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哲敏院士：“给力”中国力学学科建设与发展

孙自法

    为中国力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不遗余力、倾尽全力的著名力学家郑哲敏院士，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中国爆炸力学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力学学科建设发展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给力”祖国，祖国给予他国家最高科技奖的殊荣。

    1943年，郑哲敏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电机系，次年转入机械系。1946年，郑哲敏所在的工学院回到北京清华园。同年，钱伟长从美国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在他的课上，大四的郑哲敏首次接触到弹性力学、流体力学等近代力学理论，钱伟长严密而生动的理论分析引起了郑敏的极大兴趣。1947年毕业后，郑哲敏留在清华大学做钱伟长教授的助教。多年后，郑哲敏回忆，钱伟长重视数学和物理等基础学科对自己影响很大，使他确定研究力学的道路。

    1948年4月，在钱伟长等人推荐下，郑哲敏获准入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并于一年后成为钱学森的博士研究生。1954年9月，郑哲敏从纽约乘船离美，辗转欧洲，1955年2月回到祖国后进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工作，随后参加钱学森创建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工作。

    1956年1月，郑哲敏成为力学所的首批科技人员之一，任弹性力学组组长。同年，他还作为助手参加了钱学森主持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全国力学学科规划的制订。后来在钱学森指导下，郑哲敏建立起爆炸力学学科，这一切，深深影响到郑哲敏的研究方向和治学风格。1984年2月，郑哲敏还接过钱学森的接力棒，出任中科院力学所第二任所长。

    郑哲敏科研生涯的最早期主要从事热弹性力学和水弹性力学的研究，回国后曾根据国家的需要从事地震响应、水轮机叶型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后来因为国家科研布局调整，郑哲敏选择高速高压塑性动力学研究方向，并于很短时间内在爆炸成形方面取得完整、深入的研究成果，从而拉开爆炸力学研究的序幕。

    郑哲敏在爆炸力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包括：一是提出流体弹塑性体模型，促进形成完备的爆炸力学学科体系；二是建立爆炸力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为武器设计与武器效应评估提供崭新的力学基础；三是开辟爆炸成形、爆炸筑堤等关键技术领域，并发展水下爆炸及其与结构相互作用的理论，解决了重大工程建设核心难题。

    郑哲敏还通过对“瓦斯突出”的机理研究，认为“瓦斯突出”的动力来源于煤层瓦斯中含有的机械能。

    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力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郑哲敏参与和主持制定了一系列重要力学学科及相关科学规划。他总体把握中国力学学科发展方向，积极倡导、组织和参与热弹性力学、水弹性力学、材料力学行为、环境力学、海洋工程、灾害力学、非线性力学等多个力学分支学科或领域的建立与发展。

    在材料力学研究中，郑哲敏提出的硬度表征标度理论，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并被广泛引用，还以他与合作者的姓氏命名为C-C方法。引领中国力学发展的郑哲敏为促进中国力学界与国际力学界的交融、提升中国力学国际地位等做出重要贡献。

    当前中国科技发展水平虽然有很大进步，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不小差距。郑哲敏认为，学术界浮躁的风气是制约发展的重要原因。“科研需要耐心。现在，一些人都急于求成，沉不下心来坐冷板凳，这样做出的最多是中等成果，很难有出色的、有重大影响的成果。有的人急于要实效，不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最终会极大地制约整体科技的发展。”

    他提醒说，当科学家并不像大家看上去的那么美。“科研有突破的那一刻很快乐，但是更多的时候很苦、很枯燥，在一遍又一遍的错误中寻求突破，在反反复复的试验中总结创新。”

    在郑哲敏眼里，现代科学精神的精髓就是古希腊时代传承下来的“自由探索”的精神。纵观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自由探索”精神相对薄弱，这也是造成中国科学创新不足的核心问题。要真正激活科技界的创造力，“自由探索”不仅仅是一种科学精神，也应成为一种人生目标。

