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特·耶伦：百年美联储首位女掌门

周有恒

    耶伦于1946年8月13日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个犹大家庭。尽管她家居住的山脊大街位于一个工人阶级聚居的小区，但其家庭经济状况却高于普通蓝领——她的父亲是一名家庭医生．母亲曾是教师，后来辞职在家专心照顾孩子——这样的家庭背景使得耶伦拥有了接受良好教育、进入上层社会的条件。

    由于耶伦的父母重视孩子的学业，加上刻苦努力，耶伦自幼成绩优异。在位于布鲁克林贝伊里奇的汉密尔顿堡公立高中就读期间，这个长着一张可爱小圆脸的女生几乎样样在全年级拔尖，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她。在毕业典礼上，耶伦被推荐为发表告别演说的学生代表。

    或许是受精于管理家庭财务的母亲的熏陶，耶伦中学阶段就开始对股票、投赍等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上大学时她选择了经济专业。在听过著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演说后，耶伦被其学术成就和公众服务精神所折服，决定在经济学领域开创自己的职业生涯——她在走学期间便渴望有朝一日能到美联储工作。

    1967年，耶伦以优等生成绩从布朗大学毕业并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随后赴耶鲁托学，师从托宾，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耶伦出任美联储主席后，媒体在报道其求学经历时讲述了一个细节：耶伦当年对托宾非常崇敬，听课时全神贯注，生怕漏掉一句话。她在上托宾的课时记的笔记非常详尽，被一起学习的同学奉为圭桌而传阅。这种认真仔细的作风被耶伦带入日后的从业经历——每次美联储会议，她总是带着细心推敲过的书面评论，小心翼翼地用 略带鼻音的布鲁克林口音宣读这些意见。

    耶倍于1971年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先后在哈佛大学、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教授经济学。在此期间，她 发表了 涉及诸多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一位思想敏锐、备受尊重的学者。在哈斯商学院任教时，耶伦因教学认真、治学严谨，两次荣获该学院的“杰出教学奖”。

    身为经济学家及经济学教授，邢伦在学术传承上继承了托宾的衣钵。像她的恩师一样，耶伦的学术研究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侧重于失业问题的起固和成本。她也十分认同托宾关于政府．尤其是央行可以帮助缓解失业的观点，一贯主张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应对高失业和低增长问题。

    2001年，他的丈夫阿克洛夫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一篇自传性的文章中写道，他和妻子不只是性格方面相辅相成，在宏观经济学方面的看法也总是非常一致，唯一的分歧在于，耶伦对自由贸易的支持度比自己更高一点。

    尽管学术成果丰硕，职位不断升迁，耶伦却并未丢弃自己的女人本色，她非常善于保持家庭和事业的平衡。虽然工作繁忙，但耶伦仍然坚持自己照顾儿子。她性格温柔，热爱生活，喜爱美食，厨艺也不错，与丈夫相处得十分和谐融洽。朋友们认为，“她是一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而且她在生活上很幸福”。

    耶伦在美联储内“冒尖”的时间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正是时任美联储主席史伦·格林斯潘声望和权势如日中天时期，但“小字辈”的耶伦竟然敢于多次与格林斯潘公开争辩，要求设定美联储容忍的通胀上限，认为偏低的通胀目标总好过对通胀的零容忍。这种勇气和见识令格氏对其刮目相看。

    在随后的日子里，耶伦又几次在关键时期显示出她的远见卓识。2004年和2005年间，时任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耶伦明确表达了对住房市场的担忧，但当时绝大多数经济学蒙都不认同她对形势的判断。耶伦属于最早发现美国楼市泡沫问题的美联储官员。而在金融危机爆发初期，耶伦也是对经济面临的严峻形势看得 最清楚的人士之一。当时的许多美联储官员觉得，次级抵押贷款只占垒部抵押贷款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不足以造成重大的经济破坏。但是耶伦指出，金融市场中与次贷相关的衍生品工具的复杂体系，可能导致银行对某些借款人的脆弱性产生极大的不确定性，进而大举撤回信贷，酿成一场大破坏。

