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修行的最根本的方法是“悟”。关于“悟”，各种解释，大同小异，究其实质就是不借助逻辑推理的心领神会，即非逻辑性，重在自我体验，只可意会，难以言说。禅宗的这一特点与艺术思维是十分类似的。

    一，“无理而妙”。由于人们对艺术的不合逻辑已经习以为常，因而见怪不怪，如果将艺术的眼光收起，而以逻辑的眼光审视，艺术的有悖常理则比比皆是，诸如这样的诗句：“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按照审美的眼光来看，每句都是荒谬的。白发再长也不会达到三千丈，瀑布也不是银河从九天落下，花、鸟不是人何来溅泪、惊心？月光各处皆一样，又何来“月是故乡明”。奇怪的是，人们不仅宽容了这样的荒谬，而且极为欣赏、推崇这种荒谬。正如清代诗论家贺裳所说的“无理而妙”。在非逻辑、非常理这一点上，禅悟与艺术思维实在是太一致了。

    二，意在言外。意在言外是禅悟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令我们感兴趣的是禅悟的这一特征竟然用诗来比喻。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最是讲究“弦外之音”，言外之意的。诗之耐品，也就在这里，如果一目了然，显豁明白，还有什么诗味？还有什么美呢？中国艺术向来推崇含蓄、空灵。含蓄，重在含而不露，空灵则重在透彻玲珑、实中见虚、虚中见实、淡而有致、语浅意深。在这些方面，参禅与作诗是颇为相通的。

    “活参”是构成参禅的重要特色。禅宗有个著名理论：“参活句勿参死句。”所谓“参活句”，就是说，不可拘泥活句表面的意思，要善于灵活地理解。禅的“活泼泼”，充满生气，禅的耐人寻味，言此意彼，禅的空灵透脱，妙趣横生，均与“活参”有关。诗人们从禅的“活参”获得启发，认为“学诗如参禅，慎勿参死句”。

    三，瞬间顿悟。禅宗南宗讲顿悟。艺术构思讲妙悟。用今天的术语就是灵感。古代的诗评家对于这一点特别感兴趣，他们强调妙悟的突发偶然性，李德裕说：“文之为物，自然美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杼轴得之。”汤显祖也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可见这种妙悟是非理智可以把握的。这种情况与顿悟完全一致。妙悟是人最佳的精神状态，人的创造力在这个时候得到超乎寻常的发挥。就艺术创作来讲，首先是想象极为丰富，“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刘勰《文心雕龙》）。其次是新意迭出，不同凡俗，正如皎然所说：“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若神助。”

    别看悟只是瞬间的事，在此之前尚需付出艰辛的劳动。没有相当好的修养，没有相应的精神准备，悟的境界是不会出现的，而且悟之后仍需深造，作诗如此，参禅也是如此。

（节选自陈望衡《中国古典美学二十一讲》，有删改）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当全国人民都在纪念抗日英雄的时候，现实生活中却有一种不良的文化现象屡屡发生，这就是英雄叙事的扭曲问题。比如，大量抗战“雷剧”“神剧”涌现，将严肃的抗战历史娱乐化；有人对抗战中的英雄人物进行解构乃至重构，试图颠覆或终结相关英雄的经典形象。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微博、微信、微视频、客户端为代表的“三微一端”全面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一些错误的英雄叙事借助新媒介，传播范围更广，受众更多，产生了更加恶劣的影响。比如，近年来互联网上出现了不少诋毁邱少云、狼牙山五壮士的各种扭曲的“英雄叙事”。媒体把这类叙事的“主体”命名为“凿船党”，并表达了对他们的警惕：“他们每天寻寻觅觅，看见正面的东西就上去凿几下子，而且每每有所斩获，用着放大镜在英雄身上发现了一些瑕疵，他们便极力将其放大。慢慢地，一些英雄的形象开始坍塌。”与此同时，一些抗战题材影视剧不顾历史本真，肆意将爱情、悬疑、性感、时尚等元素塞进来，这种做法是对英雄形象的亵渎，以至连普通观众对“手撕鬼子”之类不靠谱的剧情都忍无可忍。在媒介融合的语境下，这些影视剧经由电视、电影、互联网等媒介渠道得以在更大范围传播开来。伴随着上述种种媒介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濡染，这种不着边际的“英雄叙事”对成千上万的普通观众——尤其是对年轻人贻害不小。抹黑恶搞英雄形象，导致英雄形象扭曲，既伤害了人们的历史记忆和身份认同，也恶劣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这种错误的英雄叙事，既具有明显的隐喻性特征——它隐喻了当下有些人存在着虚无化的价值取向和戏谑化的政治取向，也具有另一种特征——扭曲的生活化叙事：传统的英雄叙事在本质上是传奇性的叙事，近年来由传奇性叙事向生活化叙事的转变，有人刻意对英雄人物进行解构甚至污蔑。

