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学家的研究接近尾声之时，他将会面临这样的挑战：你研究的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处？你是否只是从自己的工作中找点乐子？你是否比一个很少读书的街头路人对人类本质的认识更深刻？你是否从历史长河中发现了规律，能够用来预示人类未来的行动或国家的命运？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归根结底“历史没有任何意义”，它没有教给我们任何东西，它浩瀚无涯的过去只是错误的一再上演，而这些错误注定要在未来更大的舞台上，以更大的规模发生？

    我们不时会有这种感觉，而且还有许多疑虑冲击着我们的进取心。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过去，过去真的发生了什么吗？或者，过去只不过是一堆鲜有“定论”的“荒唐事”？我们对于过去发生的认识，总是不完整的，很可能还是错误的，因为历史已经被相互矛盾的证据和存有偏见的历史学家所遮掩蒙蔽，或者也可能被我们的爱国心或宗教偏见所曲解。“绝大部分历史是猜测，其余的部分则是偏见。”即使一个历史学家认为自己克服了诸如国籍、种族、信仰或阶级等偏见，他在材料选择和遣词造句上的细微差别，都会暴露出他的私人偏好。其次，我们通过从过去所得到的结论来推演未来，但是由于变化的加剧，导致这一行为会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有风险。今天一些年轻的物理学博士甚至认为，他们所学习的学科近几十年的改变，超过了此前有历史记载的所有时期。每一年，甚至每一个月，都有一些新的发明、新的方法或者新的情况迫使人们对行为和观念做全新的调整。更有甚者，机遇的因素，或者说是自由的因素，似乎会进入到金属和人本身的活动运行中。我们再也不能确信，原子，更小的有机体，如我们所认为的在过去发生反应那样，将一如既往地会在未来发生相同的反应。电子，如同库柏的上帝一样，神秘莫测，其奇妙的运行以及一些怪癖的特点或情况，或许就能打乱国家之间的平衡。正如亚历山大，当他酗酒致死，导致了他的新帝国分崩离析；或者如腓特烈大帝，由于俄国继任沙皇醉心于普鲁士道路，从而避免了一场大的灾难。

    显而易见，历史编纂不能算是一门科学。它只能算是一个行业、一门艺术和一种哲学一个搜集史实的行业，一门通过将混乱的材料有意义地排列起来的艺术，一种寻求预见性观点和启蒙作用的哲学。“当下乃为成事而拾掇的往昔，往昔尤为解惑而展开之当下。”这大约是我们所相信的和所期望的。就哲学而言，我们试图通过整体来了解部分。就“历史哲学”而言，我们又试图通过过去来了解现在。我们知道，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总体性视野不过是一种错觉。我们并不知道人类的全部历史，在苏美尔人或埃及人之前，很可能就已经存在过许许多多的文明。我们只不过是刚刚开始进行发掘！我们必须从局部知识入手，而且必须暂时接受所有的可能性。就历史而言，和科学与政治学一样，相对性至上，一切公式皆应受到质疑。“历史嘲笑一切试图强迫将其纳入理论范式和逻辑规范的举动；历史是对我们概括化的大反动，它打破了全部的规则；历史是个怪胎。”或许，因为有这些限制，我们才能从历史中学到足够多的东西，去耐心地承受现实，并尊重彼此间的歧见。

（节选自[美]威尔·杜兰特《历史的教训》，倪玉平等译，有删改）

王永志：“大总师”飞天梦

李舒亚

    一户贫农家的孩子，起初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不曾想命运却推着他的梦想越走越远，他也逐渐成长为中国高科技重大专项——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中国人千年的“飞天”梦想终在他的引领下成为现实。这位总设计师就是王永志。

    1932年，王永志出生在辽宁省昌图县的老房村，他们家主要靠租种财主家的土地和外出打工为生，他通过观察富人家孩子背着书包打雪仗的行为得到启示：求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

    1952年，王永志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1955年开始了在莫斯科航空学院的留学岁月，1961年3月王永志婉言谢绝了莫斯科航空学院副院长克里莫夫想让他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的挽留，登上了归国的国际列车。

    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到中年的王永志被任命为中国新一代战略导弹的总设计师。他形容自己成了“那个总在探索的人”，永远在研究最前沿的新型号。

