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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实用类文本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河南省安阳市第三十六中学2016-2017学年高一4月月考语文试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翻译奇人许渊冲

邓郁

    “杨振宁1957年获诺贝尔奖,王希季是70年代长征一号火箭首射成功。我是2014年才得奖,比振宁晚了五十(多)年啊!”93岁的许渊冲鹤发白眉,声如洪钟,中气十足,讲到畅快处,还会把袖口往上撸。8 月22日,中国翻译协会在外文局礼堂为获得国际翻译家联盟最高荣誉“北极光奖”的他举行了盛大的授奖仪式。作为和傅雷、钱钟书同时代的资深翻译家,许渊冲已出版了120 多本译作,翻译了《楚辞》、《诗经》《西厢记》《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等经典,被誉为“20 世纪下半叶中国典籍翻译历史上的丰碑”。

    与他相伴了半个世纪的夫人照君则对我说:“许先生,是一个奇人啊。”

    许渊冲是翻译界的“少数派”。多年来,翻译界强调译文要忠实原文。他的翻译却不拘泥于原作,讲求再创造。他认为翻译“要发挥译语优势”。这种“优势论”也成为了他在翻译界备受质疑和诟病的一点。陆谷孙、王佐良、许钧等翻译家都曾公开和他唱反调。

    率性、张扬的个性,让他在崇尚低调的翻译圈子里“独树一帜”。不少人读许渊冲的回忆录《逝水年华》,既觉得痛快,又感叹此人毫不自谦。他重视感情,又难说谙熟“人情”。可谓在“狂作文章信手书,一章一句真性情”。

    虽然在学术界备受争议,但在中国诗词的翻译成就上,许渊冲早已得到国内内外公认。自1980年起,他开始致力于把唐诗、宋词、元曲译为英法韵文。已故宾州大学教授顾毓琇赞誉许译:“历代诗、词、曲译成英文,且能押韵自然,功力过人,实为有史以来第一。”

    但他的成功,却是从挨批斗开始的。1958年,许渊冲被打成右派。一次在烈日下挨斗,又热又累。他忽然想起毛泽东《沁园春•雪》,就默默在心里试着将其译成英文。“说来也怪,我一译诗,什么热、累、批、斗全都没了,眼里看到的仿佛只有‘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心里想到的只是‘略输文采,稍逊风骚’。等我把词译完,批斗会也结束了。”

    在回忆录中,许渊冲更是不吝笔墨地描述母校西北联大。那时候的联大可谓大师云集。闻一多讲《诗经》,刘文典讲《史通》,罗庸讲唐诗,蒲江青讲宋词,萧乾谈“创作与译诗”,卞之琳谈“写诗与译诗”……这些都奠定了许渊冲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根基。而他毕生追求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翻译准则,则来自于朱光潜和钱钟书的影响。受朱光潜的熏陶,他奠定了诗译的理论基础:不但要写景,还要传情;不仅存义,而且存音。他屡次写信向钱钟书请教诗词翻译中的问题,后者都不吝回信点拨,给了许渊冲无穷的动力。

    北大畅春园的许家,一套70平米的简陋居室。其中最惹眼的陈设,莫过于满满当当的书架。那座透明的“北极光”奖杯即被搁在书架的最上层,不踮着脚,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比起奖杯,许渊冲更亲近的是书桌上的绿格白底稿纸、放大镜,和一台看不出年代的长城台式电脑。“翻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他在我心中就像是普罗米修斯,永远进行着自己的事业”。和许渊冲相交甚笃的翻译家许钧说。

    如今他的作息如钟表一样规律:早9点到阳台做操,早饭后翻译《莎士比亚集》,午睡后看看报纸,晚7点收看《新闻联播》,饭后接着翻译,直到深夜。有时他会半夜里坐起,打开电灯,把梦里想到的东西写下,生怕第二天忘记了。

