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的很多国家，人们发现白桦、杜仲和杨梅树皮的衍生物还具有抗癌的功效。另外，树皮也可以作为大气污染的生物指示器。最近，澳大利亚和美国组成的研究团队对90种树木的树皮特征进行了测定。研究负责人罗塞尔教授指出，他们发现树皮与木质部和叶片存在有趣的关联，如木材密度与内树皮密度成正比，树皮含水量与木质部导管直径成正比，与叶片大小也成正比；树皮厚度增大可以很明显地增大树干的结实程度与储水能力，这是人们首次较为全面地认识树皮的生理生态学意义。

    那么，关于树皮，我们到底知道它的哪些秘密呢？

    皮，生命的守护者。

    在易着火的生态系统中，较厚的树皮可以保护树干，如热带稀树大草原（易发生火灾的区域）的树种相对于热带森林树种往往拥有相对较厚的树皮。但也有例外，如易脱落树皮的桉树有较薄的树皮，但其树皮能够进行明显的光合作用，从而补偿了树皮薄带来的抗火能力较差的劣势。

    一些树的树皮长有尖刺，用来保护树皮不受动物的侵害。但树皮除了通过长刺和变硬来吓跑小动物之外，有些树还会像动物那样生有警戒色的斑纹，如笔筒树树皮上像人眼的环；紫薇树带有斑点的树皮离远看来像猎豹，猛一看还真让人有点生畏。

    树皮光合作用，关键时候才“出手”。

    那些不能进行光合作用的树皮，主要对树干起到支撑和保护的作用，而能够进行光合作用的树皮则在植物的呼吸、养分输送和碳同化吸收中发挥作用。这些生理学功能会随着树体的增大而发生明显的改变，即使对同一树种的不同部位也是这样，如山仓子和阴香从基部萌生的嫩枝树皮光滑且呈现绿色，相比于成熟的树皮光合作用的效率更高。对于成熟的红椎，树皮能够进行微弱的光合作用，但当进入一定年龄的时候，基本上丧失了光合能力，树皮的形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片状脱落。有研究发现红椎树皮光合能力的终止增强了叶片的光合能力，或许这暗示着树皮与叶片生理上的协同调节。

    树皮，与环境相契共生。

    在对中国北部樟子松树皮的研究中，科学家发现由于环境不同树皮也存在明显差异。如因为所处环境的差异，樟子松分为褐皮、黄皮、红皮和黑皮4种主要类型，其中黄皮的树皮率（指树皮的体积占树皮和木质部总和的比例）最小。

    随着树体的增大，几乎所有树种的树皮率都会减少。而随着树木高度的增加，一些树种的树皮率会增加。与此同时，树皮也会影响环境。通过树干光合作用或呼吸作用，树皮会改变气象微环境。

    树皮，彩虹般的美丽。

    在墨西哥热带干旱森林，罗塞尔教授发现了很多五颜六色的树皮。彩虹桉，顾名思义，就是树皮如彩虹一样绚丽多彩的一种桉树。这种桉树有一个特性，当缺水或养分不足时，色彩就会变得暗淡；而当水分充足时，它就会毫不吝啬自己的姿色，向人们展示大自然的美妙。

    作为生态环境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树皮还在不经意间发挥其他的生物功能，如水杉的树皮可以为蚂蚁提供安乐窝。可见，树皮多姿多彩的功能和价值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值得人们不断探索和发现。

（选自《百科知识》，有删改）

    逻辑探求负载知识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不涉及具体的科学发现却涉及科学发现的程序和方法。逻辑的对象是所有的科学和所有的探索领域。换句话说，逻辑是识别和判断思想和思想的联系正确与否、有效与否的科学。此外，逻辑的科学性质还在于它与科学一样，是通过论证的方式来推进自己的研究的。

