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社会改良实践的失败：安一域而无以安天下

    1920年前后，张謇实业建设进入鼎盛期。当时他身兼南通实业、纺织、盐垦总管理处总理，大达轮船公司总理，南通电厂筹备会主任，中国银行董事等等职务。为开辟国际贸易市场，张謇还先后与美国前任驻华公使芮恩斯磋商，重新规划、建立中美合办银行及太平洋航运业。

在中国民族资本棉纺工业初创伊始，即险象环生，纷纷失败的困难时期，唯有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取得真正的成功，并发展成为近代中国第﹣个规模较大的民族资本企业系统。它犹如昏暗中出现的一点星火，在近代中国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社会经济变革初期，为摸索前进中的中国民族工业带来一线希望。它向国人证明：在同等的历史条件下，实业家是否具有明确的经营目标、经营思想和经营策略是企业成败的关键。张謇兴办实业，创建大生纱厂，是为了“通州民生”“民富国强”“图存救亡”。此崇高的目标，给了他历尽千辛万苦、艰难创业的决心和毅力，大生投产以后，他又以高瞻远瞩的企业家精神和风度开拓前进，为大生制定了经营企业的总方针和灵活的经管策略，从而在面对日商和沪商在南通竞购原料棉和推销棉纱的激烈竞争中，充分利用当地有利的市场条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至20世纪20年代初，张謇成为“中国第一个实业大王”。1921年，正当张謇踌躇满志地筹备举办来年南通自治会第25年报告会，顺带纪念自己七十大寿的隆重时刻，通海地区突然遭到特大台风暴雨，以后又是连续4天“疾风盛雨”，接着又遇秋潮大汛汹涌而来，外江内河同时泛滥成灾，使得张謇苦心经营的盐垦、水利等地方自治核心事业毁于一旦。张謇面对自然灾害的严重打击，并不气馁，他决定将报告会时间推迟到1927年作为南通地方自治30周年庆典。

    张謇希望今后5年期间，能够恢复破坏的盐垦、水利工程，使大生资本集团更加繁荣兴旺。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这却是大生资本集团走向衰败的开始。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列强加剧了对华的经济掠夺，通海关布庄销路大大萎缩，使大生纱厂逐步失去了通海关布庄生产这个棉纱市场。

    1922年，一个惊人的消息突然传出：大生企业系统的两大盈利企业一厂和二厂都出现严重亏损，一直被张謇视为财源利薮的盐垦事业，由于资金需求重大，又具有相当大的风险性，水利工程尚未完全解决，如遇风潮大灾，多数赔累不堪，只好将这种“盐垦拖欠”转嫁到大生纱厂账册上，永无归还之日。由于大生纱厂历来实行“得到全分”的方针，严重削弱了企业本身的资金积累，特别是大盈之年自治锐进，又使大生企业摊子铺得太大，造成“事大本小”的尖锐矛盾。因此面对巨额亏损的困境，大生资本集团只有到处求援借债，以求苟延残喘。张謇在穷途末路时，只好将起死回生的希望寄托在“利用外资”上。他先后与日本、美国商谈贷款事宜，均未成功。

    1924年大规模的江浙之战和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战火一直延烧到张謇赖以生存的长江口，大生资本集团，不但销路受阻，更因这些军阀多次来通，频加勒索，已处困境中受到投石下井的致命打击。

    尽管国内形势如此险恶，张謇对欧战以后东西方列强的对华扩张计划仍未失去警惕，对日本的侵华图谋格外关注。1919年，他通电反对皖系政府的亲日卖国外交，痛骂他们“悬‘亡国奴隶’四字为帜”。1924年，尽管他正在加紧谋求日、美两国给予巨额贷款，但仍然公开谴责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他要求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租界、领事裁判权以及关税协定等等。但是他的呼吁与劝说，在列强分赃、弱肉强食的巴黎和会上，没有取得任何积极成果。

