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伟大的漂泊者

    一百年以前，一位当时默默无闻的德国哲学家，携带一把绿色的小伞，一个笔记本，漂泊于南欧的山巅海滨。他的文字，钟山水之灵秀，清新而隽永；他的思想，抒内心之焦渴，激烈而唐突。然而，世界几乎把他遗忘了。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才小有名气，这个人就是尼采。尼采在一首诗中写道：“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如今，漂泊者早已倒下，他的影子却笼罩了整整一个时代。1844年，尼采生于德国东部吕茨恩市附近的勒肯村。他的祖父是一个写有神学著作的虔诚信徒，父亲和外祖父都是牧师。未满五岁时，父亲病死，数月后，年仅两岁的弟弟又夭折，幼年的尼采深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无常，因而变得孤僻敏感。小学毕业后他就读于普夫达中学。1865年，二十一岁的尼采，在波恩大学攻读了半年神学和古典语言学之后，断然决定放弃神学，专修古典语言学。对于一个牧师世家的子弟来说，这不啻是一个反叛的信号，后来他果然成了基督教的死敌——“反基督徒”。与此同时，这个曾经与同学们一起酗酒、浪游、殴斗的青年人，突然变得少年老成起来。他退出了学生团体，离群索居，整日神情恍惚，冥思苦想。

    这是尼采生涯中发生的第一次精神危机。难道人生是一番消遣，或是一场按部就班的课堂考试吗?他心中酝酿着一种使命感，要为自己寻求更真实的人生。他偶然的在一个旧书摊上购得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他发现在他之前也有人受同一问题的折磨，并且用哲学的语言表达了对人生的同一悲观看法，便顿有觅得知音之感。他从叔本华那里受到启示，也认为世界的本体是生命意志。叔本华的阴郁色彩从此永久地印在尼采的思想中。

    1868年秋，尼采在莱比锡结识了他仰慕已久的音乐大师瓦格纳，一见面两人就久久谈论着共同喜爱的叔本华哲学。可是，他渐渐发现瓦格纳歌剧中的那种歇斯底里的激情，过度亢奋的敏感，对神经和官能的刺激，集中体现了时代的颓废症。这使尼采深感压抑，渐渐产生对抗心理，最终二人决裂。

    1869年，尼采二十五岁，在李契尔的推荐下，到巴塞尔大学任古典语言学教授。仅仅两年以后，尼采出版了他的处女作《悲剧的诞生》，这本以全新的眼光研究希腊悲剧起源的小册子引起了轰动，既受到热烈的赞扬，也遭到激烈的攻击。在正统语言学界看来，一个语言学家不好好地去琢磨柏拉图古典语言的精妙，却用什么酒神精神批判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全然是荒诞不经。1879年，尼采结束了十年教授生涯，从此开始了他的没有职业、没有家室、没有伴侣的孤独的漂泊生涯。靠着微薄的教员退休金，尼采度过了10年的漫游和创作黄金期。

    1883年，尼采著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部惊世骇俗之作。这本书卖了四十册，送给朋友七册，只有一个人表示感谢，没有人称赞这本书，没有哪位哲人如此孤单过。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提出了“超人”理想。他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不断地自我超越，人也是“一种应该被超越的东西”，尼采的人性观以肯定人的生命本能为前提，以主张人的超越性为归宿。他之所以否定旧道德，正是因为旧道德同时否定了这前提和这归宿。他认为“善恶的创造者首先必须是破坏者，他必须摧毁一切价值观念”。朋友们眼中，这完全是一部怪异的作品，这让尼采倍感孤独。他又开始了漂泊浪迹的生活，他坚持写作，最后将创作的箴言、警句、辞条汇集起来，组成了两个集子《善恶的彼岸》和《道德的谱系》，在书中他呐喊着摧毁旧道德，为超人的道德开拓道路。在1899年，长期不被人理解的尼采由于无法忍受长时间的孤独，在都灵大街上抱着一匹正在受马夫虐待的马的脖子，最终失去了理智。1900年8月25日，这位生不逢时的思想大师与世长辞。在摧毁中创造，在孤独中思考。一颗敏感的心，太早太强烈地感受到了时代潜伏的病痛，发出了痛苦的呼喊。可是，在同时代人听来，却好似疯子的谵语。直到世纪转换，时代更替，潜伏的病痛露到面上，新一代人才从这疯子的谵语中听出了先知的启示。或许对他的理解富有争议，但尼采是现代思想的里程碑和德国散文的巅峰，使人们对过去一直认为理所当然的制度和观念进行了反思。他的思想就像闪电穿透乌云一样穿透了一个时代。

