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题

试题 试卷

logo

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2017届河北承德实验中学高三上期中语文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魂魄犹在江山图

范曾

    当一个时代的艺术整体奔向浑浑噩噩的时候,需要圣洁的艺术;而艺术风貌整体堕入轻佻时,需要凝重的艺术,这正是李可染适时而生的缘由。

    当可染先生沉浸于自己宁寂而庄严的心灵王国的时候,他趋近的美便与教养合而为一。他的作品陶冶了整个一代人,还将千秋万代地陶冶下去。艺术的助人伦、成教化,在潜移默化之中使人们心悦诚服地趋向社会的崇高,可染先生的艺术正是如此内在地激励着人们的心灵。

    可染是一位深具艺术理念的大师,然而当这种理念进入可染的审美时,大地山河与精神是那样地天然合拍,那样地不假说教,使人觉得他的理念和审美在山川林壑、飞瀑流泉中不期而遇,那是最融洽最自然的流露。

    可染先生生活于一个风云动荡的时代,他当然有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和服务于时代的直接的一面,如抗日烽烟中他的作品体现了一位卓越艺术家的爱国良知。然而可染先生也同样有着纯洁心灵、表达一己情怀的一面,这时的可染先生的画,是心灵与广宇的邂逅,当审美与自然融而为一的时候,他的精神升腾到一个清明而纯净的、不染凡尘的境界,这对于一个山水画家来说是何等难得。

    可染先生当然是不世的天才,他的“生而知之”透露出他异乎常人的语言方式。这是一种只可有一不可有二的语言方式,一种极具个性化的符号,它的存在表现了先生俯仰天地、浩然长叹的襟怀。当然可染先生知道自己有“生而知之”的本能,但凭着他更深邃的智慧,认识到它的不可靠,或者他甚至看到一些恃一曲之才而毁掉自己艺术的聪明人,当昙花一现的时节过去之后,留下的是残枝败叶。

    可染先生告诉我,他年轻时作画极快,有一次到一位朋友家,朋友留可染作画,可染不允。忽然一阵敲门声,远客来归,主人越过天井开门,寒暄,回到画室时,可染却已画毕,主人大为赞叹,以为神来之笔,先生亦颇自喜。先生说完这段故事后,告诉我,多年之后,他才警然有悟,必须力矫这样的用笔。先生还告诉我,他少年时有一位极富才华的朋友,写给他的信,毛笔字的稚拙天真、浑厚朴雅使他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内心的感动。这感动是如此地刻骨铭心,谈到此事时,先生的表情竟显得那样地庄肃和神往。

    可染先生好学而敏求,这是他“苦学派”的唯一解释,苦学者不意味着枯涩无味地下笨功夫。我曾有幸上可染先生的书法课,他不强求碑帖的选择。我选了一本礼器碑,他说要平心静气地读碑,知其间架,重其用笔,悟其风神,能于此三者有所悟,则去书道不远矣。书法课上,可染先生不喜欢一挥而就式的所谓笔动心不动、麻木不仁的写字习气。

    可染先生于书法所下功夫可谓焚膏继晷,30多岁时的风华婉转至50岁后一扫而空,无丝毫泥古、媚俗、求奇、娇饰、市井、乡愿……一切的书画艺术可恶的痕迹与可染先生的书法格格不入,近之则畏,远之则敬。

    有一次说到线,可染先生联想起京剧,他说一个卓越的京剧演员会将每一个字送到听众的耳中,其原因很多,但其中一点是他会把中国字的声母和韵母前后慢慢吐出,名角能控制声调的每一丝变化,这和用笔是一个道理,我恍然大悟,又想起每逢新年联欢,李可染可能会拉一下二胡,那真是铿锵老辣、苍凉哀婉的高度统一,这其中固然有先生青年时代国家山河破碎的难伸孤愤,也有先生倔强不拔的满怀壮志。

    先生称自己是“困而知之”,人们不要以为可染先生当真为自己才情不逮而困。可染先生的“困”是他推动中国画史这座沉重的列车所需的移山心力,他要弘扬的是中华文化所素有的伟岸与高华,他极端鄙弃浮光掠影的、油腔滑调的、市侩的艺术。这神圣的自尊支撑着他博大的灵魂。

    可染先生通过自己不朽的笔墨所倾诉的爱恋,感动了全世界。这是可染先生的山水画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和时代精神。走向现代,可染先生已为我们作出了杰出的榜样,和那些食西方剩菜残羹的光怪陆离的艺术不同,可染先生所开启的是宏门正学,而不是旁门左道。

