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思维是正确思维的基础，而形象思维是正确思维的主要创新源泉。没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就不能有正确的思维，思维就是混乱的、漏洞百出的、自我矛盾的，乃至往往是错误的，以至是荒谬的。正因为如此，学音乐的，应该懂得些声学；学美术的，应该懂得些光学；学艺术体操的，应该懂得些力学；学人文的，应该懂得些科学技术。《红楼梦》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学巨著，光照古今，流传不朽，但也存有不掩瑜的瑕点，例如，林黛玉入贾府的年龄，多处有矛盾，这也是曹雪芹这位伟人在创作《红褛梦》时在逻辑上失误之处。然而，正因为逻辑思维执着于前后一致的严密，因此，一般摆脱不了现有思维方式与内容的框架，难于飞跃，难于求异，难于作出超脱现有模式的重大的创新。而文学艺术恰恰与科学相反，不是追求抽象，不是直接表达共性、普遍性，而是着手个体，着手特殊，通过个体、特殊的形象来反映共性、普遍性；因此，必须力求从不同侧面、从不同个体、从种种特殊，来创造新的形象，来深刻反映事物的共性、普遍性。正因为直接表达的是侧面、是个体、是特殊，从而就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给观赏者、阅读者、研究者去思考、去领悟、去追索、去开拓；极为精炼的中华诗词，就更是如此。“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写登鹳雀楼，还是哲理之言呢？“杨花榆荚无才思，唯解漫天作雪飞”，是写暮春的杨花榆荚呢，还是哲理之言呢？“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是写诗人无比喜悦之情呢，还是哲理之言呢？不管怎样，这些名句，都是合乎客观实际，合乎逻辑的。

    一个漫画家画某个人，不管怎么美化或丑化，不管怎么夸大，寥寥几笔，确如此人。为什么？关键就是这几笔。这几笔不是其他，而是同现代数学一个分支即“拓扑学”有着紧密关系的。“拓扑学”是研究图形在各种变化中有哪些东西始终不变的。这些不变的东西叫做“特征不变量”，这几笔就是“拓扑学”的“特征不变量”。严肃音乐的主旋律，京剧中所谓的“不能不像，不能真像；不像不是戏，真像不是艺”，所谓的“神化”，都是科学中的“特征不变量”；就连摄影，如果是艺术照，就决不能将客观事物原封不动搬上照片，而应加以“艺术”处理，分出轻重浓淡，突出主要，突出本质，这不是科学又是什么？“春秋笔法”下的用字用词，是“杀”？是“弑”？是“诛”？是“戮”，是“斩”？用之不同，所表达的人际关系、事件性质及所作的褒贬评价则大不相同。诗眼、词眼、文眼，也正是用以集中地深刻地揭示事物的特征的。正因为这些伟大的作家，阅历广泛，深入实际，深入思考，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由定性到定量，才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掌握了事物的特征。“环滁皆山也。”欧阳修《醉翁亭记》开始第一句中的“环”字，滤去了词句水分，浓缩了语言容量，揭示了滁州为群山环绕特征，一字可敌万语。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一个在小小空间的红杏枝头，一个在辽阔空间的锦锈江南，都生动深刻、内涵极为丰富地展开了春天的欣欣向荣的画面。温庭筠的《商山早行》诗中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10个字，10件事物，6点景色，描绘出了行人秋晨离开荒村野店匆匆上道的有声有色的凄凉景象。要强调指出的是，正因为中华诗词用词用字最为精炼，从而也最能抓住事物本质，突出事物特征．反映事物主要方面。

（选自阳叔子《科学人文相融，爱国创新与共》，有删改）

    把快感、联想当作美感，是一般人的误解。有一种误解是学者们所特有的，就考据和批评当作欣赏。

    拿我在国外大学读的莎士比亚这门功课来说，英国的教授整年地讲“版本的批评”；莎士比亚的某部剧本在那一年印第一次“四折本”，哪一年印第一次“对折本”，各有几次梵音，某一个字在第一次“四折本”怎样写，后来在“对折本”，里又改成什么样……自然他们不仅讲这一样，对来源和作者生平也很重视：莎士比亚大概度过些什么书？《哈姆雷特》是根据哪些书写的？他和戏院和同行的关系如何？“哈姆雷特是不是作者现身说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们个个埋头于灰封虫咬的故纸堆中，寻找片纸只字以为至宝。