（节选自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有删改）

链接：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1900）德国著名哲学家。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同时也是卓越的诗人和散文家，现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之一。受叔本华哲学影响，提出“权力意志论”、“超人学说”等，尼采猛烈揭露和批判传统的基督教道德和现代理性。尼采哲学所表达的正是现代西方人在传统价值崩溃时代的迷途的痛苦和寻求的渴望。

绿染戈壁

梁衡

    由西安出发西行，车驶入甘肃境内，公路两边就是又浓又密的柳树。这种柳，是西北高原常见的旱柳。它树身高大，树干挺直，如松如杨，而枝叶却柔密浓厚。每一棵树就像一个突然从地心涌出的绿色喷泉，茂盛的枝叶冲出地面，射向天空，然后再四散垂落，泼洒到路的两边。远远望去连绵不断，又像是两道结实的堤坝，我们的车子夹行其中，好像永远也逃不出这绿的围堵。

    左宗棠是1869年5月沿着我们今天走的这条路进入甘肃的。左宗棠止步于举人，此后三次参加会试，三考不中，便无心再去读枯涩的经书，而是在乡下边种地边研究农桑、水利等实用之学，后因太平天国乱起，就随曾国藩办湘军。1866年甘肃出现回民起义时，左正在福建办船政，建海军，对付东南的外敌。朝中无人，同治皇帝只好拆东墙补西墙，急召他赴西北平叛。

    左宗棠在西北的政治、军事建树历史自有公论。但他到西北后，发现这里的危机不只是政治腐败，军事瘫痪，还有生态的恶劣和耕作习惯的落后。大军所过之处全是不毛的荒山、无垠的黄沙、裸露的戈壁、洪水冲刷过后的沟壑。这与江南的青山绿水、稻丰鱼肥形成强烈的反差。左宗棠隐居乡间时曾躬耕农亩，准备种田教书，终老乡下。但是命运却把他推向西北，让他“达则兼济天下”，兼顾西北。

    面对赤地千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栽树，这当然是结合战争的需要。但古往今来西北不知几多战事，二栽树将军又有几人？用兵西北先要修路，左宗棠修的路宽三到十丈，东起陕西的潼关，横穿甘肃的河西走廊，旁出宁夏、青海，到新疆哈密，再分别延至南疆北疆。穿戈壁，翻天山，全长三四千里，后人尊称为“左公大道”。1871年2月左下令栽树，有路必有树，路旁最少栽一行，多至四五行。这是为巩固路基，“限戎马之足”，为路人提供阴凉。左对种树是真有兴趣，真去研究，躬身参与，强力推行。他先选树种，认为西北植树应以杨、榆、柳为主。河西天寒，多种杨；陇东温和多种柳。凡军队扎营之处都要栽树。他还把种树的好处编印成册，广为宣传，又颁布各种规章保护树木。史载左宗棠“严令以种树为急务”“相檄各防军夹道植树，意为居民取材，用庇行人，以复承平景象”。左每到一地必视察营旁是否种树。在他的带领下，各营军官竞相种树，一时成为风气。现在甘肃平凉仍存有一块《威武军各营频年种树记》碑，详细记录了当时各营种树的情景。

