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黑大夫”柯棣华

    在当年白求恩卫生学校驻地河北唐县葛公村的老百姓中曾流传着这样一副对联：“华佗转世白医生，葛公重现黑大夫”。对联中的“黑大夫”就是被誉为“第二个白求恩”的伟大国际主义战士、印度友人柯棣华。

柯棣华本名德瓦卡纳特·桑塔拉姆·柯棣尼斯，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已经在孟买格兰特医学院担任助教的柯棣尼斯毅然放弃了稳定的职业和考取英国皇家医学院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于1938年8月参加了印度援华医疗队。

    在武汉时，周恩来、叶剑英分别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战略方针，医疗队最后决定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医疗队5名成员取了一个中国名字，柯棣尼斯取名“柯棣华”。

1939年2月12日，柯棣华一行到达延安，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及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并被安排在八路军医院工作。

    1940年8月17日，柯棣华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卫生学校任外科教员。“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战斗打响了，柯棣华坚决要求到前线去。时任白求恩卫生学校校长的江一真不同意柯棣华去，因为了解到柯棣华患上了绦虫病。但柯棣华说：“不到前线去，我还能算是八路军军医吗？”江一真实在拗不过他，只好同意了。

    战斗在激烈地进行，手术台上方的屋顶被震得直颤动，同志们一再要求他撤下去，他发火说：“为什么叫我撤下去！假如我不能和你们同生死，就不配在八路军里工作！ ”就这样，柯棣华在前线一直战斗了13天，救治伤员800多名，为其中558名伤员施行手术。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候，他曾3天3夜没合眼。

    1941年1月反扫荡之后，聂荣臻司令员亲自和柯棣华谈话，请他出任白求恩卫生学校附属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当时柯棣华认为自己不适合做行政工作。江一真说：“聂司令员希望你成为第二个白求恩。 ”他若有所思地“哦”了一声。

    在就职欢迎会上，柯棣华激动地用汉语说：“我决不玷污白求恩的名字，我要像他那样，献身于你们和我们的也属于全人类的反法西斯事业……”他像白求恩一样开拓进取，创新工作。制定了许多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柯棣华担任院长两年，亲自实施大手术900余人次。聂荣臻司令员称赞他是 “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边区科学家”。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为一位院长，他经常要到病房亲自给病号喂饭，还把自己的被褥、衣服拿去给伤员用，行军路上更是形影不离地跟着担架走，亲自照顾伤病员。有的老百姓甚至亲切地称呼他为“黑妈妈”。

    由于1941年敌人实行秋季大扫荡，加之1942年大旱，造成了边区军民的严重饥荒。健康人尚且吃不消，何况柯棣华还是个绦虫病患者。聂司令员经常嘱咐白求恩卫生学校领导，要尽一切努力照顾好他的生活，具体到要给他单独做饭，要让他吃上大米等。而柯棣华根本不让对他有特殊照顾。

    知道柯棣华患上绦虫病后，江一真和同志们更加关心他的身体了。但是，柯棣华一如既往拼命工作，这使江一真非常担心。特别是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常常发生癫痫、晕厥。尽管也采取了不少治疗办法，但就边区当时的条件，很难取得理想效果。

    聂司令员得知柯棣华的病情后，让他易地治疗。柯棣华不愿离开前线。后来，聂司令员亲自劝他，他也谢绝了。到了1942年夏天，柯棣华癫痫频繁发作，每次昏厥时间也渐次延长。一天，他突然问江一真：“一个外国人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吗？ ”江一真笑了，因为他早就知道柯棣华有入党的愿望。请示上级党组织后，江一真做了柯棣华的入党介绍人。1942年7月7日，柯棣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庄严地宣誓：“我将永远和解放区的军民一起战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

    入党后，柯棣华的情绪更加激奋，学习和工作更加勤奋。为培训医务人员，他编完《外科总论》讲义后，又开始了编写《外科各论》。正当他废寝忘食加紧进行编写工作的时候，12月8日晚，他的癲痫病又发作了，这次发病对他宝贵生命给予了最致命的一击。12月9日凌晨6时，柯棣华大夫不幸病逝于河北省唐县葛公村，享年32岁。