    1988年底，仍停留于纸上谈兵的“长二捆”，凭着三页草图拉到了第一单大买卖。美国休斯卫星公司愿委托中方发射一颗澳大利亚卫星，条件是火箭必须在1990年6月30日前有一次成功的发射试验，否则，不仅中止合同，还要中方赔偿100万美元。

1990年6月30日，“长二捆”火箭如期屹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等候发射。7月16日，在惊天动地的呼啸声中，“长二捆”直上云霄，一举发射成功，实际运载能力超过设计值，达到9.2吨。从此，中国火箭不仅进入国际市场，火箭运载能力还翻了近两番。

    “我们用别人的钱，赚了外汇，发了工资，还发展了高科技!”追忆起人生中这段难忘的经历，老人高兴得仿佛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发射场。

    1992年9月21日，党中央正式批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两个月后，王永志被正式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首任总设计师。

    尽管是自己梦寐以求的任务，但王永志坦言：“载人航天工程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作为总设计师，王永志面临的首要难题是比美俄起步晚了整40年，什么样的方案才能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增强民族自尊心和凝聚力”？

    在王永志的主持和建议下，专家们研究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设想：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第二步，发射空间实验室；第三步，建设舱段组合式的空间站。他的核心理念是：不能保守，又要可靠；既要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借鉴国外航天的先进经验，又不能照抄照搬，更要融合现代先进技术。

    整整7年，王永志带领中国载人航天队伍默默奋战，1999年“神舟一号”发射成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才开始为人们所关注。2003年10月16日6时23分，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成功返回地面，“太空勇士”杨利伟走出舱门向人们挥手致意……那一刻，王永志落泪了。他说：“在我的一生中，这样眼泪控制不住地往下流，是极少的。我最引以为豪的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完全是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完成的！”

    现在，王永志最大的愿望是培养一批中国航天领域未来的领军人物。他说：“我也是年纪越大才越体会到，一个人再能干，他能干多少年、多少事呢？”他寄语年轻人：“勤奋加机遇等于成功。不要羡慕我们这代人赶上了这么多好机会，如今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大，机会天天有，关键是，你准备好了吗？如果没有准备好，机会就是别人的，不是你的。”

（摘自《人民画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天宫一号”是中国第一个目标飞行器和空间实验室，于2011年9月29日21时16分3秒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飞行器全长10.4米，最大直径3.35米，由实验舱和资源舱构成。它的发射标志着中国迈入中国航天“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第二阶段。它的总设计师是王永志院士。（摘自“百度百科”）②王永志指出，发展载人航天事业有利于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太空有许多对人类有重要价值的资源，人类为了社会进步和生活，需要不断扩大活动领域。载人航天活动，就是人类扩展活动领域和进一步大规模开发与利用空间资源的重要手段。（摘自《神舟飞船总师王永志：“伯乐”钱学森指导我一生》）

梁思礼与梁启超

解璋玺

    梁思礼生于1924年8月24日。这一年，或可称为梁启超的“灾年”。他的第一任夫人李蕙仙因病离世，而丧事初了，爱子又远行留学。因而老年得子，算是给他一点难得的慰藉，于伤痛之中还能体会到人生未尽之乐。

    梁启超固深爱着他的九个儿女，但爱小儿子梁思礼尤甚。这种人之常情是不难为人所理解的。他称小儿子“老baby（老白鼻），在写给儿女的信中常常提到这个聪明可爱、讨人喜欢的小儿子，以至于姐姐、哥哥们责怪“爹爹信中只说老白鼻不说别的弟妹，太偏心”，结果，梁启超特意在信中写了一大段文字，专讲达达、六六、司马懿（七女）的近况。不过，梁启超并不回避他是“专一喜欢老白鼻”的。他注意到老白鼻一点一滴的进步和变化，不到两岁，就已经“一天到黑‘手不释卷’”了，而且能唱“葡萄美酒”。梁启超在饮冰室读书、写作时，是不允许孩子们来打扰的，但老白鼻是个例外，每天“总来搅局几次”，梁启超不仅不恼，甚至“盼望老白鼻快来”，因为老白鼻的到来，恰恰是他“最好的休息机会”。过生日了，大孩子都不在身边，他就叫老白鼻代表姊姊、哥哥们拜寿。老白鼻也乐得如此，居然“一连磕了几十个响头，声明这是替亲家的，替二哥、三哥乃至六姊的”，而作为父亲，他在信中告诉大孩子们，“我都生受你们了”。这种父子之间其乐融融的场面，不仅儿子是天真烂漫的，父亲又何尝不是和蔼可亲，一团孩子气呢。

