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布鞋院士  难忘一颗初心

余建斌

    “布鞋院士”，68岁的李小文1月10日离世，消息来得很突然。

    尽管他留下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会。但他离去的当晚，网络社交平台上，对他的怀念还是铺天盖地，一如他在去年因光脚穿布鞋授课而走红，成为网友口中“不起眼却身具盖世神功的扫地僧”，和大众眼中“有个性、有才华、有风骨”的科学家。

    李小文的“走红”，在于他身上折射出的巨大反差。最初的反差，是他朴素、不拘小节的打扮，与大众心目中的院士形象相去甚远；随着他被挖掘出更多极富个人魅力的生活细节，一个成就了“20世纪80年代世界遥感的三大贡献之一”，同时却又极为淡泊名利、执着科研的科学家形象，与人们印象中被浮躁风气浸染、公信力有所消解的科学圈形成了又一个反差。可以说，李小文个体的“出现”，实际上激荡起了社会群体潜意识的涟漪，乃至被认为有助于重塑科学界的榜样和信心。

    客观地讲，由于近年来学界出现的一些杂音，科学家的形象多少被打了折扣，长大后做一名科学家也逐渐不是小孩子们脱口而出的梦想。尽管如此，普通公众还是会对真正的科学家肃然起敬，为难以理解的科学奥秘而着迷，对科学的向往和情结依然牢固。

    一大批包括李小文在内的科学家，一直是承载这种理想标杆的坚实基础。刚刚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89岁的于敏院士，曾隐姓埋名三十载，“两弹一星”元勋的称号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社会知名度，他觉得“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92岁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植物学家吴征镒说，“我感觉到学无止境，后来居上。”孙家栋院士则只给自己打了及格分……每一位做出大成就的科学家，从事的领域、个人的性格难说相似，但求真务实的态度往往相似。“布鞋院士”最吸引人的地方，自然不是科学家的朴素，而是科学家的专注。

    有人用“纯粹”来形容和赞美李小文，但对李小文自己来说，他的生活态度和工作态度更可能是习惯，是兴趣，是爱好。只是爱“酒里乾坤，三杯两盏淡酒间与学生趣谈诗书武侠”，爱用“黄老邪”之名在博客上写写涂涂，在自己的科学天地与人小过几招。“布鞋院士”盛名之下，仍是一个喜欢光脚穿布鞋的“技术宅男”。他遵从的，只是自己的“一点素心”，一颗初心，无关其他高大上的形容词。

    李小文的一名博友说，李小文多少有些魏晋文人的风骨，而这种风骨，就是现在学术界缺少的真性情，是学者本分的回归和做学问应有的那种心态。

    李小文大学时期的校友戴绍基说，李小文的言行，维护了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本色、随性，这种影响甚至比他在遥感领域作出的贡献更可贵。

    就在几天前，1月7日，李小文以高票当选北京师范大学第六届“感动师大”新闻人物。由于他酷爱阅读金庸小说，颁奖词也颇具武侠风：“一点素心，三分侠气，伴你一蓑烟雨任平生。”当时他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但想必是乐意听到这样的评价的。

（选自2015年1月12日《人民日报》《新京报》）

相关链接：①李小文1947年3月2日生于四川自贡，中国科学院院士，专长于遥感基础理论研究，李小文—Strahler几何光学学派的创始人，硕士论文被列入国际光学工程协会“里程碑系列”，在国内外遥感界享有盛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也是973项目“地球表面时空多变要素的定量遥感理论及应用”的首席科学家。（摘自《新京报》）②他有自己的一套金钱观，认为钱的作用在本质上是“非线性和非单调性”的。对比较贫困的青年学生来说，很少一点钱，也许就能帮助他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或是拯救一条生命，产生比较好的社会效益。几年前，李小文拿出李嘉诚基金会奖励自己的钱，在母校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设立了以其长女命名的“李谦”奖助学金。对于这项奖助学金，李小文解释“自己有口酒喝，就感觉进了‘非线性区’，没什么负担，就捐了”。（摘自《中国教育报》）

“以义制命”，动荡年代的生命姿态

    经济学家杨敬年在2016年9月4日结束了动荡而不悔的一生。

    杨敬年1908年出生在湖南汨罗。那年，还叫“光绪三十四年”。但在他出生前一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新旧交替，整个国家面临翻天覆地的变动。

