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的缺憾人生

卞毓方

    先生的《学海浮槎》，记录了他中学生活的一个细节，读后，令我眼前一亮。

    “在学习方面，我现在开始买英文书读。……买英文书，只有一个地方，就是日本东京的丸善书店。……每次接到丸善书店的回信，我就像过年一般地欢喜。我立即约上一个比较要好的同学，午饭后，立刻出发，沿着胶济铁路，步行走向颇远的商埠，到邮政总局去取书，当然不会忘记带上两三元大洋。走在铁路上的时候如果适逢有火车开过，我们就把一枚铜元放在铁轨上，火车一过，拿来一看，已经轧成了扁的，这个铜元当然就作废了，这完全是损人而不利人的恶作剧。要知道，当时我们才十五六岁，正是顽皮的时候，不足深责的。”

    少年的天真、活泼、顽皮，在这里表现得充分无遗，假若季羡林能以这种心态度过他的青春岁月，呈现在我们今天面前的，将会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形象。

    可惜，那只是短暂的返璞归真。须知，这是在济南城，不是在老家官庄，这是寄身于叔父的家，不是依偎在自己父母的膝下，环境变了，季羡林的个性也随之发生改变。怎么变？朝哪一方向变？季羡林晚年总结，他说：从我小时候的作风看，我本是一个外向的人，然而，后来怎么就转成了内向呢？这个问题，过去从未细想，现在回顾在济南那段生活，忽然有所感触，也就顺便给它一个解答。我认为，“三字经”中有两句话：“性相近，习相远”，可以作为参考，古人说得对，“习”是能改造“性”的。我六岁离开父母，童心的发展在无形中受到了阻碍。试想，我能躺在一个父母之外的人的怀抱中，撒娇打滚吗？不，不能，这是难以想像的。叔父当然对我好，但他“望子成龙”，要求十分严格。课余除了抓学习，还是抓学习，偶尔有一点示爱，比如给我从乡下带回几只小兔，也让人感到距离，那种只能身感，不能言传的距离。说到婶母，我不能说她虐待我，那样说不真实；但在日常生活中，小小的歧视，在她可能是不经意，在我却是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叔父有个女儿，我叫作秋妹的，她和我的待遇明显不一样。比如说，做衣服，有时就给她做，不给我做。偏心自己的亲生女儿，这是人之常情，不足为怪。实事求是地说，拿一个母亲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叔婶，本来就是不现实的。话又说回来，要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有大人的开通，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两件，我也许不放在心上，三件四件五件，经得多了，难免潜移默化，影响到自己的价值取向以至性情。

    季羡林的终生遗憾，是在母亲去世之前，整整八年，他没有回家看望一次。八年啊，八年！这期间，他读完初中，上高中，停学一年，再读，娶妻，生女，高中毕业，上大学，寒暑假回济南……如此漫长的过程，如此曲折精彩的变化，竟然没有抽出一些日子，回家看看。季羡林事后捶胸顿足，懊悔不迭，可以说，他一辈子浸泡在悔恨里。

    终生遗憾，应该还有婚姻。且慢，季羡林在《寸草心》中，不是对妻子评价很高吗？请看他文章开头的叙述：“我因为是季家的独根独苗，身上负有传宗接代的重大任务，所以十八岁就结了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不在话下。德华长我四岁。对我们家来说，她真正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辈子勤勤恳恳，有时候还要含辛茹苦。上有公婆，下有稚子，丈夫十几年不在家；公公又极难侍候，家里又穷，经济朝不保夕。在这些年，她究竟受了多少苦，她只是偶尔对我流露一点，我实在说不清楚。”注意，这里说的是妻子的为人，那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也正因为这一点，季羡林对她十分敬重。敬重是一回事，疏离隔膜又是一回事。不信，再请看下列事实：季羡林1929年结婚，次年离家上清华，1934年毕业，回济南教书，1935年赴德，一去就是11个春秋。1946年回国，进北大，按说，他应该把家属接来同住的，那时一没有户口障碍，二没有经济之虞，但是———他没有！直到1962年，德华才迁来北京。算算看，从结婚到再度聚首，夫妻分居竟长达31年！

    人生有憾，至少是不完满。朱光潜先生说：“这个世界之所以美满，就在有缺陷，就在有希望的机会，有想像的田地。”季先生是大明白人，对一切早已参透，所以他有一篇随笔，题目就叫“不完满才是人生”。