（摘编自刘培林、张德义《张謇传》）

秋瑾：单纯中的高贵

吴先宁

    1907年7月15日清晨，秋瑾走出仅关了她三天的山阴县署牢房，走向刑场轩亭口。她的脚上了铁镣，两手反绑，身后是几个士兵端枪警戒，两旁还有山阴县都戎府、省派练军、山阴与会稽两县巡警弹压。与官府戒备森严、高度紧张的状态相比，秋瑾则显得平静而从容——她身穿玄色生纱长衫，足蹬皮鞋，就像平时在街头漫步。她没有喊激昂的口号、发临终的血誓，也没有绝望或伤感，有的只是平静和从容，以及在这种平静而从容之中透出的难以言表的尊严和高贵。

    秋瑾的革命之路，与许多男性革命者不同。最初的激发，来自于对自己婚姻的不满。1903年的北京之行是秋瑾人生的分水岭。那一年，她的丈夫王廷钧用钱捐了个小京官，带着秋瑾去北京赴任。他们的邻居是一位颇有文名且思想进步的女子吴芝瑛。秋瑾与吴芝瑛一见如故，义结金兰。通过吴芝瑛，秋瑾经常看到当时出版的一些新书报，接触到一些新思想。《辛丑条约》签订以后，神州大地危象丛生，秋瑾读了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以后，深受感动，她称陈天华是为自己“启蒙开智”的人。她赋诗言志：“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以后，秋瑾就穿起男装，表示永不再穿清朝女服。

    秋瑾的思想发生了飞跃，与整天热衷于官场应酬的丈夫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知己不逢归俗子，终身长恨咽深闺。”这是秋瑾对自己婚姻的感叹。1904年，秋瑾不顾王廷钧的反对，冲破封建束缚，自费东渡日本留学。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秋瑾所在的学校恰好与同盟会举行筹备会议的地方在同一条街上，秋瑾就是这时结识了孙中山，她对孙中山的革命方略非常信服。此后，秋瑾的思想受同盟会政治纲领的影响颇多。这年12月8日，陈天华投海自尽。秋瑾受到很大震动，决定立即回国，直接参加反清斗争。

    秋瑾与徐锡麟一起谋划“皖浙起义”。徐锡麟在安庆率先起事而败露后，秋瑾本来是有充裕的时间和许多机会可以脱身的。7月12日早晨，潜伏在杭州武备学堂的光复会员的密信就到了，告知浙江常备军两队官兵已经出发来绍。此时，大通学堂的学生中有人提出即时起义；秋瑾的副手王金发则极力劝说秋瑾急速逃走，到嵊县山区躲避，以图改期举事。但这些建议均为秋瑾所否决。她以“谋为日后之应援”为由，命令大通学堂的党人学生全部撤离，又严词催促不愿离去的王金发赶快逃走。

    7月12日晚上，秋瑾像往常一样回家。这天是秋家祭祖的日子，全家人举行了祭祖仪式，又一起吃了晚饭，饭后，秋瑾还和家人聊了一会天。然后，秋瑾将哥哥秋誉章叫到旁边的房间，告知他一切，并要他带家人逃走，接着烧毁了有关信札、文件、书籍。13日下午四时左右，来抓她的士兵在大通学堂的前门胡乱鸣枪，而后门并无人包抄和把守。在这个时候，还有不忍离去、坚决要陪伴秋瑾的学生劝她从后门乘船逃走。但是，秋瑾平静而从容地坐在办公室里，纹丝不动。秋瑾确实是要以她自己的方式独自承当这一切，不管是出于献身的庄严，还是要用鲜血唤醒昏睡的同胞。

    秋瑾的决定绝非一时的冲动。早在1906年10月，秋瑾、徐锡麟等光复会党人在杭州密商起义计划的时候，就已经做了必死的打算，相约埋骨西子湖畔。1907年5月，秋瑾再赴石门向她的盟姐徐自华募集起义经费。此前，两人同游西湖时已订下著名的“西泠埋骨之盟”。这次临分手时，秋瑾告诉徐自华，自己“已作牺牲之准备，埋骨西泠之约千万不可失信”，徐自华慨然应允。可见秋瑾为死后的埋骨之地也已作了托付。

    早在7月10日，秋瑾得知徐锡麟起义失败身死的消息后，不禁失声痛哭。她长时间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不见人、不吃饭、不说话，没有人知道她在做什么、想什么。其实，在她当天写的《绝命词》中可以看出端倪：“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途穷，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注]歌。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这首词集中表达了秋瑾关于革命的理想图景。