    晚年的许渊冲爱读《参考消息》,常看《海峡两岸》。早年在西南联大受到的自由民主思想熏陶,现在被包裹在一颗浓烈的爱国心里。他心里时刻怀揣着让中华文化成为世界文明主流的愿望。他引用杨振宁的话:“‘我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帮助克服了中国人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英文和法文是英美人和法国人的最强项,中国人的英法文居然可以和英法作家比美,这也可以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了。”许渊冲已年过九旬,但精神矍铄,正如朱自清的旧诗所云:“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节选自2014年第9期《人物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许渊冲,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1999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2010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4年8月2日荣获国际译联最高荣誉“北极光奖”,系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②杨振宁、王希季都是许渊冲西南联大时期的同窗。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许渊冲引用杨振宁的话“我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帮助克服了中国人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既表明了对杨振宁观点的赞同,也表现了他自己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B、许渊冲的“优势论”在翻译界备受质疑和诟病,这也使得他的翻译成就直达2014年获“北极光奖”才被认可,可谓大器晚成的代表。 C、“翻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他在我心中就像是普罗米修斯,永远进行着自己的事业”。翻译家许钧的话说明他虽公开和许渊冲唱过反调,但并不影响他对许渊冲的认可。 D、许渊冲翻译成就的取得,离不开西南联大老师们的影响。他曾屡次向钱钟书当面请教翻译问题,后者更是悉心点拨,给了他无穷的动力。 E、许渊冲把“北极光”奖杯搁在书架的最上层,不踮着脚,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可见,许渊冲并不在乎这个奖,更关心他的翻译事业。
(2)、与他相伴了半个世纪的夫人照君则对我说:“许先生,是一个奇人啊。”请结合材料简要概述许渊冲“奇”在何处。

(3)、许渊冲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他成功的原因。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值得感念的岁月

    我入北大,时北大建校将近二十年,我年仅二十五岁。今值北大校庆九十周年,谨追述七十年前在北大时一些往事,以表达我这年逾九旬老校友的一片感念之情。

    我入北大任教,始于1917年底。是年初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我往谒蔡先生于其南菜园上街寓所,以自己所著《究元决疑论》特向蔡先生求教。此文评论古今中外诸子百家,而独推崇印度佛家思想。当我说明来意后,先生回答说:“我过上海时已在《东方杂志》上看过了,很好。”不曾想到先生早已过目,并对这篇如今看来是东拉西扯的文章给予肯定。但更使人出乎意料的是先生随即表示希望我到北大任教。先生说:“我是喜爱哲学的。我此次来北大重点要办好文科。文科中又以哲学系为重点,你就来哲学系讲印度哲学好了。”我不敢承当。蔡先生说了几句话打动了我。抱这种态度再好不过,而我又怎会不愿来学习呢?来北大的事就如此确定下来。

    我到北大后先开“印度哲学”一课,此课自非哲学系重点,但听课者仍不少。后来讲授“儒家哲学”,听课者更多,注册部原安排一院红楼教室容纳不下,于是不得不迁往二院马神庙阶梯教室。此课听讲者约二百人,期末考卷有九十多份,此数即为注册之学生,如冯友兰、朱自清等,是如此得以与我相聚于课堂的。至于其余半数即为自由听讲者:有的来自其他高校,有的来自社会。年轻后辈如我者,听课人尚且不少,如名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先生。由此可见蔡先生兼容并包主张的实施和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浓厚空气,不仅感染北大师生和其他高校的师生,且影响及于社会人士。生活在此种气氛中,怎能不向上奋进呢!

    当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宣传西方文化,提倡科学与民主,而贬抑东方文化,于是“东西文化”常成为谈论的问题。我于教学之外对此时时思考,探究不辍。友人张申府等从中劝阻,或说问题范围太大,难于着手,或说问题尚远,可俟诸来日。我均不以为然。虽然我对新思潮莫逆于心,而且我既非新派,又不属旧派,面对新旧之争,似尽可仍埋首于佛学研究,可是我却感到压迫之严重,以为此问题不可忽略而且急切。盖自鸦片战争以来,随帝国主义势力之入侵,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受到怀疑,似中国之有今日全由于我们的文化。这明明是逼着中国人出一个解决方法。试想,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果真不能与西方文化并存,而要根本绝弃,我们应赶快自觉改革,不要与它同归于尽;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受西方文化压迫,并不足虑,而中国文化终有翻身之日,那也应积极去做,不要再做梦发呆;又如果确如一些人所说,东西文化可以融通调和,那也应弄清调和之必要及调和之道,绝不应消极等待。谁说问题不严重而且急切!

