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让我更强大

赵建

    ①有经济学家做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危机之于企业就如同疾病之于人生，是无法避免的。有的企业会在“疾病”的冲击下轰然倒塌，而有的企业则会经过“救治”而完好如初，甚至更加强大，毫无疑问，马云领导的阿里巴巴正属于后者。

    ②众所周知，中国互联网曾经历过一次最严重的危机。在那一次危机中，绝大多数网络企业都曾受到冲击，资金快花完了，投资也没了，更找不到所谓的赢利模式，很多网站都因此而倒闭，可就在这么危急的时刻，马云及其团队没有放弃，作为一个企业家，他显示了极强的化解危机的能力。

    ③面对互联网的寒冬，马云当机立断，宣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撤站裁员，启动了后来被马云称作“回到中国”的战略收缩。这次撤站裁员进行得可谓惨烈至极，但也暂时化解了阿里巴巴的寒冬危机，为其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但随之而更令人担心的是，这次撤站裁员使阿里巴巴员工士气大落，公司会不会就此走向衰落？这成了许多员工的心病。

    ④就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候，在首席运行官关明生的协助下，马云在阿里巴巴内部掀起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运动 ”，做了三件大事：“延安整风运动”——给员工灌输价值观，“建立抗日军政大学”——培训员工，“南泥湾开荒”——提高销售人员能力。

    ⑤此外，为了保持企业价值观的延续性，马云还特意在阿里巴巴内部推行师徒制，新进职员都会得到指定师傅的帮助。师傅通过言传身教，让这些“毛头兵”迅速地成长成熟。

    ⑥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这一系列的危机公关，使阿里巴巴员工的士气得到了迅速回升，上下一致，士气高昂，共渡难关，终于有惊无险地度过了那个“寒冷的冬天”。而2003年那一场让举国上下陷入恐慌的“非典”危机，则再一次彰显了马云化解并利用危机的超强能力。

    ⑦当时，阿里巴巴一位外出广州公干的员工在回到杭州后，被确诊为“非典”患者，而阿里巴巴本部也迅速被杭州市政府列为重点防范对象。消息传开后，本部大楼里的员工纷纷外逃回家。到了第二天，公司的办公区域被完全封锁，员工也都被隔离在家。阿里巴巴随时面临瘫痪的危险。

    ⑧就是在这样的四面楚歌中，马云不仅没有被“非典”所带来的毁灭性打击所击倒，反而化危机为转机，在危机中抓住了大商机，在危机中实现了大飞跃。他先亲自给员工们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道歉信，以示安慰和鼓励，激起了员工的斗志；再改集中办公为分散办公：员工们在各自家中工作，公司领导则在网上遥控，实行网上指挥，网上管理。另外，他还利用人们由于传统的销售渠道封闭而将视线转移到互联网的时机，大力推行电子商务，试验网上生存网上交易，同时为客户化解了危机，一举把互联网产业从冬天带到了春天。

    ⑨企业家如何生存和取得成功，这其中存在多种因素。眼光、境界、智慧、谋略都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是，有时候，意志、韧劲、抗挫折能力、化解利用危机的意识，才是最重要的。

    ⑩关于如何在危机中坚持下来，马云这样说道：“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是绝大多数人死在了明天晚上，只有真正的英雄才能见到后天的太阳。”

我眼中的潘家铮先生

    潘家铮的大名我早就熟悉了，但有幸结识先生却是2007年3月5日的事。那一天，在接连婉拒了两次之后，先生说，他终于被我的“锲而不舍所打动”，于是接受了我的一次专访。

    采访正式成行的前一周，潘先生的秘书李永立打电话告诉我：潘老说为了采访时节省时间，也为了他能更准确、更深入、更全面地回答我的问题，请我先将自己的采访提纲以电子邮件发给他。

    3月5日的采访非常成功。在整个交谈中，先生思维缜密，表达严谨，几乎没有一个多余的字，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他说话舒缓、从容，有一种绅士风度。即便在说到自己的忧虑和愤懑时，也仅仅是紧锁眉头，而从无疾言厉色。先生用60分钟回答完我的所有问题，又用20分钟时间跟我轻松地聊起了他的业余爱好。我一直生活在北方，感觉江浙一带的话很难懂，也似乎并不好听。但接触先生之后，我发觉他的一口吴侬软语宛如昆曲，实在动听。

