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童星——秀兰·邓波儿

        秀兰·邓波儿的一生堪称传奇，是一个多年不老的神话。因为她，才使儿童演员真正成为明星，受到众人的关注。无论男女老少，不论国籍语言，他们爱她，爱她蜷曲的头发、甜甜的小酒窝、亮晶晶的大眼睛、欢快的歌舞。她像天使一样给人们带来了欢笑，驱散了人们心中的忧愁，让人感受到世间最真最纯最美的东西。

        1928年4月23日，邓波儿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邓波儿之所以能成为明星，她的母亲功不可没，因为年轻时曾向往银幕生活未能如愿，她便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培养女儿上。婴儿时的邓波儿就已经显露出天使般的甜美模样，并且遗传了父母的才华，不但有着出色的嗓音，而且表现出惊人的动作协调性。母亲喜欢跳舞，就教她跳舞，3岁时，还安排她进入米格林幼儿舞蹈学校接受训练，这是好莱坞星探经常出入的地方。4岁时，她被导演看中，拍摄了系列片《小听差》。5岁的她签约了世纪福克斯公司。6岁时，她因在《起立欢呼》中出色的歌舞表演崭露头角。仅在这一年，她就为世纪福克斯公司拍摄了10余部影片，其中《亮眼睛》一片使秀兰·邓波儿一跃成为众人皆知的小明星，她的歌声也家喻户晓。1935年2月，年仅7岁的秀兰·邓波儿接过奥斯卡特别金像奖。并成为有史以来唯一获得这一殊荣的孩子。

       张爱玲说过，出名要趁早。邓波儿也许是最符合这个标准的。但成名过早是要付出代价的。成年以后，邓波儿回忆起她的童年时曾说，我只过了两年懒惰的婴儿生活，以后就一直在工作了。6岁那年我就不相信真的有圣诞老人了，那天，妈妈带我到一家百货商店去看圣诞老人，可圣诞老人却让我给他签名。小小年纪的她，每天必须工作5个小时，周末通常在8个小时以上，此外还要每天跟私人老师学习3个小时。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银幕上的小天使除了小小年纪就创造了演艺事业的辉煌之外，在成年之后还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开启了人生另一个华彩篇章。

        20世纪60年代起，秀兰·邓波儿开始活跃在美国的政治舞台。1969年，尼克松任命她为第24届联合国大会代表。1974年福特总统当政期间，她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加纳女大使，两年后又担任国务院礼宾司司长。对于这位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担任此要职的女性，福特总统的评价是“一流”。

        70年代，邓波儿患上了乳腺癌，她勇敢面对，接受了乳房切除手术。乳腺癌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还是一种难防难治的疾病，特别是要切除乳房，这是令很多女患者最不能接受的。但是邓波儿不仅做了手术，还在电视节目中向公众袒露了病史，她成为第一个勇于公开病情并倡议防治乳腺癌的名人。当人们问她如何与乳腺癌作斗争时，她答道：如果什么也不做，情况只能变得更坏，我相信上帝和我的医生。对患有同样疾病的妇女，她的忠告是：不要害怕，不要坐在家里等，要去医院积极治疗。正是这种乐观积极的态度使她战胜了病魔，在她的影响和带动下，很多患乳腺癌的妇女也转变了看法，不再羞于谈及病情，也不再不敢接受手术治疗了。

         2006年1月29日晚，第12届美国演员公会奖在洛杉矶圣殿礼堂揭晓，秀兰·邓波儿被美国演员公会授予终身成就奖，以表彰她在演艺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在人道主义事业方面作出的贡献。美国演员工会主席梅莉莎·吉伯特在致辞中说，我想不出有谁比秀兰·邓波儿更适合接受今年的终身成就奖了。她对美国娱乐事业作出的贡献是史无前例的，她对全世界的贡献更是鼓舞人心。她的生活是如此不平凡，在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作为一个演员而家喻户晓。此后她又作为一名外交官为国家服务30年。每件事，她都努力去做，而且一定要做好。她向人们展示了优雅、智慧和果敢，当然还有同情心和勇气。她是我孩童时的偶像，至今仍是。在当晚的颁奖仪式上，78岁的邓波儿对台下的观众开玩笑说：对于那些想获得终身成就奖的演员们，我的建议是，要尽早出道。对当今的年轻人，她的建议是：要做一个勇敢和纯洁的人。要听从你自己内心的召唤，不要受外界影响，要做一个真我。

