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胎

李恒冲

    良小的老婆要临产了，他早开始了倒计时。天天扳着手指算，已经九个月零一天了，如果不懒月的话，再有六天，就能当上爸爸了。

    良小高兴，有使不完的劲儿。可近些日子，他却老是有劲没地儿使，真叫着急。原因也很简单。早先，通往山里的路很糟，良小就在山口开个修车补胎的铺子，整天有爆胎坏车的来求他，有时一忙起来顾不上吃饭。可现在呢，进山的路修得平平展展的，良小站在铺子门口看着大车小辆从眼前飞驰而过，熟识的司机有意识按一下喇叭，或领一下首，算是打个招呼。可这礼貌的举止却令良小，心里不是滋味。想想，他们跑的都是钱，自己站着干等闲。

    良小清闲了，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去照顾怀孕的老婆。可他总是个闲不住的人，再说，不趁年轻狠狠攒一笔，将来如何供儿子上大学，读研究生，出国留洋呢？良小一准认定老婆怀着儿子，因为他天天都在隔着她的肚皮去享受有力的踢蹬：“小子，好大劲儿哟，再来一下。”那可是发自内心的自豪，无与伦比的幸福。然而，良小越是沉醉幸福，越是双手发痒，一天不动扳手，好比睡觉摸不着枕头。最后，良小实在耐不住清闲，打算去创造点活做。

    其实，从司机们的抱怨中，良小早知道有些地方修车的为自己找活做，在路上撒钉子，撒玻璃。以前他不屑，那是由于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如今，闲下来后也常往那方面想，但毕竟做贼心虚，一次次都没有去行动。然而，终归顶不住闲散和不能挣钱的负重感，这天，他也偷偷向路上撒了钉子。

    傍晚时分，终于等来了倒霉蛋。歪歪抖抖一辆小车停靠门口，下来个中年司机，听口音就知道是外地人，有怨气也不敢大声喘，只是抱怨：“人倒霉了喝口凉水也塞牙，爆了条胎，刚换了备胎，没走五十米，又扎了，真气人。两条胎都补了，要多少钱？”良小说：“一条三十，两条便宜点，五十吧。”司机说：“是否贵了点？”良小说：“嫌贵，前边修去，十里坡有家铺子，少说要你八十。”司机万般无奈：“补吧，补吧。”而后自言自语：“那个路上丢钉子的，一定生了孩子没屁眼儿。”良小心里说：“你甭骂，我早骂你头里了，又现宰你五十，值!”

    良小刚抄了工具要动手，突然，后邻王婶跑来喊：“良小，良小，快去看看吧，你婆娘摔倒了，流了满地血。”良小风一样去了，背了老婆又风一样回来了，站在路中央，等了半天没一辆车过来。地上一大摊血，并有两股开始向低处蜿蜒。

    这时，那个外地司机开口了：“别等了，我送你们。”就见司机拿把改锥，照了左边的那条好胎扎了进去，并用命令的口气说：“快上车，这样平稳。”

    汽车在路上奔驰，发出吟吟吟的响声，拍击着良小咚咚咚的跳。终于到了县医院，进了手术室。两个小时过去了，护士抱出了个胖小子，又两个小时过去了，推出了昏睡的老婆，不过，医生的话字字千斤：“幸亏送来及时，才保住了两条命。”

    良小心中的石头总算落了地，去找那个外地司机，要给人家下一跪，赔给人家两条胎，不，十条胎。可四个多小时都过去了，哪寻去？只从医院门卫那儿得到一句话：“不知两条命保住保不住，两条胎能算啥？”

落实

许世杰

    不知从哪个角落发出一阵轻微的鼾声，总算打破了会议室里令人窒息的沉寂。在县教育局汪副局长不满的目光下，有个胳膊肘悄悄捅了捅垂头打盹的人。于是，室内空气又凝滞了，连临窗张挂的“全县二十年以上教龄老教师座谈会”红布横幅，都纹丝不动。

    一个低柔的声音：“翁老师谈一谈？”梳着两把短刷子的女秘书终于忍不住了，她脸涨得通红，胆怯地窥察着汪副局长的表情。

    刷——！从全场二十余双老师的眼睛里，立刻射出或热或冷的束束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在翁思茂身上。

