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中的美神（节选）

梁衡

    李清照遇到的第三大磨难是超越时空的孤独。

    感情生活的痛苦和对国家民族的忧心，已将她推入深深的苦海，她像一叶孤舟在风浪中无助地飘摇。但如果只是这两点，还不算最伤最痛，最孤最寒。生活中婚变情离者，时时难免；忠臣遭弃，亦代代不绝。更何况一柔弱女子又生于乱世呢？问题在于她除了遭遇国难、情愁，就连想实现一个普通人的价值，竟也这样的难。已渐入暮年的李清照没有孩子，守着一孤清的小院落，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国事已难问，家事怕再提，只有秋风扫着黄叶在门前盘旋；偶尔有一两个旧友来访。她有一孙姓朋友，其小女十岁，极为聪颖。一日孩子来玩，李清照对她说，你该学点东西，我老了，愿将平生所学相授。①不想这孩子脱口说道：“才藻非女子事也。”李清照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觉得一阵晕眩，手扶门框，才勉强没有摔倒。童言无忌，原来在这个社会上有才有情的女子是真正多余啊。李清照感到她像是落进四面不着边际的深渊里，一种可怕的孤独向她袭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读懂她的心。她茫然地行走在杭州深秋的落叶黄花中，吟出了那首浓缩她一生和全身心痛楚的也是确立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声声慢》。

    是的，她的国愁、家愁、情愁，还有学业之愁，怎一个愁字了得！

    李清照所寻寻觅觅的是什么呢？从她的身世和诗词文章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她在寻觅三样东西。一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她不愿看到山河破碎，不愿“飘零遂与流人伍”，“欲将血泪寄山河”。在这点上她与同时代的岳飞陆游及稍后的辛弃疾是相通的。但身为女人，她既不能像岳飞那样驰骋疆场，也不能像辛弃疾那样上朝议事，甚至不能像陆、辛那样有政界文坛朋友可以痛痛快快地使酒骂座，痛拍栏杆。二是寻觅幸福的爱情。她曾有过美满的家庭，有过幸福的爱情，但转瞬就破碎了。她也做过再寻真爱的梦，但又碎得更惨，甚至身负枷锁，锒铛入狱，还被以“不终晚节”载入史册，生前身后受此奇辱，她能说什么呢？也只能独自一人愁。三是寻觅自身的价值。她以非凡的才华和勤奋，又借着爱情的力量，在学术上完成了《金石录》巨著，在词艺上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但是，那个社会不以为奇，不以为功，②连那十岁的小女孩都说“才藻非女子事也” ， 李清照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她只好一个人咀嚼自己的凄凉，又是只有一个愁。

    李清照的悲剧就在于她是生在封建社会的一个有文化的女人。作为女人，她处在社会的底层；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她又处在社会思想的制高点，她看到了许多别人看不到的事情，追求着许多别人不追求的境界，这就难免有孤独的悲哀。本来，三千年封建社会，来来往往有多少人都在心安理得，随波逐流地生活。你看，北宋仓惶南渡后不是又夹风夹雨，称臣称儿地苟延了152年吗？尽管与李清照同时代的陆游愤怒地喊道“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但朝中的大人们不是照样做官，照样花天酒地吗？你看，虽生乱世，有多少文人不是照样手摇折扇，歌风咏月，琴棋书画了一生吗？你看，③有多少女性，就像那个姓孙的女子一般，不学什么词藻，不追求什么爱情，不是照样生活吗？但李清照却不，她以平民之身，思公卿之责，念国家大事；以女人之身，求人格平等，爱情之尊。无论对待政事学业还是爱情婚姻，她决不随波决不凑合，这就难免有了超越时空的孤独和无法解脱的悲哀。她背着沉重的十字架，集国难家难婚难和学业之难于一身，凡封建专制制度所造成的政治文化道德婚姻人格方面的冲突磨难都折射在她那如黄花般瘦弱的身子上。“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从骨子里讲，李清照除追求民族气节和政治上的坚定外，还追求人格的超尘拔俗。她总是清醒地坚持着一种做人标准，顽强地守护着自己的节操。在未遭大难，生活还比较稳定时，已见出她高标准的人格追求。当年赵明诚在莱州做官，她去探亲，见室中诗书不多，竟大不悦，作诗曰：“寒窗败几无书吏，公路生平竟如此。”以后世事纷扰，她就更加超群拔俗，出污泥而不染。她站在世纪的高阁之上，穿越时空，俯视众生，所以有一种特殊的寂寞：“临高阁，乱山平野烟光薄。烟光薄，栖鸦归后，暮天闻角。断香残酒情怀恶，西风催衬梧桐落。梧桐落，又还秋色，又还寂寞。”（《忆秦娥》）有一本书叫《百年孤独》，李清照是千年孤独，环顾女界无同类，再看左右无相知，所以她才上溯千年到英雄霸王那里去求相通，“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如果李清照像那个孙姓女孩一样，是一个已经麻木的人，也就算了；如果李清照是以死抗争的杜十娘，也就算了。她偏偏以心抗世，以笔唤天。她凭着极高的艺术天赋将这漫天愁绪又抽丝剥茧般地进行了细细地纺织，于是，她一生的故事和心底的怨愁就转化为凄清的悲剧之美，永远高悬于历史的星空。李词的特殊魅力就在于它一如诗人的人品，于哀怨缠绵中蕴涵执着坚韧的阳刚之气，虽为说愁，实为与真情大志；所以耐得人们百年千年地读下去。随着时代的进步，李清照当年许多痛苦着的事和情都已经如淡烟薄雾，可是当我们偶然回望一下千年前的风雨时，总能看见那个立于秋风黄花中寻寻觅觅的美神。

