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兵器据说有400多种，而适于近战的冷兵器的剑却是百兵之祖，铁兵之神，杀敌致胜的利器，英雄猛士的配饰，甚至是某种正义的人格和理想的象征。剑，又和“侠”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致中国人以前对“剑侠”津津乐道。咏剑和咏侠成了中国文学的一种传统，而武侠小说也至今长盛不衰。

        唐朝建立以前，群雄逐鹿，李渊、李世民父子依靠刀和剑，杀出了一个新的王朝和时代，之后继续东征西讨，拓土开疆，兴文治而重武功，一时尚武好侠之风大盛。唐代虽是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但人间仍有种种不平，芸芸众生包括不甚得意的文人，也仍然向往侠义之剑。于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唐代又出现一个任侠好剑的高潮。俗话说：武人爱剑，文人爱砚。但唐代许多文人爱砚也爱剑，在唐人传奇里，虬髯客，昆仑奴，聂隐娘，红拂这些挺剑而起的男女侠客，纷纷出场亮相，我们至今仍可遥想他们那英雄或“英雄”的气概，而许多唐代诗人，则对剑与侠献上了热情的歌吟，如果以“剑之歌”为主题，请那些前后辈分不同的诗人前来，是可以开一个盛大的诗歌朗诵晚会。

        古代有各种各样的剑，载诸史籍的宝剑不下百种之多，如紫电、清霜、白虹、鱼肠等等，也有各种名号的侠，我们今日从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的小说中，仍可一窥端倪。游侠天涯浪迹，豪侠刀折公侯，义侠锄强扶弱，道侠盗亦有道，儒侠书剑风流，智侠能言善辩，怪侠狂放不羁，奇侠风云叱咤，女侠侠骨柔肠。如同阳光在光谱中可以分析出七彩，真正的武侠精神，集中表现了中华民族特别是贫民阶层的多种美德，凸显了民间社会规范人际关系的道德标准，如一诺千金，见义勇为，舍己助人，含冤解祸，轻死重义等等。又如一根红线贯穿百绯明珠，其中最为人所崇拜的则是不计私仇小怨而为国为民的侠士，这样，那些壮士或侠士手中的剑，就更是一柄令奸佞凶恶之徒或国家民族之敌见之魂飞闻之魄丧的正义之剑。

        现在是科学昌明，武库也日新月异的世纪，剑与侠早已成为历史。清人龚自珍早就说过：“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已无多。”何况是当今这个缺钙少铁人欲横流的时代？因此，锄强扶弱的侠肠，磊落正直的侠气，英雄豪杰的侠骨，更令人心向往之。而昔日被称为百兵之王的剑呢？对于有心之人，它仍然是生命精神的寄托，侠文化的象征，正义感的符号，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它却已经退化为一种体育锻炼和舞蹈表演的器具。你要报效国家自然有许多新的途径与形式，而不必如孟郊《百忧》诗中所说的那样，“壮士心似剑，为君射斗牛。朝思除国难，暮思除国仇。”假如你真遭逢不平之事，那也不必10年磨剑而企图去削平天下的是非曲直，还是应该相信会有日益健全的法制和法律，如果法制与法律也有疏漏，而且有时也难免为小人掌控，小人戏弄，奸人歪曲，那就请相信人间的正道和天地的无私吧，昔日虎啸龙吟，今朝已经退至离手的剑，只能作壁上观的了。

                                                                                                                                                                  （选自李元洛《白刃明霜雪》）

    浅阅读指一种浅层次的、以简单轻松甚至娱乐性为目的的阅读形式，是流于文本浮表、感受愉悦的过程；而深度阅读以提升学识修养和理论思维、工作能力为目的，是对文本蕴含的思想、知识、智慧、情感及其艺术韵致乃至语言品位进行体悟和摄取的审美进程，是读者与作者心与心之间的深入沟通，是对社会与人生意义的探寻和追问，是激发想象和创造活力的情感活动。

    “深度阅读”，它和浅俗化阅读相对，不仅阅读对象不同，而且使用的终端也不尽相同。阅读本如听歌、看画一样，怎样做是个人的自由。但在拥抱数字媒体，浅俗化阅读、碎片化阅读和快餐式阅读渐趋弥漫的当下，“深度阅读”关系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也就是说，深度阅读的提倡，阅读习惯的培育和阅读体验的重建，不仅关乎个人的命运，还直接影响到社会风气、民族前途和国家未来。正如作家贾平凹所说：“现在，人们为了生计，整天忙忙碌碌，读书成了一种奢侈。如果人人都不爱读书，国家的发展就没后劲了。”

