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科举制度，是由唐、宋时代科举体制传袭而来，并且以兴起八股文作为考试规定文体的做法。《明史•选举二》 ：“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由于八股文成为官方所规定的科举应试文体，而一般文土如果想通过科举这一关，跻身仕宦的行列，势必要对这种应试程文苦苦研习。这就造成了明代八股文的流行。

    从表现特点来说，明代兴起的八股文的一个重要体裁特征便是它的对偶性。明成化以前，八股文的句式基本上还是“或对或散，初无定式”，显得比较自由。成化以后，句式趋于严格化，八股对偶结构越来越明显。应该说，对偶句式并不是八股文的独创，它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早在先秦诗文中就已应用。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一种以偶句为主要特征的文体即骈文。唐宋时代，骈文的句式更趋严整。八股文的成熟，与它吸取古代骈文的艺术体制显然是分不开的。明代洪武至成化、弘治年间，八股文的发展逐渐趋于成熟，并出现了一些创作名家，如王鏊、钱福。尤其是王鏊，为八股文制作的一位大家，被人推崇，他的名篇如《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破题简洁明了，议论平缓不迫，层层展开，结构紧凑，对偶工整，比较典型地体现出八股文的一些基本特点。

    进入正德、嘉靖以后，八股文的创作走向兴盛，在众多的作者当中，较有名气的则有归有光、唐顺之、胡友信。除此之外，如茅坤、瞿景淳也是当时八股文制作的大家。归有光、唐顺之、茅坤等人是唐宋文风的推崇者，称“唐家派”，他们时或将古文作法融入八股文之中，从而给八股文创作带来某些新的特点。

    到了明代后期，八股文的创作经历了一次新的变化，一些作家身处不断更迁的时代环境，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有赵南星、汤显祖、陈子龙、黄淳耀等。他们在八股文中往往借题议论时政，悲时悯俗，抒发个人胸襟，手法上讲究灵活多变，不是一味地刻求成式。

    本来，八股文作为一种特殊文体而存在，是无可厚非的。它的一些表现手法及理论曾对明清两代的散文、诗歌，乃至小说、戏曲的创作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但从总体上来说，它在内容上要求贯穿“代圣人立说”的宗旨，刻板地阐述所谓圣贤的僵化说教，形式上又有严格的限制，加上它以官方规范文体的面目而出现，严重束缚了作者的创作自由，同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造成委靡不振的创作风气。

（《明代的八股制义文》 节选自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

    中国传统高等级木构建筑的屋脊上多装饰有“脊兽”，它的应用使得建筑屋脊轮廓富于变化，尤其是大型建筑上脊兽的应用，更使得屋脊造型繁简有度，颇具清人邓石如所谓“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的构图之美。除却装饰，脊兽还有稳固瓦件的作用。其他钉帽一类的瓦饰虽不在脊上，却与瓦钉配合固定檐口端头，具有与脊兽类似的作用。

    脊兽的起源约在东周，这是瓦件逐渐普遍应用的时代。已发现最早使用瓦饰的实例，见于秦雍城遗址出土、可追溯至春秋晚期的陶质建筑构件中。形式有鸟形、三瓣花形、屋形瓦钉钉帽，也有正脊脊端与后世鸱尾位置相当的羊角形构件，甚至还有人形瓦饰。这类瓦件皆为捏塑，手工造型感强烈，不似后世的模制风格，说明尚未大规模生产，正处于初创阶段。

    除秦以外，东方列国也有各具特色的瓦饰，如河北灵寿中山国遗址出土的檐头筒瓦上装有叶片形并开半圆孔的巨大瓦钉钉帽等，显然是源自独立发展的瓦饰体系。

    东汉时期，大量陶楼涌现，为认知当时脊兽的面貌提供了较为直接的信息。南北朝数百年间，制瓦技术大大提升，瓦饰的生产也普遍趋向于批量模制。东汉陶楼上已出现一种装饰于脊端、上下三瓦当叠起的瓦饰，其最初可能为三件独立的脊头筒瓦叠砌而成，形成风尚后，逐渐出现整体制作的做法。

