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纯粹的羊肠小道

                                                                                          王一方

他——25岁就获得哲学、神学两个博士学位，管风琴演奏家，法兰西科学、道德和政治科学院的院士，哲学家萨特的堂叔，德国总统特奥多尔·豪斯的证婚人，大文学家罗曼·罗兰、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终身朋友……

他就是施韦泽。他让人想到中国抗战时期来中国的诺尔曼·白求恩：一个纯粹的人。30岁的他，突然宣布将奔赴非洲丛林去当一名乡间医生，为此，他转而学医，八年后，他以医学博士身份开始了他52年的艰辛的人道主义实践生涯。

从决定到启程，八年，八年啊——

是利他主义吗？他不像唐·吉诃德向风车冲杀那样。是上帝的召唤吗？他风趣地讥笑用上帝召唤来解释他的选择的教士：“他们的听力比我好！”是出于对苦难的同情吗？他认为仅仅出于同情显得太狭隘。

与他同时代的一位作家认为：缺少历史阐释和淳朴气息的非洲比由历史学说填满的精致的欧洲更能抚慰他的心灵祈盼与饥渴。爱因斯坦也认为：非洲的事业对于我们在道德上麻木和无心智的文化传统来说是一种逃匿和摆脱，而面对这种选择的机会，个别人是无能为力的；但施韦泽是一个例外，他在对浮士德的精神依恋之中找到了自身的角色和责任。

他的道德祈盼、心灵饥渴，直指纯粹人生的伦理追求和实践需要，由“意会”走向了言说。1915年的一天，他觉得自己像个“在漏船中的人，这条船不能驶向大海，必须打造一条新船……”这时，一个新词突然闪入脑海：敬畏生命。这个词似乎让他找到了纯粹的彼岸。

“敬畏生命”主张生命是无条件的神圣、无条件的有价值，从而使道德纯粹求诸内心成为可能。人类原初的道德冲动与他深层次的理解随后被他拉向哲学，界定为一种“生存意志”：一种“自我的意欲生活的生命”，他毕生的利他主义的道德实践也源于这一生存意志的冲动。“当我为其他生命奉献出自己时，我永恒的生存意志便与永恒者结合，因为所有的生命都是一体的。”在施韦泽看来，正是这样一种有几分神秘的“生存意志”引出了道德生活的净化与纯粹。

施韦泽似乎要说这样一个道理：在探索生命意义的过程中，仅有科学、技术的知识与实践无法进入纯粹的疆域，甚至不能给人类带来有益的东西。爱因斯坦也有类似的感触：“仅凭知识和技术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倡导者和力行者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话虽这么说，通往纯粹人生的路上行人寥寥。有人说：“人类不可以从两头点燃一根蜡烛。”但施韦泽坚持认为：“如果够长的话，可以这么做！”

施韦泽固然可以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这种快乐，但社会价值机器却未必能认同这类贡献。他艰苦卓绝的医疗探索与创造性实践，没能得到医学界的重视。虽然他是诺奖得主，但拿回的是和平奖。他一生中接受过数十次奖励，只获得过一次医学领域的不太出名的奖章，新锐的医学家还不时批评他思想保守，只热衷于重复性的技术操作，不重视时新的技术成果。他的医院也一点都不现代化，但他的丛林医院在高度技术化与高度组织化的医学时代里保持了对病人个体的尊重、人性的温情，以及在适宜技术处置下的一流疗效。在他眼里，过度技术化的医学常常导致医患关系的冷漠。还是爱因斯坦理解他：“这个人的影响与其说来自令人赞叹的成就，毋宁说来自他那对通常的理智来说难以把握的整个人格。”

尽管通往道德净化、人生纯粹的世界不会有什么康庄大道，但他依然享受着这条羊肠小道上的精神风光，这就是自信，这就是个性，来自内心的纯粹的自信和个性！

（节选自王一方《医学人文十五讲》）   

相关链接：

①我们的直觉意识到自己是有生存意志的生命，环绕我们周围的，也是有生存意志的生命。有了这种认识，我们才能开始尊重自己的生命，使其得到真正的价值。同时，获得这种想法的人会觉得需要对一切具有生存意志的生命采取尊重的态度，就像对自己一样。这时候，善就是：爱护并促进生命，把具有发展能力的生命提升到最有价值的地位。恶就是：伤害并破坏生命，阻碍生命的发展。由于尊重生命的伦理，我们将和全世界产生精神上的关联。（施韦泽《我的呼吁》）