    新媒介环境下，扭曲的英雄叙事的出现有着诸多原因。首先，新媒介的技术特性，对英雄叙事的变迁乃至扭曲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新媒介为英雄叙事提供了相应的技术环境和文化环境，也被“凿船党”们纳为其建构与传播“英雄叙事”的重要平台。进而，英雄形象的崇高性与非功利性被消解，并呈现出融合世俗、迎合消费的特征。其次，网络推动了众多思潮的传播，一些非主流思潮成为扭曲的英雄叙事得以展开的思想土壤。一些人站在人民群众利益和情感的对立面，利用网络上的社区、微博、微信等媒介，散播包括其“英雄叙事”在内的种种言论，挑衅人们的传统信仰，鼓吹错误的价值观。在这种思想土壤之上，“凿船党”们进行“英雄叙事”，是为达到其目的所采用的所谓“策略”而已。再次，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双向互动的“微时代”，在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助推了英雄叙事的扭曲现象。

    作为国人精神图腾的英雄形象，体现了大义凛然、坚强不屈的精神，不应被扭曲的英雄叙事所游戏化、娱乐化，而应成为国人的精神塔基。面对扭曲的英雄叙事及其危害，我们不可漠视，要保持清醒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价值立场。

（改编自《光明日报》，丁松虎《英雄叙事的扭曲与纠正》）

    《说文解字》：“书，箸也。从聿，者声。”《释名·释书契》：“书，亦言著也，著之简、纸永不灭也。”《广雅·释言》：“书，记也。”简言之，书者，用笔记事，用笔说话也。记事在先而说话在后。文字之发明首先用于记事，最早记事是“史官”用笔（聿）书于简册，是谓“策书”。《书·顾命》：“太史秉书，御王册命。”此书即记事，记载前事之册书。大册为典。而所谓大册，就是庄子所谓“先王之陈迹”，就是《尚书》所载“典、诰、誓、命、训、谟”之属，《诗经》之“大雅”及“颂”等。《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明商代已开始用简记事，或者说我国以简作为书写材料的历史是商代开始的。

    春秋以降，人文发育，精神自觉之后，人们开始用笔说话，用笔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真正意义上的书由此诞生。孔子师生集团把左史右史们所记“先王之陈迹”编辑（“论”、“次”、“修起”）为“经”，以开化、指导后人。他们把左史即太史所记占筮档案编为《易经》；把右史即内史所记先王之“事”、之“志”、之“行”，分别编为《书经》、《诗经》和《礼经》。孔子等为什么从无数的简册或曰原始记录、原始档案中选择出此四种，进行编辑，进而把它们上升为经典呢？

    原因很简明：《易》旨在追寻生命的由来，探索“性命之理”，“幽（阴）明（阳）之故”，旨在明“天道”，预知天意，以期得到上天的帮忙护佑。故可以把其价值意义概括为“天道可知”。而“《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庄子·天下》），我们了解氏族先王（圣人）之“事”、之“志”、之“行”，就可以启迪智慧，提高修养，像“先王”圣人那样达到生命的理想境界。故可以把其价值意义概括为“圣人能及”。又何以证明天道可知，圣人能及？孔子在“论”、“次”、“修起”三项工作基础上，又做了第四项工作：“作”，作《春秋》。孔子以他所居鲁国的史实为《易》、《书》、《诗》、《礼》四经，即为“天道可知，圣人能及”八字提供事例史证。于是中华原典“五经”——中国最早的书终于诞生。“五经”的诞生是孔子师生集团为中华民族作出的重大贡献。它们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根基，中国文化的所有产品均由之产生，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由之逐渐形成。

    经以载道。“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随之，解释“经”的“传”，实践落实“经”的“子”，相继问世。“传”者即《礼记》、《左传》、《公羊》、《谷梁》之类；“子”者即《论语》、《孟子》、《孝经》、《尔雅》之属。而“子”以孔子为首，包括老子、庄子、孟子等先秦诸子，以至汉代董仲舒、淮南子之流，释（佛）子最后参入。于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中华民族的思想理论大体系构成了，中国经书的大体系构成了，国学的核心构成了。