（摘编自2015年11月24日《作家文摘》，有改动）

【注】摆仑：即英国杰出诗人拜伦。拜伦曾投身于希腊的民族解放斗争，写下许多充满革命理想的诗篇。

相关链接：①秋瑾（______）~ 1907)，浙江绍兴人，别号竞雄，自号鉴湖女侠。自幼随兄在家塾读书，学习经史、诗词。15岁时跟表兄学会骑马击剑，有豪侠之气，蔑视封建礼法，提倡男女平等，常以花木兰等巾帼英雄自励。（《秋瑾史料》）②行至轩亭口，秋瑾不作一声，惟注视两旁诸人一周，即俯首就刑。观者如堵。（《秋瑾史料》）③秋瑾被害之后，各地民间媒体开始连续不断地追踪报道，将秋瑾死事的每一细节公诸报端，全国各地掀起声讨凶手的浪潮。更为重要的是，秋瑾的遇害激起了革命者更加高昂的反清斗志。从这个意义上说，秋瑾以她孤独的革命先驱者的失败，成功地进行了革命的启蒙。（张晨怡《秋瑾：夜夜龙泉壁上鸣》）

陆孝彭

    1958年初秋，中央军委决定，我国要自己研究制造一种新型的喷气式强击机，强击机既有超音速的飞行速度，又有高效能的空战、陆战、海战的战斗力，这对于年轻的中国空军来讲，无疑是至关紧要的。为此，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亲自到沈阳参加了相关会议，最后确定把这个任务交给陆孝彭。

    带着共和国的期望，陆孝彭从沈阳来到了南昌，担任了“强-5”飞机的总设计师。

    陆孝彭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航空系，后来赴美国留学，曾在麦克唐纳·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工作，参与过舰载喷气机的设计。之后，他又在英国格罗斯特飞机公司担任过一种亚音速战斗机的总体设计。1949年，陆孝彭得知新中国诞生的消息，巧妙地躲过特务的尾随，辗转新加坡、南朝鲜等地，历尽千辛万苦回到祖国的怀抱。回国以后，陆孝彭将自己的才智都贡献给了年轻的中国航空事业。1952年，他曾在沈阳112厂第一飞机设计室担任“歼教-1”飞机的主管设计师，在同行们的通力协作下，成功制造了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教练机。

    要设计强击机，一无图纸，二缺资料，陆孝彭虽感困难重重，但多年来的科研实践使他产生了一种习惯性的“抗难力”。陆孝彭夜以继日地翻阅着世界各国的航空资料，他认为，随着现代化防空体系的完备，强击机应能上能下，能高能低，能够从敌方的雷达盲区钻过，迅速地接近攻击目标．出其不意地对目标进行袭击，这才是我们需要的强击机！

    为了完善他的设计雏型，陆孝彭把设计室里的年轻人组织起来，他们从解剖“米格-19”喷气式飞机入手，了解和熟悉喷气式飞机的结构、性能。

    在这设计过程中，谁也无法说出陆孝彭究竟有多少个彻夜未眠。每一个数据，每一张图纸，他都要亲自过目，亲自核算。几万张图纸，几万个数据都浸透了陆孝彭的汗水。有时为了核算一个数据，他经常通宵达旦，助手们见他太辛苦，主动提出分担他的工作。但他深情地回答：“我自己不校阅一下，总是放心不下呀！”

    400多个日日夜夜过去了，陆孝彭熬红了双眼，熬瘦了身体，但他身边的图纸却像一座座小山一样日益增高，15000多幅飞机设计图终于完成了，那锥形的机头，加大的后掠机翼，流线形的蜂腰机身，美观的机尾翼，活像一只腾空的银燕，跃然在纸上。

    和许多事物一样，“强-5”的设计既有一般喷气式战斗机的性能，又有自己的特色。在设计过程中，陆孝彭注意吸收各国战斗机的优点，又勇于大胆创新。为了提高“强-5”的飞行速度，他大胆地采用了跨音速面积律理论。

    1961年8月，随着国内局势动荡、经济条件恶化，为确保“两弹一星”等重点计划顺利进行，“强-5”飞机的试制工作被责令停止。100多人的车间，仅剩下14人搞“强-5”机研制。可陆孝彭仍痴心不改：“‘强-5’飞机我搞定了，14个人也要把‘强-5’飞机拿下来。”陆孝彭坚持和工人、技术人员在一起，边设计、边劳动，加班划线，克服了数不清的艰难困苦。

