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吕叔湘

钱汉东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留学英国的吕叔湘没等学业结束，于1938年初提前回国。当时家乡江苏已沦陷，吕老与流亡到湖南的家人会合后，转道云南，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副教授，教英语。著名学者施蛰存约他给《今日评论》周刊写文章。恰好早几天，吕老看到朱自清先生写的一篇文章说，每个句子总要有一个主词，觉得这种说法不全面。考虑再三，他就写了《中国话里的主词及其他》，这是吕老的第一篇有关汉语语法的文章。1939年暑假开学后，系里给他加了一门中国文法课。这时候，王力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现代语法”的讲义已经印出来了，他在教课中遇到一些问题，想找王力先生商讨，可是王力住在越南河内从事汉越语的研究，只好自己琢磨钻研。1940年暑假后，吕叔湘离开昆明，迁居成都，任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他的第一篇研究论文是针对胡适和王静如的文章写的，他们说“们”是从“俺、您、喒”的韵尾-m变来的，吕叔湘发现这个结论恰好把演变的历史颠倒了，引了许多材料加以说明。

    吕叔湘是一位道道地地的学人，非迫不得已，一般不参加社会上的种种应酬，而是潜心研究学问。吕老治学态度严谨，他的著作处处体现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作风。无论是长篇巨著，还是一二千字的短文，都要逐字逐句地仔细推敲，从不马虎敷衍。现在一些从事语言研究的人不屑于写一些小文章，认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上世纪80年代，吕老在一家大报上看到把“风花雪月”错写成了“风花秋月”，于是他写文进行纠正。他在《龙虫并雕琐谈》里也曾指出，小文章其实更难写。和他同一时代的学者，如叶圣陶、王力、朱德熙等大家都有这样的学术精神。

    吕老从1952年起直接参与了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制定，不辞辛劳地为推进现代汉语语音、语法、词汇的规范化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他和丁声树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迄今已发行四千多万册，成为各国人民学习汉语、研究汉语的最重要的工具书。

    “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现代汉语词典》这一宗旨的确立，和吕老有着极大关系。“主编”一词在如今的出版界是个水分最大的名号，有些如雷贯耳的大学者的名字，一年之内不知道要出现在多少大型丛书、套书的版权页上。其实业内人士都清楚，一年之内要出这么多书，即使有三头六臂也是忙不过来的，他们所做的也许仅仅是审读一遍样稿而已。而吕老当时从组建编辑室到一条一条仔细审稿定稿全部亲力亲为。吕老说：“要编好一本辞典，就要收集大量资料。比如编《现代汉语词典》，就收集了上百万张卡片的资料。要对资料进行全面、认真地分析、综合，工作相当繁杂。”在吕老等大师的带领下，编辑人员花了三四年的时间，才完成《现汉》这一浩大的国家工程的试印本。

    北京大学汉话语言学研究中心陆俭明教授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吕先生几乎每天都在词典编辑室工作，中午饭就是自带的馒头、咸菜加开水，晚上还在家加班到深夜。编写工作采取流水作业法，层层把关，吕先生和他的继任丁声树在《现代汉语词典》整个编纂过程中言传身教，创立了一种人们称之为《现代汉语词典》风格的标准词典编纂风格。”第一版面世后，吕叔湘先生依然关注着语言的最新发展，强调词典要跟上时代需求，不断地及时地进行修订。在一篇文章中，吕老谈道：“我最近做了一件有点傻气的事情，把1983年5月15日到26日的《文汇报》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查出有32个词语是《现代汉语词典》里没有收的。”这一年他已经79岁。（有删改）

相关链接：（吕叔湘）说，编词典是“名山事业”，需要找到一些真正的“字迷”。字迷是什么？他们是一个国家文化传承的宝贝啊!英国是一个产生字迷的国家，他们的《牛津词典》系列举世闻名。法国也是一个重视字迷的国家，有词典以来，他们出过各类词典达2万多种。（俞晓群《吕叔湘：那22封关于（读书）的来信》）②“文化大革命”后退还他几万元，他全都拿出来设立青年语言学奖金。前几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丁六卷本的《吕叔湘文集》，他又将这笔可观的稿酬全部捐给了家乡江苏的教育和其他公益事业。（李行健《素朴平淡才是真——痛悼吕叔湘老师》）