严歌苓：厚积薄发不事雕琢

金涛

    从柏林回到北京，严歌苓的生活一下子忙碌起来了。在国外，她会经常到森林里走一走，很幸福，很享受；每天读两个小时书，一星期在家看两三部电影。一回到国内，读书和看电影的时间都没了。“就晚上睡觉前读一会儿书，很糟糕。”严歌苓说。

    厚积薄发不事雕琢

    在严歌苓的电脑桌上，经常放着一本李商隐的诗集。电脑开机前的空闲里，严歌苓会翻开诗集读上一段，虽然她和李商隐的语言风格有很大差别，但严歌苓觉得这可以使她进入一种很美的意境。“平常读好的语言，包括英文，总是在给我营养。作家要不断地被陶冶，学的语言越多越好，别人语言中总会有自己语言中没有的养分，也可以从古文和现代文字中吸取大量养分。”

    作为一位非常高产的作家，严歌苓说自己的创作就是厚积之后的瞬间爆发。“依靠谷歌、百度，现在人人都可以一分钟变成学者，但这样了解知识很害自己。想了解西方文化，就要读原著，不一定是看小说，还可以看一些政论、哲学书籍等，然后去思考。这样知识就在血液里生长，一旦有知识长进生命中，看问题，想故事，进而表述这个故事，和临时抱佛脚的知识是完全不一样的。创作要厚积薄发。”

    严歌苓小说讲述的故事大都发生在中国，但她却有着国际视野。“在更广阔的坐标上去看，哪怕是一个小村庄的故事，可能都会不一样。”在小说《金陵十三钗》中，她讲述了一个救赎的故事。“风尘女子在拯救女孩子的同时，还在救赎自己。一种柔弱生命对一种更柔弱生命的保护，一种被世俗认为低贱的生命通过这样一种保护变得宝贵。”改编成电影后，原著的基本精神依然没有改变。“这种精神是普世的。”严歌苓说，现在国际上非常重视中国的文化现象，《金陵十三钗》一下子就卖了20多个国家的版权。

    创作时是支燃烧的蜡烛

    作家出版社最近推出了严歌苓的新作《陆犯焉识》，书中有很多是关于严歌苓爷爷的。“陆焉识的前半生就是我爷爷的影子。我从小就对爷爷很着迷，他是我们家的骄傲。那么年轻就出国留学，16岁上大学，会多种语言，博闻强记，25岁读完博士，40岁自杀。这个人对我来讲太精英了。这样的精英好像是活不下来的。但后来我发现他可能跟我一样有狂躁症、忧郁症，因为燃烧得特别快，不能睡觉，创造力极高，很多时候都在写作、都在工作、都在思考，然后高到浪峰的时候哗一下就跌下来了。因为到浪峰的时候基本是一个蜡烛有很多捻子在燃烧，很多夜睡不着觉。睡不着觉，脑子里就发生化学转换，产生很黑暗的东西，感觉就完了，开始厌世……”

    为了写好这本以爷爷为原型的书，严歌苓从美国国会图书馆找出了爷爷在美国读书时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还看了当代人的传记。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严歌苓也非常爱读。“特别厚的两本。下册讲辛亥革命后的历史，特别好。看了这些东西以后我知道爷爷当时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过在严歌苓的记忆中，爷爷的故事依然支离破碎，少之又少。因此她写小说，必须要靠大量的想象力去添枝加叶。“我这个人还有一种病态，疯狂地想象，特别是只有这么不多的几篇素材时，要把它们黏合起来、丰富起来、立体化起来，对我来讲非常开心。如果讲的太具体了，我就觉得被绑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取舍。”

    不能把发现自己当成第一主题

    写历史是严歌苓小说一个共同的特点，而对于现实生活，她似乎无暇顾及。“我做不到把当今的个人生活、把发现自己当成写作的第一主题。我的脑子已经被太多重大的、还没搞清楚的历史上的追问所占据，我还在一直追问，在不依不饶。我写出来的东西，西方人必然要经过一道语言的翻译，再经过一道文化背景的翻译，还要经过当时特定历史环境的翻译，有好几层，难怪人家翻译不好。”