    12月17日，柯棣华的遗体安葬在了白求恩墓旁。从几十里外赶来的边区军民，无不像送别自己的亲人一样，哭泣着站立在柯棣华的墓前。

相关链接：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林庚：喧闹时代里的隐退者

张伟

    如果不是他去世的消息被媒体报道，林庚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今年中秋节的前两天，这位97岁的老人在睡梦中辞世，人们这才又记起早年与吴组缃、李长之、季羡林并称“清华四剑客”、后来又与吴组缃、王瑶、季镇淮并称“北大中文四老”的林庚先生。

    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曾告诉自己的每一个学生，要去接触林庚，拜访林庚，因为这位老人有着故去的知识分子们身上最深厚、最值得传承的精神财富。

    这笔精神财富近20年来一直隐居在北京大学燕南园里。上世纪80年代林庚从北大退休，便一直居住在这里。学生们从门口偶尔路过，能看到林庚先生正静坐在藤椅上，他的侧影清癯而安详。

    这些学生再也听不到林庚讲课了。

    据听过课的人们回忆，林庚讲课，有时身着白衬衣，吊带西裤，有时身着丝绸长衫。他腰板挺直，始终昂着头，大多时间垂着双手，平缓地讲着，讲到会心关键处，会举起右手，辅以一个有力的手势，他从不用讲稿，偶尔看看手中卡片，但旁征博引，堂下鸦雀无声，仿佛连“停顿的片刻也显得意味深长”。

    林庚退休之前，中文系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堂“告别课”。尽管从1933年在清华大学给朱自清当助教开始，林庚已经执教半个世纪，但他的讲课题目还是几经更换才定下，讲课内容也斟酌再三，教案足足准备了一个多月。这一课，讲的是“什么是诗”。

    讲课那天，他穿一身经过精心设计的黄色衣服，配黄皮鞋，头发一丝不乱。照钱理群的说法，“美得一上台就震住了大家”。然后，他款款讲来，滔滔不绝。但是，课后当钱理群送他回家，他一进门便倒下，大病一场。

    晚年，燕南园里这位坐在藤椅上的老人，已经少问世事，不接受媒体访问，淡出公众视野，甚至，连那些从他门口路过的学生，有些也已经不知道他是谁了。“功利、名望，仿佛已经完全从先生的心里消失。”张鸣说。

    隐居中的林庚，惟独在有人请他为学生讲课时绝不推辞。“对学生，对年轻人，林庚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感情和期待。”张鸣说。在他那间20多年毫无变化、简朴陈旧的客厅里，他面对来访的学生，很容易激动起来。阳光从东、南、西三面的窗户里洒进来，学生们“坐在他面前，甚至连敬仰的心都很难产生，他实在太随和，太真诚”。学生袁行霈回忆，他从不对学生耳提面命，疾言厉色，也不肯当面表扬，或者说些惯常的客套话。学生去看望他时，他起身迎接。离开时，又总是要送出大门，说声“谢谢”。

    这位曾经的北平现代派诗人、后来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一生追慕的是“寒士文学”和“布衣感”。他推崇不在权贵面前低头、“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尘埃。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的骨气。他的学生袁行霈至今记得先生的一句话：“人走路要昂着头，我一生都是昂着头的。”

    不过，“文革”中林庚曾被选调入“两校写作小组”。这段历史，成为有人指责林庚的罪名之一。但钱理群向记者转述，在一次为一本古书做注的讨论会上，江青曾送给林庚一枝花，托他“转交夫人”。林庚不卓不亢，接过花，随手放在桌上，没有任何受宠若惊的表情。“这起码说明林庚先生的态度。他是温和的，他不是激烈反抗型的文人，这与他的性格，一向相符。而他对政治里的事情，原本并不清楚。”钱理群说。他认为，此前和此后，林庚与政治。再无半点瓜葛，可以作为一个证明。而林庚晚年的隐居，被钱理群看作“从根底上是自由的精神”。

    “在做人上，他是成功的。”钱理群评论，“相比一些在世时被推上高位，被别人供奉的人，林庚的结局是最美的。”

    “他并不显赫，社会上的人也许并不知道他是谁，然而学生却永远铭记。”钱理群说，这是作为一个老师，可以得到的最高评价。

（选自《民国那些人》，有删节）

相关链接：

①钱理群：著名人文学者，北京大学资深教授。②张鸣：北大中文系教授③袁行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

