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

秦辉

    我一定要去看望我的朋友刘长青，一定。

    每天上班，我都要路过一个建筑工地，总会看到一群戴着安全帽的民工。他们三三两两，有的斜叼着烟，有的哼着小曲。看到他们，我就会想起刘长青。想着他正在某个城市的角落里，混迹在这样的一群人中间，休息的间隙，掏出手机写上几句问候，低头想想然后摇摇头删掉，再然后望着天空，想象着远方的我在干什么，以及我所在城帚的模样。

    刘长青好久没有给我写信了，我决定去看看他。

    我上街买了好多土特产品，给他妻子买了一套我用着感觉不错的化妆品。他曾在信中说，他妻子是老家附近几个村子里长得最俊的姑娘，好多小伙子做梦都想娶她呢!我问：“那你咋把她糊弄到手了？”他说：“还不是咱长得黑。”

    给他儿子带什么呢？刘长青的儿子叫康健，他说取这个名字就是希望儿子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我说：“那直接叫健康多好。”他说：“那多俗，倒过来显得咱有文化。”他总是“那小子”“那小子”地叫。他说那小子特聪明，长大了肯定比他强；他说那小子吃得特多，像头小猪；他说那小子长得壮极了，跟个小老虎似的。

    我没见过刘长青，但见过他的照片，是在一座城市的火车站前照的，他穿着红毛衣，黑青裤子，站在一个枯败的花坛前，脸很黑，一本正经的。

    算来他儿子该上高中了。爱人建议我给孩子买套运动装，我说：“穿着不合适怎么办？”爱人说：“买大号的，应该没问题。”我去专卖店买了一套黑白相间的秋装，外加一个淡绿色的旅行包。

    火车开动时已是傍晚，夜幕在窗外渐渐拉开。放好行李，我从包里取出一封信。

    刘长青是个民工，是我结交了17年的笔友。他寄给我的信发自全国各地，而且信纸每次都不同，有时是孩子用的作业本，有时是工地记账本的账页，有时是皱巴巴的烟盒。还有一次是从街上撕下来的广告纸。他喜欢画画，而且有天赋，常在信中捎带几张街景素描或涂鸦。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封，他这样写道：“我刚从街上回来，我们站在街头，像货物一样被别人挑选。我这货质量好，一天之内两次被人挑上，一次是帮人刷油漆，一次是给人扛白菜。”

    现在，这封信就在我手里。再读这些熟悉的句子，我的心隐隐作痛。

    我一直帮不了他。对此，我深感愧疚。他说：“你能听我乱七八糟地瞎说，就是帮我。

    刘长青长年奔波在外，只有麦收和春节时回家。今天是：芒种后的第7天，他肯定回家了。

    下了火车再换乘汽车，这条线路是我依据刘长青信封上留的地址打听到的。找到那个叫刘家庄的村子时，已是中午。我走向一户人家，一位老太太坐在门前摇着蒲扇。她告诉我，康健他爹娘这会儿在田里干活呢，只有康健在家。

    根据她的指点，我拐过两个胡同来到一座土屋前。

    房子很破，土坯垒的。院子里有两只羊啃着草，靠东墙边开出一小块菜畦，上面种着丝瓜、扁豆、生菜，还有一棵葡萄树。

    我走进去，屋里收拾得很干净。墙上挂着几个相框，有一张结婚照，刘长青与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并排而坐。女人梳着短发，大眼，脸上有一块紫色的胎记，从左眼角到下巴连成一片，嘴巴有点歪斜，但笑得很错。还有一张，就是在列车站照的那张，刘长青站在枯败的花坛前，穿红毛表，黑青裤子。

    东面是一座大炕，炕上躺着一个男孩，好像是睡着了。他软软地倚在炕背上，嘴角流着口水，两条腿僵硬地伸着，那腿细得不成样子。

    我悄悄退了出去。

    回到家。我将衣服、化妆品等物品打成邮包，在收件人姓名处写下“刘长青”三个字的那一刻，我的泪水酣畅地流了下来。

（有改动）

聚宴

    符浩勇下班的时候，阿炳打来电话说，让我到他的城南音像店去一下。

    我犹豫了，从我这儿到他的城南音像店几乎绕大半个城，下班这当儿车流人河，我蹬自行车就得大半个小时呢。我说，有什么事就在电话里说吧？

    阿炳没有多说什么，只说来一下就知道了。随即，他挂了电话，那口气仿佛有什么不见面就不好说或不能说的。我了解他的执拗，知道跟他再说也不会有变，只好骑自行车绕道城郊向着城南蹬去。

