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将领刘放吾

刘放吾，湖南贵阳人，生于1898年4月17日。刘家祖祖辈辈靠耕读勤俭持家，家境殷实。刘放吾的父亲喜欢读书，经常以《朱子家训》及“曾文正治家之道”训导他们。青少年时期的读书、务农和传统的家教，让沉默寡言的刘放吾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生活作风和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到黄埔军校去”成为当时年轻人最时尚的口号。1926年6月，刘放吾从湖南省桂阳蓝嘉联合中学毕业后，深受湘军领袖曾国藩思想的影响，辗转来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步兵科学习军事。三年后，刘放吾毕业，在蒋介石的中央军校教导队当了学生队排长。在这里，士兵们操练时用的都是最新的装备，训练的也是新装备体制下的新战术。但是，不像在战场上那样，有那么多建功立业的机会，只能认认真真地通过训练磨练意志。刘放吾在这样的环境中，默默地、踏踏实实地干了很多年。后来，蒋介石为了补充国民党军的抗战力量，组建新三十八师，孙立人任师长，刘放吾离开了教导队，任三十八师一一三团团长。

1942年2月，为了协助驻缅英军抗击日寇对缅甸的进犯，保卫西南大后方的安全，国民党组建中国远征军。刘放吾率领的一一三团随三十八师于4月抵达缅甸，参加曼德勒会战。

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以后，驻缅英军孤傲自大，日军三十三师团轻易地就将英军第一师全部和第七旅一部包围于宾河南岸的仁安羌东北地区。英军反复突围，均无功而返。在这紧急关头，驻缅英军司令向中国远征军发出驰援请求，师长孙立人立即要求刘放吾迅速驰援解围。面对数倍于己、装备精良的敌人，刘放吾没有惊慌失措，而是要求全团上下即刻熟悉地形，尽快做好战前的充分准备。在一一三团的攻击下，日军苦撑了三天，就仓皇溃退了。事实上，刘放吾当时带去的官兵只有八百多人！就是这八百多中国勇士，在刘放吾的指挥下，不仅击溃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日寇两个精锐联队一万余人，而且成功救出了被围的已经绝望的七千名英军。此举令那些骄傲的盟军都不得不对中国远征军另眼相看，极大地振奋了中国抗日将士的军心。

“仁安羌大捷”后，刘放吾率领一一三团奉令掩．护英军及杜聿明部队撤退，转战卡萨。任务完成后，转进野人山原始森林，经历了一个月千辛万苦地翻山越岭，终于在5月30日，在南先庆趁着黑夜，在敌人炮艇的巡逻下，泅水横渡大江，进入印度，归还建制。在渡江前，刘放吾发出两通电报：一通发到军令部给何应钦，一通发到师部给孙立人。电报里只有两句话：“刘团今夜渡江，不成功，就成仁。”渡江之后，无线电浸水，无法和外界联系，谣传刘团全军覆没，那时刘放吾的妻子正在贵州都匀，闻讯后当场昏厥。

“仁安羌大捷”是近代以来中国军人在境外第一次打败日寇的战役。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国民党军的历史记载中，甚少提及第一一三团的战功，更少谈及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第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一切功劳都归到了孙立人及三十八师的名下。性情敦厚、淡泊名利的刘放吾，从此选择了沉默寡言，不在任何人面前谈起自己的“当年勇”。在派系严重的国民党军中，刘放吾虽然在1946年被委任为少将高参，但这是一个只能得到一些微薄薪水的闲职，刘放吾的事迹从此被人们逐渐淡忘。

1994年，刘放吾在美国洛杉矾逝世，享年九十五岁。他的次子刘伟民在整理刘放吾的日记时，看到父亲在记述仁安羌大捷时引用的唐代诗人陈陶的《陇西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刘放吾戎马一生，热血忠诚，而这短短的几句诗中，也透露幽他对战争残酷的无奈。

