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自己是“神经病”的章太炎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大同书局出版了一本名为《革命军》的小册子，作者为年仅十八岁的青年邹容，书前并有章太炎作序。由于此书宣扬反清思想，向来鼓吹反清革命的《苏报》特地刊文介绍，并获得广大回响。然而对清政府来说，此举不啻叛国行为，于是派员前往逮捕邹、章二人。

    据章太炎于坐牢期满出狱、东渡日本后所撰的《邹容传》记述，当时他正在整理学社事务，且“志在流血”，所以不肯离去，坐等巡捕前来捉拿。而邹容原本已从后门逃跑，躲在一英国传教士住所，但听说章太炎被捕下狱，立刻到衙门自首。

    后来，这对忘年之交以平民的身份与清政府在上海租界法庭当庭对质，痛斥朝廷的腐败。虽然清政府想以“毁谤朝廷”“大逆不道”“图谋不轨”的罪名将他们凌迟处死，但在强大舆论的压力与租界当局的干预下，只得分别判处邹、章二人两年及三年徒刑。审讯结束后，章太炎与邹容被送回牢房，不想沿路观者如堵，章太炎见状，即高声吟道：“风吹枷锁满城香，都市争看员外郎。”回到牢里，他还与邹容互吟诗相赠。不久，邹容因无法适应狱中恶劣的环境而病逝，章太炎则刑满出狱，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宝座后，曾聘章为总统府高等顾问。章太炎看出袁有称帝野心，拟效方孝孺故事，执丧杖，穿麻衣，痛哭于国门，以哀共和之将亡，为同人所劝阻。然而“章疯子”的名声，由此传开。

    章太炎就是这样喜欢特立独行，当听到有人说他是“疯子”和“神经病”时，他非但不以为忤，还赞成对方的说法，自认是神经病，且希望他的同志、朋友，都能带点神经病。他在东京加入同盟会时，曾有过一段演讲：“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能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神经病。近来传说某某有神经病，某某也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出现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

    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于北京龙泉寺时，因愤怒而绝食以示抗议。由于正逢隆冬，滴水成冰，绝食两天后，他又冷又饥，躺在床上已奄奄一息。门人朱逖先、吴承仕、钱玄同等闻讯，纷纷跑去劝他进食，但从早到晚，不管大家怎么劝说，章太炎都摇头不理会。

    就在无计可施时，吴承仕突然灵光一闪，问：“您比祢衡如何?”章太炎两眼一瞪，哼声道：“祢正平（祢衡）怎么比得上我?”吴承仕于是告诉他，刘表欲杀祢衡，但自己不想背罪名，所以将弥衡送到黄祖那里，让他下手当恶人；如今袁世凯比刘表更厉害，因为他不需利用黄祖那样的人，就可让先生（指章太炎）自己把自己杀了。龙泉寺软禁中的章太炎一听，赶紧从床上翻身坐起，斥道：“这是什么话!”众门人见状趁机苦劝，并拿出荷包蛋等章太炎爱吃的食物，终于让他恢复了饮食。

    胡适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最早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书籍。书出来后，胡适特地送一本给章太炎，并在封面里写上“太炎先生指谬”，署名“胡适敬赠”。其中“太炎”和“胡适”二词右边都加条黑线，表示是“人名”。然而，章太炎不懂新式标点符号的应用，所以看到自己  名字旁的黑线，即骂说：“何物胡适!敢在我名上胡抹乱画！”继而发现“胡适”两字旁边也画一黑线，这才笑说：“他名字边也有线。就彼此抵消了。”

    章太炎晚年居住上海时，离家五十公尺之外，即找不到路回来。偏偏他又记不得自家地址，只能沿途问人，其问法是：“我家在哪里？”被问到的人，常当他是疯子。某次，他从南京返回上海，由于家人记错班次，没接到他，他只好雇一辆马车，并告诉车夫说：“到我家里。”车夫无法，只好在街上穷兜，转了半天才被家人寻获。此外，章太炎也不会用钱，只知一张钞票可用一次。所以他叫佣人买烟一包，给五元大洋；儿子想买大衣，他给五元大洋；后来要在苏州盖房子，他也只拨了五元大洋。

