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生不逢时的完美人格

    朱自清的一生，如同一根紧绷的弦，从未松懈；又如同上紧的发条，无比精准。他的一生，极其认真。

    朱自清写作时，往往要先细心斟酌后才会动笔，往往写完无须修改。但因为注重质量，他每天最多写500字。所以，他的清贫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写得太慢。《荷塘月色》中提到了蝉鸣。有人写信给朱自清，说蝉夜晚是不叫的。朱自清他写信向昆虫学家请教。后来又两次亲耳听到月夜的蝉声，他才相信自己没有写错。为此，朱自清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他不断地学习，以求自我完善，大量阅读各种书籍，虚心向语言学家王力、诗词专家黄节、俞平伯等人请教。平时，他也坚持用中、英、日三种文字书写日记，以此来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

    在教学上，朱自清也是极其认真。比如，他开设的选修课“文辞研究”只有王瑶一个学生。尽管这样，朱自清仍然如平常一样地讲授、考试。在工作上，朱自清做事原则性很强。他在辞去图书馆馆长职务准备办理移交时，特地将一个不称职的馆员辞退。朱自清说：“我不能把确实无法胜任图书馆工作的人留给继任的图书馆馆长，让我充好人而继任馆长当恶人。”朱自清在清华中文系执教23年，担任系主任16年，开了16门课，是对清华中文系学风影响最深的人。如今，清华园里的“荷塘月色”和“自清”亭，为这个理工大学增添了一抹人文色彩。

    人，应该怎么样度过这一生？1916年，刚刚成年的北京大学预科学生朱自华在思索这个问题。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处于关键阶段，战事正隆。当时的中国，因为袁世凯去世，进入了军阀割据混战时期。这样的时代，称之为乱世并不过分。在父亲的勉力张罗下，朱自华举办了一场体面的婚礼。妻子武钟谦是名医之女，温柔贤惠，善于持家。作为结婚礼物，父亲为朱自清置办了一件紫貂皮大衣——《背影》里的紫毛大衣即是。然而，在大学期间，为了买一本《韦伯斯特大字典》，他将这件紫貂皮大衣当掉了。

    为了明志。朱自华改名“自清”，以勉励自己在困境中保持清白，不同流合污。朱自清顺便把表字也一并解决了，他以“佩弦”为字，时刻警策自己。为了达到自清的目的，便于自我反省，朱自清每天都写日记。但后人从他的日记里，感受最深的却是清贫。他的日记，几乎就是一部民国知识分子贫困史。朱自清从1924年7月28日开始记日记。翻开日记第一页，就是两条借贷记录：1924年7月29日，晚与房东借米四升。旧历年关亦有相似情形： 30日，午后向张益三借五元，甚忸怩！

    “七七事变”后，朱自清先后在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昆明时期，物价奇高，他不得不开源节流。吃，靠和青年助教合住一室搭伙、包饭，或到朋友家蹭饭，因饭菜粗硬、食无规律，胃病长期不愈，日记中常常看到胃病发作的文字；穿，则常年不添新衣，一度经常披件赶马人的蓝毡“一口钟”到昆明城里授课，成为联大一景。至于开源，则是拼命写文章、做兼职。因为经常借不到钱，朱自清不得不和当铺打交道。在1942到1943年间，他隔三岔五地跑寄卖行，先后拿去寄售的物件有：网球拍、字典、灯泡、行军床、被单、橡皮管、墨盒、皮外衣、窗帘。为此，朱自清没少受奸商的气。

    1945年夏天，抗战临近胜利，据友人回忆，47岁的朱自清已经衰老得令老友感到吃惊。

    当时，法币急速贬值，到1948年的时候，买一包纸烟都要几万块钱。朱自清每月的薪水仅够买3袋面粉。国民党政府为了平息高级知识分子的怨气，向他们派发一种配购证，可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美国支援的面粉”。清华大学学生吴晗和其他人为了揭穿国民党政府的阴谋，抗议美国政府的侮辱，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号召大家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购物证。

