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校长”梅贻琦

    梅贻琦，字月涵，幼年熟读经史，在南开受新式教育，喜读科学，在美初习电机工程，任教清华后专研物理。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时却又重温中国经史典籍，于中西文化密切接触体会中，融合中西学问之精华。

    1915年，梅贻琦到清华园任教，工作半年后，回到天津，去见恩师张伯苓，表示对教书没有什么兴趣，想换一个工作。张伯苓语重心长地对弟子说：“你才教了半年就不愿干了，怎么知道没有兴趣？青年人要忍耐。回去教书！”他的夫人韩咏华感慨地说：“月涵照老师的教导老老实实地回到北京，继续在清华任教。……这可倒好，这一忍耐，一辈子下来了。”

    梅贻琦在美国留学时，学的是理科和工科，执教清华初期，教的是物理、数学、英文等课程。梅贻琦早年的学生浦薛凤回忆说：“本人于民国三年夏考入清华后，梅师曾授予数学一课，讲话特别缓慢，解释非常明白，联系认真，而态度和蔼，此一印象至深，迄今犹历历如昨日事。”后曾执教清华大学土木系的施嘉炀回忆说：“我于1915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高等科二年级学习时，梅贻琦先生是我的物理学老师。现在回忆起来，梅老师对学生的学习是非常关心的，他经常在实验室里指导学生做实验，并且总是以诲人不倦的态度为学生解释课本上和实验中的疑难问题。”

    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靠人格魅力，并以自己为榜样，言传身教，如春风华雨，润物无声。梅贻琦就是这样，熏陶了一大批清华学子。他最初的教育教学活动，为他以后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清华有驱逐校长的传统，从1928年到1931年，罗家伦等几任校长像走马灯，时间长者如罗家伦为两年，短者两三个月，有的派来的校长甚至连清华校门都进不了，被师生抵制，灰溜溜地走了。

    梅贻琦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出任清华校长，时任教育部长的李书华晚年回忆说：“民国廿年（1931年）下半年我任教育部长的时候，正值清华久无正式校长，我急于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再三考虑，认为月涵最为适当。时月涵正在美国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我电其同意后，于九月廿三日提行政院国务会议通过，以月涵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由民国廿年起，他继续任清华校长达卅一年之久，是中国国立大学任职最久的校长。他对清华尽力甚多，贡献甚大。回想我在教育部所做的事令我满意的并不多；我为清华选择了这位校长，却是我最满意的一件事。”

    “大师论”是梅贻琦将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移植到中国本土的最成功的例子之一。1931年12月2日，梅贻琦在就职演讲中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梅贻琦千方百计广招人才，使清华园内人才济济，群星灿烂，有效地推动了清华学术和教育的进步。

    梅贻琦是国际学术界有名的“寡言君子”。 他倡导“为政不在言多，顾力行何如耳”。他认为学校造就了人才是为了实用，“否则将是极悲惨的事”。梅贻琦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开，文与理通科，主张学生自学。有了他的这些主张，才有今日之水木清华。

    从1931年至梅贻琦逝世，他被称为清华“终身校长”（晚年创办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他没有博士学位，也不像胡适那样有名气，为何能在大师云集的清华，长期治校而无反对者、驱逐者，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他幽默地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有人愿意倒‘梅’！”这正好印证了霍宝树对梅贻琦的印象：“先生处理公务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清正不苟，待人接物则谦诚恳切，和蔼可亲。其个人志趣高尚，严峻自持，平日不苟言笑，却极富幽默感和人情味，有时偶发一语，隽永耐人回味。”

    1940年，昆明，潘光旦在《梅月涵夫子任教廿五年序》中做如下感慨：“清华所培养出来的多少人才之中，对母校竭其心力，能如是锲而不舍的，已有几人？目前从事于大学教育的人中，或负行政的责任，或主专门的讲席，对所出身的学校，能如是其全神贯注契合无间的，能有几人？不因时势的迁移，不受名利的诱引，而能雍容揖让与大学环境之中，数十年如一日，中国之大，又有几人？”这三问便概括了梅贻琦校长终其一生的坚持与执着。他的一生和清华大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清华大学的学术精神和教育理念，代表了民国教育家的风度。