    我和阿炳认识是在朋友的饭局上。席间，他几乎不动声息，比我的话还少。有好事者欺我不胜酒力，企图借势灌醉我，吵嚷之间，他竟横身夺过我的酒杯往他嘴里倒。这让我一下子就记住了他。

    那晚，阿炳送我回家，到了我楼下，有个孕妇跪在街边，面前摊着一张白纸，写着歪歪扭扭的字，不用看也能猜出大概内容。我竟发现阿炳搀扶着我时，也不忘掏出五元钱丢在纸上……

    没想到，我绕道城郊走，路上行人并不稀疏，一条本不宽敞的小路被挤得更窄小了。丁字路口处，那堵围墙后破败的院落，是阿炳曾经上班的地方。阿炳告诉过我，他是参加工作三年后听人鼓弄下海去的，却什么也没捞着。如今好不容易在城南租个小铺面开了一家音像店，赚利很薄，刚能抵上养家糊口。但阿炳乐在其中，按他的话说，别看音像店门脸小，声乐的世界可大着呢。我和他一来二往混熟后，不时就相邀小聚，大多是到郊外农家菜馆去，要几样应时的小菜。阿炳酒量并不见好，独独喜欢三春椰酒，喝到醉眼曚昽时，便学着电视里的广告词，戏说你好我也好。由此我常常想起认识他的那个宴席上他为我挡酒，心里便陡增些许敬意。

    街边车水马龙，一个老汉沿街乞讨着。记不清多少次了，我和阿炳走在街边，见到乞丐或残疾人，他总是像准备好了似的，悄然丢下三五元钱。我说，那些都是装出来的。有电视台采访一位在街边乞讨的孕妇，结果她拔腿就跑，原来大肚子是垫起来的。他听了只是笑笑。我知道他未必相信我的话，或者就不打算相信。有一次，我明知不能说服他，却还是说：“你就图个心安?”他却说：“不是心安不安。只要他们高兴，而且这付出也是我能承受的。” 

    也许这只是缘起。后来一件窝囊透顶的事，弄得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想必阿炳的心情也不会平静。

    那是朋友的朋友介绍的朋友的朋友，从贵州大山里赶来，办了一个小型慈善讲座。主讲人林山似乎还没有抖落从远山而来的疲惫，他给我们看了九幅富有感染力的照片——木板钉成的墙壁、渴求的眼神、龟裂的手指等等，诉求贵州远山深谷里教育亟待拯救。他的演说声泪俱下，震撼了在场所有的人。现场募捐时，我掏了600元，阿炳捐了2000元。我知道那是他筹集的进货款。那时，他的音像店几乎没有进账。

事后一个月，阿炳似乎还没有从贵州的大山里走出来。他说，如果可能，真想去贵州支教，哪怕是一个月。于是我设法联系朋友的朋友，可是林山似乎人间蒸发了，倒是打听到那天在场41人捐了16.4万元。朋友的朋友找到朋友，说是林山的手机关了，他们也只是在一家网站上认识林山的。我特意上了那个网站，网站上有林山贴的很多图片，色括演讲现场见到的那些照片；还有很多帖子，呼吁社会关注贵州大山里的孩子。林山失踪后，网站上的资料也就停止了更新。种种情况表明：我们受骗了。但阿炳并无失落，他始终相信他固执的直觉：林山深遂的眼眸里燃烧着诚意……

    一年过去，我和阿炳仍会在朋友聚会小酌时相互关照，但我心里不觉有点生分，害怕他会提起因我的冒失而引致的尴尬结果。渐渐地，我甚至觉得他每一次对我的笑都意味深长。但阿炳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对捐助贵州大山的事只字不提。不时，我和他还是相约到郊外农家菜馆去，依旧是点几样应时小菜，酒还是熟识的三春椰酒，却未见他再沉醉过。上周末，阿炳外埠的朋友来了，我还应邀到城郊农家菜馆去赴宴；今天周四，他打来电话非让我去找他，究竟有什么事不能电话里说呢？

