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师蔡元培

刘继兴

    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斗士和教育家，尤其是他创造的北大辉煌，历来为人所敬仰。

    他上任不久，就向全校发表演说，倡导教育救国论，号召学生们踏实地研究学问，不要追求当官。同时在管理中革故鼎新，将北京大学原来的那一套封建腐朽的条例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使北大成为鲁迅所说的“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

    蔡元培深知，要振兴一所大学，仅靠思想与制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注重人本，师资才是最关键的。他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当日，就力劝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考虑到出任文科学长需要一定资历方能通过，蔡元培甚至为陈杜撰了履历，使他顺利地到北大任教。梁漱溟投考北大未被录取，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讲佛教哲学的文章《究元决疑论》，蔡元培看了认为是“一家之言”，就破格请他来北大任教，讲印度哲学。这一年，梁漱溟年仅24岁。

    蔡元培执掌北大之后，强调自己的治校方针是：“依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在蔡先生这种办学方针的指引下，那时北大不但聘请“左派”和激进派人士李大钊、陈独秀当教授，请西服革履的章士钊、胡适当教授，还聘身穿马褂、拖着一条长辫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来教英国文学，喜谈怪论的国学家黄侃，甚至连赞助袁世凯称帝和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坛。特别是“性博士”张竞生，被封建卫道士辱骂为“四大文妖”之一，在半封闭半蒙昧的中国，张竞生的言论绝对算得上耸人听闻，惊世骇俗，也被蔡元培延揽来北大讲“美的人生观”。

    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期间做得最骇人听闻的事是开放女禁。那时有一个勇敢的女生王兰向蔡先生请求入学，蔡元培就让她到北大当了旁听生。这件事当时轰动了全北大、全北京。此后招生时，就允许女生和男生一样地应考了。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学术上的争论则更多。蔡元培均能很好地处理各方的关系，连最顽固的、拖着一条长辫的教授辜鸿铭也对蔡校长深为钦佩。1917年，蔡元培出版了《石头记索隐》一书，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的概念。由于恰逢五四时期，人们“反对满清”的情怀甚重，因此这本书在当时得到了广泛传播。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矛头直指蔡元培。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蔡的索隐是牵强附会的“大笨伯猜笨谜”的方法。胡适为了推翻蔡元培的观点，曾到处寻找录有曹雪芹身世的《四松堂集》这本书。就在他求而不得、心灰意冷、近乎绝望的时候，蔡元培却托朋友为他借到了此书。胡适根据书中的史料记载，更加充分地证明了自己关于《红楼梦》是“曹雪芹自述”的说法。在蔡元培的影响与治理下，北大容纳了各派的学说和思想，空气新鲜得很。特别是教师们对于学术争论的态度，都颇具大师风范。如有一次钱玄同在讲课，对面教室里黄侃也在讲课。黄侃大骂钱玄同的观点如何如何荒谬，不合古训；而钱玄同则毫不在乎这些，你讲你的，我讲我的。

    蔡元培的两袖清风，也是有口皆碑的。1935年9月7日，蒋梦麟等联名给蔡元培祝寿，提出要为一生清廉直至晚年仍全家租赁房屋连藏书的地方都没有的老校长造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屋”。后来这个计划虽然由于抗战全面爆发而未能付诸实现，但反映了北大师生对蔡元培的深深敬爱之情。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公祭，红都延安则举行各界追悼大会。毛泽东在唁电中称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蒋梦麟的挽联是“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就是蔡元培一生的真实写照。

    伟哉蔡元培！

（选自《天津日报》中《兼容并包 雅量似海：一代人师蔡元培》一文，有删减）

超级演讲家霍金

    霍金的演讲之路建立在过去数十年对理论物理学的卓越贡献上。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宇宙论和黑洞，他提出了黑洞蒸发现象和无边界的霍金宇宙模型，被誉为是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

    在声望一步步提高的同时，他开始思考，科学应该是为世人所熟知的，若是一些科学成果只在业内存在震撼，却无法在大众中普及，那这些研究成果还有什么伟大可言呢？ 于是，除了写书和参加学术研讨会，他开始了在世界范围内作为“超级演讲家”的历程。