    逻辑不仅是一门独特的科学，还是一门奇异的艺术。科学在知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艺术在行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人类理智的本性就是要成为理性的人。理性并非意味着不会犯错。人类理性的活动是推演性的，而推演活动又是生产性的或构造性的，理性并不保证它在生产或构造或构成中不会出错’它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定义或划分，推理会出现瑕疵，思想会产生混乱。自在的理性需要一种逻辑的力量来克服它的这种先天的不确定性，从而使理性的德行臻于完善。

    逻辑还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发、促进、鼓舞和驱使人们将人类的思维运用到最完善的程度，并尽其所能地去探求和确立已经确立的知识的最深刻和最完美的内涵。其中逻辑公理的选择体现出人们对理论本身的最深思熟虑的判断和洞察力。逻辑规则和定义体现出人们为追求无可置疑的结论而对推论施加的严苛条件。推理链条的环环相扣反映出人们对思维编织的精细严密的要求。如果一个理论将其中所有的论证一一抽出，那么这一理论就会因只剩下一堆描述性语句而坍塌，理论的结构性力量和活力由此丧失净尽。而一个确立了逻辑有效性的理论意味着它获得了一种逻辑的品行。它因逻辑而变得简洁、精美、严格、强大，内部和谐、外部精巧、经久耐用。

    作为理性精神的一种象征，逻辑是人类文明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多数古老的文明都有自己的圣贤、宗教和法典，而只有中国、印度和希腊的文明孕育出极具独特性的逻辑。逻辑在希腊文化中结出的第一个硕果是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创立不仅仅在于它为人类产生了一系列实用而美妙的定理，更主要的是它孕育出一种人类文明的新的知识形态：由几条相对简单自明的公理演绎地椎论出数百条定理。人类知识仪靠推理就能获得，而且还精确无误，这还是第一次。受这一成就鼓舞，人类将理性应用于其他领域，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纷纷仿效，从此演绎的公理化方法作为表达、组织和构造人类知识的典范形式，成为人类文明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所有的知识领域都可以看到演绎的公理化的理论模式。

（摘编自朱建平《逻辑：一种文化和精神》）

艺术与中国社会

宗白华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三句话挺简括地说出孔子的文化理想、社会政策和教育程序。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与教育是拿诗书礼乐做根基。教育的主要工具、门径和方法是艺术文学。艺术的作用是能以感情动人，潜移默化培养社会民众的性格品德于不知不觉之中，深刻而普遍。尤以诗和乐能直接打动人心，陶冶人的性灵人格。而“礼”却在群体生活的和谐与节律中，养成文质彬彬的动作、步调的整齐、意志的集中。中国人在天地的动静、四时的节律、昼夜的来复、生长老死的绵延，感到宇宙是生生而具条理的。这“生生而条理”就是天地运行的大道。这种最高度的把握生命，和最深度的体验生命的精神境界，具体地贯注到社会实际生活里，使生活端庄流丽，成就了诗书礼乐的文化。

礼和乐是中国社会的两大柱石。“礼”构成社会生活里的秩序条理。“乐”涵润着群体内心的和谐与团结力。然而礼乐的最后根据，在于形而上的天地境界。《礼记》上说：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

    人生里面的礼乐负荷着形而上的光辉，使现实的人生启示着深一层的意义和美。礼乐使生活上最实用的、最物质的衣食住行及日用品，升华进端庄流丽的艺术领域。三代(1)的各种玉器，是从石器时代的石斧石磬等升华到圭璧等等的礼器乐器，三代的铜器，也是从铜器时代的烹调器及饮器等，升华到国家的至宝。而它们艺术上的形体之美、式样之美、花纹之美、色泽之美、铭文之美，集合了画家书家雕塑家的设计与模型，由冶铸家的技巧而终于在圆满的器形上，表出民族的宇宙意识（天地境界）、生命情调，以至政治的权威、 社会的亲和力。在中国文化里，从最低层的物质器皿，穿过礼乐生活，直达天地境界，是 一片混然无间、灵肉不二的大和谐、大节奏。

