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

“和”与“同”是先秦时期两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和同之辨早在西周末年《国语》《左传》中就有明确记载。孔子有关和同之辨的理论，是对前人学说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是孔子理想人格的一个重要标准。和与同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原则性和差异性。承认差异、有差异性的统一才是“和”。“和而不同”，被公认是典型的中国哲学智慧。“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一个时代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必不可少的保证，也是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处理好各种文化关系的理论依据。

    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和而不同”、海纳百川的文化心态的历史体现。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文化理想。但是孔子并未一味求“同”于周礼，而是在对三代文化的“损益”、“因革”有着清醒认识的基础上，采取了取其所长、择善而从的态度。整个儒学的发展史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战国中后期以来，儒学的所谓的“驳杂不纯”的特征就日渐明显。汉代以后所谓的“独尊”的儒学，也是儒、道、墨、法、阴阳等等诸子思想的结合体。实质上，自汉代开始，阳儒阴法或者说儒显道隐，一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特征，而其他诸子学说，也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脉脉潜流，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不竭源泉。

    “和而不同”还表现在中华文化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汉代以来，随着中国本土道教的产生以及印度佛教的东来，在中国逐步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立以至三教融合的局面。这期间从对立到交融，是经过了一个长期过程的。后来的伊斯兰以及基督教的传入也属于这种情形。自从16世纪末叶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得以在与异域的文化的交锋中实现了交融，从而使得中华文化更加丰富并发展。

    “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有助于人们对文化的发展有清醒的认识和目标。全球化使今天的世界文明面临着两个课题：一方面，积极寻找各种文明间深层对话、沟通与理解的文化路径；另一方面，民族性的存在和坚持也同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和必要。“文化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全球多元化”使文化价值的发展陷入一种悖论之中。

    中华文明在全球化时代将扮演怎样的角色、起到怎样的作用？“和而不同”就是我们的哲学依据，“寻找现代文明的普遍标志和中华文化的契合点”、高扬“文化自觉”、实现传统文化的“综合创新”，应是我们对待中华文化的理性而现实的态度。

    “和而不同”文化心态的价值追求是“有容乃大”。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从“文化自觉”到实现“和而不同”，必须处理好几个“要”和“不要”的问题。要充满自信，看到中华文化极其丰富的优秀成分，同时要敢于正视中华文化中也含有一些糟粕成分，因而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要自觉吸收外来文化中对我们的文化建设有益的东西，而不要希望全盘西化等等。这样，才会使我们的新文化既具有浓厚的民族性，又具有高度的智慧性。

    《中庸》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和而不同，共同发展，建构一个和谐的现代社会，正需要这样的文化心态作基础。

梅格与人格

    为什么梅花能够与人格如此胶合为一体呢？因为梅花的形象特征与某种道德评价的思想价值完全吻合。

    首先是梅花的色淡气清。清淡是对浓艳的否定。浓艳为俗，清淡超俗、高雅。而高雅脱俗，是文人学士所追求的风格，所标榜的气度。宋熊禾《涌翠亭梅花》言：“此花不必相香色，凛凛大节何峥嵘!”梅花之神，在峥嵘之“大节”，而不在表面之“香色”。放翁《梅》诗也说：“逢时决非桃李辈，得道自保冰雪颜。”颜色的清淡正与高士之“得道”契合了。

    其次是梅姿的疏影瘦身。戴禺说：“精神全向疏中足，标格端于瘦处真。”梅花之影疏，显露出人的一种雅趣；而梅花之瘦姿，则凸现了人的一种倔强，因而是人格坚贞不屈的象征。清恽寿平《梅图》说：“古梅如高士，坚贞骨不媚。”顽劲的树干，横斜不羁的枝条，历经沧桑而铸就的苍皮，是士人那种坚韧不拔、艰苦奋斗，决不向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环境作丝毫妥协的人格力量和斗争精神的象征。

    也正因为梅花具有此种不屈的品格，它才冲寒而发。为了将美好的春天的信息，尽早报告给人间，梅花心甘情愿被雪礼葬，在所不惜：“一朵忽先变，百花皆后香。为传春消息，不惜雪埋藏。”这种伟大的人格力量，真可感天地，泣鬼神!