声明写好了，要征集签名。朱自清第一个在声明上签了字，并愤然地说：“宁可贫病而死，也不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施舍！”1948年8月，朱自清的体重仅有38.8公斤。1948年8月12日，弥留之际的朱自清对第二任妻子陈竹隐断断续续地说：“我……已拒绝美援，不要去买配售的美国面粉……”这成了他的遗言。

    朱自清去世时，钱包里仅有6万元，这点儿钱在当时连一个包子都买不到……

    一代散文大师，匆匆而去，背影长留。朱自清去世后，清华园第一次为一位老师去世降半旗志哀。友人是这么评价他的——“纯粹的君子”（沈从文）、“最完整的人格”（李广田）、“完美的人格”（叶圣陶）。

相关链接：《声明》原文：“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仁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陈复礼：耄耋大师赤子情

伟忠

    陈复礼先生是著名的世界摄影大师，与吴印咸先生、郎静山先生并称摄影界“华夏三老”。

    陈老今年97岁高龄，从事摄影时长六十多年。他的摄影艺术成就得到了海内外文艺界的广泛认可，饮誉无数。1996年，中国摄影家协会曾专门召开“陈复礼摄影艺术研讨会”。“年方十八高大全，亦父亦师亦友一巨人”——这是当时中国摄影界给予陈复礼的集体评价。那一年，陈复礼80岁。

    1916年7月20日，陈复礼出生在广东潮安县官塘镇石湖村，其父陈必名先生饱读诗书，喜爱潮州音乐、戏曲，尤其醉心于笔墨丹青。陈复礼出生于这样的家庭，一方面具有天然的艺术基因，一方面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陈复礼八岁启蒙，上了六年小学后，又读了一年私塾，读完了《论语》《孟子》《左传》等诸多古籍经典。1931年，15岁的陈复礼就读于潮州韩山“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又称韩山师范，以“总评甲等”的成绩毕业。之后遭逢战乱，“过番”[注]东南亚，泰国求亲，越南靠友，后又辗转老挝、柬埔寨。直至中年移居香港，生活才算安定下来。

    陈复礼回忆说，到越南后，为生存奔波无暇学画，后来在一本法国杂志上看到了台湾摄影家郎静山的摄影作品，感受到摄影也可以如此富有画意，便开始对摄影着迷。画画需要安稳的环境，而摄影却比较灵活，比较适合他当时的生活状态。

    “诗情画意王摩诘，镜里丹青复礼陈。”这是广东原省委书记王匡对陈复礼的评价。王匡认为，正如唐朝诗人王维的诗句中渗透着画意一样，陈复礼的镜头下散发着浓厚的丹青气息。他将中国画运用空白和墨线来区分物体的方法融入摄影，在黑白摄影中，运用单色来表现被拍摄物体的质感和立体感，体现出中国传统绘画去粗取精、删繁就简、虚实相间、藏露结合的精华。

    在风光摄影彰显中国画意的基础上，陈老进一步吸收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配套元素，将书法、篆刻、诗歌等以题句、落印的方式融入到照片中。他的许多摄影作品，还以著名诗词或化用诗词来命名。这个时候，“中国画意”已经不足以概括他的作品风格，而只能形容为“中国气派”。

    高扬着“中国气派”的旗帜，沿着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道路阔步向前，陈复礼收获了他的另一大发明——“影画合璧”。所谓“影画合璧”，即在兼具中国画意、书法、诗词、篆刻等文化元素的照片上，补充中国传统绘画，绘画题材与照片题材有机融合，成为一幅新的“合璧”作品。陈复礼先后与李可染、吴作人、刘海粟、启功、古元、范曾、黄胄、李苦禅、黄永玉、程十发等20多位书画名家合作“影画合璧”作品。现在，参与合作的书画家很多已经故去，这些独特的艺术品变得更加珍贵。

    在早期作品中，陈复礼通过摄影镜头表现出对劳苦大众的同情、爱怜和寄望，也寄托着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体悟。他的代表作之一《战争与和平》，以铁丝网中的鸽子为主角，配以布满乌云的天空背景。其子陈惊雄说：“这与父亲的经历也是紧密相关的。日本侵华战争迫使他背井离乡，日本侵入泰国迫使他辗转越南，在越南又赶上越法之战，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通过镜头表现出来的对和平的热爱尤其强烈。”