(选自范曾《魂魄犹在江山图》,有删改)

【注】李可染(1907.3—1989.12),中国现代著名国画大师,可染先生自幼习画,深受潘天寿、林风眠影响,并师从齐白石、黄宾虹学画,曾在多所艺术院校任教。擅山水、重写生,以“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为座右铭,将西画中的明暗处理方法引入中国画,将西画技法和谐地融化在深厚的传统笔墨和造型意象之中,使古老的山水画艺术获得了新的生命,在中国画艺术的革新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可染先生的山水深厚凝重,博大沉雄,以鲜明的时代精神和艺术个性,促进了民族传统绘画的嬗变与升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长。

【补充材料1】李可染先生多才多艺,除了绘画,还会拉胡琴,精通京剧。京剧对他来说,既是爱好又可消遣。某一天,他曾一连失踪三天。回家后,妻子才知道,他听京剧连听了三天三夜。妻子责问:“李可染,你要是这样只迷戏,你的画还能成吗?”从此,在他的时间里,他删去了拉二胡和听京剧的时间,一心一意,心无旁骛。不再拉二胡和听京剧,将这两个爱好戒除,李可染要下很大的决心,但他毅然决然地做到了,他的克制力,令人敬佩。

    艺术成就的大小,除了天分之外,恐怕还在于如何利用时间。说到李可染的勤奋,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大师说过的一句话:“我不一定是好人,但确实没有时间去做坏事。”有一年,李可染去江南写生,他在一家杂志社预支了一百元稿费。边走边画,衣服破了,鞋子破了。李可染的脚有些畸形,穿的鞋子需要妻子特殊加工。行走,对他来说,是件痛苦的事。可是,他硬是穿着这样的鞋走了几个月,鞋子磨破了几双。几个月之后回家,人已形同乞丐。而三个人几个月一百元钱竟然没有花完。原因是把所有时间都用在行走和画画上,没有时间花钱。

    李可染在艺术创作中强调“师造化”,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画的革新探索中,他先后10次到祖国各地写生,实践着他"到生活中去、到祖国壮丽山河中去"的创作信条。所到之处,他必观察探索自然景物风雨阴晴朝夕变幻之奇,完成了数百幅山水写生画稿。以此为标志,他的山水画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清新的笔墨意境独树一帜,在国内外发生了重大影响。

【补充材料2】李可染的山水画重视意象的凝聚。他强调创作山水画要从无到有,从有到无,从单纯到丰富,再由丰富归之于单纯。他在40年代的山水作品还留有朱耷、董其昌的影子,清疏简淡,是一种线性笔墨结构。50年代以后的作品,借助于写生塑造新的山水意象,由线性笔墨结构变为团块性笔墨结构,以墨为主,整体单纯而内中丰富,浓重浑厚,深邃茂密。

    他从范宽、李唐、龚贤、黄宾虹等古今大师那里汲取了创造朴茂深雄风格的营养,又迥然不同于他们。他多取材于江南与巴蜀名山大川,因而融铸了他风格中的幽与秀。他的纯朴、醇厚的北方素质又使他的风格溶入了朴茂深沉。并将光引入画面,尤其善于表现山林晨夕间的逆光效果,使作品具有一种朦胧迷茫、流光徘徊的特色。从总体看,李可染的山水画比明清山水画更靠近了对象的感性真实,从某种意义上看减弱了意与形式趣味的独立性。这是对于明清以来山水画愈益形式化、程式化倾向的一种补正和突破,且与五·四运动以来注重写实的文艺思潮相一致。

    李可染长期担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授,培养了许多山水画家。他认为学习传统绘画,第一步须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第二步要以最大的力量打出来。这是他几十年艺术实践的总结,也体现着他对传统和创造的普遍看法。

(1)、下列对《魂魄犹在江山图》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由京剧名角的唱腔和李可染演奏的二胡,作者领悟到,从事书画艺术也应以从容、平和的心态关注每一个细节的表现效果,并做到自如控制细节。 B、李可染先生生活的时代,整体的绘画艺术陷入了躁动、迷惘、混乱、轻浮和功利的泥沼,这更凸显了可染先生及其艺术追求的意义。 C、“食西方剩菜残羹”批评的是当代中国绘画艺术发展严重滞后的所学到的仅仅是西方绘画中那些已经过时的技巧和手法而并非时下流行的“新潮流”。 D、可染先生的“生而知之”,不仅表现在艺术风格上,也表现在他的语言表达上,而且这二者有其内在的一致性。 E、可染先生凭着深邃的智慧,敏锐地看到先天禀赋的不可靠,因为那些仅凭天赋红极一时的人物,其作品都不免趋时媚世、浮躁功利,难登大雅之堂。
(2)、作者写李可染先生在朋友家作画和感动于老友信上的字迹这两件事,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