（节选自《十月》2003年第三期）

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我喜欢鲁迅的其 中一个理由，是老先生好玩，文学论，就人物论，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什么叫做“好玩”？

    我常会提起胡兰成。他是个彻底的失败者，因此他成为一个旁观者。他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他在鲁迅的年代，是个小辈，没有五四同人对鲁迅的种种情结与偏颇。四九年以后，他的流亡身份，也使他没有国共两党在评价鲁迅、看待鲁迅时那种政治意图或党派意气。所以他点评鲁迅，我以为倒是最中肯。他说，鲁迅先生经常在文字里装得“呆头呆脑”，其实很“刁”，鲁迅真正的可爱处，是他的“迭宕自喜”。“迭宕自喜”什么意思呢？也不好说，这句话我们早就遗忘了，我只能粗暴而庸俗地翻译成“好玩”。

我们先从鲁迅的性格说起。

    和老先生认识，打过交道的几乎每个人都提到鲁迅先生并不是一天到晚板面孔，而是非常诙谐、幽默、随便、喜欢开玩笑。夏衍是老先生讨厌责骂的四条汉子之一，他也说：老先生“幽默得要命”。

    我有一位上海老朋友，他的亲舅舅，就是当年和鲁迅先生玩的小青年，名叫唐弢。唐弢五六十年代看见世面上把鲁迅弄成那副凶相、苦相，就私下里对他外甥说，哎呀鲁迅不是那个样子的，还说，譬如老先生夜里写了骂人的文章，隔天和那被骂的朋友酒席上见面，互相问起，照样谈笑。除了鲁迅深恶痛绝的一些论敌，他与许多朋友的关系，绝不是那样子黑白分明。

    我所谓的“好玩”是种活泼而罕见的人格，它内在的力量远远大于我们的想像。

近年的出版物，密集呈现了相对真实的鲁迅，看下来，鲁迅简直随时随地对身边人、身边事在那里开玩笑。江南的说法，他是个极喜欢讲“戏话”的人，连送本书给年轻朋友，也要顺便开个玩笑（给刚结婚的川岛的书：我亲爱的一撮毛哥哥呀，请你从爱人的怀抱中汇出一只手来，接受这枯燥乏味的《中国文学史略》）。那种亲昵！那种仁厚与得意！一个智力与感受力过剩的人，大概才会这样的随时随地讲“戏话”。我猜，除了老先生遇见什么真的愤怒的事，他醒着的每一刻，都在寻求这种自己制造的快感。

    但我们并非没有机会遇见类似的滑稽人，平民百姓中就多有这样可爱的无名智者。我相信，在严重变形的民国人物中，一定也有不少诙谐幽默之徒。然而我所谓的“好玩”是一种活泼而罕见的人格，我不知道用什么词语定义它，它的效果，决不只是滑稽、好笑、可爱，它的内在的力量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

    好玩，不好玩，甚至有致命的力量——希特勒终于败给丘吉尔，因为希特勒一点不懂得“好玩”；蒋介石败给毛泽东，因为蒋介石不懂得“好玩”——好玩的人懂得自嘲，懂得进退，他总是放松的，豁达的，游戏的。“好玩”，是人格乃至命运的庞大的余地、丰富的侧面、宽厚的背景，好玩的人一旦端正严肃，一旦愤怒激烈，一旦发起威来，不懂得好玩的对手，可就遭殃了。