    他的家庭又偏偏支离破碎。父亲离家出走后杳无音讯，母亲在他10岁时改嫁。家境既贫寒又破碎，他不得不选择那些提供免费读书的学校。

到1932年，他几经周折考入了当时不缴纳学费的中央政治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去江苏省民政厅的工作机会，选择到南开大学继续念书。皇天不负有心人，杨敬年在1945年如愿被选拔为第八届留英公费生，到牛津大学攻读“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专业”。1948年，40岁的杨敬年在50%的淘汰率下拿到博士学位，他放弃了去美国工作的机会，应约回到南开。当时，天津解放在即，他心中窃喜：“有所作为的时代终于来到了。”

    1974年，他的妻子因脑溢血瘫痪。1976年，唯一的儿子又急病离世。“文革”结束后，到1979年获得平反，能名正言顺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时，杨敬年已71岁，但仍决定要再工作20年。他同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渴望把在动荡中浪费掉的时光追赶回来。

在被迫离开讲台的22年里，他坚持“以义制命”原则，做尽了所能做到的一切跟学术相关的事，包括翻译7部经济学著作，校审、定稿180万字的联合国文件翻译。所有这些几乎都不能署名，很少甚至常常毫无报酬，“无所谓，只要能够工作”。

    杨敬年将发展经济学引入国内，也是在中国大学里第一个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的人。该学科目的是通过探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互动规律，以寻求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近代来，中国面临的中西碰撞和差距，在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建设方面，对发展经济学的需求是可以想象的。

90岁时，杨敬年翻译了74万字的、被公认为现代汉语中最好译本的《国富论》。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杨敬年还向会议提交了书面发言。他在发言稿中讲述翻译历程，“用了11个月的时间，每天早晨从3点到7点连续工作四个小时，翻译大约三千字，下午校对”。到2016年已是第16次印刷，共发行了7.2万册。

    杨敬年在晚年写的《人性谈》还对制度与人的发展做出了严肃的思考，探讨人性与各种社会制度的关系，提出世界一切动乱在于两个根本问题：政治方面权力分配的不公平和经济方面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人性有善恶，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则让好人变坏。他肯定了制度对人的决定性影响，但不否认人的主体性。

    面对那些动荡，他没有过惊天动地的抵抗，却始终在“以义制命”，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在一个变动的年代，我们个人究竟该怎样和自己、周围人乃至整个世界对话？活着时很清醒的杨敬年逝去了，而这样的人格却依然在为后世“醒”着。

“杨先生70多岁对我讲的那句‘只要开始，就永远不晚’，不仅是我的，而且已经成为我儿子的座右铭了。”学生赵津说。

（摘编自罗东《“以义制命”，动荡年代的生命姿态》、王京雪《超越生命长度的力量》等）

【相关链接】杨敬年说：“我的年龄是100多岁，但在旁人看来我的生理年龄只有70岁，而我的精神年龄却只有30岁。”百岁之年，杨敬年又出版了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学生们送他一块匾额：“生命从百岁开始”。

（韦承金《尽心尽性智圆行方——追记杨敬年先生》）

牟宗三的桑梓情结

杨潜

    牟宗三是1949年夏秋之间离开大陆去台湾的。此时，国民党大陆政权行将崩溃。牟宗三临行前，来到广东番禹乡下的黄氏观海楼，探望隐居于此的恩师熊十力。熊先生曾认真地建议牟宗三等几位门生留在大陆。牟宗三回答说，地球是圆的，怎么会回不来？世事终究难料，这成了他们师生之间的最后晤面。

    熊十力之于青年时代的牟宗三，犹如伯乐之于千里马。抗战期间，牟宗三颠沛流离于西南边陲各地，一度生活困窘。为此，熊十力曾写信向西南联大的汤用彤推荐他。梁漱溟曾问熊十力，何以对牟宗三如此器重？熊俨然作答：“能悟人之所不能悟，见人之所不能见。北大有此可造之才，而不能容之用之，岂不可惜可憾？”