    在改革开放之前，陈复礼的作品以拍摄祖国的名山大川为主，展示华夏大地的秀美风光。改革开放后，陈复礼的作品开始捕捉时代的脉搏，记录社会的变迁，渗透了浓厚的时代色彩。如果说风光摄影着重体现了陈复礼追求的“美”，那么一系列写实性较强的作品则体现了“真”和“善”。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丑恶社会现象，陈复礼也没有规避，他以镜头为武器，或夸张，或映射，进行犀利的批判。

    历尽沧桑的一代大师，如今终于可以静享天伦，颐养天年。但陈复礼先生对摄影艺术界的影响并没有停止发酵，就在2011年的香港苏富比春拍中，他的两幅作品《喜雨》《朝晖颂》作为中国艺术精品亮相，吸引了海内外摄影艺术界的关注。作为当代摄影中国气派的代表者，陈老的影响注定是深远的。

(有删改)

【注】过番：旧时闽南人称到南洋谋生。

相关链接：①潮汕一向有艺术之乡的美誉。自小耳濡目染，受影响非常大。举一个例子，潮汕屋脊上的那些画，门口的那些画，尽管是农民的画、工匠的画，但都有一定的艺术功底。我自小看这些，深深理解潮汕乡土文化，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自自然然，不知不觉跟着这条路走。②经过千多年来历代中国画家的刻意经营，在山水和风景创作方面，已发展到了高深的境界。所以从事风景摄影，而不考虑到中国画的创作方法，将是莫大的损失。(陈复礼《论中国画意与风景摄影》)③用闻一多先生的话来讲，诗人的使命是爱，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人民。陈复礼先生用他六十多年的影艺生涯倾诉着一位艺术家对自己祖国的无限热爱，用他的无数作品艺术地再现了时代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他的作品也因此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喜爱。

大煞风 一往情 倚老卖

翁敏华

    文题由一种文字游戏构成，叫“成语缩脚”，本文的主人公曾经用来写过信，全信就像一篇密电码，署名即是“大煞风 一往情”，把“缩”进的“脚”拖出来就是“景深”二字。我在这里要记的，是“景深老”，一位多才多趣的老先生———赵景深。

    初仰先生，即在袅袅的昆曲声中。那天上海昆曲研习社恢复曲会，假座我校东部礼堂。人说前排就座的满头白发的老先生，就是“赵老”———噢，一位面目和善的好先生。赵老是昆曲研习社社长，讲了一番话，接着就带头唱起了曲子，记得唱的是“窦娥冤”里“斩娥”的【端正好】带过【滚绣球】曲。这是正旦扮演的窦娥唱的著名曲子，甭说大学教材，就是中学语文书里也选有，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旦角的唱段，赵景深先生反串，这在“四人帮”①被打倒没几年、拨乱反正的日子里，我感受到了个中深意。

    就这样，得以步入赵老的家———位于淮海中路妇女用品商店后头的弄堂里，典型的上海石库门房子。导师第一次带我去，还是参加昆曲社的活动。如同一般上海弄堂房子一样，赵府也从后门进出。后门上装有门铃（当时很少见），摁铃，三楼窗户便出现赵家保姆的脸，见是认识的人，她就会放下一只竹篮子来，篮底中央躺着一把钥匙，由你自己开门。后来这空中竹篮晃悠晃悠的场景，整整演绎了两年多———导师去世后，赵先生收我为“私淑弟子”，让我每个周六上他家听课半天，这场景，距今已有三十年，每每想起还令人感念不已：所谓师生，不正是老师交把“钥匙”给你，由你自己去打开知识的大门、步入艺术的殿堂么？

    正是在赵府，得以拜见蒋星煜、胡忌先生，得以领略华文漪的妩媚、岳美缇的清雅，还有刘异龙的滑稽突梯。在赵老八十岁的生日家宴上，他夫妇演唱了《长生殿·小宴》，令人推想二位年轻时的风采———好一对夫唱妇随的昆曲伉俪！