    投枪匕首式的文章可能“是鲁迅先生只当好玩写写的”，也是一种得意，一种“玩”的姿态。

    依我看，历来推崇鲁迅那些批判性的、匕首式的、战斗 性的革命文章，今天看来，大多数是鲁迅先生只当好玩写写的，以中国的说法，叫做“游戏文章”，以后现代的说法，就叫做“写作的愉悦”——所谓“游戏”，所谓“愉悦”，直白的说法，可不就是“好玩”——譬如鲁迅书写的种种事物，反礼教、解剖国民性、鼓吹白话、反对强权等等，前面说了，当时也有许多人在写，其激烈深刻，并不在鲁迅之下，时或犹有过之。然而九十多年过去，我们今天翻出来看看，五四众人的批判文章总归及不过鲁迅，不是主张和道理不及他，而是鲁迅懂得写作的愉悦，懂得调度词语的快感，懂得文章的游戏性。

    可是我们看他的文字，通常只看到犀利与深刻，不看到老先生的得意，因为老先生不流露。这不流露，也是一种得意，一种“玩”的姿态，就像他讲笑话，自己不笑的。

    我们单是看鲁迅 各种集子的题目，就不过是捡别人的讥嘲拿来耍着玩，什么《而已集》啊、《三闲集》啊、《准风月谈》啊、《南腔北调集》啊，真是顺手玩玩，一派游戏态度，结果字面、意思又好看，又高明。他给文章起的题目，也都好玩，一看之下就想读，譬如《论他妈的》我们读着，以为是在批判国民性，其实语气把握得好极了，我猜老先生一起这题目，就在八字胡底下笑笑，自己得意起来。《花边文学》中有两篇著名的文章：《京派与海派》、《南人与北人》，竟是同一天写的，显然老人家半夜里写得兴起，实在得意，烟抽得一塌糊涂，索性再写一篇。

（节选自陈丹青《笑谈大先生》，有删改）

刘节：史家风骨士子魂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山大学历史系，以名流云集著称，陈寅恪地位最尊，自不待言。陈又与岑仲勉并称“二老”，加上刘节、梁方仲，则号称“四大教授”。刘节一度担任历史系主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在当时堪称岭南史学界的一大“重镇”。

    1926年，刘节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专攻中国哲学史。清华国学研究院同学王力对刘节的印象和评价：“君待人无贵贱，一接以礼。视友事若己事，蔼然似长者。”

    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刘节与陈寅恪的师生情谊广为人知。据中山大学历史系老师回忆，逢年过节，刘节去拜望陈寅恪时，必对老师行下跪叩头大礼，一丝不苟，旁若无人。刘节还曾对学生说：“你们想学到知识，就应当建立师生的信仰。”但这句话在当时被当作罪证受到学生猛烈批判。1952年到1969年，在送恩师陈寅恪最后一程的陈门弟子中，长期陪伴老师左右的，唯独刘节一人。他是在任何压力下都绝不批陈的学生，义无反顾地与恩师同甘共苦，其自身所受苦难之深重已达无以复加之地，却还经常主动把老师要受的苦难都揽到自己头上。1967年底，红卫兵要抬陈寅恪教授去大礼堂批斗，陈夫人出面阻止，被造反派狠狠推倒在地。刘节挺身而出，代替老师去挨斗。批斗会上，“小将”们对刘节轮番辱骂、殴打，之后又问他有何感想，刘节昂起头回答：“我能代替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

    抗日烽火绵延，家国罹难，导致学人不能安于讲席，经受乱离流浪之苦，刘节可谓体验得真切。从《刘节日记》中可以看出，尽管背井离乡，生活条件恶劣，要靠中英庚款的研究经费资助才得以勉强度日，他却安贫乐道，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以治学和研究为乐。

    在治学上他主张求真、自信。他说，“考据学是求真之学”，“历史学家要有很强的自信力，一个历史学家要坚定不移，不要为一时的风浪而动摇不定”。

    在“文革”期间，刘节先后遭受60多场批判，受到戴高帽、剃光头、被抄家、遭殴打、罚劳改等等非人待遇，在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刘节仍写下这样掷地有声的话：“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决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表示“假定有一种势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静为学，我当然要抵抗……设若有一种势力要阻碍我的志向，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当然要拿出毅力来”。

