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汝璈：孤寂的大法袍

   有天晚上，北京顶银胡同停电。梅汝璈枯坐在家中吱吱作响的藤椅上，黑暗中他轻轻地哼起了清华学校早年的校歌：“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岿立中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这一幕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今天，梅汝璈的儿子梅小璈回忆自己的父亲时，一下就想到了这一幕。他对记者谈起父亲的晚年时，有些唏嘘。他用了这样一个形容词：“孤寂”。

   梅小璈说，虽然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尚不足花甲之年，可他心知肚明，属于他的那个“东西文化，荟萃一堂”的时代已经逝去了。新中国在学科建制上完全照搬“老大哥”苏联，全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保留了法律系，且讲授的内容都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法学。这让毕业于清华学校、留学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在芝加哥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的梅汝璈常常感到无所适从。他努力按照党对“旧知识分子”改造的要求，虔诚地学习俄语，试图不被形势甩下。据梅小璈说，现在他家还能找到父亲当年抄写俄文单词的小本。在苏联法学教材上，还有父亲留下的铅笔批注。

   作为一个留美法学博士，梅汝璈曾执著坚持的那些法学信念渐渐失去了依托——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这是法国哲学奠基人孟德斯鸠奠定的理论，又在杰斐逊等人的实践中加以完善的。显然，这一切已不合时宜。“文革”中，梅汝璈在一份“检查”里写道：“我实际上只是一本破烂过时的小字典而已。”

   “其实，他个人的小环境还是不错的，起码在物质上。如果以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为参照系，他并没有受太大的罪。”梅小璈在解释父亲晚年的孤寂心境时如是说，“但他的学科没有了，他的学术没有了。”

   在那个年代，“梅汝璈”三字变成一个空洞的符号。充盈其间的，不是这个人的赤子情怀和渊博学识，而是一个随“形势”沉浮的抽象指称。有研究者曾这样评价这位外交部前顾问：“梅汝璈名字出现的频率和受关注的程度，基本上是中日关系的晴雨表。”在上世纪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初，一旦中日关系出现“问题”了，他就会被邀请出面撰写文章；而中日关系“良好”时，他的名字则不愿被各方的人们所提及。

   但梅汝璈注定名垂青史。这位晚年“孤寂”的大法官，曾书写过现代中国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946年3月19日，受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博士离开上海，远赴东京。当日，《中央日报》等中国最权威的媒体，同时在显著版面刊出标题：“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璈今飞东京。”

   东京帝国饭店，盟军最高统帅部中国联络官为梅法官举办接风宴会。宴会上，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顾毓琇，将一柄装饰华贵的宝剑赠予梅汝璈。梅汝璈深深鞠躬，双手过顶接剑。他说：“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非壮士，受之有愧。”顾毓琇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听罢，梅汝璈拔剑出鞘，动情地表示：“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我既受国人之托，定将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这位“壮士”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在这场历时达两年半之久、人类司法史上所罕见的大规模审判中，受审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除两名病死狱中，1名因精神病终止审判外，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等7人被判处绞刑，梅津美治郎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判处有期徒刑者2人。今天，由梅汝璈亲属捐赠的东京审判判决书底稿和梅汝璈当时身穿的法袍，已被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这位慷慨激昂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大法官，曾经的一席话至今在我们耳边徘徊不去：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相关链接：①东京审判中，一些法官们不赞成处以死刑，甚至有人主张以国家犯罪不应追究个人责任等原因无罪释放25名战犯。梅汝璈根据审判过程中两年来收集的日军暴行，主张对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必须处以死刑，并全力争取将几个侵华首恶判决死刑。最后，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终于将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七名罪恶累累的首犯送上绞刑架！②在“文革”期间，由于极左意识形态操纵，高中历史课本都不记入南京大屠杀。当时梅汝璈写的《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遭到了莫须有的指责，被扣上煽动“民族仇恨”“鼓吹战争报复”，还有人甚至从截然相反的方面指责文章夸耀侵略者的勇猛，为军国主义张目。

屠呦呦是如何被国际科学界发现的

    从1960年末开始，屠呦呦以“中医中药专业组”组长的身份加入到当时的国家抗疟“523任务”行列，1972年，她领导的研究小组首次提取出了青蒿素。到了1975年，青蒿素的化学结构在屠呦呦的参与下被确定。

