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干的名著

    有关名著的改编缩写问题，多年以来聚讼纷纭，议论不断。但不管不同的声音有多少，各种各样的改编本依然源源不断，流行坊间。这些改编缩写本，其数量之多，简直有把天下名著一网打尽之势，纷纷冠之以“中国古典名著普及本”“外国名著学生读本”，还有什么“袖珍本”“卡通本”“速读手册”等，名目繁多，如乱花撩眼。

    我认为文学作品尤其是名著是不能改编缩写的，至于用戏剧、影视等其他艺术形式表现，则另当别论。单从文学这种精神产品的特殊性说来，改编缩写之举便有违常理。文学作品是一个生气贯注的有机整体，是各组成要素之间撕裂不开的、血肉关联的组合。这种“有意味的形式”一经成形，便由不得别人来改动了。压缩了篇幅，减少了字数，不仅仅是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质的变异和退化，或干脆就是仅仅与原作名字相同的另一部东西。

    著名学者陆建德指出，“文学名著必须维持原貌，正如阿凡提的汤，必须原汁原味，我们爱读《红楼梦》，因为那是曹雪芹的文字”“一部伟大的作品，多‘潜在的魅力’，人物头上小小的饰物或下意识的细微举动都暗含了丰富的内容”。正因为如此，文学名著才发散出千古如斯的永恒魅力，给人以经久的艺术享受。改写者往往遗神取貌地抽取所谓“故事”，而对那些看似无关宏旨其实又充满意味的细节，都看成可有可无的无谓枝蔓，难逃朱笔的杀伐。有完整情节的作品尚不能改动，更遑论那些异乎传统路子的作品。别的不说，就如汪曾祺和阿城吧，他们在作品里营造的那种境界，流淌着的那种诗性语言，依样画瓢都学不像，更不要说什么改写了。

    我想起了有阵子对京剧的改造。据说，为了让这个传统艺术能叫年轻人接受，便去掉京胡月琴的悠悠京韵，代之以“嘭嘭嚓嚓”的动感摇滚。这种被改造后非驴非马的东西，结果如何可想而知。倒是和时下名著的遭遇惊人相似。原本沉甸甸的东西变得轻飘飘，醇美的诗情变得淡乎寡味，丰饶的意蕴变得肤浅稀薄，形象苍白，语言温吞，乏善可陈。这类东西不可能引起读者进一步阅读原著的欲望，而恰恰相反，会严重地败坏读者原本不错的胃口。在他们看来，这些所谓名著，还不如小时候老爷爷讲的故事那般亲切有味。

    在速食快餐速配一次性等快捷型消费成为时尚的今天，名著改写之大行其道不是偶然的。这种短平快的东西，无论对阅读上只想浅尝辄止装点门面的成人，还是考试应急的学生，无疑适销对路。但提高素质实在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情，特别是在文学艺术方面，更需要长期的浸润和熏染，这是一种作用于灵魂的过程，急于求成不得。那些风干的名著，那些被榨干了艺术汁液的纸页，能给读者留些什么呢?

    ①对于哲学来说，“自知无知”乃智慧之母。两千多年前，西方哲人苏格拉底就说到：自知自己的无知，乃是智慧的开端。中国先哲孔子也说“知之为如之，不知为不 知，是知也”，同样强调“自如无知”作为智慧源头的重大意义。“自知无如”作为哲学智慧的开端，包含着如下两层最为重要的意蕴。第一，它给哲学的功能划定 了一个明确的界限，或者说为哲学颁布了一个“禁令”：哲学是人以人的眼光对凡与世界的一种追问和探索，而不能僭越为以神的目光来确立世界的终极原理，关于人与世界的终极原理的答案，超出了人的认识能力因而是哲学不可能提供的，它属于‘神学’而非“哲学’。自觉避免扮演先知或上帝的角色，这应成为哲学和哲学家基本的“自律”。第二，哲学不仅禁止自我僭越，而且把审查和批判一切“全知全觉”的先知或神的僭越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方式和使命。苏格拉底在雅典街头和市井中与“聪明人”的对话和辩难给哲学确立了典范：通过这种对话与辩唯，他使一切自诩拥有真理的人陷入了自相矛盾，迫使其承认自己的无知，在这种怀疑、审查和否定的哲学反思批判活动中，任何把“有限之知”膨胀为“无限之知”的倾向都特显现其有限性，暴露其可疑性和内在困境。