（选自刘宜庆《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对于学校时局，则以为应追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梅贻琦语）

②梅贻琦这个名字始终与清华大学联系在一起，原因不仅在于他是历任清华大学校长中任职最久的一位，更因为他是为形成清华校风贡献最卓著的人之一。清华著名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自梁启超演说中的引用之辞，而真正能够将之充分发挥者则是梅贻琦。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记清华前校长梅贻琦》）

教授胡适

    胡适的教授生涯始于北京大学。1917年初，《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向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力荐胡适，同时动员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学习哲学的胡适回国任教。当时正在紧张写作博士论文的胡适，还没等博士学位到手便回国了，于当手9月10日到北大就任教授，这时他刚刚二十六周岁。

    初到北大任教的胡适，学哲学系讲授“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哲学史”是北大的老课了，在胡适之前由陈汉章讲授。陈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尚书》的《洪范》篇。胡适授课却不管以前的课业，他发给学生的《中国古代哲学讲义》，一反前例。当时读大一哲学系的顾颉刚回忆说，胡适一开头就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在他们学生眼里，这简直就是一场“思想造反”，有几个不安分的学生拉着读大二文学系的傅斯年，策划“扳倒”老师——将这个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年轻的留洋教授赶走。当时傅斯年在北大已赫赫有名，此前他就曾将教授《文心扉龙》的教授、章太炎的门生朱蓬仙成功逐出门外。他将朱的讲义一夜读完，勾出了三十多条错误，将了他一军。校长蔡元培看了，只得将朱辞退，但傅斯年“鉴定”完胡适的课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人书虽然读的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就这样，这件事才得以平息。第二学期，北大恰好也有一门“中国哲学史”的课，由一位老教授任课，当时冯友兰正在哲学系读三年级，据冯友兰回忆，某次课上，这位老教授手里挥舞着胡适的讲义，冷嘲热讽地对学生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好在胡适在学生那里基本站稳了脚跟，加之有校长蔡元培的鼎力相助，他在北大的教授位子也就此坐稳了。

    除了在北大任教，胡适还先后担任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并长期兼任教育部讲习所兼职讲习，至于胡适在国内外大学的演讲、讲学，那就难以计数了。

    胡适课讲得好，这在所有听过他课的学生那里，基本上是公认的。1917年考入预科的田炯锦回忆说：“诸师长中，我最喜欢听胡先生的课，他不但有许多新颖的见解，而且檀长表达。”曾就读于北大的朱海涛回忆说：“适之先生在校中开的课——中国文学史是一门极叫座的课。他讲《诗经》，讲诸子，讲《楚辞》，讲汉晋古诗，都用现代的话来说明，逸趣横生，常常弄到哄堂大笑。”

    胡适讲的课，内容大多比较新颖，他特别注重运用他那套所谓“科学的方法”，尤其是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来分析和解释中国的典籍，有断制，新见迭出。在教学方法上，胡适推崇研究性教学，在教学中“往往把我不能解决的问题做题目，叫同学来研究”。胡适说自己并不喜欢上大课，而更喜欢上小型的研讨课，因为“班次太大，不能大家互相讨论研究”。

    胡适的日记、笔记中也多有对学生学习情况的记载和分析。1931年8月28日阅完“中古思想史”试卷后，对75位学生按分数排队，排出“皆有希望成才”“尚有几分希望”“中人之资”“绝无希望”的，甚至还依次“卜其人的终身”。

    常有同事向胡适讨教讲课的奥秘，他的回答是：“一小时的课，必须有四小时至八小时的准备。”杨亮功说：“胡先生做学问不苟且，教书也是不苟且的。”这也就是胡适自己所说的以“做小学生”的态度去对待教学。对胡适这样一位“大牌”教授来说，他在教学工作中能够这样“不苟且”，难得可贵。

（摘编自周川《教育家胡适：行动与思想》）

【相关链接】①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的同时，胡适以自己博士论文为基础，改写成《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该书由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亲自作序，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用近代学术观点和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专著，出版后即风行海内，3不年到就再版7次，影响空前。

（高丹《北大开会研讨胡适：他20岁一出场便是主角》）

②在1916年他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适以为今日造国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在教育。胡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肖东发、李云、沈弘《风骨：从京师大学堂到老北大》）

