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诗歌进入了缺乏创新激情的贫乏状态，摆脱不了平庸的纠缠，那些曾经让读者心动不已的追寻民族独特体验和表达人类普遍情感的具有独创性的艺术精品似乎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渐行渐远，中国诗歌正难以避免地进入了缺乏艺术杰作的窘境。造成当前中国诗歌创作难尽人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则是，整个社会的文学审美意识的普遍弱化导致诗歌评价标准的缺失。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诗歌是好诗歌？

    好诗歌是对一个时代的现实生活状况的深度把握和对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追求的审美洞察，是从诗人的心灵深处自然流淌出来的真诚关爱。诗人把握的现实生活既不是对当下生活时尚的浮光掠影式的涉猎，也不是对自我生活趣味的低吟浅唱式的回味，而是要深入到普通民众的具体生活中，挖掘隐藏在日常生活表象下的精神潜流。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原点，诗人绝不是为了创作的目的才走进普通民众的生活里去，而是要以普通民众的生活作为出发点，深入到普通民众生活的底层。如同秘鲁作家马里奥·略萨所说，作家的责任就是“要用想象力穿透生活”，用自己的艺术创造去“解构生活现实”。一个时代的现实生活形态是复杂多样而又千差万别的，诗人对现实生活状况的把握绝不是在诗歌中表现琐碎的生活细节，而是要在涌动的生活潮流中追寻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走向，探求一个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来的内在情绪。

    好诗歌是对超越国界的人类精神的合理张扬和对跨越时空的人类永恒价值的诗意追问，是从诗人的精神底层逐渐升华出来的人性思索。文学是一个民族特定时代里的精神产物，理所当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社会性，打上了无法替代的特定民族的烙印。然而，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超越国界和跨越时空，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对人类共同追寻的普遍精神的表达。因此，好诗歌就不能将目光仅仅停留在一个时代的民族现实生活状况的展现上，而是要以此为出发点，善于发现隐藏在自己民族精神底层的具有人类普遍性的共同价值，诸如对真的肯定，对善的弘扬，对美的向往，对理想的追寻，对自我的超越，对个人自由的肯定，对人格尊严的尊重等等。诗人的责任就在于融入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中，在积淀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的日常生活中去追寻人类的终极价值。

    好诗歌是对日常生活语言的审美升华。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工具，口语化成为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然而，诗歌创作的口语化并不意味着语言的平庸化。日常生活中的口语可以成为诗歌创作的语言，但是它必须是经过诗人的审美加工的。诗歌语言的口语化不仅是诗歌语言的艺术化，而且更是诗人以诗意化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生活情感的审美化。

（节选自郭国昌《诗歌价值如何认定》）

王小谟：75岁不失棱角

邱晨辉

    人民大会堂的颁奖大会上，无数闪光灯照亮王小谟的那一刻，他半个世纪以来的科技成绩更是被人们反复传颂——提出中国预警机技术发展路线图，主持研制出中国第一代机载预警系统。媒体赋予他的诸多头衔——“中国预警机之父”、著名雷达专家等等。

    然而，近些年来，王小谟倒是经常放出些“得罪人”的话，甚至会因为“有个性”“直爽”惹来一些“争议”。8年前，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北京代表团中，时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科技委副主任的王小谟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就建议要克服在科学研究上的浮躁情绪，切勿追求短期效应。值得一提的是，王小谟当时话锋直指科技体制，称“要从体制与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入手，才能推动科研健康发展。”

    在两院院士中，就是国家科技最高奖获得者中也不乏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但王小谟的履职方式却颇具个性。至少，与绝大多数科学家只在科技领域谏言不同，这位“学问最高”的代表群体中的一员，还会从一个普通公民的角度看待社会问题，并颇有“个性”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在10年前的一次两会上，王小谟揪住“两院”报告就是一连串的问责，他称报告里面列举出很多数字，说明“两院”做了很多工作，具有说服力，但是，“要做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此”。王小谟发言道，对于人民关注的大案要案，要加大审理透明度和报道力度，让更多的人了解实情并受到警示教育。当然，这样的“敢言”和“个性”，也让王小谟尝到舆论的苦头。

    上世纪90年代初，海湾战争让人们看到了国家装备预警机的紧迫性，预警机研制又一次提上了日程。王小谟主动请缨，与十几位老专家联名上书，要求自主研制预警机。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想法一经提出，迎来的不是技术上的挑战，而是受到了一些质疑。“我们当然可以从国外买，省时省力，但是一旦战争真的爆发，国外只要卡住几个配件，我们买回来的预警机就用不了！”王小谟据理力争。