    为了帮助耶伦扫清通往美联储主席宝座道路上的障碍，参议院的一些民主党议员随后还向奥巴马施加了更大压力——他们扬言，如果总统执意提名萨默斯，自己将投 反对票。群雄逐鹿的最终结局初现端倪——为免于党内出现重大分歧，令奥巴马总统陷入难堪境地，萨默斯于2013年9月15日宣布退出角连。于是，耶伦便成 为公认的领跑者。

    2014年1月6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通过了奥巴马总统对美联储副主席珍妮特·耶伦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提名。她于2014阜2月1日正式接替本·伯南克，成为美联储一百年历史上首位女掌门人。（《名人传记》2014年第3期）

“配角大王”赵子岳

    赵子岳1909年7月出生在晋南古县城镇关村一户普通人家，由于从小失去母亲，他由乡下的祖父母抚养长大。自幼就受到民间艺术的熏陶，特别是农村逢年过节期间的民间演唱活动以及婚丧嫁娶的鼓乐演奏，成了他少年时最迷恋的事情。上高小后，他又学会了简谱，学会了拉板胡、弹三弦，以多才多艺闻名乡里。

    1925年，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很多爱国学生走上街头为罢工运动进行募捐，因为会吹笛子，赵子岳在募捐活动中的宣传效果很好。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赵子岳奉命奔赴太行山，任中央太行区委宣传部干事。在那里赵子岳的才艺有了用武之地。他一方面发挥自己的绘画特长，进行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另一方面亲自作词谱曲，教干部战士学唱革命歌曲。他创作的歌曲《列宁的后代》唱遍了太行山，成为当时的流行歌曲。

    在解放战争中，赵子岳奉命将国民党俘虏中的系班人员改编为太行山区京剧团。他被任命为这个全部由俘虏艺人组成的京剧团的团长。他很有宣传说服能力。短短几个月，这些俘虏艺人就变身为革命文艺战士。他带领剧团排演的《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等剧目，受到部队将士和驻地群众的欢迎。

    新中国成立前期，赵子岳作为太行山区京剧团的代表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剧协理事。不久，山西省文联成立，他又被选为山西省剧协副主席，仍兼任晋剧团团长。

    一个偶然的机会，赵子岳参与了《吕梁英雄》的拍摄。早在二十多岁时，他曾一度对电影十分迷恋，还动过拍电影的念头，但是他写的当演员的申请信被拒绝。这次有机会重圆当年的电影梦，他喜不自禁，认真准备起来。虽然他并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的电影表演训练，但是由于他有过扮演《白毛女》剧中杨白劳的经历，加上他长期与农民打交道，因此他扮演的农民康天成十分生活化，得到导演吕班的称赞，说他“自然质朴，不事雕琢”。

    之后，赵子岳又在《新儿女英雄传》中扮演区委书记、游击队长黑老蔡。这让他感到喜从天降。他不敢有丝毫的马虎，仔细揣摩角色的性格、心理，认真研究角色的定位。这个角色被他演绎得生动形象，有血有肉。连续两个角色的表演成功，让北影厂发现了赵子岳这个人才，于是不久他就被调入北影厂，弃官从影，成了一名职业电影演员。

    赵子岳的电影生涯持续了四十余年。他演了一辈子配角，对此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他认为，“红花好看需要绿叶的陪衬，如果没有反面形象和配角的配合，正面的主角形象的艺术效果也很难达到，主角也好，配角也好，塑造人物所经历的创作过程是一样的。既然是影片中要出现的人物，不论是主、是次，都应该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作为演员，只能精心地去刻画他，而不能认为自己演的是配角就随随便便”。无论哪部戏，他接到角色后就分析剧情，剖析角色，寻找原型，请教同行，实践体验，精心加工角色。因此，他塑造的角色都个性鲜明，形象生动，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艺术，赵子岳不怕苦和累，甚至不怕危险，愿意付出一切。四十多岁的时候，他因为战争年代患伤寒病弄坏了几颗牙齿，三天两头得去医院修补，常常因此耽误拍戏。他嫌麻烦就去医院说服医生，把大半嘴好牙也全拔了，四十多岁就配了满口的假牙。同事们都说，为了艺术，他对自己够狠的。