张充和，选择留在自己时代里的人

    在不知道充和的存在之前，我以为闺秀这种生物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绝迹了。完全无法想象，时至今日，在与我相隔数万公里的大洋彼岸，一位101岁的老人仍保持着上个世纪初的生活方式：每日晨起，即磨墨练字，吟诗填词，偶尔和同好们举行昆曲雅集，拍曲互和，以乐终日。

    这位老人，就是现居于耶鲁的张充和。

    她从遥远的民国走来，在旧时月色和习习古风中长大。她的名字，曾经和沈从文、卞之琳、俞振飞等人相连，一同成为那个年代的传奇。如今，故人早逝，时移世易，属于她的时代已经永久地过去了，她却仍然选择活在她的时代里，在去国离乡数万里之外。这是一个奇迹，独属于她的奇迹。

    和林徽因、唐瑛等民国名媛不同的是，张家四姐妹属于传统仕女。她们的爱好、才艺乃至心性都很“旧派”，即使时代再跌宕起伏，生活再颠沛流离，她们仍固执地保持着她们闺秀式的生活方式，时代影响了她们的生活轨迹，她们的生活本质却并未改变。这一点，在充和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她考北大，国文是满分，数学却拿了零分；她嫁给了洋人傅汉思，可他是个汉学家，对中国历史比她还要精通；她在美国的耶鲁大学任教，教的却是中国最传统的书法和昆曲；她常和一位叫咪咪的美国女士切磋中国艺术，后来那位女士成为了比尔盖茨的继母；年少的时候，她在苏州拙政园的兰舟上唱昆曲，如今，她仍在耶鲁的寓所和人拍曲。

充和出生于合肥一个大家庭，曾祖父张树声曾是淮军将领，官至两广总督。到了充和父亲张武龄这一代，已经“弃武从文”，他索性离开了合肥，在苏州创办了乐益女子中学。

    充和是在上海出生的，后被她的一个叔祖母收养。叔祖母把还只有八个多月的充和带回了合肥老家，在那里，她一直生活到十六岁。叔祖母是李鸿章的侄女，很有见识，相当重视小充和的教育。高薪为她聘请了一位老师，名叫朱谟钦，是吴昌硕的弟子，既有才学也很开通，他教充和学古文，还专门弄来了颜勤礼碑的拓本，教她练字。那时的教育是先生和学生朝夕相处言传身教，充和随朱先生从九岁一直学到十六岁，这七年间，朱先生也只有她一个学生，他留给充和的，应该不仅仅只是深厚的国学知识。

    叔祖母去世后，十六岁的充和回到了苏州九如巷。苏州生活让充和的人生路上从此多了项终身陪伴的爱好-----昆曲。

    汪曾祺在回忆西南联大的往事时，在文章中写道：“她唱得非常讲究，运字行腔，精微细致，真是‘水磨腔’。她唱的‘受吐’，娇慵醉媚，若不胜情，难可比拟”。抗战年代，她凭着一出《游园惊梦》，惊艳了当时的重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为纪念汤显祖诞辰三百周年，她回国和大姐元和演了一出《游园惊梦》，仍赢得了满堂彩，其中一张剧照被俞平伯评为“最蕴藉的一张剧照”。

    二十一岁这年，充和以语文满分、数学零分的成绩被北大破格录取。她听过胡适讲文学史和哲学史，钱穆、俞平伯、闻一多都是她的老师。

    抗战爆发后，充和到重庆教育部礼乐馆工作，结交沈尹默、章士钊等名士，并师从沈尹默学习书法，书法可以说是充和一生至爱。她曾说，自己不爱打扮，不喜欢金银珠宝，但笔墨纸砚一定要用最好的。由于长期练习书法，她年老了臂上肌肉仍有如少女般有力。

    谈到女子，总绕不过一个情字。充和最初为大众所知，就是源于一段情事。情事的男主角大家并不陌生，他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卞之琳。相传那首知名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就是诗人为充和所作。