（摘编自《刘放吾：蒙尘半个多世纪的抗战将领》，《名人传记》201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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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伟民再三追问，父亲才说了一些与“仁安羌战役”有关的细节：“新三十八师多为湘兵。当时我们练兵采取曾国藩治湘军方式，官兵必背《曾胡治兵语录》，因此秉承了湘军的忠义勇精神，作战勇敢。另外就是对士兵的严格训练。我按照《陆军步兵操典》规定，每人每天跑五千公尺；射击时，不瞄准不准发，每发必中，每三个月进行一次实弹射击，几乎所有官兵的命中率都在七成以上。练兵千日，用兵一时，仁安羌战果源自平日训练。”

（“铁血社区”《我的团长刘放吾》）

②他爱读曾国藩家书及治军文献。不论练兵、治军及治家，他都以曾国藩的言行为典范。我们在他的遗物中找到多本破旧的曾文正公的文集。每页均有他读了多遍及加注的痕迹。可见他对曾公文献的重视。

（《潇湘晨报·刘放吾：从抗日名将到煤球店老板》）

叶嘉莹：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灯人

       大学时的诗词习作已被老师顾随惊叹“青年有清才若此”，到得中年，更获得文史大家缪钺“实大声宏，厚积薄发，迥异于前代诸女诗人者矣”的揄扬；至于学术成就，顾随在她23岁时已经断定“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鼓励自立门派，而她将西方理论引入古典诗词研究的大胆尝试，引得缪钺主动来信盛赞“继《人间词话》后，对中国词学之又一次值得重视的开拓”。她，就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灯人叶嘉莹。

       倡导以吟诵为主、对儿童进行古诗教学成为这位自感“老之已至”的学者的重点工作，她为儿童编写古诗读本，亲自读诵吟唱，乃至上电视亲身示范，“只希望在传承的长流中，尽到我自己应尽的一份力量。”

       叶嘉莹认为，古诗词教育能使孩子们与古典文化相通：“关键在于选入教材的是不是精华之作，老师能不能把其中的精华讲解清楚。选的是糟粕的话也没什么用。选的是精华，老师能把精华讲出来，才算达到目的。”“好的老师应该把诗词里的生命教出来，让诗词有一种兴发感动。”叶嘉莹说。

诗教是古代的教育传统，而这个时代的诗教，对她而言，就是让诗从抽象变为具体，使今人也能体会当时诗人的感情、心智、意念、理想等，使诗词活起来。

       她曾在加拿大为幼儿园的孩子们讲古诗词，一出手就用杜甫的绝句：“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学界往往以为杜诗沉郁顿挫、意蕴丰富，非经人世者难解其中况味，乃至历代对其的阐释、集注都有上百种。但叶嘉莹认为，不能看低小孩的智能而让他们读浅近的诗歌，“要选择真正好的作品，只要老师讲的明白，他们一样会理解，一样能背下来。让小孩子学骆宾王的《鹅》并不合适，这不能算一首好诗，只是骆宾王小时候的习作，对孩子们学诗、作诗没有意义。”

       叶嘉莹先用了杜甫的画像让孩子们认识这名诗人，再用地图让孩子了解杜甫颠沛流离的生活境况，最后回到诗歌本身，向孩子们讲解这首诗是杜甫出外散步，看见春天的美景而作。叶嘉莹讲完一句，就画一幅图以加深孩子们理解，全诗讲完后，再带领他们背诵、吟唱，孩子们由此对古诗饶有兴味，学得非常快。

       当时她给孩子们留了两句诗 “门前小松鼠，来往不惊人”当作业。有一个小朋友续出了“松鼠爱松果，小松家白云”这样饶有意趣的句子。

“诗不是抽象的东西，”叶嘉莹说，“人是有感情的动物，诗是感情的活动，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小孩子学诗，就是让他们对天地草木鸟兽、对人生的聚散离合都有关怀的爱心。”

