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师蔡元培

刘继兴

    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斗士和教育家，尤其是他创造的北大辉煌，历来为人所敬仰。

    他上任不久，就向全校发表演说，倡导教育救国论，号召学生们踏实地研究学问，不要追求当官。同时在管理中革故鼎新，将北京大学原来的那一套封建腐朽的条例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使北大成为鲁迅所说的“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

    蔡元培深知，要振兴一所大学，仅靠思想与制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注重人本，师资才是最关键的。他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当日，就力劝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考虑到出任文科学长需要一定资历方能通过，蔡元培甚至为陈杜撰了履历，使他顺利地到北大任教。梁漱溟投考北大未被录取，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讲佛教哲学的文章《究元决疑论》，蔡元培看了认为是“一家之言”，就破格请他来北大任教，讲印度哲学。这一年，梁漱溟年仅24岁。

    蔡元培执掌北大之后，强调自己的治校方针是：“依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在蔡先生这种办学方针的指引下，那时北大不但聘请“左派”和激进派人士李大钊、陈独秀当教授，请西服革履的章士钊、胡适当教授，还聘身穿马褂、拖着一条长辫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来教英国文学，喜谈怪论的国学家黄侃，甚至连赞助袁世凯称帝和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坛。特别是“性博士”张竞生，被封建卫道士辱骂为“四大文妖”之一，在半封闭半蒙昧的中国，张竞生的言论绝对算得上耸人听闻，惊世骇俗，也被蔡元培延揽来北大讲“美的人生观”。

    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期间做得最骇人听闻的事是开放女禁。那时有一个勇敢的女生王兰向蔡先生请求入学，蔡元培就让她到北大当了旁听生。这件事当时轰动了全北大、全北京。此后招生时，就允许女生和男生一样地应考了。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学术上的争论则更多。蔡元培均能很好地处理各方的关系，连最顽固的、拖着一条长辫的教授辜鸿铭也对蔡校长深为钦佩。1917年，蔡元培出版了《石头记索隐》一书，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的概念。由于恰逢五四时期，人们“反对满清”的情怀甚重，因此这本书在当时得到了广泛传播。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矛头直指蔡元培。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蔡的索隐是牵强附会的“大笨伯猜笨谜”的方法。胡适为了推翻蔡元培的观点，曾到处寻找录有曹雪芹身世的《四松堂集》这本书。就在他求而不得、心灰意冷、近乎绝望的时候，蔡元培却托朋友为他借到了此书。胡适根据书中的史料记载，更加充分地证明了自己关于《红楼梦》是“曹雪芹自述”的说法。在蔡元培的影响与治理下，北大容纳了各派的学说和思想，空气新鲜得很。特别是教师们对于学术争论的态度，都颇具大师风范。如有一次钱玄同在讲课，对面教室里黄侃也在讲课。黄侃大骂钱玄同的观点如何如何荒谬，不合古训；而钱玄同则毫不在乎这些，你讲你的，我讲我的。

    蔡元培的两袖清风，也是有口皆碑的。1935年9月7日，蒋梦麟等联名给蔡元培祝寿，提出要为一生清廉直至晚年仍全家租赁房屋连藏书的地方都没有的老校长造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屋”。后来这个计划虽然由于抗战全面爆发而未能付诸实现，但反映了北大师生对蔡元培的深深敬爱之情。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公祭，红都延安则举行各界追悼大会。毛泽东在唁电中称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蒋梦麟的挽联是“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就是蔡元培一生的真实写照。

    伟哉蔡元培！

（选自《天津日报》中《兼容并包 雅量似海：一代人师蔡元培》一文，有删减）

马三立的笑与泪

    曲艺界认为，是马三立真正将相声从撂地摆摊带进剧场殿堂的。相声界甚至有这样的说法：“谁不学马三立谁不会说相声，谁刻意模仿马三立谁说不好相声。”这样的赞誉在同行之间实属难得，他被公认为“相声泰斗”。