    翁思茂却全然没有注意到这一切，依然凝视着什么，呆呆地出神。迎面墙上“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标语，正牵缠着他的绵绵思绪。

    二十五年了！如今，大学同学有的已经成了大学的副教授、编辑部的副编审、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而他——大学的高才生，由于受父亲历史问题的牵连，被分配在远离省城的县立中学。至今，仍然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学教员。陪伴他的，也仍然是那简陋的校舍，坑洼不平的黑板，夏漏雨、冬灌风的住房。当然，变化也是有的，他已经鬓发斑白、瘦骨嶙峋；他那“银河”对岸的爱妻，也总算熬到了身边，虽然已经瘫痪在床，又吃了劳保，人事关系还在外地……

    一个清脆的声音：“请翁老师谈谈吧！”当女秘书隔着屡屡青烟，看到汪副局长温文尔雅地点着头，肌肉松坠的脸上现出不大明显的笑容时，便鼓起了勇气。

    “啊？”翁思茂从冥思中惊醒，“我——”

    能谈些什么呢？如果是在一个月前，他一定会动情地向大家讲述，汪副局长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多次到家里问寒问暖、同他交朋友的经过。一次，得知他爱人看病竟是自费，原单位不予报销时，汪副局长气愤地站了起来：“岂有此理嘛！这样吧，把医药费单据给我，由组织上帮你交涉好了。”翁思茂眼里闪着泪花，他没有什么奢望，只要能有这样一位贴心的好领导，他的心就暖了，劲就足了，即使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再大，又算得了什么呢！在汪副局长悄悄流露出为了让女儿考上大学，希望请个老师辅导辅导的意思之后，翁思茂便一口应允了。

    “汪副局长同翁老师交朋友的事，省教育厅通报表扬了。请翁老师谈谈体会吧！”女秘书又催了，翁思茂礼貌地欠了欠上身，尴尬一笑，青筋暴露的右手置于胸前，拇指、食指和中指习惯性地拢在一起，就像平日在讲台上捏着一支粉笔那样：“体会嘛……”

    体会？怎么说呢？一言难尽！因为，有两件事使他非常伤心。在高考报名的时候，汪副局长的女儿委屈地说：“翁老师，我想报师范，可爸爸说什么也不让。”

    “噢？不会吧？”

    “不骗您，我爸爸冲我瞪眼说：‘当一辈子老师有什么出息！’”

    没过几天，这个女孩拿着几张医药费单据：“翁老师，这是阿姨的吗？”

    翁思茂接过一看，惊愕了，原来正是去年交给汪副局长的那几张。

    “我在字纸篓里发现的，保准是您给我补课时掉在我们家的。”

    翁思茂双手颤抖，几张单据被撕得粉碎……

    女秘书不耐烦了，蹙眉代替了笑脸：“体会、希望、意见什么的，都可以谈谈。”

    “好吧！”翁思茂严肃、冷静，“我对局领导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提点希望和意见。不多，只十二个字：端正认识、不弄虚假、落到实处！”

    在短暂的沉寂之后，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会议室的空气总算活跃了……

（选自《全国微型小说精选评讲集》）

小步舞

（法）莫泊桑

    大灾大难不会使我悲伤，我亲眼目睹过战争，人类的残酷暴行令我们发出恐惧和愤怒的呐喊，但绝不会令我们像看到某些让人感伤的小事那样背上起鸡皮疙瘩，有那么两三件事至今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它们像针扎似的，在我的内心深处留下又细又长的创伤，我就给您讲讲其中的一件吧。

    那时我还年轻，有点多愁善感，不太喜欢喧闹。我最喜爱的享受之一，就是早上独自一人在卢森堡公园的苗圃里散步。

    这是一座似乎被人遗忘的上个世纪的花园，一座像老妇人的温柔微笑一样依然美丽的花园，绿篱隔出一条条狭窄、规整的小径，显得非常幽静。在这迷人的小树林里，有一个角落完全被蜜蜂占据。他们的小窝坐落在木板上，朝着太阳大开顶针大的小门。走在小路上，随时都能看到嗡嗡叫的金黄色的蜜蜂，它们是这片和平地带真正的主人，清幽小径上真正的漫步者。

