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动人的遗忘

鲁小莫

    圣约翰先生是一位退休教师，62岁那年，他被原先的学校聘回去，主要做一些内务管理工作。

    许多人对学校的做法有些疑虑：身强力壮的教师多的是，何必用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呢？但很快，人们的疑虑就打消了。圣约翰先生工作起来不比任何人差，他思维敏捷、口才极佳，书桌上总是有条不紊。经他保管的物品，打了标签，然后在记录本上做好标注。他常常提醒那些年轻人：“嗨，小伙子，上次借的书该还了。”他的记忆力也不错。

    圣约翰先生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喝水，然后从公文包拿出一个小瓶子，倒出一把药，送进嘴里，仰起脖，用水送下。以前的老同事，都熟知他的这一习惯。可现在大家发现，他走进办公室后，常常先喝口水，然后给妻子打电话：“露娜，我的药忘在家里了，请帮我送过来。”

    半小时后，露娜出现在办公室。她的表情有些愤怒，很不友好地把药递给他。他倒是不在意，看着妻子的脸，呵呵笑着说：“谢谢”。露娜的面色有些蜡黄，头发也很干枯。看着他吃完药，露娜转身走了，也不跟其他同事打招呼。于是有人打趣他：“下次可别忘了带药哦。”

    还有一次，圣约翰给露娜打电话时还阳光明媚，可刚放下电话不到10分钟，天空就乌云密布，片刻，“哗哗”下起雨来。圣约翰慌乱地看着窗外，不停地给家里打电话，却已无人接听。他慌忙打开壁柜取出一把伞，正要出门时，门却开了，露娜出现在办公室门口，浑身湿透。圣约翰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一样，满脸羞愧地迎上去。露娜将药递给他的同时，几乎咆哮着说：“你这健忘鬼！”尽管露娜浑身湿透，但她仍像往常一样，看圣约翰把药吃下去之后才走。

    露娜走后，圣约翰在窗前静静地站了很久。同事们都以为，他是在懊恼自己的健忘，心想下一次他一定不会再忘记带药。可是下一次，圣约翰先生依然我行我素。以至于大家慢慢都习惯了：上班后半小时，露娜出现在办公室。有人嘀咕，圣约翰真是老了。也有人说，露娜愤怒也是应该的，谁让他总是那么健忘。还有人说，圣约翰的健忘其实是露娜惯出来的毛病，她完全可以不来送药，因为他工作起来并不健忘嘛！

    两年后，圣约翰先生辞职，那时候，他的健忘症似乎好了很多，露娜很少出现在办公室，偶尔出现，也不像两年前那样怒气冲冲，而是笑眯眯的，温和地跟大家打招呼。圣约翰先生拍着大家的肩膀，说着辞别的话，大家也嘱咐他：保重，别忘了按时吃药。他笑了，道出了“健忘”的原因。

    原来，露娜在两年前患上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暴躁、易怒、自闭、厌世，甚至还自杀过两次。任凭他怎样精心照料、带她求医问药，都不见好转。无奈之下，他想出一个办法。他找到校长，要求校长给他一份工作，打扫卫生或者做门卫都可以。鉴于他以前的表现，校长就让他做了一份内务管理工作。这样，他可以每天在离家以外的地方吃药。他有先天性心脏病和高血压，年轻时发作过几回，幸好有露娜的用心照顾才有惊无险。这么多年了，虽然他的病未再犯过，可一直是露娜的心事。他通过忘记带药的方式，让露娜走出家门，走在阳光下，利用她的爱，重新唤起她的责任心和对生命的热情。如今，露娜已经康复，他该回家和她一起安享晚年了。

    圣约翰先生的话让大家一愣，继而他们紧紧握住他的手，那是一双多么苍老的手啊！

    如今，大家还常常看到，圣约翰先生和妻子一起在学校附近的小路上散步。那对相互搀扶、不离不弃的身影，多么像两片老到深秋的枫叶，周身都散发着迷人的光泽。

“配角大王”赵子岳

    赵子岳1909年7月出生在晋南古县城镇关村一户普通人家，由于从小失去母亲，他由乡下的祖父母抚养长大。自幼就受到民间艺术的熏陶，特别是农村逢年过节期间的民间演唱活动以及婚丧嫁娶的鼓乐演奏，成了他少年时最迷恋的事情。上高小后，他又学会了简谱，学会了拉板胡、弹三弦，以多才多艺闻名乡里。

