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者

刘学林

    她喜欢这条路，尤其是在春天。现在就是春天，垂柳新绿，桃花欲开未开，正是赏花时节。她驾一辆奥迪徐徐东行，直到无路可行时才拐上田园路。刚进档加速，一个背着一把坠胡的盲老人迎面走来。也就一闪而过了。然而就在这一闪而过的瞬间，她觉得这个盲老人有点面熟。她开始回忆。明静辽远的坠胡声响起来，那是四年前录在她记忆中的坠胡声。

    难道会是他吗？

    她犹豫了一下，还是调转了车头，超过了盲老人之后靠路边停住，钻出汽车，迎着盲老人站在车旁，看着盲老人用手中探路的竹竿一路敲过来。老人虽老，腰杆却直，满脸皱纹中有一种大喜大悲之后的淡定，一种饱经沧桑之后的淡定。她认定这一个瞎眼老人就是那一个盲老人。

    “老人家，您是在隆兴街自由市场——”她顿了一下，斟酌该怎样表达，“拉琴的吗？”

    盲老人站定，无语。

    “你还记得，四年前，您让一个姑娘多拿几块钱的事情吗？”

    “姑娘，您认错人了。”

    盲老人手中的竹竿又向前探出，以盲人特有的轻稳起步走。她有点惘然，一动不动地看着老人的身影渐渐远去，那淡远空明的坠胡曲调却渐渐清晰起来。她重新上路，车开得很慢，坠胡的曲调时远时近，不绝如缕。

    四年前的情景如在眼前。那时候她刚到这个大城市谋生，钱包被偷，她身无分文，饥肠辘辘。她在隆兴街自由市场逛悠，油条的气味，卤面的气味，粉浆面条的气味，残忍无情地折磨着她的肠胃。向大妈讨一碗粉浆面条喝喝吗？她鼓了几次勇气没有张开口。

    这时候她听到了盲老人的坠胡声，那琴声淡若流云，清如溪水，也看到了坐在一条小巷的巷口操琴的盲老人。老人不是那种睁眼瞎，该长眼睛的部位陷进去两个深坑。老人面如荒漠，坐在闹市就像坐在渺无人迹的荒原上。老人面前放着一个铁盒子，圆形的破旧的铁皮盒子，盒子里有不少零票子，一角的，两角的，一元的，两元的，她看得清清楚楚还有两张五元的，一张十元的。她的眼睛一亮，心也随之怦怦跳起来。我只拿一张五元的，只拿一张五元的。可是怎么拿呢？人熙来攘往，看到我拿一个瞎眼老人的钱，会出现什么后果呢？

    她从盲老人面前走过去，又从盲老人面前走过来。这样走了两趟，她终于想出了一个遮人耳目的办法。当她再一次从老人面前走过的时候，她装作一不小心把老人盛钱的盒子踩翻了。她说声“对不起”，连忙蹲下去给老人捡钱，借机把一张五元的票子握在了手心。正在她准备起身走开的时候，老人开口说话了。老人的声音空洞淡定，无哀无怨，无喜无怒。

    老人说：“姑娘，多拿几元吧。”

    她把汽车锁进车库，上四楼回到自己的家。所谓家，其实只是一套四室一厅的豪华住宅而已，她还没有成家。

    经历了那一段穷苦磨难之后，她脚下的路忽然柳暗花明了。由于经商的天赋，她成立了一家公司，成了一名经理。两年之后，她已经是这个城市中的富人之一了。

    她吃了两块“消闲派”，喝了一杯咖啡，点上一支烟。那辽远的坠胡声又在她的耳边悠悠响起。如果说她在路上拦住那位老人只是出于一个偶发的念头，那么，这时候她要报答盲老人的愿望竟是如此的强烈和急切。