②施韦泽十分欣赏中国那种未被破坏的“基本的”和“自然的”同时又符合理性的精神，他看重儒家思想，对道家思想感兴趣。（德·罗哲海《关于中国思想和儒家伦理的论述》）

塞尚

傅雷

    ①印象派的绘画，大家都知道是近代艺术史上一朵最华美的花。毕莎诃、莫奈等仿佛是一群天真的儿童，睁着好奇的慧眼，对于自然界的神奇幻变感到无限的惊讶，于是靠了光与色的灌溉滋养，培植成这个繁荣富丽的艺术之园。然而更使我们诧异的，却是在这群园丁中，忽然有个中途倚铲怅惘的人，满怀着不安的情绪，对着园中鲜艳的群花，渐渐地怀疑起来。经过了长久的徘徊和踌躇之后，决然和毕莎诃们分离了。独自在园外的荒芜的土中，播着一颗由坚强沉着的人格和赤诚沸热的心血所结晶的种子，为现代艺术的奇花异草拓殖了一个簇新的领土。这个奇特的思想家，这个倔强的画人，便是伟大的塞尚。

    ②塞尚的一生，是全部在艰苦的奋斗中牺牲的：他不特要和他所不满的现实战（即要补救印象派的弱点），而且还要和他自己的视觉、手腕及色感方面的种种困难战。固然，他有他独特的环境，使他能纯为艺术而艺术地制作，然而他不屈不挠的精神，超然物外的人格，实在是举世不多见的。

    ③人们曾向当时的前辈大师马奈征求对于塞尚的画的意见，马奈回答说：“你们能欢喜龌龊的画么？”这里，我们又可看出塞尚的艺术，在成形的阶段中，已不为人所了解了。马奈在十九世纪后叶被视为绘画上的革命者，他尚且不能识得塞尚的摸索新路的苦心，一般社会，自更无从谈起了。

    ④他从特拉克洛洼及他的始祖凡威尼斯诸大家那里悟到了色的错综变化，从哥尔佩那里找到自己性格中固有的沉着，再加以纵横的笔触，想从印象派的单以“变幻”为本的自然中搜求一种更为固定、更为深入、更为沉着、更为永久的生命。这是塞尚洞烛印象派的弱点，而为专主“力量”“沉着”的现代艺术之先声。他站在他自己的时代思潮上为二十世纪的新艺术行奠基礼，这是他尊重传统而不为传统所惑，知道创造而不是以架空楼阁冒充创造的伟大的地方。

    ⑤大凡一件艺术品之成功，还有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即要你的人格和自然合一。因为艺术品不特要表现外形的真与美，且要表现内心的真与美；后者是目的，前者是方法，我们决不可认错了。要达到这目的，必要你的全人格，透入宇宙之核心，悟到自然的奥秘；再把你的纯真的视觉，抓住自然之外形，这样的结果，才是内在的真与外在的真的最高表现。缺乏内心，故无沉着之精神，故无永久之生命。塞尚看透这一点，所以用“主观地忠实自然”的眼光，把自己的强毅浑厚的人格全部灌注在画面上。塞尚平生绝口否认把自己的意念放在画布上，但他的作品，明明告诉我们不是纯客观的照相，可知人类的生命——人格——是不由你自主地、不知不觉地、无意识地、透入艺术品之心底。因为人类心灵的产物，如果灭掉了人类的心灵，还有什么呢？

    ⑥真正的艺术家，一定是时代的先驱者，他有敏慧的目光，使他一直遥瞩着未来，有锐利的感觉，使他对于现实时时感到不满，有坚强的勇气，使他能负荆冠，能上十字架，只要是能满足他艺术的创造欲。至于世态炎凉，那于他更有什么相干呢？要了解塞尚之伟大，先要知道他是时代的人物，所谓时代的人物者，是永久的人物＋当代的人物＋未来的人物。

（有删改）

铁血柔情林觉民

    林觉民字意洞，号天外生。从小便被父亲过继给了他的叔父林孝颖。叔父对林觉民寄予厚望，希望他可以在仕途上达到自己无法企及的人生高度，为林家光宗耀祖。林觉民13岁那年，望子成龙的林孝颖把他送去参加科举童子试，厌恶科举的叛逆少年林觉民进了考场，竟在试卷上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七个字后便转身大步离开了。