    1925年，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很多爱国学生走上街头为罢工运动进行募捐，因为会吹笛子，赵子岳在募捐活动中的宣传效果很好。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赵子岳奉命奔赴太行山，任中央太行区委宣传部干事。在那里赵子岳的才艺有了用武之地。他一方面发挥自己的绘画特长，进行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另一方面亲自作词谱曲，教干部战士学唱革命歌曲。他创作的歌曲《列宁的后代》唱遍了太行山，成为当时的流行歌曲。

    在解放战争中，赵子岳奉命将国民党俘虏中的系班人员改编为太行山区京剧团。他被任命为这个全部由俘虏艺人组成的京剧团的团长。他很有宣传说服能力。短短几个月，这些俘虏艺人就变身为革命文艺战士。他带领剧团排演的《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等剧目，受到部队将士和驻地群众的欢迎。

    新中国成立前期，赵子岳作为太行山区京剧团的代表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剧协理事。不久，山西省文联成立，他又被选为山西省剧协副主席，仍兼任晋剧团团长。

    一个偶然的机会，赵子岳参与了《吕梁英雄》的拍摄。早在二十多岁时，他曾一度对电影十分迷恋，还动过拍电影的念头，但是他写的当演员的申请信被拒绝。这次有机会重圆当年的电影梦，他喜不自禁，认真准备起来。虽然他并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的电影表演训练，但是由于他有过扮演《白毛女》剧中杨白劳的经历，加上他长期与农民打交道，因此他扮演的农民康天成十分生活化，得到导演吕班的称赞，说他“自然质朴，不事雕琢”。

    之后，赵子岳又在《新儿女英雄传》中扮演区委书记、游击队长黑老蔡。这让他感到喜从天降。他不敢有丝毫的马虎，仔细揣摩角色的性格、心理，认真研究角色的定位。这个角色被他演绎得生动形象，有血有肉。连续两个角色的表演成功，让北影厂发现了赵子岳这个人才，于是不久他就被调入北影厂，弃官从影，成了一名职业电影演员。

    赵子岳的电影生涯持续了四十余年。他演了一辈子配角，对此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他认为，“红花好看需要绿叶的陪衬，如果没有反面形象和配角的配合，正面的主角形象的艺术效果也很难达到，主角也好，配角也好，塑造人物所经历的创作过程是一样的。既然是影片中要出现的人物，不论是主、是次，都应该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作为演员，只能精心地去刻画他，而不能认为自己演的是配角就随随便便”。无论哪部戏，他接到角色后就分析剧情，剖析角色，寻找原型，请教同行，实践体验，精心加工角色。因此，他塑造的角色都个性鲜明，形象生动，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艺术，赵子岳不怕苦和累，甚至不怕危险，愿意付出一切。四十多岁的时候，他因为战争年代患伤寒病弄坏了几颗牙齿，三天两头得去医院修补，常常因此耽误拍戏。他嫌麻烦就去医院说服医生，把大半嘴好牙也全拔了，四十多岁就配了满口的假牙。同事们都说，为了艺术，他对自己够狠的。

    北影厂拍摄故事片《生财有道》时，导演觉得影片中的任老乐由赵子岳出演最合适，可一想到他已年逾古稀，几百个镜头下来，老头子能吃得消吗？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赵子岳主动上门请缨：“这反映农村生活的片子，你不让我这个‘老农民’上，太不仗义了吧？”就这样，赵子岳不顾年迈，争得了这个角色。

    为了演好勤劳致富的农民任老乐，七十四岁的赵子岳在坑坑洼洼的乡下机耕道上学起了开手扶拖拉机。他还自己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双手滑脱，一个仰面从地窖口摔落到地窖底的情节。当时把现场的人全都吓呆了。后来才恍然大悟是他自己故意设计的情节。看着这位剧组中年龄最高的老人，大家都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1997年，赵子岳病逝。他塑造出了一大批诙谐幽默、深沉凝重、活泼光鲜和具有浓郁乡土气息、时代特色并充满真情实感的配角形象，成为几代观众难以忘怀的记忆。

（节选自《名人传记》，有改动）

学问源于乐趣，藏宝最终散尽

    曾有一种说法，21世纪可能还会出现个钱钟书，王世襄是出不了了。

    2009年11月28日，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王世襄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王世襄的离世，意味着中国又一位标志性的文化老人陨落。