    1987年10月，英国的伯明翰召开运动神经细胞协会会议，霍金受邀进行了一场演讲，题目是《我的病历》。霍金从自己的童年开始讲起，从那些“笨手笨脚”的先兆，一直讲到21岁被确诊为运动神经元病，也讲到了“最多还能活两年”的预言。他表示，面对随时都会到来的死亡威胁，那种感觉很不好受，但是他依然在进行科学研究，依然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我并不比别人差什么”。

    1988年，霍金的科普著作《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发行，从研究黑洞出发，探索了宇宙的起源和归宿。4月，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进行了一场题为《黑洞和婴儿宇宙》的演讲。霍金指出，大多数人会认为进入黑洞之后，就可以穿越到另一个时空区域，于是就出现了时空旅行的巨大可能。他提醒人们，不要渴望进入黑洞，如果人类跳入黑洞，瞬间就会被撕得粉碎，连构成他身体的粒子也不能避免。随后，这位“被撕得粉碎的人”就会通过婴儿宇宙，经过另一个黑洞被发射出来，重现于另一个区域。这次演讲吸引了众多对宇宙存在好奇的听众，霍金总能把一些枯燥的理论通过绮丽的想象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述出来。

    霍金试图通过演讲，将自己的思想与整个世界交流，除了常在英国及美国发表演说，1989年10月，他还来到西班牙的奥维多，此次的演讲题目是《公众的科学观》。霍金认为，社会对科学研究的态度大都漠不关心，对于科研成果为公众生活带来的改变，公众也是冷眼相待。现在的首要问题就是让科学在大众中普及，让大众能够对温室效应、酸雨、遗传工程甚至核武器的发展得出较为科学的看法。中学的科学教育制度需要改善，要拓宽科学传播的途径，如电视节目，在娱乐的同时，注重教育意义，让观众明白科学与生活息息相关。

    霍金还把他的思想传播到了对他来说非常遥远的国度——中国。2006年6月17日，霍金以病残之躯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抵达北京。这是继1985年、2002年两次访华，他第三次踏上中国的土地。6月18日，他面对中国的6300多名听众演讲他的《宇宙的起源》，他围绕“我们为何在此，又是从何而来？”的问题展开，宇宙是否会继续膨胀？会不会在某一个时点最终坍塌？这些都是充满神秘感的东西，在足球世界杯尽情演绎的夏日里， 霍金掀起了又一轮科学的热潮。

    霍金的演讲充满了科学的正能量，他的演讲实录被印刷成各类读物销往世界，演讲的视频被制作成各类纪录片畅播全球。霍金就这样在宇宙的星际当中影响着我们，像一颗耀眼的星辰熠熠生辉。

（摘编自荣楚欧《霍金传》）

相关链接：①在演讲时，靠电脑合成发音是一项艰辛的工作，一个小时的录音演讲通常要准备 10 天，但这并没有削弱霍金同大众交流的愿望。在他看来，向大众揭示宇宙的神奇和宇宙学研究所反映出的哲学和科学思想，这是学者的本分。（蔡肖兵《生命还在 希望就在》）②在中国，霍金走近公众所引起的轰动有目共睹。2002年他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那次演讲的会场座无虚席，说明一个事实：霍金正在用他非凡的个人魅力，吸引大众走近科学。丘成桐先生如此评价：“激发公众对科学的兴趣是至关重要的。大科学家应当带头做科普。”（2006年6月22日《光明日报》《霍金：一个巨大的科学磁场》）

刘文典：世上已无真狂徒

徐百柯

    2005年岁末，红学界颇不安宁，于是遥想当年，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这样讲《红楼梦》：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坐定。一位女生站在桌边用热水瓶为他斟茶。先生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这次讲座原定在一间小教室开讲，后因听者甚众，改为大教室，还是容不下，只好改在联大教室区的广场上，学生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刘教授高论。

    刘氏在西南联大开《文选》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正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有学生追忆：届时，在校园里月光下摆下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文典讲课时，同样是守旧派人物的吴宓也会前去听讲，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教授闭目讲课，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张目向后排望，然后问道“雨僧（是宓的字）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一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先走。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刘文典多年潜心研究庄子，出版了十卷本《庄子补正》，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曾有人向刘氏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口出狂言道：“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某人。”狂则狂矣，当下不少见，但其背后那股子傲骨嶙峋的气度，却是今人学不来的。

    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为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

    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之前刘氏曾有豪言“我刘叔雅（“叔雅”为刘文典的字）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进而两人冲突升级，刘文典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由，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