    远远的，我听到从阿炳的音像店里飘出来天籁般的旋律，正想呆在街边沐浴一番。不想阿炳从店里出来了，不容我迟疑，催我进屋。

    屋里不大的空间，摆了一张扁形饭桌，放着一瓶贵州醇白酒，还有外买的几样小菜，却摆了三个座位。我机警地问：“还有谁？”

    只见阿炳抖出一张发皱的都市报，神情有些异样，他说：“还记得吗?那位贵州大山来的林山，他，他没有骗我们，他是在回贵州途中遭遇不测的……好在那个无意伤害他的人发现了那些钱（捐款）的来路……最终那些钱用在山区小学的建设上了……”那晚，我和阿炳都喝得酩酊烂醉；那晚，我和阿炳畅游在音乐的潮浪里，我只记得阿炳的眼眸里好亮好亮。

（选自《第六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作品》，有删改）

魔鬼心里的上帝

雨果

    母亲已经攀着荆棘滚进沟里。她披头散发，身上被刺伤，流着鲜血。西穆尔丹和盖尚都在沟里，像塔里的戈万一样束手无策。士兵们无能为力，绝望地围在他们身边。炙热难忍，但是谁也感觉不到。大火还在继续，令人畏惧。人们看见在烧得通红的窗口有三个金发脑袋。拉杜对天挥挥拳头，仿佛在用眼光寻找什么人，说道：“这叫行善吗，老天！”母亲跪着亲吻桥拱，一面呼喊道：“发发慈悲吧！”

    大火的劈啪声中夹杂着低沉的爆裂声。图书室里书橱上的玻璃裂开了，哗啦啦地掉了下来。显然屋架要坍了。谁都无能为力。再过一会儿，一切都将倒坍。大难临头。只听见孩子们在喊叫：妈妈！妈妈！人们恐慌万状。

    突然间，在与孩子们相邻的另一扇窗口，在大火的朱红色底幕前，出现了一个高高的人影。

    所有的头都抬了起来，所有的目光都凝住了。一个男人站在楼上，站在图书室里，烈火之中。他的身影在火焰中发黑，但是满头白发。人们认出这是德·朗特纳克侯爵。

    他消失了，不久后又出现。

    这位可怕的老人在窗口摆弄一个很长的梯子，这就是放在图书室里的救火梯。他去墙边找到梯子，将它一直拖到窗前。他抓住长梯的一端，像竞技者一样灵巧自如地将它搭在窗栏边沿往外滑动，一直滑到沟底。拉杜站在下面，惊喜万分，伸手接过梯子，紧紧抓住它，喊道：“共和国万岁！”

    侯爵回答说：“国王万岁！”

    拉杜低声说：“你愿意怎么喊都行，胡说八道也可以，反正你就是仁慈的天主。”

    梯子放好了。燃烧的大厅和地面建立了联系。二十个人跑了过来，拉杜一马当先，他们很快便从上到下站到了梯子上，背靠着梯级，像是上下传递石头的泥瓦工。这是木梯上的人梯。拉杜站在梯头，挨近窗口，面向大火。

    分散在欧五南地和斜坡上的军队惊喜交加，涌向高原、沟壑和塔顶平台。

    侯爵再次消失，然后再次出现，手里抱着一个孩子。

    掌声雷动。

    这孩子是侯爵随手抱起的，他是胖阿兰。

    胖阿兰喊道：“我怕。”

    侯爵将胖阿兰递给拉杜，拉杜又递给身后下方的士兵，士兵又递给另一位士兵。害怕地叫嚷的阿兰就这样被传递下来，一直传到梯底，与此同时，侯爵又消失了一会儿，然后将勒内－让抱到窗前，勒内-让又哭又闹，当他从侯爵手中转到拉杜手中时，他还跟打拉杜。

    侯爵又返回满屋是火的图书室。若尔热特一个人呆在那里，他朝她走过去。她微笑。这个铁石心肠的人感到眼睛湿润，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若尔热特。”她说。