    北影厂拍摄故事片《生财有道》时，导演觉得影片中的任老乐由赵子岳出演最合适，可一想到他已年逾古稀，几百个镜头下来，老头子能吃得消吗？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赵子岳主动上门请缨：“这反映农村生活的片子，你不让我这个‘老农民’上，太不仗义了吧？”就这样，赵子岳不顾年迈，争得了这个角色。

    为了演好勤劳致富的农民任老乐，七十四岁的赵子岳在坑坑洼洼的乡下机耕道上学起了开手扶拖拉机。他还自己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双手滑脱，一个仰面从地窖口摔落到地窖底的情节。当时把现场的人全都吓呆了。后来才恍然大悟是他自己故意设计的情节。看着这位剧组中年龄最高的老人，大家都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1997年，赵子岳病逝。他塑造出了一大批诙谐幽默、深沉凝重、活泼光鲜和具有浓郁乡土气息、时代特色并充满真情实感的配角形象，成为几代观众难以忘怀的记忆。

（节选自《名人传记》，有改动）

解洪元：“沪剧皇帝”的创新路

解波

    1928年盛夏，父亲14岁，游荡苏州，巧遇京剧草台班，启蒙学艺。回沪以后，改学申曲。他不满意申曲唱腔的简单直白，恰巧班社所在的“小世界”游乐场里，汇集了京昆、梆子、锡剧、杂耍等林林总总的艺术表演，他随至随听，像海绵般地吸收其中的精华。后来，他追随“申曲博士”夏福麟，学习夏施展大方、宽厚洪亮的唱腔。父亲求艺心切，日日如影相随。夏演皇帝，他争扮太监；夏演公子，他争扮书童，他曾戏称自己扮演过一百六十个太监。随后“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淞沪战争爆发，申曲社班星散，父亲开始了漂荡的演艺生涯，进入游走于杭嘉湖水网地带的申曲戏班“中山社”，接触到形形色色的班社，开始了他的嬗变。

    一夜，他观看到昆曲戏班“仙霓社”的演出，一下子被它的清幽、婉约与文雅勾住了灵魂。班主被他的真诚感动，特意送他一段昆曲。他倾听着，忽然感觉到天地相融，金玉相漱，灵魂与肉体都为之一颤，精神似乎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啊！艺术原无界限，融合可成一家！他的心中，由此展示出一条新的艺术之路：独创，唯有独创。

    1937年父亲回到上海，在《银宫惨史》中，以一曲“太子哭坟”轰动上海滩。他巧妙化用京剧中的“五音联弹”，字字紧逼，句句推进，宛如长琴暴鼓，疾雷裂电，骄阳坠落的回声，曲折表达了孤岛市民无力回天的悲愤。申曲后起之秀解洪元的名字不胫而走。

    这种创新，成了父亲一生的追求。他见多识广，融会贯通，把京剧的大气、昆曲的婉转、评弹的优雅、梆子的雄浑、民歌的幽默一起吸收到自己的艺术创造里来，以清晰坚挺、富有韵律的道白和跌宕有致、余音不绝的唱腔成为沪上出名的“解派小生”。

    他开始组建自己的“洪元剧团”，接着又不失时机地联合沪上其他名角，建立了六大头牌的“中艺沪剧团”，事业如日中天。他曾以“羊角先生”为名，自编自导自演《皆日可杀》的大戏，招来伪军的抓捕；也以《出走之后》的社会警示剧为负债的同行举办义演。他雄浑淳厚、回肠荡气的“解派”唱腔彻底征服了沪剧观众，终于在1949年初由《沪剧周刊》举办的观众投票中获“沪剧皇帝”之名。

    上海解放之初，他依旧是上海沪剧界的龙头。出任上海沪剧团团长，抑或后来只做一个普通演员，他的独创之路从未止步。随着环境变化、剧情需要和年龄增长，他由正场小生退演各色配角。可是，在他的眼里，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只有大格调，没有大场景。不论他饰演正派反派，不论他出演老生小生，也不论他的曲调是长是短，他的唱段，都能成为经典。他曾对我讲述过，唱句中的重音，唱腔中气息的运用等等，他甚至用筷子轻敲茶杯，曼声吟哦：“不像不是戏，太像不是艺，悟通情与理，是艺也是戏。”……他深入堂奥，艺术灵思似潮似涌。

