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领袖

    “我们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领袖！”这是马化腾在接受《中国企业家》独家专访时说的第一句话。身着黑色夹克的马化腾看起来稍有倦色，但他依然自始至终保持着微笑，态度谦逊而冷静。

    这或许与腾讯创始人马化腾的个性有关。与其他叱咤风云的互联网大佬们相比，36岁的马化腾并非偏执狂热的技术天才，也不是激情燃烧的商业梦想家，更算不上作秀拉风的公众明星，他从来就是他自己，一个商业嗅觉灵敏的程序员，一个实用至上的跟随者，一个时刻警醒的战略保守派，一个专注细节的完美主义信徒。

    务实、低调、克制、耐心这些词语是多年来媒体和业界同行一致贴在他身上的标签。但即便这些也很难说就是他内心的全部。当马化腾，这位身家超过8亿美元的中国最热门互联网公司的掌门人用 QQ给他熟稔的朋友和同事们发消息时，对方的电脑屏幕上便弹出一个对话框，上面显示的却是一位长发的年轻人，身着喇叭牛仔裤，戴一副墨镜。

    当国内外的互联网大佬、新军都在提防腾讯、研究腾讯、想尽办法来打败腾讯之时，当他的公司不再仅仅是一家提供“KillTime”的聊天产品或服务的公司，而是举手投足都对虚拟经济甚至社会稳定产生影响的公众性企业的时候，马化腾再也不可能藏在别人的影子之下。

2006年，腾讯把自己的企业文化升级到第二个版本，把公司的愿景重新定义成“做一个最受尊敬的互联网企业。”

    “用更职业化的方式去引导，这种成就感自然会带来员工的快乐，所以我们的价值观是正直、尽责、合作、创新。”公司CEO助理，人力资源总监奚丹解释说。

    马化腾并不否认这套管理架构体系有很多借鉴自同在一个高新开发区的邻居华为、中兴。在腾讯的外部猎头计划中，这两家公司的人员正是其重点目标。而低调、务实的作风几乎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2006年7月一个名为创新中心的机构诞生，这是腾讯公司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一个专门的部门去负责创新业务。创新中心由腾讯深圳研发中心分离出来，是专门负责公司创新业务的公司级机构，其最高管理团队被称为管理委员会，由包括CTO、创新中心主任在内的5人组成。项目在进入创新中心后会由一个创意演变成一个可行的产品，直到成熟可供商用后，这个项目就会整体转移到其他一线的业务平台，因此，创新中心在腾讯内部也被称为“创新孵化器”。

    目前，创新中心已有80多名技术人员，不过随着一些业务的孵化成熟，这些人员也会随着项目流动到其他部门，新的人员也会不断补充进来。“我们今年还会有新人进来，创新中心的规模会是150人。”公司联席CTO熊明华透露。

    “仅仅谈业绩做了多少，规模做得多大，都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我们的使命是要通过互联网服务来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

     2006年，马化腾和公司的最高管理层闭门开会。花了半天到一天的时间专门讨论：腾讯要成为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我们要让所有腾讯的员工以什么作为我们的愿景去奋斗？当时提了很多东西，最后有一个词被大家共同认可，就是“受尊敬”。

    在马化腾的不自知中，一个敏感的问题已经横亘在他的面前：当他的公司不再仅仅是一家提供某些产品或服务的公司，而是举手投足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社会性企业，他和他的公司该采取怎样的姿态？

    著名IT评论人方兴东曾认为马化腾因为缺乏狠劲而难以成为领袖，马化腾的回应是，“我赞同，我觉得做事情就行了嘛，不要去搞太多。”不过他补充一句，“狠和果断不能等同，我觉得我们还是很果断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保守一点好。”他神秘地说道。