（选自《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有改动）

相关链接：①民国成立后，章太炎自日本返国，担任孙中山的总统府枢密顾问。宋教仁遇刺后，因参与讨袁活动而被袁世凯禁锢。]924年脱离国民党，并在苏州设立“章氏国学讲习会”，从此以讲习为业。“九一八事变”后，积极赞助抗日运动。后病逝于苏州。（《承认自己是“神经病”的章太炎》）②在《革命军》中，邹容开宗明义的提出，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的皇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并为这个国家定名“中华共和国”。（《历史上的今天》）③《革命军》被誉为中国近代的《人权宣言》。孙中山赞誉它“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的作品。当时《苏报》主笔章士钊著文说：《革命军》“诚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也”。可见其宣传鼓动力量之巨大。（《历史上的今天》）

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女人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句诗出自《诗经》，其中的“苹”指的是蒿类植物。这就是科学家屠呦呦的名字的由来。或许是巧合，在《诗经》产生近三千年后，这位叫“呦呦”的女科学家和她的研究团队，从青蒿中发现了专门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这种药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作为一名生药学专业的学生，屠呦呦考入北大医学院时就和植物等天然药物的研发应用结下不解之缘，她1955年进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时，正值中医研究院初创期，条件艰苦，设备奇缺，实验室连基本的通风设施都没有，屠呦呦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除了在实验室内“摇瓶子”外，她还常常“一头汗两腿泥”地去野外采集样本，先后解决了中药半边莲及银柴胡的品种混乱问题，为防治血吸虫病作出了贡献。

    1967年5月23日，我国紧急启动“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项目，代号为“523”．屠呦呦被任命为“523”项目中医研究院科研组长。项目背后是残酷的现实：由于恶性疟原虫对氯喹为代表的老一代抗疟药产生抗药性，如何发明新药成为世界性的棘手问题。要在设施简陋和信息渠道不畅通的条件下，短时间内对几千种中草药进行筛选，其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但这些看似难以逾越的阻碍反而激发了她的斗志，通过翻阅历代本草医籍，四处走访老中医，甚至连群众来信都不放过，屠呦呦终于在2 000多种中草药中整理出一张含有640多种草药、包括青蒿在内的《抗疟单验访集》。可在最初的动物实验中，青蒿的效果并不出彩，屠呦呦的寻找也一度陷入僵局。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在查阅了大量文献后，屠呦呦在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发现了对青蒿治疗方法的描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为何古人将青蒿“绞取汁”，而不用传统的水煎熬煮中药之法呢?，屠呦呦意识到可能是煮沸和高温提取破坏了青蒿中的活性成分，于是她改变原来的提取方法。1971年，屠呦呦课题组终于在第19l次低沸点实验中发现，以低沸点溶剂乙醚来提取有效成分，明显提高了青蒿防治疟疾的效果，也大大降低了其毒性。这种编号为19l的青蒿萃取液，在治疗被P．berghei疟原虫感染的小鼠和被P．cynomolgi疟原虫感染的猴子时，有效率达到了100％。

    青蒿萃取液作用于人类身上是否安全有效呢?为了尽快确定这一点，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勇敢地充当了首批志愿者——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在当时没有关于药物安全性和临床效果评估程序的情况下，这是他们获得信心的唯一办法。在自己身上实验获得成功之后，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深入到海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在2l位感染了Plasmodium vivax和P．falciparum这两种疟原虫的患者身上试用之后，发现青蒿萃取液治疗疟疾的临床效果出奇之好，使用青蒿萃取液治疗的病人很快退烧，血液中的疟原虫也很快消失。