    我不久就发现，经常到这里来的不止我一人，我有时也会迎面遇上一个小老头儿。

    他穿一双带银扣的皮鞋、一条带遮门襟的短套裤和一件棕褐色的长礼服，戴一顶肠绒毛宽檐的怪诞的灰礼帽，想必是太古年代的古董。

    他长得很瘦，几乎是皮包骨头，；他爱做鬼脸，也常常微笑。他手里总是拿着一根金镶头的华丽的手杖，这手杖对他来说一定有着某种不同寻常的纪念意义。

    这老人起初让我感到怪怪的，后来却引起我莫大的兴趣。

    一个早晨，他以为周围没人，便做起一连串奇怪的动作来：先是几个小步跳跃，继而行了个屈膝礼，接着用他那细长的腿来了个还算利落的击脚跳，然后开始优雅的旋转，把他那木偶似的身体扭来绞去，动人而又可笑地向空中频频点头致意，他是在跳舞呀！

    跳完舞，他又继续散起步来。

    我注意到，他每天上午都要重复一遍这套动作。

    我想和他谈一谈，于是有一天，再向他致礼以后，我开口说：“今天天气真好啊，先生。”

    他也鞠了个躬：“是呀，先生，真是和从前的天气一样。”

    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已经成了朋友，我也知道了他的身世。在国王路易十五时代，他曾是歌剧院的舞蹈教师。他那根漂亮的手杖就是德·克莱蒙伯爵送的一件礼物。一跟他说起舞蹈，他就絮叨个没完没了。

    有一天，他很知心地跟我说：

    “先生，我的妻子叫拉·卡斯特利。如果您乐意，我可以介绍您认识她，不过她要到下午才上这儿来。这个花园，就是我们的欢乐，我们的生命，过去给我们留下的只有这个了，如果没有它，我们简直就不能再活下去。我妻子和我，我们整个下午都是在这儿过的。只是我上午就来，因为我起得早。”

    我一吃完上午饭就立刻回到公园，不一会儿，我就远远望见我的朋友，彬彬有礼地让一位穿黑衣服的矮小的老妇人挽着胳膊。她就是拉·卡斯特利，曾经深受那整个风流时代宠爱的伟大舞蹈家。

    我们在一张石头长凳上坐下，那是五月。阵阵花香在洁净的小径上飘溢；温暖的太阳透过树叶在我们身上洒下大片大片的亮光。拉·卡斯特利的黑色连衣裙仿佛整个儿浸润在春晖里。

    “请您给我解释一下，小步舞是怎么回事，好吗？”我对老舞蹈师说。

    他意外地打了个哆嗦。

    “先生，它是舞蹈中的皇后，王后们的舞蹈。您懂吗？自从没了国王，也就没有了小步舞。”

    他开始用夸张的文体发表起对小步舞的赞词来。可惜我一点也没听懂。

    突然，他朝一直保持沉默和严肃的老伴转过身去：

    “艾丽丝，让我们跳给这位看看什么是小步舞，你乐意吗？”

    于是我看见了一件令我永生难忘的事。

    他们时而前进，时而后退，像孩子似的装腔作势，弯腰施礼，活像两个跳舞的小木偶，只是驱动这对木偶的机械，已经有点儿损害了。

    我望着他们，一股难以言表的感伤激动着我的灵魂。我仿佛看到一次既可悲又可笑的幽灵现身，看到一个时代已经过时的幻影。

    他们突然停了下来，面对面伫立了几秒钟，忽然出人意料地相拥着哭起来。

    三天以后，我动身去外省了。我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当我两年后重返巴黎的时候，那片苗圃已被铲平。没有了心爱的过去时代的花园，没有它旧时的气息和小树林的通幽曲径，他们怎样了呢？

    对他们的回忆一直萦绕着我，像一道伤痕留在我的心头。

（张英伦译，有删改）

一条缎带

    真正使她来到沃勒商店的，肯定不是什么传奇之类的事。她已经向母亲保证自己买一双长筒靴，可是，当她在商店漫步游逛时，却在渴望地盯着那些她买不起或不让穿戴的东西，比如那件正像莉妮有的游泳衣。

