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风飘散

朱以撒

已经好久没有听到寒山寺的钟声了。可是，那首由钟声重新诠释的流行歌曲，却唱遍了大街小巷。曾经有一些日本朋友读了张继的《枫桥夜泊》而不胜怀想，特意远道来寒山寺，为的就是听一听这具有穿透时空力量的声响。这首诗也一次又一次地成为我行草挥洒的内容，只要内心有些微妙感受，手上状态马上会显示出来。一首诗能流传如此之广，张继应该知足了。后来，我在翻动唐人诗章时，觉得元稹的《春晓》另有一种滋味。它带有一种朦胧的幽幽感伤，使人读罢顿时升起惋惜之情：“半欲天明半未明，醉闻花气睡闻莺。狪儿撼起钟声动，二十年前晓寺情。”明摆着，这已经远去的爱情是没有结果的，只有思念回味的份儿，字里行间弥漫起一种悲剧的格调。尤其是元稹将时间处理在天明未明之际，那时的钟声会是怎样地揪人心弦呢?我们更是可以感叹爱之迷惘：有多少情感随风飘散呀!

钟，当它作为祭器的时候，庙堂气色是十分浓郁的。它实际上是一种道具，镶上神话的片段，借助神话营造气氛。小时候进古刹，见到比人庞大得多的古钟赫然悬于梁上，便蹑手蹑脚绕道而过。一方面畏惧它的森严，另一方面则担心万一落下来可如何是好。我读小学时，学校还没有先进到使用电铃，是用一个铮亮的小铜钟来召唤学生的。或长或短的声响，在空中飘荡出悠扬，煞是悦耳。在这样的钟声里，我度过了小学的六个年头，有时也趁老师不留意，偷偷解开绳子，学着《地道战》中那位老村长，摆个架式，胡乱敲打几下，只可惜声响全无章法。现在我上课的几个学校，一律使用电铃，声响极为急遽刺耳。上课前响，搅得心烦意乱诗意全无；下课时响，又急急如律令，催促学生手忙脚乱不迭，仓惶收笔墨离去，一点也不抒情。记忆中的那种斯文闲雅已经荡然无存。好在学生都习以为常了，倘若真有好事者弄口古钟来敲打，那些听惯了现代铃声响的人，还能接受这一古董的召唤么?

后来我有机会走进几处古刹，与长老们聊天，互赠一些书法作品。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钟声飘散里，长老们笔下已经修炼得没有多少烟火气息了，这不禁使我又一次悟出弘一法师笔下的清空和圆融。每一响钟声都有灵性，在这灵性的聚散中，他们随缘顺便地品味生活和体验生命，在整个流程中真诚地体验。有多少生命在钟声里随风逝去，又有多少钟声在不时地警策着生命!在台湾的佛光山住下来，一个很有节律的时间意蕴就明显地给予我们提示，那金属的声音是一种感召，好像是源于内心深处的音乐，生动地在晓、晨、晚、暮、夜几个时间段上给人以警示，涓涓细流浸漫渗透，在漫长岁月中产生着无形的影响，在寺院小住的日子里，会比平素更感清静寂寥，也比平日更能谛听到时光流走的足音，从而在心灵上为洪亮的钟声所震撼。对于这些诚心事佛的比丘、比丘尼，我们能够武断地认为他们在青灯黄卷之下浪费生命么?能够指责彼岸的虚无么?我们不能，因为在钟声的涵盖里，就不断地产生过大彻大悟的智者，那种玄奥的意味、澄净的胸怀，通常有超越性的美的意蕴。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少男少女，矢志不悔地以青春的代价来换取钟声的昭示了。

这么说来，钟声就远不止于实用。早年我读王勃的《滕王阁序》，见“钟鸣鼎食之家”，甚是歆羡有家族如此庞大，连开饭都要举行个仪式。其实这只是外在形式，意在营造一个氛围给外人看罢了。古人说过“钟磐清心”，这才是首要的。在唐人诗中徜徉，钟声的梵意禅思特别明显，而我的老家离一处千年古刹不远，撞击下的钟声隐约可闻，尤其是“天阶夜色凉如水”的时候，钟声传来，周遭阗然，尘嚣渐远，你捕捉着余响逐渐在夜幕中扩散乃至浑然无声，不禁心清如洗，空灵悠远，与无限之大的世界浑然一体。钟声，要比其他在空间形式上的振荡声响更为高远清寒。唐人喜欢用“寒”“冷”“凉”来形容，可见品味出了幽微之妙。当然，禅院的钟声与学校的钟声意味有本质之别，禅院的钟声带有一股浓浓的殉道气息，向僧徒们传达出否定现实世界的意象，使人世间那些深奥玄妙的道理变得简洁洗练起来，引导着永恒地投入彼岸。倘禅院没有钟声，则缺少开悟顿宕。相似之处在于：钟声犹如点睛妙笔，馨香一动直透灵关，所思所悟就宛然天开了。