达尔文的拖延

斯蒂芬·杰·古尔德

    没有什么事比一些名人长期而难以解释的停滞行为更能引发人们猜测的了。罗西尼因《威廉·退尔》而达到他歌剧创作的辉煌巅峰，可是此后的30年他几乎什么也没写。多罗西·塞耶斯在名望达到顶点时却背弃了彼得·温姆西勋爵，转向笃信上帝。查尔斯·达尔文在1838年就得出了全新的进化理论，却直到21年后才发表他的观点。

    通过历时五年乘坐贝格尔号与自然的接触，达尔文对物种固定不变的信念发生了动摇。1837年7月，他航海回来后不久，便开始记第一本关于“递变”的笔记。这时的达尔文已经确信进化的发生，他正在寻找一种理论来解释进化的机制。经过最初的猜想和少数不成功的假说，他逐渐建立了他的中心观念。达尔文在自传中写道：“1838年10月，我为了消遣，偶尔翻阅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当时我根据长期对动植物习性的观察，已经可以正确认识生存斗争。我马上联想到，在这种情况下，有利的变异会趋向于保存下来，而不利的变异将被淘汰，这一结果将导致新物种的形成。”

    达尔文早就认识到动物驯养者所做的人工选择的重要性。但是直到马尔萨斯的斗争与拥挤的观点凝练他的思想之后，他才确定自然选择是进化的动因。达尔文知道得出的是什么理论，我们不能将他的拖延归因于他没有认识到自己所取得的成就的重要性。到1844年，他写出了他的理论的基本纲要，他还向妻子作了认真的交代，假如他生前不能完成他的主要著作，希望她发表这些手稿。

    他为什么等了21年才发表自己的理论？我们可能会把过去正常的时期错误地看作漫长的阶段，然而21年仍然是一个人正常事业的一半时间，纵然按照生活悠哉游哉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标准来看，那也是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通常的科学传记是有关伟大思想家的明显错误信息的根源。这类传记往往将伟大的思想家描绘成简单、理性的机器，是凭着不懈的努力，不受任何其他事情的影响，严格按照客观材料寻觅真理的人。因此，对于达尔文等了21年的通常解释就是他的工作没有完成。他满意自己的理论，但觉得尚显单薄。他的理论只有等到汇集大量的支持材料才能发表，这需要时间。

    导致达尔文推迟发表的原因非常复杂，不能作简单的解释，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恐惧的负面作用与增加材料的正面需要至少同样重要。然而，达尔文恐惧什么呢？他得出进化论的观点时才29岁，那时他在专业上还没有地位，不可能通过宣扬他所不能证明的一种异端学说来危及自己有前途的事业。

    然而他的异端学说是什么呢？信奉进化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答案，但这还不是问题的主要部分。达尔文早年有关“递变”的笔记中可能含有问题的答案，这些笔记中包含了他所赞同但却害怕发表的一些观点，即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这远比进化本身更要异端，没有哪种观点比认为心灵只不过是大脑的产物，更能动摇西方思想中最深刻的传统了。

    达尔文确实进行了一场温和的革命。不仅在于他这么久地拖延了自己的工作，还在于他故意避开公众对他理论中哲学含义的注意。他在1880年写道：“我认为直接反对基督教和有神论，对公众不会有什幺影响；而伴随科学的进步逐渐启迪人类的理解力，会更好地促进思想的自由。因此我一直不写有关宗教的文章，而且我本人的工作仅仅局限于科学之内。”

    然而他的工作内涵与传统的西方思想确是极大的断裂，我们很难将其纳入这种传统中。例如阿瑟·柯依斯勒之所以反对达尔文，也是基于不愿接受达尔文的唯物论，而且他还热衷于认为生命物质中含有特殊性。我承认对此我不太明白。疑惑和知识都应该坚持。我们难道因为自然中的和谐不是设计的就会降低对自然美的赞赏吗？难道因为有数百亿神经元在我们的颅骨里，我们心灵的潜力就激发不了敬吗？（摘编自《自达尔文以来》）