百岁杨绛：坐在人生边缘，看时间跑、地球转

傅小平

    2010年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百岁寿诞。

有人赞她是著名作家，她说：“没有这份野心。”

有人说她的作品畅销，她说：“那只是太阳晒在狗尾巴尖上的短暂间。”

有人说得到她的一本书总要珍藏起来，她说：“我的书过了几时，就只配在二折便宜书肆出售，或论斤卖。”

有人向她恳求墨宝，她说：“我的字只配写写大字报。”杨绛不惯于向人赠书，她认为赠书不外是让对方摆在书架上或换来几句赞美的话。

有人请她出国访问，她说：“我和钟书好像老红木家具，搬一搬就要散架了。”她说她最大的渴望是人们把她忘记。

低调：“我不过是一滴清水”

    “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是杨绛非常喜欢的名言。

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俭朴、为人低调。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旧式的柜子、桌子。室内也没有昂贵的摆设，只有浓浓的书卷气。她非常满足于这样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

    她和钱锺书的低调，一度被人误读作清高、孤芳。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去开门，来人说声“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锺书只露出一隙门缝说：“谢谢！谢谢！我们很忙，谢谢！谢谢！”这让他很不高兴，说钱锺书伉俪不近人情。当然，更多的时候，这种拒绝别人的“苦差事”，还是由杨绛来做，她因此也自嘲是钱钟书的“拦路虎”。

    诚如钱钟书堂弟钱钟鲁所说，杨绛对名利没有任何追求，不善也不喜交际应酬，她就想安安静静写作，平平淡淡度日。

    有一年，她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她谢绝出席研讨会。她还将自己的稿费和著作权交给清华大学托管，成立基金资助困难学生。这项基金，以“好读书”三个字命名，迄今已收到两人版税所得近800万人民币。

成就：文学史上不容忽视

    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杨绛涉足剧本，始因《称心如意》一炮走红，继因《弄真成假》、《风絮》而声名大噪；一度搞得钱钟书很紧张，生怕风头都叫杨绛抢去。直到钱钟书写出《围城》，这一局面才得到根本改观。这并没有影响杨绛自己的文学成就。在评论家徐岱看来，一部《洗澡》就足以奠定她在百年中国女性写作史上不可轻视的位置。

    1958年，她准备翻译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原著是西班牙文，她不懂。就先找来国外的译本看，如英文、法文、德文的，比较了五种译本以后，发现有些地方差别很大。杨绛想到，要想保证原汁原味，只有从西班牙文翻译。就这样，她开始自学西班牙文。

    两年后，杨绛开始翻译《堂·吉诃德》。1965年1月，第一部翻译完毕，并开始译第二部，很快“文革”爆发，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从此开始了受污辱、受践踏、挨批、挨斗的日子。直到1972年春，从干校回北京，杨绛接着日以继夜翻译《堂·吉诃德》。1976年，《堂·吉诃德》第一、第二部全部定稿。次年，杨绛又将全书通校一遍，于5月初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底，《堂·吉诃德》出版。因为翻译《堂·吉诃德》，杨绛获颁西班牙国王亲授的“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

魅力：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

    回首百年人生，杨绛欣慰于自己“甘当一个零”。从做钱家媳妇的诸事含忍，到国难中的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的深自敛抑，杨绛总能“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

    在杨绛看来，所以含忍是为了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含忍和自由是辨证的统一。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

    她这种达观的人生态度，更多来自于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抗战时期国难当头，生活困苦，她觉得是暂时的，坚信抗战必胜，中华民族不会灭亡。她写喜剧，以笑声来作倔强的抗议。到了“文化大革命”，支撑她驱散恐惧，度过忧患痛苦的，仍是这份坚定的信仰。“我确信，灾难性的‘文革’时间再长，也必以失败告终，这个被颠倒了的世界定会重新颠倒过来。”

    正是这种坚信，让她和钱钟书即使在不幸中，依然书写着浪漫的人生传奇。她说：“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