    左宗棠在西北到底种了多少树，很难有确切的数字。他在光绪六年（1880年）的奏折中称，只自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县东门六百里，就种活二十六万四千多棵树，其中柳湖有一千二百多棵。再加上甘肃其余各州约有四十万棵，还有在河西走廊和新疆种的树，总数在一二百万棵之多。而当时左指挥的部队大约是十二万人，合每人种树十多棵。中国西北自秦以来共有三条著名的大道。一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修的弛道；二是唐代的丝绸之路；三就是左宗棠开辟的这条“左公绿柳之路”，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西北公路建设基本上是沿用这个路基。三千里大道，百万棵绿柳，这在荒凉的西北是何等壮观的景色，它注定要成为西北开发史上的丰碑。

    兵者，杀气也。向来手握兵权的人多以杀人为功、毁城为乐，项羽烧阿房宫，黄巢烧长安，前朝文明尽毁于一旦。他们能掀起造反的万丈狂澜，却迈不过政权建设这道门槛。只有少数有远见的政治家才会在战火弥漫的同时播撒建设的种子，随着硝烟的退去便显出生命的绿色。

（摘编自201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刊文《左公柳，西北天际的一抹绿云》）

相关链接：①长夫人等（指后勤人员）不得在外砍柴。但屋边、庙边、祠堂边、坟边、园内竹林及果木树，概不准砍。（左宗棠《楚军营制》）②马夫宜看守马匹，切不可践食百姓生芽。如践食百姓生芽，无论何营人见，即将马匹牵至该营禀报，该营营官即将马夫口粮钱拿出四百立赏送马之人，再查明践食若干，值钱若干，亦拿马夫之钱赔偿。如下次再犯将马夫重责二百，加倍处罚。（左宗棠《楚军营制》）③左宗棠的同乡及幕僚杨昌浚，应邀西行，见道旁柳树成林，也有七绝一首：“大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李尚师：修史•铸鉴•报国

邢兆远　李建斌

    1942年出生的李尚师，饱历世间沧桑。血与火，痛与苦，烧灼着他的心，更让他悟出一个理：个人与国运血脉相连，只有国家强大，百姓方可安居乐业；只有治国有方，人民才能过上幸福生活。

    1985年，任中学教师的李尚师的人生出现了转折，当时山西师院的“晋国史研究室”缺少人手，本族叔叔李孟存教授邀他一起编写《晋国史》。而自幼就崇拜“报国修史”的李尚师，此时不禁热血沸腾，下决心步入“漫漫”的修史路，为国家尽一介草民之力。

    此后，李尚师一边教书，一边利用业余时间整理史料。一有时间就跑图书馆、书店、小地摊。李尚师自己拟定了修史计划，雷打不动。晨鸡啼鸣，他书房里的灯就亮了；夜阑人静，他依然秉笔疾书。在他的书桌上，除了一个旧茶杯，一个暖水壶，剩下就是成堆的稿纸和资料。

    给老父亲治病、供养两个孩子读书、家中的柴米油盐，仅靠自己的工资已杯水车薪。每当此时，老母亲埋怨他不该写书，亲戚朋友也纷纷前来劝说。但是，李尚师心里有个“报国梦”，他咬牙坚持着。1995年，他被山西师大聘为“晋国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不久芮城县教育局特批他专业从事史学研究。

    李尚师寻觅散布各处的史书、逸书、石刻、铭文、古碑，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社会、历史、文化、科技、民俗等无不搜集。为了解决晋国有争议的地名，他曾不知多少次自费实地考察。

    为考察传说中的晋国大宗之都-----翼，李尚师曾住在翼城南梁农家，骑着自行车奔波于翔山之下、浍河之滨，观其山如大鹏翱翔之状、察其遍地灰层、绳纹陶片遗存比比皆是，从而确定“翼”乃是南梁故城。

    研究晋国史，疑点、难点很多。比如晋国始君叔虞所封的唐究竟在何地？历史就有七说，其中东汉班固、西晋郑玄等认为唐在今太原，后世在今太原晋源区建有晋祠，更使“太原晋阳说”不胫而走，家喻户晓。

