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下来的都是傻子

客机在大沙漠里失事，仅有十一人幸存。沙漠的白昼气温高达五六十摄氏度，如果不能及时找到水源，人很快就会渴死。

这十一人中，有大学教授、家庭主妇、政府官员、公司经理、部队军官……此外，还有一个叫彼得的傻子。

他们出发去找水源。大沙漠仿佛是个魔鬼，不断地同这些可怜人开着玩笑——他们先后三次欢呼狂叫着，冲向水草丰茂的绿州，可那绿州却无情地向后退却，退却，直至消失。是海市蜃楼！

次日中午，当他们又一次被海市蜃楼愚弄后，所有人都躺倒了，除了傻子彼得。他焦急地问别人：“那个水不就在这吗？为什么不见了？”

好心的家庭主妇告诉他：“彼得，认命吧，那只是海市蜃楼！”

彼得不知道什么叫海市蜃楼，他只是渴得厉害，他只想要喝水。他吃力的地攀上了前面一个五十多米高的沙丘，突然高兴得手舞足蹈，连滚带爬地下来，兴奋地嚷着：“水塘，一个水塘！”

这次，没有一个答理他，包括那个善良的主妇。彼得什么也顾不上了，他拔腿再次朝沙丘上爬，翻过了沙丘，吼叫着消失在沙丘的另一边。

“可怜的傻子，他疯了！”数学教授嘟哝了一句。

二十多分钟后，当彼得刚冲到塘旁，忽然狂风骤起，飞沙走石。彼得一跃跳进了水塘中……

大风刮了一天一夜。三天后当救援人员寻找到他们时，那十个人已经全死了。有的尸首已被沙土掩埋了。只有水塘边的傻子彼得安然无恙，除了瘦了些。

救援人员把他带到遇难者的身边，询问他是怎么回事，这些人何以会死在距离水塘不到一公里的地方。

目睹伙伴们的惨状，彼得哭了。他抽泣着说：“我和他们说了那边有个水塘，他们说那是海市蜃楼。我不懂什么是海市蜃楼，我只想去那边喝水，我就拼命跑去了——真的，你们能告诉我什么是海市蜃楼吗？他们为什么这么恨海市蜃楼，宁愿被渴死，也不去喝海市蜃楼的水？”

彼得瞪着他那双无知的、泪汪汪的大眼，虔诚地向救援人员请教着。

他说这个问题已经折磨他三天了。

江河情怀，水电人生

    ①张光斗，1912年5月生，江苏常熟人，幼时家境贫寒。1924年秋，他开始了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小学的求学生涯，然后交大附中，然后交大预科班，直至1934年，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交大毕业，同年考取清华留美公费生。到美国后，张光斗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由于成绩优异，他获得了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全额奖学金。

    ②“七七事变”给了张光斗极大的震动，他毅然放弃了深造机会，回国参加抗日。他说：“国将不国，我心何安！”解放前夜，在华工作的美国水电工程师力邀张光斗赴美工作，他却说：“我是中国人，是中国人民养育了我，我有责任建设祖国，为人民效力。”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曾多次下令，让张光斗把他手里的水电资料送往台湾，他不肯。在地下党员的帮助下，张光斗巧施“掉包计”，将假资料交了出去，而20箱真资料则藏到地下保存。解放后，他捐赠的资料成了国家“一五”期间水电建设的重要依据。

    ③20世纪50年代初，张光斗意识到水利理论教学的贫乏，他钻研、摸索了一套教学大纲，率先在我国开设了水工结构专业课，编写了国内第一本《水工结构》教材，建立了国内最早的水工结构实验室，开创了水工结构模型实验。60年代，他辛辛苦苦编写的几百万字的《水工建筑物》书稿，未及出版就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散失。多年之后，年老的他每日伏案，重著此书，相继于1992年、1994年、1999年出版了《水工建筑物》上、下册和《专门水工建筑物》共3部学术巨著。