    1948年，充和在炮火声中嫁给了傅汉思。这段婚姻对充和的最大影响是她终于选择了远渡重洋。这个最着迷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最终却选择了去国离乡。她离开的时候还预想不到，二十多年后，她所着迷的文化在故国大地上被粗暴地清除，三姐夫沈从文被迫去扫女厕所，二姐夫周有光下放到农场。而孤悬于海外的她，反倒保存了一方传统文化的小天地。天地虽小，但能够容下一个优雅而干净的灵魂，已经足矣。

    充和一生醉心艺术，但始终保持着老派人游于艺的态度，书法也好，诗词也好，都是写了就写了，没想过要结集出版，更没想过要去抢占艺术史上的一席之地。

    英国诗人济慈的墓志铭上写着一句话：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充和，也是这样一个“把名字写在水上”的人啊。写的过程就是消失的过程，像飞鸟掠过，天空却并没有任何痕迹。

    不过，充和这样旧派的人，未必会喜欢这类新诗风味的句子。她自撰的诗中有一句意思和此相仿，足以概括平生：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

    这一曲微茫，正是民国年间的古韵遗响。随着那个年代的远去，已成绝唱。

相关链接：2015年6月17日，“合肥四姐妹”唯一在世者、著名书法家张充和在美国家中逝世，享年102岁。她自幼学习古文及书法，十六岁师从沈传芷等学习昆曲。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抗战爆发，辗转重庆，研习古乐，并师从沈尹默习书法。1948年，与德裔美国汉学家傅汉思结婚，1949年移居美国，在耶鲁大学教授书法二十多载，成为中国古典传统文化在海外的珍贵薪传。

百年锐思周有光：老藤椅，慢慢摇

王道

    2013年1月23日，我第一次走进位于北京后拐棒胡同的周有光先生的书房。周有光先生刚过108岁生日不久。书房不大，墙旧旧的，书橱也小。令我意外和惊喜的是周老的精神。原以为茶寿的老人，不是躺在床上，就是说话不清楚了，但周老神智清晰，双目有神，安坐在略显逼仄的书屋里，接待着一拨又一拨的来访者。

    周老是语言学家，每次与他交谈，他的话题都离不开自己的专业。由于各地方言不同，推广普通话就成为必然。“1956年，成立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陈毅当主任，我是成员。别人笑话说，你们自己都不会说普通话，还推广。但话不能这么讲，因为先要有标准，才能学好普通话。”周老说。

    从2014年下半年到2015年上半年，周老遭遇几次病患，几次住院治疗，甚至出现过“病危”，但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用老依旧很精神，思路清晰，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地说，很有条理。说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先生告诉我，我的身体不太好，但人都是要死的。说这时他一脸的平静，好像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可谓看淡生死。

    保姆小田说：奶奶（张允和）在的时候，他们经常晚上一起吃点东西，喝杯牛奶，说说话；上午和下午都会喝一杯红茶或咖啡，还互相碰杯。这就是所谓的“举杯齐眉”吧。奶奶走后有半年爷爷心里很不痛快，半年后他开始恢复，但生活方式简单多了。

    2014年冬，周有光的好友、妻弟张寰和在苏州去世，这个消息瞒着周有光。稍后我去拜访周老时，周老向我问起，他学着保姆的叫法说：“五舅妈（周孝华）好吗？五舅舅（张寰和）好吗？”我只得回答说：“好，都好。”

    2015年夏，周有光的妻妹张充和在美国去世。张充和是周有光和张允和的“红娘”。当年在他们的婚礼上，张充和高兴地唱起昆曲《西厢记》。周老至今不知道张充和去世的消息。

    但是一个更意外的消息牵动了周老的心。当时尽管他还在医院，但隐约中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因为儿子晓平已经好多天没来陪他了。周晓平于2015年1月22日去世，享年82岁。此前几天，他还在父亲周有光的110周岁生日会上忙碌着。

    很多拜访过周有光先生的人都知道周晓平，他儒雅。温和，热情，负责，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

    周有光与张允和育有一儿一女，即晓平、小禾。抗战时期，小禾随父母到重庆居住，突患疾病夭亡，成为周有光夫妇的人生之痛。不久，晓平又被流弹击中，幸亏美军医院及时为其手术，才得以生还。

    在周有光先生108岁生日时，晓平说：“这段时间记者写文章，说我爸抗战时中了流弹捡回一条命，其实是我中了流弹，搞错了。”说起往事，晓平一脸轻松，父母身上宽容的基因，传承到他身上。