    后人赞曰：“好个刘文典，名士风流，还是狷介狂人？我不知道，我能知道的是，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已无处寻觅，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本文选自徐百柯《民国那些人》）

【相关链接】

    刘文典（1889﹣1958），安徽合肥人，字叔雅。现代杰出的文史大师，校勘学大师与研究庄子的专家。原籍安徽怀宁。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国立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著有《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三余札记》等。

冯其庸的“大国学”

    1924年，冯其庸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常说，自己是“稻香世家”。后来，他家的客厅里高挂着刘海粟先生题写的匾额——瓜饭楼，那是冯先生的书斋名，为的是不忘早年“以瓜当饭”的艰难岁月。

    因为家贫，加上时局动荡，读书变得艰难，也变得奢侈。1937年，日寇占领无锡，学校关闭，冯其庸失学了。后来他又曾几度失学。就是上学期间，也是半农半读，无法专力读书。兵荒马乱中，最初唯一可读的书是一部因学校关闭没来得及还的毛宗岗批评本《三国演义》。后来，他千方百计地借书看，书给冯其庸打开了另外一扇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他眼前逐渐打开。他读《论语》《孟子》《史记精华录》《三藏法师传》《古文观止》《聊斋志异》等，都是在小学之后、初中之前。此时的中国正处在深重的灾难之中，冯其庸经济上虽然贫困，但在无锡这个小小的角落里，得益于地方传统文化的浓郁氛围，他的国学基础逐渐牢固。

    1946年初，冯其庸进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开始接受系统、专业的国学教育。在当时西风劲吹的大环境下，无锡国专在中国传统学术的教育上，几乎是一枝独秀。无锡国专的国学教育，最强调经典教育，通识课与经典课并重。比如《国学概论》《文学史》《中国文化史》等都是通识课，而《论语》《孟子》《史记》《楚辞》等都是选修课，此外还有各类专题学术讲座。

    在无锡国专，冯其庸亲承朱东润、龙榆生、钱仲联等名师的教诲，领略了大师们学术的深厚与精良，更重要的是感受到学术研究的意义和无穷乐趣。后来，冯其庸在总结无锡国专对自己的影响时，深情地写道：“生我者父母，长我者母校也。”

    1954年，冯其庸从无锡女中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所有成绩，都从这里起步；所有的磨难，都在这里发生。在历次运动冲击过后，冯其庸留下了累累硕果。他的学术研究，涉及红学、西域学、书画、戏曲等领域，用任何现代学科来概括这些都很困难，或许，只有用“国学”这个词语来概括冯其庸的学术人生最为合适。

    2005年，冯其庸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首任院长，他一生的国学积累，终于找到了安身之所。作为首任院长，冯其庸为人大国学院设计了最基本的规范：一是导师制，加强师生的联系；二是游学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培养扎实学风；三是办国学论坛，领略大师风采，博采众家之长。冯先生当初倡导的三个规范，至今都在人大国学院施行，对于国学的未来，冯其庸充满信心。在他看来，一个人的学术成绩永远是有限的，教育的希望才是无限的。他认为，后生才是国学的希望，中国文化的希望。这是学者的情怀，也是教育家特有的情怀。

（摘编自孟宪实《冯其庸的“大国学”》、叶君远《冯其庸传》等）

相关链接：①冯其庸先生以文人意趣名世，通书画以涵养学术，兼文史而心性双修。其书法逸笔草草、气韵幽远；其画卷师法古人、洗尽铅华；其学术结集《瓜饭楼丛稿》三十五卷册，以红学、西域学独领风骚，亦因所涉浩瀚而令人钦叹；其平生书破万卷，路行万里，追随玄奘，十上天山。近年来冯其庸先生倡导国学，弘扬传统，身体力行，垂范后人。（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②有一些学者认为，传统的经史子集、乾嘉以来的经学学派等等才是国学；但是我觉得，经史子集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学问。凡是我们民族的、自己的学问，都应该算国学。今天的国学要更新，更新不是排除里头什么东西，而是要吸纳更多的兄弟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化到我们的国学的范畴里来，使我们研究国学的人能够视野宽阔，不是仅仅拘泥于传统的乾嘉以来的经史子集。（《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