    不过，严歌苓觉得中国当代年轻的作家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她看来，现在的作家像韩寒、郭敬明，已经不再有他们那一代人的负担。年轻作家关注个人的生命、个人的成长、个人的苦闷，个人就是一个宇宙，这个宇宙是全世界都会共同关注、都会懂得的宇宙。“他们写作的优势在于对个人的探索与发现。这个主题是全世界的同龄人都在做、作家都会有的共同命题。年轻的作家不去讲‘文革’、三年自然灾害，外国人不懂那个时期生活形成的特定术语。现在青年作家考虑的问题如就业、购房、环保等正和西方青年作家逐渐靠拢，相似的环境下产生了类似的文学命题，这也造成他们情感表达的接近，文学不与世界接轨也得接轨。所以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幸运的一代人。”

    文学不应高高在上。

    严歌苓天生对故事敏感，喜欢听故事，尤其是民间的故事。 “生活中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和细节，编造不出来，也想象不出来。所以有时我会搜集这些东西。《第九个寡妇》是我听到的故事，《小姨多鹤》也是我听到的故事，都是朋友给我讲的。”

    但严歌苓并不苛责听故事或看故事的人。“现在人们大概只能集中注意力一两分钟，小说很容易失去读者。所以故事怎么写、怎样进行、怎样开端，需要一定技巧，不能说读者素质太差根本看不进我的书，这种傲慢对今天的读者是行不通的。要运用最好的文字写故事，把自己的见解和超越故事的信息传达给读者。”

（摘选自2011年11月29日《中国艺术报》）

院士缅怀“三士科学家”罗沛霖

    “罗老病重期间还牵挂着《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电子信息科学技术卷的编写情况，现在这部分已经编撰完毕即将付梓，可惜他没有机会看到了，真是莫大的遗憾。”对于罗沛霖去世，数字通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佑寿难掩悲伤。

    今天上午，两院资深院士、著名电子学与信息学家罗沛霖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举行。11天前，罗沛霖因病在北京逝世，走完了98年的人生旅途。

    罗沛霖被誉为“红色科学家”。早在1938年3月，他就秘密奔赴延安，进入中央军委三局，创建了延安通信材料厂，同时还担任延安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教师，为抗日前线培养通信人才。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罗沛霖应组织要求，前往美国留学，准备为新中国建设服务。1948年9月，在好友钱学森的推荐下，罗沛霖正式进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

    “党派我来留学，要对得起党”的信念让35岁的罗沛霖坚定了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学习的决心，他只用23个月便完成了课程和论文，直接获得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

    在努力完成学业之外，罗沛霖还从事着另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据我所知，罗沛霖一直与当时的留美科技人员协会保持密切联系，这个协会主要工作之一便是动员留美人员回国建设新中国。他是这个协会加州理工学院支会的负责人。”郑哲敏回忆说。在罗沛霖等人的影响和支持下，1950年，庄逢甘、郑哲敏、鲍文奎等一大批知名留美科研人员集中回国，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事业。

    1950年罗沛霖回到北京。1951﹣1953年，他两度独自赴民主德国考察谈判，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大型综合电子元件联合工厂——华北无线电器材厂，并出任该厂总工程师兼第一副厂长，为我国电子工业的自力更生发展和电子设备生产配套打下基础。

    1956年一个重大任务落在了罗沛霖的肩上。他被抽出参与讨论并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工作。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由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规划工作由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副总理陈毅、李富春、聂荣臻主持。

    1958年，吴佑寿曾在中科院电子所研制“超远程雷达”。他回忆说，“罗老学术造诣深、见多识广，给大家介绍微弱信号检测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并结合实际提出采用‘门波积累’来解决问题，对大家很有启发。”

    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罗沛霖是倡议人之一。实际上，退休后的罗沛霖一刻都没有闲下来，仍然坚持学习和研究，除了致力于软科学研究之外，还参与了大量科普丛书出版工作，热衷于电子科技人才培养。

    “罗老为人正直，敢于直言。由于知识渊博，他的意见往往具有战略性。”中国工程院院士师昌绪表示，“他的逝世是我国科技界的一个重大损失，他身上尊重科学、实事求是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摘编自王飞、李大庆《院士缅怀“三士科学家”罗沛霖》）

