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异常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长期以来，各个领域的学者从自己的学科出发，对此现象纷纷做出各自的解释，但是始终未获解决。现在生物学家也开始涉足这个问题，并从生物学的角度加以探讨，他们的见解让人耳目一新。

    我们经常说人的情绪多变，其实我们往往不是自己情绪的真正主人。在人体内，存在着许多调控我们情绪的化学物质，我们的喜怒哀乐受到它们的控制。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莫名其妙地感到心烦，究其原因是一种叫做“梅拉多宁”的激素在作怪：如果这种激素分泌过多，会导致心情烦躁、沮丧等。据研究，梅拉多宁也是导致一种叫“冬季抑郁症”疾病的元凶。得这种病的人，在冬季尤其是阴霾、缺少阳光的日子里，容易情绪低落、郁郁寡欢，甚至做出极端行为，为什么生活中有些人那么快乐，令人羡慕？这又涉及到一种叫“多巴胺”的化学物质。多巴胺是神经元中传导神经兴奋的一种化学物质，当多巴胺传导顺畅的时候，大脑内部就会产生一系列化学变化，使我们产生快感。

    现在生物学家发现，大量的细菌寄生在我们呼吸道和消化道中，它们中的半数是中性菌，对我们既无害也无益，比如肠杆菌、酵母菌及肠球菌；约有10%是有害菌，如葡萄球菌、幽门杆菌等；还有约30%是有益菌，如乳酸菌、双歧杆菌等。对有害菌我们也不必担心，因为它们的活动严格受有益菌和中性菌的管制。

    别小看这些寄生在肠道内的小小细菌，它们对改变我们的情绪和行为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一方面，这些细菌影响人体的营养代谢，如果消化不良，会引起情绪异常；另一方面，假如人体的代谢紊乱，这些细菌会制造出硫化氢、氨等气体来毒害我们的神经，从而导致我们情绪异常，甚至做出极端行为。科学家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当给猪投喂高密度的发酵乳杆菌时，猪不仅长得快，而且争食咬斗现象明显减少。这是因为猪的肠道内有益菌受到强化之后，对猪的神经有毒害作用的气体硫化氢和氨等的生成大幅度下降，于是改善了猪的行为。

    近年来，人们情绪异常和行为失控的发生频率逐年升高，从肠道内细菌的生存环境来看，导致这一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农药、食品添加剂和抗生素等的滥用。这些药物或化学物质进入人体会大量杀死肠道细菌，导致人的代谢紊乱和消化不良，从而引发情绪异常和精神疾病。二是这几年生活水平提高后，部分人吃得太饱。由于摄入的过量高蛋白在人体内缺少有益菌或中性菌为其分解、代谢，它们会在杂菌的分解下产生大量的硫化氢、氨等对神经有毒害作用的物质。这些物质会破坏人体中起抑制冲动作用的五羟色胺的合成，导致人的情绪异常，产生过激行为。

（摘编自2011年4月29日《科技文摘报》）

    由于长期以来受“欧洲中心论”与“以西释中”思想的影响，我国美学研究对中华民族的审美理论常常以“审美智慧”称之，没有足够勇气将其称为中国的美学理论。中华民族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有引以自傲的民族艺术。因此，中国必然拥有本民族的美学，这种美学就是“生生美学”。

    “生生美学”这一概念来自《周易》。“生生”即“生命的创生”，是我国古代哲思与艺术的核心所在。“生生美学”是一种相异于西方古典认识论美学的美学形态，独具特色与魅力。而且，体现这种“生生美学”的中国传统艺术如国画、书法、戏曲、琴艺与民间艺术至今仍具有无穷生命力，因此这种“生生美学”也是鲜活的。

    “生生美学”是一种古典形态的“天人相和”的生态之美。“天人相和”的生态之美不仅仅是一般的生态智慧，而且是具有原生性并活在当代的生态理论。所谓“天人相和”具有明显的“生命创生”的内涵，天地相交、风调雨顺、万物生长就是一种美的形态。这种生态之美仍然存在于我国诸多民间艺术之中，例如年画之“瑞雪兆丰年”与“大丰收”等。