    马三立的相声，情节荒诞，但并不离谱，使人觉得合情合理。他善于观察社会生活，注意从生活中汲取养分，以其含蓄隽永、质朴自然、温文尔雅的艺术风格，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因此有行内人认为，直到马三立才真正形成了本色自然、冷面滑稽、外松内紧、有条不紊、表演细腻的“马派相声”。

    马三立出身曲艺世家。祖父马诚方年纪轻轻就漂泊江湖，跟评书艺人学会说书，最拿手的是《水浒》，娶妻生子后进北京城安了家。他在什样杂耍门中颇有声望，交游甚多，其中包括相声前辈春长隆、恩绪。这两位见多识广，又有才气，所说的相声趋向雅而不俗。马诚方让儿子马德禄拜在他们门下学艺，再传至马三立兄弟。

    因深知做艺人的艰辛，父兄一直竭尽全力供马三立读书。但最终因家境窘迫，1930年，马三立迫不得已子承父业，入了相声一行，走街串巷，尝尽了江湖险恶。

    虽然生活艰难，但马三立在相声创作上却从没有丢掉过自己的风格和格调。他早年表演的传统相声，主要是最见演员功力的“贯口”活儿与“文哏”段子。中年之后，在表演对口相声的同时，马先生也善演单口相声，并且常能使所演节目给观众带来“余音绕梁”的美感。

    据不完全统计，他演出过传统相声两百多段，创作、改编并演出新相声六七十段；同时，他还创作有两百多个相声小段。他一生都扎根市井大众，评说的是家长里短，刻画的是街坊四邻，对小人物的演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的作品以讽刺见长，超越了对一事一物表面现象的关注，更注重于对人性的反思与揭露。

    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前，说相声属于“下九流”，是被人看不起的职业，但马三立却一直秉承老艺人敬师敬业、自珍自重的态度，对于相声也抱有一种敬畏的心理。他毕生都记得“门长”裕德隆的训话：学艺不是儿戏；干一行，敬一行，爱一行；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要多学多看多想多练，明白相声的道理；上台兢兢业业，下台沉稳自重，不贫不贱，不奸不懒，守礼守节守义。

    在马三立看来，相声就是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的9年里，他满腔热情地改编表演新相声。1952年，他主动申请参加赴朝慰问团，回国后加入天津广播曲艺团，致力于相声的整旧创新，后转到天津市曲艺团，还当上了副团长。

    但直爽的性格，又让他吃了苦头。1958年9月，“反右”运动卷土重来。电台共有500余名职工，先是揪出了4名“右派”，有关部门嫌“太少了”，又分下11个指标来。领导们为难了，重又打起精神在剩余人员中查找，直到确定马三立。从1958年秋天当上“右派”到1977年秋返回市曲艺团，19年间马三立只说了3年相声，其余则是长达11年的下放劳动和5年“关牛棚”做杂役的生涯。

    1961年3月16日，天津东郊军粮农场，马三立已经下放到此劳动两年了。当晚农场开大会，领导突然宣布马三立是“摘帽右派”了，可以返回原单位重操旧业，他当场落泪。

    1999年4月，“马三立老人院”正式落成，在他的晚年生活中，除了大量的慰问演出之外，他几乎把所有的心思都扑在了这上面，亲自安排医疗、伙食等事务，还常常到各个房间，与老伙伴们说笑聊天。

2003年，这位最会讲笑话的老爷子走了。他在遗嘱中说：“我毕生只想把笑留给人民。”

（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马三立把为观众演出看成是天大的事，为此他一生都把观众视为衣食父母。他常说：“人家买票看我们的表演是对我们的抬爱，他们懂相声、爱相声，我们不能骗观众。”（选自《文史春秋•相声泰斗马三立》）②和马老谈话，丝毫感觉不出他有一丁点名人的架子。他朴实、谦虚，句句大实话，有时拿自己解嘲，却毫无哗众取宠之处。（选自《马三立：动、静、学、乐》）