       但现在的一些做人方式令她不能理解。生于“燕京之旧家”，叶嘉莹“提倡弱德之美，要求自己在艰难困苦中亦能持守；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也就是待己严待人宽；日三省吾身……这样的性格是我从小受到的教育使然，在这种文化里强调人的弱德，而非当一个强取豪夺、不择手段的强者。”

       现在的“读经”让她有点看不懂。她看到报纸上说，一些读经班单让小孩背书，老师不讲解内容，唱歌一样带着孩子们背，孩子连字都认不全，只能跟着老师唱。“误人子弟。”叶嘉莹评价，“读书当从识字始，字都不认、道理都不懂，背来有什么用？”

       叶嘉莹认为，应该以“兴道讽诵”的方式，老师先让孩子认字，告诉他诗里写了什么，让他明白诗人的感动何在。而“道”，则在于以讲解来引领．“教小孩是要一步一步来，现在的情况是老师都不懂，学生乱背，错字别字都不通，背得再多有什么用？”叶嘉莹反问。

      在古与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之间，作为一名学者，叶嘉莹以辩证眼光观之。近体诗与现代诗，在她看来“各有所得，各有所失”，都有上品与劣作。但与古典诗歌强调内心的兴发感动不同，现代诗更侧重于机智、技巧、安排、造作，看得出制造痕迹，它的根基与美感更来自西方，“接受外国传统、受到外国诗歌影响。”

    “胡适的白话诗如果用白话说出来，就没有诗的意思了，所以只能变个花样、加入技巧，制造一些艰难。而古诗用古诗的方法说有意味，用白话说，同样也有意味。”叶嘉莹说。在她看来，顾城的《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去用它寻找光明”）是很灵巧的句子，但如果用于儿童教育，“小孩不见得有什么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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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叶嘉莹，号迦陵，1924年生于北京书香世家。从1945年辅仁大学国文系毕业担任中学教师开始，叶嘉莹至今未中断过她的古诗词教学。11950年代起在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任教，1960年代开始担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 1969年定居加拿大，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也是加拿大皇家学会唯一华裔院士。1979年开始每年利用假期回国讲授古诗词。

②作为一个承习“新知识，旧道德”家教的女子，叶嘉莹站在通往诗词王国的道路上，诲人不倦，度人无数。叶嘉莹历经丧乱，晚年丧女，诗词给她力量，叶嘉莹借诗度过忧患，获得疗愈。

能说会道也莫言

胡殷红

    ①莫言的责编拉着我第一次去见莫言，是他的小说《檀香刑》刚刚交到出版社。他虽名“莫言”，我却早已“如雷贯耳”。很早之前，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到北京，我们中国作协宴请他时，除了鲁迅外，他居然百里挑一地只赞美了莫言，而且特别“精确”地把莫言的短篇小说列入世界前五位。

    ②莫言笑眯眯地坐在我对面，长成那样不能怨他，头发稀疏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挺壮一老爷们儿在前额头上别个彩色发卡，他自己是免得头发阻碍视力，而置别人的视觉感受于不顾就是他的不对了。伸出手来握，在他几十年的老手上，居然看到了儿童般的“胖窝窝”，翘起“二郎腿”，一只肉脚把旧皮鞋撑得鼓鼓囊囊。他的样子自由自在，可笑又可爱：烧包加得瑟。

    ③莫言看我直勾勾地盯着他的脑袋，憨态可掬地摸摸发卡，生怕我伸手把那劳什子扯下来，其实我也没那么勇。你想啊，挺著名的一个人物了，仍能保持身心的悠然自得，容易嘛！聊到他的中短篇，尤其是说到《透明的红萝卜》，我慷慨地奉献了我能表达出的所有溢美之词。然后，不无遗憾地问他，看样子你以后就写长篇了？没想到，我只问一句，莫言回了我一堆：长中短什么都写，三匹马拉车。我总得从我熟悉的生活写起吧，自己身边的人，自己的亲人都是我小说中的人物。高密东北乡是我的故乡，屋边的街、村口的树、流淌的河，身边熟悉的一切总在我脑子里转。写别的地方，我也写不像啊。只要写长篇我都回老家，触景才生情嘛。