    ④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密云水库告急。北京市委急召还处于受审查、受批判逆境中的张光斗火速回京。张光斗连夜赶到密云水库工地，却被告知：“这次加固工程的设计你要负责，但不准在图纸上签字。”尽管待遇如此不公，但他仍每天奔波在大坝工地，爬上爬下检查施工质量，仔细审查每张设计图纸，提出意见后交给“负责人”签字。他说：“我是为人民工作的，不是为哪一个人工作，让我签字也好，不让我签字也好，总之我要对人民负责。”

    ⑤长江三峡水利枢纽是治理和开发长江的关键性骨干工程。张光斗是60多年来三峡工程建设全过程的见证人和主要技术把关者。1993年5月，张光斗主持了三峡工程初步设计的审查。在汇集10个专家组、126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他慎重研究，反复推敲，逐字逐句地核定最终审查意见。三峡工程开工后，张光斗任国务院三峡建委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副组长，他每年至少两次来到三峡工地进行检查与咨询。2000年末，耄耋之年的张光斗又一次来到三峡工地，他为考察导流底孔的表面平整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硬是从基坑攀着脚手架爬到56米高的底孔位置，眼睛看不清，他就用手去摸孔壁。之后张光斗在质量检验总结会上极力坚持修补导流底孔，以确保工程质量。在场的人望着他脚穿套鞋、头戴安全帽的瘦弱身影，一个个感动得说不出话束。

    ⑥张光斗是个“工作狂”，从黄河上游的龙羊峡、拉瓦西到长江中上游的葛洲坝、三峡，从雅砻江的二滩到红水河的龙滩，他的身影频频出现。即使年愈九旬，他也闲不住。每天早上六时半起床，吃完早饭，步行到办公室，用王大珩院士给他特制的高倍放大镜阅读全国各大水利水电工程发来的资料，遇到新出现的问题，他就马上给有关部门打电话或写信，提出建议。如果问题特别重大，他还会去搜集大量资料，拿出充分论据，写成文章投寄有关部门与报刊，甚至上书中央。

    ⑦张光斗毕生为祖国水利事业操劳奋斗，功勋卓著。但2000年蓝旗营的院士楼建成时，他说什么也不肯搬进去，将新房让给了有需要的年轻院士。

    ⑧近年来，他在国内外屡获大奖，并被人们称赞为“当代李冰”。对这些荣誉，老人看得很淡。他说：“我感到很惭愧，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一点事情，感到受之于人民多，为人民工作的少。”

【相关链接】2002年6月1日，年逾90高龄的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荣膺第四届“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他是第一个获得此项殊荣的工程科学家。此外他还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教学成果奖”“何梁何利奖”“水利功勋奖”“哈兹（ Haas）国际奖”等。

傅璇琮：他这辈子只干了三件事

    傅璇琮1955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担任浦江清先生主讲的“宋元明清文学史”课的助教。原以为就此走上学术坦途，未料两年后被打为右派，从北京大学“贬谪”到商务印书馆。

    从北大来到商务印书馆四合院，二十五六岁的傅璇琮感觉自己“心情其实过中年”。他被安排校读、重编云龙旧编的《越缦堂读书记》，索性沉潜文章，以读书为业。傅璇琮在《<学林漫录>忆旧及其他》一文里回忆初拾编辑行当：“一下班，我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院中满栽的牡丹、月季之类，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韵味。”

    在商务印书馆悠闲的生涯很快结束，几个月后，傅璇琮被调到中华书局，开始了纷乱繁重的编书生涯。傅璇琮白天审读、加工稿件，夜里读书。每逢星期天，他就到北京图书馆看一天书，中午把早晨带去的馒头就着开水当一顿午饭。

