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通儒顾炎武

    顾炎武从科举制度桎梏中挣脱出来后，便一改旧习，自警“能人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力倡“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为了一抒山河壮怀、广交天下贤哲，也为了摆脱纠缠。躲避豪绅叶方恒的陷害，他以游为隐，将家事稍作安排，便只身出游。最初往来于山东、北京、江苏、浙江之间，自康熙元年起，其游踪扩至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以友人所赠二马二骡载书自随，南北往返，风尘仆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著述事业。顾炎武每到一处，必考察当地风土人情、山川地理，如与平日所闻不符，便打开书卷验证。旅途中则在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就翻书温习。据他在《书(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回忆，自己曾临泰山，谒十三陵，登恒山，抵太原，“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他把所搜集到的地理文献资料一分为二，将有关水利、贡赋、经济、军事部分，编为《天下郡国利病书》，有关地理沿革、建制、山川、名胜部分，则编为《肇域志》。

    顾炎武把《论语》中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作为自己的治学宗旨和处世之道，虚怀若谷，严于律己，注重友情。在他看来，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难成。交友是益学进道的重要途径，古人学有所得，未尝不求同志之人，所以，寻友交友构成他为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学交友过程中，他始终推友之长，虚心以待人，以友为师，其高尚品格足为后世楷模。他晚年所撰《广师》，从学术视野、学术贡献、博闻强记、文风雅正、治学态度等方面，对同时代的十位“同学之士”加以称许。其弟子潘耒在《日知录》序中，盛赞其师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天下贤豪长者。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

    顾炎武一生，始终关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早年奔走国事，中年谋求匡复，即使暮年独居北方，依旧念念不忘“东土饥荒”“江南水旱”，直到逝世前，病魔缠身，他仍然以“救民水火”为己任。他主张，天生豪杰必有所任，“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正是自己的责任。顾炎武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有其特定的原因，今天看来固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对于一个旧时代的思想家和学者来说，却是难能可贵的。面对明清交替的现实，顾炎武从历史反思中得出结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世学者将他的这一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颇有道理的。

（摘编自陈祖武《顾炎武评传》

相关链接：①顾炎武（1613—1682），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初名绛，字宁人，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遍游华北，所至访问风俗，搜集材料，学问广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槽、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反对空谈“心、理、性、命”，提倡“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顾亭林诗文集》等。（摘自《辞海》第六版）②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为人…深信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告别布鞋院士  难忘一颗初心

余建斌

    “布鞋院士”，68岁的李小文1月10日离世，消息来得很突然。

    尽管他留下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会。但他离去的当晚，网络社交平台上，对他的怀念还是铺天盖地，一如他在去年因光脚穿布鞋授课而走红，成为网友口中“不起眼却身具盖世神功的扫地僧”，和大众眼中“有个性、有才华、有风骨”的科学家。

    李小文的“走红”，在于他身上折射出的巨大反差。最初的反差，是他朴素、不拘小节的打扮，与大众心目中的院士形象相去甚远；随着他被挖掘出更多极富个人魅力的生活细节，一个成就了“20世纪80年代世界遥感的三大贡献之一”，同时却又极为淡泊名利、执着科研的科学家形象，与人们印象中被浮躁风气浸染、公信力有所消解的科学圈形成了又一个反差。可以说，李小文个体的“出现”，实际上激荡起了社会群体潜意识的涟漪，乃至被认为有助于重塑科学界的榜样和信心。

    客观地讲，由于近年来学界出现的一些杂音，科学家的形象多少被打了折扣，长大后做一名科学家也逐渐不是小孩子们脱口而出的梦想。尽管如此，普通公众还是会对真正的科学家肃然起敬，为难以理解的科学奥秘而着迷，对科学的向往和情结依然牢固。

    一大批包括李小文在内的科学家，一直是承载这种理想标杆的坚实基础。刚刚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89岁的于敏院士，曾隐姓埋名三十载，“两弹一星”元勋的称号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社会知名度，他觉得“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92岁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植物学家吴征镒说，“我感觉到学无止境，后来居上。”孙家栋院士则只给自己打了及格分……每一位做出大成就的科学家，从事的领域、个人的性格难说相似，但求真务实的态度往往相似。“布鞋院士”最吸引人的地方，自然不是科学家的朴素，而是科学家的专注。

    有人用“纯粹”来形容和赞美李小文，但对李小文自己来说，他的生活态度和工作态度更可能是习惯，是兴趣，是爱好。只是爱“酒里乾坤，三杯两盏淡酒间与学生趣谈诗书武侠”，爱用“黄老邪”之名在博客上写写涂涂，在自己的科学天地与人小过几招。“布鞋院士”盛名之下，仍是一个喜欢光脚穿布鞋的“技术宅男”。他遵从的，只是自己的“一点素心”，一颗初心，无关其他高大上的形容词。