(3)、作者说“可染是一位深具艺术理念的大师”。请简要说明其“艺术理念”的具体内容。

(4)、《中庸》讲人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之分。李可染先生属于其中的哪一类?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并联系其他各领域知名人物的成功经历谈谈你的理解。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小题。

尼采——伟大的漂泊者

    一百年以前,一位当时默默无闻的德国哲学家,携带一把绿色的小伞,一个笔记本,漂泊于南欧的山巅海滨。他的文字,钟山水之灵秀,清新而隽永;他的思想,抒内心之焦渴,激烈而唐突。然而,世界几乎把他遗忘了。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才小有名气,这个人就是尼采。尼采在一首诗中写道:“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如今,漂泊者早已倒下,他的影子却笼罩了整整一个时代。1844年,尼采生于德国东部吕茨恩市附近的勒肯村。他的祖父是一个写有神学著作的虔诚信徒,父亲和外祖父都是牧师。未满五岁时,父亲病死,数月后,年仅两岁的弟弟又夭折,幼年的尼采深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无常,因而变得孤僻敏感。小学毕业后他就读于普夫达中学。1865年,二十一岁的尼采,在波恩大学攻读了半年神学和古典语言学之后,断然决定放弃神学,专修古典语言学。对于一个牧师世家的子弟来说,这不啻是一个反叛的信号,后来他果然成了基督教的死敌——“反基督徒”。与此同时,这个曾经与同学们一起酗酒、浪游、殴斗的青年人,突然变得少年老成起来。他退出了学生团体,离群索居,整日神情恍惚,冥思苦想。

    这是尼采生涯中发生的第一次精神危机。难道人生是一番消遣,或是一场按部就班的课堂考试吗?他心中酝酿着一种使命感,要为自己寻求更真实的人生。他偶然的在一个旧书摊上购得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他发现在他之前也有人受同一问题的折磨,并且用哲学的语言表达了对人生的同一悲观看法,便顿有觅得知音之感。他从叔本华那里受到启示,也认为世界的本体是生命意志。叔本华的阴郁色彩从此永久地印在尼采的思想中。

    1868年秋,尼采在莱比锡结识了他仰慕已久的音乐大师瓦格纳,一见面两人就久久谈论着共同喜爱的叔本华哲学。可是,他渐渐发现瓦格纳歌剧中的那种歇斯底里的激情,过度亢奋的敏感,对神经和官能的刺激,集中体现了时代的颓废症。这使尼采深感压抑,渐渐产生对抗心理,最终二人决裂。

    1869年,尼采二十五岁,在李契尔的推荐下,到巴塞尔大学任古典语言学教授。仅仅两年以后,尼采出版了他的处女作《悲剧的诞生》,这本以全新的眼光研究希腊悲剧起源的小册子引起了轰动,既受到热烈的赞扬,也遭到激烈的攻击。在正统语言学界看来,一个语言学家不好好地去琢磨柏拉图古典语言的精妙,却用什么酒神精神批判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全然是荒诞不经。1879年,尼采结束了十年教授生涯,从此开始了他的没有职业、没有家室、没有伴侣的孤独的漂泊生涯。靠着微薄的教员退休金,尼采度过了10年的漫游和创作黄金期。

    1883年,尼采著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部惊世骇俗之作。这本书卖了四十册,送给朋友七册,只有一个人表示感谢,没有人称赞这本书,没有哪位哲人如此孤单过。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提出了“超人”理想。他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不断地自我超越,人也是“一种应该被超越的东西”,尼采的人性观以肯定人的生命本能为前提,以主张人的超越性为归宿。他之所以否定旧道德,正是因为旧道德同时否定了这前提和这归宿。他认为“善恶的创造者首先必须是破坏者,他必须摧毁一切价值观念”。朋友们眼中,这完全是一部怪异的作品,这让尼采倍感孤独。他又开始了漂泊浪迹的生活,他坚持写作,最后将创作的箴言、警句、辞条汇集起来,组成了两个集子《善恶的彼岸》和《道德的谱系》,在书中他呐喊着摧毁旧道德,为超人的道德开拓道路。在1899年,长期不被人理解的尼采由于无法忍受长时间的孤独,在都灵大街上抱着一匹正在受马夫虐待的马的脖子,最终失去了理智。1900年8月25日,这位生不逢时的思想大师与世长辞。在摧毁中创造,在孤独中思考。一颗敏感的心,太早太强烈地感受到了时代潜伏的病痛,发出了痛苦的呼喊。可是,在同时代人听来,却好似疯子的谵语。直到世纪转换,时代更替,潜伏的病痛露到面上,新一代人才从这疯子的谵语中听出了先知的启示。或许对他的理解富有争议,但尼采是现代思想的里程碑和德国散文的巅峰,使人们对过去一直认为理所当然的制度和观念进行了反思。他的思想就像闪电穿透乌云一样穿透了一个时代。

