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工匠精神”，也许我们会首先想到德国、瑞士、日本这些国家。其实，在我国古代，“工匠精神”也是非常突出的。《诗经》云“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即君子的自我修养就像加工骨器、玉器等一样，切了还要磋，琢了还得磨。这里体现的对工艺精细程度精益求精的追求，与西方工业精神中从 99%到99.99%的追求不谋而合。这说明，不论区域和文化有着怎样的差别，在追求精美、卓越、典雅等这些能充分反映人类文化审美创造力的艺术特征方面，东西方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它代表了人类追求极致和完美的美学理想。

    基于文化的属性和发展的形态不同，东西方的“工匠精神”在具体表现样式上又存在着一定差异。西方侧重于对刚性要素的重视，要求必须确保每个部件质量上乘，无论是材料、设计还是生产流程，都以最高标准要求，并对最终的产品质量进行严格的检测。特别是进入工业化时代后，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对产品质量提出了统一的严格标准，以打造本行业最优质的产品。如英国航海钟发明者约翰·哈里森于1759年完工的“哈氏4号”航海钟，64天只慢了5秒，远比法案规定的最小误差(2分钟)还少，完美解决了航海经度定位的问题。

    相比较而言，中国则侧重于对柔性要素的重视，在设计和制造上，为追求完美和极致，多强调不惜花费时间精力，反复揣摩，孜孜不倦。中国工匠“依天工而开物”“法自然以为师”，把对自然的敬畏和观察体验、揣摩感悟，倾注于一双巧手，让中国制造既体现出精益求精的功能特点，也展现出典雅优美的审美特点。如中国的传统建筑，在设计和建造中既追求实用功能，也追求天人合一的审美功效。北宋徽宗时烧制的汝瓷“似玉非玉而胜玉”，让人顿生“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片”的感慨。中国的“工匠精神”附着于精美绝伦的作品，世代相传。天工开物，随物赋形，是中华民族对制造业的价值取向共识。如果我们承继这种东方智慧，并学习西方对产品刚性要素的重视，应该会带来东方诗意和西方精准的美妙融合，成就中国制造业的独特风韵。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心浮气躁，制造业普遍追求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带来的即时利益，工匠精神少有用武之地。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国人的消费观念也正在由“生存消费”转向“品质消费”，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工匠精神”。

    《周礼•考工记》有言：“知者创物，巧者速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对应于现代语境，“知(智)者”可以理解为产品的设计者、科技的创新者，而“巧者”便是将设计与创新转化为优质产品的工匠。对于我国正在开疆拓土、万马奔腾的制造业和文化产业而言，这二者缺一不可。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仁学”。“仁学”的主体内容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关于“仁学”的基础，《论语·学而》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可见，孔子视孝悌之亲情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孝悌通过“能取近譬”，将爱父母、爱兄弟、爱妻子扩展为爱君主、爱国家及爱一切人。的确，从人伦关系的角度来看，亲情无疑是人之生存的基本条件，由亲情、爱情、友情，推而广之到一切道德情感，从而构成“仁学”政治伦理思想的依据。休谟的同情原理也认为，父子间的同情是最易发生的。黑格尔一方面认为修身是成为抽象的人的基本条件，“正是这种反省意识，使一个人真正地走向了主体阶段”，另一方面认为实现抽象的人的理念必须要在伦理阶段，而“在伦理的阶段，最自然、最直接的便是家庭”，同样看到了亲情在政治伦理实现过程中所起到的基础作用。

    然而，不同于西方思想家以基督教为背景的平等地“爱一切人”，孔子的“推己及人”，其对象是有限制的。仁爱等道德品质是区分小人和君子的标准，是“君子”（有德有位者）的专有物，小人（无德无位者）则往往与仁爱背道而驰。正是在此基础上，孔子对于道德情感的适用对象给出了较为明晰的界定，仁爱不仅包括爱“好人”，即爱“君子”，而且也包括恶“恶人”，即恶“小人”。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创立了“义”学。孟子“义”学的主体是“不学而能”之“良能”、“不虑而知”之“良知”的性善思想和“先立乎其大”、“养吾浩然之气”之“求放心”的道德修养思想。如果说孔子仁爱思想的根据——亲情，是一种事实根据的话，即通过客观描述父子之间的亲情来推衍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感情，那么，孟子所官“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的仁义思想的根据——性善，便是一种价值根据，即通过对人性进行善恶评价来引导道德主体自我实现其先天的性善。亲情是父子这对道德主体之间的情感互动，而性善则是道德主体的自我呈现。与孔子相比，孟子将政治伦理的希望全部压在单个道德主体的身上，政治伦理思想的实现，是道德主体存养扩充先天的、本真之性善的结果。