    中国文化问题关系国家命运,民族存亡,怎可轻轻放过,漠不关心?同时北大以及整个社会当时爱国主义精神高涨,人们关心国事,文化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而我又怎能置身事外?就在这种主观要求和客观环境推动下,1919年我首次将个人对此问题研究结果,在课外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作连续多次讲演,介绍给北大同事、同学。1920年又于济南向社会公开报告。后将演讲记录稿加以整理,以讲题为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注意,引来评论不少。可以说这是我向北大、向蔡先生交上的一份考卷,记录了我在校期间学习与研究成绩的高下优劣。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我将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文化加以比较,各给予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以适当位置,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之复兴。于是我也由佛家思想转为儒家思想。1924年为实行自己的办学理想,我向蔡先生辞去教职,从此离开了北大,而北大影响仍留在我心上。我这个根本未曾入过大学之门的人,得以走上大学讲台,就我个人说,只不过因为我钻研了一个冷门——佛学,而从根本上说,则是由于蔡先生实行兼容并包的主张,是由于蔡先生对后学的关心与爱护。

(节选自《梁漱溟自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儒学能够把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实际日常生活都打理得很妥当。人要想提高一步,提高到儒学这一步正合适,佛学太高了。所以他(梁漱溟)是为了大众放弃佛学,转向研究和推广儒学,这是他自己一个很明确的宣示。(梁培恕《梁漱溟:佛学太高深 救世宜用儒学》)②“你的志愿何在?”如果有人这样问我,那我可以回答:我愿终生为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梁漱溟《言志》)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一代史学大家朱希祖的痛与梦

    朱希祖1919年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代理主任,教授中国文学史。”五四”前后的北大,“卯字号”的诸位名教授,可谓北大的台柱子。所谓”卯字号”,就是几个属兔的大师级人物,两只”大兔子”是陈独秀和朱希祖。四只”小兔子”分别是胡适、刘半农、刘文典以及林公铎。其实,陈独秀和朱希祖是两只”中兔”,还有一只”老兔”蔡元培。

    “中兔”朱希祖似乎有点瞧不上”小兔”胡适。胡适初进北大,还是末学新进,对朱希祖很尊重,朱希祖的藏书中有很多是海内孤本、秘本,胡适就经常到朱家来看看藏书,谈谈版本,请教学问。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一出版,引来叫好声一片,胡适在序言中特别感谢了朱希祖,而朱希祖似乎并不领情,说此书写得肤浅,还肯定地说,胡适既不懂佛学,也不懂宋明理学,他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写不下去的。当然,朱希祖这番话是说给很亲密的朋友听的。但另一位章门弟子黄侃就不同了,在中央大学的课堂上,黄侃公开讽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半部,没有下半部:”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不解,问何意。黄侃回答:”监者,太监也。太监,下部没有了。”引得学生大笑不止。后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勉强出了中册,下册果然无疾而终。但这个小插曲,并不影响两人的交情。

    对于学者来说,爱书、读书、购书、藏书、著书,是其生命中非常重要的生活内容。”不与人物接,不为山海游。终生伏几案,天地一书囚。”这首带有自嘲意味的自题,可谓朱希祖为书而奔走一生的写照。