    “生生美学”是一种“阴阳相生”的生命之美。“生生美学”是一种东方的生命之美。这种生命之美包含万物化生、宇宙变化等极为丰富的内涵，而且体现出“天地与我为一，万物与我并存”的理念，是一种古典的生态整体论与生态平等论。特别可贵的是，《周易》揭示了包括艺术创造在内的万事万物生长演化的规律，即“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之道概括了艺术创造特有的规律，即凭借阴阳虚实的对比产生一种艺术生命力。例如，国画就是通过白与黑、浓与淡的对比形成一种艺术生命力。像齐白石的虾图，仅寥寥几笔．以大片的空白将几只小虾在水中活泼的生命力表现无遗。

    “生生美学”还是一种“日新其德”的含蓄之美。“生生美学”作为一种含蓄的美，体现中国传统艺术的无限风光，是一种“言外之意”“象外之象”与“味外之旨”。诗歌之“意境”、绘画之“气韵”、山水园林之“写意”、书法之“神韵”等，说的都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含蓄之美，可以说是意味无穷。

    “生生美学”化育于十几亿中国人的生活，蕴含在让我们流连忘返的无教民间艺术之中，寄托着我们绵绵的乡愁与无尽的情思，需要我们好好体悟，好好研究。

（摘编自曾繁仁《生生美学具有无穷生命力》）

    苏轼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们最喜爱的对象。其实，苏的文艺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比起屈、陶、李、杜要逊色一筹。然而他在中国文艺史上却有巨大影响，是美学史中的重要人物，道理在哪里呢？我认为，他的典型意义在于他把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

    苏轼一方面忠君爱国，学优则仕，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思想，无论是他在熙宁变法中的温和保守立场，还是其他许多言行，都表现出这一点。这上与杜、白、韩，下与后代无数士大夫知识分子均无不同。但苏轼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另一面。这另一面才是苏之所以为苏的关键所在。苏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遁世都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且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惧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纷扰的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这当然比前者又要深刻一层了。前者是可能做到的，后者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

    如果说《春江花月夜》之类的对人生的自我意识只是少年时代的喟叹，虽说感伤，并不觉重压，那么苏轼的情况就刚好相反，尽管没有多谈，却更感沉重。这种整个人生空漠之感，这种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尽管不是那么自觉，却是苏轼最早在文艺领域中把它充分透露出来的。正是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行云流水，初无定制，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无怪乎在古今诗人中，就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直到苏轼这里，陶潜才被抬高到了独一无二的地步，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

    在散文《方山子传》中，苏轼表达了不要富贵、不合流俗的愿望。在当时的“太平盛世”，苏轼却憧憬这种任侠居山、弃冠服仕进的“异人”，不也如同他的诗词一样，表达着一种独特的人生态度吗？尽管苏轼不断地进行自我安慰，时时流露出随遇而安的“乐观”情绪，“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但与陶渊明、白居易等人毕竟不同，其中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无怪乎朱熹、王船山最不喜欢苏轼，他们都感受到了苏轼这一套对当时的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破坏性。

    苏东坡生得太早，他没法做封建社会的否定者，但他的这种美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却对从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到了重要的先驱作用。直到《红楼梦》中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更是这一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成果。苏轼在后期封建美学上的深远的典型意义，其实就在这里。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汉代艺术的美学风貌

    人对世界的征服和琳琅满目的对象，表现在具体形象、图景和意境上，则是力量、运动和速度，它们构成汉代艺术的气势与古拙的基本美学风貌。

    这种“气势”甚至经常表现为速度感。而所谓速度感，不正是以动荡而流逝的瞬间状态集中表现着运动加力量吗?你看那著名的“马踏飞燕”，不就是速度吗?你看那“荆轲刺秦王”，匕首插入柱中的一瞬间，那不也是速度吗?激烈紧张的各种战斗，戏剧性的场面、故事，都是在一种快速运动和力量中以展现出磅礴的“气势”。一往无前不可阻挡的气势、运动和力量，构成了汉代艺术的美学风格。它与六朝以后的安详凝练的静态姿式和内在精神是何等鲜明的对照。

