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廉德思想

任松峰

    “廉”是中华传统伦理的重要范畴，也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何为廉”“为何廉”以及“何以廉”的问题上，儒家有一套系统阐释。

    关于“廉”的含义，清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解释说：“廉，棱也。引申之，为清也，俭也，严利也。”大致可知，“廉”的本义为侧边、棱角，后来引申为正直、清廉、俭朴、收敛、廉耻的意思。而这些含意也正是儒家所追求的道德修养。儒家如何释“廉”呢？《论语》中，孔子虽仅有一次用到“廉”字，但实际上“行己有耻”“欲而不贪”等思想中已包含了“廉”的内容。可以说，先秦时期，儒家主要是从道德伦理层面来认识“廉”的，认为“廉”是君子所具有的一种基本道德操守。汉代以后，随着儒家思想的制度化，廉”更多地与政治行为联系在一起。汉代实行察举制度，出现了专门的举廉科，将“廉”作为官员选拔、任用的主要依据。

    儒家学说是一种内圣外王之学。儒家倡“廉”，主要基于内圣与外王的需要。从内圣来看，“廉”是个人修身、成就完美品格的必然要求。无论是孔子心中的圣人、君子，还是孟子心中的大丈夫，都内蕴着“廉”这一基本道德操守。从外王来看，“廉”是为政之本，能“廉”则政兴。《晋书•阮种传》中说：“夫廉耻之于政，犹树艺之有丰壤，良岁之有膏泽，其生物必油然茂矣。”廉洁对于为政的重要性，就像土壤和雨露于生物之必不可少，一旦失去，政权终会倾覆，为官者的廉洁是实现政权稳固持久的客观需要。

    实现“廉”的目标，为政者既需“修身以德”，也需“为政以德”。《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强调上至天子、下到百姓，都要以修身为本。孟子“仁政”思想，论及的是如何做一名好官。在儒家思想中，包含着这样的逻辑：要做一名好官，先要做一个好人。所以，为政者只有先修身以德，才能“安人”“安百姓”。当然，成为一个好人并不意味着就能当一个好官，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还需把廉德运用到政治实践中。为政以德，既要有崇公抑私、立公去私的公心，又要有义利面前舍利取义的勇气；既需“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地举贤任能，也需“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地勤政守职；既有为政俭约、“节用而爱人”的品行，更需有涵养一腔浩然正气的节操。如此，才能实现《论语•为政》中描述的“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那般的清明气象。

    儒家廉德思想形成于古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之中，对历史上风清气正社会局面的出现起到过积极作用。然而，在封建王朝中，天下莫非王土、四海皆是王臣，以廉为政归根结底是为了巩固统治阶级的政权，这也使封建臣子在践行“廉”的过程中遭遇局限和困境。但是，以史为鉴能够知兴替，这些都不妨碍今天我们从中汲取有益启示。

（节选自《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

    燕赵区域以燕山、太行山、渤海、黄河为四面分界，主体为次生黄土的平原地带。虽然这一区域具有“地边胡，数被寇”的特点，但燕赵文化仍属于华北平原上以汉族为主的旱地农耕文化。

    燕文化与赵文化有着不同的来源和各自的特征，但又大体接近而趋同。相对于其他周边区域而言，“慷慨悲歌”是燕赵文化的共同基调。燕赵区域的文化特征就是“慷慨悲歌”，也只有“慷慨悲歌”才是燕赵区域的文化特色。

    具有特征主线的区域文化是优越的文化。在全国各个地域中，燕赵区域是极少数真正形成了文化特征的地域之一。燕赵文化得以形成“慷慨悲歌”这一特征主线，为古今所共认，历代所称道，其内涵鲜明，无可否认。这是燕赵区域的优越之处，值得骄傲。

