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将领刘放吾

刘放吾，湖南贵阳人，生于1898年4月17日。刘家祖祖辈辈靠耕读勤俭持家，家境殷实。刘放吾的父亲喜欢读书，经常以《朱子家训》及“曾文正治家之道”训导他们。青少年时期的读书、务农和传统的家教，让沉默寡言的刘放吾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生活作风和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到黄埔军校去”成为当时年轻人最时尚的口号。1926年6月，刘放吾从湖南省桂阳蓝嘉联合中学毕业后，深受湘军领袖曾国藩思想的影响，辗转来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步兵科学习军事。三年后，刘放吾毕业，在蒋介石的中央军校教导队当了学生队排长。在这里，士兵们操练时用的都是最新的装备，训练的也是新装备体制下的新战术。但是，不像在战场上那样，有那么多建功立业的机会，只能认认真真地通过训练磨练意志。刘放吾在这样的环境中，默默地、踏踏实实地干了很多年。后来，蒋介石为了补充国民党军的抗战力量，组建新三十八师，孙立人任师长，刘放吾离开了教导队，任三十八师一一三团团长。

1942年2月，为了协助驻缅英军抗击日寇对缅甸的进犯，保卫西南大后方的安全，国民党组建中国远征军。刘放吾率领的一一三团随三十八师于4月抵达缅甸，参加曼德勒会战。

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以后，驻缅英军孤傲自大，日军三十三师团轻易地就将英军第一师全部和第七旅一部包围于宾河南岸的仁安羌东北地区。英军反复突围，均无功而返。在这紧急关头，驻缅英军司令向中国远征军发出驰援请求，师长孙立人立即要求刘放吾迅速驰援解围。面对数倍于己、装备精良的敌人，刘放吾没有惊慌失措，而是要求全团上下即刻熟悉地形，尽快做好战前的充分准备。在一一三团的攻击下，日军苦撑了三天，就仓皇溃退了。事实上，刘放吾当时带去的官兵只有八百多人！就是这八百多中国勇士，在刘放吾的指挥下，不仅击溃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日寇两个精锐联队一万余人，而且成功救出了被围的已经绝望的七千名英军。此举令那些骄傲的盟军都不得不对中国远征军另眼相看，极大地振奋了中国抗日将士的军心。

“仁安羌大捷”后，刘放吾率领一一三团奉令掩．护英军及杜聿明部队撤退，转战卡萨。任务完成后，转进野人山原始森林，经历了一个月千辛万苦地翻山越岭，终于在5月30日，在南先庆趁着黑夜，在敌人炮艇的巡逻下，泅水横渡大江，进入印度，归还建制。在渡江前，刘放吾发出两通电报：一通发到军令部给何应钦，一通发到师部给孙立人。电报里只有两句话：“刘团今夜渡江，不成功，就成仁。”渡江之后，无线电浸水，无法和外界联系，谣传刘团全军覆没，那时刘放吾的妻子正在贵州都匀，闻讯后当场昏厥。

“仁安羌大捷”是近代以来中国军人在境外第一次打败日寇的战役。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国民党军的历史记载中，甚少提及第一一三团的战功，更少谈及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第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一切功劳都归到了孙立人及三十八师的名下。性情敦厚、淡泊名利的刘放吾，从此选择了沉默寡言，不在任何人面前谈起自己的“当年勇”。在派系严重的国民党军中，刘放吾虽然在1946年被委任为少将高参，但这是一个只能得到一些微薄薪水的闲职，刘放吾的事迹从此被人们逐渐淡忘。

1994年，刘放吾在美国洛杉矾逝世，享年九十五岁。他的次子刘伟民在整理刘放吾的日记时，看到父亲在记述仁安羌大捷时引用的唐代诗人陈陶的《陇西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刘放吾戎马一生，热血忠诚，而这短短的几句诗中，也透露幽他对战争残酷的无奈。