    因为中国人由农业进于文化，对于大自然是“不隔”的，是父子亲和的关系，没有奴役自然的态度。中国人对他的用具(石器铜器)，不只是用来控制自然，以图生存，他更希望能在每件用品里面，表出对自然的敬爱，把大自然里启示着的和谐、秩序，它内部的音乐、诗，表显在具体而微的器皿中。一个鼎要能表象天地人。

    中国人的个人人格、社会组织以及日用器皿，都希望能在美的形式中，作为形而上的宇宙秩序与宇宙生命的表征。这是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也是中国艺术境界的最后根据。

    孔子是替中国社会奠定了“礼”的生活的。然而，孔子更进一步求“礼之本”。礼之本在仁，在于音乐的精神。理想的人格，应该是一个“音乐的灵魂”。

    社会生活的真精神在于亲爱精诚的团结，最能发扬和激励团结精神的是音乐!音乐使我们步调整齐，意志集中，团结的行动有力而美。中国人感到宇宙全体是大生命的流行，其本身就是节奏与和谐。人类社会生活里的礼和乐，是反射着天地的节奏与和谐。但西洋文艺自希腊以来所富有的“悲剧精神”，在中国艺术里，却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且往往被拒绝和闪躲。人性由剧烈的内心矛盾才能掘发出的深度，往往被浓挚的和谐愿望所淹没。固然，中国人心灵里并不缺乏雍穆和平的大海似的幽深，然而，由心灵的冒险，不怕悲剧，以窥探宇宙人生的危岩雪岭，发而为莎士比亚的悲剧、贝多芬的乐曲，这却是西洋人生波澜壮阔的造诣！

（本文有删改）

【注】①三代：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合称。

    人们的生活处于不停的变动之中，文化也随之而不断变化和发展。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带来文化的融合与冲突，历史学家汤因比发现这是人类文明兴衰的一个重要机制。这一过程的结果是，文化自信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变化。

    在生产力发展的驱动下，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深刻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经济社会结构，进而引发了文化的剧烈变革。资本主义国家由于不断扩大市场的内在需求而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带来不同文化之间的激烈碰撞。马克思、恩格斯观察到：“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这种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推动了世界各国的文化震荡，引发了普遍的文化危机，人们在新的世界格局下重建自己的文化自信成为普遍问题。

    文化认同危机冲击、瓦解了传统的文化自信，引发了人们对既有文化的反省性认识，在文化批判中形成了文化自信的发展机制。一方面，作为社会意识的文化弥散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心理中，具有天然的传承性和保守性，由此也形成了走向僵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文化也具有一种自我发展的潜能，作为一种能动的因素，它通过新思想的引入而吹响变革的号角，从而成为克服僵化机制进而维系社会系统活力的积极力量。文化批判意味着以批判性的立场认识和对待自己，不是盲目地肯定或否定，而是在理性地反思与省察之上客观地予以认识和对待，它的对立面不是对象本身而是拒绝理性的思想方法，克服这种思想方法正是启蒙理性的要求。康德将启蒙理解为脱离人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所以，批判精神乃是实现精神成长的真实表现。对于一个民族而言，这意味着文化的成熟，表现出该文化的理性自觉和现代意蕴。

    可见，人类文化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发展，现代文化更是在现代性各种因素的驱动下处于不停的变动之中，由此形成了文化自信生成与发展的辩证逻辑。尤其在全球化时代，每一种文化都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因而也都面临寻求和构建文化自信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坚定文化自信就必须认识世界文化发展的大势，克服人类文化固有的自我中心倾向和僵化封闭的传统，在包容开放与自我批判中构建现代文化发展的创新机制，从而在世界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

（摘编自魏波《文化自信的生成和发展机制》）

    在世界文明对话史上，公元2世纪到7世纪期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当属佛教的东传及其与中华文明的对话。这一文明对话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后果，它不仅使佛教融入中华文明，与儒家、道教一起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结构性力量，而且也使得佛教获得持续的发展活力，从一个地方性宗教上升为世界性宗教，直到今天仍然发挥其重要的精神作用。