    在内忧外患的年代,战争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朱希祖那一代学人的头上。藏书的命运和人的命运一样,几经颠沛流离,在飘摇的旅途不知何处可安身。自从1935年开始,朱希祖为他的藏书免遭兵燹而忧心奔走,寻觅安稳的、理想的藏书之所。从朱元曙《郦亭藏书的艰辛与悲凉》一文可知朱希祖为藏书东奔西走的情形:”9月16日开始运书至徽州,暂存徽州师范学校。19日,先生返回南京处理事务,途中遭遇轰炸。20日,连夜抵宣城,督运书籍。10月2日,运书完毕,先生返回徽州。时上海战事,日趋危急,先生恐徽州亦被波及,乃决计迁屯溪,并由水路运书前往,存三门呈洪宅。后,先生又觉不妥,乃于18日至隆阜,与学生戴伯瑚商议,最后决定将书藏于戴震藏书楼,托戴伯瑚保管。”从朱元曙的记录来看,我们仿佛看到朱希祖先生冒着敌寇的飞机轰炸,风尘仆仆地穿行于皖南山区,忧心如焚地看护在路上的书籍,多次转移,直到认为绝对安全为止。

    1934年8月13日,朱希祖看报纸得知,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在陆军省被刺死,他在日记中写道:”永田为稳健派中心人物,激进派恨之入骨,故有是难。日本军人不服从命令,不守法纪,亦为中日将来之大祸,而吾国华北风云恐又将为彼激进派所掀动矣。”后来局势的发展,正如朱希祖日记中的预料。

    正是在中日战争的阴云下,朱希祖朱偰父子,开始对南京六朝陵墓进行调查。为何要调查六朝古墓?”杜外人之觊觎,扬先哲之耿光”。维系着中国文化的六朝遗迹、石刻等,却湮没在荒草之中,无人问津。”爱国之情”加上”亡国之痛”,促使朱希祖、朱偰父子挑起调查六朝古墓的大梁。

    抗战爆发,避地巴山,客居重庆,这是朱希祖生命中的最后时光。日寇对重庆实施了野蛮的轰炸,严重危及学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1940年5月28日,朱希祖日记六:”上午8时至国史馆筹备会办公,9时半回考选委员会,半途有空袭警报,10时半放紧急警报。敌机九十八架,分三次来袭,北碚、池溪口轰炸最烈,复旦大学在北碚,其教务长孙寒冰死焉,平民死伤二百余人……”这样的日子,是抗战时期客居重庆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缩影。

    1944年7月5日,朱希祖病逝于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享年六十有六。一代史学家朱希祖遽归道山,”及身未见中原定”,他没有支撑到山河重光、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朱希祖的丧事“极一时之哀荣”。蒋介石特颁“渊衷硕学”的挽词。各界赠送挽联三百余幅,学界名流及官员出席者三百余人,这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实属罕见。国民政府颁发《褒扬朱逖先先生令》,赞其”生平专研历史,旁搜远绍,考证精勤。著述流传,成就甚伟。

(节选自《名人传记》,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朱希祖(1879-1944):字逖先,生于晚清,留学日本。作为历史学家,朱希祖在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期间,制定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史学课程体系,使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②“九一八”事变后,尝恨民族败类在东北、华北、南京组织伪政权,又愤于日寇沿袭金人封张邦昌、刘豫故技,因而勾稽两宋史料,撰《伪楚录辑补》六卷、《伪齐录校补》四卷、《伪齐国志长编》十六卷,揭发敌人奸谋,揭汉奸秽迹,以昭国人,以明学以致用之旨。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红学泰斗”

周汝昌

    2012年5月31日凌晨,95岁高龄的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悄然离世。他的女儿对外表示,按照父亲遗愿,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让他安安静静地走。

