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德载物”的当下价值

    “厚德载物”作为中华美德的一种概括，历来是仁人志士崇尚的最高道德境界。道德状况是社会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志，影响着一个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没有道德，哪来和谐?儒家“厚德载物”思想的当下价值毋庸置疑。

    “厚德载物”，出自《周易·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通俗地说，厚德载物，就是地的本性是顺天而动的，人应效法地，以厚德宽容待人。所谓“厚德”即“大德”、“高德”，即最高尚的道德。所谓“载物”之“物”，不仅专指万物，而且首先指一切人。“厚德载物”，即以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厚德载物强调容人、容物。做人要有深厚的道德修养，要胸怀宽广，气度宏大，既容人之短，恕人之过，更要宽厚待人。

    “厚德载物”有利于培养现代道德人格，保证人生价值的实现。儒家追求“厚德”的君子人格，儒家君子人格所具备的道德品质为现代理想人格提供了理论模式。现代理想人格依然寄托着人们的期待和追求，它要求人们具有广博的爱心，有道义感，有道德操守，要正确处理义利关系，要有承担责任与苦难的勇气，等等。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表明，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智力因素，而且还取决于非智力因素，特别是人的道德品行。凡是有作为、成大器者，无不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进取心、自信心等品质。

    “厚德载物”督促人们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促进个人幸福。儒家强调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在于人追求精神生活，道德理性重视人的现实生活的精神维度，主张向内寻求生命的根据和快乐的泉源。儒家许多富有生命力的传统道德，如正义、诚实、信任、宽厚等等，已构成人们恒久的道德情怀，使人有尊严地生活。现实社会中，物质生活提高后，人的幸福感并不一定增加，人们领悟到生活不只是为满足物质享乐而忙碌，还应有精神追求的乐趣。“厚德载物”思想能够培养人们的仁爱之心，使人克制人欲、减轻自私自利之心，爱他人、爱社会、爱人类、爱万物。道德高尚、胸怀博大的人才能得到最快的发展和感受人生的幸福。

    “厚德载物”的人文特质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厚德载物”作为一种博大的精神素养，它是播种和谐的种子。“厚德”强调个人内在道德修养，对构建和谐社会有其独特的意义。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现实中，如果我们注重自我修养，在人际互动中约束个人行为，减少人际摩擦，化解人际中的紧张与冲突，自然有利于形成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在当今多元化、多样性的社会中，“求同存异、包容共济”，对于调节各种关系和矛盾，使社会和谐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商品经济的发展强化了人们的竞争意识，但这并不排除道德领域中的宽容、宽厚。儒家“厚德载物”思想，对于培养现代公民的良好品行，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构建和谐社会，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味精在都市传说中具有许多危害，版本也不尽相同。许多人“相信”味精有害，很重要一个原因认为它是“化学工业品”。虽然味精亮晶晶的，好像一种化工产品，其实它和酱油、醋一样，都是一种酿造产品，可以增进人们的食欲，提高人体对其他各种食物的吸收能力，对人体有一定的滋补作用。

    味精的诞生和使用只有百年的历史，但对于拥有几千年历史的美食大国而言，没有味精，依靠各种天然食材混搭也能提出鲜味来。据说，古时“鲜”字的写法本是三个鱼字。鱼本鲜中之最，三个鱼就更鲜了。春秋时代齐桓公的御厨易牙首创了“鱼腹藏羊肉”这道菜，从而开创了天然食材混搭提鲜之道。

    古人最常用的是食材混搭煮制高汤提鲜，俗话说，“艺人的腔，厨子的汤”，制作出优质的清汤或奶汤，是使菜肴增鲜的最佳手段。在发明味精前，高汤几乎是全世界每一个专业后厨的必备品，用高汤代替水是让菜品变得更加鲜美的利器。中餐的开水白菜、鱼翅捞饭需要鸡肉火腿清汤和鸡爪猪肉浓汤；日料寿喜烧、茶碗蒸需要柴鱼昆布高汤“出汁”；意大利炖饭需要鸡高汤；西班牙海鲜饭需要鱼或者海鲜高汤；当然还有各国素食里的素高汤等等。