古代青铜器文化中，钟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与礼乐如同形影。在《诗经》中的《周南》《唐风》篇中，钟都是与追求欢乐相维系的。钟情和谐，也许这更通俗地切入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主题。从这一点延伸，我似乎能够理解那么多外国人远道而来这个古老的国度，祈望亲手撞击、亲耳倾听这随风飘散的声响的个中缘由了。

屠呦呦与青蒿素

    2015年10月5日，从瑞典斯德哥尔摩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理由是她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屠呦呦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10月6日上午，一直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屠呦呦终于把记者请进家门，一再强调“也没什么好讲的”，她还通过央视发表自己获奖感言，她说，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获得诺贝尔奖是一项很大的荣誉，青蒿素研究成功是多年研究集体公关的成绩，青蒿素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

    在她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大部分人或许都不知道屠呦呦是何许人，一夜之间她蜚声国内外，而以她为领导的研发小组研制的新型抗疟疾药青蒿素也被大家所熟知。

    屠呦呦1930年12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诗经·小雅》的名句寄托了屠呦呦父母对她的美好期待。她自幼耳闻目睹中药治病的奇特疗效，立志探索它的奥秘。1951年，屠呦呦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选择了当时一般人缺乏兴趣的生药学专业。在专业课程中，她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最感兴趣。大学毕业后，屠呦呦就职于中国中医研究院。那时该院初创，条件艰苦。屠呦呦在设备简陋连基本通风设施都没有的工作环境中，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但她心无旁骛，埋头从事中药研究，取得了许多骄人的成果。其中，研制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是她最杰出的成就。当年轻的屠呦呦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她当然不会意识到，在漫长而曲折的研究“抗疟”的道路上，有一顶金光闪闪的王冠正在等待她来摘取。

    疟疾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世界性流行病。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世界约数10亿人口生活在疟疾流行区，每年约2亿人患疟疾，百余万人被夺去生命。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初，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当时正值美越交战，在越美军因疟疾减员8万多人。美国不惜投入，筛选出20多万种化合物，却未找到理想的抗疟新药。因疟原虫对喹啉类药物已产生抗药性，所以，防治疟疾重新成为各国医药界攻克的目标。继美国之后，英、法、德等国也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寻找有效的新结构类型化合物，但一直未能如愿。我国从1964年重新开始对抗疟新药的研究，从中草药中寻求突破是整个工作的主流，但是，通过对数千种中草药的筛选，却没有任何重要发现。在国内外都处于困境的情况下，1969年，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出任该项目的科研组长。她从整理历代医籍着手，四处走访老中医，搜集建院以来的有关群众来信，编辑了以640方中药为主的《抗疟单验方集》。然而筛选的大量样品，对抗疟均无好的苗头。她并不气馁，经过200多种中药的380多个提取物进行筛选，最后将焦点锁定在青蒿上。但大量实验发现，青蒿的抗疟效果并不理想。她又系统查阅文献，特别注意在历代用药经验中提取药物的方法。当她再一次转向古老中国智慧时，东晋名医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可治“久疟”。琢磨这段记载，她认为很有可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青蒿的有效成分被破坏了。于是她改用乙醇冷浸法，所得青蒿提取物对鼠疟的效价显著提高；接着，用低沸点溶剂提取，效价更高，而且趋于稳定。终于，在经历了190次失败后，青蒿素诞生了。这剂新药对鼠疟、猴疟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

    疟疾，一个肆意摧残人类生命健康的恶魔，被一位中国的女性科学家制服了。

    屠呦呦，以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在中华科技史上谱写了一部精彩的人生传奇。

    “这一医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发现，每年在全世界，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疟疾患者的生命。在基础生物医学领域，许多重大发现的价值和效益并不在短期内显而易见。但也有少数，它们的诞生对人类健康的改善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是立竿见影的。由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一起研发的抗疟药物青蒿素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是2011年度拉斯克奖的颁奖词。