不“炒冷饭”的修行者

宋静思

    初识赵园先生，是在几年前老师的一次家宴上。她看起来气质端庄、气色甚好，斯文的言语里不仅有丰厚的学识涵养，还透着一股英武之气，让人瞬间联想到古代士大夫的清雅。

    几年过去，除了增添些许白发，时光似乎忘了这位古稀老人，她的行动依然干净利落，完全看不到曾被疾病纠缠的影子。在人数较多的私人场合，她似乎有些惧怕喧嚣，一旦进入学术探讨，眼镜后就射出深邃的光，整个人也不再岑寂。

    赵园先生是河南尉氏人，1945年生于兰州，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上世纪70年代末在北京大学师从王瑶先生攻读文学硕士，后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出版了《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等多部对学界影响深远的研究著作。以至于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如果学界同仁遇到一位颇具潜质的女弟子，往往会赞叹：“说不定又是一个赵园。”

    这样的学术成就和赞誉，在她自身看来充满了偶然。从北大毕业后，时代的扰攘使她未能继续深造。她回到河南农村插队，去了一所偏远的中学，一晃便是十年之久。在那段时光，除了鲁迅的著作，她很难搜寻到与后来的学术研究有关的阅读记忆。当重返北大，她已过而立之年，甚至连《子夜》《骆驼祥子》这样的作品都没有读过。最终，她实现了这次命运的转折，与年龄更大、已近不惑的钱理群、吴福辉等同期入学。有了一把年纪的人再重返学校，就像是面对青灯古佛的修行者，一面是凄凄然的辛苦，一面是千淘万漉的执着。

    80年代，赵园进入郁达夫、老舍等人的作品，写出了《艰难的选择》和《论小说十家》等著作。她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倾注在文章里，从而把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遭际写得丝丝入扣。这时的赵园，冷峻、敏锐、细腻，她对人物和作品的解读有一种理性的直觉，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激情消退之后，她逐渐变得宁静平和，其文笔也更加沉郁。在《北京：城与人》和《地之子》里，她聚焦于对“城市”与“乡土”的观照，有读者便体味出了她“对前尘往事的回忆”。事实上，赵园先生对市民、农民及知青群体的研究，自始至终贯穿着对人的观照。

    “‘炒冷饭’是我所不愿的。”赵园先生这句话是她学术转向最好的注脚。研究方向确定，她会尽其所能深掘，“即便没人喝彩，也不影响我的兴致”，但一旦完成，便有可能陷入“走投无路”的失落。90年代后期以后，她就曾对自己已有的学术研究产生“厌倦”。在好友的鼓励下，她转向了明清之际的研究，陆续写出了《明清之际士大夫》《家人父子》等著作。而近期，她又将目光聚焦于当代政治文化。“对于我来说，重要的问题是，找到什么样的研究对象来激发我的热情。那对象应当有挑战性，而且有助于我的知识积累。”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于她已然是一种生活方式，“经由学术读解世界，同时经由学术而自我完善”。

    纵观她的学术之路，尽管有多次转向，但对人伦的关切和对历史的观照，却是她研究中一以贯之的脉络。她的作品解读和人物研究，不只是文字里流淌出较为强烈的个体价值和个人体验，更是将重新发现人的个性作为价值追求。她转向明清之际的研究后，也不像传统史家那般，单纯借助史料还原历史现场或者进行理论建构，而是主要从士大夫们的文字和记述入手，去探寻他们精神生活的幽微，他们内在的日常性、差异性和多样性。

    尽管赵园先生讲“学术不是生活的一切”，但读书与写作早已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我的学术性写作即告结束，但写作仍然会继续。”她说。

（2016年8月18日《人民日报》，有删节）

相关链接：赵园（194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以及散文集《独语》等。

一人一校一国家

    1898年7月的一天，山东威海卫的日本太阳旗降下，中国黄龙旗升起。第二天黄龙旗降下，英国国旗升起。这就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国帜三易”。原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德、法、俄各有所得，英国强租了九龙半岛和威海卫，强制占据威海卫的日本将威海卫归还中国，再由中国转租给英国。目睹这一幕国耻的北洋水师见习驾驶官张伯苓，受到强烈刺激。