    第二天，她到公司安排了一下事务，就直接去了隆兴街自由市场，可是她没有找到那位盲老人。

    第三天，她仍然没有找到那位盲老人。

    一连四天她都没有找到那位盲老人。她问旁边卖粉浆面条的一位大娘，大娘只说她也好几天没有听到盲老人的胡琴声了，对盲老人的其他情况也是一无所知。

    她决定每天傍晚到田园路上去等待，终于如愿以偿等到了那位盲老人。她拦住他。

    盲老人漠然无语。

    “这是一万元钱，您先用着。请您告诉我您的地址，我会定期给您送去生活费的。”

    “这是从何说起？”老人在傍晚的夕阳下径直走去。

    她跟上老人：“四年前您对我有恩，虽然只是几块钱。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希望您能成全我。”

    “我一个瞎子能对谁有恩？请姑娘不要污人清白。”

    盲老人说话的时候并没有回头。

王忠诚院士：当个好医生不容易

    1952年，王忠诚从朝鲜战场回到天津。碰巧国家卫生部在天津筹建神经外科培训班，他毫不犹豫地申请加入，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神经外科医生。

     “人脑就像豆腐一样，很软，一捏就坏了。里面集中了人体20%的血液，神经纤维比头发丝还细，线路非常复杂。”王忠诚上大学时解剖课曾考满分，可学习脑神经外科还是明显感到有难度。“大脑是人的生命、思想、行动的中枢系统。神经系统一旦患病，通常表现都较严重，轻则瘫痪、痴呆，重则往往有生命危险。”

那时，学习科研条件艰苦。王忠诚白天上班，晚上学习。由于西方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他们只能靠着少得可怜的翻译材料进行摸索。一年后，王忠诚首次为脑部肿瘤患者实施手术，获得成功，这极大地鼓舞了他的信心。当时，中国能初部掌握的脑部疾病诊断办法是气体造影，这种方法有2%～3%的危险性，且病人要承受巨大的痛苦，头疼欲裂。此时，国外已有较先进的脑血管造影技术，危险性降至0.1%～0.3%，病人基本感受不到痛苦。

    为此，整整一个夏天，王忠诚和同伴泡在医院一间密不透风的房间里，反复在尸体上进行研究和试验，终于自主成功掌握脑血管造影技术。

    然而，由于那时隔离防护措施较差，王忠诚长期几乎是完全暴露在放射线中，他的白血球数降至3000多，不及正常人的一半。为此，他特别怕感冒发烧，曾先后八次患肺炎，两次险些丧命。可他说：“豁出去了!外国人能做，我们也一定要想办法研究出来。”自此，数不清的病人受益。

    2001年9月16日，在悉尼召开的“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第12次国际大会”上，王忠诚被授予“最高荣誉奖章”。

    几十年如一日，始终面对脑部造影和手术台，会不会觉得乏味?王忠诚说：“人的情况太复杂，每个病例都不一样，都是全新的挑战。每天都在进步。”

    20世纪80年代，CT技术、显微手术等引进中国，王忠诚的神经外科医疗技术也日臻完善。他曾是世界唯一完成开颅手术逾万例的医生，这个数字曾被国外同行误以为多写了一个零，王忠诚也因此被誉为“万颅之魂”。

    王忠诚又试着向一直被国际医学界视为手术禁区的“脑干”进行探索。脑干是人的生命中枢，在这里“动刀子”，被称作是“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每一个细微动作都可能关系到生死存亡。在医学攻关的道路上，王忠诚循序渐进，终于突破了这个禁区。1995年11月，他在悉尼召开的国际神经外科大会上作了题为《脑干肿瘤250例》的学术报告，震惊了世界同行。至今，他已做了600余例脑干肿瘤手术，数量之多，死亡率之低，始终保持世界第一。

     “所谓"好医生"，不是不犯错，而是不断总结成功经验，吸取失败教训，尽可能少犯错。”尽管手术死亡率已经是全世界最低，但王忠诚仍然说，人的实际情况太复杂，每个案例都不尽相同，经常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即使非常小心有时也难免出错。所以，他总是告诫学生，“下诊断永远别说百分之百。”

     “病人也对我们的成长做出很大贡献。”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每次手术后，王忠诚总是不放心，总想去看看，或者打电话询问康复病人情况。他说：“我们不但要把人救活，还要让他能活蹦乱跳才行。”