    时隔五年，那天采访的许多内容都已经淡忘了，但有一段谈话却至今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当时，我国风电正在大热之时，在回答我关于对当时发展风电的看法时，先生除了对风电的优点给予充分肯定之外，更多的是表达了对当时风电大跃进式推进的批评和担忧。先生说：“我们应该把风电的优点说清楚，但也要把它的问题摆出来，说透，而且找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包括国家应采取的政策，这才是对风电真正的爱护。”

    那天采访结束后，先生起身从办公桌后的书柜上取下一本《潘家铮院士文选》送我，并当即在扉页上题签：韩磊同志指正。字不大，都是一笔一划的，很秀气。

    在中国科技界，潘先生以敢说真话而闻名。他的一个“段子”曾在科技界广泛流传：“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是那些反对者。”这位在三峡工程的论证和建设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说，“正是反对者们的反复追问、疑问甚至是质问，逼着你把每个问题都弄得更清楚，才使方案一次比一次更理想、更完整。”先生的话博得了大家的广泛赞誉，称其“对反对意见不仅仅是容忍，更有海纳百川的包容”。

    在我的眼里，先生性情的底子是文人。他身上有浓重的文人气息。许多读者知道，潘家铮不仅是科学家，也是一位热心于科幻创作的作家。先生的科幻小说构思巧妙、大胆，科学性严密、人情味浓，文笔生动凝练，语言幽默调侃，选材和描写不落俗套。2007年采访先生的那段时间，我上小学六年级的儿子捧着先生的《偷脑的贼》，经常读得哈哈大笑。作诗填词也是先生的业余爱好之一，然而，科幻小说和诗词其实都还不是先生的最爱。先生告诉我：“我不抽烟，也不喝酒，也不讲究饮食，衣服也是穿得邋邋遢遢，很少看电影，电视也看得不多，体育也不爱好，写诗什么的实际上也不是我的真正爱好。我真正的爱好只有一个，就是读书，我总觉得一卷在手，就可万虑皆消。”

    “一卷在手，万虑皆消。”这不是真正的文人、书生么？！当然，这些还都是先生文人情怀的浅表性东西。如果你读了先生的杂文、政论之后，你一定会发现，他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爱得有多么深沉1 2001年下半年，先生有感于时事，写了一篇《我们需要再反一次党八股》的小文。此文连投多家报、刊，无人敢登。一气之下，时任政协委员的先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应邀发言时，全文宣读了自己的这篇小文章，引起轰动。

    潘先生不愧为君子。潘先生非常崇拜李锐，李锐老部长是潘先生的老领导、老同事。自80年代中期以后，潘先生和李锐之间出现了一些分歧，后来裂痕越来越大，终致不相往来。即便是在两人不相往来的日子里，彼此对对方也都有非常客观、公正的评价。潘先生称赞李锐“确实是个豪杰”。李锐在谈到潘先生时，说：“潘家铮确实是个好样的专家。”2007年9月21日，潘先生亲自登门拜访李锐老部长，两位中国水电界的重量级元勋人物，又把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君子和而不同”，大概说的就是潘先生这样的人物吧！

（摘编自韩磊《我眼中的潘家铮先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我已年逾耄耋，病废住院，唯一挂心的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我衷心期望，也坚决相信，在党的领导和国家支持下，电力工业将在特高压输电、智能电网、可再生能源利用等领域取得全面突破，在国际电力舞台上处处有“中国创造”、“中国引领”。

（潘家铮语）

②在能俯看到隔流堤的厂房坝段栏杆处，他足足趴了近1刻钟。记者连忙上前询问：“潘院士您一直没有讲话，是在考虑什么问题吗？”“哪里考虑什么问题，我这是‘老年痴呆’。”看到记者满脸的疑问，工作人员笑着说：“潘老是跟你调侃呢！”

（摘自高明昧、徐爱民《潘家铮院士在三峡》）

“两弹一星”郭永怀

胡晓青

    他为我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他以赤子之心报效祖国，为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核事业尖端技术方面取得非凡成就付出了生命。他就是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

    郭永怀1909年4月4日出生于山东荣成县一个农民家庭。1933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后来在西南联大改学航空工程。