    说起父亲对自己的教育，晓平说：“父亲从不硬性规定我读什么书，各种书都可以看，四大名著要看，而且要看懂，还要看各国的名著。”周有光不太喜欢收集字画，他说艺术虽然很重要，但过多地沉溺其中不值得。他认为读书一定要读真正能够获得知识的书。或许正是这样无意的引导，让晓平走上了科学之路。晓平说：“父亲晚年生活中我陪伴他的时间较多，不知不觉中我和他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父子关系。我妈说我们是‘多年父子表兄弟’。”

    在拜访周老的那天，我去见了沈从文的长子龙朱，龙朱是代表家属去接周老出院的。晓平去世的事龙朱当时很为难，但最后还是决定告诉周老。当着一众小辈的面，龙朱介绍了晓平的病情和住院情况，希望尽可能以一种老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说明晓平的离世。没想到周老很平静，似乎他心里早已知道，但是在得知儿子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独处时，他还是黯然神伤。

    犹记得较早那次拜见周老前，我预先打印了关于合肥张家纪事一书的两个预选书名，请周老定夺。先生手持放大镜仔细地看，然后慢慢斟酌。周老为我题字“历史进退，匹夫有责”，“要从世界看中国，不可从中国看世界”，书名定下，他还为我的书题写书名《流动的斯文》。

    从“斯文”说到孔孟之道，晚年的周有光先生主张儒学的现代化。他认为，儒学的历史任务是维护帝王政权，建设稳定而繁荣的封建社会，在两千多年中做出了伟大的成绩。儒学不仅能为封建专制服务，也能为现代社会服务。儒学中有跨越时代的至理，“孔子、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有许多高明的说法，非常了不起。”他说。

    2013年9月又去拜访周有光先生，我特地带了一段视频，录的是张寰和先生对周有光先生的问候。当时周老饶有兴趣地看着平板电脑，还用手触模了下屏幕，接着像是报告新闻般介绍，上个周末这个东西卖了六十万台，不得了哩。我吓了一跳，因为这条新闻是新近发生的，周老随看随记随用，对新鲜事物时刻关注，真是“闻道”到家了。

    犹记得周有光先生对我名字的解读：“你的名字好啊，王道，中国儒家讲究王道，不搞霸道那一套！”

    2015年7月29日我去拜访周老，见他脸色渐渐红润，精神正在恢复，不禁欣然。保姆的一句提醒更让我惊喜——他的头上长出了一些黑发，有些白发正在消退。我跟先生开玩笑说这是“返老还童”，对先生说的关于“人的死亡与否”等话，我说他是“童言无忌”，先生哈哈大笑，像个可爱的孩子。

相关链接：因为写作关于合肥张家纪事的书，作者多次采访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周有光先生，最近一次是2015年7月29日。2015年，周老已110岁高龄，依旧精神矍铄，口齿清晰。周老对自己住院治疗并不忌讳，他侃侃而谈，有种“视死如归”的平静和坦然，周老的豁达和开朗，促使作者动笔，还原这位可亲可爱、渊博睿智的人瑞学者。

陈干娘

范若干

    陈干娘是我的奶妈，据说我落地四天就吃她的奶。小时候，我叫她妈，对我的亲妈却不叫妈。

    除我之外，全家不论老少都叫她陈干娘，没有人叫她陈嫂的。连我那爱挑剔的目空一切的老祖母，虽在背后常笑话她的大手大脚大脸大嗓门，当面还是敬她一分，叫她“他干娘”。

    人们说她有功，是我家的有功之臣，她也认为自己是有功之臣，功在带大了我们弟兄三个。父母常年在外，我们这一房的事，全靠她张罗。似乎人们不把她当用人看待，陈干娘也不把自己当用人看待。她是大地方开封的人，她看不起穷山沟里的那些老土，但她同左邻右舍处得很好，没事她喜欢拿把芭蕉扇坐在大门口的石板上，同那些纳鞋合线的老婆家东拉西扯。她带我到过南京汉口，坐过火车轮船，开口就叫那些老婆家入神。

    她最不待见我大娘。大娘小气，没材料，却仗着她是长房媳妇，处处想压别人一头。有一年冬天分炭，我们这一房人多，多分了一篓，大娘不依，硬把这一篓炭拿了去，陈干娘毫不客气，走上前一把夺了回来，还同大娘大吵了一场。吵后，她声言不干了，要歇工。