    他还强调，对于医生而言，一重技术，二重品质，“没有好的医德，再好的医术也发挥不出来。”

相关链接：

①王忠诚（1925.12.20--2012.09.30），世界著名神经外科专家，、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之一。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09年1月荣获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②经多年临床实践和对已有理论的不断完善，王忠诚于1965年出版了《脑血管造影术》。这本专著被视为中国神经外科划时代的进步标志，使中国神经外科诊断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缩短了30年。

肖培根院士：根植华夏绿药觅踪

汤国星

    肖培根院士是追寻绿药不老的传奇。

    1958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卫生部将全国第一次中药普查的任务下达给了年仅26岁的肖培根。“那时候，可以用四个字来讲，一无所有。图书馆的文献，就连哪些是常用的中药，这类资料都没有，那个时候都是零。”

    但是肖培根颇有大将风度，胸有成竹、指挥若定：首先聘请楼之岑、诚静容等专家做普查工作的兼职指导老师；第二，确定以中药材的“常用度”为普查的主要范围，指明任务方向。所谓“常用度”，就是重点抓500～600种常用中药，抓住了这个大头，就等于抓住了全国70%～80%的中药资源；第三，学中干，干中学，边干边学，上“实践大学”。此番韬略，即使今天依然可圈可点。他根据每个人的特点特长，把植物室的其他年轻人派到全国各地中药“常用度”高的产区，自己则带头选择了工作量大的东北地区。野外调查异常艰苦，他常常是雇一辆马车拉着铺盖行李，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肖培根从来都是以学生的姿态虚心求教。一个来自“中央单位、肩负国家任务”的干部，他的虚心与诚意，着实打动了每一位药农、每一位中药师傅的心，他们纷纷把自己“压箱底”的绝技倾囊相授，这让肖培根掌握了许多书本上没有、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绝活”。

    1959年，全国第一次中药资源普查圆满结束，肖培根向国家交出了合格的答卷：这是中国近代中药资源最具权威价值的普查报告。利用中药普查的成果资料，他又编写出新中国第一部《中药志》。

    1963年3月，肖培根作为专家被派往西非考察访问。代表团除了在西非考察当地的植物和药用植物资源以外，还为我国南方的植物园采集了大约200多种重要的药用和经济植物种子。期间，肖培根还专门被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长邀请去抢救他们国家草药的传统文化。之后，肖培根又奉派到坦桑尼亚帮助整理该国的草药，那里温度高得鸡蛋放在外面，很快就能晒熟。在这样的环境下，考察团详查每种草药的功效，还访问了许多草医，资料汇总起来后，收获颇丰。考察团提交的报告，被世界卫生组织分发到各成员国，说中国帮助这些落后国家整理出当地丰富的草药资源，是南南合作的典范。肖培根是新中国第一个奉派到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工作的技术官员，负责世界药用植物名录编制等工作。

    新中国刚成立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物资禁运，凡是包含进口药代用品的一概不准向中国出口。那时肖培根刚刚大学毕业，国家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能够替代进口药的国产资源。以肖培根为首的年轻人，奔赴全国各地，风餐露宿，经过不舍昼夜的努力，很快就找到了替代利血平的萝芙木，随后阿拉伯胶、安息香、胡黄连等也找到了代用品。上世纪50年代初，全国第一次疾病防治大会上，发出了“让高血压低头，让肿瘤让路”的豪迈誓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正是利用萝芙木，冲破国外的封锁，研发出物美价廉、令几代国人难忘的降压灵。短短数年，这批可爱可敬的青年才俊们，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寻觅到了取之不尽的替代植物，解决了全国人民的需求。他们心中充满了万丈豪情。“这项任务给了我们一个实际的体会：在药用植物界，相似的药材有相似的成分、相似的活性，从这里找到了最初的灵感。”“在长期的药用植物研究中，我发现在某一个植物类群中，它们的植物形态、化学成分和疗效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如果再通过计算机和数学模式加以整理发掘，就能够寻找出很多规律性的东西来。”肖培根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思路，使他成为最早将计算机引入中草药研究的药用植物专家，并且成功地在中国第一代计算机上展开了药用植物亲缘学的研发。1978年，《药学通报》终于复刊了，在第1期第1至第5页上，发表了肖培根重要论文《植物亲缘关系、化学成分和疗效间的联系性》，能够在复刊的首期首页上发表论文，只因四个字：分量质量。当然，它标志着孕育二十几年的新学科诞生了。