    郑哲敏指出，中国当下的青年科研人员压力特别是政策压力很大，现在各种评奖评审、项目申请等，“把人搞得很浮躁，东迎西迎，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年轻人急功近利、不能沉下心来，必然影响到他们开展科学研究和从事科研的决心。他呼吁尽快给青年科研人员减压，把他们从烦躁、浮躁的“包围圈”中解放出来。

    已89岁高龄的郑哲敏仍然活跃在科研一线。近年来，他将研究重心转向水下高速航行体的流固耦合力学问题、海底天然气水合物开采技术与安全性等方面，带领相关研究团队为国家海洋安全和海洋资源能源的开发作贡献，并指导有关课题组继续进行爆炸与冲击动力学研究。

    耄耋之年的郑哲敏接受采访时一直面带微笑，笑容里还不时透出些孩童般的调皮与无邪。他身边的同事称，微笑与乐观也许就是郑老健康长寿的秘诀。

忆韦素园君

鲁迅

    现在有几个朋友要纪念韦素园君，我也须说几句话。是的，我是有这义务的。

    怕是十多年之前了罢，我在北京大学做讲师，有一天。在教师豫备室里遇见了一个头发和胡子统统长得要命的青年，这就是李霁野。我的认识素园，大约就是霁野绍介的罢，然而我忘记了那时的情景。现在留在记忆里的，是他已经坐在客店的一间小房子里计画出版了。

    这一间小房子，就是未名社。

    未名社的同人，实在并没有什么雄心和大志，但是，愿意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却是大家一致的。而其中的骨干就是素园。

    于是他坐在一间破小屋子，就是未名社里办事了，不过小半好像也因为他生着病，不能上学校去读书，因此便天然的轮着他守寨。

    我最初的记忆是在这破寨里看见了素园，一个瘦小，精明，正经的青年，窗前的几排破旧外国书，在证明他穷着也还是钉住着文学。然而，我同时又有了一种坏印象，觉得和他是很难交往的，因为他笑影少。“笑影少”原是未名社同人的一种特色，不过素园显得最分明，一下子就能够令人感得。但到后来，我知道我的判断是错误了，和他也并不难于交往。他的不很笑，大约是因为年龄的不同，对我的一种特别态度罢，可惜我不能化为青年，使大家忘掉彼我，得到确证了。这真相，我想，霁野他们是知道的。

    但待到我明白了我的误解之后，却同时又发见了一个他的致命伤：他太认真；虽然似乎沉静，然而他激烈。认真会是人的致命伤的么？至少，在那时以至现在，可以是的。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

    这里有一点小例子。——我们是只有小例子的。

那时候，因为段祺瑞总理和他的帮闲们的迫压，我已经逃到厦门，但北京的狐虎之威还正是无穷无尽。段派的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林素园，带兵接收学校去了，演过全副武行之后，还指留着的几个教员为“共产党”。这个名词，一向就给有些人以“办事”上的便利，而且这方法，也是一种老谱，本来并不希罕的。但素园却好像激烈起来了，从此以后，他给我的信上，有好一晌竟憎恶“素园”两字而不用，改称为“漱园”。同时社内也发生了冲突，高长虹从上海寄信来，说素园压下了向培良的稿子，叫我讲一句话。我一声也不响。于是在《狂飙》上骂起来了，先骂素园，后是我。素园在北京压下了培良的稿子，却由上海的高长虹来抱不平，要在厦门的我去下判断，我颇觉得是出色的滑稽，而且一个团体，虽是小小的文学团体罢，每当光景艰难时，内部是一定有人起来捣乱的，这也并不希罕。然而素园却很认真，他不但写信给我，叙述着详情，还作文登在杂志上剖白。在“天才”们的法庭上，别人剖白得清楚的么？——我不禁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想到他只是一个文人，又生着病，却这么拼命的对付着内忧外患，又怎么能够持久呢。自然，这仅仅是小忧患，但在认真而激烈的个人，却也相当的大的。