    屠呦呦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提取青蒿中的有效成分，确定这种有效成分的化学结构。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在青蒿中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₁5H₂₂O₅的无色结晶体，一种熔点为156℃一157℃的活性成分，他们将这种无色的结晶体物质命名为青蒿素。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抗疟疾的有效药物。屠呦呦说：“青蒿素能够在疟原虫生命周期中任何一个阶段将其杀灭。”屠呦呦研究小组最初进行临床测试的药物形式是片剂，但结果并不太理想，后来改成一种新的形式——青蒿素提纯物的胶囊，由此开辟了发明一种抗疟疾新药的道路。1973年，屠呦呦合成出了双氢青蒿素，但当时她却不知道自己合成出来的这种化学物质以后被证明比天然青蒿素的效果还要好得多。

    生物学家和医学家、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约瑟夫·戈尔斯坦曾说，生物医学的发展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发现，二是发明创造。而屠呦呦作为一位植物化学家，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期间，却有幸同时通过这两种途径发现了青蒿素及其抗疟功效，开创了人类抗疟之路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2011年9月，青蒿素研究成果获得被看做诺贝尔奖“风向标”、有“美国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大奖——拉斯克临床医学奖，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的世界级大奖。

    青蒿，南北方都很常见的一种植物，郁郁葱葱地长在山野，外表朴实无华，却内蕴治病救人的魔力。屠呦呦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植物化学研究人员，但作为一个在中国医药学宝库中有所发现，并为国际科学界所认可的中国科学家，她为获奖感到自豪。

最精彩的表演

    梅兰芳正伏在垂着淡青窗帘的南窗底下画兰竹。他这时已经完全把自己当做一位画家来要求了，他画画不是为了收益，而是为了追求，说转移也未尝不可。一个艺术家，当被迫必须放弃他的艺术活动时，就必须以另一种艺术活动来填补他的空虚。

    当然，并没有谁不让他表演，恰恰相反，有人巴不得他表演，是他自己谢绝了舞台，千里迢迢移家到香港来过这种淡泊的生活。而且他早已蓄起了胡须，有什么比这更能表示他断绝粉墨生涯的决心呢!

    他画画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他心中活着一些孤傲高洁的画家形象，他需要以这些人做风范，坚定自甘淡泊、不慕荣利、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做人准则。白石老人是先生的老师与朋友，此刻又想到了他，笔下陡增豪气。这是一种神来之势，把几茎劲竹画得气韵不凡，仪态万方，似乎一阵风要把它刮倒，它却摇了几摇，挺立如初。然而夫人推开镂花门走进来打断了他，她极轻极慢地走到他的身边，把不速之客请求见他的事说了出来。

    在香港中国饭店二楼一间精雅的餐室里，穿着浅色西装、保持着学者风度的日本电影人川喜多长政与中国同行张善琨，在整肃的餐桌前虚左恭候嘉宾。约定的时间到了，侍者通报梅兰芳已在饭店门前下车。川喜多慌忙站起来，丢给张善琨一个关照的眼色，便走出餐室门外，目不转睛地盯着楼梯口。

    川喜多是目睹过梅先生风采的，他甚至感到先生便装时的气度比在舞台上更有魅力。他看过先生演出的京剧作品，依川喜多行家的眼光看，作为先生的代表名剧《太真外传》，无论从清新优美的唱腔，妙曼典雅的舞蹈，光艳绝俗的扮相，响遏行云的歌喉诸方面衡量，都已把京剧表演艺术推向绚烂的极致。至于他在台下，诸如“器宇轩昂”“风度翩翩”等所有常用的形容仪表之美的词句，在表现他的风貌时都显得冗弱无力，以至让人不得不求助于善于状人风仪的《世说新语》。