    然而，由于“523任务”的保密性质，在整个过程中，屠呦呦没有任何研究论文发表出来，外界对她所做的工作不得而知。

    直到1979年，国家科委将“国家发明奖”颁给青蒿素研究成果，其中屠呦呦为第一发明单位的第一发明人。同年，中国的外宣刊物《中国建设》发表了一篇短文，介绍了青蒿素的研究。

    《中国建设》是一份由宋庆龄创办的英文杂志。在1979年8月号，该杂志发表了题为“一种新型抗疟药物”的文章，这让西方的科研人员第一次了解到来自中国的青蒿素研究成果。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讲述了“一名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受到东晋医学典籍的启发，想到用新方法提取青蒿素的故事。文章并没有写出这名研究员叫什么名字，但用了“她”来指称这名研究者。

    这篇文章后来在各种英文出版物中被广泛引用。1985年，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青蒿素的综述文章，该文详细描述了中国科研人员取得的进展。然而，在写到关键人物时，文章也并没有具名指出研究者是谁，只是含糊地说“一名研究者”，这种说法也是源自《中国建设》的那篇文章；尽管在同一篇综述中，作者引用了两篇屠呦呦为第一作者的研究论文，那两篇论文分别发表于1981年和1982年。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青蒿素已经在国内外治病救人，而其发现者究竟是谁，一直都是模糊不清的。

    2006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传染病专家路易斯·米勒(Louis Miller)与同事苏新专一起到上海参加一个关于疟疾的学术会议。其间，米勒向与会的所有科学家打听，是谁发现了青蒿素，然而没有一个人回答得上来。

    英国牛津大学和泰国玛希隆大学的尼古拉斯·怀特(Nicholas White)，是抗疟药物的专家，曾经在临床上做出许多突破性的进展。然而当米勒问他青蒿素是谁发现的时候，连怀特也答不上来。

    这让米勒感觉非常不好，他想到了奎宁的历史。奎宁是在青蒿素出现之前被广泛应用的一种抗疟药物。奎宁的应用最早出现于16世纪的秘鲁印第安人之中，后来被西班牙人带回欧洲使用，然而印第安人从未被认定为奎宁的发现者。“今天，专家们说印第安人不可能做出这样一项发现。”米勒说，“我发誓在青蒿素的问题上，我不能让历史重演。”

    于是，从2007年开始，米勒与同事开始调查青蒿素的发现者是谁。

    著名生物学家饶毅兼有科学史家的慧眼，在一篇题为“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的文章中，饶毅和他的同事写道：“青蒿素的发现和应用，广为人知。而屠呦呦的贡献，却一直有争议。其原因还待更多史家细究。一个重要的文化问题是，面对重要的发现，出现矛盾时，中国的有关部门不是确切地搞清楚各人的功劳而是回避矛盾、袖手旁观，导致缺乏认可，而国外的科学家和医药界不可能搞清楚中国内部刊物和会议的记录。”

    他们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屠呦呦在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然而“没有获得中国充分的认可，也缺乏国际肯定”，2011年，屠呦呦终于获得了医学科学领域最重要的奖项——拉斯克奖。这个奖项也一直被认为是诺贝尔奖的风向标。

    苏新专认为，拉斯克奖的评奖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谁先把青蒿素带到“523项目组”，二是谁提取出有100%抑制率的青蒿素，三是谁做了第一个临床实验。

    苏新专还表示：“美国人颁奖主要注重科学发现的思维而不在乎是谁做的，因为想法来自屠呦呦，所以奖就是颁给屠呦呦而不是给她小组亲自做实验的人。”

    与这种思维相似，诺贝尔化学奖委员会主席斯文·利丁(Sven Lidin)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这样解释他们的评判标准：“即便当我们去看有大量人员参与的领域，通常情况下你都能追溯到一个起始点，那时只有有限的几个人……是他们点燃了火种。”

    不过，与米勒和苏新专的观点不大相同的是，黎润红等人认为青蒿素的发现并不能归功于屠呦呦一人。“米勒等的观点是以现代科研的评价模式来衡量当时的科研活动，其结论值得讨论。”他们这样写道。