    面对这类政治运动，现存的《刘节日记》没有留下这一时期的直接记录，但读书的人自能感受到他是以平常心、宽恕心处之的。这有一个旁证，据其学生姜伯勤后来回忆，作为“白专”学生的典型，他也参与批判了刘节唯心主义史学，但1959年本科毕业时，刘节却向学校的党委领导表示：“你们要把姜某留下来，这个人能成器。”这既可见刘节的眼光，也可见其胸襟。

    刘节对子女的教育一贯民主、宽容，据刘节的儿子刘显曾回忆，“我感觉他对我们兄弟俩是慈爱而不溺爱，严格而不严厉”。在他看来，虽然父亲可以说“孔子的门徒”，但回想起来，父亲对儿子、妻子都是很平等、民主的。“他从来不说重话，可以说对儿子亦子亦友、对我母亲亦妻亦友”。刘显曾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也同样是因为父亲鼓励他发展自己的兴趣。在刘显曾20岁生日时，父亲对其说“感情要专一”。当时刘显曾正在上高中，当天他亲自来学校要儿子回家过生日，“在他看来这是我的成年礼了，所以要告诉我这个重要原则。

【相关链接】刘节，近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著述颇丰。在研究先秦古史、先秦诸子思想、史学史方面有卓著成就，为了不被古代多种传说迷惑，他通过对古代文字的钻研去发现古史的真实材料。他多年开设史料学和史学史课程，著有《中国史学史稿》，这本书对历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样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翔实的论述，见解独到，尤其重视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称誉本书为“必传之作”。

塑造人心者，先要塑造自己

博林

    这几年，佟丽娅塑造出的角色愈加受到观众的瞩目。少有人知道，十二年前，她还是一个在文化部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独舞的小姑娘。生长在充满艺术灵气的祖国西北边陲的她，少女时期即表现出舞蹈方面的天赋。那时，她就曾多次代表新疆地区进京比赛演出，是不折不扣的文艺骨干。

    2004年，20岁的她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就读于表演系。从那时起，一条更加广阔的艺术之路才在她的眼前初现端倪。

    “很多人是通过古装剧开始知道和了解我的，后来陆续接了一些戏，慢慢也被贴上了古装小花的标签。”佟丽娅知道，作为演员，最先被大众关注的很可能是外表，但自己绝不能止步于此。“我希望观众看到的佟丽娅不是一个花瓶，而是一些有质感、有温度、能够引起思考的角色。”

    毕业以后，佟丽娅就展现出自己与众不同的戏路和接戏标准。“正能量”、“接地气”、“社会效应”，也成为她对剧本判定的关键词。从《母仪天下》到《怪侠一枝梅》，从《宫锁心玉》到《梦回唐朝》，她一面尽情展现着自身独特的古典气质，一面也努力让角色的风格向自己理想的方向靠拢。而待到她的代表作《北京爱情故事》出世之际，佟丽娅仿佛看到了演艺之路上那一抹隐现的曙光。

    “《北京爱情故事》热播的那一年，有朋友说他家楼顶上有人大喊‘北京我要留下来’。这恰巧是我们戏中的一句对白。也有人给我留言说，沈冰这个人物让他们对爱情有了美好的憧憬，也让他们对北漂生活不再害怕。”言及此处，佟丽娅的语气里充满了感激。正是这些来自观众的声音，发自肺腑的触动，让她认识到“演员”二字应有的分量。

    佟丽娅很喜欢文艺界前辈李雪健的一句话，就是“通过角色来和观众交朋友”。在她看来，要让那些紊不相识的人们愿意和自己交朋友，最好的办法，便是呈现出角色身上美好的一面。

    2013年，她首次出演了专业题材的电视剧《产科医生》，饰演一个与层级制度、身份背景、复杂的医患关系不断做抗争的进修医生何晶。和很多“北漂”所面临的窘境十分相似，她们都是努力打拼、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位置，但却总淹没在人潮之中的普通人。为了演好医生，她甚至专门赴医院学习，让自己首先体验到生命的美好与不易，目的都是为了将这种感受传递给观众。

    “作为一名演员，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去还原角色在工作和生活中的细节，赋予角色真实的魅力。”佟丽娅说，她希望大众看到真实之“美”，也更加坚定地去追求这样的“美”。

    真正让佟丽娅在全国观众中名声大噪的，大概是翌年拍摄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早在学生时代，她便读过这部当代文学经典，书中讲的虽是父辈的故事，但那种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却让她感动。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拍摄这个故事，她早已做好了准备。