    面对诸多大相径庭的观点，李尚师的大脑在梳理着一个个信息团，一遍又一遍地翻阅着诸多古籍文献，查找考古资料，实地观察地形，理清各种说法的偏差，毅然选定“临汾盆地说”，并确定唐国地域覆盖范围。

    探索此类疑难问题不在少数，在《晋国通史》中李尚师增列了诸多名人雅士名字和事迹，加以评述，写出242人的传记，并将国君、执政卿、卿、大夫、名流学者、九流人物表和军制变化以及出土铸（刻）铭文字器物列出专表29个，填补了以往晋国史研究的缺陷。

    挑战与创新的激情燃烧着李尚师的心，他不断审视权威史书：《春秋》只有1.8万字，由于只记事件结果，不记事件的经过和背景，过于简略，用语隐晦；《史记》以文学笔法写史，有许多地方“失实”。他将《左传》与《春秋》《国语》等中的记载进行梳理、比较，将众多历史事件和人物，加以互为印证，理清了主线脉络和史实。

    “修史不拘泥于前人，要兼容并蓄进行创新。”李尚师如是说。这部于2014年出版的长达150万字的巨著《晋国通史》，为国别通史，并且兼具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纪传体、志书的特点，被史学界称为“新型史学专著”。内容丰富，涉及广泛，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被誉为“晋国的百科全书”。

    李尚师将自撰的“格超梅以上，品行竹之间”“写历史成败得失，评人物功过是非”的楹联，分别挂在门口和书房上。他说，修史者不能为权势所动，不被浮躁和喧嚣左右。他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

    这位“宿儒”，身居山村，耐住清贫与寂寞，历时三十余载，以心与魂熔铸着长史。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理事宫长为评价李尚师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天下河东，无出其右。”

（选自《光明日报》2015年7月16日）

相关链接：①小学五、六年级时，家里有一部《汉书》，虽有些字我还不认识，可我还是硬着头皮读完了。读完之后，班彪、班固、班昭父、子、女三人炽烈的以史报国思想便刻在心里。（李江《〈晋国通史〉填补史学空白》）②李尚师对文献史料的重视和掌握，是很少有人能够匹敌的。百万字的手写书稿，装满整整一大箱子，仅写一遍、改一遍，再誊抄一遍，工作量可想而知，个中清苦甘甜，唯有自知，他完全可以称得上“中国当代民间修史第一人”。（北大教授、著名史学家李伯谦语）

屠呦呦：用一株小草改变世界

    1930年12月30日，屠呦呦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开堂坐诊的父亲摘引《诗经》中的一句话“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为她取名。“苹”指的是蒿类植物，人们惊叹于从取名开始，屠呦呦的命运注定要与这棵神奇的小草连在一起。

    受父亲影响，屠呦呦从小就喜欢翻看医书，对中草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树立了治病救人的理想。带着这个理想，1951年，屠呦呦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

    大学四年，屠呦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工作。1967年5月23日，我国紧急启动“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项目，代号为“523”，屠呦呦被任命为“523”项目中医研究院科研组长。项目背后是残酷的现实：由于恶性疟原虫对以氯喹为代表的老一代抗疟药产生抗药性，如何发明新药成为世界性的棘手问题。要在设施简陋和信息渠道不畅通的条件下，短时间内对几千种中草药进行筛选，其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由于实验室没有配套的通风设备，加上经常和各种化学溶剂打交道，屠呦呦很快就患上了结核．肝病等多种慢性疾病。但这些看似难以逾越的阻碍反而激发了她的斗志，通过翻阅历代本草医籍，四处走访老中医，甚至连群众来信都不放过，屠呦呦终于在2000多种中草药中整理出一张含有640多种草药．包括青蒿在内的《抗疟单验访集》。可在最初的动物实验中，青蒿的效果并不出彩，屠呦呦的寻找也一度陷入僵局。