严耕望：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余英时

    1973—1975年，严耕望是哈佛燕京社的访问学人。那时他已在中古政治制度史的领域内卓然成家。但在这期间，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苦读。每天早晨在图书馆前面等着开门，下午图书馆关门，他才离开。1979年春，严耕望应聘到耶鲁大学历史系担任访问教授。和哈佛时代一样，他天天早到晚退，伏案用功。哈佛和耶鲁两度共学，我亲身体认到耕望是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的人，真正达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境界。他自己曾明白说过，他一生从不求多赚一分钱，也不想增加一分知名度，因此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以免浪费宝贵的光阴。1979年他在耶鲁的期间，正值大陆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前来访问，我在家中接待代表团，邀请耕望与会，但他婉辞了，因为他坚守其“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的原则。这种“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的性格和他治学的勇猛精进、锲而不舍，恰好互为表里、刚柔相济。

    耕望的生命虽然彻底地与学问合一，但他既不是不晓事的书呆子，更无世人想象中那种专家学者的傲僻。相反的，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最通情达理并且随时随地为别人着想的人。无论是对他的家人、师友、学生或同事，他都抱着一份诚挚的情意：任何人曾对他有过一点帮助，他都永志不忘。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读他那些大著作的序跋，便可以获得生动的印证。在学问方面，他一向持严格的标准，决不稍有假借。然而他在摘发别人的失误时却从无例外地隐去失误者的名字。他曾说，他一向以道家自处而以儒家待人，这是恰如其分的自我解剖。他从不争浮名和权位，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也低到无可再低，宾四师说他的性格“似为柔退”，这些确可以说是近于道家的，然而也未尝不与儒家相合。他平常表现在外的是“柔逊”，但在大原则上却持之甚坚，内心自有不可逾越的尺度。

    耕望的研究领域是制度史和历史地理。他的著作无一不从规模浩大、笼罩全面的研究中产生。以《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而言，表面上看来似为一种概括式的专史，但认真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书中每一章每一节都有精密考证的创获。不过他所做的是地毯式的全面考证，而不像多数考证那样，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全面考证必须建立在两个先决条件之上：第一，事前有周密的通盘计划，第二，从计划到执行需要长时期的持续努力。据我的大略估计，《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的完成先后越二十年；《唐代交通图考》更是惊人，几乎是半个世纪了。耕望的著作初看好像只是中国传统考证史学的延续，其实由于他一直注意现代社会科学的新观点，他的论断已不是传统史学所能范围。他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卷》便已参考了一部《各国地方政府》的中译本，《唐仆尚丞郎表》从传统一方面看固可说与清代徐松《登科记考》同属一类而精密过之。

    耕望论现代中国史学家，特别推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和宾四师为“四大家”。他于四大家的优点则能兼收并揽：他的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吕思勉。他在史学上终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绝不是幸致的。

    苏东坡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现代中国史学界没有人比耕望更能自用其才的了。陆象山说：“今天下学者，惟有两途：一途朴实，一途议论。”耕望木讷寡言，终其身与“议论”无缘，他走的是彻头彻尾的“朴实”的道路。

（选自《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有删改）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

凌宇

    他出身于水，一生恬静优雅似水，离去后魂归于水。而他的文字，与后世的读者同在，似水流淌不绝。

    如果说作家是以文字征服世界，那么，对沈从文来说，前30年的文学创作，后30年的文物研究结出的果实，证实了自己生命的价值。他一生中出版各种作品80多种，500多万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书最多的作家之一。