    王世襄生于1914年。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朝中大官，母亲是书香门第，他年轻时就在燕京大学读书。王世襄虽然出身豪门，拥有很好的教育背景，对书画、陶瓷这些也都是通的，他更关注的却是社会底层的文娱活动，捉獾、养鸽、驯鹰、养狗等等。他的很多对于这些方面的研究。就不被许多人看成是学问。

    王世襄是杂家也是通家。他的许多学问最初都起源于乐趣。王世襄生前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如连玩都玩不好，还可能把工作干好吗？”他被称为“京城第一大玩家”。少年的“王家二少爷”养狗、玩葫芦、养鸣虫，在北京城可以算得上是小有名气。他玩过一只白鹰，是鹰中绝品，当时叫价一百块钱，而一袋洋面粉才两块五。王世襄头一次托人借钱，买走了这只白鹰。

    王世襄从小的心思都不在学业上，他对自己的判断是：“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但启功先生却不认同这种说法，他曾说，王世襄先生的“玩物”是“研物”，许多被人看作是玩的东西，在王世襄眼里都是艰苦的学问。王世襄曾说：人生价值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使之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

    即使“雕虫小技”，王世襄都“玩”出了道道，他曾经出版过《中国金鱼文化》、《竹刻艺术》、《北京鸽哨》等等。他收藏的东西除了家具这样的大家伙，还包括蛐蛐罐、鸽哨这样的小玩意儿，同样都非常精深而成一领域之专家。2000年，王世襄将自己一生所写的大部分文章交由三联书店以《锦灰堆》为名出版，书中涉及家具、漆具、竹刻、工艺、则例、书画、雕塑、乐舞、忆往、游艺、饮食、杂稿等十二类。

    王世襄于l940年曾应梁思成之邀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在国难频仍的年代，他们在荒野中寻找中华文明的久远证据，将历史传统重又缝合。l945年8月，日本投降。经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梁思成推荐，王世襄被派遣回北平清查战乱损失的文物。当时，许多日本和德国的文物贩子与收藏家在中国收买文物，伺机盗运出境。王世襄宴请了四五十位知名的古玩商，请他们提供线索。他得知沦陷时期河南某地出土的青铜器多数被德国人杨宁史买去，于是通过其父友人找到宋子文详陈原委，终于没收了杨宁史的青铜器240件，其中包括价值连城的“宴乐渔猎攻战铜壶”、“商饕餮纹大钺”等。

    文革时期，王世襄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文物局的内行红卫兵前来抄家，就此保住了大批文物。

    王世襄毕生为国家追回国宝，收藏了那么多宝贝，却在晚年都拍卖回流到了社会。王世襄最终选择了“散尽”，这些宝贝也有了更多前世今生。

    王世襄自称“书呆子”，在反右已经开始的情况下，他还热情地邀约黄苗子、郁风以及漫画家张光宇来自己的四合院“芳嘉园”住。小院越来越热闹，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京城文化圈里一个不可多得的雅集场所。但由于人越来越多，王世襄便缩回一间漏雨的小屋，将数十件形态、大小各异的明清家具塞满狭小的空间。两个明代的柜子被王世襄拼在一起，他和老伴袁荃猷睡在里面，以至黄苗子专门为这张特殊的“大床”写了一副对联——“移门好就橱当榻，仰屋常愁雨湿书”，横批——“斯是漏室”。

    有一件物什是王世襄始终珍藏的，那就是他与夫人袁荃猷买菜用了多年的提筐。2003年，妻子去世，王世襄在怀念亡妻的诗中，深情地回忆与妻“提筐双弯梁，并行各挈一”的情景。他还说，到将来自己辞世之后，请人把这个提筐放在两个墓穴之间，能与妻子“生死永相匹”。

（编选自《马未都忆王世襄：学问源于乐趣，藏宝最终散尽》）

种树

魏金枝

    屋前的小天井里，有两块泥地，本来种着好几样花木：三株冬青，一株杜鹃，两丛竹。对这几样点缀品，曾产生过一些兴趣。如在月夜，有些树木的影子，参差地映到房里，而晴和的日子，也有些小鸟，在树上啁啾。尤其大热天，孩子可躲在树下玩，晒不着太阳。久而久之，竟慢慢地产生了厌倦。尤其是我太太，她总说这房子的光线太差，老是绿暗暗的，分不出朝晚，辨不出昏晓，连缝一个纽扣，也得费尽眼劲。