    1980年代学界尚且冷清，傅璇琮先生接二连三发表几部重要著作，其中，对学界最有启示作用的无疑是《唐代诗人丛考》。当时学人通常只关注大作家，傅璇琮则把目光投向中小作家群体，通过对二三流诗人境况的考订勾勒出当时诗坛的样貌。这部书的出版一下子便把唐文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除了个人著书立言，傅璇琮也常常“为人作嫁”，在傅璇琮经手编辑的书籍当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当时国内对出版外籍华人的作品还极其慎重。傅璇琮接到稿件通读后，立即写出审稿意见。《万历十五年》原稿由英文写成，作者自己译成中文，因此译稿里有不少诘屈聱牙之处。傅璇琮请他在北大的同窗好友沈玉成对原书做润色加工。但黄仁宇坚持要亲自审阅各章的修改润色稿。当时传递文稿只能用跨洋信函，书稿来回修改、寄递，直到1981年6月才大致定稿。《万历十五年》首版中华书局初印27500册，几乎顷刻售罄。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料峭春寒风乍起还寒”学术背景下，傅璇琮以史学家的识见和出版人的胆识推进了《万历十五年》的问世。中华书局的出版物是国内外古典学界的“高天风筝”，傅璇琮手上曾牵过多少“风筝线”！

    傅璇琮先后主编了《全宋诗》、《唐才子校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等煌煌巨制。但对他而言，最为惬意的却是一套小书《学林漫录》。这套丛书收集了文史学界的一些轻松漫谈的文章，所讲不过是“书人书事”。“漫录”的“漫”字，来自杜甫诗句“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傅璇琮以为，只有像老杜那样经历半生戎马战乱，又磨砺了诗艺，集聚了知识，才当得起这信手拈来，漫不经心。这里发表过启功、俞平伯、钱仲联、吴小如等学人的文章，篇篇“如朋友之间，促膝交谈”，亲切可喜。

    傅璇琮先生一生都乐于扶植、支持后辈学者。1981年6月，即将研究生毕业的陈尚君专程到中华书局拜访傅璇琮。傅璇琮读到了他的文章《<全唐诗>误收诗考》，主动邀请他参加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2005年起，傅璇琮先后被人民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中文系聘为博导，再度回归大学讲坛。傅璇琮在清华开设“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课程，除了文史哲三系的研究生，中文系教授也悉数到场，还有北大、社科院、外地赶来听课的同学，盛况空前。

    30年来，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受到了傅先生成果的影响。他这一辈子，就是在看书、写书、审阅书稿中度过的。他是几十年来对中国的文史学术推进最有力的一个人。

（摘编自《南方都市报》2016年2月4日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2016年1月23日，傅璇琮先生走了。然而可以置信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集出版家、学者于一身的傅先生曾经成为一座丰碑，永远被仰视，永远受崇敬。（罗时进《傅璇琮：一座永远被仰视的学术丰碑》）②他喜欢到学生宿舍和我们小坐谈学，亲自帮我们借论文资抖，他同学生谈论问题时态度和蔼，总是乐呵呵，从不发怒。（清华学生追忆傅璇琮）

最后一趟生意

    漫天的沙尘渐渐退去，蓝天和烈日又一次出现在沙漠上空。他开着那辆破旧的黄色出租车在公路上行驶，道路的两边，处处可见车辆的残骸，远处的浓烟告诉他，战争正在他的祖国里进行着。

    天气晴好，很炎热，没有一丝风，对面驶来一支车队，车上也坐了很多人，这情景有点像这个国度里的乘卡车赶集的人群。不过不同的是，不是卡车，而是坦克，上面都是外国人，手里拿枪。他看着他们，他们也看着他，就这样交叉而过。

    “该死的战争！”他暗暗地咒骂。两天前，一颗导弹落在了他家门口的市集里，几乎毁灭了一切，幸运的是，他活了下来。于是他决定不再开出租车了，他盘算着等今天最后一趟生意做完，就和妻子孩子一起离开这个地方。

    “莎拉，孩子们，我爱你们，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等最后一趟生意做完。”