    莉妮，是的，伯特也许正带着她参加募捐舞会呢，在星期六这个美妙的夜晚。

    而她自己呢，有谁曾邀请她到乡村俱乐部去参加募捐舞会呢？当然，没有人会邀请这个害羞的珍妮。她沿着走廊走着，耷拉着头，从她的样子来看，心情很沉重。一块标着“吸睛利器”的招牌挡住了她，牌后放着一些丝带，周围摆着各式各样的蝴蝶结，牌上写着：各种颜色应有尽有，挑选适合你个性的颜色。

    她在那儿站了一会，尽管她有勇气戴，但还为母亲是否允许她戴上那又大又显眼的蝴蝶结而犹豫不决。是的，这些缎带正是莉妮经常戴的那种。

    “亲爱的，这个对你再合适不过了。”女店员说。

    “噢，不，我不能戴那样的东西。”她回答道，但同时她却渴望地靠近一条绿色缎带。

    女店员惊奇地说：“哟，你有这么一头可爱的金发，又有一双漂亮的眼睛，孩子，我看你戴什么都好！”

    也许正是女店员这几句话，她把那个蝴蝶结戴在了头上。

    “不，向前一点。”女店员提醒道。“亲爱的，你要记住一件事，如果你戴上任何特殊的东西，就应该像没有人比你更有权戴它一样。在这个世界上，你应抬起头来。”她用评价的眼光看了看那缎带的位置，赞同地点点头，“很好，哎呀，你看上去无疑地令人兴奋。”

    “这个我买了。”珍妮说。她为自己做出决定时的音调而感到惊奇。

    “如果你想要其他在集会、舞会、正规场合穿着的……”女店员继续说着。珍妮摇摇头，付款后向店门口冲去。速度是那么快，以至与一位拿着许多包裹的妇女撞了个满怀，几乎把她撞倒。当她走到门口时，一位可笑的老人正盯着她。那个人有一双乌黑的眼睛，在绿呢帽下垂着一把灰胡子，你能感觉得到，那灰胡子下的嘴正在笑她的缎带。她瞥了他一眼。尽管它不很贵，但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过了一会儿，她吓得打了个寒颤，因为那个人事实上正在后边追她，不会是为那缎带吧？真是吓死人了。她向四周看看，听到那个人在喊她，她吓得飞跑，一直跑到一条街区才停下来。

    出人意料，她眼前正是卡森的杂货店，她意识到她开始就一直想到这儿来的。

    这儿是镇上每个姑娘都知道的地方，因为伯特每个星期六下午都在这儿。

    他果然在这儿，坐在卖饮料的柜台旁，倒了一杯咖啡，并不喝掉。“莉妮把他甩了，”珍妮暗想，“她将与其他人去跳舞了。”她在另一端坐下来，要了一杯饮料。很快她感觉到，伯特转过身来在望着她。她笔挺地坐着，昂着头，意识得到，非常意识得到头上的那绿色缎带。

    “嗨，珍妮！”

    “哟，是伯特呀！”珍妮装出惊讶的样子说，“你在这儿多久了？”

    “整个一生。”他说，“等待的正是你。”

    “奉承！”珍妮说。她为头上的绿色缎带而感到自负。

    不一会儿，伯特在她身边坐下，看起来似乎他刚刚注意到她的存在，问道：“你的发型改了还是怎么的？”

    “你通常都是这样注意吗？”

    “不，我想正是你昂着头的样子，似乎你认为我应该注意到什么似的。”

    珍妮感到脸红起来：“这是有意挖苦吧？”

    “也许。”他笑着说，“但是，也许我有点喜欢看到你那昂着头的样子。”

    大约过了10分钟，真令人难以相信，伯特邀她去跳舞。当他们离开杂货店时，伯特主动要陪她回家。珍妮忽然想起那条用于参加集会、舞会和正式场合戴的缎带。她不能戴现在这个，因为它和她的夜礼服多不相称呀。她告诉伯特，在沃勒的商店关门前她要去一趟。

    珍妮到那儿时，商店正在关门，她奔向柜台。当女店员看清是谁时，笑着走向柜台。“我知道你会回来的。”她说，“我一直为你保存着它。”可是她取出的不是用于正式场合的那种。

    “它和我刚才买的那条一样呀？”珍妮奇怪地说。

    很快，她惊讶得张开了嘴。

    天哪，当时撞到那人时，它一定是被撞掉了……

    “这就是那条。”女店员说。

    忽然，珍妮笑了起来，笑个不停。她心不在焉地听着女店员讲述着：“一个好心的戴着绿呢帽的老人，拿着那条绿色缎带来到柜台……”