    张伯苓是天津人，13岁考入设在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1894年张伯苓在水师学堂毕业，翌年春天到通济舰。他亲眼见到了“国帜三易”，联想到甲午战争前的中国海军力量明显占优，为什么却战败了？问题在人。要想改变中国面貌，必须改造人，兴办新式教育，培育一代新人。张伯苓怀着这样的信念离开北洋水师，决计以教育救国。

    1898年张伯苓应严修之聘做家馆老师，教授其子弟。1904年春天，严、张二人东渡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推广新式教育，重视科学技术，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强盛的根本原因。中国要想富强，也要走这条路。他们办起一所私立中学堂，张伯苓任监督，当年秋季招收学生73名，年底改名为敬业中学堂。此后，学生人数日增，校舍不够使用，开明邑绅郑菊如捐出天津旧城西南一块十多亩的荒地，严、张即在这里兴建新校舍。因为这处新校舍在城南的开洼，称为南开洼，简称南开，学校因此在1907年改名南开中学堂，1912年改称南开学校，张伯苓任校长。张伯苓在到处化缘筹集办学经费的同时，千方百计聘请饱学之士来校任教，范文澜、何其芳、老舍等先生都先后在南开任课。

    张伯苓从南开中学创办起就注重教育学生怎样做人，旨在全面培养与造就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他定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他重视修身教育，每周亲自讲修身课。一次修身课上张伯苓讲不许学生抽烟，当场有学生发问：“您不许我们抽烟，为什么自己抽烟？” 张伯苓当即唤校工，将自己所存的吕宋烟全数取来，当众销毁。校工惜之，他答道：“不如此，不能表示我的决心，从今以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从此终身不再吸烟。南开在校学生也再无吸烟者。张伯苓把近代西方体育引进学校，重视体育课和师生的身体锻炼，辟有体育场，举办天津市运动会，自己也多次担任全国运动会、华北运动会的总裁判。南开中学看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张伯苓不让学生死记硬背，也不迎合教育部门推行的各种会考。为了培养学生具备手脑并用、知学合一的能力，学校增设了“社会视察”和“木工金工技能”两门必修课程，组建了校办工厂。

    私立南开中学升留级制度严格，淘汰率高。当时人们常说：“进南开难，毕业也难。”学校择优录取，考试认真，评分严格，毕业率约为50％。在张伯苓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南开中学培养出了以周恩来、马骏为代表的优秀学生，并逐步实现了兴办南开系列学校的设想：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1919年9月创建南开大学，1923年增设南开女中，1928年增设南开小学，形成旧中国私人创办的建制完整的南开系列学校。其中南开女中始建于1923年，到了1924年，就已经有四名女子进入南开中学和男生一起听课了。南开中学的办学成绩引起海内外瞩目，孙中山曾赞誉说，南开是世界有名的好学校。胡适称张伯苓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在抗日战争时期，张伯苓热心襄赞国事。很多南开学生、校友，向往延安革命圣地，请张伯苓代为介绍，他都一一给他们写了介绍信，将大批有生力量迁往抗日后方。张伯苓重视对学生的爱国教育，经常用亲身经历的“国帜三易”激励学生的爱国热情。1935年11月张伯苓赴四川考察教育后，基于对抗日战争时局的清醒认识，于1936年8月建成南渝中学（1938年12月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平津沦陷，当时许多学校都因仓促迁川多有不便，惟独南开中学从容应变，弦诵未辍。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对南开中学、南开大学进行了疯狂的轰炸。当南开校园的硝烟还未散尽的时候，张伯苓大义凛然地宣告：“敌人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之精神。”张伯苓的四子张锡祜投笔从戎，以身殉国，张伯苓闻讯说：“我本人出身水师，今老矣，每以不能杀敌报国为恨，而今吾儿为国捐躯，可无遗憾了。”