    最主要的还是晾晒问题，孩子们是排泄专家，天天总有些尿布衣裤要晾晒，可树木挡住了太阳，挡住了晾竿。一到春天，它们还要尽力将枝ㄚ伸展开来，进而要拱破玻璃，大有闯入居室的样子。再过一时，又是黄梅天，整天下着牛毛雨，孩子们的小便也跟着竞争似的，越密越多，尿布衣服供不应求。唯一的办法，只好在房里搭着竹竿阴晾，便如万国旗般，飘飘荡荡。水滴固然免不了，而尿味着实难闻。至于蚊子，也是从那些树木下孕育出的，追根问底，自然得怨怪那几株花木。

    大概也是一个雨天，我像落汤鸡似地逃回了家，换了衣，躺在藤椅上息力。忽然，一滴尿布上的水滴，正巧滴在我的鼻梁上，我只嫌恶地抹去换了座位，第二个水滴，又滴在额上。这把肚里的陈年老火升了上来，我顺手拿了把菜刀，冲出去，对准大一点的冬青，狠命地砍了几刀。刀是钝的，不能猛地砍下去，可树枝上的水滴，淋了我一身。我真恨透了，加足了劲，心想一下子砍光天井里所有的花木。但结果更坏，因为刀卷了口，从树皮上滑了去，有几下，甚至滑到脚边，擦伤了皮肤。太太出来了，看见我那副光火的呆劲，怕我会砍断自己的脚，连忙夺了刀，坚决地说一等天晴，她就借把快刀，将所有树木，砍个精光。

    过了黄梅，天晴了，猛烈的太阳，有时也从枝叶间溜进房内，我们的心情，也好似开朗了些，所以砍伐的计划，也就没有进行。来了个秋季大霖雨，又潮湿，又闷热，然而室内，又不得不晾满了尿布，水滴也照常滴沥。哪知天遂人愿，一夜大风，竟把那最大的一株冬青连根拔起。旁边的两株冬青，两丛竹，一株杜鹃，大抵淹了水，也都枯萎下去，接着都死了。

    当砍到最大的死冬青，我就发觉冬青的枝ㄚ原来还交叉着另一株树木的枝丫，是一株法国梧桐。它，原来被冬青茂密的枝叶遮蔽着，无法露出真面目，而现在，它既不受风灾，也不受水灾，才侥幸地生存下来。大概由于一点怜恤吧，我就将这受害者留着，心想，它可以舒畅地生活了。虽然这样，然而它靠着墙，很难自由地伸展它的枝干。它只得像负隅的野兽般，将背脊贴住墙，它的枝叶，则如驼背的老人，向前伛偻，必须吃力地支持自己，才能免于颠扑。

    而同时，砍去了树木，自然多了些光明，也有晒晾的地方，然而一少了它们，又觉得太寂寞了，没有鸟声可听，月影可看。大概我们自己也是生物吧，往往多了一个生物，有时觉得多一份麻烦，但一旦少了一个，又会觉得寂寞，真是人类可笑的矛盾。

    偶然的一天，我又习惯地窥视天井，看见那方泥地上，笔直地插着两三块劈开的柴片，我断定，是孩子们在天井里玩，把柴片当为旗杆之类插在那里。有一天晚饭的时候，我又探头看天井，忽然看见木片拔去了，换上三根鹅毛，插在原地。

    “鹅毛，哪里来的鹅毛？”我终于问了。

    “是的，鹅毛，后门对家杀了鹅，她就去要了来。”

    “我是问，谁把它插在地上的？”

    妻子终于笑了，她指指身旁的孩子。“这呆子，”她说，“她要种出许多鹅毛来。”

    “那么，那些柴片，也是你插的？”我问，“长些柴片给妈妈烧饭吧？”

    她皱起眉，认真地答道：“不，那是长出树来的。”

    “可是你又拔了它！”

    “它不长，长了也会给你砍去的。”她抗议着，“现在我种鹅毛了，让它笔直地长上去，长上去，长得天那般高，你就砍不着它了。”

    自然，鹅毛不会在泥里生长起来。然而我不想辜负孩子的幻想，植树节的当口，去买几株容易长大的杨柳，种起来。仍使月夜，有点参差的树影可看，有几只小鸟来树上啁啾，孩子们仍能在树下玩，而那躲在墙边的法国梧桐，也可多几个伴。