    制汤俗称“吊汤”，可以追溯到1400年前“捶牛羊骨令碎，熟煮，去汁；掠去浮末（沫），停之使清”（《齐民要术》）的制汤法；后来出现了一种“捉（提）清汁法”，其做法是：将鸡汤、鸭汤或肉汤放在锅中烧煮，然后将生虾捣烂，和入甜酱、酱油，再投进汤中，等汤沸腾，泛起浮沫，即撇去。如此三四次，捞去虾渣，即成清汤。

    除了采用高汤提鲜外，古人常将蟹肉、蟹油、蟹黄用猪油“炼”后收贮起来，俗称“蟹油”，供制作肴馔时用。这种方法，江苏、浙江民间至今仍颇盛行。无论烧菜、制馅，还是下面条，都可以放入适当的“蟹油”，其味之鲜，不可言传。

    此外，古人还常将一些比较鲜美的食品原料磨成粉，制作成原始的“味精”撒在菜肴中以增鲜。如清顾仲所撰的《养小录》中就记有用笋粉和蘑菇粉提鲜。清朝时期的鲁菜成为宫廷菜的重要原因，鲁菜师傅能从各种海鲜里提出鲜味来，比如将海肠子烘干研磨成粉，做菜时撒进去，这种原始的“味精”使得普通的菜肴立马变鲜。

（二）

    1908年，一位名叫池田菊苗的日本东京大学化学教授在喝了妻子做的海带黄瓜汤后，发现味道特别鲜美。“海带和黄瓜都是极普通的食物，怎么会产生如此的鲜味呢?”池田充满了疑问。从这天起，池田教授就在实验室里仔细研究起海带的成分来。半年后，他从10公斤海带中提取出0.2克谷氨酸钠，只要在汤里放一点点这玩意儿，立刻就能增加汤的鲜味。

    谷氨酸钠是一种氨基酸——谷氨酸的钠盐，谷氨酸是组成蛋白质的20种氨基酸之一，只要食物中含有蛋白质，就含有谷氨酸。但是结合在蛋白质中的谷氨酸是没有味道的，只有当谷氨酸游离出来时才能刺激舌蕾上的鲜味受体，谷氨酸由酸变成盐时更容易电离，也就更有鲜味。

    其实谷氨酸钠最早是1866年由德国化学家里德豪森研制成功的，他当年是从植物蛋白中提取的这种成分，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当时这种产品在欧洲并没有批量生产。池田菊苗认识到了谷氨酸钠的商业价值，想到了该怎样用工业方法生产谷氨酸钠。当时一位名叫铃木三朗助的日本商人，正和他人共同研究从海带中提取碘的生产方法。当他看到池田教授的研究成果后大为振奋，立刻决定生产谷氨酸钠。池田和铃木的合作很快就结出了硕果。不久后，一种叫“味之素”的商品出现在东京浅草的一家店铺里，广告语是“家有味之素，白水变鸡汁”。一时间，购买“味之素”的人差点挤破了店铺的大门。

（三）

    “味之素”传入中国后，这种奇妙的白色粉末让日本企业获得了巨额收益，日本人对谷氨酸钠的提取工艺严格保密，企图长期垄断全球市场。1921年，一位名叫吴蕴初的中国人利用空余时间，和夫人一起，在上海租用的一处住房的阁楼里，开始研制提取谷氨酸钠的技术，经过不懈努力，他发明了生产谷氨酸钠的水解法。

    工艺成功后，吴蕴初寻找投资人合作建立了“天厨味精厂”，并且在吴蕴初的提议下，采用了至今仍在使用的“佛手”商标。天厨味精厂的佛手牌味精一上市，立即打破了日本“味之素”的垄断。从此，味精进入了中国普通民众的厨房，并随着中餐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和中华饮食文化永久联系在了一起。