    再次是梅花的景物陪衬。梅花色淡，姿瘦，神韵高雅，而配合其环境的是月光、烟影、竹篱、苍松、清水和寒雪，这就从各个角度全方位地烘托出梅花的“高标逸韵”，收到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宋杨无咎《柳梢青》云：“雪月光中，烟溪影里，松竹梢头。”这就是梅花的陪村意象群：寒雪、淡月、清流、薄（疏）雾、劲松、瘦竹。其清一贯，其骨相通。张道洽《梅花》诗云：“雅淡久无兰作伴，孤高惟有竹为朋。”梅品之“雅淡”，梅格之“孤高"，惟有虚心、有节、耐寒、清淡的竹是它的友朋，诠释了陪衬的艺术力量。

    唐朱庆余《早梅》诗更是将雪、露、松、竹与梅并在一起写，让人们受到最清幽、最高雅的浑融境界的视觉冲击：“天然根性异，万物尽难陪。自古承春早，严冬斗雪开。艳寒宜雨露，香冷隔尘埃。堪把依松竹，良涂一处栽。"万物难陪，只有雪、露、松、竹，堪与“一处栽”也。众多的意象，将梅花的形象衬托得愈发幽雅、高贵。

    《孤本元明杂剧》中有《渔樵闲话》，将松、竹、梅定为“岁寒三友”。其实在中国文化史上，正式出现“岁寒三友”，还是在南宋期间，如陆游《小园竹间得梅一枝》云：“如今不怕桃李嗔，更因竹君得梅友。”梅与竹，不仅为“友”，而且同属于“君”。林景熙《五云梅舍记》说：“累土为山，种梅百本，与乔松、修篁为岁寒友。”因为这三种植物，它们所象征的中国士人的那种精神的至高境界，是完全一致的。

（节选自张福勋《梅花诗话》，有删改）

独到寒山顶

杜芳清

    今年春节期间，我独自登上近些年新开发的乌鲁木齐雅玛里克山的顶巅。山上被冰雪覆盖，空中仍飘着小雪。风不大，却像刀子一样刮人肌肤。山上仍有隐隐约约的路迹，是管理山林的清洁工扫出来的，还是寒风有意无意之中吹出来的，我不得而知。我也不愿多想它。人生有限，岁月宝贵，不必物物寻根，事事探底，只需走好自己愿走的路，做好自己想做的事。在雪天高低错落的茫茫山野中游走，我自然得拣道而行，因为我早已从人生的坎坷道和荆棘林中走出，摆脱了莽撞，抛却了固执，摈弃了狂想，甩掉了浅薄。况且这山的地形坡谷我早已熟知。尽管如此，我还是捡了一根长长的干树枝作探路之物。

    我不怕冷，尽管是零下二十一度，我并没有感到那种奇寒。但我还是在两个毛衣之外又加了件藏蓝色大衣，大衣领内又围了条黑白间点的围巾。我慢慢地随意而轻松地向前放步，上坡，越谷，转弯，踏阶，雪花为我轻扬飘舞，树木为我冰清玉洁。这些坡坡岭岭道旁渠畔的白杨、垂柳、青草、野花，夏季是何等地放情开颜潇洒妩媚！可时光一转，秋风一吹，它们就叶子变黄，枝干变秃，“一朝春尽红颜老”了。自古女子怕红颜褪去，男子怕体弱无能，但这是自然沧桑，谁都逃脱不了啊。只是我想，处在同一个时间段和年龄段的人，其精神和状态竟有天地之差，有的女子潇洒依然，风韵独存；而有的女子却褶皱网面。有的男子成熟威武，年富力强；而有的男子却面如土灰，老态龙钟。何止同龄，不同龄者亦是如此，有的年过八旬，仍是鹤发童颜，声如洪钟；而有的不足三十，却是疲态不振，目光呆痴。我曾于十五年前说过：真正的青春在精神，而不在年龄。眼前的山野已不是秋天，而是银装替换了绿装的严冬季节。可我却聊发少年狂气，稳踏阶台，迅速登上了山顶的凉亭中。

    在山巅，我忽然感到一股冰凉的清气穿过我的全身，脑腔中的杂质和腐物也被全盘清除，浑身觉得好轻松好清醒。六十多年的人生风雨击破了我的童真，酸甜苦辣的悲欢阅历练就了我的才智，善恶正邪的人世百态顿悟了我的思维。此时此地，我敢于面对苍天厚土，面对人世尘寰，庄严而郑重地说：天地之间，人界之中，我好清醒好轻松啊！