    也正因为是靠行动、动作、情节而不是靠细微的精神面容、声音笑貌来表现对世界的征服，于是粗轮廓的写实，缺乏也不需要任何细部的忠实描绘，便构成汉代艺术的“古拙”外貌。汉代艺术形象看来是那样笨拙古老，姿态不符常情，长短不合比例，直线、棱角、方形又是那样突出、缺乏柔和……，但这一切都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上述运动、力量、气势的美。如果没有这种种“拙笨”，也就很难展示出那种种外在动作姿态的运动、力量、气势感了。过分弯的腰，过分长的袖，过分显示的动作姿态……，“笨拙”得不合现实比例，却非常合乎展示出运动、力量的夸张需要。“气势”与“古拙”在这里是浑然一体的。

    如果拿汉代画像石与唐宋画像石相比较，如果拿汉俑与唐俑相比较，如果拿汉代雕刻与唐代雕刻相比较，汉代艺术尽管由于处在草创阶段，显得幼稚、粗糙、简单和拙笨，但是上述那种运动、速度的韵律感，那种生动活跃的气势力量，就反而由之而愈显其优越和高明。尽管唐俑也有动作姿态，却总缺少那种狂放的运动、速度和气势；尽管汉俑也有静立静坐形象，却仍然充满了雄浑厚重的运动力量。汉代艺术那种蓬勃旺盛的生命，那种整体性的力量和气势，是后代艺术所难以企及的。

    形象如此，构图亦然。汉代艺术还不懂后代讲求的以虚当实、计白当黑之类的规律，它铺天盖地，满幅而来，画面塞得满满的，几乎不留空白。这也似乎“笨拙”。然而，它却给予人们以后代空灵精致的艺术所不能替代的丰满朴实的意境。它比后代空灵的美更使人感到饱满和实在。与后代的巧、细、轻相比，它确乎显得分外的拙、粗、重。然而，它不华丽却单纯，它无细部而洗练。它由于不以自身形象为自足目的，就反而显得开放而不封闭。它由于以简化的轮廓为形象，就使粗犷的气势不受束缚而更带有非写实的浪漫风味。当时民间艺术与文人艺术尚未分化，从画像石到汉乐府，从壁画到工艺，从陶俑到隶书，汉代艺术呈现出来的毋宁更多是整体性的民族精神。如果说，唐代艺术更多表现了中外艺术的交融，从而颇有“胡气”的话；那么，汉代艺术却更突出地呈现着中华本土的音调传统：那由楚文化而来的天真狂放的浪漫主义，那在满目琳琅的人对世界的行动征服之中的古拙气势的美。

     (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有删节)

    行会制度是中国古代城市中的主要经济组织之一。行会制度形成于唐代，明清时期达到了繁荣。由于城市民间工商业的发展，封建统治者出于对工商业者的管理和征敛的需要，设立行会，“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行是按各手工业，商业的行业而设立的，故有“行”之名。行会制度即是监督工商业者“合法”经营，贯彻统治阶级管理工商业者的意图、向官府缴纳税赋的工具。城市行会制度的产生，说明了城市工商业的空前发展。没有城市经济的繁荣，就没有行会制度成长的前提条件。城市工商业的活跃，客观上需要行会制度在官府与工商业者之间进行直接沟通，工商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经营者也需要有自己的专门组织，到了明清之际，行会真正成为工商业者的组织，有的称会馆，有的称公所、行、帮。明清时代，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工商业者实力的增强、社会地位的提高，手工业者之间，商人之间竞争日益加剧，于是，他们各自组织行会，行会内部是减少竞争，统一协调，行会外部是保护自身利益，防止外来竞争者侵犯自己的权利。这种行会实际上是工商业者的自发组织，民间组织，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它们代表本行业，本部门或本地区工商业者的利益，内部具有一套制度，行规，其利益具有一致性，共同对外，具有强烈的利益自我保护色彩和排外性。明清时代一些同业公会工商业会馆，商人帮会，如激州商会，洞庭商会，具有相当大的活动能量和社会影响。

