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来看，当时方形的土木建筑体制已形成，并成为中国后世主要建筑形式。与世界许多古文明建筑不同，不是石建筑而是木建筑是中国建筑一大特色，《诗经》中“如翚”“作庙翼翼”之类的描写，可见当时木建筑颇具规模，并具有审美功能。中国建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木结构的特点，不以单一的独立建筑物为目标，而以空间规模巨大、平面铺开、相互接连和配合的群体建筑为特征，重视各个建筑物之间的平面整体的有机安排。从发掘的极为片段的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坑情况看，雄伟壮观；从陶俑的状貌直到建筑材料的坚实也无不显示难以想象的宏大气魄。

    “百代皆沿秦制度”，建筑亦然。汉、唐、宋、明、清保持和延续着相当一致的建筑艺术风格，这个风格就是有中国民族特点的实践理性精神。中国建筑主要是宫殿建筑，即供君主居住的场所，从新石器时代的“大房子”开始，祭拜神灵即在和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世间居住中心，而不在脱离世俗生活的特别场所；自儒学替代宗教之后，在观念、情感和仪式中，更进一步发展了神人同在的倾向。于是，不是孤立的、摆脱世俗生活、象征超越人间的出世的宗教建筑，而是入世的、与世间生活环境联在一起的宫殿庙宇建筑成了中国建筑的代表。不是高耸入云、指向神秘的上苍观念，而是平面铺开、引向现实的人间联想；不是使人产生某种恐惧感的空旷的内部空间，而是平易的、接近日常生活的内部空间组合；不是阴冷的石头，而是暖和的木质等等，构成中国建筑的艺术特征。中国建筑的平面纵深空间，使人慢慢游历在复杂多样楼台亭阁的不断进程中，感受到生活的安适和与环境的和谐。瞬间直观把握的巨大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长久漫游的时间历程，实用的、入世的、理智的、历史的因素占着明显的优势，排斥了反理性的迷狂意识，正是这种迷狂意识构成许多宗教建筑的审美基本特征。

    中国建筑的理性精神还表现在建筑物的严格对称结构上，展现严肃、方正、井井有条的特点。就单个建筑来说，比起基督教、伊斯兰教来，它确实相对低矮、平淡，甚至逊色一筹；但就整体建筑群来说，结构方正，逶迤交错，气势雄浑。它不是以单个建筑物的体状形貌取胜，而是以整体建筑群的结构布局、制约配合取胜，非常简单的基本单位组成了复杂的群体结构，形成在严格对称中仍有变化，在多样变化中又保持统一的风格。随着晚期封建社会中经济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显示威严庄重的宫殿建筑的严格的对称性被打破，迂回曲折、趣味盎然，以模拟和接近自然山林的建筑美出现了。空间有畅通，有阻隔，变化无常，“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种仍然以整体有机布局为特点的园林建筑，通过“借景”、“虚实”等方式，使建筑群与自然山水的美沟通汇合，表现了封建后期文人士大夫更为自由的审美理念，但仍没有离开平面铺展的理性精神，仍然是把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过程，表达的仍然是现实世间的生活意绪，而不是超越现实的宗教神秘。

(摘编自李泽厚《建筑艺术》)

家训文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家训文化，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蜕变期，但不管是在哪一个时期，家训都离不开对子女的教育。

    中国的家训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家训最早是通过父母对子女的当面训诫来体现的。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西周政权建立以后，遍封功臣，建立诸侯国。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受封于鲁国。周公旦由于要留在京城辅佐侄子周成王，不能就封，就让自己的儿子伯禽就封于鲁。伯禽临行之前，“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周公训子，是一段关于中国家训文化、最早又最可信的记载。

    父母对子女面对面的训诫，用文雅的词来说，就是“庭训”。“庭训”典出《论语·季氏》，讲的是孔子当面训诫儿子孔鲤的故事。由此，“趋庭”、“鲤对”、“庭对”也成为中国家训文化的代名词。后来，中国的家训通过书信、训词和遗嘱等形式传递；再后来，家训又通过制定完整的家规、家约、家范来体现，形成了家庭内部所有成员的行为准则。家训的形式日益丰富。

    中国的家训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伦理道德的要求、文化知识的教育、谋生技能的传授、为人处世的告诫等，几乎涉及个人、家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的家训文化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指向。