【相关链接】①就资历而言他可谓是“三八式干部”（指抗日干部——编者注）；从学历上讲他曾留洋获得过博士学位；而论学术成就，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双院士“头衔”便足以说明一切。更有人把他称作“三士科学家”——战士、博士、院士……（节选自尹传红、骆玫《“三士”科学家罗沛霖》）②“如果一生生活呈波浪形，并不是一往直前，只要一旦改弦更张，努力奋进，还是可以有所贡献的。最理想的当然还是早日认清方向而持之以恒，取得成就。”罗沛霖跨两个世纪的人生阅历与经验总结，或许正是现在的年轻人所须借鉴的。（节选自李琪《笑容风雨 乐思得失——走近罗沛霖院士》）

马寅初：风雨人生一百年

    马寅初十几岁时，维新之风吹到家乡。他受维新思潮的影响渴望外出读书。1901年秋，20岁的马寅初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系。1906年秋，他进入美国耶鲁大学矿冶系学习，后入哥伦比亚大学改学经济学专业。

    当时，留美的中国学生获取学位的“窍门”是写论文时选择导师不熟悉的有关中国问题。马寅初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博士论文时，却把“纽约市财政”作为题目。他对纽约进行了详实的调查后，高质量地完成了论文，此文还被哥伦比亚大学选为教材。

    马寅初回国后，应邀到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30年代前期，他又担任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为了显示“礼贤下士”，蒋介石请马寅初担任立法院的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实际上就是南京政府的最高经济顾问，参与经济政策的制定。

    面对千疮百孔的民族经济，马寅初一直在寻求救国良策。抗战初期，马寅初满怀救国激情在重庆参与整顿经济。然而，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买办资本借抗战名义聚民财入私囊。马寅初见此怒不可遏，在立法院提出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的议案。此论一出，各界轰动。他还在演讲中直斥蒋介石：“有人说委员长领导抗战，可以说是我国的‘民族英雄’。但是照我看，只能说是‘家族英雄’。因为他包庇他的家族亲戚，危害国家民族啊！”马寅初切身感受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认识到自己的强国理想不可能在这样黑暗的政权下实现。

    面对民族的灾难，马寅初开始关注共产党。1939年，他同周恩来、王若飞会面，听到他们对抗战形势和中国前途的介绍，让他看到中华民族的希望。与周恩来的一席谈话，改变了马寅初的人生轨迹。后来，他回忆说：在1939年以前，我是不与共产党一起的，“自那年起直到现在，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

    马寅初的言行，使蒋介石恼怒万分。1940年12月，马寅初被强令“外出考察”，实际上是先后被送往贵州息烽和江西上饶的集中营关押。马寅初被捕引起了各界愤慨，共产党人也组织力量进行营救。1944年，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大溃败，在各界一片指责之声，蒋介石被迫恢复马寅初的自由。

新中国成立后，年近古稀的马寅初焕发了青春。1951年，他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一上任就马上倡导北大教师开展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对中国建设的长远规划，他也进行了深入思考。1953年，新中国首次人口普查发现全国已有6亿人，增长率又达每年2.2%。马寅初忧心忡忡地认为这将会“影响工业化”，应当实行计划生育。他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写成提案。1957年，他把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后来，这篇提案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就是著名的《新人口论》。

    对于控制人口的主张，周恩来曾表示赞成。毛泽东开始也认为有可取之处。然而翌年，国内开始搞“大跃进”，人多是大好事等错误观念一度泛滥。在康生、陈伯达的煽动下，从1958年到1959年，全国各大报刊掀起了批判马寅初的风潮，《新人口论》被说成是“马尔萨斯主义在中国的翻版”。好心的人劝他公开认个错，但马寅初坚定地说：“为了坚持真理，不怕油锅炸，即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文革”期间，周恩来起草的保护名单中包括马寅初，得到毛泽东批准，这使他免遭劫难。1972年，马寅初患直肠癌后，周恩来又亲自批准为他进行手术。

    1982年5月，马寅初安详长逝时，距他的百年诞辰只差一个月零十四天。这位百岁老人一生经历了清朝、民国和新中国，风风雨雨一百年。

（摘自徐焰《红色记忆：70位名人的故事》）

相关链接：①1957年下半年，“反右派”斗争的政治风暴席卷全国，康生、陈伯达积极主张把马寅初划为“右派”。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周恩来明确指出：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摘自《马寅初力主计划生育遭批判》）②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人口问题始终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摘自1982年《胡耀邦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