余光中：中国文字的炼丹人

    1928年重阳节那天，余光中出生于南京。余光中从十二岁开始跟从父亲和舅舅学习古文。《谏太宗十思疏》《留侯论》《赤壁赋》《阿房宫赋》这些经典文章，他都特别喜欢。他觉得文字有一种力量，“我愿意跟着它走”，“我将来一定要当作家”。整个青年时代，余光中都在寻找着“精神上的家人”，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济慈、雪莱、王尔德等都是他的“家人”。1954年，他的“精神家人”又增添了一大批。余光中与钟鼎文和邓禹平等人共创了“蓝星”诗社。他们经常聚会，讨论诗歌，勤奋创作，不是一首一首地写，而是一辑一辑地写。

    毕业没几年，余光中被派去美国爱荷华大学留学。那时，台湾和美国的现代化程度差别很大。余光中虽然热爱西方诗歌，但一想到美国人瞧不上台湾，心里就觉得委屈。加上那年家里也发生一些大事：母亲去世，自己同妻子新婚才两年，大女儿刚出生，还没看清孩子的脸，他就匆匆地出发了。每一个孤寂的长夜里，他都想回到台湾，回到“蓝星”诗社，和朋友们一起为中国的现代诗奋斗。

    1964年，三十六岁的余光中回到台湾，他质问自己，怎么都已经三十六岁了？拜伦、徐志摩，都在这一年结束生命；王勃、济慈，不到这年纪，便合上了诗集，竖起了石碑。那一年余光中唯一的儿子出生仅三天就夭折了。丧子之痛加上诗人对于“我是谁”的质问，使他心力交瘁。好在美国的音乐，在一定程度上使他获得救赎。

    余光中非常喜欢美国西部的民歌，南部的蓝调以及新生事物摇滚乐。特别是摇滚乐，甚至影响了他一个时期的创作风格。他在散文集中大量介绍了摇滚乐，并将西方音乐的节奏融入诗中，借此抒发心中的很多不平。连余光中自己也没想到，他的这些诗歌被杨弦拿去谱了曲，继而引发了台湾的第一波校园民谣风潮。“给我一把吉他和一肩风里飘飘的长发……”当时杨弦被余光中这些极富旋律感和节奏感的文字所打动，将《江湖上》等诗改编成歌曲，如今最为海内外读者所熟知的《乡愁》也是其中之一。

    1971年至1972年间，余光中在台湾写下了《乡愁》。他回忆说，当时二十分钟一气呵成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才思敏捷，而是因为离开大陆二十多年，这种感觉在心里也就酝酿了二十多年”，后来《乡愁》在大陆被选入教科书，电视台也用，很多人都会背。

    1988年，古稀之年的余光中出版了第二卷诗集。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余光中说，“以前所想到的能入诗文的题材比较少，以前我主要写自己——你不知道你是谁，你忧郁；你知道你不是谁，你幻灭；你知道你是谁，你放心。”现在，余光中已经脱离这三个情况了，写作的题材全凭缘分。

    2009年，导演陈怀恩接拍余光中传记纪录片《逍遥游》。片中除了日常工作生活状态外，导演还安排余光中带着夫人到垦丁——余光中在台湾唯一写过游记的地方——故地重游。余光中一路为夫人解释景物，还在海边童心大发，打起了水漂，并传授诀窍——石头要扁，形状要圆，出手要快，脱手要平稳而飞旋——出水为鸟，入水为鱼。

    台南小学教科书收录了《雨，落在高雄港上》一诗，导演安排余光中去高雄三民小学听小学生读书。不料那天余光中的女儿遭了车祸。行程既定，余光中无法随夫人赶往医院，心情郁闷。怎料一听小学生读诗，余光中竟然又开心起来，还教他们该怎么念这首诗，拍摄完后还乐呵呵地给他们签名。最后陈怀恩就片子定名为《逍遥游》一事征询余光中的意见，他幽默地说：“我哪敢说同不同意？庄子同意就行了。”

    说到幽默，余光中自有一番论调。他认为，所谓幽默，就是不正面迎敌，绕一个弯子去排解误会与痛苦。比如看牙医这样痛苦的事情，也能被他写成诗。再比如，从“马屁诗人”到“文白之争”，李敖似乎一直在逗余光中和他对骂，但余光中就是不理他，还幽默地说：“李敖天天骂我，说明他的生活不能没有我。”在余光中的经验中，幽默其实要比愤怒有用。