甘惜分的探路人生

    1716年，廿惜分出生于四川省邻水县的一个穷苦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后，年仅16岁的他就不得已辍学，成为一名乡村小学的普通教员。

    年轻的甘惜分求知若渴。为了与先进思想保持同步，他倾尽微薄的工资，多方订阅来自上海的进步读物。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与甘惜分邂逅，并在这个历经苦难的年轻人心底触发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还在山沟里时，我就已经从上海的进步书报里面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那时候上海都是些进步知识分子，比如说李公朴等人。”

    如果说进步书报为甘惜分提供了影响深远的价值观启蒙，那么两位重要人物的引导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他的人生选择和价值观形成。其一便是甘的表哥、知名共产党人熊寿祺，彼时已投身革命多年的他，经常以通信的方式教甘惜分学习马克思主义；而另一位便是甘中学时代的老朋友熊复，这位初中毕业后便去上海读书的伙伴，不仅与甘惜分志趣相投，而且也通过书信拓宽了好友的革命视野。

    进步书报与良师益友，潜移默化地促成了甘惜分的思想转变，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甘惜分从事的新闻工作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血气方刚的甘惜分开始以实际行动“闹革命”。

    1946年，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和谈期间，甘惜分跟随军代表前往大同采访，初入新华社不久的他为了获得新闻线索，冒着被特务发现的危险行走街市，观察各方动向。“在大同，我看见日本鬼子穿着军装在街上大摇大摆地走，我二看就生气了，日本鬼子不是投降了吗，还这么神气？”在一篇回忆文章中，甘惜分回忆起这个令他义愤填膺的片段，“这件事让我觉得，新闻不一定要采访什么人物，有时候，就是用眼睛看一看，到处走一走，就会发现新闻。”回到后方以后，甘惜分很快写出了<大同——日本投降者的乐园》《尴尬的嘴脸》等通讯，引起广泛重视。就这样，通过在一线工作中培养起的专业嗅觉，他慢慢形成了一套从实践中总结出的新闻方法论。

短短两年间，甘惜分从一个新闻“门外汉”成长为采编一线的“顶梁柱”。回顾这段生涯，他认为，成长的关键在于“每天研究新事物，研究新华社，也研究地方实际”。

    对于那个年代的前线新闻工作，甘惜分有自己独到的感触——

    “老实说，在晋绥边区的时候，无论是《晋绥日报》还是新华社晋绥分社，有些同志由于没读过马列著作，对工人生活的了解、对农村社会的了解，到底还是不一样的。我那时候就想，幸好我读过《资本论》，这些书不容易读的咧！因为当时我们的环境是农村环境，不是资产阶级坏境，我们接触的也不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对于了解这些关系很不利。”

     1954年，38岁的甘惜分离开了一线新闻岗位，奉调先后到北大和人大任教，为社会主义新闻教育事业奉献才华，主要讲授新闻理论。“五十五年我都在大学教书，不会纵横捭阖，不会上下其手，只会钻书本，但我不是一个读死书的书呆子，我是一个读书严谨、务求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书呆子’。”甘惜分这犀利的黑色幽默，分明也是对自己率真性格最真实的写照。

    从教几十年，甘惜分如今俨然已经成为新闻学界的“老祖师爷”，其亲自指导的博士生虽然不多，但每一位都是当今新闻传播学界的精英翘楚：全国第一个新闻学博士童兵，人大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清华大学教授刘建明，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刘燕南，广电部门的王锋、王甫……怪不得有诗赞云：“大禹惜寸君惜分，满园桃李苦耕耘。舆坛多少擎旗手，都是程门立雪人。”

（摘编自2016年1月14日《光明日报》）

相关链接：

①从战火中走来的甘惜分经历了旧时的苦难，也经历了新中国的风云，从家乡四川到延安，从记者到教师，他把探寻真理当作毕生的追求。“吴天罔极持泰斗，千古流芳传精神。”这是后学们致意这位新闻战线老前辈的挽联。“我反对那些把我称为。泰斗，的人，我只是一个执著的新闻规律探索者。”甘惜分曾在回忆录里说。（2016年1月15日《北京青年报》）