    我挺胸东望，大西北名城乌鲁木齐的千楼万厦笼罩在雪花飞舞之中。冬季是冷，可没有寒冷，哪来的雪花飞舞？哪来的玉树琼枝？哪来的栩栩如生的冰雕雪人？哪来的茫茫千里壮观气派的冰雪世界？我喜冷，还不在于它的外观外貌，而在于它的哲学内涵。许多人都喜欢热，因为热能生春，没有春天，哪会有山明水秀万紫千红的胜景？因为热能生情，没有热情，就会出现心难通、事难成的冷落而尴尬的局面。但热盛出浮躁，热极出膨胀。人间诸事之败大都败在一个“热”字上。少年意气导致的打杀成祸，受委屈不忍，一怒而结冤仇，都市邀友聚会上的酒桌醉态……这些有失社会文明又污染人文环境的劣态，极为影响人们的心灵健康。这就需要一个“冷”字。有冷才有静，先冷而后静。静生平和，静出智慧。任何棘手之事、麻烦之事，必须先作冷处理，然后再图良策。这样才能据情顺理，得以比较合情合理的解决。所谓“三思而后行”，不冷静何来三思？不三思何来良策？无良策事怎能做顺做成？无论是大事、小事；公事、私事；国事、民事，都不能偏离这个思路和程序，其先决条件就是：先冷静下来！

    雪花陪伴我下了山。路迹不清，我竟然没有滑倒。

（有删改）

材料一：

    据统计，2014年至年，媒体曝光的校园欺凌事件共43起。其中，年3月以来就有26起，发生地从大型城市北京、上海，到欠发达的广西、云南，从东北辽宁，到南端省份海南。

    年日本文部科学社对已经认定的校园欺凌事件的统计表明，近年来，日本中小学校园欺凌现象发生频率呈激增之势。

    校园欺凌分为直接欺凌和间接欺凌，其中直接欺凌包括肢体欺凌和言语欺凌，间接欺凌则指通过散播谣言、利用人际关系、煽动他人恶意对待等方式，将受欺凌者排除在某个团体之外。随着网络的普及，以将欺凌视频或受欺凌人的行为公布在网络上为特征的网络欺凌也成为一种主要方式。

    校园欺凌多发生在楼梯拐角、厕所、寝室或上下学路上，这类环境几乎没有外力控制，青少年很容易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做出非理性行为。一些帮派仅由在校学生构成，他们出于对社会帮派的好奇和自我保护的需要，自成一派；另一些帮派则极为复杂，不仅有不同年级的学生，还有成人势力等。

材料二：

    某重点中学的刘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外貌、成绩等不是他欺负别人最直接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被欺负者的性格不太合群，或者自己不认同。“一般学生没人欺负，容易被欺负的是那些让我们感觉有点‘假’的人”，“说话方式让我不喜欢”，或“看起来很不顺眼，很欠扁”。

    旁观者也是校园欺凌行为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如果旁观者对欺凌行为默不作声，或者叫好，就会助长欺凌者的行为，导致欺凌现象越来越多。如果旁观者能够给予受欺凌的同学以支持，欺凌行为再次发生的概率就会减少。

    多位专家表示，除了青少年自身的成长特点，校园状况是外部社会的缩影，是成人世界的映射，更是教育环境的直接反映。最直接的原因是，孩子们成长过程中，没人教他们如何应对、处理孩子之间的冲突，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自己情绪的宣泄，最终选择了暴力这种方式。

    在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寇彧看来，家庭中专制、放任的教养方式最有可能造成学生的不良行为，孩子模仿父母的攻击行为，偶尔做出的越轨行为也得不到有效纠正，久而久之，欺凌者习得了攻击和伤害行为，被欺凌者习得了逆来顺受的应对方式。

材料三：

    2013年，日本参议院通过《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此外，文部科学省增加了学校辅导员和护理员的数量，扩充学校咨询机构及校园社会工作者的规模，并设置24小时不间断服务咨询电话，以帮助学生处理各种问题。

    澳大利亚专门建立了政府组织和网站，帮助学校解决欺凌现象，同时将反对欺凌、骚扰、歧视、暴力的教育列入教学大纲。每年三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是国家命名的“反欺凌日”。

    中国学校普遍对校园欺凌行为不愿承认也不愿正视，但也有些民间机构开始自发地进行校园欺凌行为的干预。广州市“青年地带”于2012年启动了反校园欺凌服务项目，他们与政府合作，对海珠区12所学校每校派驻两名社工。“青年地带”正在筹备开发一个名为“校园零欺凌”的APP，希望能通过新媒体平台，实现青少年、家长和教师的互动，普及预防及应对校园欺凌的信息，实现对校园欺凌真实情况的评估。

    文字是文明发展的载体，记录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与经验教训。古人说，欲灭其国者，必先灭其史。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字消亡了，其文明发展的根基也就动摇了。汉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代代相传并不断繁荣发展的根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应将汉字教育作为凝神聚力、铸魂固本的战略工程。

