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时代”，读什么?

   信息技术代有更替，近两年来，微信成为很多人的移动聊天室，用户已超过6亿。君不见，候机室内，人人运指玩手机；地铁车厢，茫茫一片低头族。对许多人来说，“微信阅读”业已成为重要的阅读方式。

   订阅号渐渐增多，“选择”的问题也浮出水面。将各种内容推送给我的公共号，的确是我订阅的；而我订阅的，又是我感兴趣的。看不懂、不感兴趣、不认同其观点甚至仅仅是“讨厌这个账号名”，都可以成为我不订阅、不看的理由，何况，订了我也可以不看，更不用说还随时能“取消关注”了。在这样的“自由选择”下，我的阅读趣味乃至知识水平，决定了我能看到什么。我读到的固然是我喜欢的，但我抛弃的却可能会更有价值。这就像是进入了一个认知的丛林，我无法走出“自我”这个陷阱。固化的欣赏口味与阅读取向，很可能让我无法去拥抱更为广阔的世界，寻求更为深刻的精神享受，甚至让我对世界的想象力开始萎缩。简单点说，太舒服的阅读。让我无法“突破”，甚至原地踏步。

   虽然没有大数据支撑，但微信的普遍状况，却也证明着这样的观点。朋友圈中分享的公共账号页面，很多都有“揭秘”“爆料”“有染”等种种令人惊悚词汇，更不乏“不得不看的人生格言”“30岁之前要明白的50个道理”等或浓或淡的心灵鸡汤。多有无法深究的八卦，多有似是而非的劝诫，多有浅尝辄止的思考，多有不知所云的感悟……有人调侃说，这样的分享，说者未必懂，而听者也未必信，不过是在寻求饭局上的谈资。这样的阅读状况，难免会让人担心背后日渐失血的心灵图景。

   更重要的是，每天更新的订阅人数、页面访问量，让公共账号的提供者们，精准地掌握着读者的口味，从而不断满足甚至迎合着读者的阅读偏好。这样的“正反馈效应”，将使这个新的阅读市场越来越像一个提供廉价用品的超市。你的选择，也决定了你可能有的选择。人人爱八卦，则高谈阔论种种内幕、秘闻的内容就增多；个个爱鸡汤，则励志类、成功学、创业经难免泛滥。

   有人说，世界上种种变动中的关系，只有两种状态，要么是良性循环，要么是恶性循环。而让人欣慰的是。这两种循环是可以转化的。在微信阅读可能出现的循环状态中，只要有一方愿意迈出一步，就会改变其发展的走向。对于读者来说，走出心灵之宅，克服懒惰或是畏难心理，努力寻找“高一层次”的阅读，去理解那些你或许不同意的观点，去欣赏那些你或许不喜欢的表达，在这个过程中肯定能发现那一片“林中空地”。而对于微信公共账号——这些文化产品的提供者们来说，则需要保持恒定的审美价值观，在分析与把握受众需求的同时，以更高远的眼界开拓更丰富的资源，不被枯燥的数字牵着鼻子走。

   希望那些微信阅读时代的公共账号，以及那些不远的未来将会发生的更多阅读变革，在改变我们阅读的同时，也能给予我们以真正的幸福。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在英国权威的科学杂志《自然》上刊登的一篇美国科学家的论文说，研究人员在实验室里把抗虫害转基因玉米“BT 玉米”的花粉撒在苦苣菜叶上，然后让蝴蝶幼虫啃食这些菜叶。四天之后，有44%的幼虫死亡，活着的幼虫身体也较小，而且没有精神。而另一组幼虫啃食撒有普通玉米花粉的菜叶，就没有发生类似现象。另据英国科学家的研究，与一般大豆相比，耐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中，防癌的成分异黄酮减少了。这些结论引起了科学家的担心，也引起了世界范围的不安。