②今天用“民间报纸”这个词，．觉得很别扭。我们共产党党报本来就是民间报纸。第一，1949年以前，我们共产党在全国来说就是在野党，我们的报纸属于民间报纸，不是官报。第二，我们的报纸始终如一代表人民利益，是人民代言人。但是1949年以后，我们党在全国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的党是全国的执政党，我们的党报是执政党的报纸。尽管我们天天说我们的党报同时也是人民的报纸，但逐渐有了不少“官”气，同广大人民之间逐渐加大了距离，群众不大喜欢看它了。（选自《人民网（甘’惜分访谈>》

一钵了却谁的浮生

闫荣霞

    李叔同“二十文章惊海内”，会做诗、会填词、会书法、会作画、会篆刻，又会音乐、会演戏……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他不会的？

    鲁迅、郭沫若也以得他一幅字为无上荣耀。他作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我毕业的时候还在唱；这样的歌就是诗了，他的诗又怎能不好：“梨花淡白菜花黄，柳花委地芥花香。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连他给友人夏丏尊的画随便题两句话，都好得不行的：“屋老。一树梅花小。住个诗人，添个新诗料。爱清闲，爱天然；城外西湖，湖上有青山。”（《为题小梅花屋图》）

    可是一入佛门，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就完全置之度外了。叶圣陶谈弘一晚年书法：“就全幅看，好比一位温良谦恭的君子，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就像一道虹敛去七彩，白气藏身天地间，非为字变，实则人变。当了和尚，字也有了一颗为僧为佛的心，自然是“刊落锋颖，一味恬静”。

    就如他这个人。初始华丽，剃须裹腰在舞台上扮茶花女，如今却是面容清癯，眉目疏淡，一个过午不食、行脚度世的老和尚。就像烟花“啪”地炸开，整个天地都为之增了色彩。眼看着亮了，更亮了，大了，更大了，圆了，又更圆，然后暗了，又更暗……整个人生就这样由绚丽归于平淡。

    环顾当年，人们对大才子李叔同出家动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师的弟子、著名美术家丰子恺则提出独到的见解，他说：“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三层楼。而弘一法师，就是一层一层走上去的。”丰子恺的“人生三层楼”的说法，切合实际，振聋发聩，一扫世俗们对李叔同出家因由的所有推测之说。

    庄子讲天地有大道，却是一定要做到“无己”，成为“至人”，才能得之。世事不再关注，生死不再思虑，贫富得失不是挂在心尖上的事，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游于宇内。

    可是，要想得到大道的快乐，却要能熬得过刳骨剔肉的痛苦。剃度后，与他有过刻骨爱恋的日籍夫人伤心欲绝地携了幼子千里迢迢赶到灵隐寺，他铁石心肠，竟然连庙门都没有让他们进，妻子无奈离去，只是对着关闭的大门悲伤地责问道：“慈悲对世人，为何独伤我？”

    他用刳骨剔肉的痛苦，置换了真正的自由。一切他都舍得，只为追求心中那一点萤火。

    我们对于追求自由的人一向是敬仰的。自身是燕雀，怎不羡鸿鹄？林语堂说：“他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却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张爱玲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赵朴初评他是：“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其实他才不要当什么奇珍和明月，他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心罢了。所以他出家也不是为当律宗第十一代世祖，更不为能和虚云、太虚、印光并称“民国四大高僧”。弃家毁业不为此，大彻大悟不消说。那些虚名，他是不要的。真实的他，63个流年，在俗39年，在佛24年，恪遵戒律，清苦自守，传经授禅，普度众生，却自号“二一老人”：一事无成人渐老，一钱不值何消说。

    1942年10月13日，弘一写下“悲欣交集”四字。三天后，沐浴更衣，安详圆寂。“问余何适，廓而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一钵了却他的浮生，他的粗钵里盛满自由。

注：在中国近百年文化发展史中，弘一大师李叔同是学术界公认的通才和奇才，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他最早将西方油画、钢琴、话剧等引入国内，且以擅书法、工诗词、通丹青、达音律、精金石、善演艺而驰名于世。在他艺术发展如日中天时，他毅然摒弃了世俗，中年出家后成为南山律宗一代祖师，被誉为“民国四大高僧”。