    在台湾最初的岁月，牟宗三不忘记恩师厚望，潜心于学术，著述甚丰。他既继承熊十力所开创的形上思辩的新途径，又不墨守师说，创造性地发展了熊十力的哲学思想，用他的学术成就回报了师恩和故乡的亲人。牟宗三毕生致力于弘扬民族文化，晚年曾自道：“从大学读书以来，六十年中只做一件事，即反省中国之文化生命，以重开中国哲学之途径。”这项宏阔的伟业却是在海外完成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海峡两岸有过漫长的阻隔，对于前去台湾的大陆人来说，亲人难见，故土难回。萦绕了牟宗三心头的同样是挥之不去的桑梓情结。桑梓之情，大而言之是家国情怀，小而言之是怀乡之念。

    最能集中反映牟宗三桑梓情结的是他的《五十自述》。他在文中追忆了少年时的生活世界，故乡栖霞乡村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家庭温馨种种，在他的回忆里，温情而美好：“村前是一道宽阔的干河------两岸平沙细软，杨柳依依，绿桑成行，布谷声催。养蚕时节我常伴着兄弟姊妹去采桑，也在沙滩上翻筋斗，或横卧着。”

    牟宗三是从乡间走出的。虽然牟氏在栖霞为大族，但牟宗三这一支到他祖父执家时，已经衰微。牟宗三说他父亲虽是农家之人，却是“典型的中国文化陶养者。他常看《曾文正公家书》，晚上也常诵古文。”这样的家庭熏染，使他自幼形成了养志立身、择善而从的品性。1927年，牟宗三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大学三年级时，牟宗三读到了熊十力所著的《新唯识论》，后经邓高镜的引荐得以见面，这引发了牟宗三思想的巨变，他后来感慨说：“我之得遇熊先生，是我生命中一件大事。”牟宗三遇到与之精神相契合的熊十力，使他的学术路径由逻辑学和西方哲学转向了中国哲学。

    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大陆与港台的学术交往越来越多 。1992年5月，牟宗三的《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在大陆首次出版。同年十月，山东大学主办了“牟宗三与新儒家”学术研讨会。此后，牟宗三更多的著作得以在内地出版，对大陆知识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对“新儒家”思想的关注与研究至今不衰。对牟宗三来说，桑梓之地，人虽不能至。但他的学术思想开始“还乡”，也是一件令他欣慰的事。牟宗三去世后的1998年，两岸又共同在济南举办了“牟宗三与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来自我国各地及其他国家的近百名知名学者参加了会议。牟宗三的弟子们激动地说：齐鲁是儒学发源地，也是牟先生的桑梓之地，来山东参加这次盛会，意义非同寻常。

    牟宗三少小离乡，飘萍不定，但却是有“根”的，这个“根”便是中华文化。从传统儒学的“花果飘零”到现代儒学的返本开新，新儒家的知识分子们，在西方思潮的冲击下，如孤臣孽子，为捍卫中国的文化、复兴中国的文化而艰难苦斗，终至完成了自我救赎与革新，建立起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又极富中国智慧的、能与西方任何学术流派相媲美的哲学体系。牟宗三作为其中健将，有这样的成就，缘于中国文化之深远根脉。

    牟宗三的怀乡情结还体现在牟宗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虽走遍南北，开口说话依旧是改良后的胶东腔调，一日三餐最爱的仍是山东口味，生葱大蒜一样不少。讲学著文，常常拿“山东”这个地理名称或举例或说事。

    晚年的牟宗三，对国家的统一问题，时刻挂怀于心。一生爱看京剧的牟先生，有一次看完戏，在与众人谈及两岸前景的话题时，用他特有的牟氏幽默冒出一句：“凭什么统一中国？倒不如用京剧统一中国算了，这是文化所在！”

百岁杨绛亦芳华

    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年满百岁了。杨绛先生富有“老派”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和魅力。我们习惯说杨绛是“钱钟书夫人”，很少有人会想到几十年前，人们是以“杨绛的丈夫”来称呼钱钟书的。

    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杨绛涉足剧本，始因《称心如意》这出“泪和笑只隔了一张纸”的话剧一炮走红，继因《弄真成假》《风絮》而声名大噪。直到钱钟书写出《围城》，这一局面才得到根本改观。但即便如此，在1945年，夏衍看了杨绛的剧作，顿觉耳目一新——“你们都捧钱钟书，我却要捧杨绛！”