相关链接：自1963年以来，肖培根应邀访问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一直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满怀激情地介绍中药现代研究的最新成就，扩大中药在国际上的影响，并撰写英文专著对中医药进行系统论述和介绍。

（张东风《肖培根院士的绿药情缘》）

纯爷们

余显斌

    爷一手抱着爹一手提着刀，在空旷的原野上走过。身后，是死寂的虎山峪，是鹅毛一样乱飘乱飞的雪片。爹被寒风一吹，醒了，伸着胳膊踢着腿哇哇大哭起来。爹的哭声撕扯着原野的寂静，撕扯着原野上的狂风，也撕扯着爷的心。

    爷用脸轻轻贴了一下爹的脸道：“现在，虎山峪就剩下我们爷儿俩了。”爷的声音喑哑着，被狂风阻塞住，哽咽了一下。

    爷的刀上凝着血，复仇的血。

    死者，一个是藤野，一个是韦二。

    为了虎山峪，为了虎山峪一千多口子，爷提着刀摸进城去，手刃了仇人。虎山峪啊，在一个叫作藤野的少佐的带领下，一夜之间被一群披着人皮的东洋野兽围了起来。虎山峪一千多人，上至九十多岁的老人，下至刚出生的娃娃，几乎无一幸免。

    爷是在部队上听到这个消息的，他大叫一声晕倒在地上，醒来后，连夜赶回了家。

    爷离开村子已经两年多了，走时，没娘的儿子放在朋友韦二的家里。爷的老婆，也就是我奶奶，是难产死的。

    可是，韦二在这次劫难中逃了出来，带着自己儿子进了城，却丢下了爷的儿子。

    韦二能跑出来，是因为他有一个做日军翻译的表弟。因了那个翻译的求情，他带着他的病秧子老婆，抱着两个孩子——一个是他的，一个是爷的，走出人群，走向外面，可是迅即被藤野挡住了。藤野瞪着血红的眼珠子问翻译： “不是说出去三个吗，怎么成了四个了？”说完，他仁丹胡抖动了两下，“嚓”的一声抽出战刀，在空中划过一道雪亮的光。

    韦二一惊，顿时怂了。

    韦二的裤裆慢慢洇湿了，竟然失禁了。

    他双手将怀里的孩子送过去，结结巴巴道：“我举报，他……他爹是八路，太君。”

    藤野一把扯过孩子，瞪了韦二一眼，狼一样嗥叫一声，狠狠将孩子掼在墙上，孩子一声没吭就死了。人群里顿时响起一阵惊叫声。韦二的女人见了，张着嘴惨叫一声，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

    然后，藤野举起手，使劲向下一切，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起，中间夹杂着喊叫声哭泣声和咒骂声。当这一切都结束时，虎山峪一千多老少都倒在场地里，没有了声息。

    一桶桶汽油泼上，藤野一声吼，一片火海升腾起来，掩盖了一切。

    爷回来时，虎山峪已经不存在了。

    爷站在那儿，如一尊石刻的雕塑，泪水一颗颗落下来。然后，他抽出背后的钢刀，坐在磨刀石旁，咬着牙使劲地磨起来，整整磨了三天三夜，一把刀磨得雪亮，一双手磨得血水直流。在一个黑夜，爷走了，消失在虎山峪。