琐忆九叶诗人唐祈先生

    唐祈先生生长于南昌，但他更喜欢说自己是苏州人，因为他家祖籍苏州，我们算是同乡。所以，我与他初次见面就显得挺热络。那时我们都远离江南故地，在大西北的兰州。

    唐先生从小受到非常好的教育。他的母亲是位非常了不起的女性，非常喜欢写古体诗，舍得在孩子的教育上花费，先后给他请了两个家庭教师，一个给他讲国语、英文和数学，一个给他教国学，讲《孟子》、《诗经》。他的姑外婆经常来找他妈妈聊天，她们聊的内容，多是古体诗的写法。有一次，她们聊得起劲，没有想到边上的唐先生也听得津津有味。他的诗歌之路就这样迈步了。后来，全家随父亲来到兰州，正值抗日救亡高潮，他也加入到了这一大潮中，在写诗的同时，还从事了进步戏剧运动。这时，接触到了不少在兰州的诗人，也写了不少诗歌。

    1987年，我们学校的诗社请唐祈先生来做讲座。那时的唐祈先生已经67岁了，但身子骨看上去相当硬朗。唐祈先生很健谈，而且记忆力好。那天的讲座主要是介绍性地阐述九叶的诗学主张，特别谈到苏州人性格和苏州文化品格。他说，外面人总是认为，我们苏州文人多，文人比较文弱，这是一种误解，或者说是对“勇敢”的片面理解。勇敢指的是文化气质的支撑和道义观念的表现。苏州历史上不乏仁人志士，有杀身成仁者，有为民请命者，有暴力起义者。

    2001年8月上旬，我去参加第五届国际青海湖诗歌节。期间，居然遇到唐祈先生的一位老学生，蒙古族诗人阿海林。他是唐先生的嫡传弟子，我是庶出的。但是，在精神气度上，我觉得自己与唐先生颇有相似之处。唐祈先生是东西南北人。他生长于东南，到西北上大学，所以他经常说他是东西南北人或东南西北人。经常有人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我的回答和唐先生一样。我们俩共同的特征就在于这“南北通透”的个人性格与写作风格。唐祈的牧歌揭示了一位南方诗人对于西北草原生活的体验，体现出中国诗歌文化的南北融合。当然，在年轻时代，我是自己的选择，他是不得已的，东南故土已是日寇铁蹄下的焦土，他只能转向西北国统区。所不同的是，我只把西北作为一个炼钢炉，锻炼一下我的青春和意志；1991年甫一毕业，我就逃离了。而他1942年大学毕业后，留在了西北，任兰州省立工专教师。

    中年之后，唐祈先生到西北也是自己的选择，而且比我更坚定。1979年，他做出了惊人的举动，毅然离开京城，远赴大西北扎根落户，乃至认西北为故乡。

    有一个疑问曾经萦绕在我心头：大西北真正吸引唐祈的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唐祈先生曾经自答：“到西北高原找回我年轻时写诗的‘基地’，找到曾哺育过我的诗的少数兄弟民族。”其实，他回到西北这一决定和举动并不仅仅是为故地重游，已经不再局限于个人意义；而是为“培养新一代少数兄弟民族青年诗人尽我微薄的力量”。他喜欢在“少数”和“民族”之间加上“兄弟”二字，他对少数民族的感情可见一斑。

    从1979年到1989年整整10年间，他确实为少数民族尤其是民族诗歌尽了力——不是“微薄”的，而是很大的力，培养出了不少小有成就的少数民族青年诗人。唐祈先生那时候身体好，干劲足。他自己也觉得老当益壮，说：“这批青年诗作者也给予了我一种西北高原的青春的力量，鼓舞我同他们一道在诗歌的大路上向前走去。”

    唐祈先生的诗歌创作起步于西北高原。唐祈对西北精神风貌的迷恋和向往，其实是一种文化自觉的选择。作为华夏文明中人，他自己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需要刷新，但在汉语文化语境本身之中，他很难实现突破，除了向西方，尤其是西方现代主义寻找刺激性的资源外，他也在向周边少数民族汲取精神养料。就文本资源而言，他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的民歌。我还记得，在他任主编的新版《中国新诗》杂志里，登载了不少那类民歌，比如青海的“花儿”。有一段时间，我去旁听了一些关于西北少数民族历史的课程，在诗歌创作中也有意化用少数民族文化的资源。就是因为受到了唐祈先生的影响。