    在沈从文自己，无论是身外报偿还是身内所获，物质上的得失还是精神上的毁誉，从不以为意。

    他一生所得收入，除维持一家生活必需的花费、社交应酬和帮助别人外，都陆陆续续花在购买书籍和陶瓷文物上。他家里曾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坛坛罐罐”。家里放不下了，便随手送人，送掉后又买。解放后索性一股脑儿全送了博物馆，不仅没有索取任何报酬，连一张收条也没留下。1982年，他收到花城出版社寄来的九千多元稿费，立即凑足一万元，寄给家乡的小学，修建一栋图书楼。然而，他也有因手头无钱而发窘的时候，且不说他年轻时为吃饭问题所作的种种挣扎，就是在他不再为吃饭发愁以后，每逢某项社会公益活动需要他捐赠时，他常常因拿不出钱来而发愁难过。

    说起沈从文在文坛上的沉浮，在中国几乎是一个典型。在这沉浮的背后，重叠着因“历史的误会”而带来的种种人生坎坷与痛苦。但他几乎从来不主动提及自己几十年来遭遇的损害与屈辱。当别人问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时，他只是说：“我没有我的朋友受的冲击大，我只是要打扫茅房，那是普通的事，在家里不是也要打扫吗?”人们常常惋惜他不能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为他在文学史上的“失踪”感到遗憾，为他在第二、三次文代会上，连作家身份也得不到承认感到不平，他只是笑笑：“那未必不是塞翁失马。”

    1978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后，沈从文长期冷落的门庭重新变得热闹起来，他构筑的富有魅力的“湘西世界”被人津津乐道，鲁迅的“他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这一评价又被人记起，学术界开始确认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大师”地位。对这一切，沈从文表现出惊人的平静。在谈到他的文学创作时，他总是轻轻地挥着手：“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起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他强调说，“我年轻的时候，许多熟人同乡头脑都比我优秀得多，却一个个先后消失在中国近乎周期的悲剧里。就拿写文章来说，开始时我的一支笔就笨得很，能够坚持下来，也只是比别人耐烦一点。”

    对涉及个人荣辱得失的事，沈从文表现出一种令人吃惊的宽容与平和。他宁愿记住别人的好处，而忘了别人对自己的损害。是湘西的水深深流进沈从文的血脉，滋润和培育着他的性格。

    然而，他心头还有无法释怀的东西。这头一件便是他30余年来从事的中国古代文物研究。他常常叹息说“手头有许多题目可做，现在是来不及了”，话语中总是透着惆怅与悲哀。虽然，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已经出版，王序在他的指导下，已成为能独当一面的服饰文物专家。他的后半生事业后继有人，但他仍不满意。沈从文最害怕的是失去工作的权利。前几年，有关部门通知他去办理从历史博物馆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手续时，他误以为是办理退休手续，紧张得手足无措，只是嗫嚅着说：“我还能做点事，请不要让我退休。”

    1983年，他身患重病，几乎足不出户。对故乡的思念日夜侵蚀着他，每次家乡人的来访，都使他兴奋不已。他不间断地询问，颔首，摇头，轻轻地叹息，任何有关家乡的人事，山川风物的点滴，都不愿放过。“我能去，我还能去的!”说着，他便挣扎着要站下地来，并终于奇迹般地站立起来。“你看，我还能去!”他孩童般得意地笑着，眼角上早已噙了两颗晶亮的泪珠。然而他终于只能在想象与回忆里，同那片熟悉的土地亲近。每当他独自静静地坐在客厅里出神，都似乎在神游故土。

    静寂中，突然响起河船拍打水面的桨声，油坊里油锤与油榨相撞时爆发的声响，伴和着古老、悠长的船歌号子，沉沉的牛角声，水车飞转发出的“咿呀”声……

（选编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沈从文传》）

再听一段梅葆玖

    “梨花开，春带雨，梨花落，春入泥，此生只为一人去……”这是京剧《大唐贵妃》中的一段唱词，也恰唱尽梅葆玖一生：一生为艺，一生为戏。

    1934年，梅葆玖出生在上海思南路57号“梅宅”，是梅兰芳第九个孩子。

    梅兰芳原本选定的接班人是第三子葆琪，可惜葆琪8岁患白喉病去世。梅葆玖10岁时，父亲让他试演一段《三娘教子》，“一看嗓子、扮相都可以”，决定让他继承梅派。

    被命运选中，梅府最小的孩子不得不收起心来，一边读书上学，一边拼命学戏。13岁，梅葆玖正式登台演出。

    2016年3月29日，梅葆玖的最后一个生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和青年学生一起度过。每次大家鼓掌时，他都起立双手合十并微微欠身。