    晚年的父亲因患声带癌失声，失去了他钟爱的舞台，但他通过书写字数不等的纸条指导青年演员，鼓励他们广取博采，大胆创新。有的学生学唱解派一旦有所突破，他就会竖起大拇指，露出欣慰的笑容。

    可惜父亲最终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我在想，父亲的生命与艺术，以独创为主轴，一直求新变异。他创造了艺术的永恒，也就获得了永生。

（2015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相关链接：①解洪元，江苏镇江人，1 915年生于上海。14岁在苏州拜京剧演员杨奎官为师，后到上海师从侯国廷学唱申曲，曾深受申曲名角夏福麟熏陶。1937年回沪，相继受聘于文滨剧团、上海沪剧社。1944年先后组建“洪元”、“中艺”、“上艺”等剧团，自编自演了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新剧目，产生一定影响。1950年他与丁是娥组建“新上艺”，首先进行改制，成为民营公助的沪剧团体。1952年获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员二等奖。1953年加入民盟，曾任上海市沪剧改进协会主任委员和上海市影剧工会沪剧分会主席、人民沪剧团副团长。（百度百科）②解洪元依据自身嗓音条件，创造了富有可塑性的宽洪醇厚的“解派”唱腔；再加以说白抑扬顿挫，动作节奏鲜明，从而形成了豪放壮美的表演风格。他所设计的人物主要唱段独具风格，如《董小宛》中的“金殿赞美”、《巧遇记》中的“教育张启”等均脍炙人口。他的戏路极宽，不论老少、正反角色演来得心应手，个个栩栩如生。上海电视台曾为他拍摄了《艺术生命“长春”》的资料片。（百度百科）

誓攀九天绘彩虹

——沈荣骏院士的航天人生

    1958年，毕业于解放军测绘学院的沈荣骏被选送到刚刚组建的“东风”发射基地。导弹是什么？没听过！导弹怎么发射？没见过！对导弹怎样实施测量控制？不知道！越是高深越要搞个水落石出，越是神秘越要刻苦钻研弄明白。时间不长，沈荣骏就独当一面，负责导弹试验基地所有测量点和发射设施天文坐标的测量工作。他根据自己在设计中反复比对演算的结论从根本上否定了苏联专家制定的导弹发射坐标系，建立了我国自己的导弹发射高精度坐标系，为中国导弹发射测控事业开了好头。

    1965年，沈荣骏受命独立编制导弹试验基地7年规划。他开创性地提出了航天测量控制系统整体构想。这在当时，不仅满足了近期航天任务的测控要求，而且为我国航天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0世纪70年代，沈荣骏主持拟制的《我国航天测控网初步设想》首次全面、系统地描绘了中国航天测控网的基本构想。在此基础上，又完成了航天测控网的顶层规划和设计，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航天测控的一网多用。80年代初，沈荣骏提议并主持建设的国际海事卫星北京跟踪测量站投入使用后，引起国际航天测控领域的极大关注，同时标志着我国的航天测控技术已经跻身于国际先进行列。

    1985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投放国际市场，承揽对外发射服务。” 沈荣骏立即把精力投入到外国卫星发射的组织实施中。作为分管领导，即刻与航天部刘纪原、孙家栋两位副部长一起开会研究。缜密制定了诸多方面的实施计划，通过各部门及参试人员的通力合作，1990年4月7日，美国制造的“亚太一号”卫星被精确送入预定轨道。随着国际卫星向大容量、长寿命发展的趋势，长征二号捆绑火箭和大型火箭发射场研制建设的工程提上了国防科工委的议事日程。在沈荣骏的直接参与领导下，仅仅用了18个月时间，新研制的长征二号捆绑火箭便矗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新建成的发射塔上。

    国家批准载人航天工程实施计划后，沈荣骏担任工程首任副总指挥，领导并组织指挥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1999年11月20日凌晨3时41分，神舟一号飞船稳稳降落在祖国大地预定的位置。我国第一艘试验飞船首飞获得圆满成功。然而，飞船发射前长时间的巨大压力使沈荣骏身心疲惫，不仅体重下降了4公斤，颈椎压迫神经的老毛病也让他半身疼痛，连抬胳膊都显得很吃力，他离开了在任近15年的领导岗位。

