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三种境界分别引自晏殊、柳永、辛弃疾的词句。若自原词观之，晏殊的“昨夜西风”三句不过写秋日之怅望；柳永的“衣带渐宽”二句不过写别后之相思；辛弃疾的“蓦然回首”三句不过写乍见之惊喜。这些词句与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其相去之远，真如一处北海一处南海，大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势，而王国维先生竟将其比肩而立，这只是由于联想而已。

    “联想”原为诗歌创作与欣赏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就创作而言，所谓“比”，所谓“兴”，所谓“托喻”，所谓“象征”，其实无一不是源于联想，所以螽斯可以喻子孙之盛，关雎可以兴淑女之思，美人香草，无一不可用为寄托的象喻，大抵联想愈丰富的，境界也愈深广，创作如此，欣赏亦然。

    不过欣赏者之联想与创作者之联想又微有不同。创作者所致力的乃是如何将自己抽象之感觉、感情、思想，由联想而化为具体之意象；欣赏者所致力的乃是如何将作品中所表现的具体的意象，由联想而化为自己抽象之感觉、感情与思想。

    创作者的联想我们可以找到两个简明的例证，其一是李后主“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其二是秦少游“欲见回肠，断尽金炉小篆香”。自“离恨”到更行更远还生的“春草”，自“回肠”到金炉断尽的“篆香”，这当然是联想。而“离恨”和“回肠”是抽象的感情，“春草”和“篆香”则是具体的意象。使读者自此具体之意象中，对抽象之感情、感觉、思想，得到鲜明生动的感受，这是创作者之能事。

    至于欣赏者的联想，则我们自《人间词话》中就可以找到两个例证，其一是评南唐中主《摊破浣溪沙》词的话，王氏云：“‘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其二是评冯延巳《鹊踏枝》词的话，王氏云：“‘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自“菡萏香销翠叶残”到“美人迟暮”；自“百草千花寒食路”到“诗人之忧世”当然也是联想，而“菡萏香销”和“百草千花”是具体的意象，“美人迟暮”之感和“诗人忧世”之心则是抽象的感情，自作品具体之意象中，感受到抽象的感情、感觉和思想，这是欣赏者之能事。

    这种由彼此之联想而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构成的相互触发，形成了一种微妙的感应，而且这种感应既不必完全相同，也不必一成不变，只要作品在读者心中唤起了一种真切而深刻的感受，就已经赋予这作品以生生不已的生命了，这也就是一切艺术作品的最大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当然，我这样说也并不是以为欣赏单只着重联想，而便可以将作者之原意完全抹煞而不顾，我只是以为一个欣赏诗歌的人，若除了明白一首诗的辞句所能说明的有限的意义之外，便不能有什么感受和生发，那么即使他所了解的丝毫没有差误，也不过只是一个刻舟求剑的愚子而已；反之亦然，若一个欣赏诗歌的人，但凭一己之联想，便认定作者确有如此之用心，那么即使他所联想的十分精微美妙，也不过只是盲人摸象的痴说而已。所以我以为对诗歌之欣赏实在当具备两方面的条件，其一是要由客观之理性对作品有所了解，其二是要由主观之联想对作品有所感受。

    《人间词话》三种境界之说，当然只是王国维由一己主观之联想所得的感受，但王氏的可贵之处则在他并不将一己之联想指为作者之用心，他还能以他自己的感受给其他读者一种触发，将其他读者也带入了一个更深广的境界，虽然每个人之所得不尽相同，但每个人却都可以就其不同的感受而将之加深加广，这种触发的提示岂不是极可贵的么？

（节选自叶嘉莹《谈诗歌的欣赏与〈人间词话〉的三种境界》，有删改）

歌词进教材，是补位而非“乱入”

    语文出版社新修订的小学语文教材，歌曲《天路》以诗歌的形式入选，三年级的延伸阅读中还收录了歌手周杰伦的歌曲《蜗牛》。

    革新语文教材，可谓是由来己久的话题。此番，若非周杰伦的“闯入”，所谓教材的脱胎换骨，或许根本不会引发广泛关注。现实就是如此，一面是各方都在呼吁教材当改，另一面却是大家都缺乏具体路径。直至如今，终于有出版社“先行先试”，各种各样的解读与置评，方才后知后觉。对于很多人来说，流行歌曲忝列教材之中，无疑有辱名家名作所构建的文本经典。但在另一些人看来，既然扬言变革，总该有些突破才好。