    1918年,周汝昌降生。先生自幼聪慧,少年时常听母亲讲《红楼梦》的故事。然而,真正使他步上“研红”之路的,是著名学者胡适先生。

    那是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兄长的信函,说他看到亚东版《红楼梦》卷首有胡适的一篇考证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他嘱周汝昌查证。周汝昌遍查燕大图书馆,终于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那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在《民国日报》发表。看到文章的胡适当即复信周汝昌,自此,胡、周书信往来,切磋讨论《红楼梦》,成为现代红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从那时起,周汝昌开始了长达60来年的“红楼”之旅,因痴迷《红楼梦》,他的书斋就叫脂雪轩。痴迷到什么程度?痴到不记得自己和家人的生日,却对曹雪芹的生日、忌日记得一清二楚。痴方能执著,方能锲而不舍。曹雪芹当年创作用了10年,“十年辛苦不寻常”;周汝昌先生则用了近60年。有两句诗为证:“五十六年一愿偿,为芹辛苦亦荣光。”几十年下来,研究硕果累累,著述等身:1953年出版代表作《红楼梦新证》,以丰富翔实的内容,将《红楼梦》实证研究体系化、专门化,此书被誉为“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另一部代表作《石头记会真》是他历经50余载潜心努力、对11种《红楼梦》古钞本的汇校勘本,堪称当今红学版本研究之最。另出版有《曹雪芹》、《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献芹集》等数十部专著,涉及红学领域各个层面。尤其是晚年,研究成果呈现井喷的态势,令不少后学钦佩不止。要知道,周汝昌先生继1954年双耳失聪之后,1974年又因用眼过度,两眼近乎失明。可以想见,能取得如此丰硕的学术成果,先生要付出怎样的艰辛!

    周汝昌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他把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曹、贾互证”方法最大限度地、最完整地发挥出来。由于崇尚实证,他的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以充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又因为崇奉实录,他把全部实证工作都作为论证实录的手段。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乃至后来的“曹学”,其基本的方法论就是以历史上的曹家与小说中的贾府双向互证,在以历史材料推证小说本事的同时,又以小说情节反推历史,史学与文学合而为一。正是从《红楼梦新证》开始,“红学”实证研究开始体系化、专门化,后来它被称作“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这年周汝昌35岁。

    红学家梁归智认为周先生是一个“解味道人”,是解曹雪芹味道的人。梁归智用“痴人”和“赤子”这两个词语形容周汝昌,他说周先生的一生全部投入到红学研究中,为红学发痴,为人单纯。

    周汝昌不仅是红学家,还是中华文化学家。他对中华文化、对学术真理,坚守不渝,穷追不弃。“我喜欢‘国货’,喜欢民族风俗。我喜欢民族建筑、民族音乐……对这些方面,也许有些人看我很保守、落后,甚至冥顽不化。不了解这一切,很难理解我为何后来走上了红学道路,为何又如此地执著痴迷,甘受百般挫辱而无悔意,也不怨尤。”周汝昌在其自传体色彩的著作《天地人我》中这样写道。

    先生一生淡泊名利,一直蛰居在一幢小楼内,过着俭朴至极的晚年生活。脂雪轩内陈设简单,唯一现代化的设备就是一台电脑,是他的女儿兼助手周伦苓帮他打印文稿用的。先生快乐地沉浸在他的研究中。

    “百读红楼百动心,哪知春夜尚寒侵。每从细笔惊新悟,重向高山愧旧琴。只有英雄能大勇,恨无才子效微忱。寻常言语终何济,不把真书换万金。”这便是这位泰斗级学者﹣﹣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值得骄傲的精神写照。

    说不尽的《红楼梦》,道不尽的人与事。周汝昌梦在其中近七十年。梦未醒,人已去,花落水流红,谁解其中味?还是让老人家安安静静地走吧。

【相关链接】①周汝昌读中学时研习宋词。在燕大读书时,与顾随、张伯驹、钱钟书等都有唱和,其诗词功底颇得各位先生赏识。他为刘旦宅先生《石头记人物画》中的40位人物每人配写了一首诗,令画册生色不少。他在诗词上的造诣,使他选注的《范成大诗选》、《杨万里选集》一直为学林推重。幼年时醉心欧楷笔法,20岁后又致力于唐人写经,深研《兰亭》后,得右军真脉,其“横逸飞动、作草如真”的周体书法,在众多书家中神采焕然。②周汝昌大学毕业时,他的论文英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文赋》令中外教授举座皆惊。后来,他成为被燕大中文系研究院录取的第一名研究生,把《二十四诗品》译成英文介绍到欧洲,也把英国诗人雪莱的《西风颂》以《离骚》的文体翻译成中文。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以义制命”,动荡年代的生命姿态