    这句话后，王小谟不再发声，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干活儿”去了。再一次公开露面，已到了2009年。在10月1日的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由王小谟主导研制的预警机作为领航机型，引领机群，分秒不差地飞过天安门广场。有人看到，看台上的王小谟“流泪了”。

    王小谟选择的逻辑很简单，他只想要属于科学的答案，却从不愿意随波逐流。

    1987年5月，当德国青年鲁斯特驾驶轻型飞机直入苏联领空，突破当时世界上最强大之一的地面雷达防空网后，苏联被吓到了，中国同样震惊了。低空防御雷达成了一个必须拿下的科技。那时，已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38所所长的王小谟跃跃欲试。然而，国家并没有把低空雷达的研制任务交给38所。王小谟没有就此放弃。“不让我们做，我们针对国外出口行不行？”看似不合组织口味的这一招，却用成果打败了美国、俄罗斯的雷达，并以国际价格卖给了不少对技术要求很“刁”的国家。王小谟和团队也因此收获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今天，他获得了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人民大会堂里，面对前来采访的年轻记者，他不顾工作人员的阻拦，微笑着握手。

    王小谟总是对年轻人青睐有加。这位曾经的中国预警机系统总设计师，先后培养出18位中国预警机系统或雷达系统总设计师，中国在这一重要领域的事业传承有望！

    王小谟，我国著名雷达专家、预警机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50多年的科技生涯中，先后主持研制了多部世界先进的雷达，为我国国土防空网的建设完善做出了重大贡献。

（节选自2013年1月19日《中国青年报》）

【相关链接】1969年，王小谟接到了一个新的调令：到三线去。跟王小谟一起从14所去贵州的有八九百人，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研究所——电子工业部第38研究所。王小谟带领一批技术骨干，开始了长达十三年的三坐标雷达研究。

以前的雷达车上没空调，四五十度的高温，人在里面就算只穿一个小裤头，也热得汗珠直冒。经常待在里面做试验的王小谟深知其中的辛苦，于是，他提出在雷达机里装空调器。这种人性化的设计理念，挑战了当时“以苏联为师”的顽固理念，需要巨大的勇气。

果然，这一理念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但王小谟斩钉截铁：“人是第一战斗力！人都不行了，你那设备有什么用啊！”这种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在后来我国预警机的设计中，也得到了贯彻，比如在预警机上装厕所、减噪等。

1986年，王小谟担任38所所长。此时的38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暴露了很多问题，253名技术人才“南飞”。地处边远山区，每年分配来的大学生不仅数量少，而且报到率低。怎么办，对此，王小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工资和住房采取按贡献分配。对技术尖子给予浮动两级工资的重奖；对长期不干工作的人先是黄牌警告，如不改正就请出所。经过改革，人的积极性被调动，科研成果如雨后春笋，38所逐步走向国内一流水平。

    文字是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语言是有声的思维，文字是有形的思维。二者都是思维的外化。像语言一样，文字也是思维能力的反映，蕴含着思维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古文字是对思维进行考古的工具。

    古人类主要运用形象进行思维。这种特点反映在古诗歌中，人们喜欢用比兴来说明某种道理；反映在原始神话中，人们通过具体的故事来说明某个道理，抽象的道理是没用的。形象思维曾是人类最得心应手的思维方式。抽象思维是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从文字的创造特点看，绘画文字是最早的文字。这种文字的主要特点是象形。不仅中国的古文字用形象来表示，古巴比伦人、古雅玛人、古埃及人等无一不是从象形开始来创造古文字的。

    创造文字的时代，人们抽象思维的能力还比较薄弱。人们进行抽象思维，还很难脱离具体形象来进行，往往要依赖于对形象的类比、比较、联想来进行。表现在文字的创造上，形与义密切结合在一起，人们是从形象来了解符号的意义的。文字的产生一方面是以人类抽象思维的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为基础的。但另一方面，象形文字又标志着人类抽象思维能力还不发达，这种低下的抽象思维能力不可能创造太抽象的符号。

    抽象思维能力的低下还主要表现在古文字上的词类上，表现为形容词的极端贫乏。从甲古文看，形容词数量相当少，只有白、厚、明、光、赤、美、丽等为数不多的形容词。事物的性质包含在事物之中，与事物不可分离，只能通过人的思维才能把事物的性质从事物本身分开。在近代一些少数民族那里，要说热，只能说“像火一样”。