“教我如何不想他”

    提到赵元任，不得不提他的语言天才。他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是天才的语言学家。他不仅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更是世界知名的语言学家。

    赵元任原籍江苏常州，1892年生于天津。他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才，各种方言一学就会。几乎每到一地，他都能很快学会当地的方言。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这些客人恰好来自四面八方，他居然能用八种方言与同桌人交谈。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赵元任担任翻译，每到一地，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在途中，他向湖南人学习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当地人跑来和他称“老乡”。

    1926年，在赵元任与梁启超两位导师指导下，王力完成了他的论文《中国古文法》，论文后注有一句附言：“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中罕见。”赵元任批语道：“删！——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在赵元任先生看来，西文包括的语言种类很多，没有精通所有西文的文法，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

    虽然按照导师的意见删去了附言，但对“言有易，言无难”这句话的深刻思想，王力还没有完全明白。后来王力在论文《两粤音说》中提出“两粤没有撮口呼”，依据是他的家乡话博白话没有撮口呼。但1928年赵元任先生到广州进行方言调查时发现，广州话有撮口呼，马上就给王力写信，信中以“雪”字为例，说明广州话有撮口呼，《两粤音说》中的结论错了。据王力本人回忆，他这才发现自己的论文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论文题目本身有问题，调查方言要一个一个地点去调查，不能把两粤作为一个整体来调查；第二，由博白话没有撮口呼推断两粤没有撮口呼，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至此，王力才真正理解了“言有易，言无难”这六个字的分量，并从此将赵元任先生的这六个字作为座右铭。

    美国语言学家裘斯1957年曾赞誉说：“赵元任在语言上头从来没有过错误。”然而，1972年，赵元任写了一篇题为“回想我在语言上犯过的错误”的幽默诙谐的演讲稿，坦陈自己在语言学习和研究过程中走过的弯路，作为对老朋友过誉的回应。

    他曾经觉得语言的分布是跟着地理政治上的分界走的。有一年到欧洲旅行，他就无形中假定一国说一种话，或是一区说一种话。他开车在瑞士玩，因为第二天准备送车去检修，晚上住下来后就先用小字典查了汽车各部分的德文名称。没想到第二天修车的跟他讲的是法国话，这把他急坏了。赵元任说：“那不行。晚上用功用的是德文功，这车非得用德文来修不成。”这次欧洲旅行给他的印象很像坐着长江的轮船从上海到重庆，一路停一个码头变一点口音，很难说一个方言到什么地方为止，另一个方言从什么地方开始。也就是说，语言或方言的分布并没有明确的地理政治分界线。

    赵元任是个纯粹的学者，打心底里喜欢钻研学问。他学习数学、物理、哲学、语言等多个学科，而这一切都源于兴趣。纯粹，意味着心无杂念。他有他的抗拒，他害怕行政事务，终生不愿意当官，只愿埋头学问。

    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无趣的人，他同样有着深厚的“文人气”，知道如何去寻找生命中的美好和快乐。他曾告诉儿女们，自己研究语言学只是为了“好玩儿”，所以学得再多也不会成为负担；在他那里音乐也是真实的享受，大学时代，无论主修哪一门功课，他总要辅修音乐课程。他创作了百余首歌曲、钢琴曲，最为人熟知的是那首刘半农填词、他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世间很少再有如赵先生一般的人，“教我如何不想他”！

（摘编自潘冬《赵元任：走到哪儿都是“老乡”》、苏金智《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等）

相关链接：①赵元任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大师，他还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位值得尊敬和钦佩的人文学者。他具备了当代一个人文学者的所有特征：尊重人的价值，培养并训练人的技能——科学的技能和艺术的技能，富于人情味和人道主义精神，还常常带着教人愉快的幽默感。（陈原《赵元任全集·前言》）②他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美国留学期间对数学、物理、哲学等学科有过专门的学习。他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既有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的影响，也深受我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他从事现代语言学研究重视语言事实的实地调查，重视对语言材料的鉴别和归纳分析，不说没有根据的话。（苏金智《赵元任研究语言学的实事求是精神》）