    除了写诗，翻译也是余光中近年热衷的一项工作。如今，已经八十五岁的余光中依旧笔耕不辍。他目前正在翻译济慈的诗，此时的感觉定与年轻时的不同吧。

(摘自《名人传记》2014年第3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以前写诗，他喜欢把中国文字压缩、锤扁、拉长、磨利，把它们拆开又并拢，拆来又叠去。如今他却争取写、改、誊一次完成。散文的话，每页纸最多改一两处地方。尽管外文系毕业的他用英语写论文都不成问题，但他说自己在写诗和骂人这两件需要抒发情绪的事情上，是非得用母语不可的。②深入生活越多，就越需要清净和一张干净的桌子。当生命走到暮年，对于“我是谁”的问题，诗人余光中早已不再质问，而是报以淡淡的微笑。

侯仁之：城市的知音

①1932年，“一•二八凇沪抗战”以失败告终，20岁的侯仁之在苦闷中彷徨。弟弟侯硕之的一句话，让他下定决心放弃曾想从事的医学，投考历史专业。弟弟的那句话是：“学医，只能给个人看病。学历史，可给社会治病！”这一年，侯仁之考取燕京大学历史专业。

    ②1937年抗战爆发后北平沦陷，燕京大学成为沟通沦陷区、解放区和大后方的秘密通道。当时正在读研完生的侯仁之承担了将爱国学生送往解放区或大后方的工作。抗战胜利一年后，侯仁之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求学。

    ③在英国期间，侯仁之进渐接受了历史地理学的理念。他意识到，沿革地理存在明显的局限性。1949年，侯仁之学成归国，并将历史地理学引入中国。从此，一个新的、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学科逐步建立起来，侯仁之成为公认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第一人”。

    ④要搞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大量的实地调查必不可少。在张家口考察期间，侯仁之发现一段长城与众不同。深感疑惑的侯仁之回来后立即查资料，最终确认这是明后期沿着长城开设的“马市”。如今这种贸易已消失在历史中，但却由遗留的建筑记录下来。从此，他的研究兴趣由“历史”转向“地理”，而野外考察和考古研究，也成为贯穿他学术生涯的重要内容。

    ⑤1958年，侯仁之开始了沙漠研究。当时有人认为，沙漠地区不仅文献资料少，而且调查访问都很困难，难以开展历史地理研究。侯仁之反驳道：“必须勇敢打破旧传统，坚决走出小书房，跳出旧书堆。”此后数年，侯仁之连续奔赴西北沙瀵进行考察。

    ⑥1964年夏天，侯仁之在陕北榆林附近的沙漠考察统万城。统万城是5世纪一个少数民族小王朝的都城，已在沙漠中沉寂了千年。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侯仁之得出结论，统万城的沙化，是人类不合理活动的结果。那时，人们普遍认为西北沙漠中很多古城被废弃是“大漠流沙”造成的。而侯仁之却证明，这是“肤浅的广为流传的错误观点”，人类活动才是造成沙化的主要原因。这直接为后来人们治理沙漠打下了认识基础，侯仁之也因此成为“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先驱”。

    ⑦在这次考察中，侯仁之还纠正了一个普遍的说法：榆林三迁，即榆林因流沙侵袭而被迫三次南迁。侯仁之证实，榆林不仅没有三迁，反而在原址五次扩展。古城榆林终于明晰了自己的“身世”。

    ⑧在学术生涯中，侯仁之梳理过脉络的城市有很多。承德、临淄、邯郸、芜湖、敦煌……在侯仁之的慧眼下，一个个城市的前世今生或者得以浮现，或者更加丰满。他对许多城市做了深入的研究，充满着热爱。对他而言，北京有着更重要的意义。侯仁之曾说：“我对北京，是知之愈深，爱之弥坚。”21·世纪*教育网

    ⑨侯仁之在北京定居60年，为北京倾注了大量心血。比如有800多年历史的卢沟桥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进京要道。卡车、拖拉机往来穿梭，卢沟桥受损严重。侯仁之对此心急如焚。他写了《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一文，发表在《北京日报》上。6天后，北京市政府决定，卢沟桥禁止机动车与兽力车通行。如今，经过多次整修的卢沟桥已经得到妥善保护。侯仁之最为人所知的壮举是保护莲花池。正是因为他的积极奔走，原本要建在莲花池上的北京西客站主楼东移了100米。“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北京城的血脉得以保留。