    早期文字中的“鱼”字是各种各样的鱼类象形，后来逐渐概括出一种共同的鱼的特征的象形文字，作为各种各样鱼的代表。早期文字中，几乎每个文字都经历了一定的概括过程。没有概括过程，就不可能产生一般意义上的文字。这种概括能力使人们能概括出事物的共同性质，撇开了同类事物之间的差别性、个性和偶然性，产生了最初的种、类概念。

    在概括能力发展的同时，形象思维本身也在不断发展着。形象思维从自身中演化出了抽象思维。抽象思维的发展又推动着形象思维的发展。古人类从事物中抽象出事物的性质，从而创造了形容词后，又创造着代表新的形象的词。例如，从羊的肥大的形象创造了“美”字，进一步又创造了“美服”“美女”等新的名词。形容词产生后，也使原有的一些代表具体形象的词成为更形象生动的新词。例如月字、镜字，在抽象出了“明”字后变成了“明镜”“明月”，使形象更逼真。古人类从众多的个别的事物中概括出代表一般意义的词后，又以此为指导去认识新的个别事物，创造新的字。

    从古文字的演变进化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中辩证地发展，使人类的思维能力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从而使人类能够更探更广地认识世界。

（摘编自朱长超《从古文字看原始思维及其发展》，有删改）

《百家讲坛》拉开了“文化奶妈”时代

    “《于丹〈论语〉心得》签售一日过万册”，这个新闻近几日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因为它不是个枯燥的阿拉伯数字。签售当日，我路过中关村图书大厦，看见好多人绕着楼排队，起先以为是商场要大优惠，他们在抢购什么东西，走近才知道，原来是为了于丹女士讲孔子的签名售书。冬天的风在他们身上肆意拍打着，蛇样的队伍却越来越庞大，从这样的人群旁边走过，心情颇为复杂。

    央视《百家讲坛》火爆后，文化传承似乎找到了一条通向罗马的捷径。本来是给闲人解闷的讲坛，成了普及经典文化的圣地。一批嘴皮厉害的讲人次第登场，于此扬名立万，跻身学者兼畅销书作家的行列，名利双收。

    自余秋雨开始，文化找到了他的“传教士”，“传教士”也先后找到了文化。人们买名著经典，只是为了装点门面，并不就去如饥似渴地阅读，而要等待“传教士”的出现。比如，刘心武之于《红楼梦》，易中天之于《三国演义》，孔庆东之于鲁迅著作。从普及文化的角度看，这样的现象令人欣喜。每一个讲解者都复活了一本书甚至一个领域，读者也经由他们的讲解，激起强烈的阅读经典的兴趣。在一个精神无指向的时代，他们给出了一条文化传承之路。

    一大批文化“传教士”的出现，改变了中国文化传播的方式。我把讲解者称为“文化奶妈”，把这种传承方式命名为“文化奶妈”式——就是得有奶妈吃了文化之草，再挤出奶汁喂养嗷嗷待哺的文化学童。

     “文化奶妈”出现的原因很复杂，但大致可以找到这么两条：一是长期与文化的隔离，大众阅读理解能力极度下滑，已经很难弄明白老祖宗的字意了。这就需要人把文化通俗化，导入大众之耳。二是缺乏耐心，渴求速成。效率主导了人的生活，即使润物细无声的文化，也得服从这个硬道理。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体味先哲的精神，我们要的是结论，能让我们受用的东西。因此，文化方便面大行其道。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要放声赞美奶妈的功劳。他们尽管不是最有水准的学者，不能给我们提供学术标杆，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传达出中国文化的魅力，使百姓愿意亲近文化。当国民阅读率持续走低的时候，有这样安慰国人的二手经典，当然不是坏事。

    如果往深里思考，忧虑也不少。已经出版的种种解释，都是个人化的探究与心得，毫无疑问，都在放大或缩小原著的思想空间，甚至背离原著主旨，把读者引向理解的歧途。在读者与经典之间，他们可能是桥梁，也可能是阻燃剂。出版的一窝蜂，使咀嚼式文化产品急速繁殖，读者越来越懒了。由此造成的阅读依赖心理，将使名著远离人们，取椟还珠。

    如果注意到《百家讲坛》的产业化运作方式，我们对其弊端就不能不加以警惕。在我看来，“奶妈文化”商业化操作的后遗症非常明显：首先就是急功近利，以市场定选题定人选，完全工业化操作，把精微的理解纳入程式化的规范里，长此以往必将形成恶俗的风气。其次，为了标新立异，对原著发挥离谱，靠过度解释吸引大众耳目。三是庸俗化家常化，以探究人性做幌子，把历史拆解成逗乐子的庸俗段子。

    提醒咂巴奶头的文化学童，你们吃的东西毕竟不是原汁，而是替代品，如果想弄明白中国文化的原味，一定要去啃原著啊!