    楼梯下出现了一个老人的伛偻身影，正步履艰难地走上楼来。这是梅兰芳，又哪儿像梅兰芳!川喜多暗暗吃惊，那弯拱的腰背，僵硬的腿脚，黧黑的面目，蓬乱的髭须，板滞的眼光，迟缓的行动，加上一开口就让人感到力竭声嘶的嗓音——这哪儿是千万人心中那位艺术之神的风姿!具有锐利观察力的川喜多惊讶之余，确有把握地认出这是先生。先生也认出了川喜多长政——从不计其数有一面之缘的形貌中辨出了这个人。

    一方是极道殷切的仰慕，一方是感谢盛情的邀请。那些经精心挑选的中西名菜正一道道搬上桌来。川喜多小心翼翼地问可否喝点酒，先生爽快地说：“嗓子到了这地步，还禁忌什么，再烈一点也可以!”川喜多诚恳地说：“我还有事向先生请教，烈性酒免了吧。”

    “其实先生是知道的。”川喜多说，“我从来不拍为日本军方宣传的片子，总得让中国朋友还有点欣赏的兴趣。我们选定了林则徐禁烟的故事，起用的是贵国观众中有巨大影响的明星。这表明，艺术终归是艺术，不该为政治的原因，让明珠沦落在藩溷里。所以我想，先生难道无意让久渴于先生艺术的贵国观众有一个再睹明珠的机会吗?”

    先生等他说完，故意露出惊奇的样子，然后大笑起来，接着一阵剧烈的咳嗽，又努力清了清嘶哑的嗓子，说：“实在感激先生美意。不过，您看我现在的样子——生了几年病，把腰腿都断送了，别说登台，就是走路也不能像常人一样；更要命的是嗓子，怕发展下去连说话也成问题……一个演戏的人，到了这种山穷水尽的地步，自己就惭愧得要死，若到了观众面前，那简直叫我无地自容了……”说到这里，已变成怆然的感慨和沉沉的叹息。

    两天以后，川喜多长政飞回上海，向日军报道部报告说：“梅兰芳已经衰老不堪，几乎丧失了所有演出的条件，勉强把他搬上舞台，只能成为笑料，贻羞军部。”日本军部于是打消了强制梅先生演出的计划。

    两年之后，梅先生在上海大剧场庆祝抗战胜利纪念公演大会上演出，其灵活的身段，优美的舞姿，清越的歌喉和光彩照人的形象，再次让兴奋若狂的观众绝倒。

（摘编自陈炳熙《梅兰芳·最精彩的表演》，有删改）

伊辛巴耶娃：“撑杆跳高女皇”的传奇

    凡是喜爱田径运动的人，对布勃卡这个名字都不会觉得陌生。这位被称为“撑竿跳高沙皇”的运动员是田径史上唯一赢得六次世界冠军的超级明星。无独有偶，“田径迷”们对撑竿跳高女选手伊莲娜·伊辛巴耶娃也同样非常熟悉，因为这位业绩非凡的田坛高手有着“女布勃卡”的美称。

    俄罗斯女运动员伊辛巴耶娃是当今世界体坛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她是全球撑竿跳高女选手中唯一一个在室外比赛中跳过五米大关的人，她还曾二十八次打破世界纪录（其中室内十三次，室外十五次），赢得过两次奥运会和三次世锦赛冠军。在不久前结束的莫斯科卢日尼基世锦赛上，被誉为“撑竿跳高女皇”的伊辛巴耶娃用一枚金牌结束了自己堪称传奇的职业生涯。

    格林童话里灰姑娘的故事广为人知，而伊辛巴耶娃的经历则被众多媒体认为是“俄罗斯版灰姑娘”的范例。

    由于父母工资微薄，伊辛巴耶娃孩提时代过的是勉强可以满足温饱的生活。她和妹妹因为衣着简陋，经常要面对同学的嘲笑和羞辱。成名之后伊辛巴耶娃曾这样回忆以前贫寒的生活状况：“当时在学校里，我的许多同学都穿着漂亮的衣服，抹着口红，但是我却只能穿着有洞的破衣服。这不能怪我的父母，他们诚实而勤勉地工作，给予了我和妹妹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