    ②但是，在哲学的发展十中，上述本应作为智慧开端的对“无知”的自觉却恰恰最先被遗忘了。哲学变得趟来越自负和自大，它不但不再承认“无知”是人的本性和哲 学智慧之母，而且把“无如”视为人最大的耻辱并因此把哲学的使命定位于一劳永逸地摆脱和消灭无知。这最集中地体现在哲学对于“第一哲学”的追求上。

    ③哲学对于“第一哲学”的追求，表达着两层不断递进的野心：第一，它要成为统率一切具体学科和具体知识的超级学科；第二，它还要求成为统率一切哲学问题和哲学领域的基础和支点，也即是说，它不仅要成为“科学之科学”，还求成为“哲学之哲学”，不仅要求拥有对“知识”，还要求拥有对“思想”的最高立法权。很清楚，“第一哲学”的抱负和理想完全背弃了“无知是智慧之母”的信念而走向了另一与之完全不同的极端，即紧紧地拥抱“全如是智慧之母”的教条。这是哲学的最大妄想，也是它陷入不可摆脱的深刻困境的根源。

    ④哲学对“全知”的追求犹如一个人拔起自己头发离开地球，实际上在追求一个根本不可能企及和无法实现的目标。当代哲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戳穿了哲学的这一幻象，把哲学从这一幻象的迷梦和独断中唤醒过来。在此方面，康德无疑是先驱者，他通过“理性批判”获得了这样的洞见：试图通过理论理性去获得关于存在本身的普遍性原理，实质上是把“有限”当成“无限”，其结果必然导致“先验幻豪”和自相矛盾。康德的“理性批判”承认了人在把握“世界总体”上的无能，这使得哲学又一次回到“无知乃智慧之母”的思想原点。康德的谦逊比那些自负狂傲的自恋哲人们更加明智而深刻。虽然他被“全知论”哲学家指责为“不可知论”者，但其回归“自知自己无知”这一原始的哲学精神的观念影响至深。20世纪以来，分析哲学家们指出传统形而上学所欲建构的“第一哲学”实际上是把语言和逻辑误用的结果，按维特根斯坦的说法，传统哲学试图用理胜和逻辑的方式去获取“整个世界”的知识，根本谬误在于跨越了不应被跨越的边界，侵入了本应保持“沉默”的领域。唯意志主义哲学、生命哲学等，也都从不同视角揭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全知主义的无根性与独断性。

（选自《新华文摘》2014年第8期，有改动）

“白日梦”

    ①白日做梦，一向是个带有嘲笑、挖苦和讽刺意思的贬词。殊不知，常做白日梦的有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凡夫俗子和超尘拔俗者。一个懒汉，每当他穿过荒野总是幻想能踢到裸露在地表上的一块黄金而成为富翁，这便是典型的世俗白日梦；而超尘拔俗的“白日梦”则往往是科学、艺术和哲学创作的发酵。第一流的科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都是一些杰出的醒着做“梦”的人。

    ②牛顿就是这种人。他因看到苹果落地而联想到月球绕地球的运动，联想到苹果的加速度同月球的加速度是同属一类的观念，发现重力仅仅是万有引力的特例。牛顿作这一从地到天的联想需要有何等宏伟的想象力啊！在常人看来，那仿佛是疯狂，是幻觉，是梦中才会出现的情景。

    ③物理学的理想实验按其性质也是绝妙的“白日梦”。惯性定律就是一个。因为它不能直接从现实世界中的实验得来，只能从观察中再根据想象和推理做出。我敬爱爱因斯坦，就是出于我把他看成是个白日梦幻者——理想实验大师的缘故。

    ④艺术作品的“白日梦”性质更突出。浪漫派诗人、音乐家和画家爱梦幻世界远胜于爱现实世界。艺术世界比现实世界好，因为它更富于理想性，更接近人所追求和向往的境界。

    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哲学家也是醒着做白日梦的人。老子的梦是有关宇宙的本原和根本法则，即不可捉摸的“道”。柏拉图将人比作洞穴中被捆缚住、只能朝前看的囚犯。其身后有一堆火，他们只能从墙上看到自己和身后物体的影子，并把这些影子看成是实在的。当一名犯人逃到阳光底下，第一次看到真实的世界时，才认识到他过去一直被影子所欺骗的。真正的哲学家正是从洞穴中逃到真理阳光下的囚犯。

    ⑥精神病患者的幻觉症也是一种白日梦。那么，它同科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的白日梦有何不同呢？区别之一是：前者是个不可逆过程，后者是可逆过程。科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的创作是从现实世界出发最后又能落脚到现实世界。当舒曼的《梦幻曲》一回到现实，萦绕在千万人的心坎，人们即能分享到“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的美感和魅力。精神病患者自认为是女皇的幻觉则是不能实现的，别人无法同它发生共鸣。