（摘编自《刘放吾：蒙尘半个多世纪的抗战将领》，《名人传记》2015年第9期）

相关链接：

①刘伟民再三追问，父亲才说了一些与“仁安羌战役”有关的细节：“新三十八师多为湘兵。当时我们练兵采取曾国藩治湘军方式，官兵必背《曾胡治兵语录》，因此秉承了湘军的忠义勇精神，作战勇敢。另外就是对士兵的严格训练。我按照《陆军步兵操典》规定，每人每天跑五千公尺；射击时，不瞄准不准发，每发必中，每三个月进行一次实弹射击，几乎所有官兵的命中率都在七成以上。练兵千日，用兵一时，仁安羌战果源自平日训练。”

（“铁血社区”《我的团长刘放吾》）

②他爱读曾国藩家书及治军文献。不论练兵、治军及治家，他都以曾国藩的言行为典范。我们在他的遗物中找到多本破旧的曾文正公的文集。每页均有他读了多遍及加注的痕迹。可见他对曾公文献的重视。

（《潇湘晨报·刘放吾：从抗日名将到煤球店老板》）

                                                                                         钱玄同：真的猛士

钱玄同，原名钱夏，号疑古，浙江吴兴人，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

如果钱玄同没有找周树人约稿，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也许不会出现鲁迅这个名字。

那是1917年，钱玄同时任《新青年》编辑，正在为杂志寻找合适的撰稿人。他常到    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劝说居于此处的周树人、周作人两兄弟投稿。

此时，周树人因对现实失望，正用钞古碑的方式消磨时光。他婉拒钱的约稿：“这中国好比一间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里面的人们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临死的悲哀。而如果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反倒使他们感到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

钱玄同立刻辩驳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这段对话，被周树人如实记录在他的小说集《呐喊》序言中。从这时起，周树人动笔写了抨击吃人礼教的《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1918年4月号上，署名鲁迅。并一发不可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钱玄同为人之刚猛，由此可见一斑。新文化运动中，他提倡白话文，打倒孔家店，慷慨激昂。由于年轻气盛，甚至鼓吹过“废除汉字”，但钱玄同绝非有勇无谋，他提出用“国语”作文，文章加西化标点符号，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数目，采用公元纪年，书写方式改左行直下为右行横迤等，都是中国文化重大改革的首倡。

1918年，钱玄同曾与好友刘半农商议，上演了一出“双簧”。他化名为“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题为《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罗织新文化运动种种罪状。随后，刘半农撰写万余言的《复王敬轩书》，针对“王敬轩”的所有观点一一加以驳斥，将其批驳得体无完肤。其时，这场论战引起各界强烈关注，也标志着改革派的“大胜战”。

有研究新文化运动的学者评论道：“……在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也几乎要流血的旧中国，在跟肉体和精神均已硬化的顽固派作斗争的过程中，非有大力难开新地，非有猛士难摧敌垒。”

但这个猛士却又是一个病夫。如果细细清理钱玄同的日记，可以整理出一本厚厚的个人病史资料。从早年留日时期的失眠、多汗、发寒热，到晚年严重的心血管疾病、神经衰弱、视网膜炎，他常要忍受各种病痛的骚扰与折磨。

然而他从不讳言“死”字。1927年，钱玄同年届40时，还打算在《语丝周刊》上发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他与朋友们准备了挽联、挽诗、祭文等，语调幽默。不明内情的人一见目录，信以为真，并互相转告。一时间，钱玄同的朋友、学生纷纷致函悼唁。

钱玄同一生恃才傲物。在北大任教时，上课从不看一眼究竟有无学生缺席，便用笔在点名簿上一竖到底，算是全到。也从不考试，每学期末批定成绩时，便按点名册的先后，起评60分、61分……如若选课的学生共40人，最后一人就得100分；若是40人以上，便重新从60分开始。

随后，他在燕京大学任教，亦不改考卷，直接交与学校。学校退回，他仍是不看，也退回。于是，校方依照制度，称如不判卷，将扣发薪金，钱玄同回复，并附上钞票一包，“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能从命。”