    1958年，年已47岁的杨绛下决心“偷空自学西班牙语”，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她无师自通，锲而不舍地完成了这项庞巨的翻译工作。未完译稿历尽磨难，“黑稿子”在“文革”中“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九死一生”，总算逃过劫难。1978 年4月，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邓小平惊讶道：“《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此事一言难尽，杨绛忙于和西班牙皇室握手，无暇细谈，只好答非所问：“今年出版的。”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向75岁的杨绛颁授“十字勋章”，表彰她对传播西班牙文化所作的贡献。

    其后，从《洗澡》、《干校六记》，到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风雨生活的《我们仨》，到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杨绛的作品一直深受读者的喜爱。

    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异常俭朴、为人低调。在杨绛先生住宅小区的几百户人家中，没有封闭阳台也没进行装修的，如今只有这一家。杨绛拒绝封起阳台：“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1977年春，钱钟书一家搬到此处新宅，这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后居所。三十多年来，这是一个略显寂寞的地方，因为主人罕有的孤独；但它也不断迎来送往，因为主人稀世的分量。

    “他们家不是一般的朴素啊！”很多人都为此感叹，素粉墙、水泥地，天花板上还有几个手印，据说，那是钱钟书活着时杨绛登着梯子换灯泡留下的。

    家里一切都保持钱钟书在世时的旧样。客厅即书房，中间安放着一张大写字台，钱钟书过去坐这里，他走后杨绛继续在此伏案，坚韧地写出《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等近作，百岁老人的她如今仍天天读书，笔耕不辍。

    钱、杨二老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酝酿将他们的全部稿费收入捐献给母校。奖学金给谁呢？给考上清华的贫寒子弟。叫什么名儿呢？绝不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就叫“好读书奖学金”。女儿钱瑗和丈夫钱钟书相继去世后，2001年9月7日，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与清华大学签订了《信托协议书》。当时捐献的现金是72万元；到了2008年8月，已累计到630万元；到了2010年春，已是800万元出头了。

    她和钱钟书的低调，一度被人误读作清高、孤芳。黄永玉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披露：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去开门，来人说声“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钟书只露出一隙门缝说：“谢谢！谢谢！我们很忙，谢谢！谢谢！”这让他很不高兴，说钱钟书伉俪不近人情。当然，更多的时候，这种拒绝别人的“苦差事”，还是由杨绛来做，她因此也自嘲是钱钟书的“拦路虎”。

    在她自己，低调是自然而然的事。对待自己的作品，她也是如此。有一年，她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开不开研讨会——其实应该叫做检讨会，也不是我的事情。读过我书的人都可以提意见的。”她谢绝出席研讨会。

    事实上，杨绛的低调，也隐含了她独特的人生智慧。杨绛深知，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一个人身上，要学会享受做一滴清水的快乐。

    而今，自称已经走到了人生边缘的杨绛，愈加通透。她说：“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

（摘自《深圳特区报》）

西伯利亚的温暖

冯有才

    ①卡尔是一名政治犯，被发配到西伯利亚的时候，正值十二月，天寒地冻。而后，卡尔被分配到了林场，成为一名伐木工人。监工托可可夫斯基很严厉，工人们都非常恨他。如果完成不了定额任务，工人们不但没有面包吃，甚至还会被抽得遍体鳞伤。当然，倘若超出了任务，就会得到半瓶伏特加作为奖赏，超出部分的木材，托可可夫斯基将他们囤积在一个仓库里。

    ②第二年二月的一天，一名伐木工人生病了，整个班组没有完成定额任务，托可可夫斯基把整个班组的人饿了一整天，而那名生病的伐木工人，被托可可夫斯基喊出去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大家都猜测：那名可怜的正在生病的工人，一定是被可恶的监工托可可夫斯基遗弃了或者处决了。

    ③然而，不幸的事仍不断发生。还有一次，卡尔把木材抬上火车的时候，不小心滑了下来，木材从车厢里滚落，砸到了一名沙皇士兵。托可可夫斯基顿时火了，他拿起了皮鞭，使劲地抽打着卡尔，还随手拿了一根木棒，朝卡尔的腿上砸去。卡尔能清楚地听到骨头碎裂的声音。随后，几名工友把受伤昏迷的卡尔抬回了小木屋。没有医生，又加上天气恶劣，卡尔的腿恢复得很慢，三个月后才能下地走路。他每走一步，都会对托可可夫斯基的仇恨加深一分。