    不久，未名社就被封，几个人还被捕。也许素园已经咯血，进了病院了罢，他不在内

    我到广州，是第二年——一九二七年的秋初，仍旧陆续的接到他几封信，是在西山病院里，伏在枕头上写就的，因为医生不允许他起坐。他措辞更明显，思想也更清楚，更广大了，但也更使我担心他的病。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本书，是布面装订的素园翻译的《外套》。我一看明白，就打了一个寒噤：这明明是他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莫非他已经自觉了生命的期限了么？

    我因此记起，素园的一个好朋友也咯过血，一天竟对着素园咯起来，他慌张失措，用了爱和忧急的声音命令道：“你不许再吐了！”我那时却记起了伊孛生的《勃兰特》。他不是命令过去的人，从新起来，却并无这神力，只将自己埋在崩雪下面的么？……

    一九二九年五月末，我最以为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园谈了天。他为了日光浴，皮肤被晒得很黑了，精神却并不萎顿。我们和几个朋友都很高兴。但我在高兴中，又时时夹着悲哀：忽而想到他的爱人，已由他同意之后，和别人订了婚；忽而想到他竟连绍介外国文学给中国的一点志愿，也怕难于达到；忽而想到他在这里静卧着，不知道他自以为是在等候全愈，还是等候灭亡；忽而想到他为什么要寄给我一本精装的《外套》？……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晨五时半，素园终于病殁在北平同仁医院里了，一切计画，一切希望，也同归于尽。我所抱憾的是因为避祸，烧去了他的信札，我只能将一本《外套》当作唯一的纪念，永远放在自己的身边。

    自素园病殁之后，转眼已是两年了，这其间，对于他，文坛上并没有人开口。这也不能算是希罕的，他既非天才，也非豪杰，活的时候，既不过在默默中生存，死了之后，当然也只好在默默中泯没。但对于我们，却是值得记念的青年，因为他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

    未名社现在是几乎消灭了，那存在期，也并不长久。然而自素园经营以来，绍介了果戈理、陀思妥也夫斯基、安特列夫，绍介了望·蔼覃，绍介了爱伦堡的《烟袋》和拉夫列涅夫的《四十一》。还印行了《未名新集》，其中有丛芜的《君山》，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华夕拾》，在那时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

    是的，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还有记念的时候，倘止于这一次，那么，素园，从此别了！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之夜，鲁迅记

（选自《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有删节）

【注】《外套》作为果戈里讽刺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反映了彼得堡官僚统治下的小人物的悲剧遭遇。

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我喜欢鲁迅的其 中一个理由，是老先生好玩，文学论，就人物论，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什么叫做“好玩”？

    我常会提起胡兰成。他是个彻底的失败者，因此他成为一个旁观者。他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他在鲁迅的年代，是个小辈，没有五四同人对鲁迅的种种情结与偏颇。四九年以后，他的流亡身份，也使他没有国共两党在评价鲁迅、看待鲁迅时那种政治意图或党派意气。所以他点评鲁迅，我以为倒是最中肯。他说，鲁迅先生经常在文字里装得“呆头呆脑”，其实很“刁”，鲁迅真正的可爱处，是他的“迭宕自喜”。“迭宕自喜”什么意思呢？也不好说，这句话我们早就遗忘了，我只能粗暴而庸俗地翻译成“好玩”。

我们先从鲁迅的性格说起。

    和老先生认识，打过交道的几乎每个人都提到鲁迅先生并不是一天到晚板面孔，而是非常诙谐、幽默、随便、喜欢开玩笑。夏衍是老先生讨厌责骂的四条汉子之一，他也说：老先生“幽默得要命”。

    我有一位上海老朋友，他的亲舅舅，就是当年和鲁迅先生玩的小青年，名叫唐弢。唐弢五六十年代看见世面上把鲁迅弄成那副凶相、苦相，就私下里对他外甥说，哎呀鲁迅不是那个样子的，还说，譬如老先生夜里写了骂人的文章，隔天和那被骂的朋友酒席上见面，互相问起，照样谈笑。除了鲁迅深恶痛绝的一些论敌，他与许多朋友的关系，绝不是那样子黑白分明。