这个“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响起了叫骂声”的浙江人，对人严苛，对己更甚。其文字学课讲义《文字学音篇》，是我国高等院校汉语音韵学课的最早一部教材，但钱对其极为不满，说它“百孔千疮”，“多一个人看见，就使我心中加一分难受”。在1921年重印时，钱在《再版序》中“自打耳光”，列出书中的六大不足。

钱玄同最大爱好，便是逛厂甸旧书肆，只要前往，必将所喜之书扫荡一空才罢休，被人戏称为“厂甸巡阅使”。而其一生最惧之物，竟是好友刘半农家养的一条黑狗，前去作客，定要躲在刘家孩子身后，等孩子把狗引走，才敢进门。

1939年1月17日，钱玄同患脑溢血辞世。《文献》发表署名乐颜的《悼钱玄同先生》一文，为其盖棺定论称：“在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之中，钱玄同的斗争精神，表现几在任何一位同时代的斗士之上……”

屠呦呦与青蒿素

    2015年10月5日，从瑞典斯德哥尔摩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理由是她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屠呦呦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10月6日上午，一直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屠呦呦终于把记者请进家门，一再强调“也没什么好讲的”，她还通过央视发表自己获奖感言，她说，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获得诺贝尔奖是一项很大的荣誉，青蒿素研究成功是多年研究集体公关的成绩，青蒿素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

    在她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大部分人或许都不知道屠呦呦是何许人，一夜之间她蜚声国内外，而以她为领导的研发小组研制的新型抗疟疾药青蒿素也被大家所熟知。

    屠呦呦1930年12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诗经·小雅》的名句寄托了屠呦呦父母对她的美好期待。她自幼耳闻目睹中药治病的奇特疗效，立志探索它的奥秘。1951年，屠呦呦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选择了当时一般人缺乏兴趣的生药学专业。在专业课程中，她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最感兴趣。大学毕业后，屠呦呦就职于中国中医研究院。那时该院初创，条件艰苦。屠呦呦在设备简陋连基本通风设施都没有的工作环境中，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但她心无旁骛，埋头从事中药研究，取得了许多骄人的成果。其中，研制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是她最杰出的成就。当年轻的屠呦呦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她当然不会意识到，在漫长而曲折的研究“抗疟”的道路上，有一顶金光闪闪的王冠正在等待她来摘取。

    疟疾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世界性流行病。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世界约数10亿人口生活在疟疾流行区，每年约2亿人患疟疾，百余万人被夺去生命。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初，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当时正值美越交战，在越美军因疟疾减员8万多人。美国不惜投入，筛选出20多万种化合物，却未找到理想的抗疟新药。因疟原虫对喹啉类药物已产生抗药性，所以，防治疟疾重新成为各国医药界攻克的目标。继美国之后，英、法、德等国也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寻找有效的新结构类型化合物，但一直未能如愿。我国从1964年重新开始对抗疟新药的研究，从中草药中寻求突破是整个工作的主流，但是，通过对数千种中草药的筛选，却没有任何重要发现。在国内外都处于困境的情况下，1969年，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出任该项目的科研组长。她从整理历代医籍着手，四处走访老中医，搜集建院以来的有关群众来信，编辑了以640方中药为主的《抗疟单验方集》。然而筛选的大量样品，对抗疟均无好的苗头。她并不气馁，经过200多种中药的380多个提取物进行筛选，最后将焦点锁定在青蒿上。但大量实验发现，青蒿的抗疟效果并不理想。她又系统查阅文献，特别注意在历代用药经验中提取药物的方法。当她再一次转向古老中国智慧时，东晋名医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可治“久疟”。琢磨这段记载，她认为很有可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青蒿的有效成分被破坏了。于是她改用乙醇冷浸法，所得青蒿提取物对鼠疟的效价显著提高；接着，用低沸点溶剂提取，效价更高，而且趋于稳定。终于，在经历了190次失败后，青蒿素诞生了。这剂新药对鼠疟、猴疟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