    1939年，他考上了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生，因故不能成行。翌年9月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他仅用半年时间就取得了数学硕士学位。接着他选择了空气动力学中最难的课题“跨声速流动的不连续解”作为博士论文研究方向。1941年5月，他来到当时国际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中心——美国西岸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在航空大师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工作。从此，郭永怀开始了最艰苦的研究工作，通过四年多的辛勤劳动，郭永怀重于在跨声速流动的研究上取得重大成就。1945年，他以坚强的毅力，出色地完成了有关跨声速流动不连续解的出色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钱学森评价道：“郭做博士论文，找了一个谁也不想沾边的题目，但他孜孜不倦地干，得到的结果出人意料。”

    1946年，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创办航空研究院，特聘郭永怀前去参加业务领导工作。于是，郭永怀成了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的主持人之一。1949年，郭永怀为解决跨声速气体动力学的一个难题，探索开创了一种计算简便、实用性强的数学方法——奇异摄动理论，这一理论在许多学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正是因为在跨声速流与应用数学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郭永怀很快就闻名世界。当时人类虽已实现了飞行的梦想，但飞行速度并不理想。而解决“声障”问题是提高飞机飞行速度的难关。郭永怀和钱学森经过拼搏努力，不久就合作拿出了震惊世界的重要论文，首次提出了“上临界马赫数”概念，这一概念还得到了实验证实，为解决跨声速飞行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国外工作期间，郭永怀一直在等待机会，渴望用平生所学为祖国服务。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终于出现了这个机会。这时，郭永怀毅然放弃了国外的优越条件与待遇，与夫人李佩于1956年11月回到阔别16年的祖国，并立即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郭永怀说。

    1960年7月，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在华的核工业系统的全部专家，随后又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中国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郭永怀担任九院的副院长。当时九院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迅速掌握原子弹的构造原理，开展理论探索和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从外貌看，郭永怀身体瘦弱，不到半百已双鬓斑白，平时不苟言笑，总爱沉思。而他工作起来，精力却是超人的。1963年，迁往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海基地后，他与许多同事都有了高原反应。为了及时研究新情况，郭永怀频繁往来于北京和基地之间，每次都会增加身体的不适应，严重损害了健康。有人劝他少跑一些，但他为了工作全然不顾。周恩来叮嘱郭永怀等科学家尽量不要乘飞机，郭永怀为赶进度仍经常飞来飞去。1968年12月初，他在青海基地发现一个重要数据，急于赶回北京研究，便搭乘了夜班飞机。12月5日凌晨，飞机飞临北京机场，距地面约400米时，突然失去平衡，偏离跑道，扎向1公里外的苞米地，腾起一团火球！人们从机身残骸中寻找到郭永怀时，发现他和警卫员紧紧地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将他们分开时，一叠纸，从两人紧贴的胸部掉了下来——是那份无比珍贵的热核导弹试验数据！焦黑难辨的尸体，完好无损的手稿……面对这种情形，所有前来接应的士兵当场跪地痛哭……

    而此时，他的妻子李佩却被诬陷为“美国特务”，正在接受所谓的政治审查。那天，她没有流泪，只是凝望着窗外，长久地，一言不发。

    在郭永怀牺牲后第22天，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接着，在他牺牲不到两年的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为了表彰郭永怀的功绩，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于1968年12月25日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1999年，他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郭永怀，永怀赤诚；后来者，永怀感佩。

（摘编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她很少提起郭永怀。“两弹一星”奖章捐给了中国科技大学；他的遗物，也悉数捐给了力学所。她只是固执地守着60年不变的家，哪儿也不去。有个学生这样回忆：“多少年过去了我才明白，李佩老师所从事的、竭尽身心的教育工作，其实是郭先生事业的延续，郭、李实际是一个人。”（摘自段雨《做个铺路人》）②在核弹武器化的后期研究中，郭永怀相继提出了一些主张，见解独到，后来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郭永怀这些主张的科学性和严密性。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摘自《中国现代科学家（六）》纪念邮票发行资料）

鲍勃•迪伦：迷人之谜

柏琳

    1941年5月24日，鲍勃•迪伦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曼。少年时他便显示出音乐天赋，10岁自学了吉他、钢琴、口琴等乐器。高中时，他就加入了一个小型摇滚乐队。

    1959年，他进入明尼苏达大学。同年，他读到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也读到另一本“垮掉的一代”的著作《裸体午餐》。他说：“我完全爱上垮掉的一代、波希米亚、咆哮那群人、凯鲁亚克、金斯堡、柯索、费林格提……他们对我的影响就如同猫王对我的影响一样。”也许是受到某种感召，这个少年在刚满20岁时从大学辍学，孤身一人来到纽约，即将开始一段美国民谣的传奇。去纽约之前，他给自己起了“迪伦”的艺名。