    《论语》固然要看，但重在实行。孔子塑造了中国人的特征和行为准则，昭示了礼乐调和的人生境界。人之为人的奥秘皆在于此。用心去读，用力实践，《论语》才有价值，否则就只是滑稽的装饰。我们如果只是冲着某人的签名才会读孔子，孔子真的像艺术家金锋塑造的那样——要哭了。

（选自《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材料一：

青年是最能反映时代特征的群体，青年的思想动态也直接映射出社会的前沿思潮。

从改革之初的迷茫，到满怀对高物质生活、高社会地位的向往和奋力拼搏的精神，再到对职场的厌倦、对竞争的排斥，到今天寻找化解时代困境的途径，追求世俗眼光之外的人生价值，这一过程展示出青年正走向创新与变革，也从单纯的抱怨走向了对文明的传承和发展，进一步融入了国家发展大局。从表面上看，这是青年在面对激烈社会变迁时的应对策略；更深层次地分析，这些变化展现了中国青年集体情绪的转变。

青年集体情绪的形成与其面临的社会挑战有直接联系。虽然在一些时期内，青年的集体情绪中出现了“躺平”“佛系”等逃避心理，还出现了精神内耗的加重、“脱不下孔乙己的长衫”等不良现象。但纵观整个发展历程，青年对时代的挑战并没有采取消极颓废的行为实践。其实，“佛系”与“躺平”更多是一种自我嘲讽和心理安慰，通过口头的摆烂来缓解内心的焦虑与不安。“精神内耗”的出现也从侧面反映了青年在应对社会压力、寻求自我实现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突破困境限制的坚韧品质。当今的青年正在尝试平衡物质满足与精神满足：既希望实现物质生活的提升，也很看重个人实现、事业和理想。

“集体情绪”是社会情绪的一种形式，是指同一世代的社会群体经历了相同的历史事件、社会结构、政策引导后，形成共同的、持续的、有价值导向的社会心理反应，尤其是对个人发展、目标追求、人生价值的情绪表达。它与群体情绪的不同之处在于：群体情绪是具有同质性或存在于同一时空环境下的群体，针对某一突发事件或历史事件，在瞬时间爆发出的群体心理冲动，在一个时间段内可能会因不同事件形成多个群体情绪；集体情绪则是一个世代群体的整体心理动态，能够维持较长时间，对孤立社会事件的敏感性更弱。

（摘编自陆士桢、蔡康鑫《改革开放以来青年集体情绪的转变与政策因应——从寻求物质满足到精神满足的平衡》）

材料二：

“精神内耗”不能简单地跟抑郁、焦虑画等号，但可以说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精神内耗”状态，没有及时觉察并采取有效的应对方法，就很可能导致抑郁、焦虑等心理障碍。

许多学者都以“疾风暴雨期”来比喻青春期，步入青春期之后，由于青少年自我意识的高涨，其内在世界也开始丰富起来，容易产生自我冲突和矛盾心理。许多青少年对周围的一切事情都非常敏感，对师长的言论有自己的判断，对各类社会现象有自己的思考。但这也带来了新问题：他们的一些想法未必符合实际，“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来自现实的打击会让部分青少年看清自己想法的幼稚性，但也有可能让他们更执着于自己的想法，结果在一次次与现实的碰撞中，灰头土脸地败下阵来，从而陷入自我怀疑，步入精神内耗的循环。

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在其著作《自卑与超越》中写道：“内耗体质的人，无法分清自己的事和别人的事。”一个人如果分不清这些，就容易受到别人情绪的影响，把别人的期待当成自己的期待，把别人的情感当成自己的情感。而自我发展的标志，是能够分清你、我需求间的差别，通过这种区分建立边界感，这就是课题分离。如果一些孩子过度看重同伴的想法，为了满足同伴意愿而不断猜测、一味迎合，就会让自己“小心翼翼”，敏感多疑。学会课题分离能帮助人们将认知资源分配在最应关注的问题上，集聚心理能量克服当下面临的压力和困境。