    中国传统装饰图案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0多年以前，原始人在生产劳动中创造了彩陶艺术，彩陶上面的鱼纹、网纹、鸟纹、太阳纹等图案在历史的演变中不断被赋予祭祀、祈佑、崇拜、吉祥等含义。早起先民对于未知的自然界，有太多的畏惧和害怕，不懂得刮风下雨的原因，不知道雷鸣闪电的奥秘，不明白生老病死现象，只能求助于神 灵，于是便出现了图腾崇拜，远古图饰多为先民们崇拜的图腾及生产生活场景。从数千年前的彩陶、青铜器、玉器，到后来的漆器、金银器、木器、纺织品等都不乏 各式精美的装饰图案，人们千锤百炼，精雕细琢，图案纹样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水平，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面貌、风俗习惯、审美情 趣，具有民族的文化特色，饱含了丰富的造物思想。

    中国传统装饰图案题材 广泛，从动植物、器物、人物、风景到几何纹样，或神秘威严，或浪漫绚丽，或清新自然，或典雅繁复，人们生活中见到的或想到的无所不包。图案中蕴含着丰富的 寓意，形式和内容巧妙结合，意趣横生，赏心悦目。动植物是古代装饰图案常用的题材，动物类的装饰图案大多是一些祥禽瑞兽，龙、凤最为常见，常用的还有被当 作长寿仙鸟的鹤、当作报喜鸟的喜鹊等。蝙蝠和寿桃组成的图案寓意“多福多寿”，蝙蝠和古钱寓意“福在眼前”。大象性情柔顺安详，象驮花瓶图案寓意“太平有 象”。鹿也被认为是长寿仙兽，常被用来表达祝寿、祈寿的意愿。作为装饰图案，竹不仅常与松、梅组成“岁寒三友”，还可与松、萱、兰、寿石组成“五瑞图”； 桃又称寿桃，寓意长寿，常与蝙蝠、双钱组成“福寿双全”。石榴是多子的象征，牡丹是富贵的象征；月季四季花开不断，瓶插月季常用来寓意“四季平安”。葫芦 以其子多蔓长而被当作子孙绵延的象征，蔓谐音万，蔓上结葫芦寓意子孙万代。

    造型优美、寓意吉祥的 器物也是常见的装饰图案，如“八宝”“八吉祥”“如意”“八卦图”等，这些器物多与佛教、道教有关，取辟邪防灾、逢凶化吉之意。吉祥文字类图案是以吉祥祝 语直接进行装饰，我国的文字结构符合图案的构图法则，笔画的长短、粗细、疏密、转折、富有节奏和韵律，各种不同字体的书法又各具美感和神韵，起到很好的装 饰效果，如寿字、喜字、百福图。除以上题材外，几何图形、神话故事以及山水、楼台、人物等也用作装饰图案。装饰图案大都具有意境，有一定的思想渊源，表达 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传统装饰图案是中国劳动人民在数千年的生产劳动中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是由祭祀、崇拜、图腾逐渐演变为具有审美特性的装饰图案， 古代人们在陶器、石刻、木雕、玉雕、年画、刺绣、建筑物、家具、服饰等物品上用线条表现、色彩渲染，运用借喻、双关、象征及谐音等手法，最终形成一定格式 的图案，寄予吉祥如意、喜庆幸福的美好寓意。在中国当下的设计领域中，对传统图案的借鉴和运用随处可见，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图案更是现代艺术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艺术资源。

（摘编自严旭《中国传统装饰图案》）

科学引导青年“二次元”文化的发展

①据艾瑞咨询发布的数据，2017年，我国二次元用户整体规模已经达到3.1亿人。“二次元”群体数量之大，使得“二次元”文化产品得以不断生产传播，“二次元”网络文化社区不断构建，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青年“二次元”文化。

    ②青年“二次元”文化的影响力通过动漫、网络小说、电影、COSPLAY、游戏等创作方式不断扩大，但同时，其中的一些不良思想也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挑战。“二次元”所具有的虚拟性使青年群体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开放”，其周围充斥的“不良信息”很容易对青年群体的精神世界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部分青年甚至迷失自我，做出一些不道德或是违法行为，以至于成为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份子。

    ③此外，一些青年长期在“二次元”世界中自我放避，一旦他们返回现实世界，可能会因价值观偏离、扭曲而遭受挫折和打击，甚至难以与现实世界相融合，导致青年群体人际关系的僵化与不和谐，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也给社会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④面对青年“二次元”文化存在的局限与弊端，我们应通过主动引导，助其确定正确的思想方向，从而达到良好的引导效果。