    1962年秋，陆孝彭和他的同伴们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地试制出第一架“强-5”样机。喜讯传到北京，中央军委、国防科工委、空军司令部等立即发来了贺电贺信。

    1966年6月10日，“强-5”的飞行实验开始了。随着叶剑英元帅的一声令下，机场上的“强-5”战斗机，像一只矫健的银燕，在强大气流的推动下，昂首挺胸冲向蓝天。

    陆孝彭在从事飞机设计研制的同时，还积极开展理论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编写的《飞机总体设计（讲义）》，为南昌洪都工学院培养总体、气动设计技术人员提供了教材。1983年，在庐山召开的全国跨音速学术讨论会上，陆孝彭发表了《论激波和极限线的关系以及二元翼剖面表面激波生成的条件》一文，为应用查普雷金特殊解求解复杂的气动力问题开辟了道路。

（摘编自崔玉亭《世界科技全景百卷书》）

相关链接：①1983年在巴基斯坦白沙瓦空军基地举行飞机表演。在与世界第一流的美国“F-16”战斗机、法国的“幻影-5”战斗机等的比赛中，我国的“强-5”赢得了低空、超低空飞行和打地靶三个项目的第一名。（崔玉亭《世界科技全景百卷书》百度百科）

②洪都航空集团公司在编印的《洪都报》纪念陆孝彭的专刊中，用通栏对联赞扬他：“科学报国百折不挠，无愧航空功臣巨擘；治学严谨淡泊名利，堪为世人一代楷模。”（百度百科）

“人民诗人”吴芳吉

史飞翔

    吴芳吉这个名字今天已鲜为人知，然而事实上他却是“五四时期”享誉诗坛的“人民诗人”“爱国诗人”，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与苏曼殊的俊逸才华前后辉映。吴芳吉的诗歌充满爱国主义感情，反映现实生活，描写群众困难，揭露社会矛盾，真实表达了人民群众的追求和意愿。吴芳吉诗歌的特点是“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不雅不俗，不激不随”。他创作的《婉容词》《两父子》《护国岩词》等蜚声中外、脍炙人口，受到周恩来、冯玉祥、郭沫若等人的高度赞誉。吴芳吉兼师众长、独树一帜的诗体，开创了一代诗风之先河，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对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代表作《婉容词》等被选入30年代的中小学教材，影响了几代人。

    吴芳吉(1896—1932)，号碧柳，祖籍湖北，后举家迁往重庆江津县德感坝居住。吴芳吉幼时即天资聪颖，机敏过人。3岁时，母亲刘淑贤授以《诗》，能背诵《周南》《召南》各篇。10岁时父亲蒙冤入狱，吴芳吉一路跋山涉水从江津来到重庆，替父申冤，厅堂之上他落落大方、有理有节，其超人的胆识和智慧令办案的法官深深折服，于是送父子俩回家。此事在重庆一时传为佳话。13岁时，吴芳吉创作了1000多字的读后感——《读外交失败史书后》被老师用石印印刷全文，在江津各学校散发，一时洛阳纸贵，吴芳吉由此名噪全县，誉满江津，被称为“神童”。

    1911年，15岁的吴芳吉和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学者，一代国学大师的吴宓教授，同时以出类拔萃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园留美预备学校(后改为清华大学)，分在一个班学习，两人从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12年，四川籍同学何鲁与美籍教师发生矛盾，吴芳吉被选为代表与校方斗争，因拒绝写悔过书，被开除。离开学校后的吴芳吉无处可去，只好流浪街头。后来听说天津四川会馆对在京津的四川青年免费提供食宿，于是辗转前往。此后，在好友吴宓的劝说下，吴芳吉返回四川老家。回家后，吴芳吉先后任职于嘉州(今乐山)中学英文教师，上海右文社《章氏丛书》校对，永宁(今叙永)中学教师，上海《新群》诗歌编辑，湖南长沙明德中学教书，西北大学教授，沈阳东北大学教师，成都大学中文系主任，四川大学教授，江津中学校长等，期间还创办重庆大学。