在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中，“超我”包括自我理想，即自我渴望达到的成就目标。目标的过于理想化，使得部分青少年想得太多而行动太少，脑海中的两个“小人”不断斗争，陷入内耗。处于教育内卷的时代，青少年不但承担着沉重的学习压力，还肩负着父母的高期待，但因为自身兴趣、能力的不匹配，他们或许始终无法满足家长的预期，不少孩子会因此被“无用感”包围。旁人可以用100%的专注力完成一件事，而他们先内耗了50%，行动力自然随之降低，而后在恶性循环中变得越来越消极、越来越疲惫。

反刍思维是一种慢性习惯，可以经由后天培养。积极的反刍思维分为两种情况：遇到开心的事时，享受快乐；面临烦心的事时，积极应对。一些青少年往往由种种原因诱发消极的反刍思维，在脑海中循环“播放”消极、负面的想法，一遍遍地回想，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懊悔。比如：奋进努力后考试失败的经历，人际关系的不和谐，被父母忽视、不认可等。消极反刍思维会无限放大个体的焦虑、失败，让它们沉湎于过去的痛苦，没有勇气面对现实挑战。

精神内耗者要学习使用观察者心态处理内心的自我冲突，知道自己面对的问题很多都是被允许和接纳的。教育者也要提供相应支持，及时倾听青少年心声，帮助学生调整状态，引导其快速走出寒冷冬季，迎接春日暖阳。

（摘编自马地那·那司尔吾拉、杨东《“精神内耗”背后的心理动因是什么——以青少年群体为例》）

材料一：

中华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内在要求。

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要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坚持求同存异，既展现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共同价值，又彰显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更加立体地阐释好中国价值的丰富内涵。和平、发展、公平等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不同文明相互对话的重要基础。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要讲好中华文化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助力消除文化隔阂，为世界读懂中国创造有利条件。同时要看到，文化发展的地理环境、国情条件等千差万别，不同文化又形成了自身的独特价值。不同文化的独特价值使文明交流互鉴更有必要、更有意义、更有动力。中华文明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要善于讲好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挖掘和传播中华文化对于解决人类问题的有益启迪、独特贡献。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也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文化资源。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既要大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世界充分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也要向世界大力传播我们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创造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新时代，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了许多反映时代精神、引领时代潮流的文化创新成果。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要推动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精品力作走出去。

文化的精髓在于其蕴含的价值观念、精神内核。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需要注重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的这些精神内核。同时要认识到，文化的传播需要一定的文化载体、文化形式。汉字书法等形式多样的文化符号，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内核。我们要遵循文化传播规律，不断丰富形式，以更富柔性、更有温度的文化载体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特别要看到，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产品、中国品牌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和接受。我们要善于利用中国产品、中国品牌，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比如，在产品创意、外观设计、形象塑造等方面积极展现中华文化，使中国产品、中国品牌成为展示中华文化深厚底蕴和生机活力的载体，进一步提高中华文化的触达能力。

（摘编自潘晨婧《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材料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厚基础。我们要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厚历史底蕴，充分挖掘和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关于治国理政的丰富思想理念和科学思维方法，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和时代价值，为新时代续写中国之治新篇章提供思想智慧和精神动力。

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和实践：既有郡县制等制度形式，也有言谏监察等治理探索，还有大同理想等思想理念。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等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在中国的历史土壤和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这正是其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彰显巨大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中华民族在创造灿烂文化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对今天我们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以“政在养民”等民本思想滋养人民至上的理念，运用“革故鼎新”等智慧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将“天人合一”等观念运用于生态文明建设，以“天下为公”等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注重将中华民族积累的宝贵思想智慧融入治国理政具体实践，使传统治理思想绽放时代风采，进一步筑牢了中国道路的历史和文化根基。要进一步总结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智慧，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继续丰富新时代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供丰富养分。

我国古代先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察万物之源，得出许多富有哲理、具有超越时空价值的思维方法。比如，“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前瞻思维，启示我们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增强工作的主动性、预见性；“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的辩证观点，启示我们要以辩证思维把握事物发展变化规律，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克服极端化、片面化；“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启示我们要树立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挑战。我们要继承这些科学思维方法，将其运用到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各方面、各领域，拓宽思维视野，丰富思维方式，使各方面工作能更加符合客观规律、体现时代要求，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摘编自张铮《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