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西林：君子不器

    丁西林是杰出的物理学家，同时又是出色的剧作家。一生共创作了8部独幕剧、9部多幕剧，其独幕剧的创作堪称典范。他出现在中国现代喜剧的肇始期，初试戏剧之笔，就表现出了一种艺术上的成熟，显出“凤毛麟角一般的可贵”。

    丁西林1910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1914年负笈英国入伯明翰大学攻读物理学，1919年获理科硕士学位。由英国学成归国后，受聘入北京大学任教，先后任物理学教授兼理预科主任。后多次被选为物理系主任。他任物理系主任期间，极力延聘优秀人才，使物理系一时人才济济，称为一时之盛。他大力提倡实验工作，以树立理论与实验结合的优良学风。他讲授物理课，首倡采用中文编写讲义，并从事整理和订正物理学名词术语的中文译法，以利于国人吸收西方科学。他在北京大学任教近十年间成绩卓著，深受学生尊敬，培养了不少学有专长的人才。

    1927年丁西林出任设于上海的物理研究所所长。当时研究所白手起家，经费很少，所需各种器材、设备和书刊均必须从国外购进。他面对困难毫无惧色，精心规划，刻苦经营，迄至抗战前夕物理研究所已建立了一批实验室和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并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他任物理研究所所长期间，坚持艰苦奋斗，锐意创新，功绩斐然，深得中研院长蔡元培先生的器重和所内人员的尊敬。

    丁西林自动喜爱文艺，留英期间阅读了大量欧洲名著。归国后业余从事戏剧创作，成为“五四”以来有影响的剧作家之一。作于1923年的处女作《一只马蜂》主旨在于批判守旧思想，宣扬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但和当时流行的注重作品的社会意义的“问题剧”不同的是，没有常见的阶级矛盾的双方、水火不客的敌我，而是以一种轻松、幽默、含蓄的风格表现自己的主题，让人物在一连串的反话与谎话中表现自己，使剧情变得轻松活泼。丁西林对人物的态度也较温和，他用一种既嘲弄但又不乏爱护的态度描写每一个人，表现出一种温和轻松的幽默品格。

    作为一位常年从事研究并取得重大成绩的科学家，丁西林的观察力、分析力、判断力都不可能不为自然科学所要求的理性逻辑所渗透。而用这套思维去观察、思考、表现出来的生活，自然也具有一种别样的色彩。

    物理学对研究者的观察能力的培养使丁西林在从事戏剧创作时形成了优越的“喜剧审美定势”。正是这种发现与挖掘能力，使丁西林像牛顿由“苹果落地”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一样，从“找房子”“偷烟”“赔花瓶钱”这些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的“近乎无事之事”中捕捉到喜剧的因子，并对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刻画。作为以严密逻辑推理为基本工作要素的科学家，他对逻辑关系的掌握是熟练的，而当他作为一位戏剧作家时，他便在作品中自如玩弄与破坏着生活中正常的承接与因果，从而使偶然性出现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被自然化解，产生独特的喜剧效果。

    丁西林认为喜剧是一种理性的感受，必须经过思考，必须有味。喜剧的笑也不同于闹剧的哄堂、捧腹，而是“会心的微笑”。丁西林一般不采用通常意义上的夸张，更不求助于外加的笑料。他的独幕喜剧大都情节单纯，人物不多，也没有犬的矛盾，但能把握住剧中的喜剧性“种子”’形成核心情节。在剧情展开上，也是波澜起伏，妙趣横生，有鲜明的层次和节奏。他还很重视喜剧的结尾艺术，每每在全剧矛盾冲突已经结束了之后，又出人意料地添上一笔，进一步强化喜剧效果。他的语言，也以幽默俏皮为人称道，挥洒自如，毫无斧凿痕迹。

    建国后，丁西林先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多种职务。在繁忙工作的间隙，对于戏剧的创作与发展仍做出坚持不懈的探索，创作出多部话剧、舞剧、新编戏曲等。他的独幕喜剧久演不衰，北京人艺多次把他的《一只马蜂》《压迫》《三块钱国币》搬上舞台。