     2015年的诺贝尔奖虽然有些姗姗来迟，但毕竟是令人庆幸的。当颁奖词的庄严声韵回响在地球上空的时候，各种肤色的人都在向这位耄耋老人表达深深的敬意。

游子吟

侯发山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儿子韦大摇头晃脑地朗读着孟郊的《游子吟》。韦伟心中一动，想起了乡下的母亲，有半个月没有回去看望她老人家了，当即决定回老家一趟。听说可以不学习了，韦大欢呼着跳起来。

    到超市采购了一些水果，他们就开车上路了。车上，妻子凌华不忘辅导儿子，说：“韦大，知道《游子吟》什么意思吗？”韦大从窗外收回目光，摇了摇头。“《游子吟》，这是一首母爱的颂歌。就是说慈祥的母亲手里拿着针线……”凌华一张嘴就卡壳了。她没有做过针线活，也不会做针线活，怎么去讲这首古诗呢？

    果然，韦大天真地问道：“妈妈，什么是针线啊？”

    “儿子，回到老家我给你讲啊。”韦伟开着车，不容分心。

    看到韦伟一家子回来了，母亲既感到意外又感到高兴。

    韦大给奶奶打声招呼就去跟村里的一帮野小子疯去了。

    说了一阵子话，母亲系上围裙，忙着和面擀面条。凌华微微皱了一下眉头：“妈，晚上也吃面条啊？”

    婆婆迟疑了一下，说：“起脚饺子落脚面，是咱这儿的风俗。”韦伟接上话茬给凌华解释道，家里有人外出或者欢送客人，要请上路的人吃饺子，这叫“起脚饺子”，说是饺子的样子像古时的银锞和元宝，希望他（她）出门发财；家人归来或者有客登门，接风的饭必定是面条，这叫“落脚面”，传说面条像绳索，绊住来客的腿，要他多住几天，表示亲热。

    怪不得每次回来都是吃面条，回城时都是吃饺子。原来有这么多讲究，凌华心里感慨着，忙晴了脸，挽起袖子去帮婆婆做饭。

    晚上吃罢饭，母亲坚持自己收拾家务，说还要给韦大洗一洗裤子。韦大出去疯了一下午，裤子弄得脏兮兮的。韦伟知道拗不过母亲，就去休息了。

    临睡前，韦伟就给韦大讲他小时候的事：

    有一天下午放学，他跟村里的几个孩子在路上玩耍。一会儿下河摸螃蟹，一会儿上树逮知了，一会儿山上捉迷藏，一会儿沟里丢手绢……听到大人们的呼喊，他们才发觉天已经黑了。回到家里，他才发现自己的裤子上磨破了好几个洞。第二天咋去上学呢？他就这一条裤子。不到过年，家人是不会给买新的。母亲也没有责怪他，叹了口气说：“这条裤子已经穿了好长时间，早晚要破的……你赶紧吃了饭睡觉，我给你缝。”吃了饭，他就上床睡了。母亲坐在煤油灯下，就着昏暗的灯光，一针一线地缝起来。他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母亲还在煤油灯下佝偻着腰，仔细地缝着……听到父亲吆喝母亲起来做饭，他才睁开眼，看到趴在桌子上瞌睡的母亲醒过来。母亲把裤子撂给他，他发现裤子上的几个洞已经被密密麻麻的针脚缝好了。当时，他咧开嘴巴笑了。要不然，穿个破裤子，小伙伴们还不叫他“叫花子”啊？

讲到这里，韦伟自己也被感动了，鼻子酸酸的，眼角潮潮的。他转脸去看儿子，发现儿子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韦大起床穿衣服时，发觉裤子跟往常不一样，“哇”地一声哭起来。伤心又委屈。

    母亲揉了揉红肿的眼睛，尴尬万分地说：“嗨，奶奶不中用了，眼花了，多年不拿针了，缝得不好……乖乖，别哭！乖乖，别哭！”

    原来，母亲连夜把韦大裤子上的几个窟窿全都给缝好了！

    韦伟和凌华知道事情原委，哭笑不得。

    韦伟给母亲解释：“妈，现在城里流行这种有破洞的衣服，叫作‘乞丐服’。裤子买来时，韦大嫌裤子的颜色新，洞不大，凌华找来砂布打磨了好几个晚上呢。”