    1919年7月，吴芳吉从永宁中学回乡，在“五四”运动影响下，他慨然加入朱近之等人发起组织的白沙学界联合会，组织游行，发表演说，积极投身革命。与此同时，他创办《场期白话报》《场期讲演》，发表《明月楼述》《护国岩词》《两父女》等诗作，教育群众。这些诗作感情真挚，音调婉转，广为流传，吴芳吉在诗坛上的地位从此奠定。

    此后，吴芳吉用如椽大笔写下了《儿莫啼行》《思故国行》《红颜黄土行》《痛定思痛行》等著名诗篇，揭露军伐的暴行和国民党的腐败，描绘了穷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惨状。吴芳吉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赢得了人民大众的一致爱戴，人们亲切的称他为“人民诗人”“爱国诗人”，尤其是他的“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的名句更是享誉华夏，深为郭沫若等一批名人志士所喜爱。

    1932年4月，应加拿大友人之邀，吴芳吉赴重庆大学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讲演《儒家思想与耶教精神》，并现场吟诵新作——颂扬19路军的《巴人歌》。身患感冒的吴芳吉激昂悲愤，声泪俱下，难以自制。不料竟因劳累过度引发肺结核旧疾，当场昏倒，不省人事。

    1932年5月9日，一代诗人吴芳吉溘然长逝，享年36岁。

“大道行健”黄会林

鲁博林

    1934年寒冬。一个名叫“慧麟”的女孩出生在天津，名字里就透出一股子隽秀儒雅的门庭气息。黄氏祖籍，在“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的江西吉安，一门出过不少栋梁之材。

    慧麟降生之际，偌大的中国正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民生凋敝。慧麟的童年在颠沛中度过的：6岁时，因父母离异，她随母亲移居上海；10岁之际，因祖母的严命，重返天津父亲家；11岁那年抗战胜利，她被父亲带到北平念书；北平解放前夕，又同全家一起搬回上海——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安定在首都北京。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在“保家卫国”口号的鼓动下，全国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参军热潮。当时的她正在念初三，所在的班级报名之踊跃，竟无一缺席。最后，共有4人被批准参军，其中就包括了这个“戴眼镜的小丫头”——由于名字笔画太多，不易书写，她被指导员改名为“会林”。之后，黄会林便随同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开拔入朝。

    1953年，板门店谈判落幕，朝鲜战争结束。一个潜伏已久的念头在黄会林的内心逐渐苏醒：要读书！“一想到能够再次读书，我高兴极了。”相较于调入文工团或从事文职工作，求知若渴的黄会林选择了继续深造。擅长文科的她，顺利考上北师大。20世纪50年代的北师大可谓大师云集，文气浩荡。名家之风也让黄会林如饮甘泉醴酪，如蒙醍醐灌顶。毕业后听从组织安排提前留校任教。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有协助爱人绍武创作电影剧本《梅岭星火》和多幕话剧《故都春晓》等经历，黄会林虽仍在中文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重点却转向了戏剧。

    身为教师，黄会林最大的创举是别出心裁的教学“革命”。在她的课堂上，学生可免去论文，以剧本作为期末答卷。她和老伴绍武一起带领学生们搞创作，重实践，自导自演原创剧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诗潮遍地的校园里刮起了一股清新的戏剧之风。正是从那时起，北国剧社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中国话剧百年史上首个载入史册的当代学生业余演剧社团。

    十年弹指，黄会林没有停歇，她和绍武亲率北国剧社“东征西讨”，陆续排演了诸多大家名剧，并自创《教育世家》等佳作，让北国之名愈加响亮。曹禺当年曾亲为题词“大道本无我，青春长与君”，赠予北国诸君。如今故人不在，韶华渐逝，燃烧在黄会林内心的那股青春之焰却从未止息。这把火，点燃了三十年相承的北国剧魂，也点亮了她自己的一生。

    在黄会林的字典里，似乎从未有一刻出现过“疲惫”和“休止”这样的字眼。20世纪90年代她退休前夕。当所有人都以为她会就此偃旗息鼓、功成身退之时，她却“乘长风破万里浪”，重新开拓出一片流光溢彩的新大陆。重振艺术系的过程，无异于平地起高楼；创建影视学科，更是要从无到有定章制典。为了突出自家特色，黄会林和同事们把培养“头脑型”人才作为目标，以此区别于输出“工匠”“艺匠”的专业技术院校。此外，对传统文化的强调，也成为黄氏一门的“金字招牌”。