白采

朱自清

    ①盛暑中写《白采的诗》一文，刚满一页，便因病搁下。这时候薰宇来了一封信，说白采死了，死在香港到上海的船中。他只有一个人；他的遗物暂存在立达学园里，有文稿，旧体诗词稿，笔记稿，有朋友和女人的通信，还有四包女人的头发！我将薰宇的信念了好几遍，茫然若失了一会；觉得白采虽于生死无所容心，但这样的死在将到吴淞口了的船中，也未免太惨酷了些——这是我们后死者所难堪的。

    ②白采是一个不可捉摸的人。他的历史，他的性格，现在虽从遗物中略知梗概，但在他生前，是绝少人知道的；他也绝口不向人说，你问他他只支吾而已。他赋性既这样遗世绝俗，自然是落落寡合了；但我们却能够看出他是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有真心的人。

    ③ “不打不成相识”，我是这样的知道了白采的。这是为学生李芳诗集的事。李芳将他的诗集交我删改，并嘱我作序。那时我在温州，他在上海。我因事忙，一搁就是半年；而李芳已因不知名的急病死在上海。我很懊悔我的需缓，赶紧抽了空给他工作。正在这时，平伯转来白采的信，短短的两行，催我设法将李芳的诗出版；又附了登在《觉悟》上的小说《作诗的儿子》，让我看看——里面颇有讥讽我的话。我当时觉得不应得这种讥讽，便写了一封近两千字的长信，详述事件首尾，向他辩解。信去了便等回信；但是杳无消息。等到我已不希望了，他才来了一张明信片；在我看来，只是几句半冷半热的话而已。我只能以“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自解，听之而已。

    ④但平伯因转信的关系，却和他常通函札。平伯来信，屡屡说起他，说是一个有趣的人。有一回平伯到白马湖看我。我和他同往宁波的时候，他在火车中将白采的诗稿《羸疾者的爱》给我看。我在车身不住的动摇中，读了一遍。觉得大有意思。我于是承认平伯的话，他是一个有趣的人。我又和平伯说，他这篇诗似乎是受了尼采的影响。后来平伯来信，说已将此语函告白采，他颇以为然。我当时还和平伯说，关于这篇诗，我想写一篇评论；平伯大约也告诉了他。有一回他突然来信说起此事；他盼望早些见着我的文字，让他知道在我眼中的他的诗究竟是怎样的。我回信答应他，就要做的。以后我们常常通信，他常常提及此事。但现在是三年以后了，我才算将此文完篇；他却已经死了，看不见了！他暑假前最后给我的信还说起他的盼望。天啊！我怎样对得起这样一个朋友，我怎样挽回我的过错呢？

    ⑤平伯和我都不曾见过白采，大家觉得是一件缺憾。有一回我到上海，和平伯到西门林荫路新正兴里五号去访他：这是按着他给我们的通信地址去的。但不幸得很，他已经搬到附近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只好嗒然而归。新正兴里五号是朋友延陵君住过的：有一次谈起白采，他说他姓童，在美术专门学校念书；他的夫人和延陵夫人是朋友，延陵夫妇曾借住他们所赁的一间亭子间。那是我看延陵时去过的，床和桌椅都是白漆的；是一间虽小而极洁净的房子，几乎使我忘记了是在上海的西门地方。现在他存着的摄影里，据我看，有好几张是在那间房里照的。又从他的遗札里，推想他那时还未离婚；他离开新正兴里五号，或是正为离婚的缘故，也未可知。这却使我们事后追想，多少感着些悲剧味了。但平伯终于未见着白采，我竟得和他见了一面。那是在立达学园我预备上火车去上海前的五分钟。这一天，学园的朋友说白采要搬来了；我从早上等了好久，还没有音信。正预备上车站，白采从门口进来了。他说着江西话，似乎很老成了，是饱经世变的样子。我因上海还有约会，只匆匆一谈，便握手作别。他后来有信给平伯说我“短小精悍”，却是一句有趣的话。这是我们最初的一面，但谁知也就是最后的一面呢！

    ⑥去年年底，我在北京时，他要去集美作教；他听说我有南归之意，因不能等我一面，便寄了一张小影给我。这是他立在露台上远望的背影，他说是聊寄仁盼之意。我得此小影，反复把玩而不忍释，觉得他真是一个好朋友。这回来到立达学园，偶然翻阅《白采的小说》，《作诗的儿子》一篇中讥讽我的话，已经删改；而薰宇告我，我最初给他的那封长信，他还留在箱子里。这使我惭愧从前的猜想，我真是小器的人哪！但是他现在死了，我又能怎样呢？我只相信，如爱墨生的话，他在许多朋友的心里是不死的！