    孟子既然设定人性本善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条件，其政治伦理思想的方方面面都自然要以性善为基点。然而，“性善”虽然能够满足政治伦理思想基础的普遍性条件，但孟子本人也意识到性善的原初性不充分，如其所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认为一定的物质生活财富对“民”之道德观念的形成具有条件性，性善就不再是绝对基础了。

    与孟子一样，荀子也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礼”学。“礼”学的主体是性恶思想，“积善成德”的道德修养思想，以及“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思想。荀子认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是人性之恶，礼义道德是基于人性之恶而人为（“伪”）产生的，是用于制约和改造人性之恶的产物。一方面，道德之善就是“伪”的结果；另一方面，“性恶”是“伪”的前提。以此为基础，道德主体自身才要“积善而全尽”地进行自我修养，社会才要以“礼”来规范和教化百姓。

    综上所述，孔予以道德情感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孟子、荀子以人性善恶为基础，分别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大都不出这两类。

（摘自王乐的《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

道法自然的智慧

赵建永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国哲学追求的理想境界。汤一介指出，道家以自然主义为价值取向，在“自然的和谐”基础上，推展出“人与自然的和谐”，进而有“人与人的和谐”，以达成“自我身心的和谐”。道家的价值取向与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人类文化演进顺序相似，即在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解决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进而使人的心灵需求得以妥善解决。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取向，则从“自我身心的和谐”出发，依次推导出“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的和谐”。如此，儒道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相反相成，互补互促，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架构。

    “道法自然”出自《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说，人的活动效法地，地的运动效法天，天的运转效法“道”，“道”的运行效法自身。它揭示了人之所以应效法“道”，是因为“道”具有“自然无为”的特性，体现着宇宙秩序的和谐。“道”本指道路，引申为本源、道理、法则等诸义。总体来说，“道”就是万事万物生长发展的原动力和规律，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道家以“自然为宗”，崇尚“自然”是其根本特点。冯友兰指出，道家学说可用“复归自然”一言以蔽之。据汤用彤考察，“自然”一词本为形容词，“自”指本身，“然”指如此。“自然”就是相对于人为而言的一种自发的天生而然的状态。“自然”后来才用作名词，具有了自然界、物理定律和本心自性等多层含义。“自然”的今义，从形而上的角度看，是指客观规律；从形而下角度看，则包括原生态的自然界、由人类与自然相互影响而生成的人化自然。

    “道法自然”引发的环境伦理，旨在倡导一种善待自然、师法自然、遵循自然之道的理性态度，要求从自然界学习人类生存发展之道，自觉维护生态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最基本的层面是人与物的和谐。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必须首先解决人与物质的关系问题。因为人类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是处理天人关系的基础，若不及时发展科技提高生产力，就连常见自然灾害也无法抵御，生存条件没保障就谈不上天人和谐，所以人与物的关系是“道法自然”的基本问题。对于儒道两家在此问题上的差异，陈寅恪指出：“中国儒家虽称格物致知，然其所殚精致意者，实仅人与人之关系。而道家则研究人与物之关系。故吾国之医药学术之发达出于道教之贡献为多。”道教继承发展了道家“天道自然”“万物一体”等观念，并付诸实践。冯友兰对道教对待自然的科学精神有充分肯定，誉之为世界上唯一不反科学的神秘主义的体系。

    “道法自然”意味着人类要懂得敬畏自然，并向大自然学习，使人道合于天道。现代仿生学的发展，便是“道法自然”的一种实际应用。但从本质上说，“道法自然”即“法自然之道”，亦即要符合各种事物的“本然”之理并顺应之。如能把握规律，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自会水到渠成，事半功倍，走上科学发展的大道。

    20世纪60年代初“生态觉醒”运动使人们意识到“城市不是人类最佳的生存环境”，人们渴望“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生态旅游”应运而生。国内外专家认为“生态旅游”应具备三大标准：旅游对象是原生、和谐的生态系统；旅游对象应该受到保护；要有社区的参与。生态旅游的保护性要求旅游者，旅游从业者以及当地居民有较强的环境保护意识，能自觉地保护旅游资源和环境。这就要求生态旅游的开发要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传统旅游的最大受益者是开发商和游客，而旅游活动对旅游资源和当地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如旅游基础设施和交通设施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对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旅游活动产生的各种污染等，主要由当地居民承担。生态旅游则强调当地社区的居民是旅游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并应当公平地获得分配旅游业经济效益的机会。通过生态旅游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不但可以防止“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态侵略悲剧再现，更能提升其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的热情和积极性。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只有让当地居民受益，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同时，生态旅游开发为当地环境质量的维护提供一定的资金，以促进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生态旅游的开发是目前生态资本产业化最为常见的做法，也是通过市场手段使生态资源货币化的最有效的途径。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生态旅游的客观条件是充分的，多样的民族风情、独特的自然资源、珍贵的人文古迹与厚重的“丝绸之路”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富有强烈吸引力的旅游景观。2015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发布，确定了新疆、宁夏、青海等地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作用，为西部民族地区生态旅游的开发提供了更大的机遇和发展空间。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推进，西部地区的交通、能源、水利、卫生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将迎来大发展，区域间人员、物资、信息交流也日益充分，这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一直以来困扰西部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基础设施落后问题和区位劣势问题。