    纵观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的脊饰造型题材，大致可归为鸟形、兽形、叶片形三类。其工艺从捏制到局部模制、再到整体模制，具体形象细节则缺少统一制度规范，可发挥空间大，呈现出物象杂陈的面貌。

    隋唐时期的脊兽继承了南北朝的特点，出土实物中仍以兽面脊头瓦数量最巨，两京诸宫殿皆有发现。唐代除有大量兽面脊头瓦发现以外，尚未见脊头瓦前端的“仙人走兽”实物。然而敦煌莫高窟中自初唐开始，就有若干建筑壁画表现出角脊下端以筒瓦上翘叠落、每片筒瓦端头置瓦当的做法，形成锯齿形构造，颇似明清建筑上“仙人走兽”的发端，只不过还未出现兽形。

    莫高窟晚唐五代寺院建筑类壁画中，还普遍出现了在建筑正脊、角脊、前檐瓦面上设置陶制或金属制火焰宝珠以为装饰的做法，使建筑整体更为华丽精致，同时起到瓦钉的作用，这也是东汉明器与九原岗北朝壁画中叶片形钉帽的造型延续。

    北宋后期，“仙人走兽”的面貌已与明清时比较趋近，这应当是经历了较长时间演进后制度化的结果。两宋绘画中的亭台殿阁上，皆形象地描绘了包括各类走兽在内的脊饰。

    经历了北宋时期定型和金元时期的发展，脊兽的使用到明清时更趋制度化，造型上也发生了新的改变，既不似魏晋南北朝模印的质朴风格，也不似唐宋堆塑的夸张风格，而是呈现出高度程序化的特点。其制作趋近于在方整的空心砖上加以雕饰，大型吻兽则用数块空心琉璃砖拼合，体块感十足。类型方位虽大致继承了前代，但对宋式脊饰中浓郁的民间性加以调整，追求庄严整肃，以见“威仪”。明清是古代集权制度加强的时代，这在微观的建筑装饰上也体现出来。

（选自于志飞、王紫微的《麟角峥嵘数脊兽》，有删节）

    孝是人生自然生发的一种亲情。任何个人都因其父母而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人的生命是如此脆弱，只有亲人时时刻刻地关照，才可度过其婴儿期。正是因为父母无私的爱，子女才得以成人。在子女年幼时，父母为子女尽心操心，是父母的责任与本分。父母孩子之间的情感自然产生，非外部所加，属于无条件的道德情感。在人的孩提时代，当我们觉察到自己的存在时，我们就知道自己已经有了双亲。基于对父母的爱和尊重之上的孝起初是孩子天性和爱心的觉醒，经过强化和培养，会逐渐成就孝道，然后进一步，成为超越任何个人私利的人格。

    在父母和子女形成了一种基本的情感相通关系后，父母特别理会到孩子的需要，孩子则尤其亲近父母。两者相互都有亲近感，达到爱的统一。子女尽孝也就是爱的体现，这样一种爱，也是人对父母之外的他人的爱的起点。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蕴含着父母养育子女、子女赡养父母的义务。这种关系既不是契约协定，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交换，而是人性的自然产物。因而，这里有着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

    治国平天下是传统儒家的理想，从孝道上看，也就是把孝道弘扬光大，达到以孝治天下的目的。孝道把对国家的爱以及对君王的忠诚看成是孝的扩展和提升“移孝作忠”。儒家伦理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核心则是“孝悌”。在孔子那里，他以“仁”为最高道德要求，而“孝悌”则是仁的基础。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并且明确地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的基本教育，是道德教育，而在道德教育中，孝的教育尤为重要。这里还需要指出一点，即儒家往往“孝悌”并用，孝是指对父母的德性要求，而悌则是指兄弟之间的相互尊重，但前者更为根本。

    孟子也明确谈到“孝悌”作为基本的道德要求，并且把它看成是传统的社会伦理的核心地位，这也是儒家的基本观点，他不仅把“孝悌”看作是基本的德性，而且提出了“移孝作忠”的说法。汉代的董仲舒也说：“无孝悌则亡其所以生。”无孝悌则不配做人，更无从谈起政治上的公忠。