    “若一定要确认在青蒿素发现中个人贡献的话，如同田径比赛中多人接力赛，屠呦呦是其中一棒的冲刺人。因此，抗疟新药青蒿素的发现这一成果应属于这个团队。”黎润红等人在研究结论中这样说。

    饶毅等人在解释青蒿素的发现争议不断的时候，总结了几点原因。包括论文写作不及时，发表不规范；“文革”的阴影很明显，科技信息不能经常交流，论文多用集体署名，埋下了往后争议的伏笔；此外，屠呦呦个人性格的特点也是一个因素。

(节选自2015年10月6日《南方周末》)

一代史学大家朱希祖的痛与梦

    朱希祖1919年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代理主任，教授中国文学史。”五四”前后的北大，”卯字号”的诸位名教授，可谓北大的台柱子。所谓”卯字号”，就是几个属兔的大师级人物，两只”大兔子”是陈独秀和朱希祖。四只”小兔子”分别是胡适、刘半农、刘文典以及林公铎。其实，陈独秀和朱希祖是两只”中兔”，还有一只”老兔”蔡元培。

    “中兔”朱希祖似乎有点瞧不上”小兔”胡适。胡适初进北大，还是末学新进，对朱希祖很尊重，朱希祖的藏书中有很多是海内孤本、秘本，胡适就经常到朱家来看看藏书，谈谈版本，请教学问。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一出版，引来叫好声一片，胡适在序言中特别感谢了朱希祖，而朱希祖似乎并不领情，说此书写得肤浅，还肯定地说，胡适既不懂佛学，也不懂宋明理学，他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写不下去的。当然，朱希祖这番话是说给很亲密的朋友听的。但另一位章门弟子黄侃就不同了，在中央大学的课堂上，黄侃公开讽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半部，没有下半部：”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不解，问何意。黄侃回答：”监者，太监也。太监，下部没有了。”引得学生大笑不止。后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勉强出了中册，下册果然无疾而终。但这个小插曲，并不影响两人的交情。

    对于学者来说，爱书、读书、购书、藏书、著书，是其生命中非常重要的生活内容。”不与人物接，不为山海游。终生伏几案，天地一书囚。”这首带有自嘲意味的自题，可谓朱希祖为书而奔走一生的写照。

    在内忧外患的年代，战争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朱希祖那一代学人的头上。藏书的命运和人的命运一样，几经颠沛流离，在飘摇的旅途不知何处可安身。自从1935年开始，朱希祖为他的藏书免遭兵燹而忧心奔走，寻觅安稳的、理想的藏书之所。从朱元曙《郦亭藏书的艰辛与悲凉》一文可知朱希祖为藏书东奔西走的情形：”9月16日开始运书至徽州，暂存徽州师范学校。19日，先生返回南京处理事务，途中遭遇轰炸。20日，连夜抵宣城，督运书籍。10月2日，运书完毕，先生返回徽州。时上海战事，日趋危急，先生恐徽州亦被波及，乃决计迁屯溪，并由水路运书前往，存三门呈洪宅。后，先生又觉不妥，乃于18日至隆阜，与学生戴伯瑚商议，最后决定将书藏于戴震藏书楼，托戴伯瑚保管。”从朱元曙的记录来看，我们仿佛看到朱希祖先生冒着敌寇的飞机轰炸，风尘仆仆地穿行于皖南山区，忧心如焚地看护在路上的书籍，多次转移，直到认为绝对安全为止。

    1934年8月13日，朱希祖看报纸得知，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在陆军省被刺死，他在日记中写道：”永田为稳健派中心人物，激进派恨之入骨，故有是难。日本军人不服从命令，不守法纪，亦为中日将来之大祸，而吾国华北风云恐又将为彼激进派所掀动矣。”后来局势的发展，正如朱希祖日记中的预料。

    正是在中日战争的阴云下，朱希祖朱偰父子，开始对南京六朝陵墓进行调查。为何要调查六朝古墓？”杜外人之觊觎，扬先哲之耿光”。维系着中国文化的六朝遗迹、石刻等，却湮没在荒草之中，无人问津。”爱国之情”加上”亡国之痛”，促使朱希祖、朱偰父子挑起调查六朝古墓的大梁。