    她舒畅地昂起头。

（选自《读者文摘》1988年第7期）

搬家

    李城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去一趟他的家乡。那时我正在青海参加一个笔会，向主办方请了假便奔向火车站。电话里李城的声音还挺风和日丽的，不像一个肺癌晚期又严重肾衰的患者。挂了电话他又往我手机里发来地址以及坐车线路——其实是多余的，即使没有这些，我也能准确无误地找到小官庄。李城无数次向我进行描述，好像小官庄也是我曾生活过的地方，那里的每一棵树，每一缕炊烟，以及头顶或缺或圆的月亮，都是我熟悉的。

    认识李城时，我刚开始写小说，妻子去世不久，而我也刚刚退休，为了排遣悲伤和寂寞，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写作上。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我总是给他们一个最朴素确切的名字，比如，小说中的女性，大多叫做王彩虹，她们内向而腼腆，追求像彩虹一样的绚烂美好；至于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大多沉默木讷，隐忍顽强，无一例外都叫做李城。

    所以，当见到一个瘦精精的他时 ， 我忍不住吃了一惊，而后又笑起来。我说，你叫李城？！你确定你叫李城？

    李城也愣了一下，然后也像我那样笑起来，他说，确定，我确定就叫李城。他正在我的小屋里，和一个工人要将一摞书抬出去，清晨通透而明亮的阳光照在他的半边脸上。这个画面很多年后我都历历在目，好像是刚刚发生的一样。

    他们是搬家公司的，爱心搬家公司。

    这之后，又让他帮我做过一些鸡零狗碎的事，比如移动一下柜子，比如换一个灯泡，甚至是一颗螺丝松了，我都会给他打电话。李城很乐意，有时晚上来，有时第二天清早。自行车的铃铛在楼下先摁出两声，便噌噌跑上来。每次我会塞给他一些酬劳，他拒绝，只有我说“不收下次就不找你了”，他才会无奈收下，并总以老家的粮食蔬菜作为感谢。有一个傍晚，我去厨房倒水，转身时突然发现角落里有个金黄色的点，打开灯，原来是一朵菜花。那是李城一个礼拜前送来的，我没有吃完，蔫了，一棵已经没有根的青菜居然开出了一串花。我蹲在墙角很长一段时间，这些生命的顽强绽放使我泪水潸然。

    李城很喜欢在干完活后倚在门框上问我小说的事。

    你写过多少个李城？

    李城多大年纪了？

    怎么给他取李城这个名字？

    可以不把他写死吗？

    这篇还有多少字结尾？

    这些问题是不必回答的，很多时候他只是自言自语，之后总是告诉我小说里的李城跟他还是有那么一点相似之处的，或者说，这也许就是他的未来呢。

    后来，搬家公司倒闭，他去了一个建筑工地。对于这个工作，他很满意，住工棚，可以省下住铁皮屋的租金。

    李城比以前更黑了，也更瘦。如果不知道年龄，压根猜不出李城只有二十来岁。

    李城说他这些天都在最高的地方干活，风吹得人摇摇晃晃。

    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李城干活的场景，还有他的工友们，像蜘蛛侠似的攀援在高楼的四壁，他们吊着安全带，戴着安全帽，用混凝土一点点地将楼房喂大。楼长高了，结实了，漂亮了，他们也离开了，城里的人蜂拥而至，他们不会想起这座楼是怎么长大的，他们只会站在窗前向远方眺望。

    当我用“摇摇晃晃”这个词语描述李城时，我也曾想过，李城某一天会不会像一片树叶那样摇摇晃晃飘落下来。不过，我的想法并非完全准确，但相似的是，李城的确从一幢楼上摔下来了。我没有在现场，所以不能准确描述那一时刻。李城形容自己就像小鸟那样飞了起来，他并没有感到害怕，只是十分想念老家年迈的父母，还有他的傻姐姐。

    那些他曾经搬运过的脚手架，救了他一命。从外表看，他几乎完好无损，但体内像经历了一场地震。医生嘱咐他不能再干体力活了，只能休息。李城躺在工棚的钢丝床上，似乎很平静，把我带给他的小说读了又读，甚至还给我打过几次电话，问我正在写的小说里的李城是什么样儿的呢。