    我所谓的“好玩”是种活泼而罕见的人格，它内在的力量远远大于我们的想像。

近年的出版物，密集呈现了相对真实的鲁迅，看下来，鲁迅简直随时随地对身边人、身边事在那里开玩笑。江南的说法，他是个极喜欢讲“戏话”的人，连送本书给年轻朋友，也要顺便开个玩笑（给刚结婚的川岛的书：我亲爱的一撮毛哥哥呀，请你从爱人的怀抱中汇出一只手来，接受这枯燥乏味的《中国文学史略》）。那种亲昵！那种仁厚与得意！一个智力与感受力过剩的人，大概才会这样的随时随地讲“戏话”。我猜，除了老先生遇见什么真的愤怒的事，他醒着的每一刻，都在寻求这种自己制造的快感。

    但我们并非没有机会遇见类似的滑稽人，平民百姓中就多有这样可爱的无名智者。我相信，在严重变形的民国人物中，一定也有不少诙谐幽默之徒。然而我所谓的“好玩”是一种活泼而罕见的人格，我不知道用什么词语定义它，它的效果，决不只是滑稽、好笑、可爱，它的内在的力量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

    好玩，不好玩，甚至有致命的力量——希特勒终于败给丘吉尔，因为希特勒一点不懂得“好玩”；蒋介石败给毛泽东，因为蒋介石不懂得“好玩”——好玩的人懂得自嘲，懂得进退，他总是放松的，豁达的，游戏的。“好玩”，是人格乃至命运的庞大的余地、丰富的侧面、宽厚的背景，好玩的人一旦端正严肃，一旦愤怒激烈，一旦发起威来，不懂得好玩的对手，可就遭殃了。

    投枪匕首式的文章可能“是鲁迅先生只当好玩写写的”，也是一种得意，一种“玩”的姿态。

    依我看，历来推崇鲁迅那些批判性的、匕首式的、战斗 性的革命文章，今天看来，大多数是鲁迅先生只当好玩写写的，以中国的说法，叫做“游戏文章”，以后现代的说法，就叫做“写作的愉悦”——所谓“游戏”，所谓“愉悦”，直白的说法，可不就是“好玩”——譬如鲁迅书写的种种事物，反礼教、解剖国民性、鼓吹白话、反对强权等等，前面说了，当时也有许多人在写，其激烈深刻，并不在鲁迅之下，时或犹有过之。然而九十多年过去，我们今天翻出来看看，五四众人的批判文章总归及不过鲁迅，不是主张和道理不及他，而是鲁迅懂得写作的愉悦，懂得调度词语的快感，懂得文章的游戏性。

    可是我们看他的文字，通常只看到犀利与深刻，不看到老先生的得意，因为老先生不流露。这不流露，也是一种得意，一种“玩”的姿态，就像他讲笑话，自己不笑的。

    我们单是看鲁迅 各种集子的题目，就不过是捡别人的讥嘲拿来耍着玩，什么《而已集》啊、《三闲集》啊、《准风月谈》啊、《南腔北调集》啊，真是顺手玩玩，一派游戏态度，结果字面、意思又好看，又高明。他给文章起的题目，也都好玩，一看之下就想读，譬如《论他妈的》我们读着，以为是在批判国民性，其实语气把握得好极了，我猜老先生一起这题目，就在八字胡底下笑笑，自己得意起来。《花边文学》中有两篇著名的文章：《京派与海派》、《南人与北人》，竟是同一天写的，显然老人家半夜里写得兴起，实在得意，烟抽得一塌糊涂，索性再写一篇。

（节选自陈丹青《笑谈大先生》，有删改）

叶嘉莹：实践儒家的“知命”与“不忧”