    抗战爆发，避地巴山，客居重庆，这是朱希祖生命中的最后时光。日寇对重庆实施了野蛮的轰炸，严重危及学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1940年5月28日，朱希祖日记六：”上午8时至国史馆筹备会办公，9时半回考选委员会，半途有空袭警报，10时半放紧急警报。敌机九十八架，分三次来袭，北碚、池溪口轰炸最烈，复旦大学在北碚，其教务长孙寒冰死焉，平民死伤二百余人……”这样的日子，是抗战时期客居重庆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缩影。

    1944年7月5日，朱希祖病逝于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享年六十有六。一代史学家朱希祖遽归道山，”及身未见中原定”，他没有支撑到山河重光、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朱希祖的丧事”极一时之哀荣”。蒋介石特颁”渊衷硕学”的挽词。各界赠送挽联三百余幅，学界名流及官员出席者三百余人，这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实属罕见。国民政府颁发《褒扬朱逖先先生令》，赞其”生平专研历史，旁搜远绍，考证精勤。著述流传，成就甚伟”。

（节选自《名人传记》，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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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希祖（1879-1944）：字逖先，生于晚清，留学日本。作为历史学家，朱希祖在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期间，制定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史学课程体系，使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②”九一八”事变后，尝恨民族败类在东北、华北、南京组织伪政权，又愤于日寇沿袭金人封张邦昌、刘豫故技，因而勾稽两宋史料，撰《伪楚录辑补》六卷、《伪齐录校补》四卷、《伪齐国志长编》十六卷，揭发敌人奸谋，揭汉奸秽迹，以昭国人，以明学以致用之旨。

世上从此无真人

    熊十力十六七岁就开始了游学乡间的生活，邻县有一位举人进京会试，购回一些新书，他常去借阅，得以阅读维新派变法的论文与奏章，接受了维新思想。他知道世变日剧，产生了关怀国政时局的冲动。1901年，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熊十力愤然参加武昌新军，组织了黄冈军学界讲习社，积极在新军中宣传革命。他一腔热血，为民族复兴，为革新政治而奔走。

    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胜利，但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篡夺。熊十力对政治很失望。他原来以为，政治革命理当促进道德进化，然而他看到的是，政治是肮脏的交易，道德沦丧，民生凋敝。他深感“革政不如革心”，慨然弃政向学，专门研读儒佛，探讨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努力增进国民的道德，重建民族精神。自此他置身于政治之外，专力做学问。

    熊十力执教于天津南开中学时，与梁漱溟会面，此后二人结下了深厚友谊。经梁漱溟介绍，熊十力到南京支那内学院师从佛教唯识学大师欧阳竟无，对佛学有了更进一步的专业精研。1922年到北京大学任教，在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中逐步走上了“成一家之言”的道路。1926年是熊十力学术生涯中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修订印行的《唯识学概论》，标明他已离开了欧阳竟无的唯识学，而以儒家哲学立场怀疑、批判佛家唯识学，以中国哲学的体用观作为自己立说的基点。1932年，熊十力的哲学代表作《新唯识论》在杭州刊印行世，熊氏哲学体系正式确立起来，“新唯识论”哲学思想体系建构宏伟，富有创发。佛学界立即对熊著展开了严厉批评，他以“吾爱吾师，尤爱真理”的信念对待师友们的批判，并一一进行反驳。

    抗战胜利后，熊十力回到武汉。他这一生有一个梦，就是由自己来主持一个民间的哲学研究所，可惜经费无从着落。此时，他名气大振，弟子徐复观是国民党高官，蒋介石两次拨款资助他办研究所，都被严词拒绝。徐复观替蒋送给他100万元支票，熊十力盛怒，破口大骂徐复观和蒋介石，声音之大，自后山传到院里。一次，王元化来访，他正在沐浴，招呼王进门，自己赤身坐澡盆之中，与王谈话，一派魏晋风度。哲学家牟宗三记叙与老师熊十力的初见，熊十力“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言谈中，忽一拍桌子，大喊：“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熊十力，眼睛瞪起，“目光清而且锐，前额饱满，口方大，颧骨端正，笑声震屋宇，直从丹田发”。此情此景此人，牟宗三以“真人”二字冠之。