    独具西部风情的旅游景观，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推进，使西部民族地区开发生态旅游成为可能，但目前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如缺乏科学、统一规划，盲目开发；生态保护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管理者、经营者及游客的环境保护意识淡薄。针对这些问题，当前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首先要加大基础研究扶持力度，坚持统一规划、科学有序开发生态旅游；还要完善生态旅游法规，加强管理和监督，加大执法力度；坚持多层次多渠道强化生态旅游理念，为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民众基础；此外，还可以借助“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建设，加快发展民族地区生态旅游开发的步伐。

（摘编自岳一姬《民族地区怎样打好生态旅游牌》）

材料一：

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游戏用户规模达到5.83亿人，过去5年，手游用户数从9000万增长至5.54亿，而青少年成为游戏主力用户之一。

    广东一所高校有学者进行了一项针对518名中学生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青少年中，大受欢迎的网游以暴力题材为主。玩家对暴力网游接触量越大，则越倾向于认为世界是丑恶的、他人是不值得信任的，同时对暴力的赞同度也越高，倾向于采取暴力行为解决矛盾冲突。

    记者调研发现，目前，受成瘾性电子游戏影响的群体呈现出低龄化、边缘化两大特征。

    低龄化——00后甚至05后被称为"数字化原住民"，一些经营者在设计、运营成瘾性电子游戏时倾向于针对低龄群体。江苏省电子竞技运动协会副会长孙紫阳说，业余玩家尤其是低龄玩家往往比专业选手更容易对游戏成瘾，因为缺乏辨别力，游戏的设计能持续给他们以精神刺激，获得巨大快感。

    边缘化——成瘾的青少年存在一些共性，如现实世界社交面窄、少有其他获取娱乐的途径等。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副院长、精神科主任医师陈振宇介绍，临床发现游戏上瘾的孩子社交能力差，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存在感，一定程度上这是农村、县域留守儿童成为重灾群体的原因。

    成瘾性电子游戏对青少年的巨大杀伤力有两大主因，一是复合成瘾难以断根，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产生长期持续的负面影响；二是游戏构建的虚拟世界，以粗暴甚至错误的规则冲击误导了未成年人三观，埋下严重社会隐患。

（摘编自《低龄化边缘化：成瘾性电子游戏正摧毁我们的新生代》2018年6月6日 新华网）

材料二：

    从6月19日开始，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式将游戏成瘾列入精神疾病，并且通知世界各国将这个病症纳入医疗体系。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版《国际疾病分类》把“游戏障碍”正式列入“精神与行为障碍”，其典型症状是：无法控制地玩游戏、越来越经常将电子游戏置于其他生活兴趣之前，即使有负面后果也持续或增加游戏时间。

    要认定为游戏成瘾，需要满足下列条件：首先要表现出对游戏的自控力不足，其次是将游戏的优先级放在其他兴趣与日常活动之前，就算有身体或精神上的负面情况也要继续玩游戏甚至增加游戏时间，然后病患因为游戏已造成家庭、社会、工作等方面重大损害，最后需要至少十二个月才能确诊。

    WHO称，对于游戏是否成瘾，相关行为要持续至少12个月才能确诊，如果症状严重，观察期也可缩短。部分国家此前已承认游戏成瘾是重大的公共卫生议题，许多国家都有治疗游戏成瘾的戒瘾机构。

（摘编自环球网科技 2018年6月19日）

材料三：

    如今好玩的网络游戏多如牛毛，少数青少年游戏成瘾，精神颓萎、身体羸弱、学业荒废，甚至诱发盗窃、暴力等行为。因而，如何防止游戏参与者从“着迷”走向“沉迷”，是亟待破解的公共卫生课题。