    梁启超病逝时梁思礼只有四岁半。母亲与姊姊、哥哥们合力供他读完了小学、中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母亲筹措了四百美金，送他到美国求学。其实，梁启超早在1925年为几个孩子预筹学费时曾说过：“至于老白鼻那份，我打算不管了。到他出洋留学的时候，有姊姊哥哥，还怕供给他不起吗？”然而，中日战争爆发后，他的姊姊、哥哥们陆续流落大后方，自顾不暇，哪里还有余力顾及远在天津的这个小弟弟？

    梁思礼到美国后，考入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由于家道中落，要靠家庭资助完成学业已不可能，他只能靠自己打工赚钱，交学费和维持生活。 “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苦斗精神，在国外打工读书，在饭馆里洗碗碟，在游泳池当救生员，他什么都能干”，苦读了八年。在1945年从普渡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他又获得辛辛那提大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梁家子弟没有不是心怀报国热忱的，虽然著名的无线电公司RAC向他发出了邀请，并许诺优厚的待遇，但父亲的话言犹在耳：“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用大事。”于是，他毅然谢绝了美国公司的邀请，和姊姊梁思懿同船回到祖国，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

    几十年来，呕心沥血，筚路蓝缕，屡败屡战，排除万难，终于将远程运载火箭研制成功。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上的航天大国，梁思礼作为开拓者中的一人，功不可没。

    1987年，他被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并担任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1993年，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梁氏一门三院士①中的一位。

（选自《新华文摘》，有删改）

【注】①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梁启超有九个子女，除梁思礼外，还有两位院士：梁思成，建筑学家；梁思永，考古学家，均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此外，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梁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参与淞沪抗战；梁思庄，图书馆学家；梁思达，经济学家；梁思懿，社会活动家；梁思宁，曾参加新四军。

不甘寂寞的当代艺术

陈德洪

    当代艺术在市场退潮后犹如积压的商品，在寂寞的如库房的展厅中陈列，因为市场热潮不再而更加刻意扮演一种曲高和寡的姿态。其间的忸怩作态、故作高深、自我标榜其实也难掩对廉价赞誉追捧和高价售出的热切期待。艺术家过于标榜个性、微观叙事导致的自恋和自我中心其实极端矛盾地希望得到公共性的认同、传播和抬举。

    移动互联网彻底改变了艺术的生态，把微小的嗓音放大到全民皆知。于是大家都不寂寞，但传入耳朵的声音则全是八卦。艺术成为一种舆论，一种街头巷议的等同物。如此接地气的状态要再扮演崇高的角色已经更加困难，于是，理论家、批评家粉墨登场，专著、论文、研究成果，研讨会套用各种晦涩的话语，营造一种浓郁的学术性氛围，让不再有光晕的艺术发出万道金光，等待被迷住双眼的金主下注。教授、博士、专家、xx长，xx主席使艺术界成为一种头衔密集的重灾区。

    说了这些闲话全由几本闲书引起。所谓“以史为鉴”、“殷鉴不远”这些格言在这个重视历史叙事的国度可谓深入人心。改写历史的冲动无处不在。而通过几本闲书，我恍然发现中国艺术史是一部悲催的血泪史和心灵的放逐史。国破家亡，江湖放逐成全了一个又一个艺术大家——颜真卿、黄公望、倪瓒、徐渭、八大、石涛，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即便是盛世的李杜不也不得志吗?或许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不算离谱的结论:艺术史往往不是记载那些功成名就者和歌功颂德者的荣誉证书，它更可能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由此来看，艺术本是寂寞的，而不甘寂寞的往往是以艺术之名进行的操作、经营、糊弄以及蒙和骗的勾当罢了。当作品成了小便器，套用丹托的名言，是理论使小便器成为了艺术。我们如果不识时务地去拨开附加于艺术的层层包装，最终呈现的可能象贵妇人的一身赘肉不堪入目。