    经济学家杨敬年在2016年9月4日结束了动荡而不悔的一生。

    杨敬年1908年出生在湖南汨罗。那年,还叫“光绪三十四年”。但在他出生前一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新旧交替,整个国家面临翻天覆地的变动。

    他的家庭又偏偏支离破碎。父亲离家出走后杳无音讯,母亲在他10岁时改嫁。家境既贫寒又破碎,他不得不选择那些提供免费读书的学校。

到1932年,他几经周折考入了当时不缴纳学费的中央政治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去江苏省民政厅的工作机会,选择到南开大学继续念书。皇天不负有心人,杨敬年在1945年如愿被选拔为第八届留英公费生,到牛津大学攻读“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专业”。1948年,40岁的杨敬年在50%的淘汰率下拿到博士学位,他放弃了去美国工作的机会,应约回到南开。当时,天津解放在即,他心中窃喜:“有所作为的时代终于来到了。”

    1974年,他的妻子因脑溢血瘫痪。1976年,唯一的儿子又急病离世。“文革”结束后,到1979年获得平反,能名正言顺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时,杨敬年已71岁,但仍决定要再工作20年。他同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渴望把在动荡中浪费掉的时光追赶回来。

在被迫离开讲台的22年里,他坚持“以义制命”原则,做尽了所能做到的一切跟学术相关的事,包括翻译7部经济学著作,校审、定稿180万字的联合国文件翻译。所有这些几乎都不能署名,很少甚至常常毫无报酬,“无所谓,只要能够工作”。

    杨敬年将发展经济学引入国内,也是在中国大学里第一个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的人。该学科目的是通过探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互动规律,以寻求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近代来,中国面临的中西碰撞和差距,在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建设方面,对发展经济学的需求是可以想象的。

90岁时,杨敬年翻译了74万字的、被公认为现代汉语中最好译本的《国富论》。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杨敬年还向会议提交了书面发言。他在发言稿中讲述翻译历程,“用了11个月的时间,每天早晨从3点到7点连续工作四个小时,翻译大约三千字,下午校对”。到2016年已是第16次印刷,共发行了7.2万册。

    杨敬年在晚年写的《人性谈》还对制度与人的发展做出了严肃的思考,探讨人性与各种社会制度的关系,提出世界一切动乱在于两个根本问题:政治方面权力分配的不公平和经济方面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人性有善恶,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则让好人变坏。他肯定了制度对人的决定性影响,但不否认人的主体性。

    面对那些动荡,他没有过惊天动地的抵抗,却始终在“以义制命”,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在一个变动的年代,我们个人究竟该怎样和自己、周围人乃至整个世界对话?活着时很清醒的杨敬年逝去了,而这样的人格却依然在为后世“醒”着。

“杨先生70多岁对我讲的那句‘只要开始,就永远不晚’,不仅是我的,而且已经成为我儿子的座右铭了。”学生赵津说。

(摘编自罗东《“以义制命”,动荡年代的生命姿态》、王京雪《超越生命长度的力量》等)

【相关链接】杨敬年说:“我的年龄是100多岁,但在旁人看来我的生理年龄只有70岁,而我的精神年龄却只有30岁。”百岁之年,杨敬年又出版了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学生们送他一块匾额:“生命从百岁开始”。

(韦承金《尽心尽性智圆行方——追记杨敬年先生》)

阅读下面文章,完成小题。

王忠诚院士:当个好医生不容易

    1952年,王忠诚从朝鲜战场回到天津。碰巧国家卫生部在天津筹建神经外科培训班,他毫不犹豫地申请加入,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神经外科医生。