    有人说，叶嘉莹是一个穿裙子的“士”。她说，我身体是女性，但是我有中国儒家传统的士的品格和持守。

    叶嘉莹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强者，但她也坚信自己不是一个弱者，她常常强调，她是在顺服中完成自己。她早岁丧母，不久远嫁他乡，后来丈夫入狱，她也带着吃奶的孩子蹲班房，再后来遭遇丈夫的性情变异，再后来拖着一家老小五口人在北美讨生活，辗转半生。历尽了人生的悲哀苦难，就在她满以为幸福的大门即将临近之时，一场飞来横祸又夺走了她的爱女和女婿。她坦言此生于她再无幸福，她要把感情杀死。

    何为情？《礼记•礼运》篇云：“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情，是人性之本初。叶嘉莹第一次要把这人性之本初的感情杀死，是在遭遇因久被囚禁而形成动辄暴怒之性情的丈夫的家暴之时。那时她上有年近八旬的老父，下有两个读书的女儿，她不能把悲苦形之于外。她说，我总是梦见我自己已经陷入遍体鳞伤的弥留境地，也有时梦见多年前已逝的母亲接我回家。她曾读到一首王安石的《拟寒山拾得》的诗偈，恍如一声棒喝，将她从悲苦中拉出。诗是这样说的：“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切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在面对常态的、新鲜的痛苦时，她无法忘却。她只能用诗偈来引导自己，告诫自己：那个感情使我受到了伤害，我要把感情杀死，我不再为感情之事烦恼。

    如果说，第一次把感情杀死，是叶嘉莹选择坚毅隐忍来勉力实践儒家的“知命”与“不忧”的话，那么第二次，则实在是一段极为痛苦的人生历程。丧女之痛，曾让叶嘉莹悲痛欲绝。她把自己关在家中，陆续写作《哭女诗》十首，怀念陪她经历生命中种种阴晴变化和反复无常的爱女，舔舐伤悲。然而，在她众多的诗词作品中，她从未批判过命运对她的不公，她只是一次又一次地肯定生命的无常。“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儿童即会诵习的唐诗，叶嘉莹是这样解说的：白日依山尽，是向西看；黄河入海流，是向东看。太阳自东升起，却要西落，这是无常；黄河自西奔赴而来，却要东归入海，这也是无常：重要的是，这是生命的永恒的无常。当一个人四顾茫然，面对生命的永恒的无常时，可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她说，我在极痛之余，才有了彻底的觉悟，对庄子的“逍遥无待”与“游刃不伤”的境界，也有了一些体悟。两年之后，她毅然收拾行囊，只身回国教书，一教就是三十多年。叶嘉莹生于荷月，小名为荷，所以她常以荷自喻。在经历了种种苦难之后，她断然否决了莲花现佛身之喻，感慨“如来原是幻，何以渡苍生”，她把自己的教书行为认定为“莲实有心应不死”，“千春犹待发华滋”。

    她一生悲苦，因而她早年耽溺于王国维的独善其身和“清者”持守的想法和生活，是深受同样有着悲剧人生的王国维的影响的。几十年后，从对王国维的文学批评的赏爱，到研讨，到反省，到批判，她早已大彻大悟。庄子有言：“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诗词研读不是她的目标，成为学者也不是她的动机，她愿意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在一首《浣溪沙》的词中，叶嘉莹写道：“已是苍松惯雪霜，任教风雨葬韶光，卅年回首几沧桑。自诩碧云归碧落，未随红粉斗红妆，余年老去付疏狂。”“任教风雨葬韶光”，这让我想起那个同样备尝人世艰辛的苏东坡“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境界。杀死感情的叶嘉莹，早已褪去莲花，只葆有一颗莲心，只为传递诗歌中生生不已的力量。

（摘编自《文汇报》2015.3.）

【相关链接】①今年92岁高龄的叶嘉莹获得“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她在颁奖礼上将诗词形容为“心的走路”，并表示：“我喜欢诗词，这是我自己内心很纯真的感情，我能感受到古代诗人所传达的那种情感。我感受到就应该把它传给年轻人，所以我一生都在教书，尽自己的力量在做这件事。”②“我能用一种沉毅坚忍的心态来面对和担荷所遭遇的种种苦难，我早年所背诵的《论语》《孟子》等书，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曾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在艰苦的物质生活中，所想到的是《论语》中所说的‘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及‘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的一种自信与自立的精神和态度。”