    第二天，整个丰阳城炸开了锅，藤野死了，死在一个窑子里，身上连中七刀，刀刀致命。另外，丰阳城还死了一个人，就是韦二。而韦二的儿子却不见了。

    韦二被爷一刀杀了，可是儿子却被爷抱走了。爷恨韦二，把自己的儿子交给了藤野，惨死在魔爪下，这样的人不死天理不容。至于爹，是虎山峪的爷们儿，得救。

    爹于是就跟着爷，就做了爷的儿子。

    时间，一晃就是十几年。十几年后，解放了，一路从炮火硝烟里走来的爷成了将军，准备回到虎山峪，去祭祀那里的一千多亡灵，祭祀那群十几年前惨死的父老乡亲，告诉他们，小鬼子已经投降了，国家已经解放了，他们可以含笑九泉了。可是，在路上，却发生了车祸。爷被送到了当地医院，需要输血。爹听了，急了，一撸胳膊道：“用我的，我是他儿子。”

    医生听了，忙着抽血化验。

    当爷知道这事后，苦笑一声告诉爹：“不行的。”

    爹不解，忙问为什么。

    爷眼圈红了，再次想起故乡，想起虎山峪死去的父老乡亲，许久，告诉爹：“孩子，你不是我儿啊。”

    爹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到这话，大惊，瞪着眼睛望着爷。

    爷流着泪，把虎山峪的往事告诉了爹，过了一会儿，缓缓地道：“我是你的杀父仇人。”

    爹望着爷，想到爷对自己的好，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爱，不相信地喃喃道：“不会的，怎么会？”

    两人正愣着，医生跑进来说；“快输血，化验成功了。”

    爷不解地望望爹，爹也不解地望望爷。两个虎山峪的爷们儿几乎同时一声大叫，扯过化验单，睁大眼睛瞪着上面的结果，再次傻了眼。

    爷看着看着，猛地醒悟到什么，一声长号，咚地跪在地下大叫：“我的韦二兄弟啊。”

    爹也醒悟了，也咚的一声跪在爷的身旁，流下泪来。

（选自2017年9期《小说月刊》）

擅于到来的人和擅于离别的人

李娟

    我妈是擅于到来的人。她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总是伴随着坏天气和无数行李。

    她冒雪而来，背后背一个大包，左右肩膀各挎一个大包，双手还各拎一只大包。像是一个被各种包劫持的人。

    一见面，顾不上别的，她先从所有包的绑架中拼命脱身。气儿还没喘匀，就催着我和她去拿剩下的东西。我跟着她走到楼下，看到单元门外还有两倍之多的行李。

    我妈为我带来的东西五花八门。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两根长棍。

    准确地说，应该是两棵小松树的树干。笔直细长，粗的一端比网球略粗，细的一端比乒乓球略细。大约三米多长……

    难以想象她是怎么把这两根树干带上班车的。

    要知道，在当时，所有的班车都不允许在车顶上装货的。

    放进下面的行李仓？也不可能。

    放到坐椅中的过道里？更不可能。

    况且她还倒了三趟车。

    总之这是千古之谜。

    她把这两根树干挂在我的阳台上方，然后……让我晾衣服……

    她骄傲地说：“看！细吧？看！长吧？又长又细又直！我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么好的木头！真是很少能见到这么好的，又长又细又直！……”——于是就给我带到阿勒泰了。

    是的，她扛着这两根三米长的树干及一大堆行李，倒了三趟车。

    没有候车室，没有火炉。她在省道线或国道线的路口等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她守着她的行李站在茫茫风雪之中。