    ⑤首先，我们应注重对青年群体的思想道德教育，使其充分认识、理解以及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中，逐步使青年“二次元”群体对主流价值观形成高度认同，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理念。其次，不断丰富“二次元”文化的内涵。我们应鼓励青年群体在“二次元”文化作品的创作中，尝试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之相结合。通过“二次元”文化作品的创作，引导青年“二次元”群体找到符合时代要求的发展方向。最后，加强网络环境建设，营造积极正向的“二次元”网络文化环境，在网络中弘扬和传递正能量。

    ⑥尽管“二次元”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两者在社会发展中都起到了“粘合剂”的作用，进一步丰富了当代文化的内涵。我们一方面要寻找“二次元”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共通之处，以此为连接点，加强对“二次元”文化中积极因素的传播。例如青年“二次元”群体所追求的“成长”“梦想”以及对真、善、美的坚持，与主流文化积极倡导的内容一致，我们可以以此为切入点，加深青年“二次元”群体对主流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还要回应青年“二次元”群体的实际需求，增强沟通交流，有针对性地答疑解惑，对其不良倾向及时进行纠偏，为其提供必要的帮助。

    ⑦当然，对青年“二次元”文化的引导，需要全社会的持续关注和互动参与，只有建立协同合作的模式，才能提升对青年“二次元”群体的引导效果。每个家庭都应为青年“二次元”群体营造和谐的环境，在帮助这一群体积极排解压力与焦虑的同时，也要对其进行科学引导，避免出现青年一味沉沦“二次元”世界的现象。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学校也应采用多样化的教育手段和宣传方式，不断向青年群体传播先进的价值理念与正能量。同时，政府也应充分发挥网络的优势，加强对网络不良信息的治理和管控，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积极引导青年“二次元”文化向理性、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将中国小说的传统重新擦亮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小说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传统。

    中国小说在演进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叙事传统，比如说潜在的“四季结构”。西方文学中的长篇虚构叙事，从史诗发展而来，因此非常重视叙述一个完整的事件，即叙述一个开头、发展、结尾过程俱全的故事。“结构的完整性”往往成为评价一部西方长篇小说的标准。中国小说也注重讲故事，但往往不是紧紧围绕着小说主人公，包含了故事的发展和高潮的严密的叙事结构，而是在故事的结构之外，常常还有另一重潜在的结构，比如明清长篇小说中的“四季”，或者说“季节的转换”。

    以《红楼梦》为例。“四季”具有对应人物、家族命运的叙事功能，同时小说虽然以宝黛的情感发展线索重点写了几大事件，但还有一个潜在的结构，便是“季节的转换”。在此基础上，写庆寿、看戏、结社、消夏、过冬，以及一应的衣饰、食物。一部《红楼梦》，不过写几年的春去秋来，便写出了中国人“恒常”的人生与面对自然的心灵世界。而在这“恒常”的底色之上，作者写出世事、命运的“无常”，增加了悲剧感。

    “四季”这一潜在的结构方式很少受到当代写作者的重视。“四季”代表的是“日常”“恒常”，代表一种自然、复沓之美，代表编织其中的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而当下的一些小说，具体的故事情节背后，往往是时代的背景和宏大的思想框架，与“四季”的旨趣相去甚远。而先锋浪潮中，西方现代与后现代的文学技巧轮番上演，小说的主体不再是故事、人物，有时甚至只是叙事行为，更是与之南辕北辙。

    另外，中国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中常常使用对话来表现人物，通过语言使人物的个性鲜活生动、跃然纸上，对话甚至用来表现故事。美国汉学家浦安迪观察到，中国的主流文学，“言”往往重于“事”，“事”常常被“非事”打断。也就是说，西方文学更重“事”，小说注重描写事件的发展过程。而中国小说，往往对人物的语言投入更大的关注。我们对中国小说中的某个人物印象深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语言使他成为一个活灵活现、神情毕肖的个人，所谓“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注重人物的语言，重视说话人的“声口”，以语言来表现人，是中国小说的又一个优秀传统。金圣叹评《水浒传》的好处，认为“《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

    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大致呈现出两个趋向，一是模仿西方的小说技巧，一是网络化的快速写作。对于认真探索小说艺术的写作者们来说，西方的小说技巧固然值得借鉴，但写好人物语言、仔细揣摩人物“声口”，或许也是我们不该放弃的并未远去的小说传统。

（选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11月13日1 6版作者：王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