    回忆赵老的文章何其多也，书也出了不止一本。但是我还有两件印象特别深的往事，欲记在这里。

    其一，在课上，有一次不知怎么的说到了《琵琶记》，说到1957年那次在北京召开的《琵琶记》学术研讨会，赵老说：“其实我那次是揣了两篇论文去的，一篇肯定，”他右手往右边口袋里比划比划，“一篇否定，”他左手又在 左边口袋里比划了一下，“到北京去轧苗头②，再决定抛出哪一篇去。”当即有人打岔。让我吃惊的是先生的坦白。先生难道不知道这是“墙头草两边倒”么？就这么随随便便地透露给他众多的弟子们了。

    后来，多次想起，慢慢地，我想明白了。五七年是个什么样的年份？若是谁，为了一部《琵琶记》，被打成右派，值么？“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我心说：先生真是个明白人呐，南方式的智慧。知识人性格也五花八门，不会只有梁漱溟一种。

    其二，有一天课后，赵老收到一封信，拆开看，笑了，再看，笑得更厉害了，直至笑到捂住眼睛、趴在桌上、流出眼泪。笑得我们也好奇起来，纷纷凑近看信。信是扬州师院任半塘先生寄来的，没有多少文字，却在正中画了一把破刀，毛笔画的，犬牙似的刀刃，沾着血（红墨水），刀下则滴滴答答血迹斑斑，边上一行直排的字：“赵景深借刀杀人！”原来是，报刊上有人发表文章驳斥任半塘先生在《唐戏弄》里的观点，任先生误以为是赵门弟子所为，故打上门来讨伐。赵门弟子见状，一个个义愤填膺，张三这个角度，李四那条线索，已经在分工如何反击了。赵先生去卫生间擦了眼泪，步履蹒跚哆哆嗦嗦地回座，听说后忙制止：“介好白相③一桩事体，一当真就勿好白相④了。”他用沪语说。

    这就是赵景深。三十年代当编辑，向老舍约稿，信笺中央大大地写个“赵”字，用红笔画一个圈儿：“老赵被围，速发救兵”，老舍一看，立即寄来稿件和回信，在赵景深原画上添一支破围的红缨枪：“元帅休慌，末将来也！”那天看见任先生的信，赵老一定是想起了当年的这桩逸事，故而笑得这样一发不可收。我真后悔没像记者那样追根问底，不知道赵先生最终是怎么回这封信的，不然，又可增添一桩直如老舍回信赵景深这样的文坛佳话。

    生活中常常有这样“大煞风”景的事，但赵老始终是如此的“一往情”深，对事业，对学生，对朋友同行。

【注】①四人帮：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结成的反革命帮派。②轧苗头：遇事通过察言观色来进行分析，作出判断。③介白好相：上海方言，“这么好玩”的意思。④勿好白相：不好玩了。

任正非，华为无可替代的精神领袖

    任正非，华为无可替代的精神领袖，他以“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豪情，带领华为从一个仅有两万元注册资本的企业，一跃成为销售额超过300亿美元的大公司。一时之间，低调、神秘、土狼……各种名号不断地加在任正非的身上，他始终不予回应。于是，一些人对他产生了种种猜想，说他神秘兮兮，说他自身有缺陷，说他和华为的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阴谋，说他清高，说他简单粗暴，说他不近人情……不管是诽谤，还是赞扬，他都无动于衷。走自己的路，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去吧！

    美国《时代周刊》评价说：“华为正重复当年爱立信、思科等卓著的全球化大公司的历程，并且成为这些电信巨头‘最危险’的对手。”英国《经济学人》的评价则是：“他(华为)的崛起，是外国跨国公司的灾难。”

    穷困是有大作为的人的第一桶金，饥饿感就是一个人不懈的动力来源。任正非创办公司之初，与父母等住在深圳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生活潦倒，衣食堪忧。“忧劳兴国，逸豫亡身。”任正非感谢生活给自己的馈赠。他认为：“华为最基本的使命就是活下去。”每天工作长达15～20个小时，几乎没有任何苦恼的迹象，风花雪月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跟他们全然无关。在他们强毅的精神世界里面，存在着尊严，在傲立着的尊严之中，存在着意志力，在意志力中存在着对最辉煌理想的内在渴求，在渴求之中，存在着欲望的爆发力。