    苏格兰科学家普斯陶伊的转基因土豆研究，情况却有所不同。去年秋季，普斯陶伊称，自己一项未经发表的实验结果证明，年幼老鼠食用转基因土豆10天后，其肾脏、脾和消化道都出现损伤，而且免疫系统也遭到破坏，他将这一切归咎于对土豆的基因操作本身。他的结论据说得到了14个国家20名科学家的支持。但英国最具权威的科研机构英国皇家学会宣布，该学会组织的6人专家组经过详细评估发现，他的研究无论在设计上，还是在操作和数据上，都充满漏洞，他的结论无法成立。然而，这场在英国引起并跨出国界的轩然大波却至今未平。

    转基因技术是一项先进的生物科学技术，这一点已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共识。美国是转基因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据统计，美国的大学、科研机关和企业等已经开发出上百个转基因作物品种，其中仅有43个品种的安全性得到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确认。面临转基因玉米和大豆正在进行大面积种植与大量出口以及由此引发争议的现状，美国国家科学院已经郑重承诺，将就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展开全面调查。看来，在发展转基因技术的同时，也是应当注意吸取任何一种现代工业技术发展过程中的教训的。

    汪曾祺先生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上世纪80年代初，汪曾祺“重返”文坛，以老练精致素简的文风，开文坛之新风。在天地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的散文集《榆树村杂记》中，汪曾祺以细腻敏锐的笔触，解析日常生活的雅洁与情致，以此安抚疲惫的心灵。

    这本书，收录了汪曾祺创作“黄金时代”的经典作品。榆树村是一个村庄的名字，就在汪曾祺住的高楼对面。那时，他隔一两天就从楼上下来，到村里的菜畦边走走，感受一下“欣欣然的生活气息”。汪曾祺说：“现在菜地、菜农和房子都没有了，成了方庄小区，高楼林立。我的这些文章都是在榆树村对面的高楼里写的，故将此集名为‘榆树村杂记’。”全书共33篇文章，写他的旧事今况、旅行见闻、乡土民俗、花鸟虫鱼以及四方食事的方方面面的事。同时精选多幅彩图：有手稿，有书法，还有罕见书房作画原照等，读后让人久久难忘。

    汪曾祺的散文少雕琢，无卖弄，不做作，平白如话。这些散文皆从日常生活琐事入手，透露着最自然恬淡的灵气。从自况“七十书怀”到“天山行色”，再到“故乡的食物”，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人间至情至性的热爱以及对旧日生活情景的缅怀和深深眷恋之情。如在《岁朝清供》中汪曾祺写道，在北京，“穷家过年，也要有一点颜色。很多人家养一盆青蒜。这也算代替水仙了吧。或用大萝卜一个，削去尾，挖去肉，空壳内种蒜，铁丝为箍，以线挂在朝阳的窗下，蒜叶碧绿，萝卜皮通红，萝卜缨翻卷上来，也颇悦目。”

    汪曾祺对生活细致入微的体察、脉脉温情的打量，是特别打动人的地方。书中专门谈吃的就有7篇，从狮子头、东坡肉到家乡高邮的鸭蛋，从名目繁多的各种鱼的滋味及吃法到荠菜、蒌蒿、马齿苋的做法，不厌其详。他在家做饭招待美籍华人女作家聂华苓夫妇，其中有一大碗煮干丝。只见“华苓吃得淋漓尽致，最后端起碗来把剩余的汤汁都喝了”。

    汪曾祺散文真正的魅力在于“不装”，在于真实，在于有趣。在读者眼中，汪曾祺是个“可爱的妙人”，沈从文先生称其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又有文才，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读者圈中流行一名言：“很多人不知道他，知道他的人都爱他。”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空洞的宏大叙事；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散文的魅力，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

    汪曾祺的文字，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让读者从中找到面对生活的雅趣，在嘈杂而迷茫的时代，给人一份特别的安静与平和。

（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11月9日，略有改动）

    山林是一个隐秘的宝库，为隐士们供给了衣食住等诸方面的所需，以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但有时候，这并不足够。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隐士》里曾说：“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北宋时隐居龙山的孔旼，据称有田数百亩。还有一些隐士得到了官府的赏赐或官员赞助，也饶有资财。陈抟就屡次被皇帝接见，受到赏赐，他隐居的华山云台观也为官府修建。这些隐士，大抵可以过着超然世外的生活。但是大多隐士并没有这么幸运，特别是山林隐士，往往是清贫的，为了“讨生活”，他们还是需要从事一两种职业，以谋生计。