    当代社会由于传统的断裂，对于孝与公忠两者的关系已经看不到基本的联系。多年来脱离个人的私德来讲政治，实践表明这样的政治是靠不住的。传统孝道认为为父母尽孝是一切教化之本，由亲亲施始，亲亲启蒙，人情陶冶，进而达到道德的升华。试想，谁会相信一个连侍奉双亲的德性都没有的人，会真诚热爱他人和国家呢？把孝与公忠联系起来，其起点就在于孝。教化强调施从亲始，而其根本精神在于更多地远离对自我利益的关切，把爱心更多放在社会和他人那里，从而养成一种关怀他人、关怀社会的胸怀和情怀。

（摘自龚群《孝道的情感与外推》，有删改）

    魏晋时期是地道的乱世，因此文人的普遍心理即是思治，这就促使魏晋名士开始探索宇宙自然与人生本体的关系，并开始追求新的思辨哲理。在这种背景下，“文的觉醒”与“人的觉醒”时代到来，思想开放与自由论辩的风气成为当时文人名士的生活常态，而“魏晋风度”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应运而生的。

    “魏晋风度”所代表的这种文化，由何晏、王弼首发其端，他们酷爱庄老，而起清谈之风；发展至“竹林七贤”时代，这一群体成为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成、向秀和王戎等七人，他们都是当时的文人名士，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对社会现实有着无比清醒的认识。然而，由于身处乱世，虽有济世报国之才，却没有值得辅佐的明主，只好用形骸放浪、不拘小节的行为来掩饰内心的痛苦，用不合时宜的言行来表达对朝政的不满。

    魏晋名士用自己的言行、诗文等外化行为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具体表现为不同常人的放旷、真率与智慧。这种艺术的人生是自然的，是个人的真实处境与心境的流露。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生命的命悬一线，使得魏晋士人的人生充满了无尽的忧虑恐惧和深重的哀伤。这构成了魏晋风度深刻沉重的一面。

    玄学是这个时期文人的思想灵魂与源泉。他们用老庄的哲学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在空谈中探讨自然与人本体的关系，探求更本质的人生意义，将关注点从无能为力的政治转向了自身存在价值的讨论。《周易》《老子》和《庄子》被奉为玄学经典。玄学给两汉以来保守腐朽的儒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给中国的哲学文化领域带来了一种不同以往的自由、理性、思辨的哲学思维，同时是魏晋名士们自我肯定的强烈自信与率性自由的外化表现。魏晋名士以率性率真的人性来品味玄趣，由此生发出一种由外知内、以形显神的美学观念，这使他们开始转向对自然山水的热爱与探究，以空灵之心审视山水自然的大道之美。正是这种超越形的束缚的情怀，使自然山水被赋予了人性化的灵性与无穷的玄趣。另一方面，他们把在政治理想上的绝望转向文学艺术，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在“神韵”这一独特的审美追求指导下，魏晋时期的文学、绘画、书法等艺术门类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一片空前繁荣的景象。魏晋风度是士魏晋名士人生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的具体展现，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大夫阶层的价值取向，它不仅在那时具有广泛的时代意义，对后世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哲学和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士人通过自身在乱世中真实而坚定的实践，以前所未有的气魄和感染力，融入了中国文人的灵魂深处。一方面，魏晋风度造就了中国文人清高的气质与清醒的思辨；另一方面，它为后世处于低谷困境的文人知识分子提供了精神的慰藉与平静，并得以发展为自省与放旷的生活理念，用以追求人本质的回归、精神的解放和个性价值的真正体现。