    “做事业，做有高度的事业”是任正非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华为本身成为最好的例证。1987年，43岁的退役解放军团级干部任正非，以凑来的2万多元人民币创立了华为公司。当时，除了任正非，谁也没有想到，这家诞生在破旧厂房里的小公司，即将改写中国乃至世界通信制造业的历史。

    在起初的两年时间，公司主要是代销香港的一种HAX交换机，靠打价格差获利。此时，国内在程控交换机技术上基本是空白，任正非敏感地意识到了通信技术的重要性，他将华为的所有资金投入到研制自有技术之中。此次孤注一掷没有叫他失望——华为研制出了C&C08交换机，价格比国外同类产品低2/3，功能与之类似，前景十分可观。这个自主研制的策略，让华为冒了极大的风险，但也最终奠定了华为适度领先的技术基础。

1995年，任正非以自己独特的战略眼光，开始带领华为走向海外市场。经过四年的苦心经营，1999年，华为在海外形成规模，并建立大的营销和服务网络。2009年，华为收入近1500亿元，其中有76%来自海外；华为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已从2008年的11.5%上升至14.2%，趋近龙头老大爱立信的20.8%。更为重要的是，华为由于业务及财务上的稳健成长，已经与诺西、阿朗等传统对手拉开了距离。

    华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已经运用于全球100多个国家，以及35个全球前50强的运营商；在海外设立了20个地区部，100多个分支机构；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美国达拉斯及硅谷、印度班加罗尔、俄罗斯莫斯科以及中国的广大地区设立了研发机构，通过跨文化团队合作，实施全球异步研发战略。

    创新永远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任正非对这一点有深刻而清醒的认知和把握。2008年华为提交了1737项PCT国际申请专利，超过第二大国际申请专利大户松下的1729项和荷兰皇家飞利浦电子有限公司的1551项，至2008年12月底，华为累计申请专利35773件。华为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的话语权也在不断上升，华为加入了83个国际标准组织。在参与诸多国际标准组织的标准制定中，仅2008年，华为提交了4100多项提案，并就光纤传输、接入网络、下一代网络光纤等领域，提交了1300多项提案，在核心网络、业务运用和无线电接入领域提出了2800多项提案。

    完善的制度和文化建设是企事业成长的保障和灵魂。1998年3月，在任正非的强力推动下，华为推出了《华为基本法》，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现代企业中最完备、最规范的一部企业基本法。这些规章制度保证了华为健康、持续、稳定地发展。

    任正非和华为这一充满传奇的成功，发生在一个机会主义盛行的大环境中。这些经历无疑开始激励一批有雄心的企事业投资研发，并借此角逐于强敌环伺的全球市场的信心。

    任正非，拥有一个经历人生冷暖的灵魂，从最低的山谷，走到了人生的顶峰，避开喧闹，获得一种静观。看事、看物、看人都有了别样的视野。

当国民范儿遇上物理达人

明心

    80年前，一个有着浓郁民国范儿的23岁才女，踏进了美国伯克利大学的校门，从此开启了一段非凡的人生之旅。她就是有“东方居里夫人”之称的物理学家吴健雄。

    吴健雄出身在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吴仲裔是位有远见卓识的开明士绅。吴健雄“健”字辈，排行第二，父亲以“英雄豪杰”依次命名，故得名健雄。虽为女儿身，父亲希望她不让须眉，胸怀男儿志，积健为雄。吴仲裔一向重视教育，自然不会错过孩子的启蒙教育。但在吴仲裔看来，中国之所以落后，受洋人欺侮，主要原因是科学不发达，因此他时常跑到上海的书店，为孩子们购买一些有关科学知识的图书及报纸杂志。当别的女孩还在为不用裹小脚而庆幸的时候，小健雄已经知道了大气的压力、水的浮力，以及打雷和闪电是怎么回事等自然科学知识，并按照书里看到的、收音机里听到的，开始跟哥哥一起做一些简单有趣的科学实验了。

    等到了上学年纪，在父亲创办的明德女子学校里，十来岁的吴健雄知道了“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大胸怀，明白了“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才是最好的学习态度。