    ④莫言极狡猾地在媒体面前制造了一个不爱说话的“谎言”。其实，莫言嘴皮子利索得很，莫言“名不符实”。就说他在中国香港、韩国、日本的演说吧，那叫一个“全球化”，那叫一个得体，那叫一个轰动。莫言告诉我说，他的笔名是自己取的，是因为小时候动手打不过别人，就编顺口溜骂人，学校告到家里来，被爹娘合伙暴打过一顿。噢，莫言是记住了那次为多话而挨的打。开始写小说，就把名字里的一个“谟”字拆开用，想警示自己少说话。我们聊了一个中午，我挤兑他这著名作家抽的是假烟，戴的是假名表，穿的也是假名牌，他这次回答倒简约了：可以省钱嘛。看来，别说见记者，他就是上电视，也是冬天大棉裤小棉袄，夏天布衬衫旧军裤，衣着审美水平“相当凑合”。

    ⑤30年前，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风行一时，《百年孤独》对莫言的影响可谓“巨大”，但30年后，莫言读到了它的不足，这表明了莫言的进步。他觉得马尔克斯和他有共同的缺点：都把短篇的情节写到长篇里去了。所以，提到“重复”这个问题，莫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且列数“老马”作品中的不足时，真能算倒背如流。

    ⑥在《十月》杂志颁奖会上，莫言的《生死疲劳》拔了头筹。他把古典小说章回体做成小说各章标题，有人说他是“旧瓶装新酒，故弄玄虚”，可这个小伎俩确实是奏效了。尽管我也觉得莫言这么个写法，跟穿旗袍骑自行车似的。对此，莫言给了记者们一个非常合理的说法：我不是想创新出奇，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章回体的标题字数多，能全面地把这一章的内容概括出来，也希望读者能够通过阅读我的小说怀念起中国古典文学。大家听听，想通过个小标题就能让现代“哄客”们怀念古典文学，他也太会说辞了。但我确实认为，他让一个地主“猪狗不如”地“千年等一回”，等着做牛、做驴、做猪、做狗、做猴，这种奇思妙想只有莫言那个大脑袋能想出来，看似写历史，又像写现实。这部作品中，有让人读来笑得喷饭、也让人想哭的语言艺术，不服不行。可以说，莫言的每部小说都是语言狂欢，感觉诡异，并且颇具庄子“鲲鹏万里”的想象力，细体味，含意都挺深的。正如他著文说他是在“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

    ⑦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与他本人的经历、性格、气质、心理密切相关。莫言从小懦弱，家里穷，常受人欺负，胆子还小，别说杀鸡，连看杀鸡都不敢，但他的作品却总是“杀气腾腾”。还要按心理学家分析，那一定是他童年“印痕”造成的，难怪他明明能说会道，又总要求自己“莫言”呢！

（选自《名人传记》，有删改）

空中硬汉戴明盟

险情历练成就“拼命三郎”

    今年34岁的戴明盟身材高大匀称，他的飞行技术堪称一流，这是历经生死考验锤炼出来的。

    1996年8月7日，戴明盟经历了最危险的一次生死考验。这天早晨，他驾驶一架歼六战机在呼啸声中穿越宁波市区上空来到东钱湖，突然油泵电门跳回，他马上用手去推，但不起作用，戴明盟内心没有慌乱，他清楚地知道飞机出了故障，自己必须立即返航。

    但在飞行途中，机舱已经起了烟雾，有的地方冒出了火花。塔台指挥员为了飞行员的安全，命令戴明盟跳伞。但他为避免出现可怕的后果，拉了一把操纵杆，使飞机避开了镇海炼化区域。这时拖着长长火焰的飞机直扑向骆驼镇，他再次冒着生命危险拉了一把操纵杆，使飞机偏离此处，紧接着自己也跳了伞，最终冒着浓烟、一团火似的飞机砸落在一片无人的水稻田里。