    中国古代“知己”“知音”的价值观念，是“燕赵悲歌”的产生机制。燕丹的精诚与荆轲的侠士志向契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慷慨悲歌”。慷慨悲歌是一个情结，是由经济文化的落后和政治地位的低下而导致的一个情结。这个情结经过一种壮烈的撞击，发生逆转，出现升华，于是就化育成为慷慨悲歌的性格。而这也正是北方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慷慨悲歌”的历史认同，有三次高潮。荆轲刺秦王，与燕太子丹在易水告别，高渐离击筑，荆轲作歌，这是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特征的第一次概括。汉末曹魏时，曹操等人以邺都为活动中心，诗风雄峻古朴，慷慨悲凉，燕赵文化第二次被称作慷慨悲歌。唐代，高适等人以气质自高，慷慨悲歌，临风怀古，燕赵文化第三次被人称为慷慨悲歌。燕太子丹、荆轲的谋刺秦王，标志了燕地文化的形成和成熟。从此以后燕文化就永久性地定格于此，成为燕赵文化所独有的固定不变的意象。这一特征不仅在当时存在，在后世也存在，如明清之际，燕赵文化的慷慨悲歌特征也有鲜明的体现。

    “慷慨悲歌”的实质，乃是一种生命价值观，是一种贯穿人生的精神力量。燕赵侠士的轻生尚义，表面上看是不重视生命，实质上却是更加重视、更加珍爱生命的体现。“燕赵悲歌”体现为一种超越“千金”、超越“生死”的价值观，燕赵文化精神在此具有最为突出的表现。了解到人的生命除了肉体的存在，还有精神的存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可以教导人们，突破对自我的一己关怀，寻求更高的价值。燕赵文化归根结底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命价值观。

    燕赵文化具有多元性。在“慷慨悲歌”激扬人性的同时，也包含了不少世俗的、物欲和肉欲的不良内容。这些流弊在民间、在当今，也都有不同轻重的表现。其救治方法，则莫过于以风俗治风俗，以文化治文化，以精神治精神，如古人所谓“风教”，由低而高，由杂而纯，由俗而雅，由外在而内在。

（摘编自张京华《“燕赵文化”概念界定的要点》）

关于“和同开珎”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铸造的数量须达到一定规模，交易中才有条件实现物畅其流。因此与西方之币值较高的银币相比，东方的铜钱仍具有自己的优势。而毗邻中亚的新疆地区，受到东西两方面的影响，曾出现过带有两大货币文化之特点的产物。比如于阗的“汉佉二体钱”，圆形，无孔，钱面为汉字“六铢钱”，当中为其族徽；钱幕用佉卢文标出王名，当中为驼纹。它虽然是铜钱，但钱文却是用钢模打压而成，并不是铸出的。再晚些，魏晋时的龟兹地区铸造了带方孔的“汉龟二体钱”，则接近中原货币。唐时，河曲六胡州之安国部所铸的钱，正面与唐“开元通宝”无殊，只在钱幕标出族徽。这表明来华的九姓胡人不仅奉唐之正朔，且亦铸造和使用开元钱。

    海东的情况又不相同，由于与西方距离遥远，所受到的主要是中国的影响。比如日本，这里原来不产铜，元明天皇时在本土发现铜矿，乃称其铜为“和铜”（日本铜），年号也随之改为“和铜”（708—715年）。有了铜，日本开始铸钱，其方孔钱的钱面上铸出“和同开珎”四字。“和同”即“和铜”。吐鲁番所出土的一个寺庙的交纳账中记有“同钱”，那里的“同”也是“铜”字的简写，可与“和同”相参证。这种钱无论形制、尺寸和钱文，均模仿唐朝的“开元通宝”，特别是那个“开”字，更完全照搬开元钱上的特殊写法。“和同开珎”四字的书体颇美观，不过由于其中的“同”是个简化字，所以开元钱上原来用的“寳”字被简化成“珎”，只留下此字当中的一部分。这或许是出于使钱文两侧笔画匀称的考虑。1970年在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文物中，五枚“和同开珎”钱曾引起注意。《文物》月刊于1972年发表的发掘简报将钱文释为“和同开珍”。因为在章草中“珍”字可以这样写，故释文不是没有依据。然而比照钱币史，此说却是讲不通的。

    释“开珎”为“开宝”，笔画匀称并不是唯一的理由。试看从八世纪到十世纪，日本铸造的“皇朝十二钱”，钱文无例外地都叫某某“宝”，如“万年通宝”“隆平永宝”“富寿神宝”“承和昌宝”“乾元大宝”等。十世纪以后日本长期不铸钱，习用宋钱。直到相当于我国明代末叶时才又铸造“宽永通宝”，仍称之为“宝”。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八世纪时会出现一种名“珍”的钱。

