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让我更强大

赵建

    ①有经济学家做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危机之于企业就如同疾病之于人生，是无法避免的。有的企业会在“疾病”的冲击下轰然倒塌，而有的企业则会经过“救治”而完好如初，甚至更加强大，毫无疑问，马云领导的阿里巴巴正属于后者。

    ②众所周知，中国互联网曾经历过一次最严重的危机。在那一次危机中，绝大多数网络企业都曾受到冲击，资金快花完了，投资也没了，更找不到所谓的赢利模式，很多网站都因此而倒闭，可就在这么危急的时刻，马云及其团队没有放弃，作为一个企业家，他显示了极强的化解危机的能力。

    ③面对互联网的寒冬，马云当机立断，宣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撤站裁员，启动了后来被马云称作“回到中国”的战略收缩。这次撤站裁员进行得可谓惨烈至极，但也暂时化解了阿里巴巴的寒冬危机，为其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但随之而更令人担心的是，这次撤站裁员使阿里巴巴员工士气大落，公司会不会就此走向衰落？这成了许多员工的心病。

    ④就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候，在首席运行官关明生的协助下，马云在阿里巴巴内部掀起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运动 ”，做了三件大事：“延安整风运动”——给员工灌输价值观，“建立抗日军政大学”——培训员工，“南泥湾开荒”——提高销售人员能力。

    ⑤此外，为了保持企业价值观的延续性，马云还特意在阿里巴巴内部推行师徒制，新进职员都会得到指定师傅的帮助。师傅通过言传身教，让这些“毛头兵”迅速地成长成熟。

    ⑥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这一系列的危机公关，使阿里巴巴员工的士气得到了迅速回升，上下一致，士气高昂，共渡难关，终于有惊无险地度过了那个“寒冷的冬天”。而2003年那一场让举国上下陷入恐慌的“非典”危机，则再一次彰显了马云化解并利用危机的超强能力。

    ⑦当时，阿里巴巴一位外出广州公干的员工在回到杭州后，被确诊为“非典”患者，而阿里巴巴本部也迅速被杭州市政府列为重点防范对象。消息传开后，本部大楼里的员工纷纷外逃回家。到了第二天，公司的办公区域被完全封锁，员工也都被隔离在家。阿里巴巴随时面临瘫痪的危险。

    ⑧就是在这样的四面楚歌中，马云不仅没有被“非典”所带来的毁灭性打击所击倒，反而化危机为转机，在危机中抓住了大商机，在危机中实现了大飞跃。他先亲自给员工们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道歉信，以示安慰和鼓励，激起了员工的斗志；再改集中办公为分散办公：员工们在各自家中工作，公司领导则在网上遥控，实行网上指挥，网上管理。另外，他还利用人们由于传统的销售渠道封闭而将视线转移到互联网的时机，大力推行电子商务，试验网上生存网上交易，同时为客户化解了危机，一举把互联网产业从冬天带到了春天。

    ⑨企业家如何生存和取得成功，这其中存在多种因素。眼光、境界、智慧、谋略都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是，有时候，意志、韧劲、抗挫折能力、化解利用危机的意识，才是最重要的。

    ⑩关于如何在危机中坚持下来，马云这样说道：“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是绝大多数人死在了明天晚上，只有真正的英雄才能见到后天的太阳。”

清音入杳冥

刘蓓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孙犁不仅以自己的艺术成就独树一帜，其人生态度与处世方式也耐人寻味。

    孙犁的创作始于抗战时期，却全无“战斗”气息，曾有人称他为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汪曾祺说，孙犁抗战时写小说，不像别人不是摸岗哨就是端炮楼；也不能说仅仅“反映抗日”，他写的是“人”。特别是在战时的年轻女性身上，孙犁深刻地感受到了“人类原始的多种美德”。他在《荷花淀》、《芦苇荡》等作品中所刻画的乡间女性人物，为读者所喜爱。正是这一时期，孙犁在创作上如鱼得水，其作品笼罩着一层清新、纯净、柔美的抒情色彩，与其他作家笔下战争生活的野蛮和残酷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其小说以散文化的叙事结构、诗性化的叙述语言、简洁传神的白描手法创造出别具特色的“诗意现实主义小说”。贾平凹说，当代作家中，对他产生极大影响的，一个是沈从文，一个就是孙犁。