    1974年4月4日，丁西林因心脏病猝发，不幸去世。他在独幕剧创作上的突出成就'为中国现代话剧史留下了宝贵的一页。

相关链接：①君子不器：君子不能像器皿一般，只有一定的用途。（杨伯峻《论语译注》）②丁西林在20年代，以至整个中国话剧史上，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中国现代话剧是以悲剧为主体的，他是为数不多的喜剧作家之一；中国现代话剧的主要代表作大多是多幕剧'而他却执著于独幕剧创作的艺术实验……他出现在中国现代话剧的初期，可是从起笔就达到了高水准'表现出一种艺术上的成熟。（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③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学者，丁西林通常画对的是抽象宏观的物质世界、超越人类之上的自然界的根本规律，因而培养了他客观冷静的处世态度，不仅可以微笑着面对生活，而且怀纳的悲悯远大 于愤激。在黑暗中能看到光亮，在不可笑中发现可笑，让可笑变得更可笑。（郑以然《行走在物理与戏剧之间》）

二胡演奏家闵惠芬   琴音一曲余韵长

曹玲娟

    5月12日上午10时05分，素有“二胡皇后”美誉的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因病在沪去世，享年69岁。这位“超天才的二胡演奏家”，最终挥手告别，留一曲琴音，缭绕人间。

    年少结缘，终成一代“二胡皇后”

    闵惠芬曾告诉二胡爱好者顾兆农，自己的第一把二胡是美术老师给做的，“用蛤蟆的皮做的，都不是蛇皮。”

从摸到二胡伊始，闵惠芬就显露出与众不同的天赋。8岁，闵惠芬跟从父亲闵季骞学习二胡，13岁考入上海音乐附中，师从王乙先生，19岁跳级入上海音乐学院本科民乐系，师从陆修堂先生。1963年，闵惠芬便在第四届“上海之春”全国二胡比赛中荣获一等奖，可谓年少成名。

    “她参加‘上海之春’那年还不满18岁。”上海民族乐团团长、艺术总监王甫建说，闵惠芬曾告诉他，那届比赛《二泉映月》是必选曲目，她正是凭借自己超出年龄的理解和演奏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

    闵惠芬出生在江苏，听惯江南丝竹吹打、民谣小调，跟阿炳也算同乡。对这首自己演奏的成名之作，闵惠芬生前似乎总还有点不够尽兴的感觉，“阿炳拉《二泉映月》其实是可以一直拉下去的，当时的录音技术只能录6分钟，所以人们现在听到这首曲子，在结尾时有点意犹未尽。”

    随后的艺术生涯，闵惠芬获奖无数。她先后访问过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十几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所到之处，均获高度评价。1973年，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指挥大师奥曼迪称赞闵惠芬是一个“超天才的二胡演奏家”。波士顿交响乐团听了她的演奏后，首席评论员撰文称赞她为“伟大的弦乐演奏家”。

    “我也算二胡发烧友。”顾兆农说，同样拉二胡曲《赛马》，“一听就知道是不是闵惠芬，她的演奏特别有激情。”二胡在闵惠芬手里，热情内涵、动人而不媚，夸张而不狂，哀怨而不伤，情感气势与神韵合而为一。有人甚至如此评价，“听闵惠芬拉二胡，要跪着听。”

    与病魔抗争三十三载，二胡拉出了她第二条生命

    在艺术的道路上，闵惠芬有足够的幸运与成功，但她长期与病魔抗争。36岁时，闵惠芬就罹患皮肤癌，6次手术、15个疗程的化疗没能击垮她，这位坚强的艺术家康复后依然活跃于舞台，用她的音乐激励着观众。

     “她很乐观，也很豁达。之前已经经历过一次生命的考验了，对人生有一种彻悟的感觉。对她来说，自己的事业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活着一切为了二胡。”王甫建回忆。