    法国古典主义画家普桑经典的作品《阿卡迪亚的牧羊人》或许可以看成一种关于艺术史的隐喻。艺术是那坟墓里的枯骨，而艺术史就是对墓志铭的解读，也许不做掘墓人我们就永远不可能看清艺术的真相。但盗墓者垂涎的是艺术坟墓中想象的宝物，没有人想盗窃那几根枯骨。由此奉劝有大师情结的艺术家们，不修成正果，炼成舍利，枯骨不可能因为陪葬的华贵而增值。

    艺术研究者其实面对作为社会事实的艺术场域知道的并不比牧羊人更多。解读墓志铭也许并不是艺术研究者真正的工作，正如牧羊人，放羊才是正业才是生活，而研究墓志铭则是生活的闲暇和余兴。古人讲“游于艺”，没有游于艺的超脱与从容，也许就已经和艺术擦肩而过了。

    回归寂寞对中国当代艺术未必不是好事，而不甘寂寞的折腾倒是需要警惕了。

材料一：

自2018年7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开展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以来，截至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已印发工作方案，按照标本兼治、疏堵结合的原则，推进治理工作。近年来，一些幼儿园“小学化”倾向严重，违背教育规律，影响幼儿身心健康。通知要求开展以严禁教授小学课程内容、纠正“小学化”教育方式解决教师資质能力不合格、小学坚持零起点教学等为主要内容的专项治理。

    当然，让幼儿园去“小学化”，不能寄予一纸禁令来破解。一方面要多措并举治理“小学化”。像江西省建立问题清单销号制度，制作“小学化”治理自查表和汇总表，要求幼儿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摸底自查、依标对表，把存在的“小学化”问题逐一登记，列出整改清单，实行挂账销号管理，同时将纠正“小学化”纳入省、市、县幼儿园评估标准和督导评估内容等，这些做法值得借鉴。

    另一方面，各地要将学前教育的办学逐渐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使办学从无序的竞争，转向关注学前孩子应该得到的教育、引导等方面。另外，教育部门经常要到幼儿园、早教机构进行检查、指导、评估，对幼儿教育中有小学化倾向的现象和问题及时纠正，才能使幼儿教育脱离庸俗化和功利化，让幼教回归“本分”，才能防止学前教育“小学化”，把天真烂漫还给孩子。

（摘编自《治理幼儿园“小学化”让幼教回归“本分”》）

材料二：

    很多幼儿“抢跑”背后的直接推动者都是家长，是他们让孩子从幼儿园退园进入学前班，给孩子报一个又一个学前班的都是孩子家长。但事实上，最无奈、最焦虑的也是家长。现在的家长到底怎么了？

    “有人说我们这是揠苗助长，但谁不想让孩子快乐，谁不想让自己轻松点？”在一个英语培训机构外面，一位正在等待孩子下课的妈妈向记者抱怨。

    她的孩子今年3岁半，刚上幼儿园，却已经上了一年的英语兴趣班。

    她这样提前让孩子学英语，是为了孩子将来能通过她看中的一所小学的面试，并且入学后能有优势。

    “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一些专家建议不要提前学习，如果早期形成一些错误观念，后期很难纠正过来。但一些家长的需求和专家的建议是冲突的。”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教师、21世纪教育研究院课程研究中心主任徐莉说。

    她在跟家长的接触中了解到，很多家长觉得学过的东西再学一遍，孩子会比较自信，对于学业水平的提高比较显著。尤其对于一些资质一般的学生，通过提前学习能够取得良好的学习成绩。

（摘编自《人民日报·民生周刊》）

材料三：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明确指出，建立对幼儿发展的合理期望，实施科学的保育和教育，让幼儿度过快乐而有意义的童年。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是最重要的，应该严禁“拔苗助长”式的超前教育和强化训练。

（摘编自《你的孩子真赢在“起跑线”上了吗？》）

材料四：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统计，2017年全国幼儿园在园儿童460.14万人，幼儿园教职工419.29万人，专任教师243.21万人，按照国家规定的1：9的比例计算，保教人员缺口大。在一些农村地区，“一师一桌一凳，屋里坐一天”成了民办幼儿园的真实写照。人手不足加上专业知识欠缺，一些幼儿园不得不向幼儿提前灌输小学的课程知识，导致幼儿刚入园就丧失了学习兴趣。