    在查阅了大量文献后，屠呦呦在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发现了对青蒿治疗方法的描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屠呦呦意识到可能是煮沸和高温提取破坏了青蒿中的活性成分，她改用沸点较低的乙醚进行实验，尝试在不同摄氏度的条件下制取青蒿提取物。在失败了一百九十次之后，1971年10月4日，屠呦呦终于如愿以偿地从第一百九十一号样品中获得了抗疟效果达到百分之百的提取物。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在青蒿中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15H22O5的无色结晶体，他们将这种无色的结晶体物质命名为青蒿素。为进一步完善这种新型特效药物，屠呦呦还率队历时六年，排除干扰，克服困难，成功开发出了一种抗疟疗效比青蒿素高十倍，但复发率却极低．用药剂量更小．使用起来更方便的抗疟新药物，即双氢青蒿素。1990年3月，双氢青蒿素一举通过了技术鉴定，成为人类抗击疟疾的“有效武器”。

    当年大协作的“523”项目以“胜利完成”而告终，“523”项目的科研成果鉴定会最终认定青蒿素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集体的荣誉，6家发明单位各有各的发明创造”，在这个长达数页的结论中，只字未提发现者的名字。然而贡献的归属却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争议不断，屠呦呦则被很多人认为“不够淡泊名利”“个性执拗”。

    2004年，泰国玛希敦奖将5万美元和一枚奖章颁发给了青蒿素研发团体，大多数青蒿素研究参与者赞成将这笔奖金捐给盛产青蒿的四川酉阳地区的中学。这时，屠呦呦提出，必须先明确她个人应该享有50％以上奖金的份额，然后，由她以个人名义捐给酉阳。2009年，屠呦呦编写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出版，就因为引文署名的细节而招致批评：未能充分肯定其他研究小组和研究成员的作用。反对者认为，屠呦呦夸大了自己在“523”项目中的作用。

    2011年9月，81岁的屠呦呦登上了拉斯克医学奖的领奖台，斩获临床医学研究奖，那是彼时中国生物医学界获得的世界级最高奖项。在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的描述里，屠呦呦是一个靠“洞察力．视野和顽强的信念”发现了青蒿素的中国女人。拉斯克医学奖认为，屠呦呦是第一个把青蒿素引入523项目组，第一个提到100%活性，第一个做临床实验，这三点中的任何一点都足够支撑她得这个奖。可见这个奖项注重科学发现的思维，而不在乎是谁做的。

    四年后，2015年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这位中国女科学家，以表彰她发现青蒿素，显著降低了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并不认可集体成就的诺贝尔奖，把奖项颁给了在青蒿素研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个人。

    青蒿，南北方都很常见的一种植物，郁郁葱葱地长在山野，外表朴实无华，却内蕴无穷的魔力。屠呦呦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植物化学研究人员，但作为一个在中国医药学宝库中有所发现，并为国际科学界所认可的中国科学家，她感到自豪。

（有删改）

千秋一寸心，红楼无限情

    2012年5月31日凌晨，95岁高龄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逝世。或许一生的喧嚣太多了，他选择安静地离开。“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安安静静地走。”他留下这样遗愿。

    进入红学研究，多少是个偶然。那是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兄长周祜昌寄至燕园的信函说，他看到胡适新近一篇谈《红楼梦》的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嘱咐周汝昌帮忙查证。周汝昌遍查燕京大学图书馆，果然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一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发表在1947年12月5日《天津国民日报》上。没想到几天后，胡适就托人转交了一封给周汝昌的信，肯定这位在校大学生的研究。胡适此时已是学界“大拿”，又是“新红学”的开创者，他的来信让周汝昌“欣幸无已”。1948年，正埋头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特意跑到胡适家中拜访。令周汝昌激动的是，胡适竟将珍藏多年的孤本《甲戍本石头记》慷慨地借给他翻阅。正因为这一段渊源，周汝昌常常被看做是胡适“红学”研究的关门弟子。