    男儿有志不在年高。青涩年纪的林觉民早早就立下了“中国非革命无以自强”的志向，大量阅读进步书刊，还给自己取了“抖飞”、“天外生”的号，从字义上可以看出，林觉民渴望做展翅高飞、打拼出一方天地的热血男儿。林孝颖看着爱子从懵懂少年成长为进步青年，不免喜忧参半，甚至可以说忧大于喜。他担心儿子在这条路上走得太决绝，更担心有朝一日白发人送黑发人……当这样的担心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让林觉民娶妻成家。

    1905年，18岁的林觉民迎娶了比他小一岁的陈意映。陈意映出身名门，不仅知书达理，还通晓文墨。林觉民与陈意映可谓“一见钟情，爱由心生”，当时，他们的家非常清贫，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和两把椅子。但是陈意映并不在意，有林觉民这样英俊潇洒、才志冲天的男子做夫君，她心满意足。

    1907年，林觉民与陈意映婚后仅两年，甜蜜的日子刚开个头，但为了实现革命理想，他毅然前往日本自费留学去了。林觉民到日本后不久，就加入了同盟会。林觉民对远离陈意映一直心怀歉意。留学日本后，他曾写有一篇记录两人缱绻情感生活的文章《原爱》，文中写道：“吾妻性癖好尚，与君绝同，天真浪漫真女子也。”从中可以看到林觉民对妻子的怜爱之情。

    1911年春天，当林觉民以学校正在放樱花假为名，风尘仆仆从日本归来时，陈意映又惊又喜。关于丈夫此行的目的，陈意映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黄兴在香港筹划广州起义，对林觉民委以重任。那些日子，林觉民异常忙碌，根本不能如陈意映所期望的那样朝夕相对。陈意映虽有不悦，可是并无怨言。对她来说，有理想有追求的林觉民才是她最爱的丈夫。

    革命起义需要武器弹药，没有财政补贴，如何是好？林觉民就在西禅寺召集人马自己动手制造炸药。炸药准备妥当的时候，运输又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林觉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把炸药装进棺材，然后找一个女人装成寡妇护送棺材去香港。林觉民本想要自己的妻子来完成这一任务，可是当时陈意映已怀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无法成行。1911年4月的一天，林觉民对妻子说：“我去趟香港就回来。”陈意映料想不到，这一次的分离竟成永别。

    广州起义的前三天，即1911年4月24日深夜，万籁俱寂。在临近江边的一栋小楼里，林觉民想到尚未成功的革命，想到家中牵挂自己的妻儿和父亲，眼泪突然落了下来——他不是贪生怕死之人，但是他有太多的不舍和难过，于是提笔在两块方巾上写下了著名的《禀父书》和《与妻书》。林觉民写写停停，伤情处，曾几次“不能竟书而欲搁笔”，方巾上的字眼见越来越小，都小到蝇头了，林觉民还是不想停下来，他满腔的爱此时已浓稠到了极点。那一刻，林觉民非常希望手里的方巾大得没边儿，让他能够淋漓尽致地向陈意映表达他绵延不绝的爱。24岁的林觉民在月光下辗转难眠，不知不觉写到天已破晓，他把方巾折叠包好交给朋友，郑重嘱托道：“我死幸为转达。”

    广州起义失败后，两广总督张鸣岐与水师提督李准会审林觉民，惊见一个剪了短发的美少年“侃侃而谈，畅论世界大势”并表示“只要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国家安强，则吾死瞑目矣”，这个美少年就是林觉民。林觉民说到痛处，难以遏制激动的情绪，把身上的镣铐挥得哐哐作响。李准被打动了，命人把镣铐解开，允以纸笔。在林觉民口含血痰却含而不吐之时，李准更是亲手拿了痰钵，走到他身边。两广总督张鸣岐亦很动容，他曾发出这样的感叹：“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真算得上奇男子。”当时有人劝总督大人为国留才，而张鸣岐认为这种英雄人物万不可留给革命党，遂下令处死。死亡来临时，林觉民面容平静，甚至没有多眨一下眼睛，“吾辈此举，事必败，身必死，然吾辈身死之日距光复期必不远矣”。他用坚定的信念为革命殉情，豪气干云。

（选自《名人传记》，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摘自林觉民《与妻书》）②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摘自孙中山《<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事略>序》）