    不知车什么时候来，也不知车会不会来。

    头一天她也在同一个路口等了半天，又冷又饿，最后却被路过的老乡告之班车坏了，要停运一天……但第二天她仍站在老地方等待，心怀一线希望。

    世界上最强烈的希望就是“一线希望”。

    后来车来了。司机在白茫茫天地间顶着无边无际的风雪前行，突然看到前方路口的冰雪间有大团黑乎乎的事物。据他的经验，应该有三到五个人在那里等车。

    可是走到近前，却发现只有一个人和三到五个人的行李。

    总之，她不辞辛苦给我带来了两根树干。

    ——它们又长又直又匀称，最难得的是，居然还那么细。她觉得这么好的东西完全能配得上城里人。却没想到城里人随便牵根铁丝就能晾衣服。

    后来我搬家了。那两根木头实在没法带走，便留给了房东。不知为什么，当时一点也不觉得可惜。

    又过去了好几年，搬了好几次家，最后打算辞职。我妈说：“你要是离开阿勒秦的话，一定记得把我的木头带回来。”……到那时，才突然间感到愧疚。

    我告诉她早就没了。她伤心地说：“那么好的木头！那么直，那么长，关键是还那么细！你怎么舍得扔了！”

    却丝毫不提当年把它们带到阿勒泰的艰辛。

    那是2003年左右，我在阿勒泰上班，同时照料不能自理的外婆。工资六百块，两百块钱交房租费，两百块钱存到冬天交暖气费，剩下两百块钱是生活费。也就是说，日子过得相当紧巴。

    我妈第一次来阿勒泰时，一进到我的出租屋，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房间的30瓦灯泡拧下来，统统换成她带来的15瓦的。

    第二件事是帮我灭蟑螂。

    那时我不敢杀生，后果便是整幢楼的邻居都跟着遭殃。

    我妈烧了满满一壶开水，往暖气片后面猛浇。黑压压的蟑螂爆炸一般四面逃窜，更多的被沸水冲得满地都是。

    接下来的行程内容是逛街。

    乡下人难得进一次城，她列了长长的清单。然而什么都嫌贵。最后只买了些蔬菜。

    菜哪儿没卖的？但是阿勒泰的菜比富蘊县的便宜。

    还买了几株带根的花苗。

    天寒地冻的，她担心中途倒车的时候花苗被冻坏，便将它们小心地塞进一个暖瓶里，轻轻旋上盖子。

    她每次来阿勒泰顶多呆一天。一天之内，她能干完十天的事情。

    每次她走后，好像家里撤走了一支部队。

    走之前，她把她买的宝贝花慷慨地分了我一支。

    我家没有花盆，她拾回一只塑料油桶，剪开桶口，洗得干干净净。又不知从哪儿挖了点土，把花种进去，放在我的窗台上。

    因为油壶是透明的，她担心阳光直晒下土太烫了，对根不好，特意用我的一本书挡着。

    她走后，只有这盆花和花背后的那本书见证了她曾到来。

    而我，我最擅长离别。迄今为止，我圆满完成过各种各样的离别。

    我送我妈离开，在客运站帮她买票，又帮她把行李放进班车的行李厢，并上车帮她找到座位。

    最后的时间里，我俩一时无话可说，一同等待发车时间的到来。

    那时，我想起来很久很久以前的另一场离别。旧时的伤心与无奈突然深刻涌上心头。

    我好想开口提起那件事，我强烈渴望得知她当时的感受。

    却无论如何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此时此刻，彼此间突然无比陌生。甚至微微尴尬。

    我又想，人是被时间磨损的吗？……不是的。人是被各种各样的离别磨损的。

    这时，车发动了。我赶紧下车，又绕到车窗下冲她挥手。

    就这样，又一场离别圆满结束了。

    最后的仪式是我目送这辆平凡的大巴车带走她。

    然而，车刚驶出客运站就停了下来。高峰期堵车。

    最后的仪式迟迟不能结束。我一直看着这辆车。我好恨它的平凡。

    我看着它停了好久好久。有好几次强烈渴望走上前去，走到我妈窗下，踮起脚敲打车窗，让她看到我，然后和她再重新离别一次。

    但终于没有。

残冬（节选）

茅盾

    连刮了几阵西北风，村里的树枝都变成光胳膊。小河边的衰草也由金黄转成灰黄，有几处焦黑的一大块，那是顽童放的野火。

    太阳好的日子，偶然也有一只瘦狗躺在稻场上；偶然也有一两个村里人，还穿着破夹袄，拱起了肩头，蹲在太阳底下捉虱子。要是阴天，西北风吹那些树枝叉叉地响，彤云像快马似的跑过天空，稻场上就没有活东西的影踪了。全个村庄就同死了的一样。全个村庄，一望只是死样的灰白。