“光纤之父”高锟一

    2009年10月6日凌晨3点，美国硅谷一座公寓里响起电话铃。对方说从瑞典打来，有个教授要与高锟先生通话。几分钟后，一年一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即将公布。高锟仍是睡眼惺忪，“什么？我！啊，很高兴的荣誉呢！”说完倒头大睡。

    发表那篇著名论文《为光波传递设置的介电纤维表面波导管》——亦即光纤通信诞生之日——十年后，1976年，高锟拿到人生中第一个奖项——莫理奖。奖杯是一个水晶碗，以前被拿来装火柴盒，现在则盛满了贝壳，放在书柜上。十多年前的一张行星命名纪念证书，还贴在车库墙上，正下方是换鞋凳。最倒霉的是1979年爱立信奖奖牌，料想是被打扫房子的女工顺走了……爱立信奖颁奖礼规格与诺贝尔奖相当。

    1959年激光发明，令人们开始畅想激光通信的未来，但实际研究困难重重。此时高锟就职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设于英国的标准通讯实验室，他坚信激光通信的巨大潜力，潜心研究，致力于寻找足够透明的传输介质。

妻子黄美芸难以忘怀，那段时间高锟很晚回家，年幼的子女经常要在餐桌前等他吃饭，他哄她：“别生气，我们现在做的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事情，有一天它会震惊全世界的。”专家们起初认为，材料问题无法逾越。33岁的高锟在论文中提出构想，“只要把铁杂质的浓度降至百万分之一，可以预期制造出在波长0.6微米附近损耗为20dB/km的玻璃材料”，这一构想一开始并未引起世界关注。几年间，面对各种质疑，高锟不仅游说玻璃制造商制造“纯净玻璃”，更远行世界各地推广这一构想。1976年，第一代45Mb/s光纤通信系统建成，如今铺设在地下和海底的玻璃光纤已超过10亿公里，足以绕地球2.5万圈，并仍在以每小时数千公里的速度增长。

    二创造力的火花早在生命萌芽期就不时闪现。高锟在上海度过15岁前的时光，晚上有私塾老师教他四书五经，白天则在霞飞路上的顶级贵族学校接受西式教育。西式学校透出的自由民主科学气息深深影响到了童年时的高锟。高锟幼年时就对科学充满兴趣，最热衷化学实验，曾自制灭火筒、焰火、烟花、晒相纸，经手的氰化物号称“足以毒害全城的人”。危险实验被叫停，他转而又迷上无线电，组装一部有五六个真空管的收音机不在话下。

    1948年举家迁往香港，先是考上预科留英，工作后辗转英美德诸国，一步步走向世界。他说：“是孔子的哲学令我成为一名出色的工程师”，童蒙时期不明所以背诵的那句“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启发他独立思考，也让他受惠终生。

    1987年，他被遴选为香港中文大学第三任校长，自认使命就是“为师生缔造更大发展空间”。他觉得，教职员只要有独立思想，就有创造性。面对学生抗议也是如此。一次，高锟正要致辞，有学生爬上台，扬起上书“两天虚假景象，掩饰中大衰相”的长布横额遮盖校徽，扰攘十多分钟后才被保安推下台。典礼后，一位记者问：“校方会不会处分示威的同学？”他平静地说：“处分？我为什么要处分他们？他们有表达意见的自由。”

    三从中大退休后，63岁的高锟不甘寂寞，成立高科桥光纤公司，继续科研之路。《科学时报》记者采访他，接过的名片上只写着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的称谓，全无院士等荣誉称号——他曾先后当选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海外会员、英国工程学会会员、美国国家工程院会员、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问他何故，他笑笑说，“这就是在搞科技产业化。”

    谦谦蔼蔼，光华内蕴。“教授就是任谁都可以向他发脾气的那种人”许多接触过高锟的人都这么说。黄美芸晚年评价高锟是“一个有着最可爱笑容的人”，她与高锟相识于同一家公司，从此携手60载。1960年代初正忙于那篇重要论文的他，还经常将换尿布等家务活全包。获得诺奖后，黄美芸用部分奖金推动阿兹海默公益事业，次年高锟慈善基金会即告成立。高锟逝世当天，黄美芸在媒体通稿中也特意提到基金会，称之为高锟的“最后遗愿”。

（摘编自《南方人物周刊》2018年9月27日）

【相关链接】①“先生携光而来，也随光而去，留下的是穿梭不息的无限纤丝，创造的是不断向前的光明未来。”（2018年9月23日，高锟逝世，网友留言悼念）

②1996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宣布，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高锟星”。