    “以为你们日子过得艰难，回家拿钱呢……”母亲从口袋里摸出一团零碎的票子，不好意思地说。

看来，要让韦大理解《游子吟》的内涵是很难了。韦伟叹了口气。

（原发《郑州日报》2016年8月6日）

世上从此无真人

    熊十力十六七岁就开始了游学乡间的生活，邻县有一位举人进京会试，购回一些新书，他常去借阅，得以阅读维新派变法的论文与奏章，接受了维新思想。他知道世变日剧，产生了关怀国政时局的冲动。1901年，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熊十力愤然参加武昌新军，组织了黄冈军学界讲习社，积极在新军中宣传革命。他一腔热血，为民族复兴，为革新政治而奔走。

    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胜利，但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篡夺。熊十力对政治很失望。他原来以为，政治革命理当促进道德进化，然而他看到的是，政治是肮脏的交易，道德沦丧，民生凋敝。他深感“革政不如革心”，慨然弃政向学，专门研读儒佛，探讨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努力增进国民的道德，重建民族精神。自此他置身于政治之外，专力做学问。

    熊十力执教于天津南开中学时，与梁漱溟会面，此后二人结下了深厚友谊。经梁漱溟介绍，熊十力到南京内学院师从佛教唯识学大师欧阳竟无，对佛学有了更进一步的专业精研。1922年到北京大学任教，在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中逐步走上了“成一家之言”的道路世上从此无真人熊十力十六七岁就开始了游学乡间的生活世上从此无真人熊十力十六七岁就开始了游学乡间的生活。1926年是熊十力学术生涯中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修订印行的《唯识学概论》，标明他已离开了欧阳竟无的唯识学，而以儒家哲学立场怀疑、批判佛家唯识学，以中国哲学的体用观作为自己立说的基点。1932年，熊十力的哲学代表作《新唯识论》在杭州刊印行世，熊氏哲学体系正式确立起来，“新唯识论”哲学思想体系建构宏伟，富有创发。佛学界立即对熊著展开了严厉批评，他以“吾爱吾师，尤爱真理”的信念对待师友们的批判，并一一进行反驳。

    抗战胜利后，熊十力回到武汉。他这一生有一个梦，就是由自己来主持一个民间的哲学研究所，可惜经费无从着落。此时，他名气大振，弟子徐复观是国民党高官，蒋介石两次拨款资助他办研究所，都被严词拒绝。徐复观替蒋送给他100万元支票，熊十力盛怒，破口大骂徐复观和蒋介石，声音之大，自后山传到院里。一次，王元化来访，他正在沐浴，招呼王进门，自己赤身坐澡盆之中，与王谈话，一派魏晋风度。哲学家牟宗三记叙与老师熊十力的初见，熊十力“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言谈中，忽一拍桌子，大喊：“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熊十力，眼睛瞪起，“目光清而且锐，前额饱满，口方大，颧骨端正，笑声震屋宇，直从丹田发”。此情此景此人，牟宗三以“真人”二字冠之。

    熊十力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的哲学家。他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上学基础，他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基本思想间架。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熊十力重建儒学本体论，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正是沿着他开创的精神方向和他奠立的基础加以发挥、扩展、深化、扬弃，学界把他们师徒视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中坚。他一生为学，融贯中西，摒弃陈说，绝少依傍，以广阔的文化视野、独具的哲人慧思，提出并力求解决的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为世人开创了一条探寻价值的新路，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正因为如此，熊十力的哲学思想才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观其一生，“以理想滋润生命，以生命护持理想”，对传统文化深挚的爱，使他虽长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饱受贫困，仍以忧乐圆融的情怀，肩负起振兴中华文化的责任。

（摘编自郭齐勇《熊十力传》）

相关链接：①熊十力（1885-1968），湖北省黄冈县人。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教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其学说影响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摘自《辞海》第六版）②与先生结识四十余年，由于先生与我彼此性格不同，虽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但在治学谈学上却难契合无间。先生著作甚富，每出一书我必先睹，我读之，深深叹服。（摘自梁漱溟《忆熊十力先生》）

堂号

袁炳发

    听母亲讲，我们家从山东东平闯关东落户黑龙江时，发生过一件事。

    当时父辈兄弟三人投奔同乡至黑龙江苇子沟，立足未稳，即遭遇水灾，全镇子人陷入困顿，几乎家家缺吃少穿。

    一天深夜，我家邻居、造纸厂的会计张爷，突然被鸡叫声惊醒，以为黄鼠狼又来吃鸡，便手拎棍棒冲出门。

    冲出门的张爷，月色之下定睛一看，哪是什么黄鼠狼，是一窃贼在鸡窝行窃。此时窃贼也听见门外的动静，慌乱中丢物而逃。张爷将其所遗之物拿进屋中，亮灯一看，是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张爷家两只芦花母鸡。