    考据所得的是历史知识，可以帮助欣赏，却不是欣赏本身。欣赏之前要有了解。只就欣赏说，版本、来源以及作者生平都是题外事，因为美感经验全在欣赏形象本身。但就了解说，这些历史的知识却非常重要，要了解《洛神赋》，就不能不知道曹植和甄后的关系；要了解《饮酒》诗，就不能不先考定原本中到底是“悠然望南山”还是“悠然见南山”。

    但若只了解而不能欣赏，则没有走进文艺的领域。通常富于考据癖的学者难免犯两种错误。第一种错误是穿凿附会。他们以为作者字字有来历，便拉史实来附会它。他们不知道艺术是创造的，虽然可以受史实的影响，却不必完全受其支配。第二种错误是因考据之后，便袖手旁观，不肯染指，而我是饕餮汉，对于考据家的苦心孤诣虽十二分地敬佩、感激，但我认为，最要紧的事还是伸箸把菜取到口里来咀嚼，领略领略它的滋味。

（选自朱光潜《考据、批评与欣赏》有删改）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快速发展的中国“内和乃求外顺，内和必致外和”的逻辑延伸，是中国作为一个对世界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利益诉求”，也是世界欢迎一个崛起的大国的最重要理由。

    众所周知，现代化起源于数百年前的文艺复兴运动。它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生产力从封建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类迎来了现代文明的曙光，但“福兮祸之所伏”。自文艺复兴以来，近代大国经济的发展，都是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基本模式，必然导致对煤、石油和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需求，以及对市场不断扩张的需求。近代西方世界在崛起的过程中，靠坚船利炮圈占土地、奴役他人、肆意掠夺，虽造就了西方世界的繁荣，但也埋下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仇恨的种子。文艺复兴推动建立了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现代世界体系，但这个体系无疑延续了传统的帝国式殖民体系。延续到今天，就是复杂多变的国际秩序、世界极大的发展差距。尤其是现代工业文明彻底打破了自然的和谐与宁静，全球性生态危机相继出现。生态性、社会性的灾难，很多都是人类自身活动的失范造成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内在矛盾，外化为世界体系的剧烈动荡。二战后，这个世界体系的中心区域重新整合：从西欧到美国，形成美国独霸世界的格局。同时，这个世界体系之外，崛起了一股强大的与之对抗的力量——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但这两个体系的冷战因苏联解体而告终。其结局说明，文艺复兴推动生产力发展产生的世界体系，是建立在资本运行的劳动分工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上的。只要这个基本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仍然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超越它的世界体系就建立不起来。后冷战时代的冲突也显示，这种动荡与冲突并未因冷战的结束而消失。以伊斯兰复兴运动为背景的伊斯兰激进主义运动，成为对抗西方世界和“现代性”的“文明冲突”。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相生相克，又相克相生。

    文艺复兴极大地解放了人，但人又付出了极大代价：人被神化、异化。人类文明的交汇已走到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人类呼唤一场新的文明复兴。它要继续解放人类，但也要把过度膨胀的人改变成和谐的人。它要继续促进发展，但要实现各国的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它要保障人类的安全，但也应该实现可持续的安全与发展。这一次新的文明复兴，要落实到建设“命运共同体”上。

    中华民族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肩负着推进这场新的文明复兴的时代使命。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避免人类走上自杀之路，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这种“独特思维方法”就是天人合一，仁者爱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其核心是“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这种“斯为美”的文文化，这种推陈出新的文化，这种促进建设“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正是今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新招牌和精气神。

