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明：让世界无奈于我

沈青黎

    陈道明一直被视为演员中的“异数”——在这个媒体热衷于制造话题的年代，他鲜有话题，也不迎合他人制造话题；而作为国内身价最高的男演员，他时常以演艺圈边缘人的姿态自居，对自己的身份若即若离。而究其原因，是因为“演员”这个身份是命运强加给他的，他一直“很被动，总是被推着往前走”，也正因为如此，他不像许多同行那样执着于自己的身份，始终怀有“出离心”，懂得用内省的方式看自己。

    陈道明有着公认的好演技，却经常以戏子自居，他珍惜上天赐予自己的安身立命方式，拍戏时迟到早退、不做功课、现场摆谱等情况从来不会出现在他身上。

    陈道明是从慢时代里走过来的，沉默冷峻如他，他常常会在接受采访时情不自禁地提及早年的拍戏经历：那时候，一部小电影拍上四五个月，是常有的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演员变成了一个高负荷高回报的职业，拍戏也变成了一件非常浮躁的事。很多剧组一开工，大家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提高效率，演员们也越来越关心合约完成后有多少钱打入自己的账号。起初他屡屡强调：我是文艺圈的人，不是娱乐圈的人，但旧时的文艺圈逐渐分崩离析，让他无所依凭，内心的纠葛也越来越多，面对这种冲突，陈道明只好选择了精神上的遁世：他不再看电视，也不读报不看小说，而是寄情于书画和钢琴，并努力钻研古籍，将自己修炼成了最具文化修养的艺人。

    1990年拍完《围城》之后，陈道明一直保持着一部戏歇两年的节奏，不想演的片子，给再高的价钱他也不演，但一旦接下一部，就会踏踏实实待到杀青，相比那些四处赶工的年轻演员，他反倒成了全剧组最清闲的人。他拍戏还有个癖好，那就是不带工作椅，有时一站就是一天。看到这么大牌的艺术家都站着，整个剧组只好全体陪站，陈道明也因此落下了“难搞”、“不好合作”的名声，但他对此不以为意，只是淡淡地解释说：“我并非不好合作，只是觉得你首先要尊重职业，这个职业才会尊重你。我无奈于这个世界，只好让这个世界也无奈于我。”

    陈道明的名字取自《道德经》，暗合“道常无名”之意，但陈道明认为自己不算个得道之人，“按照老子的境界，得道的人身上应该有一种包容万物的平和，无为而无不为，而我还残存一些金刚怒目之气，对于大多数事情我可以避开、忍让，但是对于我参与的事，我就得把自己认为不对的那部分都统一好。”

    陈道明在许多事情上特别有原则，比如他要拍戏，那么从进入剧组到拍摄结束前，他会一直穿着戏服，在他看来，每件衣服都应该有自己的神韵，必须要想个办法，让没有感情的戏服“附着”在自己身上，变成自己的一部分。《楚汉传奇》拍了六个月，陈道明就把里面的几套戏服穿了六个月，拍完戏回家，他依然穿着刘邦的衫裤，期间从未穿过别的衣服。拍完戏把衫子一脱，他才变回了他自己。

    圈内的人都知道，陈道明演戏对片酬并不计较，但假如对方开出的片酬过高，他反倒要再三斟酌，更加留心剧本的质量。因为“如果本子质量太差，制作成本也低，你给我这么多钱，那其他演员会请些什么人？这戏的质量能好到哪里去？如果剧本足够好，对方开出的价码又很高，我会跟他们谈，不要给我那么多钱，你们把钱拿去多请些好演员，大家齐心协力做一个好戏，至于我没那么重要。”

    只要剧本合适，时间和心情配合，陈道明接戏并非不爽快，至于后期的宣传，他乐意配合，但绝不迎合。有人说他太傲，他也照单全收，认为“傲不是一件容易事，谦虚倒是容易——只要弯下腰就行了，傲却要挺直腰板，总得有什么撑住腰吧……”

    陈道明常说自己是个对人生的设计感差也不想有设计的人，而节制和疏离是他与世界交流的方式。至于这种交流带来的副产品，比如褒贬，比如毁誉，他都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别人怎么看怎么说都可以，就像天冷里就加件衣服，暖了就脱一件，这么多年我早已经适应了，容易受刺激的是那些没有准备的人。”