光辉译者心

陶澜

    ①余光中常说，诗、散文、评论、翻译是他生命的四度空间，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美感世界。他翻译的作品极为丰富，有中译英的中国现代诗，也有英译中的英美诗歌，《土耳其现代诗选》，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王尔德的戏剧《理想丈夫》《不可儿戏》《温夫人的扇子》，等等。

    ②他还是那本赫赫有名的《梵·高传》的中文翻译第一人。

    ③余光中大学毕业后两年的时间里，他的妻子范我存一直不在身边，日益浓郁的思念之情把他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推向了深渊。“那是我一生最烦恼的时期，身多病而心常乱，几乎无日安宁。”就在这个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欧文·斯通的《梵·高传》英文本。正是这本书，使余光中像崇拜梵·高的绘画一样崇拜起梵·高的“苦难”来。他决定翻译此书。他把自己的宏大计划与梁实秋先生商量。恰好梁实秋先生也读过这本奇书，可是觉得书太长，又牵涉到许多西方艺术史上的专业问题，就劝初涉译事的余光中不如节译算了。但余光中认定，一本书既然值得翻译，就该全译，否则干脆不译。

    ④一动手翻译，果然艰难。余光中后来回忆道：“本已身心俱疲，又决定要揽下这么一项大工程，实在非常冒险。开始的时候，只觉不胜负担，曾对朋友说：‘等到我译到梵·高发疯的时候，我自己恐怕也要崩溃了。’可是随着译事的进展，我整个身心投入了梵·高的世界，朝夕和一个伟大的心灵相对……在一个元气淋漓的生命里，在那个生命的苦难中，我忘了自己的烦恼……就这样，经过十一个月的净化，书译好了，译者也度过了难关。梵·高疯了，自杀了，译者却得救了。”

    ⑤多年后，余光中更深入地道出翻译《梵·高传》的意义：“我不仅在译一本书，也在学习现代绘画，更重要的是在认识一个伟大的心灵，并且借此考验自己能否在他的感召之下，坚持不懈，完成这长期的苦工。”

    ⑥余光中翻译的《梵·高传》震撼了许多敏感而年轻的心灵。1957年3月，在台湾《大华晚报》连载后，《梵·高传》分上下两册正式出版，先有重光版，后有大地版，一印再印，总印数逾三万。梵·高不仅拯救了余光中，也为余光中赢得了许多朋友。比如陈锦芳，14岁就读了他翻译的《梵·高传》；林怀民更早，12岁就读了；作家三毛殁后，家人以她生前最喜爱的三本书陪葬，其中一本便是余光中译的《梵·高传》。

    ⑦余光中说，梵·高强烈的宗教情操以及色彩感教会了他很多东西。梵·高的生活经历与悲悯情怀使他自然而然地将艺术的重心从美女贵妇移向“中下层阶级”，使他能把“原本平凡的人物画得具有灵性和光辉，更重要的是，具有尊严”。从创作之初的《扬子江船走曲》到后期的《一枚铜币》，余光中也一直在诗作中表现出对平头百姓由衷的关爱和认同。

    ⑧余光中喜爱梵·高早期的以《食薯者》为代表的写实之作，认为它们“阴沉之中有温暖，黯淡之中有光芒，苦涩之中有一种令人安慰的甜味”，“另具一种坚实苦拙之美，接近原始而单纯的生命，十分耐看”。余光中也推崇梵·高后期那些饶富象征意味的画作，赞颂梵·高能“从写实的局限里跃升入象征与表现”。余光中半世纪的创作历程，同样是不拘一格，不安于小成，力求超越前人、时人和自我。梵·高绘画的色调，成就了余光中诗和散文“蟠蜿淋漓”“沛然运转”“笔挟风雨一气呵成”的节奏感与奇异光辉的美感。

    ⑨20世纪80年代，他在散文中吐露心声：退休后，要“做一个退隐的译者，把格瑞克、劳特雷克、特纳等画家的传记一一译出”。

    ⑩这也是他近来的一个想法，他最大的希望是台面的生活少一点，在书房里的写作多一点，有空多翻译一点。他说：“王尔德的喜剧我已经翻译了三本，还有一本我希望能翻译。还有一些画家的传记，我希望能翻译两三本。”