    熊十力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的哲学家。他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上学基础，他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基本思想间架。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熊十力重建儒学本体论，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正是沿着他开创的精神方向和他奠立的基础加以发挥、扩展、深化、扬弃，学界把他们师徒视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中坚。他一生为学，融贯中西，摒弃陈说，绝少依傍，以广阔的文化视野、独具的哲人慧思，提出并力求解决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为世人开创了一条探寻价值的新路，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正因为如此，熊十力的哲学思想才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观其一生，“以理想滋润生命，以生命护持理想”，对传统文化深挚的爱，使他虽长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饱受贫困，仍以忧乐圆融的情怀，肩负起振兴中华文化的责任。（摘编自郭齐勇《熊十力传》）

相关链接：

① 熊十力（1885-1968），湖北省黄冈县人。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教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其学说影响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摘自《辞海》第六版）

②与先生结识四十余年，由于先生与我彼此性格不同，虽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但在治学谈学上却难契合无间。先生著作甚富，每出一书我必先睹，我读之，深深叹服。    （摘自梁漱溟《忆熊十力先生》）

一代名士张伯驹

    张伯驹，河南项城人，生于官宦世家，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称为“民国四公子”，是我国老一辈文化名人中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堪称“中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张伯驹7岁时被过继给其伯父长芦盐运使张镇芳。当时科举刚刚废除，新式学堂方兴未艾，但张镇芳沿用旧式家塾教育，请来名师为张伯驹启蒙。他从《三字经》《千家文》等学起，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记忆力和领悟力：9岁时，一部《古文观止》倒背如流；3000多卷的《二十四史》20多岁时已读了两遍；354卷的《资治通鉴》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珍；唐诗宋词，更是脱口而出。

    良好的家世和深厚的文学文化底蕴使这位翩翩公子能够悠然自得的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摒弃世俗，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中：填词作诗，写字作画，学唱京剧……凡是喜爱的事情，他都一心钻研，并且做到极致。

    张伯驹天资超逸，利用闲暇时间，写下了大量古体诗词和音韵、戏曲论著，主要著作有《丛碧词》《洪宪纪事诗注》《丛碧书画录》《素月楼联语》等。另外，张伯驹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研究，造诣颇深，著有《中国书法》一书；他本人亦擅长书法，其书法源学王羲之《十七帖》，融真、草、隶、篆于一炉，晚年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用笔飘逸，如春蚕吐丝，被人称为“鸟羽体”。

    张伯驹在京剧艺术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他自幼喜爱京剧，后跟李佩卿学戏，从钱包森、王福山习武工。学习期间，他严守传统，苦下功夫，吊嗓子、打把子、文武昆乱无所不学，只一年就能登台演出，1930年与李石曾、齐如山、梅兰芳、余叔岩等组织了“国剧会社”。

    张伯驹的生活被人形容为中国现代最后的名士生活。由于他对世俗生活相当淡薄，在他人眼里，张伯驹的言谈举动便十分“怪异”，不循成规。高朋满座之时，众人谈笑风生，他若觉得话不投机，就坐在一边摸下巴颏儿，一根一根的拔胡子。他生活在政治大家族里，却始终与各派政治势力保持一段距离。身为盐业银行董事、总稽核、老板，他对“毛票换大洋”的生意经丝毫没有兴趣，完全是个甩手掌柜，总经理有事来问，他不住点头说“是，是，是；好，好，好；可以，可以，你看着办吧。”虽然拥有偌大一份家业，但张伯驹在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轮子而且能转就行了。因为这些，朋友给他起了外号叫“张大怪”，张伯驹每有呼必欣然应允。