（选自《读者》，有删改）

与父亲汤一介相处的点滴

汤双

    在父亲的大多数同事和学生眼里，他可能是个比较严肃的人。但在我眼里，他其实是个颇有些浪漫情怀的人，也是一个崇尚自由、平等的人。在我们这个家里完全没有“父父子子”那一套，他也没有多少“权威”。多年以来，我姐姐和我与父母之间一直是没大没小的，“人人平等”在家庭内部基本上得到了实现。如今父亲已逝，许多埋藏在记忆深处的大大小小的往事反而异常清晰地在脑海里显现出来……

    打桥牌是我们全家住在中关园280号时（“文革”期间）的重要活动。刚开始我的水平最低，是父亲和我搭档与母亲和姐姐对阵。之后技术见长，就成了姐姐和我与父母对阵。再后来，父母一方基本上是屡战屡败，不过他们不以为意，每次都还在记分本上由父亲与姐姐代表双方签字，以防日后有人“不认账”。那段时期，家里没什么钱，市场上也买不到什么好东西。在打桥牌时，如果有一块从中关村茶点部买来的松花蛋糕（虽然得一分为四，一人一份），已经算是高规格的享受了。偶尔搞到一罐咖啡，简直如获至宝。那时所用的咖啡壶是放在火炉上烧的，壶的顶部是个玻璃罩，可以看见咖啡沸腾时冒出的泡泡。听着咖啡壶发出的咕嘟、咕嘟声，闻着满室的香味，真有点飘飘欲仙的感觉。一壶咖啡喝完，剩余的咖啡渣还能再煮一次——称为“二道咖啡”。不管一道还是二道，现在想来都是美味无比。尽管当时外部的政治压力很大，在我们这个“家庭堡垒”内部仍然充满着温馨与“小资”情调。

    1979年暑假，父母有机会参加北大组织的北戴河度假旅游，在北戴河，有一个夜晚，我们四人带了一台在当时还属于稀有物品的收录机，坐在海边的礁石上，一边看月亮，一边听小夜曲。明月、涛声、小夜曲，彼情彼景现在回忆起来似乎仍然如梦如幻。

    度假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某天中午，我们去起士林在北戴河的分店吃饭，发现可以在露天的座位上用餐，于是要求坐在那里，可服务员说那些座位是专门供外宾用的。父亲平时极少与人争执，那次却按捺不住，批评服务员崇洋媚外，并告诉服务员他的学生里就有一些是外国人，难道学生坐得，老师反倒坐不得?老先生一生最容不得的，就是把外国的月亮看得比中国的月亮圆的人。然而他说的那些话对服务员全无作用，我们最终也没能在那儿吃饭。

    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曾随秦元勋先生学习相对论。有一次在家里与父亲聊起相对论的基本原理，正想好好卖弄一番，不料他却坚决不肯接受“光速不变原理”，他以哲学家的思维方式，认为宇宙间不应该存在一个不可超越的极限速度。我自认真理在手，与他反复辩论多时，却始终无法“取胜”。通过与他辩论，我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不论一个理论多么权威，我们仍然可以对它的基本原理问一个为什么。长久以来，我们之间这种科学与哲学的辩驳时有发生，最近几年连我的儿子也加入了“战圈”。直到今年八月初我回北京看他时，我们还在聊“数学到底是人的发现还是人的发明”之类的话题。

    父亲曾与我们一起在美国俄勒冈州的科瓦利斯小镇上住过三个多月。小镇里的生活十分平静，每天，他在家里写一本类似于回忆录的书《我们三代人》。晚饭后他总会带着小汤出去散步，走到一个小店，让小汤玩上一会儿里面的简单的电子游戏机，若能赢得一小块糖，祖孙俩便十分高兴。周末，我们有时会去海边捞螃蟹，或开上一两个小时的车，到一个由火山口形成的小湖去划船。他后来多次说那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悠闲、也是最喜爱的日子。最近我时常会想，当年他在散步的路上和五岁的小汤都会谈些什么呢?问小汤，他已全然不记得了。我自己倒是记得在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常给我讲《庄子》里的故事。印象最深的就是“才与不才之间”（这也许对我的人生观有很大的影响）和“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今天，反观父亲的一生，我忽然觉得他虽以儒家的道德自律，心向往之的却是《逍遥游》里那种“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生活。