    两个月后，李城有了新工作，在一家化工厂做门卫，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恐怕连这样的“门卫”都干不了了。没到年底，他回到了小官庄。

    按照李城说的路线——下车后沿着一条石子路向西，过一个小桥，再沿着大堤向前走一段路，便是小官庄了。那片他描述过很多次的梨园，应该就在大堤下，还有桃园，柿子园，还有落满松针的松树。然而，这些，我都没看到，大堤上没有树，草皮之下的沙土已经裸露出来，一辆拖拉机正在挖土。正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但地里的庄稼毫无生机。不少树木被砍伐掉了，树桩还是新的，村庄裸露出来，显得胆怯而瘦弱。

    我顿时明白李城向我描述的小官庄，应该是它曾经的样子，是李城记忆里的模样。

    李城特别消瘦，如果用数字形容的话，就是又被削去了二分之一。我突然不知道说什么，十分难过，一路上幻想了很多结果，全部破灭。

    我无法将眼前这个人和那个骑自行车意气风发的小伙子联系在一起，仿佛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人。我还记得那个人总是春风拂面，一脸笑容，他的声音清脆而干净，他喜欢帮我搬书，总是从高高的人字梯上噌地跳下来；他还和我争论小说里的人物，不能接受我将他们写成懦夫；还有，他的乐观让我从丧妻的悲痛中慢慢走出来……

    那天的阳光很好，一直照到李城床边。屋外特别安静，阳光一点点地移动，爬向我们的身体，仿佛从没感受过的轻柔与温暖。它一点点地攀登上来，向李城的身上移过去，阳光普照着，从不会对谁吝啬。

    我记不请自己后来是怎么离开这间屋子，离开小官庄的，我内心无比难受，却又无比轻松，李城说，他找我……是有一件重要的事，希望能帮帮他。我点头，身体向他倾斜，以便能听清他断断续续的声音。李城说，他想……搬家……，希望我能将他搬进小说里，和之前任何一个“李城”的命运都不一样，他希望，在小说里，他有一个……美好未来，当然，还要有他的父母和傻姐姐。

（取材于汤成难同名小说）

大胜

梁鸿

我忍不住想把他写下来。写他和他的花园。

他家就在我家后院隔一条路的位置。我十几岁的时候，他应该是二十多岁，先是当兵，然后到外地参加工作，每年也就回来一两次的样子。

2010年左右，大胜向矿上请假，父亲生病了，他得回家照顾一段时间。父母就他这一个独子。没想到，这一回来，就是十年。

在得了食道癌之后，大胜父亲变得极为衰弱，每日需有人搀扶才能走动一两步，大胜母亲自然无法胜任。大胜回来伺候一段时间，就办了停薪留职，他老婆留在厂里继续工作。

父亲还没去世，母亲又突然中风。办完父亲葬事，大胜又去矿上办了早退，一心一意照顾母亲。妻子一有假期，也会赶回来。大胜母亲一开始整个脑子都糊涂，这两年有所好转，偶尔有村人到他家里去，她还努力一一喊出名字。

此时正是深夏。

大胜家左边院墙的两排月季花开得艳丽异常，旁边的一棵桃树上，每颗桃子上都罩着粉色纸套，紧靠路的位置，是一个长方形的荷花池，荷叶亭亭，随风摇摆，荷叶中心还存有昨夜的雨水，椭圆形的清水随着荷叶的摆动而左右滑动，却并不掉下来，好像荷叶下面有什么磁场一样。花园里面，大丽花开得正浓，牡丹只有旺盛的绿叶，还有一些开着细小粉花的，贴在地边，像是花环，阳光透过玫瑰、月季，照射到这些小花小草上，生出一种耀眼的美。花园正中央，是一个小小的荷花池，一枝粉色的荷花从肥大的荷叶里伸出来，深绿色的池水倒映着蓝天白云、荷花、荷叶，周围瞬间变得安静，蝉声远去，大地清凉无比。

村庄的每户人家，都会在自家门口种几株月季、几棵凤仙花、鸡冠花，靠院墙栽一些牵牛花或凌霄，但是，像大胜这样，如此精心打理，仿佛要把自己精神的某一部分融入其中的，还真是不多。