（选自《人民论坛》，有删改）

人文的意义

楼宇烈

    ①今天高科技的发展，使得整个世界在物质文明、技术手段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舒适，另一方面也给人们的思想、精神带来了很多问题。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相当一部分随着科技的发展反而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在机械工业时代，人们就提出来：人不要沦为机器的奴隶。现时我们已经跨越了机械时代，到了信息时代，实际上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就是我们很可能成为信息的奴隶。这一切也就是哲学上讲的 “异化”。人越来越被自己所创造的环境和创造物所制约，而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异化”总是与物质生活联系在一起，它促使人们的物欲不断膨胀。“以史为鉴”并不只是为了掌握知识，根本的问题是要把握人类的精神。

    ②科学家的人文修养对他的科学研究也是有很大帮助的。自然科学的研究者，首先要有很开阔的眼界、博大的胸怀，还需要有合作的精神。对于一个人来讲，最大的束缚就是名缰利锁。如果能够冲破名缰利锁，他就能够眼界开阔，心胸豁达，也能和别人合作默契。北大校长马寅初曾撰联：“宠辱不惊，闲看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样开阔的胸襟，必定要以深厚的人文素养为底蕴才有可能，也只有这样才能成就大事业。

    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或传统教育里，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人的治学态度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学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代的人学习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修养，而今天的人学习是为了显示给别人看，“瞧，我知识多广博，我多能耐”。这就是所谓“为己之学”和“为人之学”。最根本的当然是“为己之学”，实际上也就是“为人之道”。人如何成为一个具有高尚品德的、完美的人，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关键是看你自己，关键是修养的问题。用一句话来讲，就是外因还须通过内因来起作用。

    ④我觉得素质教育中很有必要加入一些人文学科的内容。人文学科主要指文、史、哲。文既包括文学，也包括艺术，甚至还包括语言；史当然是指历史了；哲，广义上讲也包含了宗教。所以，文学、艺术、历史、宗教、哲学都属于人文学科，是以培养做人为目的的。我们现在加强文化教育，增加了人文的内容，这不仅仅是现象上的东西。人文的意义不是要人们多学一点历史知识，会背诵几句唐诗、宋词，而是要从中体味人生，陶冶性情。人生既是渺小的，又是伟大的，生命既是短暂的又是永恒的，人类就是这么一个矛盾体。我们可以改造世界、创造未来，可以把人送上天；可是自然一发威，我们又无法抵御。所以我们要通过人文来体味人类的伟大与渺小，体会人生的短暂与永恒，树立与天地共生共存、与古代圣贤并肩并进的志气，这才是根本的。

    精彩的中国故事，往往都会经历由浅入深的接受过程，我们需要打造更多能承载中国文化气度、负载中国价值观的优秀内容载体。近日，翻看何中坚先生所译的唐诗集《一日看尽长安花：英译唐诗之美》，虽是外文，但仍然感受到了优雅音韵、浑融意境。前段时间阅读翻译家许渊冲的作品，已领略到中国诗词通过另一种语言展现时的神与韵。两位翻译家的努力让人看到，诗词等门槛较高的中国文化，同样能够让启迪、感动和美，抵达国外读者的心灵。

    其实，中国诗词在国外的接受度，可能远远超过很多人的想象。在美版“知乎”Quora上，有不少人发帖讨论自己喜欢的中国诗词。从《诗经》《古诗十九首》到李白、杜甫、鱼玄机。诗词除了是他们学习中文的对象，也是情感交流的工具。一位网友说，他们家隔壁曾住着一位上了年纪的独居荷兰女士，在她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她把一本李白诗集送给了该网友，以感谢对她的帮助。可以想见，东方诗意，同样可以使国外读者孤独的精神世界丰盈。

    中国诗词走进国外读者心中，只是近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小切口。从莫言、刘慈欣、曹文轩等作家的作品得到国际认可，带动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舞台得到更多关注，到《琅琊榜》《欢乐颂》等影视作品纷纷“出海”，在海外涌动起一股国剧“华流”，中国文化的世界“能见度”越来越高，甚至连中国网络文学也成功进入国外二次元阵地。如果说，曾经的中国文化在海外还是一些小圈子里品读、研究的对象，那么今天，借助新的信息传播渠道，中国文化尤其是流行文化，已经开始为更多外国人带去“不一样的空气”。翻译水平的提高、网络交流的开放，也让文化传播有了更多“此时此刻”的互动感、参与感。