    他转头看了看驾驶座上放的一张照片，相框的玻璃碎了，不过照片上，妻子和三个孩子的笑脸仍然是能让他感到唯一欣慰的东西。

    不久，他到了一个检查站，路边停着不少坦克，那长长的炮管和多边形的脑袋简直让人不寒而栗。不少荷枪实弹的外国士兵站在路边。一个外国士兵伸手示意让他停车，他定了定神，停下了车。这几天，几乎没有什么平民的车辆从首都出来，所以现在，路上除了坦克，就只有他一辆车了。

    几个外国士兵走上前，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有一个为首的看了看这破车，弯下腰，又看了看他，问道：“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A ． 他笑了笑 ， 用那士兵能听懂的语言生疏地答：“长官，我从首都来，想离开这个地方，战争太危险了，”说着话，他递给士兵一支香烟，并点上了火，“战争几时才能结束？”

    “快了，我们的军队马上就能解放你们的首都，”外国士兵深吸了一口烟，像是看到了车里的相框，“这烟还不错，那是你的妻子和孩子吗？我也有两个孩子，和他们差不多年纪。”

    “是啊，他们是我最牵挂的人，不久前就离开这里了，我这就去看他们，也许不再回来了，战争年代开出租车太危险，我不想干了。”B ． 他看了看外国士兵，仍然微笑地回答。

    “等我们推翻了你们的独裁者，你就可以回来放心地开车了。”士兵靠在车窗上，也许那么多天来，第一次遇上对他微笑的原住民，因而心情也不错吧。

    “也许吧，不过我得去看我的妻儿了，有兴趣去我的家吗，我妻子会为你们做好吃的。一起去吧，最后一趟生意，不收你们的钱。”

    “我们有任务在身，去不了了，代我向你的妻儿问好吧，”士兵显然有些兴奋，他也许认为，这里的人民，还是有不少欢迎他们的，“对了，南方都是战场，你要到哪里去见你的妻儿呢？”

    C．他依旧微笑着，拿起了那个破碎的相框，在照片上吻了一下，然后转过头来，看着那个依旧得意忘形的士兵，还有他身边其他拿着枪的外国人，一字一句地说道：“天堂。”

    他最后能看到的，是那个士兵惊骇和恐惧而扭曲的表情，还有从指间滑落的烟头。

然后，他按下了按钮。

（选自《全球最佳短篇小说》，略有删改）

【注】故事背景为美国入侵伊拉克时期。

余光中：中国文字的炼丹人

    1928年重阳节那天，余光中出生于南京。余光中从十二岁开始跟从父亲和舅舅学习古文。《谏太宗十思疏》《留侯论》《赤壁赋》《阿房宫赋》这些经典文章，他都特别喜欢。他觉得文字有一种力量，“我愿意跟着它走”，“我将来一定要当作家”。整个青年时代，余光中都在寻找着“精神上的家人”，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济慈，雪莱、王尔德等都是他的“家人”。1954年，他的“精神家人”又增添了一大批。余光中与钟鼎文和邓禹平等人共创了“蓝星”诗社。他们经常聚会，讨论诗歌，勤奋创作，不是一首一首的写，而是一辑一辑的写。

    毕业没几年，余光中被派去美国爱荷华大学留学。那时，台湾和美国的现代化程度差别很大。余光中虽然热爱西方诗歌，但一想到美国人瞧不上台湾，心里就觉得委屈。加上那年家里也发生一些大事：母亲去世，自己同妻子新婚才两年，大女儿刚出生，还没看清孩子的脸，他就匆匆地出发了。每一个孤寂的长夜里，他都想回到台湾，回到“蓝星”诗社，和朋友们一起为中国的现代诗奋斗。

    1964年，三十六岁的余光中回到台湾，他质问自己，怎么都已经三十六岁了?拜伦、徐志摩，都在这一年结束生命；王勃、济慈，不到这年纪，便合上了诗集，竖起了石碑。那一年余光中唯一的儿子出生仅三天就夭折了。丧子之痛加上诗人对于“我是谁”的质问，使他心力交瘁。好在美国的音乐，在一定程度上使他获得救赎。