也许是听到了我们在外面的喧闹声，半闭的院门打开，大胜从里面走了出来。他的脸更黑了，眼睛非常疲倦，人很瘦。他老了很多。

大胜招呼我们进院子里坐坐。

院子里，一个极瘦小的老太太坐在轮椅里，头向一边歪垂着，一只胳膊也软绵绵垂向地面，她脖子上围着个婴儿用的小围巾，接住不断往下流的涎水。看到有人进去，她努力想把头抬起来。

这是大胜母亲。

我们走到她身边，大姐握住她的手，大胜扶着她的头，让她看着大姐。大胜母亲盯着大姐辨认良久，最后犹豫着说，这是梅？

是啊，是啊，你认出来了？大胜和大姐激动地叫。

梅，梅啊，大胜母亲伸出另一只手，使劲握住大姐，梅，梅，你看我啊，成这样子了。

你看，她能认出人了，之前两三年谁都认不得。我每天给她做康复，她可也努力，手一抓住单杠就不松。

大胜边说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牛角梳子，一下一下梳母亲的头发。

大胜指着旁边的二姐三姐，大胜母亲一一认了出来。到了我，她直直地盯了好长时间，眼睛里一片茫然。

这是小清啊。

大姐把我拉到她身边，蹲下来让她看。

她抓住我的手，手像枯枝一样，瘦得只有骨头，却非常有力，她使劲看着我，最后无望地摇摇头，眼泪从眼角浸了出来，说，我是一点用也没有了，一点用也没有啊。

大胜安慰她说，小清一直在外面上学，要是走在街上，我猛一下都认不出来，别说你了。

大姐问大胜单位那边怎么办？

大胜说以前停薪留职是一分不给，办早退后，按照他的工龄，还可以发个基本工资。不过，老婆还在上班，俩人加在一起算勉强够，老太太现在吃的都是维持的药，也不是很贵。

那你一个人能撑下来吗？

也没办法啊。人病了，谁都没办法。我老婆是每几个月回来一次，回来也能帮一下。

大姐拍着大胜母亲的手说，婶子，你看你这儿媳妇，又给你挣钱，又回来伺候你，以后可别再说人家了。

大胜母亲不喜欢自己的儿媳妇，周围的邻居都知道。当年大胜带老婆回来，大胜母亲觉得她长得不好，人看着又不机灵，配不上自己儿子，就爱理不理，还经常挑刺，批评人家碗刷得不干净，地扫得不好，说话不得体，把一个小姑娘说得哭了一遍又一遍。

大胜母亲头歪着，使劲往下点，她想说话，可是嘴太慢，急得直流眼泪。

大胜扶着母亲的头，说，逗你呢，别急。

整个院子水泥铺地，地面平整光滑，物品简单有序。大胜母亲身上的棉布碎花上衣、裤子、脖子上的围兜都很干净，轮椅的把手、轮子闪着锃亮的光，一切都是经过精心打理过的。没有放弃，没有衰败，没有一丝赘物，简洁到几乎让人不适的地步。

大胜母亲后面，有一个低矮的类似于单杠的东西，这应该就是大胜所说的母亲恢复臂力用的器械。轮椅前面，架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个有吸盘底的碗。大胜说母亲每天吃饭像打仗，她的手不能协调动作，拿勺子非常艰难，大胜要在一旁鼓励加帮助，一顿饭从热到凉，再热热，又凉，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

我们要走了。大胜母亲紧抓着大姐的手，她不愿我们离开。在她眼睛里，我清晰地看到死亡的阴影，看到她的恐惧。这是我从小到大在许多村庄老人眼睛里看到的。在村庄，死亡就是一次次公开的教育，同时，也慢慢习惯这样的无常。

大胜站在母亲旁边，目送我们出去。

在快到门口的时候，我看到院子角落边的桌子上摆着一副牌，看样子是在算命。我很想过去看看，大胜算出来的是什么命。

那张桌子充溢着寂寞，这寂寞释放出来，覆盖整个院落。

就像大胜。他脸上潜藏着忧郁，这是他长年孤独和辛劳所累积出来的气息，和他的花园一样，非常美，美得让人伤心。

（选自《梁庄十年》，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