    沈荣骏虽然退居二线，但他不仅时刻关注着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而且潜心思考着更加前瞻性的问题。2007年1月，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成立，沈荣骏被任命为“名誉院长”。2010年9月22日，由浙江大学自主研制的两颗“浙大一号A”卫星升空，突破了航天器微小型化技术，并为低成本卫星的探索开创先河。

    如今，步入人生80载的沈荣骏，依然频繁活动在航天事业发展战线上。在祖国航天事业和国防科技发展的道路上未雨绸缪，在人生道路上续写着辉煌。

【相关链接】①沈荣骏，航天系统工程战略科学家，航天工程管理与测控技术专家。现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北斗导航工程顾问，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院长。②沈荣骏2003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总装备部首届创新贡献特等奖、曾宪梓载人航天基金突出贡献奖，2004年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200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6年12月3日至4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沈荣骏在第八届技术创新与技术管理会议上指出，经过了60年的奋斗，我国航天事业自力更生、创新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弃农学文

    在太平洋上航行了半个多月，胡适等70个留学生于9月9日在旧金山登上新大陆。随后胡适便改乘火车，横穿美国国土，来到纽约州南部的绮色佳城(Ithaca)，走进了康奈尔大学的校园。

    时当清朝末年，灾难深重的祖国处在极度衰败、腐朽、贫穷落后的黑暗年代，炎黄子孙的一些先进分子便纷纷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派往国外的留学生也多是有血性的爱国青年。

    胡适赴美留学，一方面是寻求个人的出路，他在辛亥年元旦作的小诗中曾自述说：“可怜逢令节，辛苦尚争名。”说的正是真心话。但另一方面，胡适也怀抱着“愿得西乞医国术”和“执笔报国”的爱国主义目的。他在日记中曾写道：连日日所思惟，夜所梦呓，无非亡国惨状，夜中时失眠，知“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是人情天理中事也。这种身旅异域、眷怀祖国的感情在他的《藏晖室札记》中常有流露。

    在专业的选择上也反映出胡适当时所怀抱的爱国主义目的。当他准备在上海乘船赴美的时候，他的二哥特地从东三省赶来送行，并对他说因为家道中落，去美国应选学铁路工程或矿冶工程，学了这些回来可以复兴家业，并替国家振兴实业，并特别叮嘱胡适不要学文学、哲学，也不要学做官的政治、法律，这些都没有用。胡适到美国后同许多人谈论专业选择问题，那些人都对路矿不感兴趣，但他又不能辜负兄长的期望，便采取折中办法，选读农科，进了康奈尔大学附设的纽约州立农学院，想做科学的农业家，以农报国。

    但是，胡适对农学院的课程实在没有兴趣。胡适觉得学农实在违背了个人的兴趣，原来在中国古典文史方面胡适已有较好的基础，留学以来对英国文学又有了浓厚的兴趣，也涉猎了德国和法国的文学，加上当时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朝，建立了民国，美国各界人士希望了解中国新政府的情况，胡适被邀请去作了几回有关中国问题的讲演，这样就促使他去研究辛亥革命的背景及革命领袖人物的生平，因而对政治史也发生了兴趣。这种种原因，便促成胡适于1912年春天放弃农科，转入康大文学院改学哲学和文学。

    改习文科虽是由兴趣所致，却也含有他“执笔报国”的心愿。就在转习文科的这年9月，胡适把法国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第一次译为中文，改名《割地》，登在《大共和日报》上。后来五四文学革命时又恢复《最后一课》原名收入他译的《短篇小说》第一集，列为首篇。从此，这脍炙人口的爱国名篇因胡适用白话译出便影响特大，在中国传诵数十年而不衰。稍后，他又翻译了拜伦的《哀希腊歌》，其词慷慨哀怨，也是激励希人爱国之心的名篇。这些表明胡适爱好文学，他从事外国优秀文学的翻译介绍，为的正是要“以此报国”，以此来激励中华儿女的爱国之心。