    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表示，“长期以来，我们的语文课是品生课、社会课、自然课，但就不是语文，必须改。”按照王旭明的理解，传统语文教材，承载了太多的宣教责任，反倒轻视了纯粹的人文性与工具性。其后果是，语文课本成为无所不包的、正确价值和有用知识的集合体，却忽略了教人识文断字、体验语言之美的最初功能——某种意义上，“年轻一代”听说读写能力的持续滑坡，与此不无关系。所以，让语文课尤其是低年级语文课回归“中文启蒙”为优先考量，理应成为新一轮教材改革的基本共识。

    顺着此一思路，将《天路》、《蜗牛》等歌曲收入教材，也就很可以理解了。仅就教学效果而言，此类流行歌曲天然具备优势。其用字浅易、行文直白，同时内容轻松、富有意趣，非常适合小学生识字习文。凡此种种，较之一些拗口的名作，想必更投合小朋友们之所好。

    一直以来，教材编撰者以致敬和传承的姿态，将一干经典名文统统塞进课本，而未曾充分顾忌儿童的认知偏好。另一方面，民间舆论也时常抱持“出身论”视角，对教材课文的增减指指点点：在此思维内，经典篇目的退出、流行歌词的加入，极易被看作媚俗的倒退。而事实上，小学阶段更多只是识字断文、培养语感而己，那些名作的深意和妙处，未必为孩子们所理解。与其如此，还不如让他们轻松读些浅显文字便好。

    周杰伦的《蜗牛》，仅仅是收入了小学课本的“延伸阅读”罢了。动辄将之鼓吹为“流行文化逆袭文化经典”，既显得太过敏感、小题大做，也折射了对语文教育的认知误区。必须重申的是，小学课本从不负责将名家名作兜售给年幼一代，而只是负责培养孩子们的技能与兴趣，从而让他们有能力识字、写作、阅读经典——只要流行歌曲能有此功效，同时“三观”刚正，就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对之妄加指点。

    也许，“歌曲成为课文”的唯一尴尬在于，该现象映射了了小学教材“无米下锅”的某种窘境。现代社会的作家、学人、教育者，对于教学规律缺少认知，对于写作儿童读本缺少动力。久而久之，教材编写者只能无奈抓些歌词“补位”。于此，难辞其咎者其谁，着实不容含糊。

（《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苏轼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们最喜爱的对象。其实，苏的文艺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比起屈、陶、李、杜要逊色一筹。然而他在中国文艺史上却有巨大影响，是美学史中的重要人物，道理在哪里呢？我认为，他的典型意义在于他把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

    苏轼一方面忠君爱国，学优则仕，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思想，无论是他在熙宁变法中的温和保守立场，还是其他许多言行，都表现出这一点。这上与杜、白、韩，下与后代无数士大夫知识分子均无不同。但苏轼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另一面。这另一面才是苏之所以为苏的关键所在。苏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遁世都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且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惧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纷扰的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这当然比前者又要深刻一层了。前者是可能做到的，后者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

    如果说《春江花月夜》之类的对人生的自我意识只是少年时代的喟叹，虽说感伤，并不觉重压，那么苏轼的情况就刚好相反，尽管没有多谈，却更感沉重。这种整个人生空漠之感，这种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尽管不是那么自觉，却是苏轼最早在文艺领域中把它充分透露出来的。正是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行云流水，初无定制，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无怪乎在古今诗人中，就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直到苏轼这里，陶潜才被抬高到了独一无二的地步，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

    在散文《方山子传》中，苏轼表达了不要富贵、不合流俗的愿望。在当时的“太平盛世”，苏轼却憧憬这种任侠居山、弃冠服仕进的“异人”，不也如同他的诗词一样，表达着一种独特的人生态度吗？尽管苏轼不断地进行自我安慰，时时流露出随遇而安的“乐观”情绪，“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但与陶渊明、白居易等人毕竟不同，其中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无怪乎朱熹、王船山最不喜欢苏轼，他们都感受到了苏轼这一套对当时的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破坏性。

    苏东坡生得太早，他没法做封建社会的否定者，但他的这种美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却对从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到了重要的先驱作用。直到《红楼梦》中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更是这一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成果。苏轼在后期封建美学上的深远的典型意义，其实就在这里。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自古以来，我国先贤们就主张人要修身，现代人的生存境遇，生活方式和生命价值观与古人相观照有诸多异同之处，其修身方式自然也不尽相同。