    《平凡的世界》播出以后，在大江南北引发了无数的热泪与惊叹。多少人因为润叶和少安的爱情而涕零，一些高校迎新的横幅上甚至打出了“像少安一样去奋斗，像润叶一样去爱”的标语，这让饰演润叶的佟丽娅感动不已。一直以来，她都希望自己的表演能呈现出那种昂扬向上的感染力，能够温暖人心，而通过润叶这个角色，她确确实实地做到了。

    再后来，在电视剧领域硕果累累的佟丽娅开始涉足电影，接连出演了《智取威虎山》《唐人街探案》等叫好又叫座的作品。有人问她，为什么总演这么土气的角色，趁年轻多接一些偶像剧、时装剧、玄幻剧不是更能吸金吗？然而她却说，接地气才是她演艺之路上真正的标的。从小一路打拼过来的佟丽娅，更习惯在经典的演绎中拔节成长，在角色的打磨中塑造自己，努力体会前辈们在作品中寄寓的温度与厚度。

    最近，佟丽娅还以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五年一度的第十次全国文代会，谈话间说起红色经典，还说起当初张涵予在剧组教她唱京剧《智取威虎山》的选段，她连称“惭愧”，言语中流露出面对经典的虔诚和谦逊的态度。在“小鲜肉”“小花旦”充斥荧屏的当下，能有这样一位与历史之筋骨、时代之体肤如此亲近的青年演员，何尝不是国内演艺界之幸呢？

（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0日，09版，有删节）

独一无二的贫民作家

    1911年，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父亲专制而保守，在萧红初中毕业以前，就为她订了婚，毕业后不再让她上学。这样，她的接受教育及自由婚姻的权利过早地被剥夺了。周遭房客的女人、农妇，和她们的女儿，以不断重复着的险恶的命运呈示给她。她感到恐怖。出于叛逆和反抗，萧红离家出走，流浪生活。这使她由一个地主的女儿沧落为流浪者、穷人，进而构成为她命运的全部，包括文学的命运。萧红的文化身份自然生成了两个视角：一个是女性，一个是穷人。

    从写作第一个小说《王阿嫂的死》开始，萧红就把她的文学，献给了“永远被人间遗弃的人们”，其实也就是穷人和妇女这两部分人。众多穷苦女性的受难与惨死，在萧红笔下，更多的是来自她们的丈夫、婆婆、尊长，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歧视、侮辱和迫害，来自文化压迫。但是，萧红并不作抽象的描述，而是把不幸和死亡连结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每一个网眼都透出人类的愚昧。萧红说过，文学就是跟人类的愚昧作斗争。

    萧红在尝试创作时，曾经接受过左翼政治的影响，但在一生的写作过程中，基本上弃除了意识形态的规训，而坚持个人的自由写作。在她那里，穷人与女性的双重视角，充满着人本主义色彩，与当时建基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中国左翼文学是很不同的。

    萧红与文学史上以表现乡土著名的右派作家，如废名、沈从文等人也有根本的不同。废名笔下的中国农村不曾出现压迫、苦难与挣扎，他写的是现代的“世外桃源”，恬淡、空灵，周作人称之为“梦想的幻景的写相”。沈从文在一些作品中虽然也写及农村的苦痛，但是，他和废名同样喜欢制作牧歌情调，说到底，它源自东方的一种文人情结。

    萧红没有这种文人气，她直接介入中国农村的黑暗现实，没有距离，没有创作家的所谓“美学观照”，她把自己也烧在那里面。

    即便是女作家，在写作中也未必一定用女性视角观察和处理生活。比如张爱玲，在她叙述的时候，她是冷静地旁观着的，使用的是“第三只眼”。五四时的涂女士、卢隐，都是持女性视角的，但也跟许多知识分子作家一样，缺少穷人的视角。像萧红这样兼具了穷人与女性视角的“复眼”者，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恐怕是惟一的。

    英国作家，女性主义者伍尔芙说：女性的风格是自由的风格。拿这句话来概括萧红的写作，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萧红的自由的风格，表现在她对社会和人生悲剧的诗性书写上。同时，她将小说散文化，逶迤叙来，无边地伸展，只需忠实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通过自由联想连缀起来，而无需依赖虚构的想象。

    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文学生机勃发。鲁迅曾经为《生死场》作序，赞赏作者的描写的细致、明丽和新鲜。胡风写了读后记，称作“不是以精细见长的史诗”。他认为作者把一种女性的纤细感觉与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相结合，在女性作家中是独创的。