    ⑩当然，与他的研究相比，这些事还只能算作“信手为之”。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里，他以历史地理学的眼光，解决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等关键性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侯仁之，人们可能无法充分解读北京的厚重和韵味。

（摘编自高毅哲《侯仁之：城市的知音》）

曾国藩——从“中人”到“完人”的追求（节选）

    湘乡流传一个故事，说一个小偷在房梁上等着曾国藩熄灯睡觉好下来偷东西。曾国藩在背一篇文章，怎么也背不下来，小偷都等急了，跳下房梁说，你真笨，我都背下来了。你还背不下来，然后拂袖而去。此笑话显然是后人杜撰，但故事透露出曾国藩的脑袋，可能确实不是很灵光。这个资质平庸、又出身普通、成长于偏远深山之中的小孩，最后怎会出将入相成为儒学大家呢?

    曾国藩曾在家书里说：“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这句话体现了他“尚拙”的人生哲学。

    在日常生活上，他“笨拙”地坚持他的日课十二条：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比如他要求自己每天读《廿三史》二十页，天天如此，从不间断。还有他从三十岁开始写日记，一直到他61岁去世，也不间断。在战争上，他不像孔明一样有很多锦囊妙计，用的也是笨拙的计策。他以“扎硬寨，打硬仗”而著称。湘军主动攻城时，如同巨蟒缠人一样，用一道一道的壕沟把这座城市活活困死。他们攻城的时间，不是一天、两天，而往往是一年、两年，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挖壕沟。安庆、九江、天京，都是这样打下来的。他曾用两个词来形容自己的战争生涯，一是“屡败屡战”，一是“艰苦卓绝”。

    曾国藩做事靠的是自己执著坚韧的意志和百折不回的信念。那曾国藩树立的是什么样的信念?遇到困难时又如何勉励自己去实现目标呢?

    曾国藩有一联自箴，耐人寻味：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

    这副对联说的是他勉励自己实现目标的方法——吃苦和惜时。其实人世间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实现的。立志、努力行动、历尽磨难、珍惜时间，这可能是所有成功人士的模式。但说到容易，做到就很难了。曾国藩用一个“悔”字来确保自己可以做到。

    “悔”，就是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省，对自己的错误进行悔过自新。正是因为深刻的反思和追悔，曾国藩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先是一位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理学家，在戴孝办团练的初期他又采用法家思想，认为乱世必用重典。晚年时，父亲去世，曾国藩在思云馆中重读老庄，从而学会了以柔克刚，功成身退。晚年的曾国藩，接受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的建议，和李鸿章一起上书建议朝廷送清国小留学生出国深造，师夷长技以自强。因此他又是西方新思想的启蒙者。

    曾国藩不仅自己在历史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他还在仕途上成就了一批人，而这些人则成为晚清时期的中流砥柱。他知人善用，在他的人生中，他不仅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一批落魄士子。耳熟能详的做高官的有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李鸿章等等。学者则有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左宗棠本一介布衣，是他向皇上举荐，后来有平定新疆之功。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在国家危难，民不聊生的时代里，曾国藩和他的物色的人才为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带来了执著的精神和希望的曙光。

    曾国藩不仅事业有成，而且治家有道，教子有方。他对子女的教育，在其家书中多有体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如下的两方面。

    首先，居安思危，勤俭持家。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曾国藩曾说：“居富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效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兴旺气象。”曾国藩在当官时，时时想着不当官时家人如何生存。“克勤克俭，宜耕宜读。”这样无论当官还是为民都可聊以为生。其二，曾国藩主张，不留钱财给子孙，但留诗书和家规。在富厚堂里最让人徜徉的地方，是3栋藏书楼，多的时候，藏书30万册。在这山清水秀的清净之所读书思考，坐拥万座书城，又有长者的谆谆教导，怎能没有出息！

相关链接：①曾国藩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摘自“百度百科”）②曾国藩的政治家风度、个人的品格修养很少有人能够匹敌。他或许是十九世纪中国最受人敬仰、最伟大的学者型官员。（摘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先生谢幕航天日  英魂长笑苍穹中

