睬。虽然梅对闻的一些做法并不认同，但在国民党当局尤其是最高层面前，却表现出不同常人的爱才惜才之大胸怀。在蒋介石约见与他谈大学复校问题时，梅梅贻琦主动提到清华教授中有少数言论行动实有不当，但多数同人深不以为然，将来由同人自相规劝纠正，谅不致有多大影响。此数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属众多或时有病人，生活特困难，又不欲效他人所为在外兼事，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旦发泄火气更大。梅先生这一番入情入理的分析，蒋介石频频点头说。随后，梅贻琦向蒋提出提高教授待遇，改善生活水平的建议。原本要追究进步教授的质疑，却变成为教授争取待遇的由头，这让人不得不佩服梅先生的处事智慧。

    西南联大是一所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的世界级学府。梅贻琦治校期间，用人不拘一格，唯贤是举。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回忆，他刚入学那年，学校来了三位年轻老师，钱钟书、华罗庚，许宝騄。都是28岁，都是正教授。许宝騄考取了赴英留学，并于1938年哲学博士学位；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并没有在海外取得博士头衔；数学天才华罗庚以初中学历迈进清华，先当助教，后被清华送往英国留学。

    这种不唯学历，不唯资历，只凭真才实学，照样可以当教授的用人理念，在梅先生看来是正常不过的事。梅校长曾经谦虚地说，他的工作只是帮人搬搬凳子而已。清华或者西南联大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与梅校长不惜代价诚聘国内外一流的师资是分不开的。

    1935年底，日寇压境，华北危急，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一二•九”运动大幕。学生运动引起了当局的紧张，他们想方设法阻挠运动，迫害学生。一天，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一时学生情绪激愤，护校的组织应运而生，俨然以清华园为堡垒，大有长久对抗的意思。想不到当天晚上，竟有一师军力的步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同学中负责人早已溜了。梅校长便去各宿舍遍找同学不着，最后还是去新体育馆中，找到近千避难的同学。当时同学们手拉着手，以示团结，但是敌不过大刀的威力，还是分散了个别地接受“访问”。结果二十名左右的同学被捕了，大都是无辜的。

    随后，梅校长以极沉痛的心情而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你们还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

    梅贻琦生性不爱说话，被称为“寡言君子”。他的座右铭之一是：“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他平时少讲话甚或不讲话，但却绝不是无话可讲，更不是思想贫乏的表现，而是“嘴里不说，骨子里自有分寸”。梅贻琦讲话，往往“妙语如虹”，甚多魅力和哲理。“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便其一例。所以陈寅恪先生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梅贻琦的寡言还表现在他为人低调和处事不张扬上。无论他主持学校或台湾“教育部”时，公文函札都是他亲自审阅，常通篇改写，尤其是出任“教育部长”后，每日带重要公文晚间批阅，常到深夜。

（摘编自黄延复、钟秀斌《梅贻琦：一个时代的斯文》）

【注】西南联大：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临时组成。

相关链接：①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为梅曾臣长子。自1914年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②梅贻琦领导的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宇、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据统计，1955——1980年遴选出的中国科学院470多位学部委员中，有41%是梅贻琦时代的清华校友。

中国的爱因斯坦——束星北

张再生

    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春天，海滨某军港，一派严肃、紧张的气氛。原来这里正在进行航天事业的一项重要试验：卫星回收工程。按照测算，卫星将于2分钟后落入眼前的水域。人们一个个屏住呼吸，两眼直瞪着蔚蓝的天空。2分钟后，“飞物”突然从天而降，落入大海，水柱冲天。快艇迅速劈波斩浪，去迎接这“天外来客”。顿时，岸上、船上的官兵和群众情不自禁地又跳又叫，欢声雷动。

    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人们不会忘记为了测算卫星落点而熬过许多不眠之夜的首功之臣束星北教授。

    束星北出生于江苏邗江。其父束日璐曾是南通张謇实业集团的知名人士。束星北自幼聪明好学，才智过人，童年入私塾，深得秀才老夫子魏楚翘钟爱。1924年束星北以优良成绩考取三江大学。两年后又远渡重洋，入美国拜克大学读书。身在异邦，束星北克勤克俭，矢志苦读．当时，他父亲是实业巨子，生母家是江都望族，可他却谢绝长辈们的经济资助，搬住在美国三藩市同乡会馆内，与工人们一道参加体力劳动，挣得收入以支付学费。

    束星北畅游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1929年，他对爱因斯坦相对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几近一年，他屏绝人事，埋首书斋。智慧之树骤然开放出奇葩——研究“相对论”的两篇论文脱稿了。探索神秘未知世界的热望，化开了层层坚冰，“四维时空”的科学课题又如一盏神灯在远方闪烁，引导他走向新的境界，去寻找当代物理大师爱因斯坦。

    此时的爱因斯坦已是如日中天，蜚声全球。他身材矮小，仪容和蔼。对于这个来自东亚的门徒，他一见如故。他们通宵达旦畅谈，大师赞誉了束星北的两篇论文。不久，大师从柏林大学替束星北争得经费，物理界的巨星和新星合作了。作为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助手，束星北工作一年，进步更快，造诣更深，硕果累累，从多方面发展了“相对论”。更大收益是，束星北继承了大师“自由平等讨论的波尔学风”。由于希特勒排犹之风日盛，爱因斯坦被迫离德，束星北经大师安排，于1929年10月转到剑桥大学、爱丁堡大学继续研究，在天体物理方面颇有创见，获博士学位。1930年登上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大学的讲台，开始了他漫长的物理学教学生涯。

    身为海外学人的束星北，一直萦怀祖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他毅然辞聘而归，准备投笔从戎，抗日救国。回国后，束星北被浙江大学慕名求聘，请他与王淦昌教授共同研究“衰变”这一尖端课题。