    张爷把母鸡放出之后，凑近灯下看布袋子，发现上面印着三个大字“敦本堂”。张爷想起，前些日子我大伯去他家借一斗玉米，用的正是这个袋子！

    当时听母亲讲这件事时，我还小，对“敦本堂”三个字不甚明白。上小学一年级后，父亲告诉我，“敦本堂”是我们这一支袁氏的堂号。那时候，家族堂号是一个标识或者说符号，更是一个家族自我建设的动力，也就是家风和对外立身的信誉。

    翌日一早，张爷拿着空袋子来到我们家，也不说话，将空袋子掷于地上，瞥我大伯一眼，鼻子哼了一声，扭头走了。

    我大伯见状，傻眼了，马上让我父亲去看下自家的布袋子在不在。

    当我父亲告诉大伯，我们家的布袋子的确不在了时，我大伯当时就哭了，说：“这人丢不起呀！”

    我父亲说：“丢什么人，又不是我们干的，袋子是让人偷走了。”

    我大伯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呀？咱们百口难辩！”

    我大伯哭得很伤心，感觉对不起老祖宗，没有保护好家族名声。说着，就安排我父亲和叔叔收拾东西，回山东老家东平去，不在此处丢人现眼了。

    我父亲急了：“我们是敦厚本分之家，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受冤屈。”父亲掉头出去了。

    父亲要把这件事调查明白！

    事件发生时，正是阴历九月初，早晚有霜冻。夜间野兽出洞都会留下足迹，人畜如果晚间出来，踩出的痕迹也会像石膏一样凝住。我父亲在路上仔细查看，循着一趟可疑的足迹追出镇子，一追就是十几里地，追到了另一个屯子。那天半夜时分，我父亲带着两个人回来了，一个中年男人，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三人直奔张爷家。

    原来，偷鸡的是那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中年人是他的父亲，一起过来赔罪来了。

    这件事的结果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出来，我们家和张爷家的嫌隙弥合了。这件事的发生，非但没有给我们家族抹黑，反而赢得了许多好名声，苇子沟的人一下子就接受了我们家。

    我们家以敦厚本分立家，赢得了远近邻居的信任。这件事之后，张爷在造纸厂的厂长面前，极力举荐大伯哥仨到纸厂上班。

    哥仨到纸厂上班后，专选苦脏累给钱多的活干，两三年间，就挣得一份不错的家业。而且，当时从山东来时，只有大伯一人娶亲，经过几年打拼，我父亲和叔叔每人都娶了一位好姑娘。就这样，我们家不仅没有退回到老家山东，倒是深深扎根在黑龙江了。

    扎根之后，大伯在正堂的一张桌子上，把祖辈牌位供上，并把堂号“敦本堂”三个字的横幅挂于牌位上方的墙上。

    几年后，“文革”开始，“红卫兵”的“破四旧”将我家的牌位、堂号掷于火堆，焚烧一尽。

    当时，大伯为了保护堂号，和“红卫兵”们厮打起来。结果，大伯的一条腿被“红卫兵”们打伤致残。

    从此，大伯每天都郁郁不乐。几个月后，大伯去了趟县城，家里人不知他去干什么，问他也不作答，只是从他舒坦的面容上，猜测他可能是到县城做了一件大事。

    这个谜，直到大伯去世时才揭开。

    那天，病中的大伯奄奄一息，我大伯母给大伯换寿衣，当大伯母除去大伯身上的旧衣时，我们袁氏家族的大人小孩，都在我大伯的前胸看到了刺上去的三个字——敦本堂。

    大伯母急忙问大伯：“那次你去县城就是刺字去了吗？”

    大伯吃力地点点头之后，长嘘一口气，就咽气了。……

    时隔多年，回想自己为官多年，竟一尘不染，这才猛然惊觉——其实，大伯前胸上的那三个字，早已扎在我心里的最深处了。

（选自《安徽文学》2017年第6期）

密林深处

陈德鸿

    枪声是下半夜突然响起的，爆豆般一阵紧似一阵。六爷急忙跑出窝棚，紧张地向响枪的砬嘴岭方向张望。一个多小时后，枪声渐渐弱了下去。六爷叹口气，牛大完了。

    牛大是砬嘴岭胡子的头儿，手下有胡二等六十多个弟兄。六爷想把牛大这伙人拉过来，但牛大对六爷说，你给杨司令捎个话，请他放心，我们肯定不祸害老百姓，但也绝不会投了小日本。