    闵惠芬曾这样说过，“我的生命依恋着许许多多的生命，是二胡拉出了我第二条生命。民乐、二胡已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生来就属于它们。”她悉心研究“器乐演奏声腔化”课题，推出了大量耳熟能详、韵味浓郁的二胡曲。她说，“二胡的声音，像中国人在说话。”也因此，由她演奏的《洪湖主题随想曲》《川江号子》等源于声乐素材的作品，无不体现出她声腔化演奏的特点。

    闵惠芬常说，“民乐既要让外国人喜爱，也要让中国人喜爱，才算成功。”她的毕生精力，都用在二胡和民族音乐传承与发展上。她曾提出“中西合璧”的观点。传承千年的民族音乐借鉴西方的音乐技术，用新的语言和方式来传达，或许更加能够使现代的观众接受。

    “她重要的一个代表作，就是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王甫建认为。《长城随想》是作曲家刘文金与闵惠芬写就的经典之作，全曲纵横驰骋、延绵起伏，恰如长城龙行之势。王甫建说，每当乐队宏大的引子之后闵老师奏出第一个长音，那种气定神闲、大开大阖的演奏状态，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个有着半个世纪演奏经历、曾身患重病的老演奏家。

    “无论是在海内外的任何一个演出场所，她每一次开始演奏时，几乎都是一样的神情和姿态——自信、专注、端庄，闭目凝神，音乐大气磅礴，挥洒自如。”这一影像，深深刻在王甫建与很多人的心中。

【相关链接】

1977年，闵惠芬演奏的东北民间乐曲《江河水》，曾使日本指挥大师小泽征尔感动得伏案恸哭，“拉出的人间悲切，听起来使人痛彻肺腑。”法国报纸评论她的演奏，“连休止符也充满了音乐”，“有不可抗拒的魅力”。

她是中国二胡艺术的一面旗帜，对二胡艺术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她在与病魔的抗争中，完成了艺术的升华。——武汉音乐学院副院长、二胡演奏家胡志平。

（选自2014年5月13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文化出版界的巨人﹣﹣胡愈之

    1914年，胡愈之考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练习生。他充分利用商务“东方图书馆”，发愤自学，博览群书。1915年8月开始在《东方杂志》发表其第一篇译作：《英国与欧洲大陆间之海底隧道》。在白色恐怖的威胁下，1928年3月，胡愈之被迫去法国留学三年。

    胡愈之回国后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邹韬奋和胡愈之这两位爱国知识分子联手呼吁抗日救亡。桂林是当时后方文化名人荟萃的文化城，胡愈之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之一。曾在桂林国新社任记者的王淮冰回忆：“文化城中的文化人，无论办报纸、办杂志、开书店、出版图书，有事都去请教愈老。人们称他为‘文化界的参谋长’……在我的印象中，他是‘文化城’中第一大忙人。”胡愈之发动知识界朋友共同集资创办了由章锡琛任经理的开明书店。章锡琛曾深情地对胡愈之说：“从主意到具体工作，没有你恐怕就没有开明书店了。”在胡愈之的推动和策划下，创立了以《大公报》名记者范长江为理事长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成为我国最早出现的新闻界群众团体。

    《世界知识》是胡愈之在生活书店亲自创办的心爱刊物。他在1934年9月发表的《世界知识》创刊辞中指出“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了……怎样走上这世界的光明大道去，这需要勇气，需要毅力﹣﹣但尤其需要知识。”新中国成立后，在他和乔冠华的共同建议下，《世界知识》从上海迁来北京复刊，使其成为我国唯一从旧中国转来至今仍在连续出版的刊物。

    淞沪战争上海沦陷后，胡愈之在租界孤岛仍坚持文化出版工作。他从斯诺家中得其新出版的《RedStarOverChina》一书，为了减少发行阻力，将原书名《红星照耀中国》改为《西行漫记》。《西行漫记》在不到一年内连续出了四版，并在香港被多次翻印，成为海内外华人争相阅读的畅销书，创造了中国出版史的奇迹。