    庄子云“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气散无法再聚，时间也不可能倒流，但记忆却可以常存。与父亲相处的点点滴滴，将会伴随我的一生。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汤一介（1927.2—2014.9），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②“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汤一介和冯友兰等北大哲学系的教员都遭受批判，但当时的汤一介并没有质疑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1976年10月10号，随着四人帮的隔离审查，中央下令查封“梁效”。在1983年开始的整党活动中，“梁效”成员汤一介被定性为犯一般性错误。

侯仁之，燕南园最后一位百岁大师走了

肖东发  陈光中

    ①喜欢长跑的候仁之先生终于停下了脚步，他差不多跑了整整一个世纪，于2013年10月22日安然离去，享年102岁。

    ②自少年时期开始，侯先生最喜欢的体育运动是长跑。这已经不仅是身体的运动，更是精神的运动。长跑是需要持久韧性的，而侯先生一生都在不停歇地“跑”！一个以跑步的方式度过人生的人，自然能达到更远、更高的目标。所以，他才一直“跑”上了历史地理学的巅峰。

    ③侯老102年的人生轨迹，与百年来国家、民族的风雨历程交织在一起。说来也巧，在每个人生的转折点，似乎都有一位老师的身影在等着他：顾颉刚老师一篇宣传抗日的文章，使他决定放弃学医改攻历史，从而进入燕京大学；洪业老师“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的肺腑之言，使他从历史走向地理；远赴英伦投至达比教授门下求学，又使他终于迈进历史地理学的大门……当然，还有司徒雷登校长呢，还有夏仁德教授呢，还有冰心先生呢，还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呢…一老师们对他的影响，自然不仅仅局限于学业，更有思想与精神上的熏陶。给我们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件事情：侯先生被日寇判刑后暂居天津，因意外情况面临再次被捕的危险，正当他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洪业先生带话过来：不能走！就是被判处死刑，燕大人也会知道“侯仁之是为什么而死的”！——洪先生自己就是一个榜样：在日寇的监狱里，他不仅自己恪守气节，还教诲身边的学生要坚持民族大义，不畏威胁利诱。正是在这些贤师的引领与鞭策下，侯仁之才逐渐走向成熟，在以后漫长的岁月当中，经得起名利的诱惑，抗得住命运的拨弄，耐得过长久的寂寞，以坚韧的精神求学治教，不仅成为学术泰斗，还是后辈学子敬崇的楷模。在这一代代杰出的学者身上，我们不难看到，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治学之道和气节操守是如何薪火相传、经久不息的。

    ④1932年，十九路军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失败告终，20岁的侯仁之在苦闷中彷徨。侯仁之回忆道：那天，我实在闷得很，一个人去城里，从学校一直走到前门。我是想买一本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我非常喜欢这个杂志。我一个人走，心里太烦闷了。当时没希望啊，抗日也不允许了！我们该怎么办呢？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买了这本杂志回去了。它对我影响太大了！里面有一篇文章，不长，但写得特别好，满腔热情地勉励青年“不要空谈救国”，要“到民间去”，“要把自己的脊梁竖起来，真正去唤醒民众。”那作者的署名是顾颉刚。顾颉刚是燕京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一位爱国学者。由于他那篇文章的影响，使侯仁之改变了学医的志向，再加上他弟弟侯硕之说“学医，只能给个人看病；学历史，可给社会治病！”，侯仁之毅然决定报考燕京大学，投至顾颉刚门下，改攻历史了。

    ⑤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候仁之在学术上的成果是辉煌的， 1950年，他发表了《“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率先对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他担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并兼任刚刚成立的地质地理系主任。自此，“历史地理学”便正式出现在中国大学的课程设置申。