    深度阅读通常意味着对书籍、期刊等纸媒的阅读，所包含的内容是几千年来人类文明的菁华——宇宙的奥秘、历史的反复、世界各地文化差异的比较、对生命意义的哲学思考乃至小说诗歌等表现人性的文字……有深度的、优质的文章，虽然读起来吃力，却使大脑处于一种安静的、思维高度集中的活跃状态，不仅可以丰富头脑、增强智慧，还能安宁地和自己相处，与灵魂对话，进行终身学习，为个人的精神成长和人生境界提升提供充分的养料。

    我国古代有“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读书不向自家身心做功夫，虽读尽天下书无益也”之说，就是在说，浅俗化的阅读不能滋养身心，经世致用，往往会造成有知识没文化，有文化没教养的状况，同时窒闷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焕发。“凿壁偷光”、“悬梁刺股”等刻苦读书的优良传统，也警策人们努力抵御各种诱惑，用顽强的意志养成静心阅读的习惯。“读书当读全书，节抄者不可读”，“读书无源委，有如断港流，濡润涔蹄间，不能溉田畴”，是在告诫人们，断章取义、掐头去尾的读书，肢解扭曲的名著讲授，就像把河水截断，用牛蹄窟里装的水灌溉庄稼，怎么能滋润心田呢？

    在严肃作家和学者眼中，数字化阅读危害极大。很多读者渐渐认识到八卦、段子、社会新闻无法填补精神空洞，不能够提升自我，反而无谓地浪费时间和精力，慢慢地趋向于读一些有系统知识、有深度的文章和书籍，比较经典的著作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在今年举办的上海书展上，我们也看到了深度阅读的复苏迹象。由元史专家蔡美彪撰写的《中华史纲》，是一本比较偏学术的著作，不想发行量却达到5万册。

    近年来，国内外众多报纸纷纷转型创办网络版和手机版，而书籍的数字化趋势，也有助于在电子终端上拓展深度、冷静和理性的阅读。一个国家，需要的是有远大理想、有创造激情、有头脑且精神高扬的国民，而不是拾人牙慧、思想浅薄和低级趣味的民众。推进全民阅读，倡导深度阅读的好风气，是当前我们社会建设、国家发展所迫切需要的。

    笙的前身是“和”。“和”，甲骨文写作，，左边表示形，如同笙的样子，右边的“禾”字表示读音。“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符号，而是取象于笙这件和谐共鸣的乐器。“笙，生也，象物贯地而生也。”作为乐器的“笙”，通“生长”的“生”，有万物生发的意思。笙斗就像大地，簧片像种子，笙苗就像生长出来的万物。当我们演奏笙的时候，一呼一吸好似一阴一阳，与《道德经》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殊途同归。这说明了笙与道家文化“天人合一”观念的同一性。《齐物论》中讲到了“地籁”“人籁”“天籁”三位一体的和谐观念，“籁”字也是笙的名字。笙发音，气振簧鸣，气停音止，恰恰蕴藏着天地间万物欢歌的含义。

    笙可以中和那些个性鲜明的民族乐器，如唢呐、二胡、琵琶等。这些乐器独奏的时候，往往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在合奏的时候，若个性过分夸张，反而让彼此间无法交融。有了笙，这种问题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因为笙的每一个音，都用两个以上的音组合起来演奏。这种多音组成的传统和声具有很宽的泛音频谱，可以补偿合奏中缺失的频段，让音乐听起来更加丰满圆融。

    二胡的滑音，唢呐的嘹亮，鼓的高亢，《十面埋伏》里一把琵琶就能演绎出千军万马，这些音乐表达对于笙来说，都是望尘莫及的。笙是簧片乐器，这种发音原理决定了它的局限性。但笙奏出的音乐虽然直接但不僵硬，可以委婉但决不谄媚妖娆，这种疏朗简洁的艺术魅力，是其他乐器所无法比拟的。笙的这种音乐之美，恰恰是庙堂之气与君子之义的绝佳表现：喜不必得意忘形，悲不必哭天抢地。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习惯用一种有节制的优雅姿态来抒发内心的感情。这种细腻而深刻的处置，或许就是我们祖先面对无常人生的淡定和从容。