    李小文的一名博友说，李小文多少有些魏晋文人的风骨，而这种风骨，就是现在学术界缺少的真性情，是学者本分的回归和做学问应有的那种心态。

    李小文大学时期的校友戴绍基说，李小文的言行，维护了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本色、随性，这种影响甚至比他在遥感领域作出的贡献更可贵。

    就在几天前，1月7日，李小文以高票当选北京师范大学第六届“感动师大”新闻人物。由于他酷爱阅读金庸小说，颁奖词也颇具武侠风：“一点素心，三分侠气，伴你一蓑烟雨任平生。”当时他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但想必是乐意听到这样的评价的。

（选自2015年1月12日《人民日报》《新京报》）

相关链接：①李小文1947年3月2日生于四川自贡，中国科学院院士，专长于遥感基础理论研究，李小文—Strahler几何光学学派的创始人，硕士论文被列入国际光学工程协会“里程碑系列”，在国内外遥感界享有盛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也是973项目“地球表面时空多变要素的定量遥感理论及应用”的首席科学家。（摘自《新京报》）②他有自己的一套金钱观，认为钱的作用在本质上是“非线性和非单调性”的。对比较贫困的青年学生来说，很少一点钱，也许就能帮助他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或是拯救一条生命，产生比较好的社会效益。几年前，李小文拿出李嘉诚基金会奖励自己的钱，在母校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设立了以其长女命名的“李谦”奖助学金。对于这项奖助学金，李小文解释“自己有口酒喝，就感觉进了‘非线性区’，没什么负担，就捐了”。（摘自《中国教育报》）

世间真君子

拾遗

    1912年正月，郭沫若屏住呼吸揭开盖头，发现新娘长着“一对露天的猩猩鼻孔”，他奔出洞房，五天后离家出走。原配张琼华独守空房68年。1906年，鲁迅被母亲骗回老家完婚。新婚晚上，他独自睡进了书房，第三天离家出走。原配朱安独守空房43年。

    胡适13岁时，母亲便做主给他定了婚，而胡适与江冬秀未曾谋面。胡适内心也曾抗拒过、疑虑过、矛盾过，但终没有推翻婚事。他说：“我深深懂得旧式婚姻中女性的地位。”1917年，留美归来的北大教授胡适迎娶了江冬秀。历史学家唐德刚说：“这位小脚、眼有翳、爱打麻将的女人，成了传统中国社会最后一位福人。”

    1919年，林语堂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没想到经费用尽，生活断炊，他求助于北大胡适，“能否由尊兄作保他人借贷1000美元，待我学成归国偿还”。不久，林语堂就收到了胡适的汇款。胡适说：“这是工资预支款，君归国后，一定要回北京大学工作。”哈佛毕业后，林语堂又赴莱比锡大学读博。他电报胡适：“再向学校预支1000美元。”后学成回国，林语堂如约到北大任教。他找到校长蒋梦麟，万分感谢。蒋校长感到意外，林语堂这才知道学校根本没出过这笔资助——那都是胡适个人的钱。而这件事，胡适从没有向外人说过。胡适资助的对象，还有吴晗、周汝昌、李敖、沈从文等一众才子，他还资助过贩夫走卒。

    胡适是倡导白话文的旗手，而黄侃是反对白话文的先锋。一次，黄侃在讲课中举例说：“如果胡适的太太死了，其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文言仅需四字：妻丧速归。”胡适的回击也令人叫绝。课堂上，胡适对学生们说：“前几天，行政院给我发信，邀我去做秘书，我拒绝了。同学们如有兴趣，可用文言代我拟一则电文。”学生写完后，胡适选了一则字数最少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仅12个字，也算言简意赅。但胡适说：“我的白话文电文就5个字：干不了，谢谢。”学生们纷纷叹服。

    “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这是胡适流传甚广的一句名言。作为新文化运动和“自由主义”之旗手，胡适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胡适在给杨杏佛的信中说：“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新文化运动后，因政见不同，鲁迅与胡适交恶。此后，鲁迅在报刊上多次挖苦、讽刺胡适。面对鲁迅痛骂，胡适从不应战。对于鲁迅的文章，只要认为是好的，他就会大力推荐。鲁迅去世后，作家苏雪林给胡适写信，称鲁迅是“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胡适回信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鲁迅死后，胡适从没发过一句恶声。当许广平就《鲁迅全集》出版事宜给胡适写信，请他“鼎力设法”介绍商务印书馆时，胡适“慨予俯允”，立马出面推荐，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奔波效力。