    即便幼儿教育的缺口相当大，但由于待遇偏低、缺乏专业认同等原因，幼师这个岗位的职业吸引力依旧偏低。

    同样有待提高的还有公办幼儿园的比例。一系列现象背后，是环环相扣的因果链，制约着学前教育的健康发展，也阻碍了学前教育去“小学化”的进程。

（摘编自《幼儿园加码去“小学化”的背后》）

书与人的随想

梁衡

    人类社会是连续发展的,我们常将它比作历史长河,而每个人都是其中搭行一段的来客。我们上船之时,前人就将他们的一切发现和创造,浓缩在书本中,作为欢迎我们的礼物,同时也是交班的嘱托。由于有了这根接力魔棒,所以人类几十万年的历史,某一学积几千年而有的成果,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将其掌握,而腾出足够的时间去进行新的创造。书籍是我们视接千载、心通四海的桥梁,是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首先要拿到的通行证。历愈久,文明积累愈多,人和书的关系就愈紧密。

    书藉是平行于物质世界的另一个精神世界,它不仅给我们带来无穷的乐趣,更使人们得了极大的精神自由。作为物质的人,正常人刚生下来是没有任何疾病的,生机虚然,对世界。以后就灾病漸起,有一种病就少一分活动的自由。作为精神的人正好与此相反。他刚降生时,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于是就识字读书,读一本书就获得一分自由,读的书越多,获得的自由度就越大。哥白尼一生研究日心说,备受教会迫害,到晚年生活困顿,双目失明,举步维艰,但他终于完成了划时代巨著《天体运行》。到去世前一刻,他撲了撲这本刚出版的新书欣然离开了人世。这时,他在天文世界里巳获得了最大自由,而且还使后人也不断分享他的自由。所以一个学者到了晚年,哪怕他是疾病缠身,身体的自由度已极小,精神的自由度却可达到最大,甚至在去世之后他所创造的精神世界仍然存在。人之初性本愿,只是后来靠读书才解疑释惑,慢慢开启智慧。不读书的人无法理解读书人的幸福,就像足不出户者无法理解环球旅行者或登月人的心情。就像一只不停挖洞的土拨鼠,终其一生也不过是吃穿二字。你可以自得其乐,但实际上已比别人少享受了半个世界。既然书总结了人类的切财害,那么读书就决定了一个人的视野、知识、才能、气质。

    古语言:读书知理。谁掌摄了真理谁就掌握了世界。爱因斯坦在伽利略、牛顿之书的基础上,创立相对论,物理世界一下进入一个新纪元。马克思穷读了在他之前的所有经济学著作,发現了剩余价值规律,指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一下子就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一个人只有当他偕助书籍进入精神世界、洞察万物时,他才能跳出现实的局限,才有了时代和历史的意义。像毛泽东当年独上井冈,面对腥风血雨坚信能再造一个新中国,他懂得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这个理。像马寅初,敢以一朽老翁面对汹汹批判,而坚持到胜利。他懂得人口科学这个理。他知道即使身不在而理亦存,其身早已置之度外。他们掌握了事物之理,看世界就如庖丁观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这是常人之所难及。

    我们作为一个历史长河中的旅人,上船时既得到过前人的赠礼,就该想到也要为下一班乘客留点东西。如果说读书是一个人有求知心的标志。那么写作就是一个人有创造力和责任感的标志。读书是吸收,是继承;写作是创造,是超越。一个人读懂了世界,吸足了知识,并经过了实践的发展之后,才可能写出属于他自己而又对世界有用的东西。这样他才真正完咸了继承与超越的交替,才算尽到历史的责任。写作不是抄书,你得把前人之书糅进自己的实践,得出新的思想,这是一种创造。文章也是一面大镜子,验之于作者可知鸢骏。古往今来,凡其人庸庸,其言云云,其政平平者,必无文章。古人云立德立言,人必得有新言汇入历史长河而后才能得到历史的承认。我们不妨把每个人留给这个世界的文章或著作,算作他搭乘历史之舟的船票,既然顶了读书人的名,最好就不要做票人。这船票自然也轻重不同,含金量不等,像《资本论》或者《红楼梦》,那是怎样一张沉甸甸的票据啊。不读书恿而可哀;只读书迂而可惜;读而后有作,作而后出新,是大智慧。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