    也许，正是这份狷狂和洒脱，促使他后来用尽毕生精力，散尽毕生财力来收藏古字画，成为“天下第一收藏家”。

    民国时期，中国政局混乱，许多古董商唯利是图，致使大量国宝流落海外。张伯驹对此甚为痛惜，所以为了收藏古字画一掷千金，哪怕变卖家产或借贷也在所不惜。他曾花4万大洋买下中国传世最古墨迹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变卖了自己最喜爱的宅院甚至妻子潘素的首饰，用110两黄金收藏范仲淹的《道服赞》；以240两黄金保住了中国传世最古画迹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尽管此后他债台高筑，但是直至后来，即使他被绑匪绑架，生命堪虞时，犹称“宁死魔窟，绝不许变卖家藏”。经他收藏的书画字迹有118件之多，建国后，这些名贵的收藏大都被他捐给了故宫博物院和吉林博物馆，为此，时任文化部长的沈雁冰专门为其夫妇颁发了褒奖令，这纸褒奖令被他悬挂在家中屋顶靠近房梁的地方。

    文革期间，张伯驹被诬陷，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一度失去了北京户口，也失去了工作，只能靠变卖家中残存家当度日；但张伯驹照样上香山，爬鬼见愁，游西安访古人遗迹，吟诗填词，不改其乐。著名画家黄永玉为此称赞他：“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

    张伯驹博雅通脱、坦荡超逸的一生，浓缩了近现代中国的风云变幻，也书写了一代名士的大德懿行。“他折射出来的那种文化及人格力量，足以穿越历史的尘烟，绽放一种耀眼的光芒，也温暖着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记忆。”

（摘编自任凤霞《一代名师张伯驹》）

草婴：一生只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赵兰英

    草婴本姓盛，名峻峰。草婴是他1942年发表第一部文学译作《老人》的笔名。“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草婴喜欢白居易的这首诗，这个笔名伴随他一生。草婴就像一颗生命力顽强的草，一生数次遭遇厄运，但他一次次闯过来了。支撑他穿闯过难关的是什么？是他品格中造就的坚韧和执着，是他内心充盈的从容和淡定。

    14岁那年，草婴考上上海的雷士德工学院附中。这是英国人办的一所学校，主修英语。可是草婴不满足，还想再学一门外语。那个年代的中国，苏联是进步、光明的象征。草婴看到一些关于苏联的通讯报道和文学作品，非常兴奋，由此产生强烈愿望：学好俄语，把它们翻译过来，让更多的人对这个新兴的国家有更多的了解。

    在一次社会活动中，草婴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姜椿芳。姜椿芳是一个俄文通，知道草婴在学俄文，便热情地给予辅导。1941年8月，上海地下党和苏联塔斯社主办的《时代》周刊出版，主要登载有关苏德战争的电讯、特写、通讯、述评及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姜椿芳是这份刊物的实际负责人。那时，上海没有几个人懂俄文，姜椿芳就让草婴为《时代》翻译一些稿子。草婴显得不自信，姜椿芳鼓励他：“翻翻就会了，你翻好后，我来校阅。”由此，在姜椿芳这位大翻译家、出版家、社会活动家的指引下，草婴走上翻译之路。

    在群星璀璨的俄罗斯文学中，草婴最喜欢、翻译最多的是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的作品。他说：“我为什么特别看重肖洛霍夫和托尔斯泰呢？因为我感到，从他们的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人道主义的思想、人性的光辉是最强烈的。我感受到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特别需要培养和唤醒人性的光辉。”

    然而，“文革”一开始，对肖洛霍夫的批判，各级报纸铺天盖地，说他是苏修文艺的鼻祖、人民的死敌等等。被批判为吹鼓手的草婴，丝毫不惊慌：你批你的，我信我的。有朋友劝他，把肖洛霍夫和托尔斯泰的原著和一些外文书籍统统销毁，或者送到废品回收站去，争取主动。他却这样回答人家：“他们要来销毁，我没办法。但是，我自己绝不会销毁的。”免不了，他被批斗、被隔离。

    草婴内心非常坚韧，而且逻辑思维能力很强。什么事，到了他这里，谁是、谁非，谁对、谁错，谁高、谁低，谁轻、谁重，谁先、谁后，他都看得清清楚楚，想得明明白白。翻译家傅雷，被扣上“右派”帽子，有关部门让草婴写材料揭发，他一个字没写。草婴后来说：“我当时就这样想，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坏人呢？他们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一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要有良心。我不能昧良心，人家是好人，一定硬说他们是坏人。”在草婴的人生信条上，有这样几个字：心、脑、眼、骨。具体说，心，就是良心。没有良心，什么卑鄙无耻的事都做得出。脑，就是要有自己的思考、分析和判断。眼，就是要观察，明辨是非。骨，就是脊梁，任何时候要挺得直。