    一是训导教育子女成人成才。这是家训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前文说到周公戒子、孔子庭训，都体现了这一点。中国的家训文化，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蜕变期，但不管是在哪一个时期，家训都离不开对子女的教育。

    二是实行家庭的自我控制。任何一个家庭都不是孤立的。它作为社会细胞、社会的基本单位，必须接受来自外在的社会控制。这种社会控制包括法律控制、行政控制、道德控制以及习俗控制。同时，为了维护家庭内部的稳定，调整和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将子女培养成人，使家庭得以承继和绵延，还必须要有家庭的内在控制及家庭的自我控制。这种自我控制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通过口头或书面的各种形式的家训来体现，从而起到对子女、对全体家庭成员的教育、引导和约束作用。

    三是确立良好的家风。家风是指一个家庭的传统风习，是人们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逐渐形成和世代言传下来的生活作风、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总和。家风的形成，是家庭长辈和主要成员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诲的结果，而家训和家风有着密切的联系。隋朝初年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在这里，作者强调了家风引导和家庭中长者、尊者的表率作用的重要性。在近现代，江南钱姓家族人才辈出，若星汉灿烂。这和其先祖制定了《钱氏家训》，钱氏子孙代代相传、恪守不移、形成良好的家风是分不开的。（选自胡申生的《中国家训家风中的文化传承》，有删改）

清明雨

    时令、文化、风俗三节合一的“清明”，自唐宋以来，多有游艺活动，直至明嘉靖年间，还有游艺的相关记录。今人可从明《西湖游览志余》第二十卷中管窥一二：“清明，苏堤一带，桃柳阴浓，红翠间错，走索、骠骑……舞盘及诸色禽虫之戏，纷然丛集。”随着时间流逝，游艺渐次退出，清明的文化符号，只剩添土追思和扫墓踏青。而“清明雨”也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寄托愁思与缅怀之情的独特物象。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杜牧笔下这场妇孺皆知的“清明雨”，正是以凄凉、忧伤的意味而深入人心。在追思先人的日子里，“清明雨”不是“润物细无声”的温情脉脉之雨，而是添人愁绪的凄凄切切之雨。南宋词人吴文英“听风听雨过清明”就是千年来清明气象的写照。

    清明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日平均气温攀升到12℃以上，东亚地区的大气环流已开始从冬到春的转变。此时，来自北方西伯利亚的冷空气逐渐减弱，来自东南方海洋的暖空气开始活跃北上。四月初的江南、华南上空，是冷暖空气往来频繁、势均力敌的相持区域，冷暖空气在此交锋，因此这一带出现绵绵细雨便不足为奇。即使在“春雨贵如油”的广袤北方，清明降雨也有一定概率。

    清明之雨，使悲凉凄切的氛围更加浓重。从生理层面看，天气状况和人的情绪息息相关。阴雨连绵之时，人体分泌的松果体激素增加，甲状腺素、肾上腺素减少，而甲状腺素和肾上腺素可以促进神经兴奋和细胞代谢。因此，春光明媚常常使人精神振奋，霪雨霏霏则令人忧郁不悦。“清明雨”还在心理层面充满悲意。环境心理学认为，人和“雨环境”之间的联系并不仅仅是物质性的，更有心理上的。换言之，人如何感知、想象和看待环境，反向决定着环境对人的影响。心怀悲戚之人看待清明细雨，便赋予它一层悲凉；而乍暖还寒的清明，冰冷的细雨滴落在肌肤上，更加剧了悲凉心理的体验。

    我国古代传统文化典籍中，“天下”一语自先秦发轫，迄于明清，世代沿用，屡见不鲜。作为一个具有久远生命力的词语，它既有其一以贯之的基本词义，又伴随历史的演进而被赋予新的内涵。

    在中国古代，“天下”一词具有深邃的文化内涵，其间所反映的人文情怀尤其值得注意。先秦时期，“民”的因素已经被引入到“天下”的意义中。如《论语》中的“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中论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这里的“天下”是天下之人的意思，亦即天下的百姓。更为典型的是《孟子•梁惠王下》的记载，齐宣公问孟子：“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里的“天下”无疑应当理解为“百姓”或“民众”，是我国古代“民本”思想所体现的以百姓为天下的观念。