    不久，胡愈之与许广平、郑振铎等共同商议，编印出版《鲁迅全集》。他亲赴香港向蔡元培、宋庆龄汇报此事，得到他们的热情赞同和支持，通过茶话会向社会名流推销《鲁迅全集》精装纪念本的预约券，迅速筹集资金万余元汇寄上海，使书稿得以及时开印。首版《鲁迅全集》共20卷，约600万字，从开始策划到1938年7月正式问世，仅历时4个月，又一次创造了出版史的奇迹。

    胡愈之文思敏捷，文理清晰，文笔流畅，文风淳朴，被郭沫若称为“做文章老手”，被邹韬奋誉为“文章万人传颂”。胡愈之从法国回国，路经莫斯科，进行了考察访问。回到上海后，他开始以生动优美的文笔撰写《莫斯科印象记》，先在《社会与教育》周刊连载，1931年8月集辑成6万字的单行本发行。邹韬奋在《生活》周刊发表文章推介此书：“全书虽有151页，但以作者亲切有味的叙述，通畅流利的文笔，令人非终卷不能自休，看完时觉得没有这么多页数似的。”

    1937年6月11日，苏州法庭开庭审讯救国会“七君子”。12日晚，胡愈之即挥笔起草《爱国无罪听审记》，第二天早晨，各报多以《爱国无罪听审记》通栏标题刊出，轰动了全上海，成为传世之作。

（摘编自胡序威《文化出版界的巨人﹣﹣胡愈之》）

相关链接：①作为传播五四新文化的一个重要播火者，胡愈之在“五四”前夕，着力倡导白话文，发表传递西方新思想新科学、宣传新科技新发明的文章。“五四”运动爆发至1923年下半年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在《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介绍、评论世界进步文艺人物、作品、思潮和流派的文章，翻译了众多世界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是“五四”作家中最为高产者和传播新文化最为活跃者之一。（百度百科）②我每每觉得像愈之这样的人，他本身就是绝大一股感召力!给青年一代以鼓励，以勇气，以楷模。（茅盾《悼念胡愈之兄》）

国学大师南怀瑾

    1918年，一代奇才兼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诞生于浙江乐清柳市的一个世代书香之家，从孩提时起即接受严格的传统私塾教育。到十七岁时，先生除精研儒家四书五经外，涉猎已遍及诸子百家，同时苦心研习文学历史、琴棋书画、医药卜算、天文历法诸学。

    抗战初期，年轻的南先生毅然辞亲远游，在峨眉山中访求多位岩穴高隐之士，虚心求教，学到了许多不传的法门和秘学。在峨眉山中峰顶的大坪寺闭关三年，苦读五六千卷佛家经典，披阅了全套《永乐大典》《四库备要》等经史典籍。

    1945年春，先生经波历险，始来台湾。栖身基隆一陋巷中，阖家六口挤在一小屋内，瓦可漏月，门不闭风，生活甚为清苦。然先生素来超然物外，坦荡洒脱，穷而不愁，潦而不倒，依旧满面春风，恬淡为乐，安贫乐道。先生虽三餐不继，见邻居无米为炊，却“人饥己饥”，趁邻居夜半入睡之时，悄悄将偶得之米袋放在这户人家门口。

    几年后，先生受聘于大学执教，且应邀到各处讲学，舌耕笔耕收入渐丰。1969年创立“东西精华协会”，致力讲说中华文化。先生讲学范围极广，除儒、释、道三家之外，尚有中国文化大系、历代谋略学、中华医药、中国建筑与园林艺术、中国企业管理，以及诗词、书画、星相、卜易之学……前往听讲者极为踊跃，名流学子，贩夫走卒，靡不俱备，讲堂内外，均人满为患。先生的学生遍及各地，开花结果，桃李满天下，这也是先生最为欣慰的事情。

    “东西精华协会”发展期间，南先生又创办了《人文世界》月刊，每期撰写文稿，揭示了几千年来修持的秘中之秘。不久，又创立了“老古出版社”，发行《知见》。虽日见繁忙，然先生矢志宏扬中华传统文化，夜以继日，挥毫写下系列传世之作，《论语别裁》《孟子旁通》《老子他说》《易经杂说》《易经系传别讲》《历史的经验》《新旧的一代》《中国佛教发展史》《中国道教发展史》《金刚经说什么》《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习禅录影》《禅观正脉研究》《一个学佛者的基本信念》《如何修证佛法》《药师经的济世观》《原本大学微言》等几十部大书，著作等身，蔚为奇观。