    解放后，孙犁进入大城市天津，从事编辑工作与业余创作。奇怪的是，此时的孙犁却陷入了莫可名状的苦恼。在和平年代，敏感的孙犁，痛切地感到了人际关系的冷漠。更令孙犁不安的是，在全国解放后文艺界文艺批判浪潮中，孙犁那些原来曾经得到好评的作品遭到批判。面对批评，孙犁缄默不语，仍继续着自己的创作，坚守着自己的创作风格。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就是孙犁在遭到批判之后创作的。

    从50年代到“文革”结束，孙犁既未有过什么政治野心，也不齿于投机钴营、丧失人格之举。对外界的赞誉推崇，他总是低调应对，甚至对公认的“荷花淀”文学流派之说法也一再推辞、淡化。尽管如此，烦恼和痛苦却从未如愿地离他远去。当时由于不堪精神与肉体的凌辱，许多文艺工作者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孙犁也曾几度试图走同样的路，又终因对未来尚存希望而作罢。面对精神高压与肉体摧残，孙犁没有什么豪言壮举，努力保持一个文人应有的气节。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里，有人干起了卖友求荣的勾当，孙犁也不止一次受昔日友人的加害，而他却从未为了保全自己而落井下石。他坚信文章可泯，道义不泯。

    孙犁尊崇鲁迅的为人与为文之道，认为文学艺术的目的，不仅是愉悦读者、陶冶性情，还要改善和加强人类的道德观念；主张作家要以弘扬和捍卫真善美为己任，要重视文学的道德力量和社会意义。对过去半个多世纪的人生体验，孙犁用“残破”二字来概括：战争中，他目睹了山河村落的残破，而和平年代的“文革”，又造成了文化的残破，道德的残破，精神家园的残破……这一切，都在不断粉碎着孙犁心中构建的那座笼罩着“美”的云雾的海市蜃楼。这一切，也使孙犁从对真善美的纯情歌颂，日渐转向对邪恶的冷静审视和深刻反思。在孙犁晚年的文字中，其平实、沉郁、冷唆与青年时代的婉约、柔美、抒情形成了鲜明对照。

    令孙犁痛心疾首的是，新时期的文学界在重现繁荣的同时，也出现了沽名钓誉、惟利是图之类的丑恶现象。素有“洁癖”的他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平时在生活中息事宁人的孙犁，谈起现实和文坛的弊病以及文学创作的具体问题时，却直率尖锐，“写起来比谁都胆大”。他厉言抨击商品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种种污浊现象，提倡重新找回文学的纯洁和纯粹，号召作家应该说些真诚的话，重新找回被丢掉的现实主义。

    对于艺术创作，孙犁内心里一直汹涌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日常生活中，却常取避世态度。他对于友谊、爱情、婚姻、家庭的问题，始终不愿投入过多的精力和热情。他特别喜好“清净”、独处。他厌恶别人扰乱自己的安静生活，甚至久别的老友来访，也不愿留其住宿；连亲生儿女的探望，有时也会令他心烦意乱。他最为知己的朋友，都是在战争年代建立友谊的谅友、直友，且多以书信的方式交流。他有意躲避显贵之人，也不轻易加惠于失意者。君子之交，淡如清水，以求两无伤损。

    从1995年底开始，孙犁决然停止了写作，也不再读书看报，不再谈论文学方面的事情，不再接待客人，从清贫寂寞淡泊地生活发展到采取弃世绝尘的极端举动。在一个缤纷喧闹的世界里，晚年的孙犁，主动选择了孤独。他是在孤独中坚守着一片心灵的净土。这样的选择，这样的一位作家，实在是为中国文坛增添了一道岁月抹不去的亮色。

钱起诗曰：“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这，不失为孙犁人生的点题之句。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作为文学晚辈，我和我的一些作家朋友在年轻时都受到过孙犁先生的恩泽。那时候，孙犁先生在《天津日报》编《文艺周刊》，他关注着青年作家的成长，给予了许多作者热情的鼓励和及时的引导。