    他将她抱在怀中，她仍然微笑。当他把孩子交给拉杜时，他那如此高傲、如此隐秘的心灵竟被天真无邪的孩子迷住了，他亲吻了她。

    “这是小姑娘！”士兵们说。若尔热特便在一片欢呼声中被一双双胳膊传下来，直到地面。人们在鼓掌、跺脚，老兵们在抽泣。她对他们微笑。

    母亲站在梯子下面，气喘嘘嘘、懵懵懂懂，面对意外的惊喜如痴如醉，因为她从地狱跃进了天堂。过度的快乐会损伤心灵。她伸开双臂，先抱住胖阿兰，再抱住勒内－让，最后拖住若尔热特，她狂热地亲吻他们，接着便大笑起来，晕倒在地。

    响起了高呼声：“都得救了！”

    确实，都得救了，但老人除外。

    但谁也没有想到他，他本人多半也没有想到自己。

    他在窗前呆了几分钟，若有所思，仿佛在给大火一点时间来决定去留。接着他便不慌不忙地、慢慢吞吞地、高傲地跨过窗栏，头也不回地直立在梯子上，背靠梯级，面对深渊，背靠大火，像威严的幽灵一样默默走下楼梯。梯上的人们赶紧下来，在场的人都不寒而栗，面对这个自天而降的人仿佛面对异象一样，感到一种神圣的恐惧，纷纷后退。此时，侯爵正沉着地钻入眼前的黑暗。他们在后退，而他却在靠近。他那大理石一般苍白的面容上没有一丝皱痕，幽灵般的眼神里没有一丝闪光。人们在黑暗里惊恐地盯着他。他每走近一步，就似乎又高大一分，梯子在他死亡的脚步下颤抖，发出响声，仿佛是骑士的石像再次进人坟墓。

    当侯爵走下最后一个梯级，踩上地面时，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衣领。他转过身来。

    “我逮捕你。”西穆尔丹说。

    “我同意。”朗特纳克说。

【注】本文选自雨果的长篇小说《九三年》，有删节。《九三年》创作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小说围绕封建势力旺岱、叛军首领朗特纳克、资产阶级革命代表西穆尔丹等人物，生动地展现了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生死斗争的历史画卷。

老赛与瓦子

蔡楠

    这个夏季的傍晚，每当白洋淀的太阳没入莽莽苍苍的芦苇尽头，一群瓦子就飞到老赛的农家院休闲岛。瓦子们还知道，一旦老赛发现它们来了，会把手里的活计交给一旁的儿子，然后就会跑出来和它们相聚。

    那真是一天内人鸟最快乐的时刻。老赛光着黝黑的膀子，晃着一身的肌肉提着铁锨，朝一口大铁锅走去。他掀开锅盖，用铁锨将锅内早就准备好的饲料搅和均匀，铲出一铁锨，向核桃树下扬去，然后又是一铁锨……瓦子们翅膀铺展开，哗地从树上落下，带着一阵风，盖上了饲料，然后又收拢翅膀，伸出尖尖细细的长嘴，啄出了一地的音乐。老赛听着音乐，望着鸟们愣神。愣神间，发现一只瓦子被挤出了啄食的音乐圈儿。他近前一看，是一只翅膀受了伤的瓦子。别的瓦子都长着淡紫色的嘴，而这只瓦子的嘴却是醒目的红。红嘴儿瓦子抢不上食物，望着老赛沙哑地低鸣。老赛就进了厨房，端来了满满一碗小河虾，送到了那只受伤的瓦子面前……

    群鸟吃饱了，又飞上了核桃树，注视了老赛一会儿，欢唱着飞走了。那只受伤的瓦子，却飞到了老赛的肩头，用红嘴轻轻啄着老赛脖子上被蚊子咬出的一个红疙瘩，啄得老赛痒痒的舒服。老赛就把鸟从肩上移到手里，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创可贴，找到了鸟儿翅膀上的伤口，轻轻地给它贴上。他摸了摸鸟儿漂亮的红嘴儿，轻轻叩击了一下，将鸟儿高高地向上一举一送，鸟儿就借势扎上了天空，追赶伙伴们去了。