    余光中非常喜欢美国西部的民歌，南部的蓝调以及新生事物摇滚乐。特别是摇滚乐，甚至影响了他一个时期的创作风格。他在散文集中大量介绍了摇滚乐，并将西方音乐的节奏融入诗中，借此抒发心中的很多不平。连余光中自己也没想到，他的这些诗歌被杨弦拿去谱了曲，继而引发了台湾的第一波校园民谣风潮。“给我一把吉他和一肩风里飘飘的长发……”当时杨弦被余光中这些极富旋律感和节奏感的文字所打动，将《江湖上》等诗改编成歌曲，如今最为海内外读者所熟知的《乡愁》也是其中之一。

    1971年至1972年间，余光中在台湾写下了《乡愁》。他回忆说，当时二十分钟一气呵成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才思敏捷，而是因为离开大陆二十多年，这种感觉在心里也就酝酿了二十多年”，后来《乡愁》在大陆被选入教科书，电视台也用，很多人都会背。

    1988年，古稀之年的余光中出版了第二卷诗集。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余光中说，“以前所想到的能入诗文的题材比较少，以前我主要写自己——你不知道你是谁，你忧郁；你知道你不是谁，你幻灭；你知道你是谁，你放心。”现在，余光中已经脱离这三个情况了，写作的题材全凭缘分。

    2009年，导演陈怀恩接拍余光中传记纪录片《逍遥游》。片中除了日常工作生活状态外，导演还安排余光中带着夫人到垦丁——余光中在台湾唯一写过游记的地方——故地重游。余光中一路为夫人解释景物，还在海边童心大发，打起了水漂，并传授诀窍——石头要扁，形状要圆，出手要快，脱手要平稳而飞旋——出水为鸟，入水为鱼。

    台南小学教科书收录了《雨，落在高雄港上》一诗，导演安排余光中去高雄三民小学听小学生读书。不料那天余光中的女儿遭了车祸。行程既定，余光中无法随夫人赶往医院，心情郁闷。怎料一听小学生读诗，余光中竟然又开心起来，还教他们该怎么念这首诗，拍摄完后还乐呵呵地给他们签名。最后陈怀恩就片子定名为《逍遥游》一事征询余光中的意见，他幽默地说：“我哪敢说同不同意？庄子同意就行了。”

    说到幽默，余光中自有一番论调。他认为，所谓幽默，就是不正面迎敌，绕一个弯子去排解误会与痛苦。比如看牙医这样痛苦的事情，也能被他写成诗。再比如，从“马屁诗人”到“文白之争”，李敖似乎一直在逗余光中和他对骂，但余光中就是不理他，还幽默地说：“李敖天天骂我，说明他的生活不能没有我。”在余光中的经验中，幽默其实要比愤怒有用。

    除了写诗，翻译也是余光中今年热衷的一项工作。如今，已经八十五岁的余光中依旧笔耕不辍。他目前正在翻译济慈的诗，此时的感觉定与年轻时的不同吧。

（摘自《名人传记》2014年第3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以前写诗，他喜欢把中国文字压缩、锤扁、拉长、磨利，把它们拆开又并拢，拆来又叠去。如今他却争取写、改、誊一次完成。散文的话，每页纸最多改一两处地方。尽管外文系毕业的他用英语写论文都不成问题，但他说自己在写诗和骂人这两件需要抒发情绪的事情上，是非得用母语不可的。②深入生活越多，就越需要清净和一张干净的桌子。当生命走到暮年，对于“我是谁”的问题，诗人余光中早已不再质问，而是报以淡淡的微笑。

光荣

    孙犁

    饶阳县城北有一个村庄，这村庄紧靠滹沱河，“七七”事变那一年，河滩上的芦草长得很好。那时候，东西北三面都有了炮声，国民党的军队和官员，整天整夜从这条渡口往南逃，还不断搔扰抢劫老百姓。