    日本古钱皆以“宝”字为称，其实这也是从唐代钱文之“通宝”“重宝”“元宝”“泉宝”等名目中学来，而唐钱并没有称“珍”的。不仅如此，由于唐钱中“开元通宝”行世最久，影响最大，所以开元钱被尊奉为当时东亚的标准货币。它在日本曾被简称“开钱”，“开宝”也是如此。也就是说， “开元通宝”尤其是简化了的“开宝”的叫法，已成为标准货币的通称。日本“皇朝十二钱”中不是还有一种“神功开宝”吗？其上之“寳”字未曾简化，清清楚楚，无可置疑。它与“和同开珎”一样，都叫“开宝”。也就是说，它们均被视为在其所标出的年代中铸造的“开钱”。可见日本当时对唐文化的倾慕几乎达到亦步亦趋的程度。在日本钱问世之初，面前的样板只有一种：那就是唐钱。所以从形制到名号，只有唯唐钱是瞻了。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手机或许不是人的一个单纯用具。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人的一个器官。手机似乎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它长在人们的手上，就如同手是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一样。手机是另一个说话器官，是一个针对着远距离的人而说话的器官，因为有了手机，人的语言能力增加了，人们可以将语言传送到非常遥远的地方。同样，人们的听觉也增加了，耳朵居然能神奇般地听到千里之外的声音。我们看到了人体身上的新的四位一体：手，嘴巴，耳朵和一个金属铁盒----手机。它们共同组成了身体上的一个新的说话机器。

    手机深深地植根于人体，并成为人体的一个重要部分。离开了人体，离开了手，它就找不到自己的意义。正如人们对它的称呼“手机”那样，它只有依附于手，才能获得它的存在性。手机能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空间同另一个人进行交流。手机这一最基本的无限延展的交流能力，能使人轻而易举地克服时空间距进而超越孤立的状态。这是人们使用手机的最根本和最初的原因。一个危机时刻的人，如果有手机相伴，就可能会迅速地解除这种危机。

    手机的沉默，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这个人可能处在一种特殊的状态。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从来不用手机，他发现不了手机的意义和功能，但是，一旦他使用了手机，他会发现，没有手机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也就是说，人已经进化到手机人的状态。社会越是被手机所充斥，手机越是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这从另一个方面要求了手机的普及化。事实是，手机确实越来越普及了。

    手机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也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了人们。手机抑制了人体的某些肉体官能：它抑制了行动能力，人们尽可能减少身体运动；抑制了书写能力，人们越来越借助机器通话；抑制了记忆能力．人们越来越依赖手机储存消息。有时候，手会无意识地去寻找手机，去摸索手机，去把玩手机。人们偶然丢失了手机，他就会变得烦躁不安。正是因为人们如此地依赖于手机，反过来，人们又被它所折磨和打扰。手机成为每天要面对的问题。如何处理手机？这是每个人的日常性的自我技术开机还是关机？静音还是震动？短信还是会话？是将这个器官暂行性地关闭，还是让它随时随地警觉地待命？总是要反复地抉择―手机变成了日常生活的难题。焦急地等待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或者惧怕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常常会令人不安。

    手机融合了文字和声音的双重交流功能，它将书信和电话融为一体，而且更为便捷。不过，同书信姗姗来迟相比，手机将等待的美好期望一扫而空。等待和期盼趋于消失。手机在扫荡了书信的同时，也扫荡了书信的特有抒情，扫荡了埋伏在书信中的品味和生活风格。手机让人通向一个公共空间，它是打开公共空间的钥匙。因为手机上储存着如此之多的名字和号码，你能够随时迅速地跟他讲话，但是，夜深人静之际，你想要跟一个人说说话，将手机上的号码逐个地翻阅一遍，你真正想拨打的号码一个都不存在。

（摘编自汪民安《论家用电器》）

    文字是文明发展的载体，记录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与经验教训。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字消亡了，其文明发展的根基也就动摇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应将汉字教育作为凝神聚力、铸魂固本的战略工程。

清末民初以来，受日本“脱亚入欧”的影响，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对中华文化的根基——汉字产生了怀疑。“汉字落后”论者认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声称汉字的出路在于“拉丁化”；“汉字难学”论者主张汉字“拼音化”与“简化”；“儿童识字有害”论者主张放弃汉字教育。这些论调在近几十年仍有一定市场，比如20世纪80年代，有人就认为“计算机是汉字的掘墓人”。