    1975年，又一场灾难降临。瘦得体重只有90来斤的草婴，被叫去扛水泥包，一包水泥100来斤。扛了一包又一包，一次，他人还没站稳，车上的人就把水泥包压在他的肩上。他只听到腰背部“喀嚓”一声，人就昏倒在地。第十二节胸椎压缩性骨折！他是“牛鬼蛇神”，没有资格住院，只得回家。躺在木板床上，一动就痛入骨髓。结果，在木板床上吃喝拉撒一年之久，被折断了的胸椎骨，才愈合起来。这种非人的生活，有几人能挺过来？

    支撑他的，就是内心那份坚韧、那份淡定。他认为，人这一生注定有许多磨难，重要的是要有韧性，挺过去。躺在木板床上，他每天给自己“打气”：坚持、坚持，一定要渡过难关！

    因为不拿工资，没有级别，这位大翻译家看病也成问题。很多人知道，巴金是中国作家中唯一不拿工资的专职作家。其实，在翻译界，还有草婴、罗稷南、傅雷、满涛、萝海，不拿工资，不定级别，不进国家编制，靠翻译稿费生活。因此，在很长时间，草婴不享受任何医疗待遇，生病后只能在街道小医院诊治。

    其实，草婴也有机会成为国家编制人员，并且当官。但是，他放弃了。那是1977年，文学春天来临之际，上海筹办上海译文出版社。那天，市委宣传部领导来到草婴家里，请他出任总编辑。他也有机会，从事外交工作。但是，他放弃了，对于国家编制和当官，他看得很淡，他选择的路子不会改变。

    草婴说：“一个人的一生其实并不很长，所谓人生苦短，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能集中你所有精力，在你的一生中做好一件有意义的工作，那就算不错了。”就是这份淡定、从容，使他内心安静，不目迷五色心分四处，更不会怀疑和后悔自己的选择与执着、坚定。

    放着总编辑位子不坐，草婴有“私心”：集中时间和精力，系统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他说：“我认为是正确的，就把全部精力、时间都放到这上面去，其他事情一律都推掉。从18岁开始，我首先考虑的就是有限的精力、时间，怎么能够用到对社会、对人民最有益的工作上面。因此，我对时间的吝啬，也可以说节约，像犹太人节约金钱一样。”

    整整20年，他埋首于托尔斯泰所描绘的世界里。他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早饭后，进入书房，开始工作。亲朋好友来访，他也是坐一会儿，就说：“对不起，我要上班了。”不待人家反应，就自顾自地走进书房。他的长女不幸患上癌症，卧室与草婴的书房仅一步之遥。一边是女儿痛苦的呻吟声，一边是父亲笔头的沙沙声。草婴没有停笔！老年丧女，草婴该忍受多大的煎熬？他挺住了。他想，不能因为女儿，影响工作。否则，就是“双重损失”！正在进行中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翻译，是他生命中的另一个孩子！

    草婴严谨的翻译态度在翻译界有口皆碑。一般翻译一本书，他先把原作看过几遍甚至十几遍，弄懂弄清所有人物关系，所有情节起源，甚至做卡片。比如，《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就有559个。草婴给每个人做一张卡片，姓名、身份、性格特点，与其他人的关系等，一一写在上面。同时，他还要熟读有关俄罗斯历史、哲学、宗教、政治、军事、风俗等方面的书籍。直到把整部原作理解透了，烂熟于心了，他才动笔翻译。即便如此，对一个词、一句话的推敲，他还要反复多遍，直到满意为止。也许人们不相信，一年365天，草婴没有一天不翻译。12卷本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他花了20年的时间！他每天的翻译速度是：1000字！他的每个字，是用心血“呕”出来的。

    草婴认为，一个文学翻译家是原著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桥梁，他必须时时刻刻想到他们，对他们负责。他说：“我做了一辈子的翻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成功的经验。我平生只追求一点，那就是：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