    这种思想发展至北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吟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一词的人文观念继续向前拓展。《岳阳楼记》所用“天下”一语，读者于其后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呼之欲出的“百姓”二字。身为北宋名臣，目睹日渐加深的内忧外患，国家命运、民生艰难每每牵动范仲淹的思绪，他还在《奏上时务疏》中不厌其烦地阐述：“以德服人，天下欣载；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勿为苛酷，示天下之慈也”“不兴土木，示天下之俭”“舍一心之私，从万人之望，示天下之公”。可以看出，“天下”一语固有的地域概念，已经明确地向人文领域拓展，这里的“天下”更多抒发的是一种强烈的忧国情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是一种自觉的主体意识。

    风俗文明概念的引入，是“天下”一词向人文领域拓展的最重要表现，这是由顾炎武的《日知录》来宣告完成的。《日知录》是顾炎武的代表作，该书卷十三以整整一卷的篇幅，对历代人心风俗演变进行总结，极具探讨价值。其《正始》一条中有“亡国与亡天下奚辨”的史料，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篇。文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篇文字中所用“天下”一语，其内涵已经远远逾越“易姓改号”的历代王朝更迭，而是同“仁义充塞”“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紧密联系在一起。何谓“仁义充塞”“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在顾炎武的笔下，就是明清易代酿成的道德沦丧、文化断裂及文明破坏造成的杀戮横行、相互残害。显然，《日知录•正始》中所用“天下”一语，已经不再为旧有的地域概念所能容纳，它讲的是数千年的古国文明，是中华民族深厚而久远的文化传承、价值追求。因此，《日知录•正始》发出的呐喊，尤其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的大声疾呼，不唯在当时激起共鸣，到了晚清，又经学人的改造，成为掷地有声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

（节选自杨艳秋《地域空间与文化情怀》）

    我们知道中国从隋唐起就盛行科举制，谁科举成绩好，谁就可以当官。对这个制度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但实际上，科举制是相当奇怪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有点“特殊”，在世界上别的国家，极少见到这样选拔官员的。

    即便在中国，在科举制产生之前也有一条非常漫长的道路。从最早的贵族、门客，到军功、推荐（察举、征辟、孝廉），最后是九品中正制，隋唐起，开启了科举制度。科举的出现，可以被视为国家治理复杂化与国家规模的超大化对现实政治的倒逼。

    如果我们把历史追溯到周朝，就会发现那个时候的社会和后来的宋元明清完全不同，在制度层面上，反倒更像《冰与火之歌》里的七大王国。和七大王国一样，西周也是一个封建制的贵族国家。这里所说的“封建制”指的是其本义，就是“封国土、建诸侯”的制度。它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而不是后来君权至上的扁平化社会。孟子对这个社会有过一个理想化的描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天子也好，诸侯也好，虽然是君主，但他们和卿、大夫相去并不远，只是在等级树上高了一点点而已。

    在这样的社会里，选拔官员自然倾向于世袭制。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逻辑推理。世袭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人们得到一些好处后，会很自然地倾向于把这些好处传给后代。既然大家地位并没有本质区别，天子能世袭，诸侯能世袭，我们卿为什么就不能世袭？大夫为什么就不能世袭呢？

    因此，在西周主要采取世官制，这个制度到了春秋时期虽然开始有所松动，但依旧占据主流位置。我们翻翻《左传》就会发现，许多家族都是世世代代为卿，比如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齐国的高国，都是如此。这个时候也不太需要经常从外界选拔官员，让官员生官员就行了。

    世官制其实是个蛮稳定的制度，它具有可预测性，减少了贵族内部的摩擦，很适合一个静态的社会。但是它没有能够永久持续下去。在春秋中后期，它就出现了崩塌的征兆。问题出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周王朝不再能维持大一统局面，各个诸侯国各自为政，静态社会变成动态社会，所有的政治实体都面临巨大压力。诸侯国必须追求军事和行政效率，内部也必须重新切割权力格局。最终的结果是权力越来越集中。而权力越集中，官职也就越不像贵族的固有权利，而越像是国君的额外赏赐。