文欢

    张大千与齐白石并有“南张北齐”的美誉，被徐悲鸿称为“五百年来第一人”。

    “大千”二字是他19岁时在上海郊外的松汀县里的禅定寺出家时所起的法号。至于他为什么会出家，这里又得引出他的一个爱情故事来。张大千有位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表姐，叫谢舜华。她比大千大三个月。童年时两人常常结伴玩耍、同进同出。两个年轻人都深爱上了对方。双方的父母也一起替他们定下了这门亲事，只待大千从日本留学回来便给他们成婚。谁知等张大千从日本回来，竟猛遭迎头痛击——谢舜华因思念过度，正值花样年华却凋零去世了。这一感情上的打击对年轻的、刚刚初恋的张大千来说，简直是致命和毁灭性的。突然他萌生一个念头：只有出家不再和别的女人有情缘才能对得起表姐的一腔痴情。于是他便真的去出家了，禅定寺的住持逸琳法师为其取“大千”二字为法名。从此便再没用过原来的名字“张正权”，并常以“大千居士”自诩。三个月后，他对人生又有了新的认识和感悟，就主动回家了。佛学对他的洗礼最主要的是使他对生活和艺术有了一种超然的达观态度，这种达观使他在尘俗世界中爱美食、爱热闹、爱朋友、爱赚钱、爱花钱、爱名声等。这种看似极端矛盾的既能入世又能出世的思想在他身上竟能如此的对立而统一，不得不说都是赖于宗教对他的影响。

    张大千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全能画家，更是一位精通鉴定、善于模仿的造假高手。如今，在国内和海外不少文物收藏机构中，都收藏有张大千模仿徐渭、石涛、八大、石溪等历代名家的假画。有的已被鉴定确认是张大千所为，有的至今还未被认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次，美国某著名美术博物馆开了一次规模不小的中国画家石涛作品特别展，并邀请了世界上许多资深的学者、专家，当然，其中也邀请了大千先生。大千先生到展厅匆匆地转了一圈便出来了，随即对秘书莞尔一笑，说：“这些画中有1/3是我早年的仿作，嘿嘿……”其实张大千最初的仿画目的很简单：一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技艺；二是因当时没有名气，所以有些名画家没看重他，为了赌气才格外张扬，多少有些少年狡狯的游戏心理。

    1949年，画家张大千羁留海外，为世人诟病，其实他自有一番隐衷。据大千先生自己所述移居海外的理由：“远去异国，一来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应酬烦嚣，能于寂寞之乡，经营深思，多作几幅可以传世的画；再者，我可以将中国画介绍到西方，中国画的深奥，西方人极不易了解，而近年来偶有中国画的展览，多嫌肤浅，并不能给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谈不上震惊西方人的观感，另外，中国的历史名迹、书画墨宝，近几十年来流传海外者甚多，我若能因便访求，虽不一定能合浦珠还，至少我也可以看看，以收观摩之效。”由是，决定举家远迁南美。

    张大千居阿根廷期间，他的太太曾正蓉与儿子张心智，按照他离开时的嘱咐，把放在家中未带走的、当年临摹的125件敦煌壁画全部交给四川博物馆保存，完成了他的心愿。张大千的足迹遍及欧、美、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着实地宣扬了中国文化。而他那挽袖挥毫、落笔抚须的神态，确也堪称一位表里相符的中国“文化大使”。张大千自巴西移居美国后，虽频频去台湾、香港，以此稍解故园之思，但他仍向友人坦言：“在国外我并不快乐，就像大海里浮动的木块，不知此身系于何处！”1982年初，一位美籍人士从长江三峡入川访问后，到台北来拜访张大千，并赠送了一份他渴望的珍贵礼物——一包“故乡成都平原的泥土”。手捧泥土，他热泪纷纷下，把泥土供奉在先人灵位前。1983年4月2日，张大千的人生之旅终结，享年84岁。

    为了纪念这位终生致力于中国绘画艺术研究、发掘、整理的一代艺术伟人，张大千的家乡人民建造了张大千纪念馆和张大千石雕坐像，并将此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张大千逝世的地方——中国台湾省台北市，也建有张大千先生纪念馆。在海峡两岸都建有纪念馆的艺术家，张大千是唯一的一位。

（选自《三峡文学》，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