     “人脑就像豆腐一样,很软,一捏就坏了。里面集中了人体20%的血液,神经纤维比头发丝还细,线路非常复杂。”王忠诚上大学时解剖课曾考满分,可学习脑神经外科还是明显感到有难度。“大脑是人的生命、思想、行动的中枢系统。神经系统一旦患病,通常表现都较严重,轻则瘫痪、痴呆,重则往往有生命危险。”

那时,学习科研条件艰苦。王忠诚白天上班,晚上学习。由于西方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他们只能靠着少得可怜的翻译材料进行摸索。一年后,王忠诚首次为脑部肿瘤患者实施手术,获得成功,这极大地鼓舞了他的信心。当时,中国能初部掌握的脑部疾病诊断办法是气体造影,这种方法有2%~3%的危险性,且病人要承受巨大的痛苦,头疼欲裂。此时,国外已有较先进的脑血管造影技术,危险性降至0.1%~0.3%,病人基本感受不到痛苦。

    为此,整整一个夏天,王忠诚和同伴泡在医院一间密不透风的房间里,反复在尸体上进行研究和试验,终于自主成功掌握脑血管造影技术。

    然而,由于那时隔离防护措施较差,王忠诚长期几乎是完全暴露在放射线中,他的白血球数降至3000多,不及正常人的一半。为此,他特别怕感冒发烧,曾先后八次患肺炎,两次险些丧命。可他说:“豁出去了!外国人能做,我们也一定要想办法研究出来。”自此,数不清的病人受益。

    2001年9月16日,在悉尼召开的“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第12次国际大会”上,王忠诚被授予“最高荣誉奖章”。

    几十年如一日,始终面对脑部造影和手术台,会不会觉得乏味?王忠诚说:“人的情况太复杂,每个病例都不一样,都是全新的挑战。每天都在进步。”

    20世纪80年代,CT技术、显微手术等引进中国,王忠诚的神经外科医疗技术也日臻完善。他曾是世界唯一完成开颅手术逾万例的医生,这个数字曾被国外同行误以为多写了一个零,王忠诚也因此被誉为“万颅之魂”。

    王忠诚又试着向一直被国际医学界视为手术禁区的“脑干”进行探索。脑干是人的生命中枢,在这里“动刀子”,被称作是“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每一个细微动作都可能关系到生死存亡。在医学攻关的道路上,王忠诚循序渐进,终于突破了这个禁区。1995年11月,他在悉尼召开的国际神经外科大会上作了题为《脑干肿瘤250例》的学术报告,震惊了世界同行。至今,他已做了600余例脑干肿瘤手术,数量之多,死亡率之低,始终保持世界第一。

     “所谓"好医生",不是不犯错,而是不断总结成功经验,吸取失败教训,尽可能少犯错。”尽管手术死亡率已经是全世界最低,但王忠诚仍然说,人的实际情况太复杂,每个案例都不尽相同,经常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即使非常小心有时也难免出错。所以,他总是告诫学生,“下诊断永远别说百分之百。”

     “病人也对我们的成长做出很大贡献。”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每次手术后,王忠诚总是不放心,总想去看看,或者打电话询问康复病人情况。他说:“我们不但要把人救活,还要让他能活蹦乱跳才行。”

    他还强调,对于医生而言,一重技术,二重品质,“没有好的医德,再好的医术也发挥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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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忠诚(1925.12.20--2012.09.30),世界著名神经外科专家,、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之一。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09年1月荣获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②经多年临床实践和对已有理论的不断完善,王忠诚于1965年出版了《脑血管造影术》。这本专著被视为中国神经外科划时代的进步标志,使中国神经外科诊断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缩短了30年。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十年笔墨与生活