（摘选自《吉林工人报》《铁凝：孙犁是一位提着灯的宽厚长者》）

②要想使我们的作品有艺术性，就是说真正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必须保持一种单纯的心，所谓“赤子之心”。有这种心就是诗人，把这种心丢了，就是妄人，说谎话的人。保持这种心地，可以听到天籁地籁的声音。

（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

③“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出自钱起诗歌《省试湘灵鼓瑟》，原意是：瑟声哀婉悲菩，它能使坚硬的金石为之凄楚；瑟声清亢响亮，它可以响遏行云，传到那穷高极远的苍穹中去。

白桦：文学是我的生命

舒 心

    白桦，1930年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文学成为他寻找人生道路的火炬﹣﹣“我最初接触的是坊间的线装书，其中有经典，也有史籍。我既希望文学照亮自己，也希望文学照亮别人。”

    1942年至1945年，白桦离开家乡去潢川就读初中，晚上在姐姐家的织布作坊帮忙织布。作坊里什么人都有，白桦目睹难民们所受的苦难，创作了第一首诗歌《织工》，发表在《豫南日报》。那一年，白桦15岁。他热心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激愤的文字和尖锐的言谈，引起了特务的注意与跟踪。1947年，白桦逃离国统 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白桦参军后，写一些报道，把战斗故事刻印成画，发给下面的连队；但宣传用的快板，离文学还是比较远。

新中国成立初期，白桦随军驻守云南边境；1952年，任昆明军区创作组组长，在部队开始了诗歌和小说创作。

1953年，白桦的短篇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被改编成电影剧本。第二年，白桦的《无铃的马帮》又被拍成电影《神秘的旅伴》。王晓棠饰演女一号，由此而一举成名。

    1953年5月，白桦和胡风初次相识。两年后，他曾约另一位朋友一起去看望过胡风，为此，在后来的“肃反运动”中，他解释了几十次都没法交代清楚。

    1955年，白桦成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的创作员。其间先后出版了《边疆声音》等小说集，《金沙江的怀念》等抒情诗集，成为20世纪50年代前期知名的部队作家之一。

    1957年，27岁的白桦被划为“右派”，打入另册，当过好几年钳工。在“文革”中他的作品还一律作为毒草加以批判斗争。

    “挫折使我发誓放弃文学，甚至把所有的笔记、日记全部毁掉，扔掉所有的笔。”白桦说。但是，“文革”结束的第二天，白桦只用一周时间就写出话剧《曙光》。

    1980年底，根据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摄制成的《太阳和人》，又引起一场全国性的大震荡。故事讲述黄永玉等一大批劫后余生的中国艺术家，经历了各种生活的折磨，但对祖国的爱始终不渝，表达了对祖国的爱，是苦苦的爱恋。

    1981年，对于白桦来说，是沉重的一年，举国上下卷入这场沸沸扬扬的批《苦恋》的事件。“《苦恋》有自己经历种种波折后悲凉的情绪。今天回想起来，这场批判是一场观念的较量，是‘文革’后最为激烈的一次，它检验了很多人的观念和勇气。”白桦说。

    1982年，白桦写了一部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作品因其以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吴越争霸历史，引起了巨大思考和争议。33年后，这部作品得以重排，作为自己的导演处女作，89岁的蓝天野终于看到了作品重新上演。

    数十年来，白桦的家庭由于他的缘故屡遭不幸。1984年他的儿子曾劝他改变生活方式。白桦复信说：“我不能，因为文学是我的生命。一个有生命的人怎么能不重视自己生命的意义呢！……”

2009年，长诗《从秋瑾到林昭》的发表是白桦看重的事情，因为这首诗他花费了十年的心血。在云南玉溪开颁奖会时，白桦激动地流泪说：“流了八十年的眼泪，泉水依然涌动，这八十年的泪水，把我这双眼睛洗涤得像儿童那样明亮。”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