    疟疾，一个肆意摧残人类生命健康的恶魔，被一位中国的女性科学家制服了。

    屠呦呦，以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在中华科技史上谱写了一部精彩的人生传奇。

    “这一医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发现，每年在全世界，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疟疾患者的生命。在基础生物医学领域，许多重大发现的价值和效益并不在短期内显而易见。但也有少数，它们的诞生对人类健康的改善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是立竿见影的。由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一起研发的抗疟药物青蒿素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是2011年度拉斯克奖的颁奖词。

     2015年的诺贝尔奖虽然有些姗姗来迟，但毕竟是令人庆幸的。当颁奖词的庄严声韵回响在地球上空的时候，各种肤色的人都在向这位耄耋老人表达深深的敬意。

忆老舍

梁实秋

    最近我到美国去，无意中看到我的女儿文蔷收藏的一个小册，其中有一页是老舍的题字。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老舍和我都住在四川北碚。老舍先是住在林语堂先生所有的一栋小洋房的楼上靠近楼梯的一小间房屋，房间很小，一床一桌，才可容身。他独自一人，以写作自遣。有一次我问他写小说进度如何，他说每天写上七百字，不多写。他身体不大好，患胃下垂，走路微微有些佝偻着腰，脸上显着苍老。老舍为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但是内心却很孤独。

    后来老舍搬离了那个地方，搬到马路边的一排平房中的一间。这个地方离我的雅舍很近，所以我和老舍见面的机会较多。有一天我带着文蔷去看他，文蔷那时候就读沙坪坝南开中学初中，还是十来岁的小孩子。请人签名题字是年轻学生们的习气。老舍欣然提笔，为她写下“身体强学问好才是最好的公民”十三个字。虽然是泛泛的鼓励后进的话，但也可以看出老舍之朴实无华的亲切的态度。

    抗战初，老舍和我一样，只身出走到后方，家眷由济南送到北平。他写信给朋友说：“妻小没办法出来，我得向他们告别，我是家长，现在得把他们交给命运。”后来我曾问其夫人近况，他故作镇定地说：“她的情况很好，现服务于一所民众图书馆——就是中央公园里那个‘五色土’的后面的那座大楼。”事实上，抗战到了末期的时候北平居民生活非常困苦，几近无以为生的地步。不久，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女士来到了后方，在北碚住了不久便和老舍搬走，好像是搬到重庆附近什么乡下去了。他离去不久有一封信给我，附近作律诗六首。诗写得不错，可以从而窥见他的心情，他自叹中年喜静，无钱买酒，半老无官，文章为命，一派江湖流浪人的写照！

    老舍之死，好久是一个谜。现在不是谜了。他死得惨。我们的了解是，他不是溺死在一个小湖的水里，他是陈尸在一个小湖的岸边。他的尸首很快地火化了，但是他的骨灰盒里没有骨灰!像老舍这样的一个人，一向是平正通达、与世无争 ， 他的写作一向是属于写实主义，而且是深表同情于贫苦的大众。从任何方面讲，他也不应该有他那样的结局。然而，不应该发生的事居然发生了。

    老舍最后一部小说是《正红旗下》，这部小说没有写完是一憾事。这部自传性质的小说和以往作品不同，态度较严肃，不再在口语文字方面的诙谐取巧。毫无隐避的这是自传性质的一部小说，不过究竟是小说，不是自传，背景是真的，故事穿插有真有假。从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明了老舍的身世。

（选自梁实秋《槐园梦忆》，有删改。）

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文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娓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良知和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叩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风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维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来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忌惮”，他深恶痛绝，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相关链接：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借鉴了中西诗学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袁隆平  情系水稻五十载

    从50年前安江农校的青年教师，到如今蜚声中外的著名科学家，袁隆平耕耘杂交水稻这块科学稻田已整整50个春秋。世界因此增产稻谷5亿多吨，不仅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还解决了其他国家的吃饭问题，为保障粮食安全和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3年，23岁的袁隆平在毕业分配志愿书上只写了两句话：“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果然，他到了“最艰苦的地方”——地处偏僻的湘西雪峰山下的安江农校。