老舍

    十年来,我主要的是写剧本与杂文。

    是,我并没有写出来优秀的作品。可是,我的笔墨生活却同社会生活的步伐是一致的。这就使我生活得高兴。我注视着社会,时刻想叫我的笔追上眼前的奔流。我的才力有限,经验有限,没能更深刻地了解目前的一切。可是,我所能理解到的那一点,就及时地反映在作品中,多少尽到些鼓舞人民前进的责任,报答人民对我的鼓舞。我惭愧,没能写得更好一些,可是我也高兴没叫时代远远地抛弃在后边。时代的急流是不大照顾懒汉的。写那些通俗文艺的小段子,用具体的小故事宣传卫生,解释婚姻法,或破除迷信等等。文章小,文章通俗,并不损失作者的身份,只要文章能到人民的手中去,产生好的作用。

    我也帮忙编辑《说说唱唱》——一个全国性的通俗文艺刊物。因编辑这个刊物,我接触到有关于民间文艺的种种问题,丰富了我对继承民族间文艺传统和发扬文艺的民族风格等等的知识。因为接触到继承民族文艺传统等问题,我的那一点古典文艺知识就有了用处。我给《说说唱唱》编辑部的和其他的青年朋友们时时讲解一下,帮助他们多了解一些古典文艺的好处,并就我所能理解的告诉他们怎样学习和怎样运用古典文艺遗产。我们的创作既不能故步自封,也不能粗鲁地割断历史。

    我本来不大会写剧本。十年来,我一共写了十多本话剧与戏曲。其中有的被剧院演用,有的扔掉。我是在学习。出废品正是学习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失败一次就长一次经验。因此,即使失败了,也不无乐趣。不怕失败,就会长本事。我的确觉得越多写便越写得好一些,功夫是不亏负人的。写完一本戏,当然要去找导演与演员们讨论讨论。他们是内行。跟内行人谈谈,自然而然地就会长见识。就是这样,我慢慢地理解了一些舞台技巧。这又是一种乐趣。在新社会里,人人愿把本领传给别人。只要肯学习,机会就很多。我把我的作品叫做“民主剧本”。这就是说,我欢迎大家提意见,以便修改得更好一些。当然,修改是相当麻烦的。可是,只要不怕麻烦,麻烦便带来乐趣。况且,导演与演员并不只诚恳地提意见,他们也热诚地帮助我。我的民主剧本得到多少导演与演员的支持啊!这难道不是乐事么?大家协作是新社会里的一种好风气。剧本演出后,观众们也热情地提意见,这又是一种协作。

    人与人的关系变了。这就是我笔下的主要内容。我写了艺人,特别是女艺人,在从前怎样受着剥削与虐待,而在解放后他们却被视为艺术家,不但不再受剥削与虐待,而且得到政治地位——是呀,现在全国有不少男女艺人做了地方的和全国的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我在解放前就与他们为友,但是除了有时候给他们写点唱词,无法帮助他们解决其它的问题。现在,不但他们的问题解决了,而且有不少人也有了文化,会自己编写唱词了。

    在我的剧本中,我写出许多妇女的形象。在旧社会里,一般的人民都很苦,妇女特别苦。在新社会里,首先叫我受到极大感动的就是妇女的地位提高。从一个欢欢喜喜地去工作的媳妇或姑娘身上,我看见了人与人的关系的大变化。男女平等了。妇女跟男人一样地创造着新时代的历史。

    是的,我写了许多方面的事实与问题,因为这些事实与问题就都在我的眼前。看见了,我就要写。而且我不能作为旁观者去写,我要立在剧中人物中间,希望我是他们中的一个。这样,我才能成为群众的学生,有了非写不可的热情。假若我的作品缺乏艺术性,不能成为杰作,那只是因为我向人民学习得还太不够,脱离了群众。哪里去找创作的源泉呢?难道只凭我个人的想象,就能找到新时代的人与人的关系,新颖的艺术形式,与活生生的语言么?我不敢那么狂妄!

    十年来,我写了一些作品,应当感谢人民!是人民给了我值得写的人物与事实,给了我简练有力的语言。我要继续向他们学习,以期得到更好一些的创作成就。

    (选自《老舍自传》第六章,有删节)

相关链接: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亚【注】之仁未能一扫空也。幼读三百千,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老舍自传》第一章)

【注】布尔乔亚:英文“资产阶级”的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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