（选自“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序《开化的要津，进步的阶梯》，作者张辛）

    文学经典的重构指的是通过对现有的文学经典的阅读和阐释，在获得新的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对现存的经典书目进行修订使之变得更加完善和实用。因此，文学经典的重构不是把现有的经典推倒重来，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通过增添与删除，从而接纳被历史确认了的新的经典，剔除被历史证明为不是经典的作品。通过重构，文学经典才能与历史同步，文学经典的书目才会变得完备和可靠，文学经典的质量才会得到保障。事实上，重构最大的作用在于增补和删除，增补主要针对现在而言，即把现在被视为经典的作品补充进去。删除主要针对过去而言，即把过去误认为是经典的作品从经典书目中清除出去。因此，这一重构的过程也是文学经典化的过程。经典的确认受到文学传统、文学流派、艺术风格、审美趣味等的影响，文学经典书目实际上一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变化着。

    文学作品能够变为经典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布鲁姆认为，作家及其作品成为经典的原因在于“陌生性”。他说：“一切强有力的原创性文学都具有经典性。”原创性对于文学经典是重要的，但是我们无法据此解释那些大量被排除在经典之外的同样具有原创性的作品。例如西方的骑士小说和我国的武侠小说，它们的陌生化特点往往让阅读它们的人爱不释手，但是它们却不能成为经典。这就是说，布鲁姆提出的原创性标志的陌生性，难以成为文学作品经典化的标准。布鲁姆接着又提出另一个标准：“神性与人性的爱恨纠葛”是文学作品成为经典的又一标志。但是，无论是陌生性还是神性和人性的爱恨纠葛，都难以成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文学经典化的标准。

    当我们从起源上对文学加以研究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文学作品的产生，从本质上说，完全是出于伦理道德的需要。古今中外发现的最早文本，都与记载宗教祭祀仪式的活动有关。在那些古老的极其简略的文字记载中，如我国殷商时代留在龟甲兽骨上的卜辞，就包含内容丰富的故事文本。这些记录宗教祭祀活动的古老文献，就是文学的最早的源头。这些文献的基本功用，就是教诲，并为其他人或后来者提供范例，建立规范，让后来者有例可援，有法可依，形成体制。一直到后来，文学始终保持着这一基本功用，如荷马的史诗，希腊的戏剧，莎士比亚的作品，弥尔顿的诗歌，18至19世纪的英国小说等，都显示出文学教诲的本质特点。

    文学的历史告诉我们，文学产生的目的就在于伦理表达的需要，文学的功能就是教诲，而文学的审美功能则只是文学教诲功能的衍生物，是为教诲功能服务的。文学缺失了教诲动能，即伦理价值，文学的审美价值则无法存在。文学价值的大小在于其所发挥的教诲功能的大小。作为文学经典，其教诲的功能都能够得到充分体现；反之，文学就难以成为经典。这就是说，文学经典的价值在于其伦理价值，其艺术审美只是伦理价值的一种延伸，或是实现其伦理价值的形式或途径。因此，文学能否成为经典是由其伦理价值决定的。

（摘编自聂珍钊《史学经典的阅读、阐释和价值发现》）

    中国有着14亿人的庞大而广阔的消费市场，这是足以傲视全球的经济优势，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能够实现快速增长的源泉所在。

    如果说，过去的40年，中国得益于改革开放深入融入全球化进程，成了“世界工厂”，“中国制造”满天下。那么，到21世纪中叶要实现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而中国具有这么大的内在消费动力，再过30多年，就完全可以成就一个“世界消费市场”。显然，从“世界工厂”转变到“世界消费市场”，符合中国的产业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也符合国家经济政策的取向。近几年我们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在又致力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行进在这条转换的路途上。

    然而，在未来十年，中国要真的能够实现从“世界工厂”向“世界重要消费市场”的跳跃，受到挑战的因素还会很多。依笔者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中国家庭居民消费升级还必须跨越三个“坎”，还要完成一段比较艰辛的爬坡过坎过程。

一是必须解决好消费结构问题。尽管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幅快于GDP增速，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速阶段性回落时保持相对稳定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城镇房价不断攀升，改变了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安排。这几年居民家庭房贷负担不断加重，居民加杠杆有增无减，而收入远远被家庭债务抛下。2006年，负债收入比还只有18.5%，2018年已经高达77.1%。住房消费支出产生了对消费明显的挤出效应。2018年5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只有8.5%，远远低于预期，创下自2003年5月以来的15年最低。住房问题本质上是经济结构的失衡，这透支了居民家庭社会购买力，未来几年还存在大宗商品和食品价格通胀的趋势。如果处理不好结构性平衡问题，消费市场或存在一定的“断层”。