    农夫是隐士们最普遍的职业。躬耕，作为一种直接作用于自然的劳动，被视为是符合隐士身份的。并且，隐士的躬耕，与求取什一之利的田舍翁不同，被赋予了一种修身的意义。在春耕秋收中，隐士们体会着自然的韵律在土地、植物和自身之上的响应，进而让身心达到与自然同步的境界。正如《高士传》中所言：“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养。”从事躬耕的隐士代不乏人。上古有许由，春秋有老莱子。三国时的诸葛亮在出山之前，也躬耕于南阳，静观天下之变。

    渔樵也是隐士从事的一种重要职业。不过，与自给自足的躬耕相比，渔樵因为要出售其剩余产品，不得不与人世发生联系。但一些决绝的渔樵者仍然坚持不在俗人前露面。如南朝人朱百年，以伐樵采箬为业，每次他将樵箬放在路边，自己走开，人们便自取樵箬，按价放钱。朱百年仍可隐藏自己的面目。而有一些渔樵者则选择性地出现，在人世留下雪泥鸿爪。屈原行吟泽畔时遇到的沧浪渔父，《庄子•渔父》中假托孔子所遇到的渔父便是这样的世外高人。渔父、樵夫来自隐士的世界，却对人世有着独特的见解，只言片语，拨醒梦中人。渐渐地，渔樵问答亦成为世外人看世内事的一种象征。除此之外，隐士还依托山林资源，从事其他职业，如安期生卖药，姜歧蓄养蜜蜂，范元琰种菜，傅山行医等，凡此种种，行于世间。

    尽管隐士也在谋生，却无贪欲，所谋乃是最本源的生存需要，而在谋生过程中，他们也绝不放弃隐士的自尊。因此，隐士一般是贫穷的，甚至是赤贫的。而这种赤贫成就了一种高尚，所谓“士不穷无以见义，不奇穷无以明操”。正因为隐士们安于贫穷，不困于功名利禄的樊笼，他们才绝少欲望，无需对繁华世界阿谀取媚，才可昂起高傲的头，立于山林之间。

（摘编自《住在云山深处：隐士的衣食住行及其他》）

    寓哲于画，自古而然。高士明在《山水的危机》一文中将山水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应引起艺术界的思考。宗炳“澄怀观道”“含道映物”，董其昌“以禅喻画”，都在试图以山水画这一艺术载体表达一己之情感，社会之文明，自然之运化。“道”就是自然界的总规律，山水画触及这里，自然就离不开哲学了。山水画要适应时代发展并与古人拉开距离，这就是一个突破口。

    艺术与哲学的巧妙结合，可使山水画折射出崇高精神之奥义，最大限度地包含反映人类智慧所能认知的深刻哲理，使人的精神世界得以升华，审美范畴获得拓展，比一般的惯常思维的山水图式具有更深、更高的文化意义。当然这不是轻而易举的，结合得不好，会使绘画流于对哲学意念的简单的标签式诠释，从而伤害到绘画本体的审美价值。要通过视觉形象来联系哲学思维，传导一定的精神特质，不是强加给观众一堆不知所云的干巴巴的哲学概念。艺术性与精神性的关系，必然是最大限度地相反相成，二者互相矛盾又互相包容，这是达成视觉与精神圆融关系的关键。

    相反相成的概念，是指事物双方是可以互化互生的，在矛盾双方运动到极端状态，互相互生的关系才会发生，艺术上的大美才会出现。比如著名画家黄宾虹画山水画“干裂秋风、润含春雨”就是典型例子。古人说“执其两端而用中”，矛盾的一方不是尽想着消灭对方。为什么讲和谐社会？要让对方存在，要化相反之力为促进之力。艺术的相反之力，是促进艺术之力，艺术的高层次和谐是靠相反的两极——艺术和精神，在激烈的矛盾运动中达成的一种平衡状态。