    明清时期，在东南沿海出现了许多中小型城市和大型城市，一批有相当影响的市镇也崭露头角。这些城镇型社区，既是政治、文化中心，又是经济中心，商业十分活跃，市场连接海内外。城市手工业、商业的规模扩大，分工细化，打开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崭新局面。牙行和牙人在商业市场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工商业会馆、公所纷纷建立，交换活动中货币的作用日益广泛，手工业工场涌现，自由劳动力市场在城市中出现，手工业工场中雇佣关系形成。总之，这时的资本主义因素在一批城市和一些市镇中萌芽。明代后期的苏州“郡城之东皆习机业，织文曰缎，方空曰纱，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

    与西方封建城市不同的是，我国封建城市中的绝大部分居民是官僚、地主、军人等消费人口，工商业者不占多数。汉代王符说过；“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天下百郡千县，市邑数万，类皆如此。”所谓“农夫”，是指农村居民，“浮末”是指工商业人口。可见，洛阳城工商业者比“游手”还少，再加上官吏，军队，工商业者的比例在城市中更少了。开封城中虽也有“九市之富，百廛之雄，越南海贾，朝盈夕充”，但城内到处是“天姬之馆，后戚之里，公卿大臣之府，王侯将相之第”，大量消费人口充斥城市，即使带来城市的繁荣，也只是虚假的，没有根基的。

（摘编自邹农俭《中国农村城市化研究》）

烟火漫卷

迟子建

文本一：

刘建国驾驶着“爱心护送”车从道里出发，去南岗的一家医院接翁子安时，是清明节的前一天。

翁子安是一周前来哈尔滨入院的，他这病来得急，脱离危险也快。他提前办好相关手续，给刘建国打个电话，以老朋友的口吻说：“嗨，我又来了，明天接我出院吧，时间不变。”

刘建国第一次接到翁子安的电话，是三年前的阴历二月初二。也许是被医院门前泛着蓝光的路灯给映照的，翁子安给刘建国的第一印象，显得阴郁。他四十上下，背一个黑白色双肩包，中等个，瘦削，浓眉，发丝波痕似的微卷，轮廓分明，气质不俗。翁子安羚羊似的奔向车子，熟练地打开后厢门，轻盈地跃上车，说：“往太阳岛开。”之后他放下双肩包，调亮蓬灯，躺在担架上，取出一本书读起来。

车过松花江桥时，与江面上自由的风，大面积遭逢。翁子安放下书，聆听风声。待到风声骤然衰落。他知道江桥已过，吩咐刘建国：“往绥化开。”

刘建国那时感觉自己像是遭绑架了，任由驱遣。而他并不反感，翁子安与他的寻找对象年龄相仿，属于这个年龄段的陌生男性，总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当然，因为多年没有寻到因自己而丢失的朋友的孩子，这个年龄段不断变幻，从婴幼儿到少年，再到成年，一路跟着他在寻人空间静悄悄地成长，而刘建国也奔七十了。

他们到达绥化时，曙色微露。翁子安让他停车，说要打点肚子。他们进了一家早点铺，吃了猪头肉、豆腐脑和葱油饼，之后又一起进理发店剃头。饭钱翁子安率先结了，所以刘建国抢着结了两人的理发费。刘建国的头发白了多半，而翁子安微卷的头发是漆黑的。他们剪下来的发丝混合在一起，先于他们而握了手。

他们再上路时，翁子安突然问：“过了七十岁，您就不能开这车了吧？”

刘建国摸了摸自己的头，说：“我看上去很老了么？”

翁子安说：“别人讲您的故事，我知道您的大概年龄了。但您看着真不像，要是把头发染黑，多说五十岁吧。还有，您看上去酷帅酷帅的！”

刘建国苦笑一声，反问一句：“酷帅？”

翁子安点点头，说：“要是需要，我可以帮您改档案。您要是改年龄，是为了能开车去找孩子，这个高尚！”