    只有村北那个张家坟园独自葱茏翠绿，这是镇上张财主的祖坟，松柏又多又大。

    这又是村里人的克星。因为偶尔那坟上的松树少了一棵——有些客籍人常到各处坟园去偷树，张财主就要村里人赔偿。

    这一天，太阳光是淡黄的，西北风吹那些枯枝簌簌地响，然而稻场上破例有了人了。

    被人家叫做“白虎星”的荷花指手划脚地嚷道：

    “刚才我去看了来，可不是，一棵！地下的木屑还是香喷喷的。这伙贼一定是今天早上。嘿，还是这么大的一棵！”

    说着，就用手比着那松树的大小。

    听的人都皱了眉头叹气。

    “赶快去通知张财主——”

    有人轻声说了这么半句，就被旁人截住；那些人齐声喊道：

    “赶紧通知他，那老剥皮就饶过我们么？哼！”

    “捱得一天是一天！等到老剥皮晓得了，那时再碰运气。”

    过了一会儿，荷花的丈夫根生出了这个主意。却不料荷花第一个就反对：

    “碰什么运气呢？那时就有钱赔他么？有钱，也不该我们来赔！我们又没吃张剥皮的饭，用张剥皮的钱，干么要我们管他坟上的树？”

    “他不同你讲理呀！去年李老虎出头跟他骂了几句，他就叫了警察来捉老虎去坐牢。”

    阿四也插嘴说。

    “害人的贼！”

    四大娘带着哭声骂了一句，心里却也赞成李根生的主意。

    于是大家都骂那伙偷树贼来出气了。他们都断定是邻近那班种“荡田”的客籍人。只有“弯舌头”才下得这般“辣手”。因为那伙“弯舌头”也吃过张剥皮的亏，今番偷树，是报仇。可是却害了别人哩！就有人主张到那边的“茅草棚”里“起赃”。

    没有开过口的多多头再也忍不住了，好像跟谁吵架似的，他叫道：

    “起脏么？倒是好主意！你又不是张剥皮的灰子灰孙，倒要你瞎起劲？”

    噢，噢，噢！你——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你不偷树好了，干么要你着急呢？

    主张去“起脏”的赵阿大也不肯让步。李根生拉开了多多头，好像安慰他似的乱嘈嘈地说道：

    “说说罢了，谁去起赃呢！吵什么嘴！”

    “不是这么说的！人家偷了树，并不是存心来害我们。回头我们要吃张剥皮的亏，那是张剥皮该死！干么倒去帮他捉人搜赃？人家和我并没有交情，可是——”

    多多头一面分着，一面早被他哥哥拉进屋里去了。

    “该死的张剥皮！

    大家也这么恨恨地说了一句。几个男人就走开了，稻场上就剩下荷花和四大娘，呆呆地望着那边一团翠绿的张家坟。忽然像是揭去了一层幔，眼前一亮，淡黄色的太阳光变做金黄了。风也停止。这两个女人仰脸朝天松一口气，便不约而同的蹲了下去，享受那温暖的太阳。

    荷花在镇上做过丫头，知道张财主的细底，悄悄地对四大娘说道：

    “张剥皮自己才是贼呢！他坐地分赃。”

    “哦！——”

    “贩私盐的，贩鸦片的，他全有来往！去年不是到了一伙偷牛贼么？专偷客民的牛，也偷到镇上的粉坊里：张剥皮他——就是窝家！”

    “难道官府不晓得么？”

    “哦！局长么？局长自己也通强盗！”

    荷花说时挤着眼睛把嘴唇皮一撇，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近来这荷花瘦得多了，皮色是白里泛青，一张大嘴更加显得和她的细眼睛不相称。

    四大娘摇着头叹一口气，忽然站起来发恨地说：

    “怪道多多头老是说规规矩矩做人就活不了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