    ④战争即将结束的消息不知从哪里传来了。大家都在心底高兴着，希望早点结束这样的日子。托可可夫斯基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对大家的态度也开始收敛起来。但是，大家对他的仇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⑤一天早上，卡尔被一阵哭声惊醒，那是从托可可夫斯基暖和的小屋传来的。卡尔赶忙跑过去，只见满头是血的托可可夫斯基躺在床上，看样子是受了很重的伤。托可可夫斯基努力睁开眼，看见卡尔后，从枕头底下摸出了一个日记本放到卡尔的手上，对卡尔说，你是这里唯一的政治犯，知识最深，你会懂得的。卡尔接过日记本，托可可夫斯基便闭上了眼睛。卡尔迅速把日记本放进了衣服里，闻声而来的工友也走进了木屋。托可可夫斯基的妻子哭诉：凌晨，托可可夫斯基出门小便。天快亮的时候，她发现丈夫还没有回来，于是马上去找，结果刚出门，就看见了躺在门口的血迹斑斑的丈夫。她知道，丈夫是因为仇恨被人打伤的，凶手一定是这一千多名工人中的某一个。

    ⑥卡尔和工友们埋葬了托可可夫斯基，下一步怎么做，大家都很茫然，虽然传说战争要结束了，可是并没有明确的消息，他们将何去何从？小心地翻开日记本，卡尔的心一阵阵刺痛。如果不是托可可夫斯基，那名生病的伐木工人一定会死了，因为是托可可夫斯基知道他患了肺炎后，让装运木材的火车把他送到了城里医治。

    ⑦如果不是托可可夫斯基，卡尔的性命一定没了。因为托可可夫斯基在那一刻，看见了好几名子弹已经推上枪膛准备枪杀卡尔的士兵。

    ⑧如果不是托可可夫斯基，这一千多名伐木工人的性命一定没了，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冬宫在几天前就下了命令要处决他们。

    ⑨如果托可可夫斯基不死，这里就不会混乱，工人们也就没有办法趁乱逃走。

    ⑩除了卡尔，没有人知道托可可夫斯基是自杀的。卡尔把战争结束的消息告诉了大家，工人们一阵沸腾，欢呼雀跃，瞬间便冲破了伐木场看守士兵的警戒，跑进了丛林深处。

    ⑪卡尔并没有跑，而是走进了托可可夫斯基的小屋。他知道，从他得到日记本的那一刻起，他就应该为这对可怜的母子承担起责任。

    ⑫后来，陆陆续续地又回来了几十个工人，卡尔把托可可夫斯基的日记本给他们传阅。他们都选择了留下，在林场新建了许多小屋，建筑小屋所用的木材，都是托可可夫斯基提前囤积的。这一切，似乎都在托可可夫斯基的预料之中。

    ⑬冬天的西伯利亚，仍有一个温暖的小村落，村子的名字叫做托可可夫斯基村。村民们是那些伐木工人的后代，村子中还有一本族谱——那是托可可夫斯基的日记本。

    ⑭日记本的扉页，是卡尔临终前一年写的一句话：只要有爱，再冷的地方，也会有温暖的时刻！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有删改）

文游台

汪曾祺

文游台是我们县首屈一指的名胜古迹。

台在泰山庙后。

泰山庙前有河，曰澄河。河上有一道拱桥，桥很高，桥洞很大。走到桥上，上面是天，下面是水，觉得体重变得轻了，有凌空之感。这正是杂花生树、良苗怀新的时候，放眼望去，一切都使人心情舒畅。

澄河产瓜鱼，长四五寸，通体雪白，莹润如羊脂玉，无鳞无刺，背部有细骨一条，烹制后骨亦酥软可吃，极鲜美。这种鱼别处其实也有，但我的家乡人认定这种鱼只有我的家乡有，而且只有文游台前面澄河里有。不过别处的这种鱼不似澄河所产的味美，倒是真的。因为都经过冷藏转运，不新鲜了。

泰山庙亦名东岳庙，差不多每个县里都有的，其普遍的程度不下于城隍庙。所祀之神称为东岳大帝。泰山庙的香火是很盛的，因为好多人都以为东岳大帝是管人的生死的。每逢香期，善男信女络绎不绝，一进庙门就闻到一股触鼻的香气。