    清朝人评价姜夔的词如“瘦石孤花，清笙幽磬”，唐代《游春台诗》中亦有“凤凰三十六，碧天高太清”。这里的凤凰，指的就是笙。笙声为“清”，而“清”是中国独有的美学概念。诗文要“清丽”“清奇”为人要“清雅”“清心”。18世纪时，笙传到欧洲，但在那之后产生的手风琴和口琴却没有什么清的音色。原因在于笙的结构。笙片就有了一层用五音粉做的防锈涂层，演奏时，涂层也在震动，细小的铜粉和石粉也在摩擦共振，于是产生了类似于管风琴的声响。

    《周礼》中笙师原是一个官名，被誉为“五音之长”。小型民族乐队、大型民族管弦乐团，甚至“丝绸之路”乐团，大都由笙来校定音准。在为笙校音时，要进入一种极为平静的状态，观察音与音之间是否相和，簧片在呼与吸之间是否平衡，找到一种最大限度的和谐——这样一攒笙调下来，通常要几个小时。这同时是一个正心调性的过程。经过深度沟通之后，人与笙之间的距离更近，达到一种合二为一的状态。心无挂碍，人器合一，只听到那“中正平和”的笙音，带着我们深深地向往飘散到无边的天际。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笙所具有的美学精神，不但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国的先民对人类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

（选自2017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哲学是研究世界普遍规律的学问。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作为中国文明认识世界的核心原理，有着自己关于“普遍性”的认识方式。“仁”是中国哲学的核心价值理念，“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中的“一体”，就是对普遍的体认，但仁所确立的这种“一体”或“普遍”却有自己独特的意义。从根本上讲，“仁”是一种贯通差别的平等感，是在不取消差别的前提下的“不分别”，是在相互不同的个体之间建立起来的共同感。作为中国哲学的核心理念，“仁”的确立方式和价值内涵，正体现了中国文明对于“普遍性”的看法，这正是中国哲学的独特性所在。

    中国哲学是以天下共同体为基本视域的。中国的创生就是大一统的天下共同体秩序建立的标志。在这个统一体出现的同时，也诞生了一种价值关怀，这就是中国哲学。因此，中国哲学的核心关切的正是“天下一家”的天下秩序本身。其背后的支撑是天人相应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汤武革命，顺天应人”，就是在说明一种好的政治秩序，必须顺应天人。天人之间则是“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德命观。而德命观也是一种历史观，在此意义上，中国的历史，都是天人互动的结果，中国哲学则是对中国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对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的原理化。

    中国哲学与当今时代的关系问题，即所谓对“传统”的创新问题，要讲的就是中国文明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道理，也正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道理，它强调历史根源与历史发展之间的相互规定性，一方面历史发展不断深化我们对历史根源的认识，另一方面对历史根源的认识又必须不断地将历史的发展统摄于自身的根源当中，使历史在根源与发展的互动当中赢得一种高度自觉的主体性，不断从根源中创造出新的主体状态和新的历史局面来。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原理，是要从中国创生的那个时刻讲起的。诞生的主体取决于诞生后的成长对主体的确认，这就是马克思讲的“从后思索”。成长不断赋予诞生以意义，而同时成长的意义也在这种赋予中不断诞生。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才是历久弥新、既久且大的中国，中国文明的传统才是苟日新、日日新的，是在不断创造中存续的。中国哲学的核心主题正是对这种“生生”和“日新”道理的原理性揭示，因此，中国哲学就是对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原理的揭示。

    根据这种原理，中国哲学的精神当然是对传统的保守，但却不是对传统的固守，而是在不断创造中保守传统，在不断生发中光复传统，这才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要义。任何将传统和现代对立起来的理解，任何将保守和创造对立起来的看法，都没有把握住中国哲学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核心原理，没有把握住古老中国“旧邦新命”的文明和历史的道理。