    伊辛巴耶娃之所以走上体育之路，与她的母亲娜塔莉亚的经历有关。娜塔丽亚年轻时曾是毕业于大学体育系的业余篮球运动员，她希望通过体育改变自己孩子的命运。

    此外，伊辛巴耶娃所处的环境也很有利。她的故乡伏尔加格勒是俄罗斯西南部的名城，原名察里津，又称斯大林格勒，二战期间著名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就发生在这里。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全城有近百座纪念碑和雕像以及数十处供人们凭吊和瞻仰的纪念地。因为那段历史，伏尔加格勒的人们都相信，从这里走出去的人大多是不可战胜的。伏尔加格勒又是俄罗斯体育的圣地，2004年的奥运会，有五名俄罗斯冠军是伏尔加格勒人。伊辛巴耶娃的童年时代在伏尔加格勒第五少年体校度过，少年时代则在伏尔加格勒中心区的奥林匹克后备学校度过。在整个伏尔加格勒，类似的体校有七十多家。伊辛巴耶娃始终将这里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伊辛巴耶娃年龄虽小，却能体谅父母的苦心，她在少年体校里学习训练都很自觉（成名之后，伊辛巴耶娃也没有忘记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她用获得的奖金给父母在伏尔加格勒买了公寓和轿车，并让父母退休，在家颐养天年）。除了上课之外，伊辛巴耶娃大部分时间都泡在体操馆里，下腰、倒立、跳跃、翻腾，训练非常刻苦。这种生活持续了十年之久。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酷爱运动的女孩从一个纤细瘦弱的小姑娘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十五岁时就已长到一米七○。此时，恰逢负责培训撑竿跳高运动员的教练特罗费莫夫前来选苗子，这位独具慧眼的著名田径教练一眼就看中了身体素质优良的伊辛巴耶娃。就此，已苦练体操十载的伊辛巴耶娃改换门庭，师从特罗费莫夫，改练撑竿跳高。当然，她的教练及她本人最初也不曾想到，这一练就练出了一位后来震惊世界田坛的撑竿跳高女皇。

    伊辛巴耶娃在从撑竿跳高的“门外汉”成为佼佼者的过程中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这个倔强的女孩确实具备运动天赋，领悟能力极强，且不怕吃苦，所以进步十分迅速。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个初始阶段一遇挫折就哭、最多只能跳二米八的新手很快入门，并逐渐熟练掌握了撑竿跳高的技术动作，而在改练撑竿跳六个月后，伊辛巴耶娃便从同她一起训练的运动员中脱颖而出，成为引人注目的新秀。她初登赛场即崭露头角，夺得了全国青年冠军。回到学校，她发现人们向她投来尊敬和仰慕的眼光，这愈发增强了她继续进取的信心和勇气。

    在特罗费莫夫的调教下，伊辛巴耶娃一步步成长和成熟起来。她所面对的第一个大赛是1998年法国阿内西的世界青年锦标赛。在这次赛会上，初出茅庐的伊辛巴耶娃一鸣惊人，越过四米大关，这一成绩让她登上了领奖台。1999年，伊辛巴耶娃在波兰比得哥什的世界青年运动会上，以四米一○的成绩夺得了她国际舞台的首枚金牌。一年之后，在卢日尼基世界青年锦标赛上，伊辛巴耶娃又越过四米二○，从而力压德国名将安妮卡贝克尔，首次获得世锦赛女子撑竿跳冠军。此后，伊辛巴耶娃可谓顺风顺水，进步神速，并逐渐达到了个人的巅峰状态，这些成绩的背后自然少不了恩师特罗费莫夫的栽培。

（选自《名人传记》2014年第4期）

阎肃：活出不一样的“风花雪月”