    修身最简要的定义是要修除个体身上的缺点不足，使之成为意志坚定，道德超拔的“君子”。古人的修身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境界性，是一种境界修身，鼓励人们不要被眼前艰难的生存状态击垮。即使处于一种艰难的生存状态，也应有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

    绝大多数的现代人已经不再为生计烦恼，有时人们强调修身是防止过于优裕的生活使人失去有意义的生活目标和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更多时候，现代人面临的最大生存境遇是激烈的职场竞争压力、复杂的职业环境、严格的职责要求，以及职业发展的起伏与挫折等，于是他们更需要通过修身来使心理、生理和伦理诸方面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同时，现代人开始追求生活品质，主张工作和生活分殊，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他们追求举家出游，或结伴而行的方式，以达到“休身”和“修心”的目的。这种修身与古人的境界修身是有差距的，古人讲“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他们的修身是“正心”，现代人是“休心”“松心”；古人的修身绝不是一件私人的事情，而是具有浓厚的心系天下百姓的政治理想与人文情怀。

    现在人认为生命在于运动，修身健身要处于运动之中。一是与“独”相反的“群”修身健身方式。古人的修身多为“独”和“静”，而现代人独处的时间比古代人更多，心灵的孤寂更深。现代人相信集体行动比个人行动更能够调节气氛。无论是职场人士，还是就读的学生，在闲暇时间，三五成群到KTV去“飙歌”的情形时常可见。二是与“静”相对的“动”的修身健身模式。“琴棋书画”是传统的中国式修身方式，其主要特征是以静入胜。毋庸讳言的是，古人“静”的健身方式，表达的首先是修身，然后才是健身的精神追求。现代人的观念则相反，“动”则有活力。

    古人的修身是一门功课，每天必须花一定的时间进行专门的反省。从前有一种“功过格”，每天做完事情之后，睡觉之前要静坐思过。有做错的事，用笔墨在格中点一个黑点儿；如果做了好事、善事，总用朱笔在格中点一个红点，这样天天反省，最后达到“修身立行”的圣贤境界。

    现在人的生活环境不一样，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考验伦理道德的境遇。因此，随时力行也是随时修身，修身立行应合二为一，而不是刻意专门找一个时间修身。比如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银行、剧院、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要注意遵守公共秩序，这都是修身。

    值得指出的是在所有的职业中，公务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修身最为重要，要求也最高最严，必须严以修身。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讲君子“三耻”，即“耻不修”，“耻不信”，“耻不能”，他将“耻不修”放在首要的位置。

    书法是艺术，表情达意是它的重要属性也是它的重要功能。从这个功能出发来进行书法欣赏活动，会给我们一种新的启发。

    书法不是日常实用的写字，它所写的字是利用汉字进行造型，在造型当中提供一个表情达意的平台。书法创作和日常实用写字是有本质区别的。特别是今天，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写字，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进行信息的交流，它没有技法、形式等方面的要求，你只要能准确表达、对方能够看懂就行；然而，书法不行，书法是通过汉字的造型、组合，把汉字变成一个美学对象，是以美的形式反映社会、反映时代，所以书法有技法方面的规范、笔墨的规律、构成关系等诸多要求。

    古人对此有这样的界定。李斯说：“凡欲结构字体，皆须像其一物。”就是说书法创作的时候，其结体要“像其一物”，要像什么呢？他后面接着说：“若鸟之行，若虫食禾，若山若树，若云若雾…… 方可谓书。”只有这样的才叫书法，它不是简单的写字，而是将喜和愁融于心中，有了内心的把握， 才是书法。对此，王羲之则从另一方面进行了论述，他说“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平齐，便不是书法，但得其点画耳。”就是说那些方方正正、横平竖直的并不是好的书法。书法有自己的造型规律，通过造型反映内心世界。

    从先贤们的论断可以看出，书法除了形似、神似外，通过造型注入情感，是使神采产生的内在动力。孙过庭的《书谱》中说：“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包世臣在《艺舟双辑》中也提到：“ 书道妙在性情，能在形质。然性情得于心而难名，形质当于目而有据。” 这些情性的东西难以表达清楚，但却实在有妙处。因而，书法的创作需要技法、需要形神统一，更需要情感。