    二是必须解决好社会保障账户充实问题。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无疑这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银发市场”，养老市场的发育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但目前养老体制改革还需要大力推进，最主要的是养老金“亏空”问题尚没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最近有关专家提出随着退休人员的不断增多，“养老金支付或要递减”就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在有效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的态势下，包括养老金、医疗费用支出在内的社会保障账户如何“填实”，将直接影响居民未来的消费预期稳定，进而压缩消费市场的成长空间。

    三是必须解决好消费动力体系问题。现在比较看好的是随着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会孕育出一大批新的消费市场，特别是看好未来以新经济业态支撑的新型服务市场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会勃兴一批区域经济市场，但其背后必须解决好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否则，人口会不断向大城市集聚，将带来大量的城市社会治理问题。这一方面会造成消费市场结构性的畸轻畸重；另一方面也会形成“小众消费市场”对“大众消费市场”的压制，整体上会削弱全社会的消费动力。解决全社会消费动力问题，根子在于社会分配体制改革。

    当然，中国社会向来具有极大的韧性和回旋空间，形成世界级的消费市场，我们的理想可以足够的“丰满”，但城镇居民现实生活的压力多少有些无奈的“骨感”，这决定着成就世界级消费市场，并不必然迎来一条坦途。为此，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政策考量。比如，我们需要以更积极更系统的消费政策激发消费潜能，以更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稳定广大群众的消费预期，以更加开放的政策吸引高质量投资带动本土产业转型升级，以更大的力度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切实降低实体经济的制度性运行成本，从而缩短经济结构调整的“磨底期”，迎接新一轮消费高潮的到来。

（摘编自2018年7月13日《中国经时报》，有删改）

    明代手工业高速发展，文化艺术复兴昌盛，在这种情况下，明代在衣、食、住、用等领域里，出现了种种不寻常的文化现象。家具成了流通的商品，许多文人雅士参与了室内设计和家具造型。在全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不仅木作、漆作行业兴旺，而且出现了一批专做硬木家具的小木作行业。店铺内不仅生产出售各种硬木家具，店主还常常根据用户需求到家中加工制造。按不同的用材，明代家具可分为传统的漆饰家具和新颖的硬木家具，以及采用竹藤等制作的民间家具。

    国内最早的漆饰家具是明宣德年间的方角双门橱，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馆。这种被称为雕漆的工艺，比单纯填漆家具更华丽。明中叶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出现了以黄花梨、紫檀木等优质木材为主材的復木家具。在另外的广大南方地区，人们就地取材，制成别具一格的竹家具，尤以斑竹所制枝木家具最为贵重。明代家具在宋代家具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明式家具品种丰富，用材多样，其中以黄花梨最佳，这种硬木色泽柔和、纹理清晰坚硬，富有弹性。由于木质坚硬且有弹性，所制家具用料的横断面很小。因此，家具造型简练、挺拔。由于木材本身的色泽纹理美观，所以明式家具很少施漆，仅仅擦上透明蜡即可充分显示木材本身质感。另外，明式家具制作工艺精细合理，全部以精密巧妙的榫卯结合部件，坚实牢固，能适应冷热干湿变化。高低宽狭的比例或以适用美观为出发点，或有助于纠正不合礼仪的身姿坐态。

    清代家具多结合厅堂、卧室等不同居室进行设计，分类详尽，功能明确。清代家具中最出色的是宫廷家具，各种宫廷家具色彩鉤丽、纹饰华美。其中，最华贵富丽的雕漆家具以吉祥图案为装饰主题，刀法深锐，花纹与雕刻手法均严整细密，无论在中国家具史上，还是中国漆器史上，都是不可多得的杰作。这些家具的主要特征是：造型庄重，雕饰繁重，体量宽大，气度去伟，脱离了宋明以来家具秀丽实用的淳朴气质，并逐步扩展成了 “清式”家具的主体风格。家具工艺到了清代，总体已趋笨重，并一味追求富丽华贵，繁缛的雕饰破坏了整体感。但在民间，家具仍沿袭“明式”特色，保留了朴实简洁的风格。

    中国家具艺术成就对世界艺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明清家具。西方一些著名设计师将西方古典主义风格与中国传统家具风格相互贯通，设计出既适合东方人口味又能引起西方人兴趣的创新家具。

（摘编自王翔子《浅谈中国家具的精髓——明清家具》，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