    ⑥侯仁之曾说：“我这么多年搞的这门学问，乃是‘又古又今’之学，既要研究历史上的古籍文献，又要结合现代地理学的知识实地加以考察，是需要‘读书’和‘行路’的……”“行路”自然要“跑”，侯仁之“跑”得上瘾。比如，从1961年到1 964年，他每年暑假都要到西北考察，探索沙漠地区地理环境变化的原因，直到20世纪90年代，他已经年逾八旬，仍持续不断地去沙漠地区、去各地城市，这对他来说，也是极大的乐趣。

    ⑦时间进入21世纪，侯仁之已是九旬之人了，他说：“我虽不能‘奋蹄’，但还可以慢慢地‘走’路，庶几可多干点活。”他干的“活”可不少：他的历史地理学“四论”，对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他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一至二集以及《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的出版，是理论联系实践的结果；他在城市历史地理及沙漠历史地理等方面的探索，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他因促使中国参加世界遗产公约组织，而被誉为“中国‘申遗’第一人”。

    ⑧他为自己作了这样一个简单的总结：少年飘零，青年动荡，中年跌宕，老而弥坚。“平生最爱夕阳晚，坐听涛声到黄昏。”可作为一个学者，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工作。侯仁之是不会“坐听涛声”的。近年来，由于目疾加腿疾，他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但是，即使无法“奋蹄”，他却还要“慢慢地‘走路’”，要“多干些活”。

    ⑨如今，这位长期坚持跑步的老人，已驾鹤西去。人们在他的遗像前驻足致敬。妻子张玮瑛送的挽联挂在墙壁上：不思量自难忘忆在昔七十载燕固执手期颐齐眉曾共晚睛，穷碧落下黄泉别而今百余岁人生爱侣蓬山此去难再步芳。

（摘自《中华读书报》2013年10月30日第7版）

一个时代的斯文

    谈起清华，人们自然会想起大师云集和英才辈出，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这是百年清华留给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在创造和积累这笔财富的众多杰出清华人中，梅贻琦先生堪称贡献最大。在成千上万人的心目中（尤其是清华校友），梅贻琦就是清华，清华就是梅贻琦。

    梅贻琦先生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艰难的阶段，早期军阀割据，内乱不已；中期日寇进犯，民族危亡；后期国共对峙，战火纷飞。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梅贻琦先生却做出在今看来堪称奇迹的教育成就来，他的纯粹、执著、坚定、智慧，奠定了清华校格--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

    1944年，国民党政府当局曾暗示西南联大解聘闻一多等数名进步教授，梅贻琦根本不予理睬。虽然梅对闻的一些做法并不认同，但在国民党当局尤其是最高层面前，却表现出不同常人的爱才惜才之大胸怀。在蒋介石约见与他谈大学复校问题时，梅梅贻琦主动提到清华教授中有少数言论行动实有不当，但多数同人深不以为然，将来由同人自相规劝纠正，谅不致有多大影响。此数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属众多或时有病人，生活特困难，又不欲效他人所为在外兼事，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旦发泄火气更大。梅先生这一番入情入理的分析，蒋介石频频点头说。随后，梅贻琦向蒋提出提高教授待遇，改善生活水平的建议。原本要追究进步教授的质疑，却变成为教授争取待遇的由头，这让人不得不佩服梅先生的处事智慧。

    西南联大是一所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的世界级学府。梅贻琦治校期间，用人不拘一格，唯贤是举。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回忆，他刚入学那年，学校来了三位年轻老师，钱钟书、华罗庚，许宝騄。都是28岁，都是正教授。许宝騄考取了赴英留学，并于1938年哲学博士学位；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并没有在海外取得博士头衔；数学天才华罗庚以初中学历迈进清华，先当助教，后被清华送往英国留学。

    这种不唯学历，不唯资历，只凭真才实学，照样可以当教授的用人理念，在梅先生看来是正常不过的事。梅校长曾经谦虚地说，他的工作只是帮人搬搬凳子而已。清华或者西南联大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与梅校长不惜代价诚聘国内外一流的师资是分不开的。