    运用西北少数民族刚健的精神资源和朴拙的文本资源，来更新或补充熟透了的汉语中心主义文明，唐祈先生是这个方面的老先锋，而且坚持得最久。

（摘编自《环球人物》）

【相关链接】①唐祈的创作以独特的牧歌意绪揭示了一位南方诗人对于北方人民生活的体验，由此体现出中国诗歌文化的南北融合，这种融合在唐祈的作品中主要体现为以南方人的心态和眼光打量北方风情、建构了独特的抒情话语，在情绪内涵上则是沉思、迷惑与希望的交织。（百度百科）

高贵的灵魂

    ①贝多芬——世界上无数的人被他的音乐所感动，所震撼，不仅仅是他的音乐，还有他的高贵的灵魂。

    ②贝多芬的一生宛如一天雷雨的日子。先是一个明净如水的早晨，然后突然之间巨大的阴影掷过，悲壮的雷吼，充满着声响的、可怖的静默，一阵复一阵的狂风，有如《英雄交响乐》与《第五交响乐》，然而白日的清纯之气尚未受到损害，欢乐依然是欢乐，悲哀永远保存着一缕希望。但自1810年后，心灵的均衡丧失了。即使快乐本身也蒙上苦涩与狂野的性质，所有的情操里都混和着一种热病，一种毒素。贝多芬1810年5月2日致韦格勒书中有言：“噢，人生多美，但我是永远受着毒害……”黄昏来临，雷雨也随着酝酿。尔后是沉重的云，饱蓄着闪电，把黑夜染成乌黑，夹带着大风雨，那是《第九交响乐》的开始——突然，当风狂雨骤之际，黑暗裂了缝，夜在天空被赶走，由于意志之力，白日的清明重又还给了我们。

    ③罗曼·罗兰曾这样赞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什么样的征服可与之相媲美？波拿巴的哪一次战役、奥斯特利茨娜哪一天的阳光达到了这种超凡努力的光荣？获得这种心灵从未获得的最辉煌的胜利？一个贫困、残疾、孤独、痛苦造就的不幸的人，一个世界不给他欢乐的人，竟创造了欢乐带给人间！正像他用一句豪言壮语所说的那样，他在以自己的苦难铸就欢乐。在那句豪言壮语中，浓缩了他的人生，并成为一切勇敢的心灵的箴言：用苦痛换来欢乐。”

    ④一心向善，爱自由高于一切，就是面对御座，也决不背叛真理。贝多芬说：“君王们和亲王们完全可以造就一些教授和机要参议，他们可以给后者以各种各样的头衔和勋章；但是他们无法造就伟大的人物，无法造就超脱于庸俗社会的心灵——而当像我和歌德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时，这帮大人先生们应该感觉到我们的伟大。”歌德，这位德国伟大的诗人、思想家，也是受人们爱戴的。但是他比贝多芬高贵的灵魂却显得逊色。贝多芬曾讲述他与歌德一起散步的情景：“在归来的路上，我们遇见全体贵族。我们老远就看见他们了。歌德便撒开我的手臂，立于大路旁。我白费口舌地对他说了我想说的所有的话。但我就是未让他多走一步。于是，我把帽子压得很低，扣上外套上的钮扣，倒背着手，钻进密集的人群中去。亲王们和朝臣们排队恭迎……我觉很好玩地看着皇家车马在歌德面前经过。他立于路边，低低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贝多芬毫不留情地把歌德狠狠地训斥了一通。对此歌德耿耿于怀，永远不原谅贝多芬了。

    ⑤18世纪末的维也纳是音乐气氛最浓的城市，当时在显赫贵族的客厅里，音乐表演成了一件高尚和时髦的事，所以贝多芬也就经常处在贵族及头面人物的包围之中。可他总是高高昂起他那狮子般的大头颅，从不献媚于任何人，显得比贵族还要高贵。

    ⑥有一次，在利西诺夫斯基公爵的庄园里，来了几位“尊贵”的客人，正是侵占了维也纳的拿破仑军官。当时贝多芬正住在公爵的庄园里，当军官们从主人那里得知后，公爵便请求贝多芬为他们演奏一曲。贝多芬绝不愿为侵略者演奏，断然拒绝，猛地推开客厅大门，在倾盆大雨中愤然离去。回到住处，他把利西诺夫斯基公爵给他的胸像摔个粉碎。并写了封信：“……公爵，你所以成为一个公爵，只是由于偶然出生；而我之所以成为贝多芬，完全是靠我自己，公爵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而贝多芬只有一个。”