就是这番话，让刘建国对翁子安有了好感。他说虽然自己是翁子安的长辈了，但不习惯别人以“您”称呼他，请翁子安像别人一样，叫他刘师傅或是刘建国。

翁子安很快作出选择，以兄弟的口吻说：“遵命，刘建国。”

他们不约而同向对方伸出了手。翁子安的手很凉，刘建国也就多握了一刻，把他的手焙热。

他们再次上路，翁子安给出的目的地是北安。车最终到北安的一家汽修厂停下，翁子安跟刘建国结算路费，给了他双程费用，让汽修厂的师傅，搬出一台半新的摩托车，抬到“爱心护送”车上，说是空车回去浪费汽油，这台摩托车顶一个人的费用。翁子安塞给刘建国一张写有一个人电话的纸条，说这台摩托车是送他的，进城后打电话问一下送货的具体位置。

刘建国回到哈尔滨后给接货人打电话，才知道他是翁子安新结识的病友，一个泥瓦匠，常年干装修贴瓷砖，累伤了腰。他可能无意中说自己骑一辆破旧的电瓶车，奔波在城市，所以翁子安才送他一台性能好的摩托车。

翁子安以后再来哈尔滨急救，无论出院是回嫩江、富锦还是尚志，刘建国返城时，他总是让刘建国捎点东西，付双程车费，不让刘建国空跑回去。有时捎的是物——工艺品或土特产，有时捎的则是人——通常是搭顺风车去哈尔滨看病的。

这次刘建国接到翁子安，感觉清冷路灯下的他，就像一根冰冷的铅笔，更加的瘦削，也更加沉默。刘建国没问他是在哪儿发的病，只问他这次去哪儿。

翁子安说：“过阳明滩大桥，先到松北去。”

刘建国点了点头。

翁子安上了车，依然是调亮蓬灯，躺在担架上捧起一本书。刘建国发现翁子安在读书上是个杂食动物，有时读哲学书，有时读医学和植物学的书。刘建国忍不住问他，这次带的什么书？他淡淡回道：“桥梁建筑。”

刘建国心想，怪不得你要走阳明滩大桥呢。

文本二：

2019年岁末，长篇初稿终于如愿完成了。记得写完最后一行字时，是午后三点多。抬眼望向窗外，天色灰蒙蒙的。我穿上羽绒服，去了小说中写到的群力外滩公园。十二月的哈尔滨，太阳落得很早。何况天阴着，落日是没得看了。公园不见行人，一派荒凉。候鸟迁徙了，但留鸟仍在，寻常的麻雀在光秃秃的树间飞起落下。它们小小个头，却不惧风吹雪打，该有着怎样强大的心脏啊。

我沿着外滩公园猩红的塑胶跑道，朝阳明滩大桥方向走去。

这条由一家商业银行铺设的公益跑道，全长近四公里。最初铺设完工后，短短两三年时间，跑道多处破损，前年不得不铲掉重铺。如今的塑胶跑道早已修复，它早以全新的面貌，更韧性的肌理，承载着人们的脚步。去冬雪大，跑道边缘处有被风刮过来的雪，像是给火焰般的跑道镶嵌的一道白流苏。

还记得去年十一月中旬，长篇写到四分之三时，我从大连参加完东北学术会议，乘坐高铁列车回哈尔滨。

透过车窗望着茫茫夜，第一次感觉黑暗是滚滚而来的。一个人的内心得多强大，才能抵抗这世上自然的黑暗和我不断见证的人性黑暗啊。列车经过一个小城时，不知什么人在放烟火，冲天而起的斑斓光束，把一个萧瑟的小城点亮了。但车速太快，烟火很快被甩在身后，前方依然是绵延的黑暗。这种从绽放就宣告结束的美好，摄人心魄。所以回到哈尔滨后，我给小说中的一个历经创痛的主人公，放了这样一场烟火。

（有删改）

【注】文本一为迟子建长篇新作《烟火漫卷》的节选，文本二是迟子建《烟火漫卷》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