    1935年底，日寇压境，华北危急，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一二•九”运动大幕。学生运动引起了当局的紧张，他们想方设法阻挠运动，迫害学生。一天，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一时学生情绪激愤，护校的组织应运而生，俨然以清华园为堡垒，大有长久对抗的意思。想不到当天晚上，竟有一师军力的步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同学中负责人早已溜了。梅校长便去各宿舍遍找同学不着，最后还是去新体育馆中，找到近千避难的同学。当时同学们手拉着手，以示团结，但是敌不过大刀的威力，还是分散了个别地接受“访问”。结果二十名左右的同学被捕了，大都是无辜的。

    随后，梅校长以极沉痛的心情而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你们还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

    梅贻琦生性不爱说话，被称为“寡言君子”。他的座右铭之一是：“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他平时少讲话甚或不讲话，但却绝不是无话可讲，更不是思想贫乏的表现，而是“嘴里不说，骨子里自有分寸”。梅贻琦讲话，往往“妙语如虹”，甚多魅力和哲理。“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便其一例。所以陈寅恪先生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梅贻琦的寡言还表现在他为人低调和处事不张扬上。无论他主持学校或台湾“教育部”时，公文函札都是他亲自审阅，常通篇改写，尤其是出任“教育部长”后，每日带重要公文晚间批阅，常到深夜。

（摘编自黄延复、钟秀斌《梅贻琦：一个时代的斯文》）

【注】西南联大：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临时组成。

相关链接：①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为梅曾臣长子。自1914年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②梅贻琦领导的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宇、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据统计，1955——1980年遴选出的中国科学院470多位学部委员中，有41%是梅贻琦时代的清华校友。

王振义：让癌细胞改邪归正

    1985年，年仅5岁的小静患上了晚期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住进医院时出血严重，家人已经绝望了。关键时刻，医生给孩子用上了王振义教授研制成功的一种全新疗法：全反式维甲酸治疗。7天后，奇迹出现了：小静症状明显好转，一个月后达到完全缓解。 20多年过去了，小静依然健康地生活着。

    “小静是我用全反式维甲酸治疗的第一个病人。在首批治疗的24例病人中，完全缓解率达到九成多。这是我最感欣慰的。”王振义教授回忆道。

    治疗白血病一般有两条研究途径：一是化疗，杀死白血病细胞。另一途径是诱导分化，将恶性的白血病细胞转变为良性细胞。在儒家“改邪归正”思想的影响下，王振义率领的研究组选择了诱导分化治疗白血病的途径。他的研究组证明全反式维甲酸在体内可使新鲜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细胞向成熟细胞分化。

    王振义从1982年就开始指导研究生开展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的研究，以后又开展肝素对血小板和巨核细胞刺激作用的研究。1997年应邀与沈志祥合写了《巨核细胞与血小板在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中的变化》一文，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被邀在国际刊物上撰写有关血液学的论文。他与李家增、阮长耿等合作编写的《血栓与止血》，经过多次修订，已成为我国在这领域中的代表性专著。

    2002年，王教授指导的课题组在研究中发现有一个抗白血病药物的水溶性差，实验效果很不理想，课题组陷入了停滞。听说郑州大学的教授在这方面有深入研究，当时已78岁高龄的王教授执意要亲自上门请教。郑州大学接待的同志听了随行人员的介绍，怎么都不敢相信眼前这位朴素和蔼的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王院士。这么一位著名的医学家怎么可能这么虚心地上门求教呢？人们从这件事中看到了一名科学家虚怀若谷、诚实谦逊的大家风范和品格。

    王振义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医学家，也是一名成功的教育家。60多年来，他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血液学专家。

    陈竺、陈赛娟夫妇不会忘记，是王教授手把手地指导他们进行血液病理生理的实验，耐心为他俩补习专业外语，后来又一起撰写论文。王教授每一次都坚持把他们列为论文的第一、第二作者，而把自己排在了最后！这为当时年仅31岁的陈竺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的环境。1984年，王教授力荐陈竺夫妇赴法留学。1989年，陈竺、陈赛娟夫妇俩学成回国，继续在导师指导下工作，并最终开辟出一块令人瞩目的基因研究新天地。