胡适曾赠言北大哲学系毕业生：“我这里千言万语，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胡适学术上的伟大，不在于他的著作，而在于他的治学之方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读古人的书，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聪明到怎样，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样。”“世间有一种最流行的迷信，叫做‘服从多数的迷信’。人都以为多数人的公论总是不错的。”所以胡适觉得应该“大胆假设”，不大胆地假设、怀疑，就不会有进步和创新。但大胆假设、怀疑之后，应该“小心求证”。“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这种治学方法，也被胡适运用于做人做事中。所以他从来不站队、不妄议、不盲从，不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史学家顾颉刚说：“我的研究古史的方法，直接得之于胡先生。”

    1962年2月24日，一场庆祝酒会上。胡适发表即席演讲，不料讲到一半，突然心脏病猝发，溘然长逝。

    整个天下，哭声一片。

【相关链接】胡适曾自比唐僧，他作《<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写了个故事：唐僧取了经回到通天河边，梦见黄风大王等妖魔向他索命，即念动真言，把当日想吃唐僧一块肉延寿三千年的一切冤魂都召请来，把身上的肉割下来都布施给他们吃了，一切冤魂都得超度，他也成了正果。胡适在给友人的信中也说：“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祝福他。”

在“散步”中体验美

    宗白华与朱光潜、蔡仪、李泽厚、高尔泰并称中国当代“五大美学家”，但宗白华是从研究哲学、文学艺术尤其是诗学而转到美学研究中来的。他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心的萌动在童年时期就已有之。宗白华自认为他后来写诗同年幼时的性情特点有一定的关系。少年时的宗白华耽于幻想，对于山水风景的酷爱为一般人所不及。1914年年初，宗白华在浙江上虞姨父家度寒假。浙东的山水秀丽清奇，如梦似烟，湖光山色的美让他心中的诗情犹如泉涌。但他开始诗歌创作是移居上海之后，当时他住在外祖父家中，外祖父是一位诗人，每天早晨在家中小花园里高声吟唱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唐人的绝句，宗白华深受感染，他说：“我爱写小诗、短诗，可以说是承受唐人绝句的影响。”

    宗白华的美学理论和思想集中在他的《美学散步》一书里，以这部经典著作为标志，宗白华成为我国美学界“散步美学”的代表人物。这是一种不做严格的逻辑分析的方法，是一种从总体上把握艺术意象的方法。宗白华认为艺术意象是完整的，不可破坏，这种从总体上把握的方法更符合艺术自身的规律，符合美感把握的内在规律。他徜徉于中国古典艺术优美的意境之中，显得是那样自由自在，游刃有余，如同他晚年在繁花似锦的未名湖畔悠然散步一样。他是从研究中国绘画艺术品开始自己的“散步”的，20世纪30年代就写了《徐悲鸿与中国绘画》、《介绍两本关于中国画学的书并论中国的绘画》等美文。如果说这几篇文章属于宗白华美学研究的试笔之作，那么《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则是他在西方与东方两种大文化背景下圆融的比较之作，表明他已从研究中西绘画技艺的差异上升到研究中西文化哲学的差异，并开始辐射到中国书法、建筑、园林等艺术领域。到40年代，宗白华发表了《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标志着他的美学理论日趋成熟。这种“散步”方法决定了宗白华的美学研究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而是从大量具体的、感性的文学艺术品出发。因为，自然和艺术品本身是多样的、独特的，要以自然和艺术品为研究的中心，就需要认真地一一体验其真美所在。

    宗白华“散步”式体验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美学研究中独树一帜。这种“散步式”研究方法与那些重逻辑统一的美学研究方法明显不同，使得宗白华的美学研究与各种各样以逻辑为基点建构美学体系的美学流派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建国以后，中国的美学研究形成了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以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统一派；后来又形成了以李泽厚、蒋孔阳为代表的实践派，以周来祥为代表的和谐美学派。这些成熟于当代的各种美学流派虽观点各异，但都是以逻辑统一去建构美学体系。他们与宗白华的以生命美学为内蕴的“散步派美学”相互争鸣。

    宗白华从感性的视角去观照中国艺术精神，与他深厚的精神底蕴有关。青年时代的宗白华醉心于德国古典哲学，康德哲学的时空观、叔本华对现象世界本体的思考，构成了宗白华意境学说的理论和思维基础。同时，宗白华把老庄思想以及禅宗学说等结合起来，从具体的艺术品出发，运用精密的思辨，拓开了中国艺术中的时空境界，阐发了关于中国艺术意境的绝妙思想。