正殿的对面有一座戏台。戏台很高，下面可以走人。这倒也好，看戏的不会往前头挤，因为太靠近，看不到台上的戏。大都是站着的，也有自己从家里扛了长凳来坐着看的。

唱戏的是“草台班子”，没有什么名角，也没有什么好戏，唱的是京戏，但有些戏是徽调，没有准调准词。只有一年，来了一个叫周素娟的女演员，在南方的科班里学过戏，唱戏很规矩，能唱《武家坡》这类的戏，甚至能唱《祭江》……现在却混得到里下河来搭班。还有一个大花脸，嗓子很冲，姓颜。有一回，我听他在戏台旁边的廊子上对着烧开水的“水锅”大声嚷嚷：“打洗脸水！”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了一腔悲愤。江湖艺人，吃这碗开口饭，是充满辛酸的。

泰山庙正殿的后面，即属于文游台范围。沿砖路北行，路东有秦少游读书台。更北，地势渐高，即文游台。台基是一个大土墩。墩之一侧为四贤祠。四贤，说法不一。明代张诞《谒文游台四贤祠》诗云：“蒲圻先生独好古，一扫陋俗隆高风。长绳倒拽淫像出，易以四子衣冠容。”我小时到文游台，连“四子衣冠容”也没有，只有四个蓝地金字的牌位。墩之正面为盍簪堂。“盍簪”之名，比较生僻，出处在《易经），如果用大白话说，就是“快来堂”。我觉得“快来堂”也挺不错。我们小时候对“快来堂”的兴趣比四贤祠大得多，因为堂的两壁刻着《秦邮帖》。小时候以为帖上的字是这些书法家在高邮写的。不是的，是把名家的书法杂凑起来的（帖都是杂凑起来的）。帖是清代嘉庆年间一个叫师亮采的地方官属钱梅溪刻的，皆取苏东坡、黄山谷、米元章、秦少游诸公书。曾有人考证，帖中书颇多“赝鼎”，是假的，我们不管这些，对它还是很有感情的。

盍簪堂后是一座木结构的楼，是文游台的主体建筑。楼颇宏大，东西两面都是大窗户。我读小学时每年“春游”都要上文游台，趴在两边窗台上看半天。东边是农田，碧绿的麦苗，油莱、蚕豆正在开花，很喜人。西边是人家，鳞次栉比，最西可看到运河堤上的杨柳，看到船帆在树头后面缓缓移动，缓缓移动的船帆叫我的心有点酸酸的，也甜甜的。

文游台的出名，是因为这是苏东坡、秦少游、王定国、孙莘老聚会的地方，他们在楼上饮酒，赋诗，倾谈，笑傲。实际上文游诸贤之中，最感动高邮人心的是秦少游。苏东坡只是在高邮停留一个很短的时期。王定国不是高邮人。孙莘老不知道为什么给人一个很古板的印象，使人不大喜欢。文游台实际上是秦少游的台。

秦少游是高邮人的骄傲，高邮人对他有很深的感情，除了因为他是大才子，“国士无双”，词写得好，著过《蚕书》，书中记录了当时人民的生活……还因为他一生遭遇很不幸。他的官位不高，最高只做到“正字”，后半生一直在迁谪中度过。四十八岁因为有人揭发他写佛书，削秩徙郴州。五十岁，迁横州。五十一岁迁雷州。几乎每年都要调动一次，而且越调越远。后来朝廷下了赦令，迁臣多内徙，少游启程北归，至藤州，出游光华亭，索水欲饮，水至，笑视之而卒，终年五十三岁。

迁谪生活，难以为怀，少游晚年诗词颇多伤心语，但他还是很旷达，很看得开的，能于颠沛中得到苦趣。明陶宗仪（《说郛》卷八十二：秦观南迁，行次郴州遇雨，有老仆滕贵者，久在少游家，随以南行，管押行李在后，泥泞不能进，少游留道傍人家以俟。久之盘跚策杖而至，视少游叹曰：“学士，学士！他们取了富贵，做了好官，不枉了恁地，自家做甚来陪奉他们！波波地打闲官，方落得甚声名！”怒而不饭。少游再三勉之，曰：“没奈何。”

我以为这是秦少游传记资料中写得最生动的一则，而且是可靠的。这样如闻其声的口语化的对白是伪造不来的。这也是白话文学史中很珍贵的资料，老仆、少游，都跃然纸上。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