    在浙大，束星北誉满校园。他开的课，学生爱听，教师也争相入座，他不照课本宣讲，而是联系实际，深入浅出。乍听似乎无章，细加揣摩却句句有着。他认为，物理学是一门很美的科学，大至宇宙、小至基本粒子，都是研究的对象，寻求其中规律，这是十分有趣的。天性率真的束星北有时跳上讲台，有时坐在椅背上，大发宏论，侃侃而谈，一条腿还下意识地晃动着。课堂上，一旦哪位学生指出他的疏漏之处，他便肃然静坐，恭听学生发言．每当学生讲出新的见解，束星北就会情不自禁地捶他一拳，连呼：“妙！”就是这种“波尔”学风，造就了一批物理人才。其中最负盛誉的便是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当年，束星北特别器重这位学生。李政道一度想辍学参军，是束星北切意挽留；李政道因车祸伤腿，束星北又特意把他接到重庆，精心安排治疗调养。难怪，数十年后，李政道仍念念不忘乃师之恩，曾致书问候：“我物理的基础……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

    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的时候，束星北教授心潮澎湃。他夜以继日，勤奋科研。1952年到山东大学任物理系教授，除了正常教学研究外，还兼研气象学，曾在《中国气象学报》上发表多篇具有灼见的文章，成了竺可桢、赵如章的好朋友，被聘到中国气象学会青岛研究所负责科研。1980年，他又为航天工业的卫星回收试验立下了赫赫功劳。直到他生命最后一息，还在指导他的学生做“海洋内波研究”。

    一代大物理学家束星北离开了我们，但他的英名却永载史册。诚如其学生李政道的唁函所说：束老师是中国物理学界的老前辈，国际闻名，桃李满天下……

赵梓森：兴趣成就的“中国光纤之父”

    现在，当我们能随时随地上网、舒适享受宽带接入带来的信息便利之时，不得不提到“中国光纤之父”——赵梓森院士。他自幼对理工科和制作感兴趣，1973年初接触到感兴趣的光纤通信专业后，就全身心投入到这项事业之中。他克服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推动我国把光纤通信列入国家通信发展战略，研制出我国第一根实用性光纤，创立了我国的光纤通信技术方案，架设起连通全国的光纤通信线路和推动光纤到户工程。纵观赵梓森的一生，是对实用科技兴趣的不懈追求成就了他的科学报国理想。

    他自幼兴趣广泛，尤偏于理科和制作，尚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就因陋就简制造过氢气球、矿石收音机、滑翔飞机模型和小提琴等。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日军强占了他们家新盖的房子，全家人被迫颠沛流离，遍尝生活艰辛，因而促使其从小就树立了科学救国的理想。1949年高中毕业时，因追求感兴趣的动手性强的实用性学科，他先后从浙江大学农艺系、复旦大学生物系退学，两次重新参加高考，最后于1950年入读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电信专业，为他日后接触和研制光纤打下了基础。

    他1954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武汉邮电学校当老师，在教授基础学科之余不忘刻苦钻研实用通信知识，一直醉心于多项自己感兴趣的小制作和技术发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不懈努力不断得到回报。1959年，他率领团队研制的可解三阶微分方程的模拟计算机，在“武汉市高校五年成就展览会”上演示获得成功，被授予“武汉市高校科技成果特等奖”。1964年，他独立演算提出的 “0-∞法解网络”解“梅森公式”因简洁实用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1973年，他采用太阳光做平行光源，主导解决了立项研究多年而长期鲜有突破的国家级大气激光通信项目。这些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既是他多年专注于科研兴趣不断积累的结果，也是他科研天赋和能力的反映。

    1973年主导解决了大气激光通信难题后，当许多同事为此欢欣鼓舞之时，赵梓森却非常冷静地看到这种技术会受到天气和障碍物的局限，难有好的发展前景，于是开始思考新的通信方式。在听说玻璃丝（光纤）能够通信后，他急切去湖北省图书馆找到华裔英籍科学家高锟于1966年首次发表的关于光纤通信的论文《光频介质波导》抄写阅读，初步认可了光纤通信技术的可行性和巨大发展潜力。他后来又通过多方了解，知道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在研制光纤通信技术并取得初步的成功后，更加坚信了自己的判断，感觉找到了光纤通信这座“青山”。就他的性格而言，咬定青山就难以放松。他抓住一切可能的时机，不遗余力地呼吁和说服各层级领导支持和发展中国的光纤通信研究，并最终把握住了三次重大的机会。

    第一次是1973年5月，他作为技术代表，在出席全国邮电科研规划会议时，从刚访美归国的著名科学家钱伟长那里打听到美国已经秘密研制成功实用光纤的消息后，非常着急，感觉时不我待，硬是多方说服会议领导把“积极创造条件开展光导纤维研制工作”这句话列入到未来科研规划中来，促使光导纤维研制第一次成为一般性研究课题。第二次是1974年10月，他创新性提出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光纤通信研究技术方案，在国务院科技办组织的“背靠背辩论”中，“击败”已经有前期研究基础且研究实力明显强于自己的竞争单位，使光纤研制项目首次被纳入到国家课题的层面，为我国的光纤研制确立了正确的方向。第三次是1977年5月，在“邮电部工业学大庆展览会”上，他演示了用自行研制的光纤传输黑白电视信号，得到了时任邮电部部长钟夫翔的称赞和赏识，光纤通信因此被破格列为国家级重点攻关项目，从而促成其所在单位放弃了原来确定的重点攻关目标，而改为全院通力攻关光纤通信，并将其任命为技术负责人，主导全院的光纤通信技术研究。我国的光纤通信研究从此迈入了“快车道”。

（摘编自《中国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