侠者黄大年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黄大年，就是这样一位侠者。

（一）

    一般侠者，顶多“江湖”上流传着他的传说，而“黄大侠”却在太平洋上威名远扬。

    话说2009年，恰逢某国航母舰队耀武扬威正在太平洋演习。听说黄大年回到中国，这个舰队自动后退100海里。此事，外媒有报，新华社有转，惊动中外。航母舰队何以后退？盖因黄大年身怀绝技使然。

    他是国际知名地球物理学家、战略科学家，擅长“给地球做CT”。他回国前研发的高科技整装技术装备，能在快速移动条件下探测地下和水下隐伏目标，广泛应用于油气和矿产资源勘探，尤其潜艇攻防和穿透侦查等军民两用技术领域。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的航空重力梯度仪系统，能精确探测位于国界和交战区地下隧道以及隐藏在民用建筑物地下的军事设施。他曾在某国军队的“潜艇”和“飞机”上做过试验，搞过技术攻关。

这样的高手，自然让人联想到“一个人顶几个师”的钱学森。而李四光、钱学森、邓稼先那一代“前辈高手”，恰是黄大年自小的偶像，他曾在自己的朋友圈用邓稼先的例子发出过“黄大年之问”——“看到他，你会知道怎样才能一生无悔，什么才能称之为中国脊梁。当你面临同样选择时，你是否会像他那样，义无反顾？”

（二）

    1982年，黄大年从长春地质学院大学毕业，题赠友人以照片，上书9字：“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感叹号落笔之际，侠气跃然纸上。

    1993年初冬，他奔赴英伦深造，启程前回望同学，大声说：“等着我，我一定会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带回来。”

2009年，他51岁，正是科学家的黄金年龄，绝学练成，声播宇内，却选择归来，成为东北地区引进的第一位“千人计划”专家。

    一边是洋房名望，英伦风景，剑桥流水；一边是祖国召唤，从头开始，道远任重。

    选择面前，黄大年义无反顾。他最短时间辞职、售卖别墅、办回国手续。

    “他肯定会回来。”熟悉他的亲友，无不如是说。

    “多数人选择落叶归根，但是高端科技人才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更能发挥价值。”他说，“现在正是国家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这批人应该带着经验、技术、想法和追求回来。”

（三）

    黄大年是一个“被仰望、被追赶的传奇人物”。

    作为侠者，与高手过招，他从未败过。他在英国剑桥ARKeX地球物理公司任研发部主任时，手下管着300号“高配”人马，包括他国院士。大家服他。在英国，他带领团队实现了“在海洋和陆地复杂环境下通过快速移动方式实施对地穿透式精确探测的技术突破”。回国不久，他出任“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项目第九分项的首席专家，这是国内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深探项目。

    作为侠者，他志存高远，不愿做花匠。英国的生活很好。但在他看来，“在这里，我就是个花匠，过得再舒服，也不是主人。国家在召唤，我应该回去！”“作为一个中国人，国外的事业再成功，也代表不了祖国的强大。只有在祖国把同样的事做成了，才是最大的满足。”他回国后，国家“巡天探地潜海”得以填补多项空白。因为他，中国深部探测能力已达国际一流水平，局部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作为侠者，他拼命“疯魔”，将生死看淡。他说，“中国要由大国变成强国，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他身体不好，常年大把吞速效救心丸，却说“我是活一天赚一天，哪天倒下，就地掩埋。”去年底，他晕倒在万米高空，被送医院，人未醒，双手却紧抱电脑，掰不开。醒后第一句话是：“我要是不行了，请把我的电脑交给国家，里面的研究资料很重要……”

    作为侠者，他不图名利，却名动朝野。有一项地球勘探项目缺领军人物，但这个上亿元项目却一分钱也分不到他头上，他二话不说，披挂上阵。学校屡次催他抓紧申报院士，他说，“先把事情做好，名头不重要”。

    “大年是我见过的最纯粹、最赤胆忠心的科学家！”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说。

“千人计划”联谊会，大家公选黄大年任副会长。

    高风懿行，自成楷式。

（节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07月21日）

梁思礼，爱国的梁家驯火者

董海旺

    2016年4月14日，我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梁思礼与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有人曾问梁思礼：“您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他回答：“爱国！”“父亲生前曾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这句话支撑了梁思礼一生的追求。