桑可

    他是一位可敬可爱朝气蓬勃的“顽童”，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他是一枚“不起眼”的军中绿花，也是文艺界和人民“打成一片”的天使；他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接见，也曾入围“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他是一位词作大家、一级编剧，是文艺战线的一颗“常青树”、“不老松”，他的人格魅力和火一样的热情，至今仍在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奋勇向前。

    阎肃同志的一生，留下1000多部（首）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精品佳作，参与策划100多台重大文艺活动，获国家和军队大奖100余项。几乎以一己之力把江姐搬上歌剧舞台，一曲《红梅赞》一时传遍大江南北，让《江姐》成为不朽的红色经典。在61岁的高龄担纲创作歌剧《党的女儿》，谱写了一曲中国共产党人的正气歌，给所有的观众上了一堂撼人心魄的生动党课。他创造的《敢问路在何方》、《我爱祖国的蓝天》、《长城长》、《雾里看花》、《梦水乡》等歌曲，至今仍广为流传……

    细品阎肃同志创作的一系列文艺作品，那些汩汩流淌在时空的旋律里，始终不缺少一颗滚烫的心、一种为国抒怀的情、为民放歌的魂。他的作品，总是能沿着时代的烙印剪接出华丽的色彩，也灌注着一位军人所独有的对国家的浓情厚意。报效祖国、放歌时代、思索人生，一部部文艺作品就像一曲曲时代的号角，把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深沉思考揉进了每一个音符和歌词里，让民族勇于探索、自强不息的华彩乐章在豪迈的进行曲中激情流淌。

    2014年在京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阎肃同志在发言时说，“我们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就是这种肝胆、这种魂魄教会我跟着走、往前行，我愿意为兵服务一辈子!”正是这种别样的“风花雪夜”，这种颂英烈、咏家园、唱时代的军人情怀，铸就了他一路豪歌向天涯的人生之路。他就像一株迎风傲雪的红梅，雪岭冰霜之间绽放出夺人的光彩；也像一段斑驳的城墙，挺起岁月的胸膛向人们展现沧桑的力量。

    阎肃最爱这样介绍自己：“我是部队文艺战线上的一名老兵。”无论酷暑寒冬、无论风霜雨雪，入伍60多年，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军营，始终与战士们血肉相连。走进基层、深入基层、和基层的官兵打成一片，他用“百姓习俗、社会风尚、民族魂魄、生活素养”不断去贴近基层、发现故事，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用自己豁达的胸襟、开阔的气象、和谐的身心，让我们见证了一位“胸有大业、腹有诗书、肩有担当、术有专攻”文艺工作者的楷模。

    刘云山同志说：“阎肃同志是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他60多年勇攀艺术高峰，80多岁依然奋斗在文艺工作第一线，无论是创作实践、还是为人做事，都一片丹心、一腔热血、一身正气。”在壮阔的时代大潮中把个人融入时代的主旋律，阎肃用对党无限的忠诚、对人民的深情和高尚的情操去工作，去为时代放歌。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在这样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我们需要一批又一批像阎肃同志一样的文艺工作者，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创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不断赓续薪火、再造经典，才能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阎肃在创作的《红梅赞》中曾写过这样一句歌词：“蜂儿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一个人的一生，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全部奉献给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他应该是无限欣慰的了。用忠诚去燃烧生命，用灵魂去点燃光明，用旋律去传递信仰，阎肃同志不辜负时代召唤、不辜负人民期待，用自己灿烂的生命，把自己的人生谱写成了一曲浩气永存的时代长歌。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信仰，就会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就产生什么样的行为。1946年，那是一个“追求进步就是民心所向”的年代，阎肃考取南开中学。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五四以来的新诗、老舍的戏剧、巴金的小说，最令他心驰神往的是红色延安传来的先进思潮。用阎肃自己的话来说，那时“我对共产党最朴素的心理就有了”。