    钱穆先生曾从地理生态学角度对人类文明进行了考察。通过对比他得出一个结论，农耕文明所孕育的和平、包容、中庸、多样性等文化特征将是处于文明冲突中的人类未来的选择方向。农耕文明即以中华文明为标志。所以，重新阐述中华文明的生态思想便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是从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大地而画八卦肇始，天水的伏羲庙里立着他的塑像，这是中国人最早的文化形象：一个人矗立于高山之巅，头顶是浩瀚无穷、神秘莫测的星空，眼前是广阔无垠、连绵不绝的大地、山川，人是其中一个既渺小又伟大的存在。它说明中国文化一开始就是道法自然，是人在广阔的生态环境中确立自身的存在，而不是像亚伯拉罕那样在旷野里仰望星空只倾听神的安排。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最早的生态文化。八卦是天地变化的八种景象，理解了这一点，人类便可以顺应自然稼穑、收获、生养。后来周文王将其演变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就是一年中各种气象的循环，是自然规律。这便是《周易》的思想。根据这样一种思想，商朝时中国人确立了四季，周朝时发展为八节，秦汉时演变为二十四节。

    现在来看，《易经》不单是中国最早的生态哲学著作，也是人类最完备的生态文化的元典。孔子在编纂《易经》的各种文献后加入“道”“仁”“君子”“礼”等关键词，犹如在大河里扔下一块块巨石，使一部自然主义道术拥有了人道主义思想，也使天道与人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老子的《道德经》通篇讲了一个道理，即道法自然的治世理念，应当是《易经》之后的第二部生态文化的元典。儒家试图树立人的伦理形象，将人从自然界中区别开来，道家则从天地万物的变化中将人重新放置于自然界中观察，一正一反正好说明了人的存在的多维性。

    这种看上去有分歧的思想在董仲舒时得到了统一，他集百家之长，将旧儒家发展为新儒家，形成了“天人感应”之观念，并依循阴阳五行学说确立了三纲五常的伦理思想，这是道法自然的社会应用。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逐渐形成。后世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相区别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其整体观，即在天地之中确立人的关系，一方面根据自然生态的伦理构建人类社会的伦理，将人伦确立；另一方面，又常常将人重新放置于浩茫的宇宙之中，使人在理解天地、效法天地的过程中与天地浑然一体，忘却自己的主体性。

    中国人关于生态哲学的观念，不仅仅停留在人类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关系以及应用在社会治理和日常生活方面，而且还深刻地体现在个体生命的本体世界。《黄帝内经》是黄帝与岐伯关于养生的对话著作。表面上看，它是一部医学著作，究其实质，仍然讲的是人如何道法自然、延年益寿，因此，也是中国人关于个体生命的生态哲学。阴阳调和、道法自然是其基本原理。

    雅斯贝尔斯在考察人类轴心时期的大哲学家时发现，其他的哲学家基本都是与神交往进行思想，只有中国的老子和孔子是在道法自然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思想。而这正是今天人类生态文明时期苦苦寻找的生态思想。

（摘编自徐兆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明智慧》，2018年6月16日《光明日报》）

    科技创新成果的不断涌现，拓展着人类想象力的边界。这个过程中，一个虚拟和现实交相辉映的全新时代或许正在加速到来。虚拟现实并非新概念，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提出并应用于模拟军事训练中，与单一的人机交互模式不同，虚拟现实旨在建立一个完全仿真的虚拟空间，提供沉浸性、多感知性、交互性的互动体验，正因如此，虚拟现实被视作下一代信息技术集大成者和计算平台。

    虚拟现实还处于起步阶段，打造更高交互水平的人机互动系统需要攻克不少技术难题；另一方面，虚拟现实只有赋能各个领域的创新，才能提升全要素生产效率，如何把看似“虚”的技术变成“实”的产业，需要各地在实践中加以探索。实践表明，单个企业的技术突破固然重要，但虚拟现实真正实现从技术到产业的蝶变、培育新的发展动能，必须建立完整的产业链。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先机”二字格外重要，谁抢占先机，谁就能在创新发展中获得竞争优势。发展虚拟现实已写入“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有十余个地市发布了专项政策。在核心技术上，我们相比发达国家有些差距，这背后有人才缺乏、科技攻关不足等多种原因，再比如，当前虚拟现实内容相对匮乏，产品存在低端化、同质化的情况，这恐怕和企业热衷资本跑马圈地、忽视产品质量提升的做法不无关系。破除这些制约短板，方能为虚拟现实打开更多想象空间。好在一个鼓励创新的政策导向、一个更为理性的市场环境，正在为虚拟现实的突破和发展提供土壤和阳光。

（选自201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