    两汉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发生期。佛教进入中国大地是一个因地域关系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过程，“其教因西域使臣商贾以及热诚传教之人，渐布中夏，流行于民间”。（汤用彤）它不是像后来基督教教团派出大量传教士有组织地传教活动。这一点决定佛教进入中国是和平的、非强制性的。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是与当时道家的黄老之术和方士之术互相影响、相得益彰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东传的扎根期，隋唐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开花结果期，这两个时期是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最重要时期。唐以后，随着三教合流，随着中国化佛教禅宗的盛行，融入中华文明的佛教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佛教已经不是在异族异质文明意义上与中华文明展开对话了。

    魏晋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主要体现在佛学与玄学的对话上，两种文明对话呈现出佛学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南北朝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皇帝亲自参与对话，如宋文帝曾与僧人论究佛理，宋武帝亲自到寺庙听讲，梁武帝甚至亲制发愿文，皈依佛教，大兴寺庙。

    魏晋时期，中外学者合译佛经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东晋是佛典合译的高峰期。不仅小乘佛教的基本经典《阿含经》系列被创译，而且大乘佛教的重要经论、密教经典、律典等都被译出。当时在佛经的翻译解释中大量采用“格义”的方法，即用中国原有经典中的精义与典故来比配佛经中的道理，以便中国信徒的理解与接受。显然这是一种聪明的文明对话与融合方式。

    佛教文明在中土的生根开花结果，还在于佛教本身具有一种对话精神，佛教内部往往通过对话来加深对佛法佛学的理性认识。中土的高僧大德完全继承了印度佛学的对话精神。慧远曾就大乘要义与罗什通信，往复问答。慧远的弟子慧观，也从罗什请问佛学，研核异同，详辩新旧。受到罗什的高度赞扬，与僧肇一起被称为“第一”。

    佛教东传与中华民族文明对话并不纯粹是“西学东渐”的单向对话，同时还有大量中土的高僧大德长途跋涉到天竺等西方取经而形成的逆向对话。中土沙门西行求法从曹魏的朱士行开始可谓代不乏人，其中东晋的法显和唐朝的玄奘是最为突出的两位。当代印度史学家阿里教授在给季羡林先生的信中写道：“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深远的历史影响是通过中国，佛教流传远播于四邻诸国。早在隋朝，佛教就通过中国而影响到高丽、百济、新罗及日本。没有在中国的存在与发展，佛教难以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就此意义而言，中国佛教具有建构世界宗教文明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历史价值。

（选自张三夕《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有删改）

材料一：积极情绪（Positive Emotion）可以定义为正面的情绪或者具有正面向上价值的情绪。情绪的认知理论认为，“积极情绪就是在目标实现过程中取得进步或得到他人积极评价时所产生的感受。”由此可见，积极情绪就是经历了内在、外在的刺激，正确地解决了问题，达到某种成功与满意度，满足了个体的需求，感觉到个体的存在价值伴有随之而来的愉悦的心情与感受。

积极情绪并不是消极接受、坦然享受、乐不思蜀的感觉。这些只是浅薄的感受，即时地享乐。积极情绪拓展到更深的层面——从欣赏到热爱。它并不是简单的迷恋，而是一种真心喜欢、经过努力而获得的欢愉、欣喜。

“积极情绪”这个词，指向了重要的人性瞬间。那些轻微而短暂的愉悦状态，其实要比你想象的强大得多。作为人类，生来就能够体验到微弱短促却愉悦舒畅的积极情绪。它有着不同的形态和滋味。回想一下，当感到与他人或与所爱的人心灵相通时；当感到有趣、有创意或忍俊不禁时；当感到自己的灵魂被蕴含在生命中的纯粹的美所打动时；或者当因一个新颖的主意或爱好而感到活力无限、兴致勃勃时，你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爱、喜悦、感激、宁静、兴趣和激励这样的积极情绪，它们会打开你的心扉。