（摘编自邹士方《宗白华传略》、李剑清《被遗忘的宗白华》等）

【相关链接】①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看重逻辑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却唤作散步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不相容的。（宗白华《美学散步》）②与西欧古代以来的美学相较而言，中国古代美学是零散的，不够体系化，也不够哲学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美学就没有自己的特色，而是意味着凭借某种特殊方式的介入才能将其挖掘出来而不至于隔靴挠痒，这种特殊方式其实正是一种召唤：生命的灵光。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也许正是这种“生命对学术的感应”。（邹其昌《散步者的灵光》）

房玄龄，生而为宰相

水鹿

    初唐的天空，星光灿烂。

    在后人看来，这些光芒属于魏征、王珪、尉迟敬德、李世勣……一个个激情张扬的人。他们思考、磋商、争辩，挺直了脊梁建功立业，做人成事。

    然而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问题是：这么多个性鲜明的人，最容易骄傲不服气，碰撞成灾难性的内斗和党争。

    他们太需要一个没有个性、没有激情的人，来做稳压器。

    他就是房玄龄。他总是笑眯眯地洞明世事，又总是不吭声地隐忍委屈。皇亲李神通攻击过他，重臣萧瑀攻击过他，“第一宠将”尉迟敬德也攻击过他，眼看都要变成朝里的“出气筒”了，可他还是和没事人一样。他简直天生是给李世民做宰相的。

    有一次房玄龄得了重病，一个口齿轻佻的小官吏开玩笑道：“宰相小病去探访有好处，如果病得快要死了，去探访也就没什么用了。”有人将这话挑唆到房玄龄那里，房玄龄对此的反应是——见到那个随众来探访自己的小官吏时，笑着调侃一句：“你都肯来看我，那我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啊……”

    房玄龄还是出名的“怕皇帝”者。急躁任性的李世民，也和大臣们一样，经常拿房玄龄当“出气筒”，越用越顺手。房玄龄照例不争辩、不顶撞，逆来顺受，道歉了事。有人因此讥讽老房“没骨气”，尤其是他身边还有傲骨铮铮的魏征作对比。其实房玄龄心里很明白，李世民是个多么骄傲的人，成天被魏征骂来骂去又不能还嘴，难免心理不平衡。那我老房做做自我牺牲吧，皇帝把气撒在我身上，总比他攒多了委屈以致决策失常要好。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次又一次心照不宣的表演：皇帝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发雷霆痛骂宰相，剥官落爵叫他回家待罪。房玄龄也就乖乖回家，平静地告诉家人“把房子打扫打扫，待会儿皇帝要过来接我回去”。而李世民果真就来接了，两人携手上车回宫，谁都不多说什么，好像发脾气那一幕从来就没发生过。

    那些君臣的脾气，终于在性情温和、通达睿智的房玄龄手里，揉捏成方向一致、和衷共济的“合力”了。

    但“老好人”房玄龄的本事绝不止于此，他有着令人惊叹的办事效率和实干能力。李世民和魏征等人通过争辩讨论定下了大政方针，房玄龄就和他选拔的一批实用性人才一起埋头苦干，去实现贞观的宏图大卷。

    贞观时代，朝廷全部官员只有643人，房玄龄做了22年的宰相——除了贞观的最后一年他已过世之外——他总是日复一日处理着繁杂的日常行政事务，让一个高度精简的行政机构，发挥出强大的作用，支撑起贞观之治的日常大局。以致于李世民有时会抱怨他太过细致，提醒说，身为宰相应该只管大事，把那些小事丢给下属就好。可房玄龄还是继续“我行我素”地“琐碎”着。

    当时尚书省下辖的各部里，工作最繁琐、最被士人看不起的，是管理财政预算和账目的“度支司”，一度无人肯任其职。房玄龄竟以宰相之尊自任“度支郎中”，亲自把守着大唐国库。

    这22年的殚精竭虑，比起早年辅佐李世民征战天下、决战玄武门，更值得记录在房玄龄一生功业的榜首。诚如后世史学家所公认的那样：作为宰相，他开国有功，却从不突出自己；王珪、魏征以谏诤闻名，他就竭尽全力给他们提供机会；李靖、李世勣善于带兵，他就在后方做好后勤支持；每一个官员，他都能让他们在贞观时代淋漓尽致地展示才华；他没有一项拿得出手的“政绩工程”，然而天下人都知道，这个国家少不了他。李世民也一样知道。