    在农校教书的日子里，他利用课余时间走出课堂，走向田埂。烈日当空，农民在榕树下歇息，袁隆平依然头顶烈日，在田里劳作。1958年，袁隆平用月光花嫁接红薯，结果，最大一兜“红薯王”有27斤重。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袁隆平在试验田里偶然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水稻：株型优异，穗大粒多。兴奋的袁隆平将其所有谷粒留做试验的种子。第二年的结果却让人很失望。袁隆平灵感的火花来了：难道这是一株天然杂交稻？而当时权威看法是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不具有杂交优势。从这时开始，袁隆平下定决心不为权威所限，通过科学的研究揭示出水稻杂交的奥秘和规律。

    1962年，他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消息：英美的两个遗传学家克里克和沃克研究出了遗传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人家英美都分子水平了，我们还在这里学苏联，打转转。”

    这年暑假，他去中国农科院，找大学时候的老师、遗传学专家杨国荣。杨老师悄悄告诉他一些国外研究的情况。美国、墨西哥等国家的杂交高粱、杂交玉米已经开始生产，只有水稻的杂交技术还没有突破。他决定放下“月光花红薯”，专攻水稻杂交。

    为了找到理想中的稻株，他吃了早饭就下田，带着水壶与馒头，一直到下午4时左右才回来。六七月份的天气，他每天都手拿放大镜，一垄垄、一行行、一穗穗，大海捞针般在几千几万的稻穗中寻找，汗水在背上结成盐霜，皮肤被晒得黑里透亮，连常年扎在水田里的农民都自叹不如。正是凭着这种坚忍不拔、勇敢顽强的意志，在勘察了14万余株稻穗后，经过两年的探索、试验和研究，1966年2月，他终于写成“惊世”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从此，“杂交水稻”这4个字伴随了袁隆平的一生，成为他毕生不懈追求的事业。

    寒来暑往，袁隆平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执着将困难一一化解。历经8年磨难，1974年袁隆平配制种子成功。

    1975年冬，国务院做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杂交水稻的决定。1976年定点示范208万亩，在全国范围开始应用于生产，这标志着我国水稻育种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从此，杂交水稻开始真正大面积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农业和粮食生产。

    杂交水稻的成功，使袁隆平名声大振。1979年，湖南省委的领导找他谈话说，准备提拔他担任省农业科学院的主要领导。袁隆平诚恳地说：“我这个人不适合当官。别的不说，在搞科研这一点上，倘若真当上领导，哪里还有时间搞科研？”院里本来要给袁隆平换一间大一点的办公室，但袁隆平坚决不同意，说：“何必浪费呢。”作为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袁隆平每年手里的经费成千上万，但他对科研工作的经费也非常“吝啬”。2000年12月，袁隆平以技术入股的“隆平高科”在深交所挂牌交易，袁隆平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亿万富翁，但他还是以原来的样子出现在大家面前，仍旧是那个朴素的如农民一样的老头。

50年来，在促进水稻增产这座科研高峰上，袁隆平及其团队一直走在世界最前沿，多次创造水稻大面积平均亩产的世界纪录。2014年10月10日，农业部宣布，由袁隆平院士领衔的第4期中国超级稻亩产达1026.7公斤，创造新纪录。

    84岁的袁隆平表示，希望能在90岁前完成每公顷16吨的第5期超级稻攻关目标，最终实现“禾下乘凉、覆盖全球”的心愿。（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家再大，也只能睡一张床；资产再多，你每天也只能吃三餐饭，所以，我对钱这个东西看得很淡，够用就行。（袁隆平）②他是世界级农业科学家，联合国首席农业顾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一生获得过无数荣誉，然而至今，他仍然保持着一个农民的本色，他每天至少去一次农田，几十年来，除了多一些皱纹，整个人没变过。（《一个价值一亿元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