    世人一提起先生，第一反应多是“译界泰斗”“复旦教授”，但陆谷孙引以为豪的却是“父亲 的儿子”。正是父亲陆达成带领幼小的陆谷孙迈进法国文学的殿堂，陆谷孙幼时习字，父亲认为字若歪斜，必定是心有邪念，实是在其练书法的同时灌输正直豁达的人生态度。父亲在生活上的作风也深刻地影响着陆谷孙，先生始终谨记父亲“小富可，大富不敢”的教诲，一生清贫，不图虚名，自得其乐地过着知识分子的“草根生活”。

    1965年，陆谷孙从复旦大学外文系硕士毕业并留校，在紧接着的“文革”浪潮中，他被打成“逍遥派”。生性乐观的陆谷孙后来回忆说，自己不会闹革命，被划到该派别后就是看书。“托‘四人帮’的福”，陆谷孙读了不少的外文书籍和文章。1970年他被分配进入由工宣队领导的《新英汉词典》编写组。那个年代，编写词典也必须纳入既定的“革命”流程。这样的硬性要求使得陆谷孙内心挣扎，为了保留心中的学术底线，陆谷孙设法把实用生动的英文条目塞入“红色语录”的庞大队伍中。后来，《新英汉词典》累计共售出1000万册以上，堪称中国辞书史上的销售奇迹。

    1976年，周恩来总理决定亲自筹划《英汉大词典》的编纂，陆谷孙再次被调配进入新的编写小组。后来小组内很多人奔向了条件更为优越的地方，编写组不断萎缩，资金匮乏，工作难以为继。陆谷孙憋着一口气，主动揽下主编的活儿，并立下铿锵誓言：词典编完之前不出国、不写书、不兼课。直至1991年，长途跋涉了15年的《英汉大词典》终于出版，该词典收录词条达20万，俨然一部英汉百科全书。后来此书成为联合国的必用工具书之一，享誉国内外。

    陆谷孙一生痴迷莎士比亚，常喜欢引用他的一句名言：凡是过去，皆为序章。直至其已过花甲之年，仍不愿停歇。2001年，本该颐养天年的陆谷孙再一次决定出面主持《英汉大词典》的修订工作。而早在20世纪90年代，陆谷孙便萌生编汉英词典的想法，直至2015年8月，这本耗去陆谷孙15年光阴和心力的《中华汉英大词典》终于出版，陆谷孙也完成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项事业。陆谷孙在词典编纂的路上一走就是30多年，两本词典几近倾注了他所有的青春年华，但他从未后悔，从未抱怨。支撑他一路走下来的并不是聚光灯下的闪亮光环，而是作为一名文化人，自觉背负中英文化沟通使命的责任感和对祖国深沉的爱。

    世人给陆谷孙送去鲜花和掌声，但他不需要，只想和宁静为伴。他对《英汉大词典》的频频获奖感到惭愧：“凭一本书到处揽奖，只能说明学术浅薄。”除了编纂词典外，陆谷孙还是另一领域的匠人：教书。除了因身体原因无法上课，陆谷孙从不愿欠学术一堂课，严寒酷暑，始终如一，他讲课幽默风趣，常使学生哄堂大笑，陆谷孙生活简朴，但对于学生，却是无条件的慷慨。有学生生病住院，他二话不说就拿出1000元送到系里……除了上课，陆谷孙几乎不愿走出自己的“洞穴”——这是他对自己简陋而陈旧的住所的戏称，只想安静低待在家里做学问，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某位编辑就给陆谷孙取了个“老神仙”的外号。

(摘编自林金堂《陆谷称：凡是过去•皆为序章》)

相关连接：①“我是真心不希望抛头露面，我希望躲在我的‘洞’里，你们也不烦我，我也不烦你们。Leave me alone(让我一个人待着)是我的哲学。”陆老在2012年的一次讲座上这样述说自己的人生哲学，他在精神上王国里享受着孤独，并将之化作灵感的催化剂。(曹刚、刘建芳《陆谷孙：低调的“老神仙”》)

达尔文的拖延

斯蒂芬·杰·古尔德

    没有什么事比一些名人长期而难以解释的停滞行为更能引发人们猜测的了。罗西尼因《威廉·退尔》而达到他歌剧创作的辉煌巅峰，可是此后的30年他几乎什么也没写。多罗西·塞耶斯在名望达到顶点时却背弃了彼得·温姆西勋爵，转向笃信上帝。查尔斯·达尔文在1838年就得出了全新的进化理论，却直到21年后才发表他的观点。