（摘编自《澄清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几点偏颇认识》）

大飞机超临界机翼整体壁板喷丸成形技术

大家可曾知道：ARJ21飞机研制成功丝毫离不开尺寸大小不足4毫米甚至更小的小小丸粒，ARI21飞机超临界机翼壁板复杂气动外型面研制成功更离不开这些小小的丸粒。

    毫不夸张地讲，小小丸粒成就了ARJ21飞机，小小丸粒成就了中国民机产业。

    丸粒虽小，效果神奇。可用于清理铸件吹砂、镜件除氧化皮、钢铁制品除锈以及表面修饰等，用于清理飞机油漆涂层等。

    喷丸成形由喷丸强化发展而来。20世纪50年代初期喷丸成形技术被首次应用于 Constel-lation飞机机翼壁板喷丸成形。

    国内喷丸成形技术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中航工业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简称“制造所”），是国内唯一从事壁板喷丸成形技术研究的科研单位。

    万事开头难，技术资料的极其匱乏，使当时开展喷丸成形技术研究困难重重。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制造所基本掌握了针对直纹翼型机翼整体壁板以喷丸成形为主的、以机械校形和榔头敲击为辅的喷丸成形エ艺，建立了飞机壁板喷丸成形技术标准，编写完成相关エ程手册，基本构建完成喷丸成形技术体系及其配套设备。

    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喷丸成形技术研究迎来第二个高潮。制造所精心选型并引进国内首台数控喷（抛）丸机。

    20世纪90年代中期，掌握了机翼6米级整体壁板喷（抛）丸成形技术，使国内喷丸成形技术跨入数控时代。同期，制造所自主研制成功国内首台数控喷（抛）丸机。相关工艺和设备研究成果分别荣获部级科技成果奖。同时，制造所重点开发预应力喷（拋）喷丸成形技术，在国内首次探索研究超临界机翼整体壁板喷（抛）丸成形技术，最终形成具有珍贵价值的超临界机翼整体壁板喷（抛）丸成形技术思想。此外，AE100飞机开创了国内超临界机翼及其整体壁板喷（抛）丸成形技术研究新纪元。

    与过去直纹或以直纹为主的机翼整体壁板沿等百分线逐窄条喷丸成形截然不同，超临界机翼整体壁板没有等百分线而且外型不但孩向弯曲且展向弯折并扭转，其喷丸成形国难之大无异于老虎吃天。最终，制造所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和封锁，攻克了ARJ21超临界机翼整体壁板喷丸成形技术，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超临界机翼整体壁板喷丸成形技术的国家。

至此，我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喷丸成形，国产飞机6万～9万飞行小时寿命不再是奢望。这些研究成果奠定了国内民机研制、生产及产业发展的坚实基础，在国内民机产业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近年来，制造所针对筋高创造国际纪录的大型复杂带筋整体壁板喷丸成形这一世界性难题，攻克了大型复杂带筋整体壁板喷丸成形技术难题，为国产大飞机研制英定了坚实可靠的技术基础。

    未来，一个前途无限的中国需要一个无比强大的航空エ业，一个强盛的航空工业将为喷丸成形技术提供广岡而美好的发展空间，小小丸粒将继续创造一个又ー个神奇。

革命文化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文化支撑和精神标识，它承载了党和人民对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时代诉求和革命行动，传承和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

革命实践孕育革命文化。一部革命文化的产生、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斗争史。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革命文化源于伟大的革命实践，有了革命斗争实践才有革命文化。研究革命文化，必须研究革命斗争，包括军事斗争、经济斗争等。这些革命斗争实践为革命文化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其蕴含的不畏牺牲、乐于奉献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都成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特质。同时，革命文化也为革命实践的发展提供动力。例如，延安精神来源于党在延安时期坚持敌后抗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革命实践；其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价值，正在于其中蕴含的精神要素对延安时期乃至今天的奋斗实践产生的指导、鼓舞和借鉴意义。

没有理论自觉就没有文化自信。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马克思主义是揭示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革命实践与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始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其蕴合的核心要素都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比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中蕴含的鲜明的群众观念，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始终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内容。

人民群众是革命实践的主体，革命文化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人民群众创造的，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有了中国革命，才孕育和形成了革命文化。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曲折艰辛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结合革命不同历史阶段的目标与任务，充分坚持和尊重人民群众的社会历史主体地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坚持用革命理论武装干部、群众的头脑，系统地领导人民群众在以不同方式参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事业的过程中，共同创造了革命文化。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120周年诞辰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由于革命文化是我们党领导亿万人民群众不断创造和丰富发展的，因此它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最广泛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创造性，成为文化自信的力量之源。

(摘编自朱喜坤《革命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