    受父亲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吴健雄后来考上了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其间，她多次到东吴大学听胡适演讲，常使少年吴健雄“思绪潮湃，激动不已”。吴健雄曾说，在一生中影响她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她父亲，另一个则是胡适先生。她的研究“不过是根据胡先生平日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科学方法”。

    后来，吴健雄从中央大学数学系转到物理系。老师同学大为不解，都认为她在数学领域肯定能有所建树，却不知她对物理学早已“情有独钟”。

    吴健雄知道，全球物理研究的顶尖机构在美国，她决定赴美深造。1936年，吴健雄来到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求学。然而想进伯克利物理系并不容易，吴健雄需要接受物理系主任柏基的测试。柏基的能力与贡献虽被人称道，但他对外域人和女性存有偏见，吴健雄两者均占。面试时吴健雄一脸的坦然，身着旗袍，举止端庄，有条不紊地介绍了自己在国内的学习和研究情况。柏基破例接受了吴健雄的入学申请。

    虽然当时西方科学界始终充斥着“物理科学实验是男性领域”的性别偏见，但这种偏见在吴健雄严谨的实验精神和无差错的实验结果面前，一次次被打破。健雄的博士论文导师——193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劳伦斯，得知吴健雄毕业后苦于美国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拒绝女性作物理教师之时，毫不犹豫地作了她的推荐人，普林斯顿大学破天荒地接纳了第一位物理女教师。

    吴健雄的另一位导师——1959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塞格瑞对她更是关照有加。正是塞格瑞引导吴健雄发现了对铀原子核分裂连锁反应有关键影响的惰性气体“氙”，奠定了她在物理界的地位。他评论吴健雄：“她的意志力和对工作的投入，使人联想到居里夫人，但她更加入世、优雅和智慧。”

    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合作研究，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理论。理论一提出，便在物理学界引起了很大震动，很多有影响力的物理学家不以为意，甚至认为没有必要花时间验证。而吴健雄以其非凡的洞察力，认识到此项实验的重要性及其意义。同年，她便用无懈可击的实验证实了该理论的正确性。这一实验结果，推动了物理学的发展，也把35岁的杨振宁和31岁的李政道推上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但领奖台上唯独缺了这位女物理学家的身影。

    由于性别偏见而与诺奖失之交臂的吴健雄，并没有停下做研究的脚步，她依然穿着自己裁剪的旗袍，在实验室埋头做实验，在她眼里“名利可以无视，实验却不可以停止”。此后，吴健雄先后用实验证明了核β衰变在矢量流守恒定律，以及在β衰变研究的其他贡献，关于量子力学的基本理论方面的实验等重要成果。

    对名利，吴健雄看得很淡，她总认为自己是个平凡的中国女性。她钟爱旗袍，每逢出席各种重要场合，她总是为自己准备得体的旗袍，表示对祖国的尊重；她家的客厅里，悬挂着中国字画，书架上收藏着许多中国古书及一些瓷器；演讲中，她都会忍不住提到祖国……

    离家37年后，吴健雄终于在1973年踏上了回国之路，彼时双亲都已不在。1984年，吴健雄参加母校明德楼落成典礼，独资捐建了明德学校紫薇楼。4年后，又捐出百万美元巨款设立“吴仲裔奖学金”表达自己的寸草之心。1992年，四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在台北发起成立“吴健雄学术基金会”，要给八十 华诞的吴健雄一个惊喜。她一再婉拒，竟躲了起来。吴健雄说：“我不喜欢出风头，做研究是我的本分，我只是运气好，成果还不错而已，不要以我的名字成立基金会。”

    1997年，吴健雄去世，享年85岁。除了魂归故里，她仅有的遗愿就是向母校捐款200多万元建一座科技大楼。

（选自《环球人物》2017年第四期，有删改）

    110年前，无锡学前街一所书香老宅迎来了一个灵慧可爱的婴儿。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这个婴儿漫步学海诗坛，研习文理珠玑，成就了与郭沫若、朱自清、钱钟书、徐悲鸿等大家齐名的声望，而他所诞生的那所老宅，也因他的俊敏与其家族的荣耀而独得“一门五博士，毓秀称翘楚”的美誉。