    康奈尔大学设有“卜朗吟征文奖”，以纪念英国19世纪诗人罗伯特·卜朗吟(Robert Browning 1812—1889)。1914年春天，胡适写了一篇论文《论英诗人卜朗吟之乐观主义》作为应此奖的征文。5月7日揭晓，胡适竟得了奖，获奖金50美元。他以一个外国留学生获得这项卜朗吟征文奖，在学校是少有的，因而各方面人士都有些出乎意料，报纸也作了报道和评论，各大城市报纸又加以转载，甚至登在著名的《纽约时报》上，于是影响便相当大了，一些相识的人都先后来祝贺。胡适也出乎意外的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

    此区区五十金固不足齿数，然此等荣誉，果足为吾国学生界争一毫面子，则亦“执笔报国”之一端也。

    显然，胡适是把个人争得的荣誉同为祖国争荣誉联在一起了。

吴晗的文章和诗

    吴晗早慧，有“神童”的美誉。

    一个证明，是他六岁就写出一首《无题》——厨中无菜市上有，饮酒何必杏花村。人人谓我读好书，吾谓耕者比我高。

    文采之外，末句里表达的对农事内涵、平民本色的体认与尊重，为不少成人所不及。他后来成为学界一流的历史学家、内战时曾与闻一多齐名的民主斗士，其来有自。

    本是书生，遭遇放不下书桌的时代，为争取继续读书、写书、教书的机会，只有走出书房，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希望合力制止内乱。内乱一日不除，就一日看不成书。时代如此，正派、有骨气的文人实在难有更好的选择。

    1946年12月4日，吴晗写信给黄裳说：“写文章是愿意的，困难的是别人不把你当作可以写文章的人，被安排做太多自己才力所不愿作的事，于是一方面疲精劳神做牛马，吃力不讨好；一方面又颇想偷闲动动笔墨，成天要接见许多生疏然而是热诚可爱的面孔，说太多自己也记不起来的话；有时还得被牵上讲台，被挤上游行队伍前排，如此如此，就永远写不出自己想写的东西，不能读自己该读的书，然而，又能怨谁，只怪自己是生在如此一个时代。”

    当时是黄裳写信约稿，吴晗遇到了知音，有了写文章的机会，自然高兴。他表示情愿写《旧史新谈》，写短文章，几百字就是一小篇。每天写半个小时，每个月写一两万字。他很快就写出了四篇，寄给了黄裳。大苦闷中，有了些小快乐。

    小快乐抵消不了大苦闷。吴晗写给郑振铎的信中曾有一句：“世界整个变了，我们也已经变了。”当时的吴晗，用不少精力参与《民主》周刊，学术渐远，政治日近，乃至置身其中，奋力其间，欲罢不能。”

    1947年6月30日，吴晗写信给黄裳说：“我极喜欢你的趣味情调，二十年前我们相熟，你的现在也许就是我的过去。那时代，我还喜欢写旧律呢。现在都是梦了，想一想，成天是政治，说的，看的，写的，谈的，连做梦都是，就是剁烂了也分析不出一丝丝趣味，情调澈头澈尾的俗。”

    1950年代初期，吴晗很希望在新时代回到他的旧行当，却因政治因素不得不就任北京市副市长。百废待兴，首善之区的父母官该多忙碌，可想而知。吴晗给朋友的信中说：“这几年来简直没有写什么，……时时不忘积习，老想有机会动动笔。但是，没有办法，时间很少，多半连报纸也看不完全。只是空想而已。”

    十大本《吴晗全集》，收录其诗作二十八首。其中《感事》二首写于1932年，后一首如下：将军雄武迈时贤，缓带轻裘事管弦。马服有儿秦不帝，绍兴无桧宋开边。江南喋血降书后，北地征歌虎帐前。回首辽阳惊日暮，温柔乡里著鞭先。

    起承转合、用典、对仗、平仄、意境都很不错，有古风。确是高水准的“旧律”。

    二十多年后，吴晗在《人民日报》发表新诗十六首。前两首如下：

    公社好，好在大而公，综合农林渔副牧，群力夺天工。

    公社好，万众一心同，工农商学兵协力，旗帜满天红。

    1949前后时代巨变，一位大学问家的诗作内容和诗风随之变化。当年旧律，当今打油，确如吴晗所说，“都是梦了”。

（选自张冠生编著的《从前的先生》）

【相关链接】吴昑（1909-1969），浙江义乌人，中国著名历史学、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曾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其所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被当权者残酷批斗，最后不得已在狱中自杀，家破人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其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