(节选自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有删改)

链接: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1900)德国著名哲学家。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同时也是卓越的诗人和散文家,现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之一。受叔本华哲学影响,提出“权力意志论”、“超人学说”等,尼采猛烈揭露和批判传统的基督教道德和现代理性。尼采哲学所表达的正是现代西方人在传统价值崩溃时代的迷途的痛苦和寻求的渴望。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王洛勇:我只演正面的中国形象

    王洛勇被称为“百老汇华裔第一人”,他因主演百老汇名剧《西贡小姐》而成为西方戏剧界的明星。《亚洲周刊》称,“由于他的表演,百老汇舞台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美国戏剧》则说,“美国应该承认更多像王洛勇这样的亚裔演员,从他身上可以预见中国演员、中国戏剧走向世界已为期不远。”

    王洛勇1958年出生在河南,11岁就离家去湖北十堰的一所戏曲学校学习京剧武生。他每天清晨就开始苦练基本功,摸爬滚打,舞刀弄枪,练就了扎实的表演基本功。1981年,他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4年后以优异的表现留校任教。

    谋得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但王洛勇并不满足。“大学毕业就教书,从理论到理论,总感觉自己有点误人子弟。”他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在一次艺术节活动上,他遇上了一个美国代表团,了解到在美国,一部戏经常能演上七八年,最长的甚至演了30多年。他很不解:是什么样的经典能这样长演不衰?他也因此对百老汇的舞台产生了向往。

    1985年,他去路易斯安那大学学表演。可一到美国,他蹩脚的英语就露出马脚,结果被取消了奖学金。费尽周折,他最终就读美国波士顿大学戏剧表演系。“艰苦、劳累、饿肚子,穷得一文不名。整整好几年都是这么度过的。”王洛勇对记者回忆道。“在异国他乡,我靠的是中国人特有的坚韧不拔,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

在争取《西贡小姐》的表演机会时,舞台监督起初对他的英语水平表示怀疑。王洛勇对他说:“只要我能出现在《西贡小姐》的舞台上,我的英语就一定比台上所有的亚裔演员好。”演出成功后,连《纽约时报》都这样评价:“他清晰的英文吐字,让用母语演出的美国演员感到羞愧。”因为自幼学习京剧,王洛勇的表演功底很扎实。他还深入理解角色,挖掘出人物的深度。美国剧评家说他的表演“强烈控诉了殖民主义对亚洲文化的摧残”,称他“是个有鲜明个性的创造者”。

    “我在美国这么多年,没怎么演过正派人物——胆小的中国人,愚昧的中国人,无理的中国人,自扫门前雪的中国人,这些中国人加在一块儿,就是造成我们被人看不起的原因啊!”

    很长时间里,王洛勇都觉得表演就是表演,和现实生活没有关系,但发生在女儿身上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他的看法,也坚定了他回国发展的念头。

    那是女儿上二年级的时候,王洛勇接她放学。女儿见到爸爸一直闹别扭。经再三询问,孩子才告诉他说:“你总是演傻子,同学们都说我是傻子的女儿!”

    王洛勇这才恍然大悟。在美国电视剧《第三观察》中,他扮演一个生活在中国城里的父亲,女儿得了脑膜炎,他却只是在家里烧香拜佛,害得女儿差点死去。2002年,中央电视台请王洛勇回来演电视剧。听说是正面英雄形象,王洛勇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为了表达对英雄的崇敬,为了孩子,也为了减少内疚之情”。

    王洛勇先后在《生死卧底》《林海雪原》等电视剧中扮演主要角色。他总会对角色加入自己的理解。主演《焦裕禄》,王洛勇先是循着焦裕禄的足迹进行考查,自己经历了一遍对这个模范人物由怀疑到深信不疑的过程。