    当前，汉字教育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面临外语教育的挑战。现在，英语是学生的必修课，学习英语在一些人看来可以改变命运。受这种价值观影响，在汉语与英语之间，一些人更重视学习英语，这直接冲击与削弱了汉字教育论述类文本阅读 文字是文明发展的载体，记录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与经验教训。二是面临信息化的挑战。随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人们通过敲击键盘输入汉字的场合越来越多、越来越便捷；在古人眼中曼妙婀娜、形神兼备的汉字，现在变成了电脑键盘、手机屏幕上字母组合的产物。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书写汉字的机会在变少，提笔忘字的时候在增多。从这些角度来说，汉字面临危机绝不是危言耸听。种种现象表明，对汉字教育面临的问题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具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不单单表达概念、内涵、外延等，还给人带来图形、联想、感觉等。与拼音文字相比较，汉字具有鲜明特色和独特魅力。学习与理解汉字，应遵循汉字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拼音文字是由字母组成的文字，其教学是用拼音的方法。我国汉字教学引进了这种方法，并将其作为汉字教学的主要方法。这种用拼音文字的教学方法来进行汉字教育的理念与实践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值得我们深思。

    近年来，随着国人文化自信的提升，适应汉字在海外传播的需要，不少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汉字教学的方法 ，合理借鉴我国传统汉字教学的经验。有的教学实验根据“形、音、义”三要素和儿童擅长“形象记忆”的特点，探索“从字形讲字义，从生活讲汉字”和“因形分类、因类施教”等汉字教学的新理念与新途径。通过这些方法，一些汉字教育工作者尝试把每个汉字的文化基因形象生动地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对汉字有兴趣、生爱恋、晓逻辑、会思考，甚至实现以字养德。这类教学实验，对完善汉字教育有积极意义。

    加强汉字教育，除了不断创新汉字教学的方式方法，更重要的是提升全社会对汉字教育的重视程度。我们要把汉字教育提升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来认识论述类文本阅读 文字是文明发展的载体，记录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与经验教训，只有这样，才能让古老的汉字在信息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才能把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植根于一代代中国人心中。

（摘编自王殿卿《汉字教育攸关文化传承发展》）

    基层避责是指基层政府各管理主体采取诸多策略规避由其职位带来的直接责任和潜在责任，以避免自身利益受到损失。这一概念界定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虽然避责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行政行为，但基于社会影响的直接性角度，本文只关注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避责。本文所指的基层政府包括市、县、区和乡、镇两级政府，并涵盖了基层治理过程中的多元主体，即在职能分工、权责配置中存在较大差异的“官僚群体、派生群体和雇佣群体”。第二，避责行为主要规避的是直接责任和潜在责任。在层级管理体制下，上级通过激励、约束机制对基层行政过程进行控制，虽然各机构和行政人员均有建立在职能分工基础上的书面权责说明，但由于既有规定过于宽泛模糊，并且基层行政主体需承办大量的临时性任务和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故避责行为所规避的不仅是书面上的直接责任，还包括法定职责外的其他潜在责任。第三，在成本——收益权衡的基础上，避责行为的目的在于减少利益损失。由于行政过程中体现出的不同利益诉求、行为偏好和价值观念，解释避责现象自然无法忽视基层政府内部成员的混合动机及其构成逻辑。

    作为基层在权责分立结构下应对风险的行为选择，避责极具复杂性和多样性。基层工作人员通过对风险和收益的整合分析，在不同情况下条件式地选择不同避责行为，并且会根据策略的实际效果进行动态组合。各种避责行为是并行不悖的，多种行为可同时存在，并进行区别性搭配和组合。根据近年来对基层政府的田野调查和跟踪观察，在对第一手访谈资料和现实情况开展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决策树和类型学的分类方法，从两个维度出发对现阶段基层政府中普遍存在的避责行为进行分析（见图1）。

图1  基层避责的具体策略分类

    一是时间序列维度。基层行政人员在采取避责行为时呈现出序贯决策的形式，这种基于时间序列的动态选择可主要划分为事前主动选择和事后被动应对。前者是在事前未酿成不良后果的情况下，基层人员通过有限的自由裁量权减少风险，主动采取措施规避惩罚，以常态化策略应对可能出现的压力和追责。后者是当行政过程出现不良后果时，基层人员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消解恶劣影响带来的严重损失，这属于一种非常规的策略选择。

    二是传导方向维度。在按照时间序列进行划分的前提下。基层避责在传导方向上也出现了纵向避责和横向避责的差异。纵向避责是以层级结构下责任转移为基础的策略，可细分为自上而下的避责策略和自下而上的避责策略。横向避责是以平行结构下责任转移为基础的策略。可细分为政府组织内部同级之间、政府与外部社会、市场之间的互动。

    综合时间序列和传导方向两个维度，汇聚行为先后次序、不同主体的行为选择，由此产生了不同情况下的基层避责策略。

（摘编自倪星、王锐《权责分立与基层避责：一种理论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