    幼年的梁思礼确实讨人喜欢。每次觉察到父亲要抽烟，他就主动把烟连同烟嘴、火柴、烟灰缸一同递到父亲跟前，引得梁启超非常高兴，以至于父亲只要两三天见不到就心头痒痒。然而，父亲并没有陪伴梁思礼太久，在他5岁时离开人世。“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几个哥哥姐姐都受过父亲言传身教，国学功底数我最弱，但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爱国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使我一生受益。”梁思礼曾回忆道。

    赴美留学前，梁思礼几乎都在天津。1941年中学毕业后，他便随三姐梁思懿前往美国留学。在嘉尔顿学院学习两年后，梁思礼放弃了嘉尔顿的奖学金，改领每月微薄的盟国津贴，转入以“工程师摇篮”著称的普渡大学，改学电机工程。因为那时的他一直想走工业救国之路。1945年，梁思礼从电机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梁思礼来到辛辛那提大学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并在那儿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1949年9月，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梁思礼动员留美学生回国，同时自己也以身作则带头回国。1956年10月，中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梁思礼被任命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风华正茂的梁思礼，奔跑在梦想与火箭齐飞的路上。但很快，1962年的东风二号导弹发射试验，令踌躇满志的梁思礼尝到了失败的痛切。这枚导弹发射后不久，便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落在距发射点300米的地方。

    望着炸出来的大坑，在场的航天人泣不成声：“我们真的不成吗？”梁思礼却一言不发。后来回忆起这一幕时，他说：“我从来不觉得会不行，得收摊了。在我的想象里，就应该做下去，必须做下去，做不下去也要做下去。”

    梁思礼的驯火史更是一本失败者之书。他生命中的67年都奉献给了航天事业。虽然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但对于一位驯火者来说，失败比成功“贵”得多。正因为历经无数次失败，梁思礼才开创了航天可靠性工程学。后来，他参与了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研制工作，并创造了1 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也正因为尝过无数次失败，他主持发射的洲际导弹能够横跨南北半球，穿越6个时区，向着预定海域飞去。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每个航天史上的“首次”，经过失败的孕育，都像是梁思礼的孩子。

    航天这一行，梁思礼一做就是67年。好在，他天生就会找乐子。1974年，50岁的梁思礼被下放到河南正阳“五七”干校劳动，干校分配他当“猪倌”。人们都说，搞导弹的知识分子被派去养猪，真是浪费人才。可梁思礼却分外感谢组织的照顾：逃离“文革”这块是非之地，精神上无比轻松自在。每天，梁思礼戴好套袖，穿上围裙，打猪草、拌猪食、清猪圈，干得高高兴兴。看着自己喂养的肥头大耳的八戒军团，梁思礼满心自豪，还与它们合影留念。

    他的生活永远都是可爱的，极有价值的。即便是住院期间，梁思礼一见到家人，就迫不及待地问：“快给我讲讲，最近又发生了什么大事？”他做起什么，都别有一番意趣。自去年住院以来，他的房间里重复播放着旋律欢快的《施特劳斯圆舞曲》《天鹅湖》等曲子。有时不小心被人替换成慢板、行板，梁思礼会立即要求“换回刚才的圆舞曲”。旋律响起，躺在床上的梁思礼双手打起拍子。女儿梁旋见他的脚部在动，便合着音乐节拍帮他活动脚部。她乐感不好，梁思礼便笑着指挥道：“快了，哎，慢了。”只是，音乐还是没能留住这位老人。梁老走了，带着他熟悉的旋律，带着亲朋对他的敬意与眷恋。

    与那个年代中国所有驯火者一样，梁思礼所在之处是历史耀眼处的暗面。近处，找不见他的名字，设计图纸上没有，光荣榜上也没有，他是戈壁滩上被尘土风沙遮掩的背影，他的名字被封印在打着绝密标签的文件袋里。远处，他的名字却越发清晰，一笔一笔镌刻在历史坐标轴上，留在时代的注脚里。“爱国，不需要理由。”梁思礼总是这样说。大师风骨，就是一部活的教科书。

（节选自《人物周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