    老赛的手就那么举着，举着，就把自己举成了白洋淀的一尊雕像。

    本来老赛的农家院就是在千里堤上的。只是后来搬到了淀里。按他儿子赛舟的话说，这叫人挪死，院挪活。儿子整个春天都没闲着，他在老赛承包的苇地上大兴土木。刨了苇根，挖了一个大池子，筑土为台。池子里蓄水养蟹，台子上搭起了一排钢结构板房，建起了淀上农家院休闲岛。院子里种了蔬菜、草莓和果树，美其名曰采摘园。岛与千里堤有一道壕沟相隔，赛舟空出十只柴油桶，上面焊上一块厚钢板和护栏，中间设计两条长长的锁链。一个轮渡就制成了。有客人来，只要在对面用力拉锁链，轮渡就会慢慢地摆到农家院了。就这样一捣鼓一变化，景致别有不同，休闲岛的生意自然比在岸上火爆。

    儿子儿媳走上了前台。老赛和老伴儿退居了二线。老伴儿引领着客人采摘。老赛呢？有时候帮厨，更多的时候是做摆渡人。没有客人的时候，他就打水草，拌饲料，喂河蟹。闲的时候，就望着那群傍晚才飞回来的瓦子鸟愣神。瓦子们原来就栖息在他的苇地里。苇地变成了农家院，瓦子们就散去了。看着瓦子时不时扎入水中，时不时飞上天空奋不顾身的饥饿样子，老赛拿起铁锨，试着将铁锅里剩下的喂蟹的饲料，向一片空地扬去。然后他冲鸟们招招手。鸟们呼啦一下就扑了上去，伸出尖尖细细的长嘴，滴滴答答地啄食，啄出了一地的音乐。

    在这个夏天，老赛找到了自己的乐趣，喂鸟。

    赛舟又有了新的计划。他在养蟹池里搭起了一片凉亭和一个大戏台。一条水上木板长廊将饭桌从屋里延伸到了水上。赛舟就对老赛说，你不懂，客人喜欢一边浪漫着，一边让蚊子咬着吃饭！

    儿子说的还真对，凉亭上和戏台上确实比屋里人多。

    瓦子鸟却变得胆怯了。那棵核桃树离着木板长廊很近。老赛再喂食的时候，瓦子鸟啄出的不是一地音乐，而是一地恐慌了。终于，在一个食客逮住那只受伤的红嘴瓦子之后，鸟们再也不来了。

    老赛没能及时救出那只红嘴瓦子。他赶到凉亭餐桌的时候，那只红嘴瓦子已经被炖成了一盆汤。老赛拨拉开客人，将汤盆抢了过来。他脚步踉跄，来到了核桃树下，挖了个坑，将汤倒了进去，掩埋了红嘴瓦子被煮烂的小身体。

    赛舟急扯白脸地跑了过来，用脚跺着核桃树下的新土说，你疯了吗？难道一桌客人还不如你的一只破鸟？

    不如！老赛硬硬地说。

    像你这样，这休闲岛早晚得黄！

    黄了才好，黄了才叫休闲！老赛扔下这话，又扔下五百块钱，“给，那桌的饭钱我付了！”

    儿子没接，红红的钞票像瓦子一样，飞了起来，又飘落在地。

    老赛上了岸，和老伴儿在千里堤的旧址上又开起了农家院，取名叫瓦子家园。

    在厨房对着后窗的空地上，老赛也种上了一棵核桃树。那口铁锅，老赛将它搬到了千里堤上。每到傍晚，他搅拌好饲料，像在淀里那样，铲出一铁锨，向核桃树下扬去，然后又是一铁锨……