    经历几次险情历练后，戴明盟的心理素质更趋成熟，飞天的“翅膀”更加坚硬。几年后，在训练中堪称“拼命三郎”的戴明盟因飞行技术过硬，成了部队大名鼎鼎的人物。

成为中国航母首批舰载机飞行员

    戴明盟是一位“身经百战”的优秀飞行员。2003年，作为“有潜力的好苗子”，戴明盟有幸被选派前往俄罗斯学习舰载机着舰技术。以优异成绩学成归来后，2006年，他又被上级领导任命为东海舰队“海空雄鹰团”一大队大队长。

    后来随着中国首艘航母即将诞生，挑选舰载机飞行员的工作也在紧张进行中。戴明盟知道，驾驶飞机在母舰上着舰、起飞，是一项极为复杂且危险系数高的工作。虽然通常来说，航母整个飞行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足球场，但飞行员着舰时，从空中看航母就像“一张小邮票”，要把飞机降落在“邮票大小”的地方，飞行员必须用小小的尾钩准确钩住甲板上的阻拦索。他做梦都想成为这种能肩负国家民族使命的超级猛士。

    要成为首批舰载机飞行员，首先要符合上级制定的相当严格的选拔标准。比如“飞过至少5个机种，飞行时间超过1000小时，其中3代战机飞行时间超过500小时”等等。

    其次要通过“身体关”的选拔。歼-15舰载机在钩住阻拦索的瞬间，飞行员会承受巨大的载荷，这对飞行员的颈椎、腰椎和脊柱都会产生影响。同时由于惯性的作用，血液加速向飞行员头部涌去，眼前会出现“红视”现象……

    再次必须通过“心理关”的选拔。由于14度的滑跃倾角，飞行员在起飞时会产生加速撞墙的感觉；在着舰时，为了防止挂索失败，舰载机飞行员必须大油门下滑着舰，以保持“逃逸”速度……每一次起降，都是过“鬼门关”。

    令戴明盟兴奋的是，作为海军航空兵精英的他，最终被千里挑一的选中。有幸成为中国航母首批舰载机飞行员！

驾“飞鲨”首降成功震动世界

    几个月前，有西方媒体曾嘲笑没有舰载机的“辽宁号”不过是“移动的博物馆”。戴明盟暗中憋了一口气，一定要为中国人争口气，让航母早日拥有战鹰！

    2012年11月23日，是戴明盟终身难忘的日子。上午7时许，身着七彩服装的航母舰员在甲板上一字排开，仔细排查飞行跑道上可能出现的异物。9时，戴明盟驾驶从陆地某机场起飞的歼-15飞机，飞临正在渤海某海域中的辽宁舰的上空。

    在完成对着舰环境的判断后，戴明盟从舰尾进入，调整航向，对准跑道，放下尾钩。“砰！”战机呼啸而落，滑行几十米后稳稳停住。漂亮，着舰一次成功。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戴明盟驾“飞鲨”着舰时，尾钩准确钩住了第二根阻拦索。国际级功勋试飞员徐勇凌说：“其实这里面大有学问，首先表明飞行员对飞机的操控能力很强。”大中型航母上一般有四根阻拦索，战机降落时通常会选择挂在第二或第三根。因为如果对准第一根，飞机降落点太靠近甲板后缘，可能导致高度过低撞到航母尾部。如果对准第四根的话，留给飞机的减速空间就比较短。“可见，戴明盟他们事先通过大量的通场和触舰复飞等训练，把相关技术练到了家！”

    曾有国外专家撰文称，中国航母是“徒有其表的一堆废物”。戴明盟用自己的行动，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他成为我国舰载机首飞第一人，这位“超级牛哥”的名字，将被永远载入史册！