爱国科学家邓叔群

    经过清华学堂八年苦读，邓叔群于1923年经考试公费留学美国。同时去的同学大多选择学习外交、银行、军事、法律等专业，只有他不听别人劝告，为了解救贫困的中国农民，一心入读康奈尔大学的农林专业。留学期间，目睹同胞受到种族歧视，这激发了他为国争光的民族自尊心，决心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最精湛的科学知识。他不仅主科成绩都是A，而且荣获了全美最高科学荣誉学会颁发的两枚金钥匙证章。正当他博士论文接近完成时，国内岭南大学急需一位植物病理学教授，导师惠凑推荐了他，但建议他完成论文后再回去。邓叔群却认为，学到先进知识报效祖国，正是自己求学的真正目的，于是当即回国。

    在回国后的十年中，为搜集我国第一手真菌资料，他手提竹篮，攀山入林，一样一样地采集，逐一鉴定，定名分类。他先后研究鉴定的真菌种类达一两千种，分隶于数百个属，其中首次发现的新属5个，新种121个，为世界真菌资源宝库增添了新标本。在世界真菌学史上为我国的真菌科学谱写了重要的第一章，向世界宣告了中国有自己的真菌科学。在世界著名真菌分类学家考尔夫教授总结的康奈尔大学120年来作出突出贡献的41位真菌学家中，他是唯一的东方人。

    抗战开始不久，为了使自己的研究与国计民生关系更为直接，邓叔群转向了林业研究。他带领助手深入云南、西康、四川一带，勘察森林资源状况。他们冒风雨，顶烈日，忍饥寒，摸清了该地区森林资源的组成、分布、蓄积量及病虫害等情况，绘制了中国的早期林型图，并提出了合理经营、开发和管理原始森林的研究报告，为大后方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其中森林的材积估算、轮伐期、更新方法、造林方针等，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后来，邓叔群拒绝就任农林部副部长，而在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张心一的支持下，举家奔赴甘肃，开始黄河上游水土保持的研究。经过几年艰苦奋斗，成功创办了洮河林场及三个分场，建立了一整套保证森林更新、营造量大于采伐量的制度，创建了以科学的方法经营和管理森林的新模式。邓叔群认为，水利和林、牧之间具有密切关系，要根治黄河水患，就必须三者并重。为保持黄河上游水土、减轻下游灾害，他提出了森林生态平衡理论。

    1948年，邓叔群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随后，中央研究院要求全体高级研究人员迁往台湾或去美国。他不仅自己明确表示决不离开，还动员其他同事共同抵制。他对家人说：“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要为民族富强奋斗终生。我绝不跟腐败的国民党去台湾，也不去美国。”其实在他内心深处，对共产党抱有希望和向往，愿与民族同甘苦，共命运。后来，他早年的学生沈其益受东北解放区领导委托，特地到上海动员他去东北筹建农学院，他欣然接受邀请，并在半年时间内，带病编写出一整套林科大学的教材纲要。作为沈阳农学院创建总指挥，他辛勤工作，调度有方，快速、高效地完成了建校任务。

    邓叔群生活俭朴，不图物质享受。新中国成立后，他把抗日战争前在南京购建的花园洋房捐献给国家，还三次主动提出减薪。抗美援朝时，他将自己的积蓄捐作军用。1960年，他受林业部委托，举办森林病理学培训班，为各省培训出数十名专业技术骨干。培训结束后，他谢绝巨额酬金，只留一张结业合影作纪念。邓叔群一生的选择，都从人民和祖国的需要出发，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科学报国的理想。

（摘编自《中国真菌学先驱﹣﹣邓叔群院士》）

    提到冯其庸，人们就会想到《红楼梦》和红学。的确，冯其庸先生是以红学名世的。是当代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红学大家。