汉学家叶嘉莹

上官云

    5月10日，海内外各界人士齐聚天津南开大学，共贺叶嘉莹先生九十华诞。温家宝致信祝贺，称先生七十年来孕育桃李，从事研究，为传播中国丈化作出重大贡献。在致答谢词时叶先生说：“如果人有来生，我还愿做一个教师，我仍然要教古典诗词。”她是当今世界最负盛名的汉学家之一，著作等身，精研古诗词，培养无数学生，被称为“大师的老师”。

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旧北京一个传统世家，1924年，那时的叶家奉行儒学，恪守礼仪。闲暇时，父亲与伯父会声情并茂吟诵古诗；母亲与伯母也会各执一册诗词双双研读。受此环境熏陶，叶嘉莹开蒙很早，六七岁便诵读《论语》，十几岁能写格律诗词.1941年，她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师从诗词名家顾随，打下深厚的古典诗词功底。

    她容貌端丽，天资聪颖，是典型的民国“闰秀”。直到今天，叶嘉莹仍然打扮得十分齐整：留着纤长指甲、佩戴粉边眼镜，仪态优推。或许是出于天然的气质，辅仁读书期间几乎没有人敢随便跟她讲话，“直到毕业时同学道别，我才听说有男同学编排我‘孤芳自赏’‘我行我素’。很多人说我爱情诗讲的那么好，长的又不难看，但事实上，我真地没有感情方面的经验。”

    叶嘉莹的一生几乎与中国近现代史同步，她也经历了那个时代的幸与不幸：1937年扰战爆发，父亲随公司迁往后方，杳无音讯；17岁刚刚考取辅仁大学，母亲因病去世；24岁婚后随丈夫迁至台湾，遭遇白色恐怖入狱……在屡次磨难中，叶嘉莹丢掉了衣服、行李，却始终贴身携带恩师顾随的授课笔记。“因为我知道那些东西的价值。天地之间，除了这些笔记，再也没有记录老师讲课的东西，是他把诗丰富关好的生命传达出来，所以，拼尽一切，我也要把这些东西带出来。”在恩师影响下，对古诗、古典文化的热爱与研究一直伴随叶嘉莹的生活，包括“白色恐怖”时期。“放出去后我没有工作，甚至没有桌子床铺，先生仍在监狱，身边带着吃奶的孩子。我放弃研究还是没有放弃过?"叶嘉莹自问自答，怅然叹息，“或许当时我内心仍然热爱着我的古诗，但在生活中不得不暂时放弃了。生活非常困苦，但是我还会背诗啊。”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叶嘉莹远赴哈佛教授中国古典诗词，并与人合作做古诗词研究。那段时光，让她受益匪浅的是哈佛大学图书馆丰富的藏书。“我的办公室就在图书馆二楼上与我合作的美国教授为我提供很多方便，他告诉图书馆的人：“你们五点钟闭馆，但是叶先生可以一个人留在里面看书。”为了尽可能节约时间，她每天很早起床，一杯咖啡、两片面包做个三明治，带到图书馆算作午餐，然后去馆外的推车买个三明治当晚餐，一直工作到天黑。

    叶嘉莹逐渐在古诗词领城取得成就，于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她是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2008年，还荣获了首届“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单看文学领城的成就，很难把这位学者跟柴米油盐联系起来，而她将二者平衡得很好。虽然投入诗歌会忘记一切，但她一直挂在嘴边的话是：“我不会因为能够读一点书就骄傲，在家里，媳妇儿就是媳妇儿。”在北美教书时，为了节约开支，她“算计”租房地点：要离教书的学校近、离女儿学校近、离莱场近。“我白天带了三明治上班，背着大书包下班先到莱场，抱着一堆纸袋子里的菜回家，洗菜切菜，洗米做饭，包括吸尘扫地都是我来做。”这样的生活，她过了几十年。在台湾，女儿刚出生，她甚至会亲手洗涮尿布。在外甥眼里，舅妈就是洗碗做饭、伸手掏水沟的居家媳妇。直到他去加拿大，才知道这位常常蹲着洗尿片的女人竟然是大学教授。

    “事实上，就算我一直教书，我也不是好为人师。”她说，“我的‘好’是‘好为人弟子’。我喜欢学习。除了教书以外，虽然很忙，我仍然去听外文系的诗歌或诗歌理论的课程，我是下了工夫去学习的。”此前一直两地奔波讲课的她说，“回想我这一生，实在是幸运的。现在南开就是我的家，我的根就是在中国!”