    1949年4月，蒋介石两次到张伯苓住所，要求先生离开重庆。去台湾或去美国，可任其选择。张伯苓始终不应。蒋氏又派蒋经国和张群先后三次劝行。张伯苓以“不愿离开南开学校，更不想离开祖国”为词，拒绝了蒋氏最后的邀请。

    1951年2月23日，为南开教育辛劳毕生的张伯苓与世长辞，享年75岁。逝世的第二天，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专程到天津吊唁，他送的花圈缎带上写着：“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他说：“张校长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摘编自《爱国教育家张伯苓》）

路遥的“平凡世界”

厚夫

    1986年夏，在《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发表大体有眉目后，路遥决定去南方的广州逛几天。一来，自己这几年埋头创作，对中国社会的变化不是很敏感，亲自到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走走，现场感受那里的变化，寻求心灵体验，对接下来的创作有好处；二来，即将开工的第二部是写改革开放大潮下我国北方城乡底层人物的梦想与追求，不了解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地区社会生活的变化，又如何把握？

    路遥就是这样一位严肃认真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是在深入生活体验与感受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文学想象，而不是不负责任地随意胡编乱造。在广州的每一天，他都把自己的见闻与观感写到笔记本上。笔记本写满了，他对同行的王天乐说：回吧，犁地的绳子等着我哩……于是，他们又回到西安。

    该想到的都想到了，该做的准备工作也告一段落了。路遥又决定去一趟长安县柳青墓，看看长眠在那里的柳青老人。从文学起步的那天起，路遥就受到柳青各方面的影响，包括精神姿态，包括创作风格。这次，在《平凡的世界》三部曲的第二部即将开始创作之时，路遥去柳青墓显然是有目的的，而不是平平常常的祭扫。

    很多年后王天乐这样回忆道：“回到西安后，路遥忽然要领我去一趟长安县的柳青墓。路遥好像对柳青墓地特别熟悉，哪里又多长了几根草都能说清楚。他在柳青墓前转了很长时间，猛地跪倒在碑前，放声大哭。……”路遥在柳青墓前为什么放声大哭？到底想了些什么，说了什么？这些已经永远是历史之谜了。不过，按照路遥的性格来推断，他应是向柳青老人汇报了自己的创作情况以及今后的创作决心。路遥经常给朋友们说，作家要突破的永远是自己；作家在拳击台的对手就是自己，要不停地战胜自我。柳青生前也经常告诫作家：文学是愚人的事业，文学是以六十年为一个单元。如今，在长篇小说创作进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沼泽之时，路遥虽是位精神硬汉，但也需要柳青赐予特定的精神力量！

    路遥每天都沉浸在自己精心建构的虚拟文学世界中，与小说中的人物倾心对话。第二部是写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北方城乡人物的奋斗与悲欢离合，该出场的人物都已悉数出场了，他们在路遥精心搭建的文学舞台上尽情地展现自己。故事在路遥的笔下不断延伸，人物在路遥笔下不断丰满，他的第二部不断接近目标。

    在第二部初稿的最后创作过程中，路遥明显地感到自己身体变化呈加速度状态——苍老许多不用说，快速走路已力不从心，眼睛仍在发炎，难受得令人发狂。他感到这来自身体内部的变化正在让所谓的“青年时代”在瞬间就永远结束了。他还吟起俄罗斯诗人叶赛宁的诗句：“不惋惜，不呼唤，我也不啼哭；金黄色的落叶堆满了我心间，我已经再不是青春少年……”

    第二部写到最后，路遥大声给三弟王天乐朗读起来。他的眼里闪着泪花，王天乐的眼里也闪着泪花。路遥笔下倾注了无限情感的中国农民，已经开始新的生活了……

赵梓森：兴趣成就的“中国光纤之父”