在学生们的眼中，王振义是一位谦逊、豁达的长者，是一位严谨求实的学者，是一位爱才惜才的大师。

    王教授的客厅里挂着一幅《清贫的牡丹》，他说：“                     ”。

（选自人民网，有删改）

【相关链接】记者：前不久您被评为“感动上海”的十大人物之一，您有何感想？

王振义：我获评的原因之一应该是在我处理“豆瓣奖”的问题上，得奖后我把450万元捐给了医院，用做学科发展，还有50万元按照贡献的大小分配给了我和我团队中的研究人员，这种做法得到大家的肯定。我没有把钱放在第一位，如果我把钱放第一位的话，很多事情都可能会发生偏离。我认为钱是有限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人的感情和人的爱心是无限的。当你生命终了的时候，上帝不会问你有多少钱。

（选自人民日报主办的《健康时报》）

    2009年12月24日，黄大年教授走下飞机，迈出了回归祖国的第一步。他辞去了在英国公司的重要职务，回到母校——出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全职教授，开始为我国的航空地球物理事业耕耘、播种。

    “为什么回国？”经常有人问他这个问题。

    在英国奋斗了18年，他已拥有了优越的科研条件和高效率的研究团队。他在英国剑桥ARKeX航空地球物理公司任高级研究员12年，担任过研发部主任、博士生导师、培训官。他也成了航空地球物理研究领域享誉世界的科学家。

    他的家庭也早已超出了衣食无忧的水平线。位于剑桥大学旁边的花园别墅，宽阔的草坪，豪华的汽车，学医的妻子还开了两家诊所，他已成为少数跻身英国精英阶层的华人之一。舍弃这些回国，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这句歌词就是最好的答案!

    1992年，黄大年在“中英友好奖学金项目”全额资助下，被选送至英国攻读博士学位。1996年，他以排名第一的成绩获得英国利兹大学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

    2004年3月20日晚，他正在大西洋深水处与美国某公司开展技术攻关研究，却接到辗转而来的父亲离世前最后一通电话：“儿子，估计我们见不到最后一面了，我能理解你的处境。你要记住，你可以不孝，但不可不忠，你是有祖国的人！”两年后，母亲离世前给他留下的依然是这句话。

    在海漂的18年里，黄大年的心和祖国一直连在一起，他关注祖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惦念着母校，无论是参加学术会议还是讲学，他招之即来。“只要祖国需要，我必全力以赴！”

2009年4月，当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刘财把国家“千人计划”有关材料试探性地发送给黄大年时，让他没想到的是，黄大年第一时间就把电话打了回来，并明确表示要认真考虑回国。

    听到祖国的召唤，黄大年心潮澎湃。那朝思暮想的祖国啊，那片魂牵梦绕的土地啊，那些血脉相连的亲人啊，一瞬间占据了他的脑海。

“回想当初的选择，我没有后悔过。”这是黄大年常说的话。他在回国后的第6天，就与吉林大学正式签下全职教授合同，成为第一批国家“千人计划”的专家。

    2010年10月，吉林大学成立了“吉林大学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发中心”，黄大年为带头人。团队集中研究了能够在空中、水面和深水环境下，高效率获取空间分布的重力场、磁场、电磁场、放射性能谱和光电等数据的地球物理探测方法和技术，构建服务于陆地、海域、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地质条件下的精确移动测量技术体系。

    在带领团队冲上一个又一个国际前沿科技制高点的过程中，黄大年一直在推动科研团队与国际的融合。他利用自己在国外多年积攒下的人脉和声望，多次带团出国考察，并促成合作事宜。

    爱迪生曾说过，有所成就是人生唯一的、真正的乐趣。在这个层面上，黄大年始终都在用自我成就与国家需求的紧密结合，塑造着一种超越个人快乐的伟大志趣。

（摘编自《吉林日报》2017年3月1日《把一切献给你，我的祖国》，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2016年6月底，黄大年吃着救心丸走进评审验收现场，完成了一个超亿元级别的国家大型项目的评审验收工作。（孟海鹰《黄大年：放弃国外豪车豪宅回国任教，填补诸多空白》）

②“我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从来没觉得我和祖国分开过，我的归宿在中国。”（黄大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