（节选自2014年11月6日中新社刊文，有州改）

中国之蒿

    1969年，屠呦呦和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几位同事一同参与到“523任务”中。那一年，屠呦呦39岁，职称是助理研究员。

    屠呦呦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是家中五个孩子中惟一的女孩。父亲摘引《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蒿”，为她取名呦呦，意为鹿鸣之声。谁能想到，诗句中的“野之蒿”，竟真的与屠呦呦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生药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的中药研究所工作。由于屠呦呦的专业属于西医，中药所送她到中医学习班，用两年半的时间系统地学习中医药。具有中西医背景，而且勤奋，屠呦呦很快崭露头角。她被任命为中药研究所“523任务”研究组组长，带领4名小组成员寻找抗疟药物的线索。

    屠呦呦首先系统地整理历代医籍。她还四处走访老中医，就连单位的群众来信也仔细地翻阅了一遍。由此，她专门整理出了一本《抗疟单验方集》，包含640多种草药，其中就有后来提炼出青蒿素的青蒿。不过，在第一轮的药物筛选和实验中，青蒿提取物对疟疾的抑制率只有68%，并没有成为屠呦呦重点关注的对象。

    那时，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胡椒上。这种在中国极为常见的植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84%。这是一个很让人兴奋的数据，但此后的深入研究却事与愿违。屠呦呦发现，胡椒只能抑制疟原虫的裂变繁殖，灭杀效果却非常不理想。放弃了胡椒，她把目光又转向了效果并不突出、却在中医药典籍治疟药方中屡屡被提及的青蒿。

    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先秦医方书《五十二病方》已经对植物青蒿有所记载；公元340年，东晋的葛洪在其撰写的中医方剂《肘后备急方》一书中，首次描述了青蒿的抗疟功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则说它能“治疟疾寒热”。

    但是，当屠呦呦利用现代医学方法检验青蒿提取物的抗疟能力时，结果却并不理想，最初，青蒿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为68%，但效果极不稳定，有一次实验，它的抑制率只有12%。

    为什么在实验室里青蒿的提取物不能很有效地抑制疟疾？为什么同样的提取物却得出千差万别的结果？屠呦呦一时找不到答案，她重新翻出古代医学典籍，一本一本仔细翻查。直到1971年下半年的一天，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中的几句话触发了屠呦呦的灵感：“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绞汁使用的办法，和中药常用的煎熬法不同。这是不是为了避免青蒿的有效成分在高温下被破坏？福至心灵的一个闪念，推开了紧锁青蒿素奥秘的大门。

    此后的情节被众多的讲述者概括为，屠呦呦用沸点只有53℃的乙醚，成功提取了青蒿素。其实，提取青蒿素实验的真实过程是繁复冗杂的。

    在2009年出版的专著《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中，屠呦呦提到了当时的一系列实验。这本专业性极强的书籍中记载的实验过程，穿插着大量的化学分子式、专业术语和数据，在记者这样的外行人看来如同“天书”。只有几句高度概括的纲领性描述能够大致明白，读起来亦颇为艰涩：

    “青蒿成株叶制成水煎浸膏，95%乙醇浸膏，挥发油无效。乙醇冷浸，控制温度低于60℃，鼠疟效价提高，温度过高则无效。乙醚回流或冷浸所得提取物，鼠疟效价显著增高且稳定。”

    她还特别提示：分离得到的青蒿素单体，虽经加水煮沸半小时，其抗疟药效稳定不变，“可知只是在粗提取时，当生药中某些物质共存时，温度升高才会破坏青蒿素的抗疟作用”。

    在实验数据的一份效果对比图表中，利用水浸得到的提 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最低只有6%；乙醇浸膏得到的挥发油毫无效果；乙醇冷浸得到的提取物则可达到95%的抑 制率；乙醚提取物的抑制率则是100%！那是一种黑色、膏状的青蒿抗疟物质粗提物，离最终的青蒿素晶体尚有一段距离，但确定无疑的是，打开最后宝藏的钥匙找到了。