    第二个变动来自民间。在西周的时候，只有官学而没有私学，民间完全处于无知无识的状态，国君即使想从民间选拔官员也无从选起。但是到了春秋时期，知识开始普及，知识分子呈现爆炸式增长。一下子，官员潜在储备极大丰富。而且这些知识分子本身也渴望做官，学了一肚子当君子的学问，怎肯老实待在家里浇粪种地？孔子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号召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学而优则仕”的理论，给不甘心在家种地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现实出路。而这种来自民间的求职压力也推动了选官制度的变化。

    到了战国时期，世官制度就整体性地崩溃了。

（节选自《科举之前的选官史》，有删改）

增加古诗文背诵不是负担是捷径

唐晓敏

    ①新修订的高中课程标准增加了古诗文的背诵篇目，由过去的14篇增加到了72篇。有声音说，这为学生增加了很大负担。其实如果概览之前的语文教育经验，背诵并不能以负担论之，反而有审美享受的作用，甚至可以算一种学习的“捷径”。

    ②从现代语文教育本身看，背诵篇目增加的幅度很大，但若与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及民国时期的私塾教育相比，则要求背诵的篇目仍然是很少的。传统语文教育中，学子需要也能够背诵数十万字。唐宋以来，为参加科举考试，考生必须将《论语》《孟子》《书经》《仪礼》《左传》等40多万字的典籍全部精读熟背。有些人甚至背诵的更多，如顾炎武、戴震都能够将十三经全文背诵，甚至连“注”都能背诵下来。民国时期的一些学者，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他们也都有出色的背诵功夫。国学大师姜亮夫曾谈到，他在清华国学院时，同乐会上梁启超、王国维即兴表演节目是背诵古代文学作品，梁启超背诵一大段《桃花扇》，而王国维则当即背诵了《西京赋》。

    ③传统教育在背诵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至少包括如下几点。

    ④多感官参加背诵活动过程。传统语文教学中，朗读本身即是多感官参加的活动，需要同时动用眼、口、耳、脑，甚至还加上头、身体的动作。这有助于提高背诵的效率。俄罗斯教育家乌申斯基早就指出：“参与接受某种印象或是一组印象的感觉器官越多，那么，这些印象就会越牢固地在我们的机械的和神经的记忆中扎根，同时也就会越真实地保存在记忆之中，以后回忆起来也会更加容易。”因此，如果一个教师想使学生牢牢记住什么东西，那么他就应该注意尽可能让儿童更多的感觉器官，如眼、耳、口、肌肉运动的感觉来参加识记。

    ⑤最大限度发挥儿童时期听觉记忆的作用。背诵诗文，需要“从娃娃抓起”。少年的一个特点是对声音非常敏感，这使他们能够通过“听”而轻松地记住那些语言优美的古诗文。美学家朱光潜回忆自己的学习经历时说：“五经之中，我幼时全读的是《书经》《左传》。《诗经》我没正式地读，家塾里有人常在读，我听了多遍，就能成诵大半。于今我记得最熟的经书，除《论语》外，就是听会的一套《诗经》。”语言学家赵元任回忆儿时的学习情景时也说：“晚上念诗我们都觉得比白天念书轻松一点儿，我觉着也好玩一点儿。我念的是《唐诗三百首》。我哥哥跟姊妹们另外还念《千家诗》跟别的诗集。他们念的诗，我就是没念也渐渐地背得出来了。”他们都是通过“听”而记住了这些作品。

    ⑥重视最初的记忆。中国传统语文教学，背诵的量是逐渐加大的。最初的记忆量很小，而且要求学生必须做到滚瓜烂熟，能够不假思索地背诵出来。这些已经滚瓜烂熟的记忆内容，在学生的记忆中深深扎根，成为后来背诵相关内容的巩固基础。心理学家对此也早有研究，如乌申斯基就说：“儿童在学习中所学到的这些最早的形象在他们的记忆中扎根越深，那么，以后的形象也就能够越容易和越巩固地为他们所记住，自然，如果在最早的和以后的形象之间有联系的话。”中国传统语文教育有一大特点：老师对学生最初的背诵要求非常严格，必须是记得非常牢靠。每一次都是要求学生扎扎实实地背诵下来一些句子，这些句子作为“最早的形象”，“在他们的记忆中扎根”，将成为后来背诵的基础。

    ⑦从这个视角看新修订的高中课程标准，就更能明白，增加古诗文背诵恰是为了长远的“轻松”打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