    因为《简·爱》,王洛勇又重回话剧舞台。这部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2009年开演,如今已演出超过百场,“事实证明,经典永远能够打动人心。”王洛勇自己也被这个结果打动了,“这出戏讲两性之间的自由、平等、相互尊重,它强调女性的独立,女性在选择婚姻时对财产的割舍,这在很大程度上和中国的现实是一致的。王洛勇说,在他的经验里,不论是百老汇还是好莱坞的作品,都一直强调主题先行。

    王洛勇一直想成为一名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文化大使”。于是,他在美国一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传播中国文化;在一些国际文化活动上,他组织昆曲、京剧的演出;在演讲中,他把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同《霸王别姬》,《仲夏夜之梦》同《游园惊梦》,《哈姆雷特》同《赵氏孤儿》相比较。

    “文化工作者对国家有责任,”王洛勇说,“艺术家不为自己的母亲和祖国歌唱,声音就永远没有力量。我以前为祖国做得太少,现在有机会了,在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上,我愿意做一块石头。”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值得感念的岁月

    我入北大,时北大建校将近二十年,我年仅二十五岁。今值北大校庆九十周年,谨追述七十年前在北大时一些往事,以表达我这年逾九旬老校友的一片感念之情。

    我入北大任教,始于1917年底。是年初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我往谒蔡先生于其南菜园上街寓所,以自己所著《究元决疑论》特向蔡先生求教。此文评论古今中外诸子百家,而独推崇印度佛家思想。当我说明来意后,先生回答说:“我过上海时已在《东方杂志》上看过了,很好。”不曾想到先生早已过目,并对这篇如今看来是东拉西扯的文章给予肯定。但更使人出乎意料的是先生随即表示希望我到北大任教。先生说:“我是喜爱哲学的。我此次来北大重点要办好文科。文科中又以哲学系为重点,你就来哲学系讲印度哲学好了。”我不敢承当。蔡先生说了几句话打动了我。抱这种态度再好不过,而我又怎会不愿来学习呢?来北大的事就如此确定下来。

    我到北大后先开“印度哲学”一课,此课自非哲学系重点,但听课者仍不少。后来讲授“儒家哲学”,听课者更多,注册部原安排一院红楼教室容纳不下,于是不得不迁往二院马神庙阶梯教室。此课听讲者约二百人,期末考卷有九十多份,此数即为注册之学生,如冯友兰、朱自清等,是如此得以与我相聚于课堂的。至于其余半数即为自由听讲者:有的来自其他高校,有的来自社会。年轻后辈如我者,听课人尚且不少,如名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先生。由此可见蔡先生兼容并包主张的实施和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浓厚空气,不仅感染北大师生和其他高校的师生,且影响及于社会人士。生活在此种气氛中,怎能不向上奋进呢!

    当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宣传西方文化,提倡科学与民主,而贬抑东方文化,于是“东西文化”常成为谈论的问题。我于教学之外对此时时思考,探究不辍。友人张申府等从中劝阻,或说问题范围太大,难于着手,或说问题尚远,可俟诸来日。我均不以为然。虽然我对新思潮莫逆于心,而且我既非新派,又不属旧派,面对新旧之争,似尽可仍埋首于佛学研究,可是我却感到压迫之严重,以为此问题不可忽略而且急切。盖自鸦片战争以来,随帝国主义势力之入侵,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受到怀疑,似中国之有今日全由于我们的文化。这明明是逼着中国人出一个解决方法。试想,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果真不能与西方文化并存,而要根本绝弃,我们应赶快自觉改革,不要与它同归于尽;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受西方文化压迫,并不足虑,而中国文化终有翻身之日,那也应积极去做,不要再做梦发呆;又如果确如一些人所说,东西文化可以融通调和,那也应弄清调和之必要及调和之道,绝不应消极等待。谁说问题不严重而且急切!

    中国文化问题关系国家命运,民族存亡,怎可轻轻放过,漠不关心?同时北大以及整个社会当时爱国主义精神高涨,人们关心国事,文化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而我又怎能置身事外?就在这种主观要求和客观环境推动下,1919年我首次将个人对此问题研究结果,在课外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作连续多次讲演,介绍给北大同事、同学。1920年又于济南向社会公开报告。后将演讲记录稿加以整理,以讲题为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注意,引来评论不少。可以说这是我向北大、向蔡先生交上的一份考卷,记录了我在校期间学习与研究成绩的高下优劣。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我将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文化加以比较,各给予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以适当位置,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之复兴。于是我也由佛家思想转为儒家思想。1924年为实行自己的办学理想,我向蔡先生辞去教职,从此离开了北大,而北大影响仍留在我心上。我这个根本未曾入过大学之门的人,得以走上大学讲台,就我个人说,只不过因为我钻研了一个冷门——佛学,而从根本上说,则是由于蔡先生实行兼容并包的主张,是由于蔡先生对后学的关心与爱护。