    1962年，他发行处女专辑《鲍勃•迪伦》。1963年，他第二张专辑中的《答案在风中飘》成为20世纪中下叶美国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圣歌”。

    1964年，《时代变了》发行，被认为是迪伦的“抗议专辑”。他的朋友艾伦•金斯堡在听到那首《暴雨将至》时号啕大哭，“薪火传承到了新的一代，从早期的波西米亚和垮掉的一代，到寻找光明和自我激励的这批年轻人。这些诗词简直就像《圣经》箴言一样，撼动人心。”《答案在风中飘》和《暴雨将至》等作品，使他迅速成为民权运动的音乐代言人。这些表达对核武器军备赛的担忧，以及有关贫困、种族歧视、监狱、沙文主义、战争、反思原教旨主义等内容的歌曲，迪伦只花了20个月就全部写完了。

    此后，他对于加之于身的各种标签都感到厌倦，刻意要与60年代轰轰烈烈的反叛文化运动保持距离，他说：“我不想再为任何人写歌，不想成为什么代言人，我只想从我的内在出发来创作音乐。”1964年另一张专辑《鲍勃•迪伦的另一面》中，已经不见抗议歌曲的影子。

    “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当人们期待迪伦能成为民权运动的旗帜时，他这样回答。他走了另一个极端——1965年的新港音乐节上，鲍勃•迪伦给民谣音乐插上了电。1965年美国迎来了抗议运动的高潮，迪伦却带上一把电吉他，给一个彷徨的时代诊断了病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孑然一身，你无家可归，你默默无闻，像一颗滚石。”这首收录在专辑《重返61号公路》里的摇滚乐，叫做《像一块滚石》，几十年后被《滚石》杂志评为500年来最佳歌曲的第一名。当时，迪伦不仅在政治上被视为脱逃的懦夫，也被视为民谣的叛徒。但对迪伦来说，这首歌不仅意味着他找到了文学和音乐间的通道，更意味着一场挣脱——从一个“抗议歌手”的躯壳逃往自己灵魂深处。此时，他的兴趣转移到了诗歌和小说上，因为这不受歌词长度限制。他呆在纽约的公寓里，埋首大堆书籍，陷入了疯狂的诗歌阅读中，读兰波也读布莱希特，喜欢艾略特，还曾为爱伦•坡的《钟》谱上吉他曲。“我就这样训练自己的思维，丢掉不好的习惯，并学着让自己沉静下来。我读了整本的拜伦的《唐璜》，从开始到结束都集中精神，同时还有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

    70年代末，当嬉皮士文化与政治风潮过去后，人们更关注他的诗歌天赋。

    1996年鲍勃•迪伦正式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垮掉的一代”中最杰出的作家艾伦•金斯堡在推荐信中写道：“他的作品帮我们恢复了音乐与诗歌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

    迪伦的文学传统是深厚的。2000年，曾被誉为“每个诗人梦寐以求的评论家”的克里斯朵夫•瑞克斯曾在迪伦演出后台问他最近读什么书，迪伦脱口而出：莎士比亚。瑞克斯后来撰写了《迪伦对原罪的先见之明》，将迪伦称为“当代美国最好的用词专家”。

    80年代至今，迪伦逐渐减少了发行唱片的数量，他全身心爱上了巡回演出，重新回到了行吟歌手的传统。怀旧者鲍勃•迪伦，用巡演的方式，做回了一个吟游诗人。事实上，这才是伟大文学的源头所在——无论是西方的《荷马史诗》还是东方的《诗经》，文学最初是用来歌唱的。

    歌唱者本就是诗人，而诗人鲍勃•迪伦的灵魂，也是文学的灵魂。

（选自2016年10月15日《新京报•书评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在诺奖历史上，曾数次把奖项授予“非文学”人士，最出名的当属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950年）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1953年），而2015年的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严格意义上也是一个记者，并非作家。但是，把文学奖颁给一个歌手，却是头一次。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予鲍勃•迪伦的颁奖辞是：“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形式。”

②鲍勃•迪伦的传记作者戴维•道尔顿称他为“最多变的灵魂”，但迪伦认为：“我确实从来都只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用噙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灰色的烟雾，写一些在朦胧光亮中漂浮的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