    艺术与哲学合观的艺术实践从“问天、问史、问我”入手。问天，问天地造化，问宇宙玄机，探究了解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了解山川、宇宙的发展状态和变化规律。问史，问古问今，问人文世事，更迭变迁、继承发展。问我，即清浊排污，澄怀静虑，以村明志。这种内省的自我观照是为了把握一己之个性，明了自己的性格、精神、情绪等艺术特质，从而在艺术实践中顺应之、强化之、发扬之。问，是思考的过程，学习前人要问，但问不仅于此，还可以是疑问、质问，乃至否定。所以，学问——反问——疑问，是进行形而上思维的一般过程，从恭问老师前人是怎么做的，到以自己的眼光反问为什么这么做，到对一切事物的疑问，有肯定，有否定，哲学思维的形成和个人独立思考的价值就体现其中。

    将艺术思想落实到艺术实践中，这个过程非常苦。我常说自己“又笨又慢”“蜗行有痕”“十年一剑”，就是强调再高明的理念都得靠艰苦的实践去落实。

（摘编自贾又福《艺术与哲学合观》）

从屡屡创下收视率纪录的综艺节目，到各大博物馆开发的文创产品，再到回头率颇高的“汉服控”，近年来，传统文化不断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公众眼前。

    传统文化正在成为一种时尚新潮，对10年前的很多人而言，这大约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悄然勃兴又猛然袭来的这股“国潮”，不仅让许多曾经对“传统”充满反叛心理的年轻人，心甘情愿成为传统文化的坐下门徒，也让整个社会有些始料未及，惊讶透着欣喜。

    放眼望去，几乎年轻人感兴趣的每一个时尚领域，都不难看到传统文化的身影。曾经饱受争议的汉服社群逐渐从小众迈向大众，成了许多年轻人的精神图腾；古筝、二胡等传统乐器走出了曲高和寡的音乐厅，登上了弹幕视频网站的播放热榜；潮牌衣服、潮牌球鞋等这些年轻人热衷的时尚消费品，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呈现和使用传统文化的符号与要素；在小说、影视、游戏、文创等领域中，传统文化为原创者们提供着源源不绝的灵感源泉，而那些从传统文化之中脱胎，嬗变而成的文化作品，更是备受青少年群体的追捧和喜爱。

    在诸多影响传统文化“再流行”的要素当中，最关键的是两个：社会发展的需求与产业资本的流动。只有摸淸其对传统文化复兴的具体影响，我们才能对这股潮流的本质有更深刻的理解，从而更好地认识、融入、引导这种潮流。

    在这两大要素中，更重要也更基本的是社会发展的需求。任何一种潮流能在任何一个地兴起、流行，其原始动力必然是其迎合了当地社会在当时的某种迫切需求。工装裤的流行，迎合了二次工业革命中社会大众对生产便利的追求；社交网络的流行，迎合了当代人在网络时代对更丰富的人际联结的渴望……正如这些例子一样，原本给人以高深、保守、小众印象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够进入流行的殿堂，重新焕发出生命力，同样与中国社会在今天这一发展阶段的特定需求密切相关。这个需求，便是一个社会在崛起、上升期产生的自我认同与自我肯定的需求。

    社会需求为流行趋势提供的原动力固然至关重要，但却并不足以让一股潮流如此迅速地席卷而来——在这个过程中，产业资本的流动，起着不容忽视的催化与加速作用。传统文化“再流行”的风潮，正好赶上了中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投资热点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从民生向文化方向转移的热潮。

    对许多传统文化的民间传播者而言，产业资本的涌入“资助”了他们的个人爱好，甚至可以以此维生。对于时尚与互联网领域的那些大型企业而言，资本则给了其强劲的力量生产相关产品，推动传统文化的流行。而如何利用好这些资本，使其最大程度地发挥正面作用，同时防范其负面影响，更是传统文化潮流的传播者有必要研究的问题。

    传统文化的“再流行”，已经在这两大要素的影响下成了事实，因此似乎已经处于“完成时”。但与此同时，这股潮流将会走向何方，又将对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依然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不是象征残暴，而是表示他面色发黄，对照印堂勾出一个红光的形象，堂堂正正，一看就知是一位起义英雄。这都是前輩艺术家在色彩表现性格方面总结出的宝贵经验。

(摘编自魏鑫《京剧脸谱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