    荣誉等身，名望若此，她本可以金玉满堂，乐享鸿福——然而，现实生活中的黄会林，却和以往一样：简单，朴素，低调示人。

    十年过去，黄会林和老伴绍武依然居住在师大校园一幢老旧的公寓楼里。家里空间不大，却堆满数十年的旧物。离休后的绍武喜好在家读书，埋头辛勤投入文学创作。唯黄会林依旧每日奔忙，风尘仆仆，老伴则给她挡风洗尘、保驾护航。这是生活中的黄会林。匆忙却从容，质朴而优雅。

    唐刘禹锡《陋室铭》言：“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如是八字，用来形容心怀天下奔走不息的黄会林和她那方不大的“斗室”，正是恰如其分。她一生好墨宝，家中各处都能看见当年的老友和师长留下的手迹。她的书房中，有一张唐弢先生当年题写相赠的诗文，上书：“平生不羡黄金屋，灯下窗前长自足。购得清河书一卷，古人与我语衷曲。”

    回首往事，黄会林很少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从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对于一直行健不息的她而言，影视是坚据的城堡，戏剧是从影的摆渡，文学是卅年的故交，底色更有一抹沙场的鲜红。由武及文，经文入戏，借戏从影，照影化人。

（选自2016.03.24《光明日报》，有删改）

汤一介，中国哲学问题的思考者

    汤一介于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汤用彤则是哲学大家。父亲嘱咐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家风。

    汤一介爱书，有一些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运的影响。多少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1949年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岁时汤一介曾经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显露了作为哲学家的才华。1951年自北大哲学系毕业后，汤一介便留校任教，为北大哲学系资深教授。

    汤一介的学生、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1985年上了汤先生第一堂课，汤先生给他讲授魏晋玄学，讲课给王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博也成为众多弟子中陪伴汤先生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的学生。

    “先生刚毅木讷，温而厉。”因工作原因，王博与汤一介多有接触，在王博眼中，汤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可以用“严厉”来形容，一丝不苟，十分严谨，表达学术观点非常直白，待人接物非常温和，不管谁有需求，汤先生总是尽力满足。

    2012年汤一介获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中将他描述为：“汤一介先生力主思想对话，引领风气之先，传承中国学脉，执掌《儒藏》编修。他所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重启了传统文化热潮；他所主张的普遍和谐、中国解释学和新轴心时代，激活了融通中西的世界之中国；他所撰述的《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儒学史》，弥伦群言而精研一理，为中国思想的当代价值立言辩德。”

    汤一介曾获得很多美誉，哲学巨匠、儒学泰斗、国学大师等等。对此，他同已故学者季羡林一样，坚辞拒绝。在汤先生看来，不仅他不是大师，这个时代也没有大师。他在《汤一介传》中说得很清楚：“我说现在没有大师，是因为还没有一个思想体系被普遍接受，还没有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氛围不够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边是不能产生划时代的著作的。

    汤先生在病中仍不忘文化复兴。今年6月19日，抱病在身的汤一介还出席了十卷本的《汤一介集》发布会，“我想继续再写文章，讲我自己的感受，讲我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讲我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作为一个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最主要的特点是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供大家参考，而解决问题则需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我应该继续努力把我想的问题提出供大家讨论，这样才不负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师的责任。”

（选自“人民网”）

【相关链接】①“汤一介为人谦逊，对人随和。他继承了中国传统道德，宽厚诚信，不怕艰苦。生命中经历的那些坎坷挫折自不待言，但他始终以宽容心对待所有的人和事，始终认真扎实地治学。而在学术上，他高屋建瓴。此前我国只有道藏、释藏，并无儒藏。而汤先生意识到这一点，便组织编纂，耗费毕生精力。身体力行把中华文化传播到国外，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并了解中国文化。”（北大教授彭燕韩）

②“汤先生不喜欢让人称他为大师，我们叫他大先生，是因为他让我们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他引领我们‘回家’。”（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