    人生终是难免一死。贞观二十二年，房玄龄走到古来稀的71岁。在那个时代里，他已经是活得很长的老人了。高龄带来的疾病难以克服，房玄龄的身体越来越差。而此时，比房玄龄年轻许多的皇帝也已重病缠身，那太过绚烂的一生迅速地消耗掉了李世民的寿命。重病中的李世民，让人把房玄龄抬到殿中，在御座之侧放下，君臣对坐流泪，竟是相视无言。回首他们在渭北秋风之中的初遇，时光已经流逝了32年。

    一段浩浩汤汤的贞观时代，回荡着各种各样的旋律。人们立德，立言，立功，以丰富多彩的形式把自己独一无二的声音，铭刻在这个时代上。“贞观”因此而朝气蓬勃、气象万千。但贞观的第一宰相房玄龄，却在洪亮之声中沉默着，埋头忙于记录、整理、实施——他从来都没有自己的声音，他的声音就是“贞观”。

（节选自《读者》）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郭文卿

    刘灿章的书画，爽朗大气，厚重却不失灵动，技法娴熟，笔墨功夫深，以书写意，以画抒情，入古而出古，笔墨线条间散发出浓浓的书卷气，隐约有种穿越时空的力量，让人深感安时处顺的悠然自在。

    书画同源，先生书画相得益彰。书法千锤百炼的线条艺术、枯湿浓淡娴熟的用墨技巧，为绘画提供坚实的笔下基础及鲜活之气。书法亦融合绘画中的自然精神，显得灵动。先生书法兼具各体，尤以草书为盛。主要师法王献之、王铎、怀素、黄庭坚。草法烂熟于心，下笔如飞，自成一体，跌宕绵延，纵意肆流，一气数字，结成大势，颇具神韵。所用线条素简，随意流出，疏朗活泛，毫无拖沓之感，极具节奏；遵章法而不囿，自然流露的率真、质朴气质，耐人寻味。

    先生所画，题材广泛。山水、花鸟，无所不能。山水气势恢宏、苍茫浩渺，笔墨洗练，线条遒劲，布局有方，格调高雅，墨色变幻，让人感觉或空灵奇妙或浓重繁茂或温润亲和，有文人画求诗意的气质，却也有独特的笔墨语言。

    先生的作品气质万千，恐怕与他对艺术的态度不无联系。除却天分与勤奋的因素，更多的是他对艺术的真诚、赤诚之心。他自幼喜爱书画，正是这种对艺术天然的热爱，促使年幼的他在墨与写字的笔结成冰碴儿的冬天，也不放下手中的笔。他绕村子跑几圈取暖只为写字，而那时的纸也只能是四处苦寻来的报纸或厕所粗手纸。

    在生命最青涩的年纪，这样的冬天一直陪伴着他，更别说春暖花开的季节了。18岁他参军入伍，他所到的部队恰恰是相对闭塞的一支。因其能书会画，获得了放电影的差事。彼时，放电影不仅要画海报、放幻灯片，还要背着沉重的机器四处跑，先生强健的体魄与那时的四处奔波锻炼有着莫大的联系。他心系读书，写字，画画。下连队放电影间隙，深入巴山秀水，深山老林，眼前景色成为他最好的素描素材。放映任务结束，他的时间都被这些美事填满。对那些从城里来的字帖与画册，他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爱恋，反复临摹，不知疲倦，这样的痴迷，深深潜藏在满是军规的军营里，竟然长达十几年。

    自助者，天助之，先生后来遇见了书法名家孙竹篱。孙先生博古通今，乃一代书画大家。先生受其艺术精神感染，从业余的苦磨苦练中走了出来，看到了悟性与勤奋拥有同样的闪光点，深化了其对艺术的认知。后来又遇到陆俨少、沈鹏两位影响深远的师长，他一直谨记他们给予的智慧。这也是为什么几十年未曾荒废文学、哲学积淀的原因，他们一致认定艺术始终是要有深厚的根基支撑，才能永葆生命力。

    他几十年如一日，闻鸡起舞，与书画虔心作伴，一直走在探寻的路上。若非对艺术的赤诚，何以走到今天？

    他的人生亦如他人，并非坦途。他总是默默接受，把一切幻化，融进他的艺术生命中，他作品里透出的厚重也许在诉说着什么……

    “把一切想明白了，就可以坦然面对自己了”，他说得不疾不徐，轻言却饱含力量。他的人和作品一样，说出的话，做出的事，让人感觉到他“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大情怀。

    不论是书还是画，先生已然有较明显的个人面目，但他对自己的期许也许更多。多次听他讲要用接下来的几年，潜心深入传统、经典，梳理调整创作，精进草书、隶书和山水，力求自我进一步跨越。

（选自《名人传记·财富人物》，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