（有删改）

单田芳：品评天下的曲艺泰斗

晨曦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语句曾经红遍中国，“单田芳评书”亦曾是彪炳数十年的文化符号。他的新老评书作品总共100余部，覆盖面达到全国530多家电台，收听人数将近7亿。作为中国当代极具代表性的曲艺大家，单田芳以其独特的言语品评天下、指点江山，也精彩演绎着自己80年的智慧人生、60载的艺术人生。

    单田芳六岁念私塾，七八岁即学会了一些传统书目。上学后，他边读书边帮助父母抄写段子、书词，评书中丰富的社会、历史、地理和生活知识及书曲协作、表演技巧都使他获益匪浅，十三四岁时他就已经能记住几部长篇大书。1954年，刚进入大学不久的他就辍学拜师学评书，取艺名为“田芳”。

    家庭的熏陶，加上天资聪颖，年仅22岁的单田芳在鞍山市曲艺团迅速走红，当时他说书的茶馆常被书迷们挤得水泄不通。书到用时方恨少，深感自己史学、文学知识不足的单田芳，1957年报考了辽宁大学历史系函授班，学习深造了3年。多年以后，他谈起这个决定时仍感叹：“正是当时的学习为后来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当风华正茂的单田芳逐渐走向艺术成熟时，十年浩劫开始了。耿直的他因为说了几句真话被认为是“现行反革命”。在一次批斗中，他的满嘴牙齿被打掉了，后来又连急带气，嗓子发炎变肿，原本清亮浑厚的嗓音也毁了，这对一个评书演员来说意味着什么啊！后来单田芳全家又被遣送到农村接受改造，一待就是好几年。铲地、送粪、割草、积肥……干着沉重的农活，单田芳还在心里默默地背着书。他背《三国》，背《水浒》，背《聊斋》，背学过的诗词歌赋。古书背完了背新书，新书背完了就背学过的课文，实在没得背了，就从头再背。他还在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再说自己热爱的评书。

    1978年11月，单田芳终于得以平反。他回到了鞍山市曲艺团，又举起了心爱的惊堂木，说起了评书。已过不惑之年的单田芳由衷地感叹：“再没有比失去自由和政治地位更痛苦的了，也没有比彻底解放获得幸福更痛快的了。”格外珍惜重上舞台机会的他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旺盛的艺术创造力。从1979年到1994年的15年里，单田芳仅同鞍山电台合作就录制了评书43部，共3500多段。《隋唐演义》《明英烈》《三国演义》等传统评书和《百年风云》《平原枪声》等现代新书，在全国各地的100多家电台、电视台播出。一时间，单田芳的评书“说”遍全国，每到中午、晚上，大街小巷、胡同院落，成千上万的人守在收音机、电视机旁听他讲评书。著名节目主持人王刚出访美国，在华盛顿一家华人商店里竟然也听到了单田芳说的《封神演义》，令他又惊又喜。

    评书这门传统艺术，自古以来其故事梗概（行话称为“书梁子”）一直是口传心记，师父传给徒弟，徒弟记在心里再传给自己的徒弟，许多“书梁子”在这个过程中就散失了。为了抢救宝贵的民间文学，有心的单田芳很早就给自己定下了目标：要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知道的评书全部写成书，以传后人。白天，他奔波于电台、电视台，忙于说书、录书。晚上，他又伏案疾书。十几年里，他已创作整理出47部共2000多万字的评书小说，并相继出版。速度之快、数量之大令人惊讶。

    在各个电台、电视台的评书节目中，几乎清一色是传统段子，描写现实生活的则是凤毛麟角。单田芳则在创作整理传统评书的同时，也大胆涉及近现代历史，如他创作的《百年风云》《乱世枭雄张作霖》《千古功臣张学良》等书，都颇受好评。在他看来，评书作为传统艺术，要紧紧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只要不断创新，不墨守成规，努力贴近现实，评书就会大有希望。

    当被问及有关评书艺术传承的问题时，单田芳表示：“评书不会失传，我是坚定不移的相信；评书来自于民间，老百姓自然会喜欢，只要有人在从事这一行，它就不会消失。”