    这美誉中的“毓秀”，正是他的名字﹣﹣顾毓琇。

    彼时，顾毓琇的家族在无锡可谓书香门第，名人辈出。无锡顾氏乃东林书社领袖顾宪成之后，家中祖母为秦观后裔，母亲则是王羲之的后裔，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这一家人“具有极优美之家风”。

    顾毓琇的大半生正值中国各种矛盾爆发的混乱时期，“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反帝运动”、“抗日战争”……古老的中国没有片刻安宁，也无时无刻不牵动着顾毓琇的心。

    1929年他学成归国，在国内从事电机工程教学和教育行政工作。同时身为文人，他将满腔热情诉诸文学，创作了一部部鼓舞人心的话剧作品。

    书生投笔从戎热，国土贡言献爆狂。

    岂为揪杆争黑白，欲凫肝胆报炎黄。

    这是顾毓琇在抗日战争年代写下的诗句，言辞间充满着对侵略者的仇恨以及热忱的报国之心。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写下了很多抗日诗句：“好男谁说不当兵，好女今朝亦请缨。”“不辞石柱中流砥，宁别沙坪万里征。”这些喷勃着性情与才华的诗句，无不凝固着诗人顾毓琇赤诚的爱国之心。

    翻开顾毓琇的作品集，一首首诗词清雅、俊逸，无不流淌着他丰富的思想情感，渲染着他多姿的精神追求。伴着诗词的唱和，音乐的世界里他亦留下了自己的足音。

    精通音律的顾毓琇，在我国古典音乐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日本音乐界对他极为称赞，称他为“中国古典音乐的泰斗”。

    顾毓琇对我国的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有着十分精湛的研究。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对我国古代音乐史进行了研究和阐述，同时对国外一些著名的乐章也做了翻译和介绍。1940年，他走马上任国立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并很快提出了以“三四八”为黄钟标准音的建议，这是很专业的一个讲法。这个建议经过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通过后得以施行。

    受到笃信佛教的祖母影响，他学会了在面对各种可能使人沦陷的虚荣时，心中自留一片净土，时刻保持对人生的清醒认识。而在此基础之上，他还曾撰写出版了《中国禅史》和《日本禅史》。

    行走世间一个世纪，顾毓琇不断拓展着生命的领域，践行着人生的修行。心与行的修行铸就着他的生命，使得他的道路越走越宽。

    1950年，已伴随战乱的中国度过半生的顾毓琇做出了一个选择，应母校麻省理工学院之邀担任客座教授，这一去竟开启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海外漂泊生活。

    顾毓琇虽然身处国外，却一心挂念着祖国，在旅居美国期间，写下了大量的怀乡思国的诗词。1957年，他在《蝶恋花》一词中写到“重阳更比重山远”，他只能在梦里湖山寻觅遍，足见他的爱国思乡情切。

    后来有人曾记载，就在他加入美国国籍以后两个月，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首次访问中国后不久，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他毅然决然地冒险飞回了中国。其间辗转经过伦敦、香港，回到了阔别24年的故土。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以后，他回国的次数越来越多，也为国家的建设不断献计献策。

    由于长时间生活在海外，顾毓琇的形象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渐渐淡出于国人的视线，所以提到这位旷世奇才，当下的大部分年轻人可能感到陌生。然而，作为一位曾经辛勤耕耘的老师，他的学生并没有忘记他。“重教尊师新地天，艰辛攻读忆华年。微分运算功无比，耄耋恢恢乡国篇。”这首满含崇敬之情的诗是顾毓琇的一位学生写给他的，这位学生就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

    2002年9月9日，顾毓琇走完了他长达一个世纪的人生。作为世纪老人，他堪称是一位文理通融、博学多才的传奇式人物。海内外媒体称誉他是“电机权威、教育专家、文坛耆宿、桂冠诗人、话剧先驱、古乐泰斗、爱国老翁”，这28个字深刻地概括了他一生的风采和传奇。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3年期）

【相关链接】顾毓琇，他是国际上公认的电机权威和自动控制理论的先驱。1927年，曾获得国际上素有电机与电子领域“诺贝尔”奖之誉的“蓝姆”金质奖章（Lammer Med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