文化不只是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精神价值，它的意义在于给心灵以启迪，给精神以力量。当前，“走出去”的中国文化，思想内容承载量还比较有限，尤其是以武侠、玄幻为主要内容的网络文学，虽然大多包裹着传统文化的外衣，但真正能传递中国文化的精神气度、价值理念的不多，能产生深刻文化影响的更少。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本就是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今天，《红楼梦》的艺术魅力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声誉，而早期西方传教士翻译《红楼梦》时一度将宝玉错认成女孩。误解与曲折并不是问题，精彩的中国故事，往往都会经历由浅入深的接受过程。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打造更多能承载中国文化气度的优秀载体，让真正负载中国价值观的“内容文化”更多地传播出去，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关键。

    季羡林曾说过，“最有可能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是中国文化”。今天，世界更加关注中国文化，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日益提高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越显纯熟与自然。让更多的“长安花”走出去，与世界共赏中国文化之美，将为人类文明注入更多的可能性。

（摘编自张凡《中国文化，让世界看见》）

    在中国历史语境中，什么是“天下”？人们多倾向于从政治层面为其定性，如邢义田所言：“天下观是指人们对这个世界政治秩序的概念。” 但是，当中国人以美学视野规划他的生存境域时，天下不仅是空间性的，也是时间性的。时间为人的世界经验植入了运动和过程，它的价值则在于为主观经验建构的天下秩序增添了变量，使其由井然有序的状态，变化为活泼生动的状态。

    中国传统天下观念从河洛中原出发，相关时间观念的形成也必然受这一区域的土壤以及气候和物候条件影响。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国人对时间的认识起于对土地生命特质的体认。这是一种农业时间，即“农时”或“农历”，与农业生产有关的自然物候乃至天象变化成为时间的标识。同时，这种时间观念起于河洛中原，然后不断向外扩大它的描述疆域，直至成为一种与中国人的天下观齐平的概念。这种时间观念之所以是审美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它并非来自自然界先天的给予，而是来自人后天的感性经验。更具体地讲，在传统中国，时间不过是处于世界一隅的黄河中游的乡土经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虽然因自认为居于天下中心而赋予它普遍价值，但它毕竟受到了特定生产方式和地理区域的限定，是人基于区域性经验的主观建构。它得以成立的美学理由要远远大于科学的理由。

    在传统中国，时间的审美化是天下观念审美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被“天下”一词规划的世界呈现出活态化的审美特征。

    首先，在这一地带，中国早期农事活动对土地生命特质的发现，为中国人的自然审美提供了一个奠基形式。以此为基点，从大地上的植被到天空的飞鸟，再到遥远天际的斗转星移，形成了一个连续性的时空放大模式。在这一界域之内，既潜隐于泥土又四散洋溢的自然生命感，使人栖息的世界成为一个气韵生动、大化流行的审美世界。

    其次，自然生命总是在运动中表现为过程，并通过大地上的花开花落、草木枯荣使时间获得感性表征，这种自然性的时间运动被中国人规划为四季、十二月、二十四节气等，从而为人的农事活动建立规律。中国农事的规律也是审美的规律，中国最早的历法就是农事诗，两者均体现出时间进程、自然审美体验与农事乃至政治实践相协调的特点。后世的“四季歌” 、文学的伤春悲秋主题、绘画的“四条屏”等，均是这种时间模式的艺术延伸形式。

    最后，在这种审美化的自然经验中，时间被空间化，空间也被时间化，从而使天下体系成为时空协调的审美体系。根据现有文献，中国人的四季感知至少自《吕氏春秋•十二纪》始，已被纳入到了“中央—四方”的空间架构之内。其中，东方因与春天关联而气候宜人、关乎理想；南方因与夏天相联而炽热、富于浓情；西方因与秋天关联而消极、充满肃杀；北方则因为与寒冬关联而代表一种否定的精神。据此，由时空交会生成的世界就成为人的情感和价值取向的符码，所谓四季、节令之变则通过与空间方位的配置，将世界带入到一种节奏化、韵律化的动态和谐之中。

（摘编自刘成纪《论中国美学的天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