    2019年4月24日是中国第四个航天日。从“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到月球探测，中国航天人在浩瀚苍穹铸就了壮丽的中国风景。四年前的今天，举国同庆首个“中国航天日”。而病榻上，一位航天老人静静地仰望着窗外的蓝天，唯有痴迷的目光和翕动的唇角吐露出内心的深情。这是最后的仰望吗？

    96岁，漫长而又短暂。航天强国的梦想，就像穿越一个世纪的火焰燃烧了他全部的生命。2016年4月24日21时10分。这位心怀童真、慈祥和蔼的老人平静安详地走完了他的生命旅程，带着一如婴孩般的微笑。他，就是我国航天事业和航天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著名飞行力学专家、教育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工业大学教授陈士橹。

    为航天而生，为航天而去。陈士橹，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鲜红党旗下，他把信念、忠诚与热爱洒满祖国的万里长空。

（摘编自人民网《陈土橹：先生谢幕航天日 英魂长笑苍穹中》）

筑梦航天，拓路苍穹

    1920年9月24日，陈士橹出生于浙江东阳一个普通的耕读之家，少年陈士橹目睹了当时国家有国无防、科技和工业落后、爱尽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情景。“这些经历，成为我选择航空航天作为终生事业的初衷。”陈士橹曾不止一次这样说。

    1945年6月，25岁的陈士橹以专业排名第一的成绩毕业于西南联大，之后留校任助教。后来他又先后在清华大学航空系、交通大学航空系、华东航空学院任教，为实现自己“航空救国”的抱负不断努力着。

    1956年，陈士橹被派往莫斯科航空学院进修。莫斯科寒冷的气候导致陈士橹关节炎发作，他强忍着疼痛，废寝忘食、刻苦钻研，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了需要三年多才能完成的副博士学位论文，成为该校史上第一位获得副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也是1956年教育部选派的100名进修教师中最快拿到学位的人。他创建的简捷计算机动飞行的气动性能新方法，被专家称为“陈氏机动飞行算法”，获得了导师的高度评价。

    留学归来的陈士橹随华东航空学院西迁来到西安，自此在祖国的西部大地扎下了根，受命创建西北工业大学宇航工程系，开创了我国宇航工程科技教育的先河。

（摘编自光明网《陈土橹院士：剑指苍穹 耕天探月》）

治学严谨，精益求精

陈老师治学严谨，不允许敷衍塞责、马虎大意，敢于直言不讳。记得师兄南英告诉我，陈老师有两次当众批评过人。第一次，是在1987年的一次硕士生论文答辩会上，陈老师发现一名研究生的学术论文有些问题，曲线图有的坐标没有标注，有的物理变量没有标注单位，让人读起来费解，于是当场指出，连坐在答辩现场的指导老师也一起批评，他说：“做学术不能这么不严谨，你们今后是要为国家的航天事业负责任的！”第二次，是在1988年的全国飞行力学学术会议上，一位工程界的资深专家作学术报告时，出现了一些差错，公式推导也有些乱，更严重的是他的报告中自己原创的内容较少，学术价值不高。陈老师听后，毫不客气地对他说：“学术报告不能这么做呀，学术报告一定要有原创性！”

    陈老师就是这样，在学术上精益求精。对此，我也深有体会。

（摘编自王志刚（今生的幸运——怀念我的导师陈士櫓老师》）

春风化雨，桃李葱茏

一代宗师居长安，耄耋美名天下传：桃李芳菲遍华夏，著述等身满飞船。

    陈士穭是新中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他最看重的是学生的研究潜质和创新思维，而对博士生学位课程的考试成绩并不十分在意。他要求研究生在做学问或论文选题时，既要体现本学科发展的最新水平，开拓交叉学科的前沿阵地，又要紧密结合国家工程实际，勇于承担重大科研课题。他总是和大家一起讨论，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见解，尊重学生的意见，注意培养良好的学术氛围。

    数十年来，陈士櫓培养了飞行力学博士、硕士56名，其中包括我国自行培养的飞行力学专业第一、第二位博士和博士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已成为我国航天和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栋梁。

    “毕生耕耘志在航天谱写华章，潜心治学厚德载物后世楷模。”西工大人文与经法学院党委书记鲁卫平如是敬挽陈老。

    一个世纪的上下求索，陈士穭院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摘编自《人民日报》《陈士櫓：星斗其志 毕生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