    萧红同聂绀弩谈文学时，曾经这样说过：“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她不承认小说有所谓“范式”或者“顶峰”，不同意对她的小说的散文化写法的批评意见。她坚持自己。

    五四之后的一代作家中，萧红因袭的负担最小，她的文学资源主要来自新文学传统，这个传统刚刚形成，说不上深厚，但因此也就最少腐朽和保守的东西；它是现代的，开放的，尊重个性与自由的，这就给她的创作提供了更大的创造空间，带上更多的个人天才的特点。

（摘编自林贤治《回首看萧红》）

相关链接：①她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并以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散文化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促进了现代小说观念的更新。

 （徐晓红《论萧红的小说创作》）

②《生死场》是描写东北人民愚昧麻木的，是描写东北大地苦难生活的，是描写整个民族痛苦遭遇的，但更是描写东北人民对自身的拷问的，更是描写东北大地对“生”的追求的，更是描写整个民族对“自强”的渴望的。……阅读萧红的作品能够增强人们的忧患意识，这些对于生活在幸福之中的我们如何不断奋进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今天我们再读萧红的意义所在。

（刘勇《今天为什么再读萧红》）

他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

沙林

他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复旦大学教授，巴金研究专家陈思和几年前说：这个社会正在逐渐走向开放，人人都有权利追求事业成功，财富增长，名利双收……但唯独巴金，还在一字一句地写他的忏悔录。他沉浸在噩梦般的恐怖之中，把自己作为箭垛，一鞭一条血痕地解剖自己、指责自己，提醒人们不要忘记20年前的民族劫难。

巴金对中国青年的意义，是他影响了整整三四代中国青年，使他们懂得了爱和自由，进而反叛封建社会和家庭。在这个基础上引领他们走向革命。

1958年，姚文元等人对巴老发起“拔白旗”运动，指责巴老的作品是无政府主义和个人王义，说“觉慧出走以后肯定是无政府主义，不可能是革命者”。围攻了半年多后，有意思的是，《文学知识》登出了批判中的来稿统计，全部肯定巴老作品的有74篇，又批判又肯定的有35篇，全部否定的仅有4篇。以后又来了1000多篇来稿，还是这种比例。这说明一直到了1958年，巴老在中国青年心目中还是受欢迎的，青年们还是不避风险地为他说话。一直到了文革”前夕的1963年，巴金的作品还是文艺类中出借率最高之一。

巴金晚年留给了中华民族另一座令人仰目的高峰，那就是他在中国思想史或者文艺史上说也说不尽的《随想录》。这是他引起争论最多的作品，有些人认为这部作品老谈“文革”，没有多少艺术性，没有上升到哲理高度。还有人认为这是右的代表…… 巴金知道这是种种来自上面和下面的非议。他一辈子劝人爱和非暴力，但他的爱妻却在人性恶的大爆发中惨死，“‘文革’的教训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太大了。我们社会现在许多负面的东西：腐败、理想破灭，缺少操守，包括最后的阵地——学术界的沦丧，都跟‘文革’的恶果有关。但没人去清算。巴老为此紧抓住这个不放，顶住了压力写出《随想录》。许多文章只能被删改或是先拿到香港的《大公报》上发表，但收入《随想录》时，巴老坚决要求恢复原样。”他觉得他一个人的反思真是很艰难：“我现在走的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

巴金晚年最著名的一句话是“讲真话”。在《随想录》中少有4篇以“小骗子”为名，反反复复说这件事。他在晚年一再强调的“说真话”，对于他，是道德人格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准则。巴全的“讲真话”表现了一种深刻的自责精神。他对陈丹晨说：“我们当时听了话，批判胡风，后来说批错了，但没人出来负责，反而让我们内心经受煎熬。不忏悔，这是我们民族的弱点。这一点我们确实应该像德国人学习。他们不认为法西斯是希特勒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全德国民族的耻辱，而我们却把一场民族的悲剧推到几个人(林彪、“四人帮”）身上。

巴老最感人的人格魅力就表现在他强调言行一致。他早已在内心有一个决定，像托尔斯泰晚年那样用实际行动进行忏悔。他反反复复苛刻地解剖，鞭挞自己“为了保全自我而被动去写检讨，去讲假话，去批判人，包括所熟悉的友人”的行为。他是中国第一位表现出忏悔精神的伟大人物。

巴金有两个梦想。他多次给不同时期的中央领导写信，终于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世界上最现代化、最宏丽的文学纪念馆的建成，他的另一个梦想还没实现，那就是建立“文革”博物馆。

（选自2005年10月17日(中国青年报》，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