    ⑦上海，江湾，立达学园。

（原载1926年10月5日《一般》第10号第2期）

界河

（希腊）安东尼斯·萨马拉基斯

    命令很明确：禁止下河洗澡！同时规定沿岸二百米内任何人不得擅入。

    大约3周之前，他们来到河岸这边就停顿下来，对岸就是敌军——通常被称之为“那边的人”。

    ①河两岸的纵深处尽是茂密的丛林，林子里驻扎着敌对双方的部队。

    据情报，那边有两个营，但他们并未发动攻势。谁知道眼下他们正打着什么鬼算盘。与此同时，双方都派出哨兵隐蔽在两岸的密林里，戒备着随时可能出现的情况。

    记得他们初抵此地时，还是春寒料峭。然而几天前却突然放晴，现在竟是明媚和煦的春天了！

    第一个潜下界河的是位中士。一天早晨，他偷偷溜了出去，跳入水中。不久当他爬回此岸时，肋下已中了两弹，后来只活了几个小时。

    翌日，又是两个士兵下去了。没有再能见到他们，只听到几阵机枪的扫射声，然后，便是一片沉寂。

    此后，司令部就下了那道禁令。

    然而，那条河依然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听到潺潺的水声，渴望便从他们心底油然而生。两年半的野战生活已使他们变得蓬头垢面，邋里通。在这两年半里他们享受不到一丝的快乐。而此时他们却邂逅了这条河……

    “这该死的命令！”那天夜里他忿忿地诅咒道。

    这一夜，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远处，滔滔流水声依稀可闻，令他难以安适。

    对，明天要去，他一定要去——让那禁令见鬼去吧！

    士兵们都在酣睡，最后，他也渐入梦乡。梦中，他似乎看到了它——一条河。那河就在他的面前，期待着他。他站在岸边，正欲跃入水中。就在此刻，那条河竟然变成了他的恋人——一个体黝黑、年轻健美的姑娘，她正待他奔来，突然，一只无形的手却紧紧攫住了他的后颈！

    这是一场噩梦。醒来时已精疲力竭，幸好天还未放亮……

    他终于站到河边。他注视着这条河，它的确存在着！一连几个小时他都在担心，这只是一种想象，抑或只是大兵们的一种普遍的幻觉？

    天气多好啊！他把衣服和枪靠放在树干旁，纵身跳入水中，承受了两年半的折磨，他那迄今还留有两道弹痕的躯体，顿时化作了另一个人。无形中，仿佛有一只拿着海绵的手抚过他的全身，为他抹去这两年半中留下的一切印记。

    他时而仰泳，时而蛙泳。他顺流漂浮，又长时间地潜入水中……当兵的他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孩子——他毕竟只有二十三岁。

    ②左右两岸，鸟群在自由飞翔，有时它们盘旋在他的头顶，和他亲昵地打招呼。

    少顷，顺流漂下的一根树干出现在他的前方。他一个长潜试图抓住树干。他真的抓住了！就在他浮出水面的刹那间，他发现在三十米开外的前方有一个脑袋。

    他停下来，想看得清楚些。那另一个游泳者也停了下来。他们彼此默默注视着。

    他立刻回过神来，恢复到原来的自己——一个经历过两年半炮火洗礼、荣获过十字勋章的士兵。

    他不知道对面的家伙是自己人还是那边的人。他怎么认得出来呢？只凭一个脑袋？

    几分钟的时间两人在水中一动不动。一个响亮的喷嚏打破了死一样的寂静，是他打的，而且像往常一样大声咒骂了一句。那个人掉转身去很快游向对岸。他也飞速向岸边回游。他先行出水，狂奔到那棵树下，一把抓起枪。还好，那边的人刚刚爬出水面。

    他举起枪，瞄准。要击中对面那人的脑袋实在太简单了。二十米开外奔跑着的一丝不挂的人体，是一个很容易击中的靶子。

    突然，他觉得自己无法扣动扳机。对方那人在彼岸，赤条条的像刚从娘胎里出来时一般。而自己端枪在岸的这边，同样也赤条条的。

    他无论如何开不了枪。两个人都赤裸着！两个赤裸的人，脱掉了国籍，脱掉了姓名，脱掉了卡其布的军装。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他实在无法扣动扳机，他觉得此刻这条恋人般的河未能把他们隔开；相反，却把他们联合在一起了……

    随着彼岸的一声枪响，他只是瞥见鸟群被惊起。他应声倒下，先是膝盖跪下，随后平扑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