    当前，汉字教育遇到两个挑战。一是外语教育的挑战。现在，英语是学生的必修课，学习英语在一些人看来可以改变命运。受这种价值观影响，在汉语与英语之间，一些人更重视学习英语，这直接冲击与削弱了汉字教育。二是信息化的挑战。随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人们通过敲击键盘输入汉字越来越便捷，在古人眼中形神兼备的汉字，现在变成了电脑键盘、手机屏幕上字母组合的产物。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书写汉字的机会在变少，提笔忘字的时候在增多。从这些角度来说，汉字面临危机绝不是危言耸听。

    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具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不单单表达概念、内涵、外延等，还给人带来图形、联想、感觉等。学习与理解汉字，应遵循汉字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拼音文字是由字母组成的文字，其教学是用拼音的方法。我国汉字教学引进了这种方法，并将其作为汉字教学的主要方法。这种用拼音文字的教学方法来进行汉字教育的理念与实践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值得我们深思。

    近年来，随着国人文化自信的提升，为适应汉字在海外传播的需要，不少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汉字教学的方法，合理借鉴我国传统汉字教学的经验。有的教学实验根据“形、音、义”三要素和儿童擅长“形象记忆”的特点，探索“从字形讲字义，从生活讲汉字”和“因形分类、因类施教”等汉字教学的新理念与新途径，让学生对汉字生爱恋、会思考，甚至实现以字养德。这类教学实验，对完善汉字教育有积极意义。

    加强汉字教育，除了不断创新汉字教学的方式方法，更重要的是提升全社会对汉字教育的重视程度。我们要把汉字教育提升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来认识。只有这样，才能让古老的汉字在信息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才能让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植根于一代代中国人心中。

    （摘编自王殿卿《汉字教育攸关文化传承发展》）

    意境一词的提出在唐朝。日本僧人遍照金刚在《文境秘府论》里介绍唐朝的诗论，在《南卷·论文意》里有“夫作文章，但多立意”“思若不来，即须放情却宽之，令境生。然后以境照之，思则便来，来即作文”。这里所说的“意”，同“情”结合，即情意。所说的“境”，即境界，即把感情色彩着在景物上。“以境照之”，即在境界上产生诗意，就可创作了。托名王昌龄的《诗格》说：“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这里的三境就是意境，只是把偏重于写山水的称为物境，偏重于抒情的称为情境，偏重于言志的称为意境。这里讲的物境，主要讲山水诗，要写出泉石云峰之美，这种美的观点在诗人的心里，诗人一定要处身于泉石云峰中，掌握了泉石云峰之美，看得透彻，了然于心，才能够描绘出泉石云峰的形象。所谓物境，主要有两点：一要看到山水的“极丽绝秀”，即山水之美；二要“形似”，描绘出山水的形象来。因为写出了诗人的美学观点，是形象和美的结合，所以构成物境。情境、意境同物境的分别，只是情境写出了“娱乐愁怨”，意境写出了“意志”，把情意跟景物结合，就成了情境和意境了。其实这三者都是情景和境界的结合，情和意也往往结合着，抒情里有意，达意里有情，写山水里也往往有情意，所以这三境都是意境。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里说：“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诗人受到外界景物感触，这种景物互相连接着，是无穷的，所以称为万象，只要在视听的范围里所接触到的，着上感情色彩，产生诗意，都可构成创作。流连指在欣赏景物时，不忍离去，这里就产生感情，给景物着上感情色彩，沉吟就在进入创作了。又说：“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图貌”是描绘形象，是写景；“与心”是表达情意，是抒情。这两者结合，就做到情景交融，构成意境了，即情意同境界结合了。“写气”是描写气候，“属采”是运用辞采，也是为写境界用的。

    《人间词话》说：“‘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这里提出境界出不出的问题，也就是哪些诗有境界，哪些诗没有境界。一个“闹”字把诗人心头感到的蓬勃春意写出来了，一个“弄”字把诗人欣赏月下花枝在轻风中舞动的美写出来了。这些是诗人的独特感受，写出了这种独特感受，不论是情景交融，诗人把他的感情色彩着到景物上去也好，诗人写出了景物本身所具有的情态也好，都是有意境的。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