然而，无论是迷恋、欢笑还是爱，你由衷的积极情绪总是无法持续很长的时间。良好的感觉来了又去，就如同好天气一样，这是人类的本性。积极情绪会逐渐消退，如果它长盛不衰，人们会很难适应变化，无法觉察到好消息和坏消息之间的差异，或是邀请与冒犯之间的差异。

如果你想重塑生活，让它变得更美好，秘诀就是不要把积极情绪抓得太紧，也不要抗拒它稍纵即逝的本性，而是将它更多地植入生活——久而久之，你就会提高积极情绪的分量。我们发现，在这一秘诀中最重要的是积极率，这是用来描述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数量关系的一种方法。如果用正规的语言来描述，积极率就是：在任意一段时间内，用积极情绪的出现频率除以相同时间段内消极情绪的出现频率。用数学公式来描述，这个系数就是P/N。积极率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预示生活轨迹将把你带向衰落失败还是充满活力。而当积极率超过某一个临界点，人们的生活质量差异会有质的变化。这个临界点为3∶1，当积极率超过3∶1时，人们会生活得更好。人们会表现出更高的开放性，乐于接受新事物，乐于交朋友，也会在事业上更成功，且拥有更健康的体魄。而对于那些处于2∶1甚至1∶1的人来说，会经常郁郁不乐，表现出抑郁症的征兆，且容易形成恶性循环。

（摘编自赵天红《开启幸福之门：积极心理学的魅力》）

材料二：我们需要承认负面情绪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千万年的进化历史上，在漫长的与各种各样的灾难抗衡的过程中，人类产生了一种特别重要的保护机制——应激反应，即遇到挫折、磨难时，身体三个特别重要的器官：下丘脑、脑下垂体和肾上腺，会分泌出大量的压力激素。压力激素带来的影响使得人紧张、恐惧、愤怒。负面情绪出现其实也是有价值的——愤怒能够促使人保护自己、家人；焦虑让人关注需要面对的风险挑战，想方设法去解决问题；甚至连悲伤都是有作用的，当人悲伤时，发出的其实是求救信号，有利于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关怀。所以在灾难面前，人出现各种负面情绪，也没有必要特别紧张。

压力激素使人的心跳加快、血液循环加速、肌肉力量及骨骼力量加强、感觉更加敏锐，眼睛更尖、耳朵更灵、鼻子更灵敏，使我们能够辨别各种风险，做好斗争的准备。这个斗争准备需要通过两个行动慢慢化解压力激素，一个行动是“斗”，一个行动是“逃”，打得赢就斗，打不赢就逃。心理学家发现，人类的这个选择机制在30多万年前发生了一次巨变，即心智革命。人类在进化中，产生了一个特别了不起的能力——思维能力，出现大脑新皮质，结果有些人过度依赖新皮质，出现风险、挑战、磨难时，不是选择“斗”或“逃”，而是选择“躺平”，也就是什么都不做了。压力激素不能靠“躺平”解决，只能靠动起来才能解决。如果“躺”久了，会出现各种身心问题，从心理学上来讲，负面情绪会大量出现。

虽然负面情绪对人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负面情绪如果持续超过一周，一定会产生各种生理问题，消化系统、免疫系统、睡眠都会受影响。

为什么负面情绪的影响往往比较长久？这涉及人类进化选择出来的一个机制——负面信息加工优势。大家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你是700万年前在非洲草原上行走的人类先祖，突然看见前方风吹草动，这至少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虎狼出没，另一种可能是瓜果落地。选择相信哪一种可能性更好？很简单，假设虎狼出没要好得多，因为你觉得有风险就会立刻逃跑，这样就能活下来，否则就可能落入虎口。如果前面真的是瓜果落地，而你因假设是坏事情逃跑了，没有得到瓜果，最多只是留下一个遗憾。所以，忽视负面的事情有非常坏的结果，而且不可逆。忽视好的事情，下一次还可以试一试，这就是人类进化选择出来的负面信息加工优势。

（摘编自彭凯平《负面情绪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