    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这部40多万字的“红学”研究著作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在当时很少有人敢将《红楼梦》拔到那么高的地位——周汝昌将《红楼梦》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丁的《神曲》等世界名著相提并论，并大加赞赏。周汝昌把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曹、贾互证”方法最大限度地、最完整地发挥出来。由于崇尚实证，他的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以充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又因为崇奉实录，他把全部实证工作都作为论证实录的手段。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乃至后来的“曹学”，其基本的方法论就是以历史上的曹家与小说中的贾府双向互证，在以历史材料推证小说本事的同时，又以小说情节反推历史，史学与文学合而为一。正是从《红楼梦新证》开始，“红学”实证研究开始体系化、专门化，后来它被称作“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此年周汝昌35岁，因为这部书，他得以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成了学界“红人”。也由于这部书，他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烦琐考证”的典型代表，被关进“牛棚”下放。由于周恩来的特殊关照，1970年9月重返北京。

    周汝昌将“红学”构建为四大范畴，即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其晚年在探佚学发力颇多，在他数十部“红学”著作中，曾先后提出一系列探佚成果，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招致不少异议。如他提出林黛玉系“沉湖而死”;“金玉奇缘”说的不是贾宝玉和薛宝钗，而是贾宝玉与史湘云等等。

    1982年，周汝昌发表了《什么是红学》一文，在把人们呼吁的文学批评方法描述为“十六字真言”之后，干脆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的范围，他说:“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需红学这门学问了。”在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之外的同时，他也把自己剔出了主流“红学”的研究队伍。此后，他被喻为红学界的独行侠。他关于“红学”之界定、对红学史的回顾、对曹雪芹画像的考证等等，一次次地掀起了“红学”研究的争议。

    从30岁开始，周汝昌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红学”，是红学界当然的王者。他被誉为“红学泰斗”，也被批作“闭门造车”，可谓毁誉参半。他六十余年间所走过的治红学之路，因偶然而生，又历经政治对学术氛围和学术方向的多次影响，终至晚年，既得到肯定、赞誉，身上罩着光环，亦受到讥嘲与攻击。

    说不尽的《红楼梦》，道不尽的人与事。周汝昌梦在其中近七十年。梦未醒，人已去，花落水流红，谁解其中味?还是让老人家安安静静地走吧。

相关链接：周汝昌，幼少时即醉心欧楷笔法，20岁后又致力于唐人写经，深研《兰亭》后，得右军真脉，其“横逸飞动、作草如真”的周体法书，在众多书家中神采焕然。周汝昌少年时期便热衷于古典诗词的创作，进入南开中学后，即研习宋词。燕大读书时，与顾随、张伯驹、钱钟书等都有唱和，其诗词功底颇得各位先生赏识。

百读红楼百动心，哪知春夜尚寒侵。

每从细笔惊新悟，重向高山愧旧琴。

只有英雄能大勇，恨无才子效微忱。

寻常言语终何济，不把真书换万金。

——周汝昌诗一首

关山月——民族气节传千秋

柳琴

    1989年冬，我去香港参加世界佛法大会，归来时已是1990年初，楚图南建议我途经广州时访问关山月、商承祚、欧阳山等老前辈。楚老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世人说画常说价，我言民族气节传千秋。抗战时期，关山月在画家中是“以笔代戈”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

    关山月1912年农历九月十六出生在广东省阳江县埠场果园村，当时正值社会变革时期。他原名关泽霈，自幼喜爱作画，所见之物皆可入画，被乡里称为奇才。他的父亲教子极严，令他从六岁开始读私塾，经、史、子、集，诗词、书法都要学，这为他日后治学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1919年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国事与艺坛的巨变中，少年关山月立下了以笔墨报效国家的志愿。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丧在日寇之手，他痛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于是用“子云”的笔名举办画展，开始“以笔代戈”，伸张民族大义。