    ⑦是的，一个人是出身贵族还是平民，不是自己决定的。但是一个人是选择高贵还是低贱，却完全可以由自己决定。诚如贝多芬所言，由于偶然的出身，世界上有无数的公爵，而历史无情，这些曾显赫一时的公爵一个个都灰飞烟灭，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而贝多芬没有高贵的出身，却有不朽的作品、高贵的灵魂，在人们心中铸起一座丰碑。

学海珠玑，唐音永存

    2017年2月1日，农历正月初五，我的导师霍松林先生逝世了，他逝世的消息一下子震动了学界，震动了艺坛。先生走过了人生的第97个春秋，他的一生平淡而又非凡。他曾说：“我这一辈子很简单，就是围绕文学，做了读书、教书、写书三件事情。”

    霍先生12岁以前是在父亲教诲下苦读、苦学的。父亲先教霍松林背诵《三字经》《千字文》，然后循序渐进，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古文观止》《千家诗》等。那些经过反复背诵、后来逐渐弄懂了的东西，涉及文史哲等许多方面，这就在不知不觉之中给他培育了广泛的学习兴趣。

    1945年7月，霍松林考入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钱仲联先生评价霍先生这段学习时说：“时胡小石、卢冀野、罗根泽各以一专雄长盘敦，松林俱承其教而受其益。于诗尤得髓于汪方湖，于词则传法乳陈匪石。”在大师级教授的熏陶下，他在文学的海洋中恣意畅游，对音韵学、训诂学、诗学、词学、曲学以及文学理论批评史等刻苦钻研，而且逐渐“由博返约”，形成了研究中国诗史或中国诗歌理论批评史的想法。

    霍先生教书生涯长为70多年。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辞世，他在陕西师范大学执教半个世纪。在文学院的文汇楼大厅，先生题写的“扬葩振藻，绣虎雕龙”八个大字寄寓着他对人才培养的热切期望。20世纪50年代初，教书首先从编写教材入手，当时，霍先生接手文艺学，无教材、无参考资料，但他克服困难，从头搜集和阅读有关资料，至1953年秋，几经补充修改，先生完成了26万字的《文艺学概论》，就这样，我国便有了最早的一部新型文艺理论教材。

    霍先生被教育界同仁誉为“关西孔子”“海内儒宗”。2014年，鉴于他几十年来为学校发展与建设作出的杰出贡献，先生被授予“陕西师范大学杰出贡献奖”，奖励100万元人民币，他随即拿出奖金设立了“霍松林国学奖学金”，奖掖后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到2015年，霍先生先后培养了20多名硕士和70余名博士，遍布全国各地，大都成为所在单位教学科研的骨干或新一代学术带头人，学界称之为“霍家军”。

    所谓“写书”，就是从事学术研究。霍先生有句名言：“我的岗位工作是教学，所谓研究，其实是备课。” 学术研究、著书立说，必须求真求是，甚至要敢冒风险。

    自1958年开始，霍先生就因他曾经出版的《文艺学概论》受到冲击。“文革”之初，又因曾发表《试论形象思维》一文，抄家、游街、扫厕所，到最后关牛棚、劳动改造，然而，十余年的“蹲牛棚”，也没能改变霍先生的学术个性。平反之后，霍先生又写了《再论形象思维》的长篇文章，表明自己的学术观点。

    霍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建立在他雄厚的文艺理论基础之上。他自己除撰有《文艺学概论》《文艺学简论》等著作之外，还整理了大量古代文艺理论著作，如校注《滹南诗话》《瓯北诗话》等，主编《中国古代文论名篇详注》等。霍先生经常引用《南齐书•文学传论》的一句名言鼓励学术创新：“若无新变，不能代雄。”霍先生与弟子傅绍良合著的《盛唐文学的文化透视》，开辟了盛唐文学研究的新领域，给后来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学海珠玑光简册，诗坛星月耀乾坤”，这是霍先生1982年献给首届全国唐诗讨论会的诗句，今天用来概括先生的学术风范也十分恰当。先生离开我们了，但“唐音”永存，他的著作将永远流传、光照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