    这天，最小的梅派男旦巴特尔为梅葆玖演唱《麻姑祝寿》，梅先生很是高兴。没想到，两天后，梅葆玖因突发支气管痉挛，导致脑缺氧送医院抢救。亲友在他耳边放《大唐贵妃》，他一度有心率反应。但奇迹没有出现，4月25日上午，梅葆玖病逝，享年82岁。

    梅葆玖一生培养了49个弟子，他曾说：“我给父亲有了交代，也给了梅派、给了京剧一个交代。”

    梅葆玖幼年学戏，父亲是名角，但并不亲自教他，而是延请名师王幼卿为他开蒙。梅兰芳看老师教儿子，从来不插手，他对儿子说，老师教你的都是对的。

    在梅葆玖的回忆里，父亲是一个狂热爱学习的人，每周两次，下午四点以前学习英语。每天请俞振飞先生来，向他学习昆曲。梅葆玖也犹记得，父亲当年追着盖叫天学一个动作，还跟荀慧生学眼神，跟程砚秋学水袖。

    梅兰芳对佛学也相当有研究，他自创的《天女散花》，每一个手势无不从佛学中而来。梅兰芳研究服饰学，演出的服装都自己设计，然后让妻子到大栅栏去买料子。他喜爱花卉园艺，据说研究出如何嫁接培植4000多种牵牛花的技术。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并擅长写诗填词……

    梅兰芳教育孩子们，传统的东西要学，西方的东西要懂。

    见过梅葆玖的人都说，无论是长相，还是做派，他都似足了父亲梅兰芳。

    梅葆玖讲话的声音轻轻的，但声音的位置偏高，这或许是一个男旦演员常年保存的讲话习惯。那些字正腔圆的语调，听了让人浑身一激灵，仿佛北京的四合院、城墙根儿、老槐树都盛放在那一个字节一个字节上。

    作为梅家在世唯一活跃在梨园界的孩子，梅葆玖努力扛起梅家这面树起了百年的旗帜。

    时代发展，传统戏种没落，让年轻人接受古老的戏曲成为梅葆玖常思考的问题。他豁达面对时代的选择，努力让京剧靠近时代步伐。

    一次和唱片公司合作、跨界流行乐坛，录制《贵妃醉酒》《太真外传》等唱片，外界有不少物议。但梅葆玖仍坚持有保留地革新：“像《太真外传》这些唱腔里最传统的东西，我原封不动。”

    2013年，梅葆玖最后一次在上海登台演出。工作人员感叹：“玖爷西装翩翩但盈盈下拜的模样，真是难以形容的优雅。”梅葆玖先生说普通话、上海话都很好听，尤其上海话用词老派，比如年轻人都已经不会用了的“交关”，他说出来有一种别样雅致。应观众要求给海报、书籍签名，不管多累，他都有求必应。

    台湾作家陈念萱感叹：见过梅家人，你会懂得什么叫教养。一分来自与生俱来的音色，三分来自家学渊源，而最重要的部分，却是那万金不换的教养与门风。难怪梅兰芳先生会要求梅葆玖，四十岁以前，不许演出《贵妃醉酒》。梅先生向来主张，生活里的晶莹剔透，才能让舞台上的演出不是表演，而是自然呈现。