    1935年，他入春睡画院随高剑父学画，由老师更名为关山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寇铁蹄的肆意践踏，使城镇百业凋零，大片乡村哀鸿遍野。1938年广州沦陷，他与妻子在撤退时失散，经历了国破家亡、与牲畜为伍的岁月。关山月寻师到澳门，住在普济禅院。这两年中，关山月创作的抗战组画真实地再现了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逃难人民所受战乱之苦，一幅幅惨不忍睹的画面震撼人心。那时，关山月以教书为生，还在慧因法师的帮助下教绘画班，白天写生创作、筹备抗战画展，晚间忍受着饥饿研究画艺。抗战画展经费不足，装裱没有钱，慧因法师援之以手，为关山月签名担保。在香港、澳门举办的抗战画展取得成功，叶浅予在《今日中国》上发表了关山月的抗战组画。同时，他创作的《渔民之劫》等四幅作品入选由苏联主办的《中国美术展览》。关山月的抗战组画只展不卖，他的花鸟山水画受人喜爱，被抢购一空。当他归还装裱费时，慧因法师已为他付清此账，还叮嘱他将钱用于抗战画展在大后方的巡展。关山月永远忘不了慧因法师的高风亮节，忘不了这位出家人对抗战画展的慷慨资助。

    1940年，关山月告别恩师高剑父、知音慧因法师，越过日寇的封锁线到达广州，因无法战地写生，他辗转到达大后方。关山月一面在云、贵、川写生，一面在桂林、贵阳、成都、重庆、昆明等地开办抗战画展，用画笔激发人民的抗战热情。这期间，他结识了郭沫若、陶行知、夏衍、欧阳予倩等一大批抗日的文化人士，他的绘画技艺也不断升华。他创作的《黄河冰桥》《塞外驼铃》《蒙民迁徙图》等一大批作品被各界称赞。于佑任为他的《哈萨克鞭马图》题词，吴其昌为他的《漓江百里图》题写长跋，张大千花一千元高价购买他的一幅山水，美国新闻处出高价欲购关山月所摹敦煌壁画。徐悲鸿评价他的画：风格大变，造诣愈高。郭沫若为他题跋：纯以写生之技法出之，力破陋习，国画之曙光吾于此喜见之。朱光潜预言关山月的画法：“备中西之长，兼具雄奇幽美之胜，竿头日进，必能独树一帜……”。1946年他的名作《祁连放牧》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在巴黎举办的教育展览，备受赞誉。1948年他应邀出任广州艺专教授兼中国画科主任，从此走上了画家与美术教育家的新历程。

    关山月一生与民族同忧同喜。1949年他参与绘制巨画《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表达了中国人民翻身做主的豪迈心情。1959年他与傅抱石合作了《江山如此多娇》，画面气势宏大，喷薄而出照耀千山万壑的骄阳，吐露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雄心。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以后，关山月饱含激情为联合国中国厅创作了巨幅《报春图》。1976年，关山月以《松梅颂》表达全国人民与“四人帮”顽强斗争直至胜利的自信。几十年来，关山月的创作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他的画深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喜爱。1978年，日本《读卖新闻》把关山月的《俏也不争春》评为世界名画。新中国成立以后，关山月多次代表国家到国外交流讲学、办画展，美国加州长堤州立大学曾授予他荣誉艺术大师称号。

    关山月特别喜爱梅花，爱她的风姿，更爱她的风骨。1993年我主持操办《中国当代名人名作展》赴广州征画，他慷慨地拿出大幅《梅竹图》参展。他与楚图南都爱梅花。楚老曾为关山月题写过一首梅花诗，诗曰：“不怯严寒不争春，清梦幽香月下魂。万般心事如相问，应比梅花瘦几分”。楚老去世后，我将楚老生前为关山月所书的一幅梅花诗遗墨转给他，关山月非常珍视。去年夏天，正当我为楚图南诞辰100周年筹备出版纪念文集时，关老携女儿关怡来京，送来一幅他写的“一生心事问梅花”。他告诉我，这幅字取自于楚老生前常用的一枚印章。我把这幅字用于楚老纪念文集的封面。关山月常以梅花自喻，在文革初期，他因画梅花而被批斗下放。但他依旧深爱梅花。他对我说：“我关山月永远是布衣本色，只是风骨不改。”

（选自2000年08月07日《光明日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