    南先生是大家共同尊崇的长者，讲课、为人，幽默风趣。在众多的学生心目中，身材不高，平常总是身穿一袭简单的青衫、脚踏一双布鞋。不食烟酒，素食清茶，简单朴素。既是仙佛中人，又是学富五车、博大精深的学界泰斗，还是淡泊名利、宁静超脱的仁慈长者。“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凡来访宾客，无论男女老幼，地位高低，均留下就餐，就是送货的伙计、来收账的先生，南先生也要让她们吃完饭再走。

    先生嗜书成癖，藏书之富，读书之多，世人难以企及。所藏之书，上自先秦，下至民国，经史子集、诗词曲赋、佛道经典、名人传记、世界经济、外国史地、哲学论著、各国政论、中西医药、当代科技，甚至中外美术、音乐、武侠小说……近30万册珍贵藏书，堪称收藏宏富的图书馆。先生读书既多且快，一目十行，过目成诵，随口引证，天纵之资，非常人所能及。

    集中华传统文化之大成的南先生，其道德文章，名满天下。美、英、法、德、日、韩、加拿大、比利时、新加坡等国一些名牌大学的专家、学者和男女学生，纷纷登门拜访、学习。1985年盛夏，南先生应邀赴美，在华盛顿成立“东西学院”，成立“弗吉尼亚东西文化学院”“加拿大多伦多中国文化书院”，致力于东西方文化沟通，弘扬中华学术。

    在多次演讲中，他对自己评价是八个字：一无长处、一无所是。对于一些人冠以他的“佛学大师”称号，南怀瑾也不曾接受过。他说：“不是，我够不上资格。我只会睡觉（笑），佛经上面写一个修菩萨道的人要布施，众生如果需要你的眼睛，那就挖给他。头颅、脑血、全身、妻子、儿女、财产，都可以布施，我做不到。”

1988年，他心系国家建设，投资1.7亿美元在祖国大陆的家乡兴建金温铁路（金华至温州）。该工程1996年4月完工，南怀瑾成了铁路老板，本可借此赚钱发大财，可他却一文也不要，还将全部股份转让给地方，并赋诗一首：“铁路已铺成，心忧意未平。世间须大道，何只羡车行？”

    2005年9月，南先生应邀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商界成功人士发表演讲，他精辟地指出：“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他解释说：“一个人一生里做一件事情，对世界人类永远有功劳，永远有利益给大家，这才叫事业。像大禹治水，这叫事业，因此他为万世所崇仰，其功永不可没。上面最高到皇帝，下面最倒霉到讨饭的，都不是事业，那是职业。”学生还说：人生有三个基本错误不能犯，一是德薄而位尊，二是智小而谋大，三是力小而任重。

    2006年定居在七都（庙港），开办太湖大学堂。在南怀瑾生命中最后六年光阴里，除了少量的外出授课，他基本都在七都镇太湖边的大学堂度过，在这里50次公开授课，受教者无数。而每天晚上，他都会抽出一个多小时为身边的弟子授课；一年365天，读书修行育人，从无懈怠。

    直到2012年因感冒引发肺炎，于9月29日下午4时在苏州太湖大学堂逝世，享年95岁。在先生葬礼上，一位匿名的学生在给老师的挽联上写道：“国学大师，成就耀古今。”

杜甫传（节选）

冯至

    杜甫在亲友的帮助下，筹划建造草堂，地址选在城郭西郊的浣花溪畔，这里环境清幽，尘事不杂，杜甫十分满意，作《卜居》诗以唱心中之乐，反映出作者久经动荡得以安宁之后的恬静安适的心境。杜甫有一位表弟此时在成都府任司马，听说杜甫要在西郊建造草堂，便走过来看他，还送了些钱。杜甫十分感激，作诗酬谢。关于草堂的建造过程，杜甫无诗记录，我们所见到的是他忙着写诗向各地友人索求各种树苗以美化草堂环境。