    通过历时五年乘坐贝格尔号与自然的接触，达尔文对物种固定不变的信念发生了动摇。1837年7月，他航海回来后不久，便开始记第一本关于“递变”的笔记。这时的达尔文已经确信进化的发生，他正在寻找一种理论来解释进化的机制。经过最初的猜想和少数不成功的假说，他逐渐建立了他的中心观念。达尔文在自传中写道：“1838年10月，我为了消遣，偶尔翻阅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当时我根据长期对动植物习性的观察，已经可以正确认识生存斗争。我马上联想到，在这种情况下，有利的变异会趋向于保存下来，而不利的变异将被淘汰，这一结果将导致新物种的形成。”

    达尔文早就认识到动物驯养者所做的人工选择的重要性。但是直到马尔萨斯的斗争与拥挤的观点凝练他的思想之后，他才确定自然选择是进化的动因。达尔文知道得出的是什么理论，我们不能将他的拖延归因于他没有认识到自己所取得的成就的重要性。到1844年，他写出了他的理论的基本纲要，他还向妻子作了认真的交代，假如他生前不能完成他的主要著作，希望她发表这些手稿。

    他为什么等了21年才发表自己的理论？我们可能会把过去正常的时期错误地看作漫长的阶段，然而21年仍然是一个人正常事业的一半时间，纵然按照生活悠哉游哉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标准来看，那也是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通常的科学传记是有关伟大思想家的明显错误信息的根源。这类传记往往将伟大的思想家描绘成简单、理性的机器，是凭着不懈的努力，不受任何其他事情的影响，严格按照客观材料寻觅真理的人。因此，对于达尔文等了21年的通常解释就是他的工作没有完成。他满意自己的理论，但觉得尚显单薄。他的理论只有等到汇集大量的支持材料才能发表，这需要时间。

    导致达尔文推迟发表的原因非常复杂，不能作简单的解释，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恐惧的负面作用与增加材料的正面需要至少同样重要。然而，达尔文恐惧什么呢？他得出进化论的观点时才29岁，那时他在专业上还没有地位，不可能通过宣扬他所不能证明的一种异端学说来危及自己有前途的事业。

    然而他的异端学说是什么呢？信奉进化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答案，但这还不是问题的主要部分。达尔文早年有关“递变”的笔记中可能含有问题的答案，这些笔记中包含了他所赞同但却害怕发表的一些观点，即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这远比进化本身更要异端，没有哪种观点比认为心灵只不过是大脑的产物，更能动摇西方思想中最深刻的传统了。

    达尔文确实进行了一场温和的革命。不仅在于他这么久地拖延了自己的工作，还在于他故意避开公众对他理论中哲学含义的注意。他在1880年写道：“我认为直接反对基督教和有神论，对公众不会有什幺影响；而伴随科学的进步逐渐启迪人类的理解力，会更好地促进思想的自由。因此我一直不写有关宗教的文章，而且我本人的工作仅仅局限于科学之内。”

    然而他的工作内涵与传统的西方思想确是极大的断裂，我们很难将其纳入这种传统中。例如阿瑟·柯依斯勒之所以反对达尔文，也是基于不愿接受达尔文的唯物论，而且他还热衷于认为生命物质中含有特殊性。我承认对此我不太明白。疑惑和知识都应该坚持。我们难道因为自然中的和谐不是设计的就会降低对自然美的赞赏吗？难道因为有数百亿神经元在我们的颅骨里，我们心灵的潜力就激发不了敬吗？（摘编自《自达尔文以来》）

谢显琳先生

钱永兴

    十八连山原名雨汪，位于滇黔两省三县（富源、罗平、兴义）的结合部。十八连山山连山，过了一山又一山。130年前，曲靖一中的创始人、云南著名的教育家谢显琳先生就诞生于十八连山镇纸厂村委会下慕乐村。