（选自《人物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单田芳，原名单传忠，评书表演艺术家。1934年生于曲艺世家。二十岁刚出头，加入鞍山市曲艺团。“文革”期间下放农村，1979年重返评书舞台，开始录制广播评书和电视评书，风靡全国。单田芳独特的嗓音陪伴了从“30后”到“90后”的几代中国人。

一生成一事

袁芳

    “凡是伟大的，必定简单。”列夫·托尔斯泰如是说。对于李德才而言，爱上磁性液体，理由很简单，但是把磁性液体研究明白，并且站到这一研究领域的世界前沿，使其应用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这应该是伟大的。——题记

    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一位美籍华人学者来京讲学，随身带着一小瓶被列为高度机密的磁性液体。在这名学者演示磁性液体时，当时还是北京交通大学研究生的李德才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吸引：静止时平凡无奇的液体，在磁铁的作用下，竟变成一朵朵形状各异的莲花，似柔实刚，能伸能屈。

    这种充满神秘力量的材料让李德才着迷：“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我永远不会放弃它，我必须研究它。”

    从1992年入校攻读博士学位起，李德才一直在北京交通大学深居简出、潜心研究，要知道，在以交通信息为优势学科的北交大，磁性液体的研究基础薄弱，在学校可谓是冷门领域。然而，对于李德才来说，这冷板凳一坐就是十年。导师袁祖贻教授说：“德才憨厚朴实，呆得住，很刻苦，很好学，能干成大事！”

    袁祖贻很看好李德才，最初给他定了一个方向，研究青岛铁路局的火车轴承密封件。内行都明白，导师推荐的研究方向，意味着有前途，好毕业，多少学生求之不得。然而李德才却摇头拒绝了：“我还是想搞我的磁性液体，更有挑战性，更有意义！”

    磁性液体当时在国内的研究尚属前沿，所以一切实验条件和实验方法都需自己去摸索，更谈不上团队传承、团队合作。最初，李德才的实验开展得异常艰难，他把省下的钱买原料和书籍，常常到了月底还要向同事甚至学生借饭票。

    北交大有着相对宽松的治学环境，也鼓励新兴学科异军突起，允许部分设备相互借用。只是主人白天用，李德才只能晚上用，那几年，他成为夜猫子，昼伏夜出，甚至熬至深夜，静静地等候着实验结果出炉。

    “做实验时正值夏天，李老师在那儿做试验，外面三十六七摄氏度，把烘箱从零上三十六七摄氏度降到零下四十摄氏度，需要七八个小时，测试器件还需要在箱内待四个小时，基本上，一次实验就是一个通宵。”曾经与李德才并肩作战的学生王长有说。

    关于如何制备磁性液体，当时美、日等国都进行了技术封锁，能拿到手里的资料非常有限。李德才至今仍保存着当年从导师那里复印的原始材料，当年，他就是从这些珍贵却有限的资料中“沙里淘金”的。

    2013年，李德才站在人民大会堂国家科技奖励大会的领奖台上，以第一获奖人身份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他花费20年时间，成功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研制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磁性液体。

    近三十年来，李德才把自己的光与热全部奉献给了磁性液体这一研究领域，如今，李德才创立的磁性液体研究中心已研制出多种可与国际同类产品相媲美的磁性液体，为我国国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成功地将磁性液体应用到国防科工的诸多领域，节约经费和创造产值达数百亿元。

    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宁滨这样评价李德才——“李教授常说，我做某件事的时候，总是觉得这就是我可以做一辈子的事，只有做完做好这一件，我才会去做下一件。他的执着看起来有些迂腐，有些落后，但正是他无视困难，拒绝外界诱惑和不必要的消耗，把欲望和算计抛在脑后，才能保持头脑的清醒和活跃，才有静得下来，愿意付出十年成一事的努力和耐心，才能享受梦想成真的大快乐。”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