    另外，他还不辞劳苦亲自去石笋街果园坊的徐卿家要果木苗，不管黄梅绿李，是果木树都要。这自然是为了装点草堂，同时也有以果备荒的打算，他是挨过饿的人，曾用野果充填过饥肠，深知它们的重要，“高秋总馈贫人食，来岁还舒满眼花”（《题桃树》）。桃可果腹，花可娱人，这就是他对果木树的整体审美。花果树木之外，他还向友人索要日用家什。可以想见，他当时安家伊始，支锅立灶，盆碗瓢勺，所需家什向人索取者一定不少，只是没有件件入诗罢了。

    这年春末，草堂盖成，树木栽好，老杜坐在院中，有滋有味地欣赏起来了。他赞美它所面临的青青郊野，赞美遮日吟风的桤林茂叶与和烟滴露的笼竹翠梢，欣喜鸟来暂息，燕来定巢。细想起来，这些风物不过是寻常农舍之景，却招来如此赞叹，这从反面使我们认识到他的生活境遇已落到十分可怜的地步。他在秦州山野寻找栖居之地的苦况，他长途跋涉于险山急流、危栈古道的种种艰难，成为他乐此茅宅的生活和感情基础。定居草堂的初期，杜甫的心情获得了片刻的宁静，写了不少颇具安恬情味的田园诗，如《江村》诗写村居景物和情事最相融洽：“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此诗比较典型地反映出作者初居草堂时的心境。然而这种心境是以“故人供禄米”为条件的，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全靠故人的周济，一旦故人稍怠，立刻就会陷入困境。他们偶有接济失时，杜甫的生活就成问题。定居草堂之后，杜甫生活安顿下来，开始游览成都古迹，并与一些风雅人士交往。

    他曾瞻仰过武侯祠，作《蜀相》诗，对诸葛亮一生的磊落功绩做出高度的评价，为其未能收复中原完成统一大业而痛洒千秋之泪。此诗虽为吊古，却有伤今之意。当时战乱尚未平息，山河破碎，宇内烟腾，于此国事维艰之际，是多么需要有一位武侯这样的贤相来主持国政！此外，诗中写他羡慕诸葛亮的得遇明主，也含有不满于肃宗的意思，他素怀匡时济世的远大志向，却被冷落与排挤，这种不平之气隐隐透于诗中。

    游览古迹的同时，杜甫还交结了一些风雅人士。还有一个邻居是黄四娘，她家院子里种着成畦的花木，春天一到，万紫千红，杜甫曾去观赏，写出的诗作《江畔独步寻花》声娇色丽，充满无限生机。杜甫与江村农家关系也很密切，农人时常送给他一些蔬菜，他也常把种植的草药赠予他们。在与农民的接触中，他对农民的纯朴心性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出乎意料地在农家茅舍里找到了寻觅许久的赤诚之心，在不通文墨的农民身上读到了自己的生活信条。这使他感到在茫茫人世间自己的归宿还是与农民的茅舍相杂为好。代宗即位后，曾召杜甫回京补京兆功曹参军，他没有赴任，想来与此不无关系。

（选自冯至《杜甫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草堂在暮春时节落成了……这是760年，中原没有恢复，关内闹着严重的灾荒，杜甫却结束了他四年流徙的生活，在这里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他离开了兵戈扰攘、动荡不安的大世界，如今暂得休息，于是自然界中的一切都引起他的羡慕。他在这时期写了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我们把这类的诗句和759年在洛阳道上与秦州道上的诗相比，意境上有多么大的一个悬殊！难道杜甫自己的生活刚刚有了着落，便陶醉在自然的春光里，忘却了人民的痛苦与国家的灾难了吗？