    谢显琳生于书香门第，字琅书，号困学，少年时读私塾，1903年考入云南曲靖府中学堂，1906年以优良成绩选送云南省立优级师范。1909年毕业于博物学系，因德才超群，留任该校附中教员。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云南百废待兴。都督蔡锷认为建设需才，决定在曲靖成立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1月，教育司司长周钟岳慧眼独具，委任谢显琳出任三师校长。这一年，谢显琳还只是一介26岁的书生，而周钟岳也只有36岁，其63岁时官至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

    谢显琳校长一面在省会中学上课，一面开始选址规划，积极筹备三师。选定校址于寥廓山下、潇湘河畔，位于东门街的清代迤东道台衙门。旧道署约40余亩，有平房50间，楼房10余栋，但年久失修。谢显琳身负重任，不畏艰难，“披荆斩棘，倾者扶之，腐者易之，缺者补之，位置不当者移之”，仅仅四个月，便完成筹建。1913年3月22日，举行了三师落成仪式，这一天也就是曲靖一中的校庆日。

    从1913年到1958年，从26岁到71岁，先生担任校长长达45年，可能是空前绝后。他一生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兢兢业业，桃李颇丰。20世纪40年代，云南省政府曾先后两次为他题赠“诲人不倦”和“乐育英才”的匾额，并当选为国大代表，被公认为云南省著名的教育家。1943年，建校30周年之际，国民政府教育部为其颁发“一等服务”奖状，并在校园建纪念标，上面镌刻着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为谢显琳先生亲笔书写的碑文及签名落款。后每届毕业班都要在纪念标前毕业像，纪念标已成为学校的荣誉和象征。只可惜在“文革”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时，被学生摧毁。

    谢显琳一生廉洁奉公，从未取过非分之物，正如先生《任职本校三十周年感言》所云“余之生活犹然一学生生活也，大布可衣，藜藿可饱，一切嗜好未敢妄沾”。先生任校长45年，校内校外无房，几十年租住民房，其中就曾在西门街32号租住十年。曲靖一中百年校庆时，其女婿浦思富教授于西安撰文《忆谢显琳先生》，“到辞世时，住房不足10平方米，且又黑又小，先生一生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在纪念谢显琳诞辰一百周年时，其长子谢树忠撰联曰：“为教育事业献身，几经沧海桑田，历经艰难险阻，志坚如磐留典范；与淡泊生活为伴，常是布衣蔬食，鄙弃富贵荣华，心洁如玉有今名。”

    曾有记载，抗日战争胜利后，云南省主席李宗黄欲请先生出任家乡平彝（今富源）县长，数次相劝，他却婉言拒绝，对此事他说“身世浮沉易，中流砥柱难。宁为糊口事，不做折腰官”。我曾经在富源文庙参观时，见到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山礼堂墙上“高明光大”四个金色大字，下有“邑人谢显琳题”的字样。“高明光大”，正是先生的真实写照。

    谢显琳先生还有一大功绩鲜为人知，那就是保护爨宝子碑。爨宝子碑独步南境，卓尔不群，国务院于1961年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曲靖一中的“镇校之宝”。说到保护，人们自然会想到清代咸丰年间曲靖知府邓尔恒和民国时期寒士张士元，其实谢显琳也功不可没。1937年，在云南“京滇公路”竣工的时候，国民政府派出“京滇公路周览团”的周钟岳得知消息，十分重视，出面协调，落实资金，并委托自己的得意门生谢显林，在校园内兴建“爨碑亭”，收藏保护。周钟岳对《爨宝子碑》推崇备至，写下了“南碑瑰宝”四个大字，现仍悬挂于爨园大门上，熠熠生辉。当然周钟岳题字最著名的，还要数南京的“总统府”。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交给人民政府一所完好无损的中学，年过花甲的谢显琳继续为新中国培养建设人才。1958年，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蒙受冤屈，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身处逆境，仍忍辱负重，继续担任教学工作，直到1963年完全退休。先生1968年3月病逝，享年81岁，葬于寥廓山，未树碑立传。

    曲靖一中九十周年校庆时，校友杨启云在《云南日报》写诗《赋得修竹献谢显琳校长》，“直节高标三两丛，一生淡泊度清风。谁云修竹千竿少？不见杜鹃满山红！”如今，曲靖教育根深叶茂，曲靖一中春色满园，先生作为开拓者、耕耘者，可以含笑九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