    现在，当我们能随时随地上网、舒适享受宽带接入带来的信息便利之时，不得不提到“中国光纤之父”——赵梓森院士。他自幼对理工科和制作感兴趣，1973年初接触到感兴趣的光纤通信专业后，就全身心投入到这项事业之中。他克服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推动我国把光纤通信列入国家通信发展战略，研制出我国第一根实用性光纤，创立了我国的光纤通信技术方案，架设起连通全国的光纤通信线路和推动光纤到户工程。纵观赵梓森的一生，是对实用科技兴趣的不懈追求成就了他的科学报国理想。

    他自幼兴趣广泛，尤偏于理科和制作，尚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就因陋就简制造过氢气球、矿石收音机、滑翔飞机模型和小提琴等。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日军强占了他们家新盖的房子，全家人被迫颠沛流离，遍尝生活艰辛，因而促使其从小就树立了科学救国的理想。1949年高中毕业时，因追求感兴趣的动手性强的实用性学科，他先后从浙江大学农艺系、复旦大学生物系退学，两次重新参加高考，最后于1950年入读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电信专业，为他日后接触和研制光纤打下了基础。

    他1954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武汉邮电学校当老师，在教授基础学科之余不忘刻苦钻研实用通信知识，一直醉心于多项自己感兴趣的小制作和技术发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不懈努力不断得到回报。1959年，他率领团队研制的可解三阶微分方程的模拟计算机，在“武汉市高校五年成就展览会”上演示获得成功，被授予“武汉市高校科技成果特等奖”。1964年，他独立演算提出的 “0-∞法解网络”解“梅森公式”因简洁实用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1973年，他采用太阳光做平行光源，主导解决了立项研究多年而长期鲜有突破的国家级大气激光通信项目。这些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既是他多年专注于科研兴趣不断积累的结果，也是他科研天赋和能力的反映。

    1973年主导解决了大气激光通信难题后，当许多同事为此欢欣鼓舞之时，赵梓森却非常冷静地看到这种技术会受到天气和障碍物的局限，难有好的发展前景，于是开始思考新的通信方式。在听说玻璃丝（光纤）能够通信后，他急切去湖北省图书馆找到华裔英籍科学家高锟于1966年首次发表的关于光纤通信的论文《光频介质波导》抄写阅读，初步认可了光纤通信技术的可行性和巨大发展潜力。他后来又通过多方了解，知道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在研制光纤通信技术并取得初步的成功后，更加坚信了自己的判断，感觉找到了光纤通信这座“青山”。就他的性格而言，咬定青山就难以放松。他抓住一切可能的时机，不遗余力地呼吁和说服各层级领导支持和发展中国的光纤通信研究，并最终把握住了三次重大的机会。

    第一次是1973年5月，他作为技术代表，在出席全国邮电科研规划会议时，从刚访美归国的著名科学家钱伟长那里打听到美国已经秘密研制成功实用光纤的消息后，非常着急，感觉时不我待，硬是多方说服会议领导把“积极创造条件开展光导纤维研制工作”这句话列入到未来科研规划中来，促使光导纤维研制第一次成为一般性研究课题。第二次是1974年10月，他创新性提出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光纤通信研究技术方案，在国务院科技办组织的“背靠背辩论”中，“击败”已经有前期研究基础且研究实力明显强于自己的竞争单位，使光纤研制项目首次被纳入到国家课题的层面，为我国的光纤研制确立了正确的方向。第三次是1977年5月，在“邮电部工业学大庆展览会”上，他演示了用自行研制的光纤传输黑白电视信号，得到了时任邮电部部长钟夫翔的称赞和赏识，光纤通信因此被破格列为国家级重点攻关项目，从而促成其所在单位放弃了原来确定的重点攻关目标，而改为全院通力攻关光纤通信，并将其任命为技术负责人，主导全院的光纤通信技术研究。我国的光纤通信研究从此迈入了“快车道”。

（摘编自《中国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