(节选自《梁漱溟自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儒学能够把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实际日常生活都打理得很妥当。人要想提高一步,提高到儒学这一步正合适,佛学太高了。所以他(梁漱溟)是为了大众放弃佛学,转向研究和推广儒学,这是他自己一个很明确的宣示。(梁培恕《梁漱溟:佛学太高深 救世宜用儒学》)②“你的志愿何在?”如果有人这样问我,那我可以回答:我愿终生为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梁漱溟《言志》)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各题。

季羡林自传(节选)

    我于一九四五年秋,在呆了整整十年之后,从哥廷根到了瑞士,等候机会回国;在瑞士Fribourg住了几个月,于一九四六年春夏之交,经法国马赛和越南西贡,又经香港,回到祖国。先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个夏天和半个秋天。当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津浦铁路中断,我有家难归。当时我已经由恩师陈寅恪先生介绍,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和文学院院长汤锡予(用彤)先生接受,来北大任教。在上海和南京住的时候,我一点收入都没有。我在上海卖了一块从瑞士带回来的自动化的Omega金表。这在当时国内是十分珍贵、万分难得的宝物。但因为受了点骗,只卖了十两黄金。我将此钱的一部分换成了法币,寄回济南家中。家中经济早已破产,靠摆小摊,卖炒花生、香烟、最便宜的糖果之类的东西,勉强糊口。对于此事,我内疚于心久矣。只是阻于战火,被困异域。家中盼我归来,如大旱之望云霓。现在终于历尽千辛万苦回来了,我焉能不首先想到家庭! 家中的双亲——叔父和婶母,妻、儿正在嗷嗷待哺哩。剩下的金子就供我在南京和上海吃饭之用。

    我于一九四六年深秋从上海乘船北上,先到秦皇岛,再转火车,到了一别十一年的故都北京。从山海关到北京的铁路由美军武装守护,尚能通车。到车站去迎接我们的有阴法鲁教授等老朋友。我们终于到了北大的红楼。我暂时被安排在这里住下。按北大当时的规定,国外归来的留学生,不管拿到什么学位,最高只能定为副教授。清华大学没有副教授这个职称,与之相当的是专任讲师。至少要等上几年,看你的教书成绩和学术水平,如够格,即升为正教授。我能进入北大,已感莫大光荣,焉敢再巴蛇吞象有什么非分之想! 第二天,我以副教授的身份晋谒汤用彤先生。汤先生是佛学大师,暗想在他领导下工作是一种幸福。

    我曾多次提到,在印度学领域内,我的兴趣主要在印度古代及中世佛典梵文上,特别是在“混合梵文”上。然而做这样的工作需要大量的专业的专著和杂志。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和梵文研究所图书室是具备这个条件的。在哥廷根十年,我写论文用了上千种专著和杂志,只有一次哥廷根缺书而不得不向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去借,可见其收藏之富。反观我国,虽然典籍之富甲天下,然而,谈到印度学的书刊,则几乎是一片沙漠。这个问题,我在离开欧洲时已经想到了。我的所谓“思想斗争”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开始萌动的。

    我虽少无大志,但一旦由于天赐良机而决心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就像是过河卒子,只能勇往向前,义无反顾。可是我要搞的工作,不是写诗,写小说,只要有灵感就行,我是需要资料的,而在当时来说,只有欧洲有。而我现在又必须回国,顾彼失此,顾此失彼,“我之进退,实为狼狈”。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余,想到祖国在灾难中,在空前的灾难中,我又是亲老、家贫、子幼。如果不回去,我就是一个毫无良心的、失掉了人性的人。如果回去,则我的学术前途将付诸东流。最后我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先接受由Haloun先生介绍的英国剑桥大学的聘约,等到回国后把家庭问题处理妥善了以后,再返回欧洲,从事我的学术研究。这实在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想出来的一个办法。

    一回到祖国,特别是在一九四七年暑假乘飞机返回已经离开十二年的济南以后,看到了家庭中的真实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我立即忍痛决定,不再返回欧洲。我不是一个失掉天良的人,我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必须承担起来。我写信给Haloun 教授,告诉了他我的决定,他回信表示理解和惋惜。有关欧洲的“思想斗争”,就这样结束了。