    20世纪60年代，被称为“台湾发酵之父”的苏远志利用生产蔗糖的废糖蜜作为细菌发酵生产味精的培养基质，大大降低了味精的生产成本，而且增加了产量。因为苏远志的发明，60年代我国台湾地区每年节省进口小麦外汇400万美元，同时外销味精赚进600万美元。到了1981年，我国台湾味精外销量达12353吨，取代日本跃居世界首位。

——节选自母冰《味精：舌尖之鲜的奥秘》

社会常识也是必修课

王陈

    近期，大学生求职误入传销的新闻，牵动着世人的神经。当地政府部门表示，决战非法传销团伙，“打不净，不罢手、不收兵”。然而，在严厉打击传销的同时，另一个问题也不应被忽视，那就是大学生为何屡屡坠入传销深渊。据报道，有的传销组织已经将主要目标放在了大学生身上，而在不少被解救的受骗者中，大学生竟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大学生为什么会成了“弱势群体”？想必正如不少人提到的那样，现在不少学生知识知道不少，常识却了解不多，以至于“突然”走进社会，就不知所措，容易走入“无常”。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些道理都是社会分配的基本原则和基础常识。常识一旦被忽略，就会滋生问题。“钱多、活少、离家近”——现在不少毕业生如此刻画内心最渴望的工作状态，抛去玩笑成分，应该说，这样的诉求背离了社会分配原则，凸显了大学生求职心态的畸形。

    在正常社会秩序下，如果大学生在进入职场之初，便希望寻找捷径“躺着把钱挣了”，只能是痴人说梦。常识告诉我们，如果一份待遇不错的工作没经过多少正规考察程序，很容易让人入职，而且附加各种诱人的收入承诺和发展机会，那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多一些警惕和求证——为什么天上会掉馅饼？这个公司是否正规？招聘人员是否靠谱……但现在，许多大学生缺少常识、急功近利，丧失了辨别是非曲直的意识和能力，最终可悲地走进别人设下的圈套。

    如果要给当今大学生的“常识缺乏症”找原因，互联网的影响是怎么也绕不开的。

    当前的大学生多数都是“90后”，他们几乎从小就开始接触互联网——学习、娱乐、沟通、搜索、求助等，几乎都在虚拟的网上解决，所以其生活方式和思维惯性，自然就和互联网绑在了一起。

    网络上，人们能更加便捷地获取知识、传递信息、实现交流，拓展了学习的时间和空间边界。但不可否认，网上的知识一般都是碎片化的，很难提升人的思考水平和思辨能力，且长期接触容易滋生思考惰性，陷于肤浅、习惯轻信；网络交流也多是浅层次、与现实脱节的，缺少人与人面对面交流、相处等带来的情感体验，影响人格的健全发展。此外，网上各种一夜暴富、耸人听闻的事件和观点，也容易对那些急于改变自身命运的大学生形成误导，助长浮躁风气。

    所以，对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大学生来讲，少一些在虚拟世界的沉迷和轻信、多一些走入火热现实生活的体验和实践、拉近自身与真实社会的距离，不是可有可无的“选修课”，而是不可或缺的“必修课”，这不仅是为毕业做准备，更是为人生打基础。

    笔者上大学之初，就有老师告诫我们：在大学里，课堂、自学和社会实践三者同等重要、互为补充。课堂学习为知识和思考打下坚实基础，看书自学和网络学习开阔眼界，社会实践则是“用自己的耳朵听、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后者对于成长成才来讲尤为重要。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社会生活中，可以试一试把学到的知识和理论联系实际，可以与各类人群交流碰撞，能够在多元文化和价值观中亲身体验、历练，能够更多地培养爱、善良、怀疑态度和独立思考能力。有了这些经历和品质，何愁无处安放丰盈人生？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玩手机！”伴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低头族”“拇指王”成为一个新的群体标签。过度依赖手机，往往产生不良影响，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长期暴露在电磁波下，约3%到5%的人会患上电磁波敏感症，出现疲劳、头晕、失眠等症状，还会打乱生物钟，引发多种疾病。英国一项调查警告，数字化时代的人们越来越依赖手机，导致新一代人面对面沟通和交流的能力退化。而其危害远不止这些。据日本《读卖新闻》2月27日报道，2013年全年，因在徒步或开车时使用手机发生车祸被送至的人数，仅东京都就多达36人，其中一人死亡。