——（节选自《北京日报》2011年10月25日）

相关链接：①疟疾，又称为“打摆子”。在人类与疟疾的持久战斗中，起初最有效的治疟药物源于另一种植物—金鸡纳树。19世纪，法国化学家从金鸡纳树皮中分离出抗疟成分奎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金鸡纳霜”。随后，科学家又找到了奎宁替代物—氯喹。氯喹药物一度是抗击疟疾的特效药。但是，疟原虫渐渐表现出了强大的抗药性，上世纪60年代，疟疾再次肆虐东南亚，疫情蔓延到无法控制的局面。②2011年9月，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2015年10月，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的新疗法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她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

艾青评传(节选)

杨匡汉

    年近古稀的艾青，在回顾自己五十年的创作生涯时，常常不无感慨地对人说：“想想我这一辈子，也只是写了几首人们还记得的诗。人民是最公平的。一个人写了点东西，人民总会记得他的。我也是想也不敢想到有今天……”

    是的，人民会记得艾青的贡献，承认艾青的成就。他是我国新诗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具有独特风格的现实主义大诗人之一。

    艾青的诗，较多地将个人的悲欢融入到时代的悲欢里，反映着自己的民族和人民的苦难与命运，反映着现实的生活和斗争，并由此传达出时代的呼唤和人民的心声。在早年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中，诗人以真挚虔诚的赤子之心，赞美养育了自己的保姆，为她受尽黑暗年代人世间凌辱的凄苦命运抒发着悲愤、哀恸与不平；它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中国广大农民的遭际的同情与关切。诗人在另一首名篇《我爱这土地》中发出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倾诉，更是把个人的情感、命运都赋予时代、人民、祖国和土地的明证。

    在中国广大读者心目中，艾青诗作中的深沉感情，突出表现为对光明的热烈向往、追求和讴歌。太阳、火把、春天、黎明、生命、火焰，不但出现在他许多作品中，更是他不少篇章集中讴歌的主题，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不同的新意竞放异彩。在《太阳》《春》《黎明》《煤的对话》等早期作品中，诗人“在东方深黑的夜里”，朦胧又强烈地发出了对光明、对春天、对火焰的热切呼唤。抗日烽火燃遍中华大地后，诗人从浴血奋战的人民中找到光明之所在，创作了充满热情、乐观和希望的长诗《向太阳》及其姊妹篇《火把》。这两首喷射着激情火花和理想光芒的名篇曾鼓舞过不少青年走上革命之路。

    艾青曾写道：“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那诗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那诗的美学的胜利。——而后者，竟常被理论家们所忽略。”在他的诗歌中，尽管不乏某些或过于切近时事或过于凌虚的篇什，但作为代表他主要成就的诗篇，往往不拘泥于直接地如实地反映生活，那种饱满的进取精神和丰富的生活经验，总是伴着新奇的联想、想象而来，组成鲜明的形象并给读者一定的暗示与启迪。他在抗战前夜作的《太阳》一诗中写道：“从远古的墓茔/从黑暗的年代/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震惊沉睡的山脉/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这融进了诗人深刻的感受和想象，使形象充满血肉，更深刻地显示着光明来自黑暗，需通过流血死亡的代价去换取的生活真谛。此外，艾青还善于从绘画、雕塑、音乐等多种艺术样式以及中外诸多艺术流派中吸取有益的养料，转化为自己诗篇中的艺术细胞。

    艾青的诗歌，艾青的名字，在中国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中扎了根，也在全世界赢得了声誉。美国的学者把艾青和希克梅特、聂鲁达并列为现代世界三位最伟大的人民诗人。

    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艾青是继郭沫若、闻一多等之后推动一代诗风的重要诗人。他对中国新诗艺术的贡献在于：以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观察和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加强了新诗的时代感和现实性；以来自生活又经提炼而成的丰富、变化、新鲜的语言，增强了新诗的表现力；以在一定规律里奔放的、具有“散文美”的内在韵律的自由诗形式的创造，和众多的新诗人们一起，巩固了自由诗在我国现代诗歌中的地位。艾青还是在艺术上沟通中外诗歌的桥梁之一，他的诗能面对世界发言，他被一些外国学者认为在诗歌难于翻译的情况下最易译介的中国现代诗人。

    艾青说：“我的一生都在探索。”在漫长的道路上坚持探索、吹号行进的诗人与作品，尽管常常会几经斫丧，但终将显示其旺盛的活力——因为对于艾青来说，太阳、火把、诗和他同在！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