    然而新的“思想斗争”又随之而起。我既然下定决心,终生从事

    研究工作,我的处境已如京剧戏言中所说的:“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研究必有对象,可是我最心爱的对象印度古代混合梵文已经渺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及了。新的对象在哪里呢? 我的兴趣一向驳杂,对好多学问,我都有兴趣。这更增加了选择的困难。只因有了困难,才产生了“思想斗争”。这个掂一掂,那个称一称,久久不能决定。我必须考虑两个条件:一个是不能离开印度,一个是国内现成的资料不够充足。离开了印度,则我十年所学都成了无用之物。资料不够充足,研究仍会遇到困难。我的考虑或者我的“思想斗争”,都必须围绕着这两个条件转。当时我初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对时间的珍惜远远比不上现在。“斗争”没有结果,就暂时先放一放吧。

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于敏:愿将一生献宏谋

陈海波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青少年时代历经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在那屈辱的年代里,于敏看到的是“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的国殇。喜欢读唐诗宋词、历史演义的于敏,崇拜诸葛亮运筹帷幄的智慧,向往其鞠躬尽瘁的精神,倾慕岳飞的精忠报国。

    1941年,在耀华中学读高三的于敏遇到了两位恩师,深受启发。语文老师王守惠讲解古诗文时,必会把每一篇作品置于一个大的时空中,将写作背景、文学渊源和价值以及作者的家事讲得透彻明了。数学老师赵博研讲课时喜欢讲授数学题的各种解法以及不同解法的来由。

    1951年,于敏研究生毕业后,受到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器重,调入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当时,国内没人懂原子核理论。不过,他很快就掌握了国际原子核物理的发展情况和研究焦点,对原子核物理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站在了国际前沿。后来,钱三强告诉于敏,决定让他作为副组长领导“轻核理论组”。于敏虽然当时的原子核理论研究正处于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关键时期,但他忘不了“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带给他的惨痛记忆,毅然走上了氢弹等核武器研制的道路。

    1960年到1965年初,“轻核理论组”在于敏等人的带领下,对氢弹原理和结构做了初步探索,并解决了一系列热核材料燃烧的应用问题,产生了六十多篇论文,但均作为秘密文件保存。1965年9月底,于敏率领研究人员赶在国庆节前夕奔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利用该所假期间空出的J501计算机完成了加强型原子弹的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当氢弹原理的方案传到北京后,邓稼先第二天即飞到上海,听完于敏的汇报后十分兴奋,请大家吃了一顿螃蟹。该原理一突破,大家斗志昂扬,恨不得立马就造出氢弹。但是,氢弹原理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检验。接下来的一年,于敏他们忙于氢弹原理试验准备工作。次年12月,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于敏看着蘑菇云翻滚而上,仍不觉得圆满,直至听到测试队报来的测试结果时,才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完全一样!”1967年6月17日,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爆炸成功后,氢弹需根据实战降低过早“点火”几率等作了优化设计,并定型为我国第一代和武器并装备部队。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并不接受。“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他说。

    1986年,于敏对世界核武器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认为美国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全面禁止核试验。于是向邓稼先建议上书中央,希望加快热核试验进程。果不其然,1992年,美国提出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谈判。1996年,全面禁核试条约签署。那次上书为我国争取了10年的热核试验时间。因此,于敏又被视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战略家。

    于敏毕生信奉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种“宁静”使于敏在子女的记忆中是失声的。儿子对父亲的唯一记忆就是一个字:忙。女儿总算找到了一个“声音”,听着很好笑:有一天,小于元淘气跑进爸爸房间,听到他正对别人说ρ(音近“肉”),高兴地跑出来对妈妈说:“今天有肉吃了!”

    于敏倾慕文天祥的威武不屈。“文革”期间,于敏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但他无悔:“如果我说假话,我可以轻松过关,但我经受不了历史和真理的考验。我宁愿现在挨整,绝不说对不起历史的话,不说违背真理的话。”

    于敏,在这个世上大多“沉默无闻”,但他从未抛弃“献宏谋”的一片丹心。

(摘自《光明日报》2015年1月10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与往年科技奖励大会上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致辞不同,于敏没有做获奖答词。因为他始终认为,我国氢弹等核武器事业的成就,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最初他都不同意自己报名评奖,说要把机会留给更年轻的人。(陈海波叶乐峰《2014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速写》)②在氢弹的理论探索中,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克服重重困难,自主研发,解决了氢弹研制中的一系列基础问题。他一生只有两次公开露面,一次是1999年,国家为两弹一星元勋授奖;另外一次是2015年1月9日,国家最高科技奖颁奖。(百度百科)③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晚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感动中国颁奖词)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先生谢幕航天日  英魂长笑苍穹中

    2019年4月24日是中国第四个航天日。从“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到月球探测,中国航天人在浩瀚苍穹铸就了壮丽的中国风景。四年前的今天,举国同庆首个“中国航天日”。而病榻上,一位航天老人静静地仰望着窗外的蓝天,唯有痴迷的目光和翕动的唇角吐露出内心的深情。这是最后的仰望吗?