心系群众 扎实苦干 奋发作为 无私奉献

——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报告摘登

材料一

李老师给村民上的第一堂课是剪枝。他把课堂就设在果园里，亲自动手，一会儿就把一棵果树的枝条，剪掉了三分之一。村民们心疼得不行，还有村民找到我家里。面对这些质疑，李老师就一句话：“明年果树如果挣了钱，钱是大家的，如果损失了，算我的。”

为了推广“套袋”技术，李老师买来了十六万个苹果袋，免费送给村民用。因为以前村民使用不成熟的套袋技术吃过亏，所以这次很多人死活都不敢用。李老师还是那句话：“损失了都算我的。”

李老师就这样一次次给村民们立着军令状推广新技术。第二年初见成效，第三年果园的面貌全变了，苹果长得细皮嫩肉，酸甜适口，一亩多卖了3000多元，带来效益900多万元。

他想方设法给村民办夜校、搞培训，建议借邢台农校“送教下乡”，让100名果农在家门口读了中专。后来，62名拿了大专文凭，现在都在考本科，191人获得国家颁发的果树工证书，《人民日报》报道说岗底是全国第一个“持证下田”的村庄。

现在，岗底村富了，村民人均收入三万一千元，村民都住上了楼房，做饭、取暖烧燃气，100多户买了小轿车。今天的岗底，山青了，水绿了，人富了，生态美了，慕名而来的中外游客越来越多。

（摘自内丘县岗底村党总支书记杨双牛《我见不得老百姓穷》）

材料二

像许多夫妻一样，我们也很用心经营自己的家。不一样的是我们有三个家：一个是城市里的家，在保定河北农大家属院；一个是山里的家，在各个帮扶基地；还有一个是流动的家，就是常年穿梭在山地平原之间的那辆越野车。

近年来，精准扶贫战略实施后，慕名来找他的人越来越多，保国帮扶的地方也越来越多，常常开车奔走于各地，帮扶基地的家我们住得少了，在车上的日子越来越多了，一年行程约4万公里。他开车，我坐在旁边，替他接打电话，安排工作联系事情。有时看他累了，陪他聊聊天，喝水、吃药、中午休息，都是在车里。一些常用物品，雨鞋、草帽、衣服、工具包等，把后备箱塞得满满的，车成了我们流动的家。

比较起来，在保定市里的那个家待得最短。2016年春节前，我俩回到保定的时候是腊月二十九，想准备准备年货，第二天过个年三十儿。可是我俩忙得都不知道，今年没有年三十儿，看着家里冰锅冷灶啥也没有，我心里一阵难受。最后，还是我们亲家打来电话，让我们去他们那里过了个除夕。

我想初一总不能还在人家过吧，就张罗着去买点肉馅想包顿饺子，可是附近卖菜卖肉的摊贩早就都回家过年去了。

三十多年来，我们在三个“家”之间来回奔波，结婚这么多年，保国因为太忙，常常顾不上家里的事。我前后两次做手术，他都不在身边，连手术签字都是同事代签的。去年在“燕赵楷模”发布厅录制现场，他对主持人说，这辈子最愧对的就是老婆和孩子！

（摘自河北农业大学研究员郭素萍《我和保国的三个家》）

材料三

作为李保国生前所在学校的同事，我目睹了解了李保国从一个学农爱农、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教师，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山区综合治理专家的过程，感受到他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报国情怀。李保国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30多年来，他始终坚持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在服务人民中寻找和实现自身价值。李保国是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他常说，党把我培养成一个教授，就是让咱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干点事，我是一名党员，理应带头把事情做得更好。李保国是太行山人民的好儿子。35年来，他的足迹踏遍太行山所有山区县，身上沾满了泥土，心中装满了百姓。他把太行山人民当成亲人，农民也把他当成自家人。李老师去世后，他的骨灰，被太行山区不同地方的乡亲带走，撒在他生前为之奋斗、牵挂的太行山上，与巍巍太行相融，与山区人民相依。

（摘自河北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饶桂生《他是太行山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