    正如工厂不能只顾盈利而肆意排污，游戏开发运营商有责任规制游戏的“副作用”，不能一切向钱看。日前，不少游戏开发商采用实名认证等措施，推出防沉迷系统；有的游戏公司还上线“数字契约”功能，引导家长和孩子订立使用契约……这些主动作为，展现出建构行业伦理的积极态度。业界也逐步认识到，应当努力从“娱乐游戏”向有益于技能成长的“功能游戏”转型。可以说，积极承担责任，主动转型升级，游戏行业才能摆脱困境，实现健康发展。

    然而，市场如马，脱缰则野。近年来，有的游戏平台实名认证形同虚设，各类破解防沉迷系统的手段频出，还有一些网络游戏传播低俗色情、渲染凶杀暴力，甚至扭曲历史、传播不良观念……这些顽疾，仅靠市场自我调节，显然难以消除。治理游戏市场乱象，必须善用法律与制度。除了事后下线封禁涉黄涉暴的网络游戏，能否加强源头评估与管控，将可能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游戏“拒之网外”？可否针对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的用户，建立游戏分级制度？强化监管、创新手段，既是引导游戏产业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共建清朗网络空间的必然要求。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不少研究表明，青少年走上网游成瘾之路，与其成长环境息息相关。有的家庭亲情冷漠或过度约束，激起“青春叛逆”，无形中将孩子推向网络游戏；有的家长自己就是“游戏迷”，为孩子树立起反面榜样。有的家长一旦发现孩子游戏上瘾，要么粗暴地拔掉电源、没收终端，要么简单地将孩子送到“网瘾戒除学校”。事实证明，类似做法效果十分有限。与其一味苛责、视游戏为洪水猛兽，不如一点一滴改善家庭教育，通过增亲子之情、添假日之乐、促健康之趣，在潜移默化中为孩子培养多元爱好，提升自控能力。孩子的成长是一个不断上台阶的过程，当他们眼界更开阔、生活更丰富，游戏的吸引力也自然会减弱。

    数字时代为人们带来了许多便利，也潜藏着风险和挑战。面向未来，进一步增强“反成瘾”的自觉、共同维护“数字健康”，我们才能更好地拥抱数字生活、追求美好生活。

（摘编自姜赟《美好生活需要“数字健康”》2018年06月20日人民日报）

    数字经济是一种以新技术、新产业为支撑的经济。经济增长理论一般将经济增长的源泉归结为资本、劳动、技术等因素，与传统经济相比，影响数字经济增长的这些因素具有新的特点。

    一是资本要素具有新的特性。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资本表现为物的被动的特性，是人类征服和改造的对象，第三次工业革命虽然带来了数字化制造和生产过程的信息化管理，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为“物”的特性。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实现全过程、全领域的智能化。何谓智能化？智能化与自动化的区别在于，前者有自主学习的能力。随着智能化的发展，资本会因而获得“生命”，因此在智能化时代，企业与企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就不仅取决于资本数量的多寡，更取决于资本具有何种类型的智能和何种质量的学习能力。

    二是劳动者的地位出现新的变化。就业市场上的竞争，不仅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还会表现为人力资本与智能机器人的竞争。不同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时人与机器的竞争，第四次工业革命使其竞争性质产生根本变化，其竞争不仅体现在体力劳动上，而且还会出现在脑力劳动领域，机器不仅可以替代人的“手”，而且可以替代人的“脑”。

    三是创新将呈现出多点、多处、多国、多层次的分布式创新特征。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具有全新的特点，即由过去的采摘果实类创新转向重组式创新，创新速度大幅度提高。在采摘果实类创新模式下，一项新的技术出现的初期，因为技术不成熟、应用范围有限，收益只能是涓涓细流，当这项技术得到提升、扩散后，其收益将变成滔滔洪流，随着技术扩散潜力的消亡，收益又将复归为涓涓细流。重组式创新就好比育种时将现有植物进行杂交，产生新的品种，这些品种将作为新的品种进入原有品种库中，如此循环往复，植物的品种将会越来越多，呈现出指数化的增长。以重组式方式进行的创新，创新速度大幅度提高。数字技术的发展为重组式创新提供了极大便利，推动着创新范式从采摘果实类创新向重组式创新转变。

    资本、劳动以及技术创新的上述新特性，决定了数字经济将是一种终身学习型经济，社会的学习和创新能力将成为一个国家是否能在经济竞争中赢得优势的关键。影响这种能力的因素虽然复杂，但一个国家可利用或动员的知识资本存量无疑具有决定性作用。而加强国际合作，利用好国际和国内两个知识资本源泉，是扩大一国可利用的知识资本存量的最有效的办法。因此，扩大开放是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摘编自张其仔《在进一步扩大开放中推动数字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