（郭超、刘小兵《站在时代琴弦上的放歌者》）

②在阎肃的生命源泉中，中华传统文化是一汪深邃的清泉。与阎肃有长期合作的中央电视台副总编朱彤介绍，阎肃作品中体现出的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应该出于他的自觉追求，是在深入研究和长期思考之后外化出来的一种风格。他的作品是民族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叠加。

（黄子娟《时代歌者的追梦人生》）

白寿彝的通史情缘

曹小文

    白寿彝（1909—2000）是著名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在中国通史编纂领域建树颇丰。近代以来，撰写中国通史始终是众多中国史家矢志不渝的崇高追求。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多卷本巨制——《中国通史》将这一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1962年，白寿彝先生参加了巴基斯坦举办的国际史学大会。国际友人向中国代表表达了希望看到新中国史学家编写的历史著作的心声。作为历史学家，他深受感动和鼓舞，决意要在有生之年抓紧时间撰写一部中国通史。1972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编写中国通史的任务，相关部门曾两次组织写作班子，但都没有成功。此时，白寿彝撰写中国通史的信念依旧坚定不移：“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有这么长这么丰富的历史，我们不能满足那么简单的几本小书，这跟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不相称。”白先生将撰写中国通史作为历史和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提升了自身的精神境界。

    1974年，白寿彝再次访问巴基斯坦，国际学者纷纷打听中国历史新著情况。白先生无言以对，心里很难过。虽然距离上次访巴已经过去了十二年，但中国仍处于“文革”时期，不可能拿出新成果来。

    白寿彝从1977年组织精干力量编撰小型中国通史。1979年，他将30万字的《中国通史纲要》交付出版社。该书一经出版就受到了学术界的欢迎，发行总数逾百万册，并有英、日、德、法等多个语种版本问世，美国有些州甚至还将其作为学校的教材。

    1980年，《中国通史纲要》完成出版后，白寿彝就开始了大型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而此时的他已年逾古稀。一个学者已经走过了70年的人生道路，还能实现编撰《中国通史》这个夙愿吗？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白寿彝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挑战。他说出了一句平实却也极不平凡的话：“我70岁以后才开始做学问。”

    20年的时光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然而对于一个70岁的老人而言，却意味着他生命的全部。1979年，年届古稀的白寿彝雄心勃勃，腰板挺直，步履矫健，笑声朗朗，全无老年人的暮气。但1400万字书稿的修改与审定，以及纷繁复杂到常人无法想象的组织协调工作，耗去了他整整20年的光阴。1999年，当人们欢欣鼓舞聚集在北京庆贺白寿彝先生九十华诞和《中国通史》全部出版之际，他却连站立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这位睿智的老人，为了编纂这部巨著已罄尽了所有。

    在《中国通史》长达20年的编撰过程中，仅主编就有20多位，作者达500位之多，而一个耄耋老人毫无怨言地承担下了所有的组织协调工作。

    从1975年，白寿彝提出编撰《中国通史》的倡议，得到了众多响应，到1983年《中国通史》编纂课题被定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整整八年，没有科研经费的支持，完全靠着白先生的人格魅力和个人学术威望开展工作。

    白寿彝不放弃任何机会孜孜不倦地工作，包括四次住院手术和去北戴河疗养的日子。他每次都把病房当作工作室，资料书稿堆满了整个房间。在双目几近失明的状态下，他凭借顽强的毅力，采用耳听口述的方式，完全通过思维能力组织文稿的写作和审定。在审稿过程中，白先生非常认真，遇到任何疑点，一定要核实。

    就这样，白寿彝坚持将1400万字的书稿审阅、修改完成。1999年3月，由他总主编的12卷22册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全部出版。

（文章有删改）

【相关链接】在《中国通史》众多的主编和作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白寿彝相交多年的挚友，如考古学家苏秉琦，甲骨文专家胡厚宣，科技史专家王振铎，语言学家季羡林，历史学家周一良、何兹全、韩儒林、史念海、王毓铨、陈旭麓、韩国磐、陈光崇等等。著名史学家侯外庐担任全书编撰工作的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