    六爷回窝棚里抽了袋烟，刚想躺下，远处突然又响起了零星的枪声，断断续续的，竟然朝着六爷的住处飘来。

    六爷心里“咯噔”一下，刚冲出门，影影绰绰地便见七八个人向这里跑来。

    谁？六爷大声问。是我，六爷，我是胡二。话音未落，一群人已经奔到了近前。

    六爷看着气喘吁吁、满脸汗水的胡二，忙问，出事了？小鬼子……小鬼子偷袭了砬嘴岭，大当家的他们都没了。胡二喘了一会儿，流着泪说，统共就跑出我们几个。胡二擦了把脸说，按眼下这情况，我们只有投抗联了。这个？六爷刚想说什么，随着一阵枪响，有子弹落在了附近。几个人立刻散开，开始还击。

    胡二把六爷拽到一棵大树后面，颤声说，六爷，我知道你和杨司令有联系，快带我们走吧，鬼子跟屁股就上来了呀！

    六爷来不及细想，使劲拍了拍胡二的肩膀说，马上跟我走。六爷带着八个人在山里七拐八拐，快天黑时，终于摆脱了鬼子的追击，进到了一处抗联的密营——一处窝棚。

    胡二和几个人好奇地打量着空荡荡的密营，脸上满是失望。六爷说，这个密营是安置伤员用的，战士们不在这里。哦。胡二点点头，跑了一天，我们的肚子早瘪了，有没有啥吃的？六爷笼着火，不长时间，便把二十多个土豆烧熟了，又找出两个大碗，倒上了酒。看六爷熟练地操持这一切，几个人都睁大了眼睛，一个人忍不住问，这里面生火，外面不会看到烟？

    看到还行？六爷愣了一下，你这口音可挺怪的，不是这边人吧？胡二忙接过话来，对，对，他不是咱们这边的人，是山东的。

    是山东哪儿的？六爷问。是山东，山东沧州人。胡二说。

    对，是山东沧州，那儿练武的人多。那个人忙接过话来。好，好。六爷笑了，不管哪儿人，打鬼子的就是好人。

    没想到，吃饭时，不论六爷如何劝，这几个人就是不喝酒。

    六爷说，咱晚上就睡这木炕上，连个盖的都没有，冻出病明天还咋赶路？胡二问，六爷，咱啥时能找到杨司令啊？快了，再翻几座山就到了。六爷说，要是你们中有一个病了啥的，耽误了时间，杨司令他们兴许就转移到别处了。那个沧州人朝胡二点点头，胡二说，既然六爷这么说，那咱们就喝点儿，好好睡一觉。

    快半夜时，六爷迷迷糊糊刚睡着，突然被一阵叽里咕噜的梦话惊醒了，他的心猛地哆嗦了一下，再想细听，那个山东沧州人却使劲地咳嗽了几声，爬起来，在墙角哗哗地撒起尿来。

    六爷再也没有了睡意。

    天刚亮，六爷便带着几个人上路了。正是初冬时节，光秃秃的树林了无生机，快中午时，天空开始飘起了雪花。

    胡二看了看阴沉的天空，有些急了，问六爷，还有多远啊？快了。六爷指着山下一片望不到边的荒草甸子说，咱们穿过这个大甸子，再翻两座山就到了。

    胡二向山下看了看，脸白了，我知道那甸子，那是片沼泽地，往里陷人，好像没人走过啊！

    没人走过？六爷撇撇嘴，我找杨司令就经常走，里面有条密道。胡二看了那个沧州人一眼，有些为难地挠了挠头。六爷说，不走甸子也行。眼见着这雪越下越大，等咱们赶到了杨司令的驻地，怕是他又走了，可就不好找了。这……这。胡二的脑门上冒出汗来，他焦急地看着那个沧州人，沧州人瞪了他一下，指了指山下。胡二忙点点头，对六爷说，那就走大甸子吧，我们也想早点见到杨司令。六爷长舒了一口气，带着八个人，向山下千百年来从没人走过的大甸子走去……日本关东军史载：昭和十二年11月，关东军小野暗杀队执行任务时，在大黑山一带失踪。当地县志载：抗联交通员郑大力同志于1937年初冬失踪；郑大力，男，河北沧州人……