思想的空间

    ①思想需要空间，这是我在多年阅读以后忽然领悟的道理。尽管孔夫子早已说过“学而不思则罔”，叔本华也教导我们“不要让自己的头脑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但背名言是一回事，明晰其中的道理又是一回事。处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真的感到了为信息所驱使、所淹没的苦恼；读也读不完的书，看也看不完的报，使我们整天手不释卷，疲于奔命，依然欠下一屁股书债。望着日渐膨胀的书柜，总有几分莫名的惭愧和惆怅。虽说有些书本来是为了收藏的，但藏而不读的书正如存而不用的钞票，到底是一种资源，还是一种浪费呢？

    ②我们时时为此苦恼着。

    ③作为思想的载体，信息是无形的财富，是战略的资源。□

    ④如今的时代号称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即使是在信息不甚发达的中国，每天也有两千多份报纸、上百种图书在印刷机上滚动，单是长篇小说，据说就已达日产两部的速度。不要说读，哪怕翻一翻，恐怕也要加快速度才行。大大小小的电视台，更是如凶猛的怪兽，时时考验着我们抵御诱惑的能力。更不要说小小寰宇正日益成为地球村，密密麻麻的因特网，打鱼似地将我们一网打尽，使我们只能在既广大又狭小的空间里挣扎。久而久之，我们不再是一株会思想的芦苇，而成为一只地道的网虫。

    ⑤信息时代造就了批量的信息傻瓜。他们无所不知，又一无所知。在电视机前打瞌睡、在报纸缝里觅趣闻，是这一代“文化人”常见的姿态。他们看起来倒也刻苦，但有点像伊索笔下那只犹豫不决的驴子；从一堆草料跑到另一堆草料，不知究竟先吃哪一堆更好。不同的是，那只可怜的驴子死在选择的不确定上，而我们多半要死在无力消化上。或者说，我们的肉体虽然没有被信息撑死，但精神早已丧失，与死去又有多少差别呢？

    ⑥英国路透社下属的一家公司，对1300名欧洲各国的企业经理进行调查，有40%以上的被调查者承认，由于每天要处理的信息超过他们分析和处理能力，使他们的决策效率受到影响。调查人员认为，目前收集不少信息所耗费的成本已经超过了信息本身的价值。据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测算，许多企业花费昂贵代价建立起来的数据库，只有7%真正派上了用场。仅在英国由于信息过剩导致的工作效率下降，每年就要浪费3000万个工作日，折算下来，相当于30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⑦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因特网的迅速普及，使得信息采集与传播的速度和规模达到空前水平。据统计，近30年来，人类生产的信息已超过过去5000年的信息生产总和。汹涌而来的信息让人无所适从。信息上瘾与信息过剩现象反映了知识经济时代在提供机会的同时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一法国信息专家罗斯奈呼吁，要像节制午餐一样进行“信息节食”，使自己真正成为信息的主人，而不是它的俘虏。

    ⑧苏格拉底说过，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我想套用一句：未经思考的阅读是没有意义的。美国人从今年4月22日开始发起“一周不看电视”运动，迅速得到31个州的美国医生协会、小学校长协会、教师联盟等团体的广泛声援。我以为，不仅电视可以拒绝，过多的低质量的报纸可以拒绝，甚至大量泛滥的普通书籍也完全可以拒绝。吾生有涯，而学也无涯，怎能让思想和生命在低俗的阅读中消解和浪费？没有思想，就没有创造；没有创造，就没有人类的未来。给思想留下空间，就是给创造留下空间，就是给我们的未来留下希望。