    陈干娘会洗衣服是出了名的。祖母常在背后贬低她，说她一副男人相，是个吃苦的命。不论是用皂角或者洋碱，她照样把衣服洗得干净、清爽。

    一次到渠上洗衣服，祖母一时高兴，特别吩咐备辆轿车给她坐。两大包衣服塞到车里边，陈干娘穿得齐齐整整，依窗而坐，像走亲戚似的。我同赶车的并排坐在车门口，观看车外的景致。初夏的田野，麦田像波涛起伏的大海，粼粼滚动，赶车的在空中甩着响鞭，大黑马平稳地跑着碎步，轿车简直像一只小船，在麦浪间轻轻滑行。

    “陈干娘，你可快熬成老太太啦。”赶车的调侃道。

    “咋？等我儿当了大官，敢情我不是老太太！”陈干娘抚抚我的肩头，大笑起来。

    “喂，将来你当啥官？”赶车的向我眨眨眼睛。

    “同你一样，磨倌。”我说。

    陈干娘笑得前仰后合，一面擦着眼泪，一面说：

    “好好好，你当磨倌，妈有白面吃。”

    轿车到了渠上，渠上的五亲六故家的媳妇闺女们听说陈干娘洗衣服来了，都拿着棒槌出来帮忙。一时间河沿上坐了一长排女辈，捶衣声、说笑声洒满了河滩。陈干娘抡起粗壮的胳膊，一边捶衣，一边同媳妇闺女们搭话。

    白沫沫在清清的河水里漂起一层又一层，陈干娘说说笑笑，那张映在水波里的宽大的挂满汗珠的脸庞，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一群好奇的鱼儿，在稍远的地方静静地瞧着河沿，好像也想同陈干娘说点什么似的。

    一面洗，一面在河滩里晒，两包衣服很快打点完毕。收衣服的时候，我看不见陈干娘，就顺着河滩去找。转过一个河湾，我看到陈干娘正坐在一棵老槐树下，对着树下的深潭掉泪。我一惊，急忙跑上去抱住她的肩膀。

    “妈，你哭啦？”

    陈干娘擦擦泪，掏出一封信给我。“儿，你再给妈念念，妈找学校的张先生念过一遍……”

    信是陈干娘的大女儿写来的。发信日期差不多已是一年前了。信上说，她爹前年就病死了。她奶奶和她二妹，去年也死了。家里没东西吃，是饿死的。

    “接信前，我就听到过一些消息，可我不敢相信。”陈干娘又哭了，哭得很伤心。她哭着向我述说起她的家事。

    她的三女儿生下来七个月，家里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她只好撇下三女儿，来我家当奶妈，那时我才四天。

    我也哭了，但我不敢相信陈干娘会哭，不敢相信整日乐乐哈哈的陈干娘心中会有这么多苦！

    “今日来洗衣服，我就是想找一个地方哭一场，我不能在你们家哭呀，在你们家哭，你奶奶会不高兴的，我有泪只能往肚里咽，可是泪多了，肚子里装满了，就咽不下了呵！”

    听了陈干娘这一番诉说，我怔了。我第一次听到陈干娘把“我们家”说成“你们家”，第一次知道这位用乳汁和汗水帮人家带大三个孩子的陈干娘，在那个家里连哭都是不行的！凝望着一潭碧水，我感到这人世间的事太难理解，太难说清，一股浓重的悲哀，像冷冽的泉水一样，带着说不出的寒冷，浸透了我的稚嫩的心。

    回家的路上，陈干娘依旧同赶车的说笑，我却哑然不语。

    两年后，陈干娘同厨房的大师傅相好，生出许多闲言碎语。特别是大娘，总在人前人后阴阳怪气地贬责陈干娘。忽然，人们都感到陈干娘不干净了，连我都感到陈干娘不干净了。

    陈干娘走了。她走的那一年，我已经十一岁，用不着再吃她的奶了。

    后来，我会忽然问自己：谁干净呢？那些贬责陈干娘的人们干净吗？我这个吮吸陈干娘的乳汁长大的孩子干净吗？

（选自《旧京，旧京》，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