    这一天，原生在河滩上割满了草筐，忽听得有人叫他。他回头一看，是秀梅，秀梅低声说：“那道边有一个逃兵，拿着一支枪。”原生紧握他那镰刀，拨动苇草往东边去了。秀梅跟在后边，低声说：“去吧，我帮着你。”

    原生一脚把他踢趴，拿起枪枝，回头就跑。到了村边，两个人才站下来喘喘气，秀梅说：“明天你就去当游击队！”

    原生说；“你听见人家唱了没：男的去当游击队，女的参加妇教会。咱们一块去吧！”

    “我不和你一块去，叫你们小五和你一块去吧！”秀梅笑一笑，就舞动小镰回家去了。

    原生当兵去了。小五是原生的媳妇，常常和婆婆吵架，后来就是长期住娘家，秋收也不来。

    秀梅在村里当了干部，有一天，一群妇女在一家梢门洞里做活，小五刚从娘家回来，站在一边摇着扇子。秀梅笑着坐下，说：“当兵是为了国家的事，是光荣的！”

    “光荣几个钱一两?”小五说，“我看也不能当衣穿也不能当饭吃！”

    “是！”秀梅说，“光荣不能当饭吃、当衣穿。这得看是谁说，有的窝窝囊囊吃上顿饱饭，穿上件衣裳就混的下去，有的人还要想到比吃饭穿农更光荣的事！”

    别的妇女也说：“秀梅说的一点也不假，打仗是为了大伙。”

    小五说：“你不是干部吗?我要和他离婚！”

    大伙都一愣，望着秀梅。秀梅说：“你不能离婚，你的男人在前方作战！”

    “有个头没有?”小五说。

    “怎么没头，打败日本就是头。”

    小五回来就又和公婆闹，闹得公婆没法，咬咬牙叫她离婚走了。

    自从小五走了以后，秀梅就常常到原生家里，帮着做活。

    日本投了降，原生回来了。说：“队伍往北开，攻打保定，我请假回家来看看。”新农会的主席手里扬着一张红纸，说：“咱们原生在前方立了大功，活捉了蒋介石的旅长，队伍里选他当特等功臣，全区要开大会庆祝哩！”

    第二天，在村中央的广场上开庆功大会。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换了新衣裳，先围到台下来，台上高挂全区人民的贺匾：“特等功臣。”各村新农会又有各色各样的贺匾说辞，台上台下全是红绸绿锻，金字彩花。

区长讲完了原生立功的经过，他号召全区青壮年向原生学习，踊跃参军，为人民立功。接着就是原生讲话。台下妇女群里喊了一声，欢迎秀梅讲话，全场的人都嚷赞成。秀梅到台上讲了这段话：“原生立了大功，这是咱们全村的光荣。有人问：什么时候打败蒋介石？这问自己就行了。我们要快就快，要慢就慢，我们坚决，我们给前方的战士助劲，胜利就来得快；我们不助劲，光叫前方的战士们自己去打，那胜利就来得慢了。这只要看我们每个人尽的力量和出的心就行了。有的人，说光荣不能当饭吃。不明白，要是没有光荣，谁也不要光荣，也就没有了饭吃；有的人，却把光荣看得比性命还要紧，我们这才有了饭吃。”台下面大声的鼓掌。

    接着就是游行大庆祝。最前边是四杆喜炮，两面红绸大旗；一面写“为功臣贺功”，一面写“向英雄致敬”。后面是大锣大鼓，中间是英雄匾，原生骑在枣红马上，马笼头马颈上挂满了花朵。

    每到一村，锣鼓相接，男男女女挤得风雨不透，热汗齐流。街上的老头老婆们连声说；“修下这样好儿子，多光荣呀！”

    队伍在平原的田野和村庄通过，带着无比响亮的声音，无比鲜亮的色彩。太阳在天上，花在枝头，声音从有名的大鼓手那里敲打，这是一种震动人心的号召：光荣！光荣！

（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