    冯其庸先生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尤其是在《红楼梦》早期抄本的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十分引人注目。早在1975年3月，他与著名红学家吴恩裕先生合作研究新发现的三回又两个半回的《红楼梦》抄本，发现这就是己卯本的散佚部分，并从此抄本中避“祥”字、“晓”字的讳，因而考证出此抄本原是清怡亲王允祥、弘晓家的原抄本，而怡亲王又与曹雪芹家有着重要的联系，所以它的底本有可能直接来自曹家，这一惊人的发现对《红楼梦》早期抄本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77年7月，冯其庸先生完成了《论庚辰本》一书，这是最早的一本系统研究已卯本与庚辰本关系的学术专著。在书中他论证了现存庚辰本不是由四个本子拼凑而成的，而是据己卯本过录的，是仅次于作者手稿的一个抄本，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从而确立了庚辰本特殊珍贵的地位。

    冯其庸先生更是一位知识渊博、兴趣广泛的学者，是一位才思敏捷的诗人，是一位堪称一流的书画家。他除多部红学著作外，还出版有戏曲论文集《春草集》、古典文学论文集《逝川集》、散文序跋集《秋风集》，以及《蒋鹿谭年谱、水云楼诗词辑校》《吴梅村年谱》《朱屺瞻年谱》，大型摄影集《瀚海劫尘》等等。今天像冯老这样知识渊博、虚怀若谷、视野远大、多才多艺的学者真是太少了。国学大师钱仲联先生在《题冯其庸教授书画摄影展》一诗云：“红学专门众所宗，画书摄影更能工。何人一手超三绝，四海堂堂独此公。”

    冯其庸先生是一位真正的诗人，读他的诗会使人深深感受到他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和非凡的才华。他写过许多旧体诗，尤其是纪行诗，写得气势磅礡。例如1990年11月到武威北面的腾格里大沙漠中调查新发现的汉代古城时，他赋诗云：“大漠孤城雁字横，红河东去杳无声。汉家烽火两千载。我到沙场有余温。”

    冯其庸先生不仅诗写得好，而且能书善画。他的草书行云流水，飞逸倜傥。有人说他的草书深受王羲之、王献之的影响，但又不受拘束，别具一格。而他的青藤、泼墨花卉，更是兼有吴昌硕齐白石的风格。而他更爱画葫芦、葡萄，那真是一绝。刘海粟老人就曾称赞冯其庸先生的画“全是青藤笔意，此诗人之画，学问人之画，气质不同，出手就不凡，故不与人同也。”冯其庸先生的书法、绘画被称为文人书画的代表，尤其他的画运古入新，自出新意，而且往往是诗、书、画融汇一体，堪称文人画的上品。

    冯其庸先生治学的最大特点是刻苦和严谨。他强调做学问要肯下苦功夫，肯吃苦，要实事求是，他十分强调多读书，同时又十分重视实际考察。他常常说中国的学问是无穷无尽的，有如大海，有如高山，个人的学识再渊博，也是沧海一粟，因此任何时候都没有理由自满。他是这样的告诫年轻人，也是这样地要求自己，他八十多岁的时候还是晚睡早起，常常是凌晨三四点钟起床作文读书。说到冯老的严谨和刻苦，人们自然想到他对玄奘取经回归古道的确认，这无疑是对我国古代文化史研究的重大贡献。而说到玄奘，人们就会想到一个词——百折不挠，玄奘百折不挠的取经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标志性的符号。冯老正是以玄奘百折不挠的精神，十次去新疆考察，八十三岁高龄时还穿越罗布泊，深入楼兰遗址。冯老不懈的追求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虚怀若谷的大师风范，同他的著述一样，是留给我们的巨大精神财富。

【相关链接】①冯其庸少时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五年级时还曾回乡务农。抗战爆发后，家中经济更是窘迫到了极点，经常靠好心邻居送南瓜维持生计。后来，冯其庸成为著名红学家，还屡屡提及友邻的善举，并将书斋命名为“瓜饭楼”。②我做学问的原则就是，能够调查的，必须亲自去调查。（冯其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