风雪极地追梦人

——中国第3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的160天

颜维琦

    4月15日凌晨两点，归来的“雪龙”号在拖轮的推动下缓缓进港，停靠在位于长江口南岸的中国极地考察国内基地码头。这一天，距离去年11月7日“雪龙”号从上海出发前往南极，整整160天。

    “既然选择了，就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赵炎平说。这也是记者采访第30次南极考察队时，队员们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平淡的话语，是与风雪同行之后的从容，也正是这个信念，让这支队伍书写了中国极地事业史上的一段精彩传奇。

    搏冰踏浪，关键时刻展英雄本色

    这或许是“雪龙”号最波折的一次航程——原本就承担着繁重的科考和后勤保障任务，又两度参加突发救援。最终，历时160天、总航程3.2万海里，成功建设中国南极泰山站，成功救援俄罗斯遇险船，完成首次环南极考察航行，抵达中国船舶迄今所到最南纬度，参与搜寻马航飞机，圆满完成所有科考任务……

    这样的传奇，是不惧艰险的257名考察队员共同创造的。南极，这片地球上最纯净的陆地，也是世界的寒极、旱极、风极。常年冰雪覆盖的白色“沙漠”，危险随时随地都会发生。

    在“雪龙”号救援俄罗斯船只被困人员过程中，有一支由12名队员组成的、冒着生命危险执行任务的海冰先遣队。负责指挥现场救援的考察队副领队徐挺告诉记者，当时，遇险船舶周围冰情严重，“雪龙”号无法靠近，只能选择直升机救援。勘察地形后，考察队决定在船边的一块浮冰上起降。

    “冰上是厚厚的雪，一脚踩下去，雪没过大腿。”徐挺说，“在这种情况下，飞机的平衡稍把握不好，雪就会被吹起来，很影响视线，要是螺旋桨打到冰面，整个飞机都会被毁掉。”危险是已知的，但没有一人临阵退缩。今年1月2日，遇险船舶海区迎来一个难得的好天气。队员们迅速搬运木板，几分钟内搭好了冰面停机坪。紧接着，9个架次近5个小时的飞行，成功将俄罗斯船52名被困人员援救到澳大利亚船上。整个救援过程堪称完美。

    风雪同行，“团结就是力量

    “所有成绩的取得都依靠团队力量，我最感谢的是各位考察队员。经过风雪南极跌宕起伏的考验，充分证明了我们是一支团结奉献的和谐团队。”在中国第30次南极科学考察总结大会上，领队刘顺林向全体考察队员深深地鞠躬。

    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见到刘顺林时，这位面庞晒得黝黑的苏北汉子说得最多的还是“团队”。

此次考察中，卡—32直升机共飞行245架次，海豚直升机共飞行136架次，没有发生一起不安全事件；在维多利亚地考察时，原计划8天的工作任务10名队员风餐露宿、夜以继日，仅用86个小时就圆满完成；在长城站卸货时，仅用50多个小时就顺利卸运1100多吨物资和油料，打破了纪录……靠的是什么？“团结就是力量。”刘顺林说。

    在茫茫南极内陆冰盖，28名队员仅用了45天时间，就成功建设了中国第四个南极科学考察站——泰山站。这座雄伟的“中国红灯笼”，建设过程一波三折，经历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令刘顺林欣慰的是，160个日夜，尽管任务繁重、压力巨大，但每个关键节点，考察队的临时党委都发挥了重要的决策作用。对每一阶段的工作任务做到充分讨论、集体决策、统一指挥、协同作战，确保了组织指挥体系的有序高效运转。有危险，领导先上，党员先上，务实拼搏的作风在传递，铸就了考察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2014年04月25日《光明日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