材料一：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面对国民党调集的50万重兵，面对规模空前的“铁桶围剿”，面对党内严重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带来的生死存亡危机，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当86000多人离开中央苏区时，没有谁能预知即将开始的远征，他们不过是怀揣一个简单的信念：改造中国。

万里长征路遥迢，青史长留照古今。红军用脚步丈量出胜利的征程，行经15个省份，转战地域超过半个中国；翻越20多座高山，其中5座位于世界屋脊之上且终年积雪；渡过30多条河流，包括世界上最汹涌险峻的峡谷大江；走过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广袤湿地，几乎和法国的面积相等……面对“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这支年轻的队伍平均每天急行军50公里以上，平均3天就遭遇一次激烈的战斗。扭转敌我力量悬殊的劣势、战胜恶劣自然环境的障壁、通过严峻党内斗争的考验，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国的西北角迎来了光焰万丈的日出。

在这条征途上，年轻的共产党人以对国家的深刻忧患、对民族的责任担当，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与政治上的战略转变联系在一起，把长征前进的大方向与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创造了世界军事史的惊人奇迹，谱写下中国革命史的光辉篇章。从东南到西北，从红土地到黄土地，每一步都是创造历史的脚注。被国民党认定“流徙千里，四面受制”的红军，走出了一条“把活路堵死、向死路求生”的新路。

这是一条牺牲之路，一支队伍舍生忘死、抛洒热血。“如果要念一遍倒在湘江边的官兵的名字，我会从黄昏念到黎明。”湘江战役，红军浴血奋战7个昼夜，战士马革裹尸，湘江血可漂橹，当地居民“三年不食湘江鱼，十年不饮湘江水”。激战独树镇、强渡乌江、浴血娄山关、飞夺泸定桥、鏖战腊子口……万水千山之路，也是万死千伤之路。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时的86000人，抵达陕北时只剩6000多人；平均每走1公里就有4名红军战士倒下，每14人只有1人到达陕北。“青山有幸埋忠骨”，这条血色之路上，至今仍有大量红军墓、红军碑，诉说80年前这支队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英勇与坚贞。

这是一条转折之路，一个政党走向成熟、涅槃蜕变。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的一栋小楼里开了3天会，“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过去我们就是由先生把着手学写字”，而遵义会议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从确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路线，到逐步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一个创立刚刚15年的政党，在这条路上完成自己的“成人礼”。

这是一条锻造之路，一代新人朝气蓬勃、淬火成钢。长征队伍中，大约54%的人都在24岁以下，只有4%的人超过40岁。“长征塑造了一代新人，这代新人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就推翻了两千年来停滞不前的伦理体系和政治制度。”正如毛泽东所说，经过长征锤炼的同志，“一个可以当十个，十个可以当百个”。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1000多位将军中，90%以上参加过长征。那些经受过生死考验的幸存者们，增长了胆识与才干，成长为革命的中坚。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多少人千难万险中跋涉，多少人枪林弹雨中战斗，多少人壮怀激烈中牺牲，多少人上下求索中坚定……旗帜指引理想，鲜血铸就丰碑，让长征成为萦绕于世界东方的“红飘带”。

（选自任仲平：铸就我们民族的精神航道——写在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有删改）

材料二：

毛主席接着说：“从瑞金算起，十二个月零二天，共三百六十七天，战斗不超过三十五天，休息不超过六十五天，行军约二百六十七天，如果夜行军也计算在内，就不只二百六十七天。”然后，他扳着手指说：“我们走过了闽、赣、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根据一军团的统计，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副其实的、前所未有的长征！”

“长征万岁！”会场里霎时升起欢呼声。

“二万五千里长征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

毛主席打断口号声继续说：“二万五千里中，红军占领了几十个中小城镇，筹款数百万元。扩红数千人，建立了数百个县、区的苏维埃政府，我们走遍了五岭山脉、苗山、雷公山、娄山、云雾山、大凉山、六盘山，渡过了于都河、信来河、潇水、湘江、清水江、乌江、赤水河、北盘江、金沙江、大渡河、白龙江、渭水河，经过了苗、瑶、彝、回、藏等兄弟民族地区。我们完成的空前伟大的远征，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毛主席说到这里略略停顿了一下，然后又接着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节选自杨成武回忆录《长征胜利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