    书法的表情达意是通过书法的内容来展现的，对书法内容的欣赏更是书法欣赏中的关键。书法作品的文本内容，例如汉赋、唐诗、宋词、佛经、佛语等，其知识产权各有其主，除非写自己的诗文，否则并非书法家所有。所以我们要把书法作品的文本内容与书法作品的内容分开来对待，只有这样，在欣赏书法的时候才不至于出现以欣赏诗词内容代替书法内容那样的尴尬。

    书法家可以利用汉字的造型来表达情感内容，这首先取决于汉字的自身美。汉字本身就是一门大学问，文字学、训诂学的学问直接影响到书法的创作质量，还有文学修养，以及文学表情达意方式的借鉴等，都和书法家的表情达意息息相关。从书法内部看，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章草、行书、草书还有楷书等，不同书体的造型，都为书法家传达情感提供了不同的方式。和唐诗欣赏一样，书体之间也可以互相欣赏，互为对比。应该指出的是，书法与文字、文学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

    书法的情感表达与字面含义关系不大。如韩愈欣赏张旭的草书，并没有提到张旭书法作品的文字内容，而是欣赏“忧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等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这些都是书法欣赏的要义。

（摘编自胡抗美《书法艺术的情感表达》）

拓展人生的宽度

郑伟钦

    ①沈括《梦溪笔谈》载：古人藏书辟蠹用芸草。芸，香草也。古人用芸草来保证藏书不被蠹虫蛀坏，还能留有幽幽清香，书香一词由此产生。古人如此藏书，体现了对书的珍爱。书是美好的东西，读书是一件美好的事。

    ②那么，为什么要读书？因为，读书让人知不足。

    ③知定力不足。三天不读书，自感面目狰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本。事务繁忙心情烦躁之际翻开经典，能从里面感受圣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信念。这一对比，更能发觉自己的渺小。现代生活忙忙碌碌、紧张劳累，这时候，书的精神食粮作用便得以体现。

    ④知才具不足。毛主席当年就告诫全党领导干部要有本领恐慌意识，要加强读书学习。习总书记也说：前进道路上，来自各方面的困难、风险、挑战肯定会不断出现，关键看我们有没有克服它们、战胜它们、驾驭它们的本领。人的成长、成熟、成才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上升的过程。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应用期日趋缩短，更要求我们不断汲取新理念、新信息、新知识。

    ⑤读书无止境。勤于思考、善于解码，才能实现读得其所，学有所用。

    ⑥一贵在坚持，忌躁贵恒。一日无书，百事荒废。正如荀子在《劝学篇》中所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读书是一个需要长期付出辛劳的过程，不能心浮气躁、浅尝辄止，而应当先易后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水滴石穿。读书如锻炼，锻炼与不锻炼的人，隔一天看，没有任何区别；隔一个月看，差异甚微；但是隔五年十年看，身体和精神状态上就有了巨大差别。在坚持阅读中，我们能看到这个世界更多一点。

    ⑦二贵在系统，忌窄贵广，忌浅贵深。总有人说，读书到底应该注重量的积累还是深度的挖掘。在我看来，量的积累和深度挖掘不矛盾，可以并行不悖。我们既需要把书读厚，又需要把书读薄，前者就是量的积累，后者就是深度挖掘。初读一本书，免不了要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见到一种观点，以点带面地联想，发散思维。这时就需要从古今中外寻找答案，一本书满足不了我们的求知欲，一类观点说服不了我们内心的想法。那么，书读多了，也就读广了。另外，也要兼顾深入挖掘。曾经有人在某名校进修时，每周都被要求阅读一本哲学著作，但到周末则要把哲学论文缩写成薄薄的两页，这样，渐渐地，所读过的哲学思想和意识理念自然会在脑海里留下印象。这就是读薄，是直达事物的本质的过程。

    ⑧三贵在应用，忌虚贵实。要善于将书本中的知识应用到实际中去，实现学有所悟，学有所获，学有所用。真正的阅读具有两个必不可少的维度，即反思与行动。读《领导干部从政道德启示录》，要求我们立身用权、廉洁奉公、求真务实，那么我们就要带着这样的价值观在工作中勤勤恳恳，不断反思工作中是否有失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读习近平总书记的《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激励我们落实改革举措，切实为人民服务。

    ⑨阅读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但它可以拓展人生的宽度，提升人生的质量。

（摘自《人民日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