（冯至《杜甫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独一无二的贫民作家

    1911年，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父亲专制而保守，在萧红初中毕业以前，就为她订了婚，毕业后不再让她上学。这样，她的接受教育及自由婚姻的权利过早地被剥夺了。周遭房客的女人、农妇，和她们的女儿，以不断重复着的险恶的命运呈示给她。她感到恐怖。出于叛逆和反抗，萧红离家出走，流浪生活。这使她由一个地主的女儿沧落为流浪者、穷人，进而构成为她命运的全部，包括文学的命运。萧红的文化身份自然生成了两个视角：一个是女性，一个是穷人。

    从写作第一个小说《王阿嫂的死》开始，萧红就把她的文学，献给了“永远被人间遗弃的人们”，其实也就是穷人和妇女这两部分人。众多穷苦女性的受难与惨死，在萧红笔下，更多的是来自她们的丈夫、婆婆、尊长，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歧视、侮辱和迫害，来自文化压迫。但是，萧红并不作抽象的描述，而是把不幸和死亡连结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每一个网眼都透出人类的愚昧。萧红说过，文学就是跟人类的愚昧作斗争。

    萧红在尝试创作时，曾经接受过左翼政治的影响，但在一生的写作过程中，基本上弃除了意识形态的规训，而坚持个人的自由写作。在她那里，穷人与女性的双重视角，充满着人本主义色彩，与当时建基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中国左翼文学是很不同的。

    萧红与文学史上以表现乡土著名的右派作家，如废名、沈从文等人也有根本的不同。废名笔下的中国农村不曾出现压迫、苦难与挣扎，他写的是现代的“世外桃源”，恬淡、空灵，周作人称之为“梦想的幻景的写相”。沈从文在一些作品中虽然也写及农村的苦痛，但是，他和废名同样喜欢制作牧歌情调，说到底，它源自东方的一种文人情结。

    萧红没有这种文人气，她直接介入中国农村的黑暗现实，没有距离，没有创作家的所谓“美学观照”，她把自己也烧在那里面。

    即便是女作家，在写作中也未必一定用女性视角观察和处理生活。比如张爱玲，在她叙述的时候，她是冷静地旁观着的，使用的是“第三只眼”。五四时的涂女士、卢隐，都是持女性视角的，但也跟许多知识分子作家一样，缺少穷人的视角。像萧红这样兼具了穷人与女性视角的“复眼”者，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恐怕是惟一的。

    英国作家，女性主义者伍尔芙说：女性的风格是自由的风格。拿这句话来概括萧红的写作，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萧红的自由的风格，表现在她对社会和人生悲剧的诗性书写上。同时，她将小说散文化，逶迤叙来，无边地伸展，只需忠实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通过自由联想连缀起来，而无需依赖虚构的想象。

    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文学生机勃发。鲁迅曾经为《生死场》作序，赞赏作者的描写的细致、明丽和新鲜。胡风写了读后记，称作“不是以精细见长的史诗”。他认为作者把一种女性的纤细感觉与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相结合，在女性作家中是独创的。

    萧红同聂绀弩谈文学时，曾经这样说过：“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她不承认小说有所谓“范式”或者“顶峰”，不同意对她的小说的散文化写法的批评意见。她坚持自己。

    五四之后的一代作家中，萧红因袭的负担最小，她的文学资源主要来自新文学传统，这个传统刚刚形成，说不上深厚，但因此也就最少腐朽和保守的东西；它是现代的，开放的，尊重个性与自由的，这就给她的创作提供了更大的创造空间，带上更多的个人天才的特点。

(摘编自林贤治《回首看萧红》）

相关链接：①她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并以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散文化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促进了现代小说观念的更新。（徐晓红《论萧红的小说创作》）②《生死场》是描写东北人民愚昧麻木的，是描写东北大地苦难生活的，是描写整个民族痛苦遭遇的，但更是描写东北人民对自身的拷问的，更是描写东北大地对“生”的追求的，更是描写整个民族对“自强”的渴望的。……阅读萧红的作品能够增强人们的忧患意识，这些对于生活在幸福之中的我们如何不断奋进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今天我们再读萧红的意义所在。(刘勇《今天为什么再读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