    瓦子鸟们就都飞到了瓦子家园。

    一年后，雄安新区设立。白洋淀开始水域生态修复，赶上退耕还淀、退商还水，赛舟的农家院得到补偿后，被水平了。

    赛舟带着媳妇儿来到了老赛跟前。赛舟不说话，他让媳妇和老赛说，爹，瓦子家园算俺们一份呗！

    老赛也不看儿子儿媳，一边给瓦子喂食，一边轻轻地嘟哝，瓦子，又叫淀鸥，学名须浮鸥，喜欢在辽阔的水面迎风飞翔……

姨妈

刘琼

    汉语里，有些词天生带感。比如“姨妈”。

    与“姑奶奶”的强势相比，“姨妈”这个词的指向要柔和得多。我总以为，没有姨妈的女孩，作为女人的这一辈子，仿佛缺了点什么。

    姨妈解放那年离了婚，这位姨夫着实不像话，年纪不大，吃喝嫖赌样样在行。离婚后的姨妈顶着一头短发，欢脱地从人群走过。姨妈后来又有了两次婚姻。第二位姨夫林业大学毕业后分到国营林场工作，他死后，第三位姨夫来了。这是位老中专生，一生都在市机关当会计，娶姨妈的时候，年轻又帅。他竟然会娶一位离异和丧夫的女人，我想，与其说这位女人有魅力，不如说社会风气开明，将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贯彻彻底。

    姨妈漂亮吗？说实话，母亲家没有长得特别漂亮的人。姨妈是瘦高的，一直瘦，精瘦的姨妈年轻时候特别活泼，又出生在所谓的大户人家，举止大约有了一些妙不可言的味道了。某年，看《北京晚报》刊发张学良的访谈文章，旁边配发了一张赵四小姐和张学良的晚年生活照，就觉得眼熟——姨妈长得可真像那位从来也不曾特别漂亮过的赵四小姐。也许，对男人来说，女人的容貌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重要。

    姨妈早熟，喜欢也善于跟女性长辈打交道。从前，大家庭里用度大，大人孩子很少穿商店里的成品衣，从头到脚基本上都是自家妈妈或者街上裁缝的手艺。姨妈天性灵巧，又经外婆严格训练，一应家务活都拿手，女红尤其出色，颇受大家器重。

    我认识姨妈的时候，农民出身的姨夫在市机关工作，城里分了房，姨妈这位前大小姐还是愿意回乡务农。干完农田和菜园的活，姨妈在自家的客厅开辟了一个小小的杂货店。姨妈大方，村民来店里打酱油、买火柴，喜欢赊账。村民收入来源大多很少，有的人赊到最后，还不起账，就开始赖账。饶是这样，姨妈还要抓两颗水果糖，硬是塞到那位抱在怀里的小妹妹的手里。

    姨妈总是吃各种亏。姨夫跟姨妈结婚，姨夫的父母对这位结了两次婚的儿媳是千般万般地不满意，万般千般地反对，他们不仅嫌弃姨妈，还嫌弃姨妈跟姨夫生的三个孩子，这使姨妈痛苦。一腔热血或者是被爱情迷惑的姨夫，走入婚姻后，忘了一个基本事实：家庭是独立的政治单位，婚姻是经济关系，也是政治关系，夫妻是命运共同体。与公婆不和时，姨夫常常指责姨妈。两个人的矛盾越来越深。姨妈那张曾经欢脱昂扬的脸渐渐地就垂了下来。

    公婆去世后，姨妈的第一个举动，是把乡下的住宅跟隔壁小叔子家彻底地切割开来，往后退了五米，圈了个独门独户的院子，盖了栋小洋楼。被姨妈伺候了一辈子的姨夫，开始殷勤地伺候他的那些花儿草儿、盆儿景儿。一辈子，姨妈都没有这么清静过。花木葱茏的小院似乎有了点世外桃源的味道。

    姨妈的腰从来都是直直地挺着，70岁的时候，从远处看，背影还像个少女。姨夫去世后，姨妈的腰开始佝偻。

    也是一年春节，大家聚在一起包饺子，不知为什么，姨妈就摸着我的手对母亲说：“这丫头贵人命。手指又长又圆，手掌还那么绵软，有肉。”当时正在学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兰芝的故事那么悲惨没记牢，记牢的反倒是“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这几句。中学生一边背书，一边相互比较，看看到底谁是“指如削葱根”。我先自颓了。不想，这被嫌弃的绵软有肉的手，在姨妈眼中竟是“贵人”的标志。许多年过去，姨妈当时惊喜的模样又还原到眼前。姨妈自己“指如削葱根”，是标准美人手，但她好像并不满意。

    《孔雀东南飞》里还有几句我也喜欢，它是“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

（选自《雨花》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