    96岁,漫长而又短暂。航天强国的梦想,就像穿越一个世纪的火焰燃烧了他全部的生命。2016年4月24日21时10分。这位心怀童真、慈祥和蔼的老人平静安详地走完了他的生命旅程,带着一如婴孩般的微笑。他,就是我国航天事业和航天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著名飞行力学专家、教育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工业大学教授陈士橹。

    为航天而生,为航天而去。陈士橹,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鲜红党旗下,他把信念、忠诚与热爱洒满祖国的万里长空。

(摘编自人民网《陈土橹:先生谢幕航天日 英魂长笑苍穹中》)

筑梦航天,拓路苍穹

    1920年9月24日,陈士橹出生于浙江东阳一个普通的耕读之家,少年陈士橹目睹了当时国家有国无防、科技和工业落后、爱尽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情景。“这些经历,成为我选择航空航天作为终生事业的初衷。”陈士橹曾不止一次这样说。

    1945年6月,25岁的陈士橹以专业排名第一的成绩毕业于西南联大,之后留校任助教。后来他又先后在清华大学航空系、交通大学航空系、华东航空学院任教,为实现自己“航空救国”的抱负不断努力着。

    1956年,陈士橹被派往莫斯科航空学院进修。莫斯科寒冷的气候导致陈士橹关节炎发作,他强忍着疼痛,废寝忘食、刻苦钻研,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了需要三年多才能完成的副博士学位论文,成为该校史上第一位获得副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也是1956年教育部选派的100名进修教师中最快拿到学位的人。他创建的简捷计算机动飞行的气动性能新方法,被专家称为“陈氏机动飞行算法”,获得了导师的高度评价。

    留学归来的陈士橹随华东航空学院西迁来到西安,自此在祖国的西部大地扎下了根,受命创建西北工业大学宇航工程系,开创了我国宇航工程科技教育的先河。

(摘编自光明网《陈土橹院士:剑指苍穹 耕天探月》)

治学严谨,精益求精

陈老师治学严谨,不允许敷衍塞责、马虎大意,敢于直言不讳。记得师兄南英告诉我,陈老师有两次当众批评过人。第一次,是在1987年的一次硕士生论文答辩会上,陈老师发现一名研究生的学术论文有些问题,曲线图有的坐标没有标注,有的物理变量没有标注单位,让人读起来费解,于是当场指出,连坐在答辩现场的指导老师也一起批评,他说:“做学术不能这么不严谨,你们今后是要为国家的航天事业负责任的!”第二次,是在1988年的全国飞行力学学术会议上,一位工程界的资深专家作学术报告时,出现了一些差错,公式推导也有些乱,更严重的是他的报告中自己原创的内容较少,学术价值不高。陈老师听后,毫不客气地对他说:“学术报告不能这么做呀,学术报告一定要有原创性!”

    陈老师就是这样,在学术上精益求精。对此,我也深有体会。

(摘编自王志刚(今生的幸运——怀念我的导师陈士櫓老师》)

春风化雨,桃李葱茏

一代宗师居长安,耄耋美名天下传:桃李芳菲遍华夏,著述等身满飞船。

    陈士穭是新中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他最看重的是学生的研究潜质和创新思维,而对博士生学位课程的考试成绩并不十分在意。他要求研究生在做学问或论文选题时,既要体现本学科发展的最新水平,开拓交叉学科的前沿阵地,又要紧密结合国家工程实际,勇于承担重大科研课题。他总是和大家一起讨论,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见解,尊重学生的意见,注意培养良好的学术氛围。

    数十年来,陈士櫓培养了飞行力学博士、硕士56名,其中包括我国自行培养的飞行力学专业第一、第二位博士和博士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已成为我国航天和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栋梁。

    “毕生耕耘志在航天谱写华章,潜心治学厚德载物后世楷模。”西工大人文与经法学院党委书记鲁卫平如是敬挽陈老。

    一个世纪的上下求索,陈士穭院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摘编自《人民日报》《陈士櫓:星斗其志 毕生不移》)

返回首页

试题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